政府管制失败的案例

政府管制失败的案例（精选6篇）

篇1：政府管制失败的案例

从政策系统观看我国的计生政策

——基于南方某县计生政策失败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描述

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199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的落后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行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为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为10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考虑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为了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地调动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作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该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了计划生育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当地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把超生计划当作一种创收的途径，为了多来钱，对超生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对超生予以暗中鼓励。

二、背景透视

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及政策效果

全国城乡自1971年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至今已有36年的历史。从最初较为宽松的“晚、稀、少”政策，到1980年紧缩的“一胎化”政策，在到1988年在农村开小口的“一孩半”政策，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宽松的生育政策阶段（1971-1980年初秋）；第二阶段是紧缩的生育政策和不断调整照顾生育二孩比例阶段（1980秋-1988年8月），从全国城乡只能胜一个孩子调整到大部分省、自治区农村一女户可以照顾再生一个，少部分省、自治区农村生二孩，五个省、直辖市城乡仍然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宽松、紧缩、较紧”。[1]（p1）

从政策执行的效果来看，第一阶段生育政策及其执行效果好，政策成本少，人口控制好，生育率下降很快，政策执行难度小，社会和谐；第二阶段的生育政策及其执行效果差，政策成本较大，人口控制效果差，生育率没有下降而是波浪式起伏，政策执行难度大，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出现了性别比失调，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第三阶段的人口控制效果较明显，生育率开始缓慢持续下降，执行难度降低，但是成本增加极快，性别比失调和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人口素质出现逆淘汰，政策不公平，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仍然存在。[1]（p137）

2、现阶段影响我国生育政策有效执行的主要阻力因素

本文分析认为，现阶段影响我国生育政策有效执行的阻力因素只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我国的育龄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育龄群众，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生育意愿并未完全转化；二，计划生育政策——不论是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还是二孩政策，都以牺牲群众的小家庭利益为代价，与众多政策目标群体的生育意愿存在差距；三，由于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性，在基层农村的政策具体执行过程中，执行措施的不合理、执行手段的单一僵化、执行人员的素质低下等，仍然影响着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三、理论分析

本文分析将就此案例具体分析导致计划生育政策措施未能有效执行的原因：

1、上下级政策目标的偏差导致政策执行的方向性错误

政策目标是指有关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为了解决有关公共政策问题而采取的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指标和效果。公共政策的元目标一般包括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国家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在于“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而本案例中该县新任领导班子的政策目标是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的帽子。针对此目标采取的对策是对违规生育人员进行高额罚款。这项政策更多注重了工作效率而忽视了政策的公平。同时，为了解决基层计划生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调动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该政策还规定罚款所得乡镇两级各提成30%。这项规定使得，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计生罚款不仅仅是约束性政策，更成为了村镇增加财政收入的合法有效的手段。政策目标在此层级再次发生严重偏差。两次政策目标的偏差导致政策执行的方向性错误，使得政策执行得越有效，离原定政策目标越远。

2、政策问题构建错误导致政策执行的偏差

政策问题的性质、政策对象行为的多样性、政策对象人数及其行为需要调试量，都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有效执行。生于政策属于复杂的问题，所涉及的目标团体人数众多、对象复杂，加上人们因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形成了一套行为定向和模式，更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难度。因此对于计生政策问题的构建，目标团体行为必须调试量越小越好，从而尽量减少人们的抵制与冲突。

本案例中对超生第一胎或更多胎都采取严厉的罚款惩罚，不符合国家提倡的“只松不紧”的计划生育政策倾向，也违背了大多数群众的意愿，无法得到被执行者的拥护与认同；第二，本案例中计生政策采取单一的行政手段——高额的罚款，缺乏有效的约束力，甚至在农民中产生“用罚款购买计划生育指标”的错误认知，动摇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第三，允许村镇两级从罚款中提成，无疑对基层干部起到一定的诱导作用，计划生育给他们带来了实惠，他们怎么会积极制止这种行为呢？甚至此规定更可能进一步增加计生执行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失去政策的公平性。

3、政策执行者的素质不高，其行为与原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政策执行主体是指负责组织落实公共政策的人员或组织。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主体为各级计划生育工作者，以及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其他人员，村妇女主任和村长、书记，主要是靠乡镇、街道和村（居）计划生育工作者。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做人的思想的工作。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可、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必备的素质。本案例中，政策执行者的素质不高，不仅对计生工作的精神实质缺乏深刻理解，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甚至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将计生政策等同于罚款政策，将超生罚款当作创收的途径，对超生现象不予制止，甚至暗中鼓励，这与政策制定主体的原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导致无法较为理想地实现政策目标。

4、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对象之间的沟通不畅造成政策双方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政策对象的利益取向、文化心理因素和文化教育程度等对政策执行有重要影响。计生工作的政策对象是城市、农村的广大育龄群众。他们，尤其是农村育龄群众受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使得他们对违规生育行为产生一种社区价值认同和支持力。再加上计生政策本身对政策对象的利益具有侵害性，更使得政策对象对计生政策缺乏足够的理解和认同度。在此情况下，政策执行者只采取单一的强制性行政措施遏制生育，政策宣传、解释工作不到位，更造成政策双方对计生政策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理解，政策对象甚至对此产生抵触情绪。

四、对策与思考

1、逐步缩小目标团体的范围，生育政策向只松不紧的方向进行微调

生育政策本身可行与否是决定政策执行成败的关键因素。生育政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话题，其任何较大变化都会引起生育行为的波动，并对生育工作者产生巨大压力。具体的调整方案可以是：执行国家照顾生育二孩政策，即农村一女户可以照顾再生一个。凡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另一方是非计划外出生的，可生育两个孩子。待时机成熟，可在全县普遍实行“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但夫妻双方是属于计划外生育的则只能生育一孩。

采取这一调整的理由如下：第一，从可行性角度来看，我国生育政策的三个阶段的实践证明，宽松的生育政策的目标团体较小，与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契合度更高，所遇阻力与压力更小，从而比严厉的生育政策更能取得好的执行效果；第二，从必要性角度来看，人口多一点有利于改善人口的结构问题。据研究，“二孩加间隔”政策对于解决性别比例失调、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有积极的影响。人口多并不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关键是要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合理的人口结构。所以生育率并不能成为评价计生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2、计生政策的执行要从行政强制为主转向多种手段相结合

强制性行政手段虽然在“大政府”的计划经济时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并不符合当代政府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方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绝不是计生工作的长久之计。因此，计生政策的执行手段要从行政强制为主转向多种手段相结合的转型成为必然。多种手段相结合是指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要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技术手段相结合。要从基本依靠强制性行政手段转变以宣传教育为主，通过大众传媒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面向基层、面向家庭、面向群众的经常性宣传轰动，树立起农村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家庭观和养老观；要逐步把计划生育工作从行政化转向法制化，依法办事，以法强制规范人们的生育行为，而不仅是罚款了事；要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精神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只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综合治理要求的工作机制，计划生育工作才能长期、持续、有效地开展下去。

3、建立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加大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持力度

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生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工作利益导向机制，通过采取对计划生育户提供小额贷款、项目优先、科学扶持、政策优惠等措施，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要把这项政策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在制度上、法律上给予保障，解决受“养儿防老”思想影响的农村群众的后顾之忧。国家计生委和各基层单位还要继续加大“关爱女孩”工程，提高农村女孩的成才机会和可能性，改变农民追求生男的心理压力和价值认同，建立起“生男生女都一样” 的示范作用，从而能动地促进和加快新旧文化的更新和转换。

4、建立起注重服务质量的全面的计划生育考核机制

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执行质量不能单纯以人口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标准。其考核重点要转变到为群众服务的质量方面，如宣传是否到位，群众掌握计划生育技术、法律知识的知晓率，对群众上环、结扎后是否上门随访的服务率，群众对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率，依法行政率等方面。要强调计划生育 “以人为本”的优质服务。考核和评估各部门配合情况、领导干部重视计生工作程度和经费是否到位，计生干部自身掌握政策程度，群众对计生工作的满意程度为主，当然人口的指标完成情况也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在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的前提下，我们要跳出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圈子，执行手段要多样，要建立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加大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持力度，要建立起注重服务质量的全面的考核机制，这才能从有效地解决农民落后的生育观，从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

四、结语：从系统论视角看我国的计生政策？

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它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使政策系统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对政策系统的考察通常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第一层次分析政策系统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功能。首先，政策的主体系统，包括国家宏观计生政策的决策者，基层计生措施的规划者和执行者对提高政策效力的影响是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政策支持系统合反馈系统的作用。政策信息的交流有利于在政策双方中形成统一的认识，增强相互间的理解。全面的注重复务质量的考核机制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标准。对计生系统考察的第二层次是分析政策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计生政策能够有效执行并较好地达到政策目标，还与生育文化、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有密切的联系。难怪有研究提倡要“跳出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圈子”。如果说对计生工作的就事论事实内部治疗的话，那么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建立起农村的养老保险体制，加快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等外部击破措施，对于从根本上改变农民落后的生育观，从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唐应天.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评估——以江苏省为例.中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1101 [2]宁骚.公共政策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篇2：政府管制失败的案例

四、建议与启示

从上海社保腐败大案暴露出来的触目惊心的社保基金违规操作问题可以看出, 目前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严格的法律制约和绩效审计,因此, 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进行监控和绩效审计刻不容缓。

（一）开展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1、实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绩效审计是完善投资管理体制的需要 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需要遵从以下四个原则:一是专款专用原则, 不能挪作他用。二是安全返回原则, 即运营时必须保证投放的社会保险资金按期如数收回。这是社会保险基金运营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 也是国家对社会保险机构的最低要求。三是保值原则, 即不使基金“含金量”减少的原则。四是争取赢利原则。如果说社会保险的社会效益在于保证劳动者在特殊情况下仍能享有基本生活, 促进社会安定, 那么, 它的经济效益则是尽可能地争取赢利, 使筹措累积起来的社会保险基金大于各项保险金的支出。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是否达到了预期效益和投资效果, 需要通过绩效审计予以客观评价。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通过绩效审计, 可以揭示投资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深层次剖析投资管理体制中的缺陷和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从而不断完善投资管理体制。对建成项目的效益状况予以综合审计评价并与预期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分析产生差距的原因, 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篇3：手机短信业务的政府管制探讨

1 手机短信的性质

手机短信服务是一种在移动网络上传送简短信息的无线应用, 属于移动增值服务中的一种类型, 是电信业务运营商所开展的主要电信业务之一。手机短信主要分为三种: (1) 普通短信息服务, (2) 增强型短信息服务, (3) 多媒体短信息服务。它通过无线控制信道进行传输, 经短信息业务中心完成存储和前转功能。每条短信息的信息量限制为160个英文字符或70个中文字符, 也可用来发送低于140个字节如手机铃声或手机画面的二进制信息。第二代增强型短信息服务可发送文本文字、简单的图形、声音等信息。第三代多媒体短信息服务则不仅文字信息、彩色照片图片、音效, 而且活动视频信息等都能在手机间传递。 目前, 手机短信的发送主要有手机间点对点发送、网站发送和电脑软件发送。网站发送和电脑软件发送因具较强的群发能力, 不良短信多是通过这两种渠道发送出去的, 其中主要是通过电脑软件发送的, 这种方式可在某个号码范围内随机抽取或者全部发送, 短信便可在几秒钟之内发送到数万个用户的手机上。手机短信具有私人通信媒介和大众传媒双重性质: (1) 作为私人通信媒介来说, 短信业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邮政信函的替代品。它实现的是文字的即时通信, 同时还包括图像、声音、照片以及视频短片等形式。而且, 短信息可以立即被发送到你选定的手机上, 接收后还可以长时间保存。 (2)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而言, 手机短信息广播业务是继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四大媒体和互联网之后的第六大媒体, 该媒体拥有独特的传播和收费模式, 并和前五大媒体具有相通、相似、相近之处, 即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其次短信具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是便捷性。短信的发送者和接收者既可以是单体的个人, 也可以是专业的传播机构。同其他媒体相比, 手机比电脑更普及, 比报纸更互动, 比电视更便携, 就信息能够抵达受众的通道来说, 没有比手机更迅捷的了。手机短信的这种传媒功能, 已被新闻业、传统商业、网站等行业所发现并积极运用于其经营过程中, 衍生出手机短信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两个子功能。其次是盲目性与复制性。

2 手机短信滋生的不良现象

正是由于手机短信具有以上所说的便捷性、盲目性与复制性等特质, 加上巨大商业利润诱惑和相关规范的缺位, 手机短信业务中也滋生出许多不良现象如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短信侵犯手机短信业务使用者的合法权益问题。

(1) 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短信群发功能, 向各地手机用户大量发送“手机号码中奖”, “六合彩中奖”等虚假信息, 并告知用户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领取奖品, 而一般用户来不及在这个虚假的“很短时间”内前往领奖, 这时, 诈骗分子则以办理邮寄费、代缴个人所得税等为由, 骗取手机用户的钱财。

(2) 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短信制造谣言。散布某些物品的虚假信息, 以达到不良的促销目的。例如, 在非典时期, 由于板蓝根有一定的防范非典的的功效, 一些经销商为了促销, 蓄意编造并发送“板蓝根具有可以防止非典的功效、市场上的板蓝根脱销了”等内容的短讯, 造成当地市民大量抢购板蓝根, 经销商故意囤积板蓝根并高价出售, 乘机谋取高利。

(3) 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短信散布黄色淫秽短信, 并告知用户进行黄色语音聊天的电话号码, 造成极坏的社会效果。

(4) 某些商家为出售地下六合彩或楼房商铺, 从各种途径获取手机用户的号码后就经常发送销售信息, 影响用户的生活。

3 对短信业务的政府管制

由以上的两类不良现象可以看出, 加强政府对移动增值短讯业务的管制可有效的减少各种不良现象。所以从2004 年开始, 信息产业部开始加大对短信业务的管制力度, 其重心在于规范短信服务。2004年4月和2005年2月先后下发了两个专门的治理意见 , 并于2005年3月13日发布了《电信服务规》, 针对电信服务中的基本问题提出行政规定, 其中的第六个附件即是专门针对短信服务问题。同时, 有关服务质量的管制转向技术标准的领域, 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于2006年7月通过出台《信息产业部关于调整和统一短消息类服务接入代码的通告》来调整和统一短消息类服务接入代码。从政府管制的具体内容来看, 可以根据两类不同现象作出相应的措施。首先对不法分子的行为, 应该加大法律的规制, 可以从以下途径进行管制:

(1) 实行手机号实名制。

应当通过手机卡实名制实现对短信息用户身份的有效掌握。具体办法为:每一位手机用户在新申请号码时, 应当用其本人的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规定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在为用户发送短信息时, 应当将发送端电话号码或者代码一并传送, 使接收的用户能够了解和掌握短信息的来源, 知道短信息的发送者。通过对每一个短信息用户进行身份登记, 一方面可以在有关机关查处有关违法案件时, 提供确定的查处对象;另一方面, 身份的登记也对用户使用短信息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使用户在编写、发送短信息时更加自律。

(2) 政府应尽快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

政府应尽快颁布和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 为手机短信的良性发展创造有利的空间。同时, 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各种渠道, 向广大群众宣传犯罪分子的惯用技俩, 使得用户熟悉不法分子的犯罪手法。提高广大用户的防范意识, 不要在没有充分验证与考虑的情况下就随便相信不明来历的短信的消息, 轻易的上当受骗。同时, 对于不法分子, 政府应适当加重其利用手机作案的的处罚力度, 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

摘要：由于手机所具有的便捷性, 使得手机成为广大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人们在充分享受手机带来的方便与乐趣时, 也同样受到不少困扰, 尤其是短信业务所产生的问题。如何对手机短信业务进行管制与立法成为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门的焦点问题。主要从手机短信性质及其所衍生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建议从几方面进行政府的管制。

篇4：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的完善

一、政府管制与互联网版权的保护

管制,根据其字面意思是指管理、控制,也被人称为规制或监管,最初是作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被人们所知,后来受到法学的广泛关注。美国当代管制学者史普博将管制定义为“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日本学者植草益对管制所下的定义是“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而我国学者曾国安认为管制是“管制者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目的依据既有的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活动进行的限制”。另一学者郭志斌认为政府管制是“直接的、个量上的,它借助有关法律和规章直接作用于企业,规范约束和限制企业行为”。政府管制主要是对市场失灵的补充,以实现公共利益,建立理想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尽管人们对管制所下定义不同,我们不难归纳出管制至少具有这样几个构成要素:管制的主体是政府行政机关(简称政府),通过立法或其他形式管制者被授予管制权;管制的客体是各种经济主体;管制的主要依据和手段是各种法规(或制度),明确规定限制被管制者的什么决策,如何限制以及被管制者违反法规将受到的制裁等等。

有人认为互联网的无中心特点决定了网络空间是一个超越传统国家权力、“无法律、无国界、无法管制”的三无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网络自律联盟的调处来保护互联网版权,维护网络的秩序。而事实上这些手段并未实现互联网版权的有效保护,影响到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威胁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政府有进行互联网版权管制的必要。

二、我国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的现状

(一)我国互联网版权管制立法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复制技术和互联网传播技术对传统的版权保护制度造成强大冲击,传统的版权管制立法已难以满足新技术条件下对版权人的有效保护,我国的版权管制立法顺势作出了积极应对和发展。首先中国政府在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里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人享有的一项权利,而后又加入了WCT和WPPT(即因特网公约),为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作品的运行规则,维护互联网健康秩序,国务院、国家版权局等职能部门陆续出台了互联网版权管制立法,影响力较大的如国务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06年)、公安部和国家版权局的《关于在打击侵犯版权违法犯罪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2006年)、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2008年)、国家版权局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9年)等等,应该说中国互联网版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国际上基本一致,相比美国、欧盟及韩国等版权保护机制完善国家和地区,我国的规定比较粗放,再有公众对于法律内容的知悉度不高,这给执法的操作效能带来一定挑战。

(二)我国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执法现状

互联网版权的侵权行为具有隐蔽、高技术的特点,侵权人通常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侵权服务器往往很分散,甚至设在国外,取证相对困难,对行政执法能力是考验。2005年开始我国政府每年都开展打击互联网环境下盗版侵权的专项治理行动,一定程度上有效改善了互联网传播秩序。但由于我国互联网版权管制工作才起步,缺少经验,所以在具体的执法工作中仍有许多突出的问题。

1. 各执法部门间缺乏有效可行的协作机制,影响执法行动的整体效能。

由于互联网盗版侵权涉及多方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如某网吧从事在线盗版侵权行为,而该网吧又是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黑网吧”,对无证经营的黑网吧按行政管理职权归工商管,版权行政机关无权查处,只能通知工商部门,如果这“黑网吧”还开设在居民楼内,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力进入居民楼内。由此可见,我国对互联网版权的管制呈现部门管理权能交叉重叠的现象,且缺乏有效地协作配合机制,严重削弱了执法的实际效能。

2. 执法人员执法水平有待提高。

一方面,管制手段的单一,大多管理部门存在只重源头审批、事后惩罚,忽视过程管制;另一方面,执法人员专业技能不足,由于互联网版权管理的特殊性,对于管制人员执业要求较高,既要具有相当的互联网技术知识,又要熟悉版权法律知识,二者兼备的专业人员才能胜任其监管职责。而当前我国版权、文化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普遍对互联网技术不够熟悉,信息产业、公安等部门执法人员又欠缺必要的版权法律知识。

3. 执法信息透明度不够。

当前,各地版权执法部门开始借助各种渠道,积极做好相关案件的信息公开工作,望通过对典型互联网侵权案件的公布,起到惩戒和教育作用。但在执法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方面仍有待提高。除了一些大案要案,公众能了解执法的信息,对于一般案件的处理结果,包括侵权产品的处理,公众目前基本无从得知。

4.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

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双轨并行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一大特色,多年来行之有效。但在版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上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即行政处理多,移送司法少,尤其是一些地方应当移送的不移送,以罚代刑的问题比较普遍,从而使侵权成本较低,难以达到打击维权的效果。

三、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的完善

互联网作品领域与其它领域一样,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无处不在,政府有进行管制的合理基础。管制者在进行治理时,既要充分听取不同利益方的需求,更要妥善运用各种手段形成多数人满意的决策;既要在划清公域与私域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公民进行文学艺术自由创作的权益,更要为了自己的职责自觉地维护公共利益;既要利用互联网自由开放的特征放松政府管制实现“无为而治”,更要在必要时强化政府管制实现“有为而治”。

(一)确立政府管制目标

政府确立管制目标很重要,决定了政府管制互联网版权的手段和制定规则内容的选择。互联网以其开放、便捷、交互性的特征吸引了众多创作者和数字作品的拥有者,乐意把自己的作品发布或传播于互联网,这是互联网作品资源能够丰富、满足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原动力,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对互联网版权管制首要目标应为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保障著作权人利益不至因为新的媒体传播而受到影响;其次目标应是保护使用者对作品的便利使用:对于版权人来说,创作出来作品只有尽可能地被传播或使用,作品的价值、权利人的经济利益才会得到充分实现。试想如果一味强调权利的保护,对于作品的使用采取种种限制,许多使用者可能就会想尽各种方法绕“权”而取,版权人利益无从实现,所以只有保障使用者能够方便、经济地使用作品,作品传播的渠道才会真正顺畅;再次,要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政府管制的初衷正好和版权制度的终极目标不谋而合,这样真正能够实现利益的均衡发展,才能实现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

(二)完善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的对策

在互联网版权中的政府管制,应重视互联网作品有别于传统作品的特殊性,构建新型的管制机制。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管制措施过于单调,实质都是侧重于主体管制,如属于互联网版权侵权重灾区的网站和网吧,以市场准入的方式对互联网主体资格进行监管,确保其合法经营从而来保护互联网版权。显然,现行管制措施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具体施行效果不甚理想。因此,笔者认为,国家的管制对象应当由过去的控制经营主体转变到对互联网作品传播过程的管制;管制手段应是多样化的,不仅要约束型也要激励型,不仅要有强制型也要有协商型,也就是说,在政府管制互联网版权时应该体现激励性管制、协商性管制与传统强制性管制的互补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互联网版权的政府管制。

1. 政府成立互联网伦理教育中心,展开互联网道德建设,提高全民尊重互联网版权的素质。

正是由于互联网的隐匿性,使得传统道德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异化,但无论互联网交往如何具有匿名性,其行为主体还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个人,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将决定其互联网交往行为的文明程度。因此,对现实社会的公民进行相关的互联网道德教育,是防止互联网失范行为发生的基本前提。这是一项事前预防工作,更是基础性工作,通过专门教育培育全民尊重版权的价值观。目前的许多中国人连版权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尊重、保护。建立这种价值观,确实得从长远处着眼,从基础教育入手。政府教育部门可以从幼童教育阶段开始,加强不偷不盗的基本道德观念,智慧创造出来的看不见的财产和钱财、实物一样都不可以任意剽窃、偷盗,否则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日本一直致力于教育在版权保护发挥的积极作用,最初只是在大学里面开设知识产权教育课程,后来则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连贯性地开设这种课程,而且到学校里面进行知识产权教育的教师培训以及教材都是由日本政府免费提供的。据介绍,近期日本政府准备把知识产权教育提前至幼儿园开始,用漫画等吸引人的方式培养孩子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在政府成立专门的互联网伦理教育中心,并在该中心的部署下,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互联网道德建设体系,加强版权法教育,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版权观念,合法地善用互联网。这比事后惩罚机制要经济有效的多,比先行宣布将如何处罚非法下载作品的人,然而并没有将保护知识产权的详细规则和非法及合法的定义讲明白,弄得大家无所适从要有效的多。

2. 成立独立的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加强网络版权的保护,促进网络版权的合法有效使用。

要想真正有效保护互联网版权,防止权利不被侵害是最基本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把享有版权的作品有效使用起来,这样版权人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才有投入下一部作品创作的动力,因而促进版权产业的蓬勃发展。另外当前造成互联网版权管制不利的另一原因就是互联网版权管制涉及多个行政机关的职责,而各部门间又缺乏有效可行的协作机制,影响执法活动的整体效能。所以有必要整合我国版权管理各政府职能部门和互联网行业组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资源成立独立的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完整打造互联网版权交易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建立数字版权交易监管平台。保障服务中心建立统一的数字版权交易监管平台,该平台具有四个方面服务功能。第一部分,资源系统。即解决作品属于谁的问题,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平台,使用者或公众能够通过该平台的作品权利信息查询系统方便、快捷地查询到互联网作品的版权人是谁,其联系方式,版权的授权情况,是否通过集体管理组织授权使用,是否已经超过保护期限等等一些版权方面的信息。由于我国版权取得实行完全自动生效保护原则,作品的登记与否与版权的产生无关,一方面版权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对其数字作品进行版权登记,另一方面,作为有政府公信力的交易平台,不仅应包括登记作品,还因包括其它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但未进行登记的数字作品;第二部分,版权登记系统。即通过该平台进行互联网数字作品的版权登记,运用新技术登记数字作品,并按作品类型建立数字识别符号,使后期交易、转让和版权保护具有较好的技术手段;第三部分,版权交易系统,有效解决互联网环境下海量授权难的问题;第四部分,版权保护系统,对有数字识别符号的作品在流通中借用技术手段进行跟踪监控,防范作品被非法复制、传播,当发生侵权行为时方便快速地识别作品权利归属、及时调查取证。2007年4月26日,随着北京数字作品版权登记平台的率先开通运行,各地也纷纷开始效仿。但笔者觉得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保障执法程序的顺畅,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数字版权交易监管平台,不失为一种经济、高效的方法。

其次,是赋予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互联网侵权盗版举报投诉受理和执法职权。现在,如果权利人或公众发现有侵犯互联网版权行为寻求行政保护的途径有三:一是向各地的“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投诉举报;二是直接登录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进行网上举报和投诉,工作人员在接到举报投诉以后,将进行记录,统一转给版权管理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三是直接到各地的版权行政管理机关举报投诉。面对多重的选择,再加上举证难,有时反倒让权利人和公众变得无所适从。相比,笔者认为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更能有效处理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中心可以根据交易监管平台对数字作品的实时跟踪监控优势,及时调查取证,快速应对,所以应赋予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互联网侵权盗版举报投诉受理和执法职权,这是中心有效保障互联网版权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最后,在互联网版权保障服务中心设立“反盗版举报、查处奖励”基金,鼓励、奖励举报和查办侵权盗版案件有功人员,运用激励性管制手段逐步形成权利人自救、公众监督、行政保护的网状互联网版权保护体系,以此探索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管的新型的政府管制机制。

3. 加强与国际合作。

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它使各种信息能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而自由流动,因而政府的管理有所弱化,单靠一国政府在国内采取保护举措恐怕收效甚微。我国加入两个因特网公约为加强中国与国际间合作保护互联网版权迈出了坚实一步,但除了体现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义务,信守国际承诺的态度,表明坚定的立场和决心此之外,作为政府具体应该怎样把这些落实,这是我们政府职责的着重点。中国的很多网站很早就开始努力保护美国、日本、韩国等外国影视作品的版权,当他们从版权代理商手中购买了影视作品的版权后,一般要返回到海外来源国家指定机构对上线作品的版权申请进行认定,但是现在这个审核渠道非常不畅,有时从代理公司购买到虚假版权,苦于无处审核,导致侵权作品上线,中方企业因此随后受到海外版权商的起诉,严重影响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所以作为现代政府,应该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行政职权加强与其它国家合作,积极疏通中国企业对国外各类作品版权和外国使用人对我国各类作品版权的确认途径,既保护了各国著作权人的版权,也维护了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形象,体现服务于民的现代政府形象。近几年我国政府也一直进行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但在这些举措中大多都是被动性,或基于权利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性的主动合作与交流相对还是较少。所以,今后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任重道远。

当前互联网侵权盗版的技术越来越高超,手段也越来越隐蔽,且成系统集团化发展,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它给政府管制乃至依法行政观念和模式带来冲击和变革。单靠一国政府的管制力量去与之抗衡,恐怕不能根本性解决互联网版权保护问题,只有各方联合起来,在政府管制和市场管制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管制和个人自治、行业调处、司法途径相互补充、配合的多轨保护模式。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保护版权”的意识,一起编织起打击互联网侵权盗版的密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迎来互联网版权产业的春天。

摘要：互联网版权保护机制在网络环境下受到了严重挑战,损害著作权人利益,影响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危及公共利益,因此以保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的政府管制理应介入,有所作为。当前我国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存在一些不足,完善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首先应确立明确的管制目标,再从网络道德建设、管制机构设置、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互联网版权,政府管制,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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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政府管制失败的案例

关键词：竞争,自然垄断,行政垄断,政府管制

1 自然垄断与政府管制之内涵

所谓自然垄断性, 是指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性和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 使提供单一物品和服务的企业或联合起来提供多数物品和服务的企业形成一家公司 (垄断) 或极少数企业 (寡头垄断) 的概率很高。我们把这种由于技术理由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成立的垄断或寡头垄断, 称为自然垄断。

而政府对自然垄断业务, 依照法律法规对企业之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施加直接的行政干预, 这即为通说所谓之政府管制。

2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的必要性

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的界定, 可知自然垄断的形成具有“天然”性与经济合理性。然而, 其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 市场竞争机制很难发挥作用。因此, 从全社会出发, 政府有必要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管制。

自然垄断的政府管制主要体现在市场进入管制、价格管制和产量管制三方面。进入管制主要是限制产业中的厂商数目, 以避免恶性竞争。价格管制主要是由政府确定自然垄断企业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以防止自然垄断企业损害消费者利益。数量管制主要是在产品或服务的数量上的限制, 以防止因投资过多 (过少) 或产出过多 (过少) 所造成的价格波动、资源浪费或有效供给不足。

基于自然垄断之经济正当性及政府管制的必要性, 我国有必要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适度的垄断经营, 同时, 对该种自然垄断管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3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现状

自1998年以来, 我国对自然垄断产业主要以分拆等方式进行了改革。但由于经济体制等客观因素存在, 改革效果欠佳。在某些自然垄断行业, 企业组织以协议等方式分割市场, 这严重违背了改革之宗旨。

自然垄断行业具有规模效应和资本密集等特点, 这极大的阻碍了竞争者的进入。同时, 由于国有企业, 产权结构单一, 国家资本“独大”, 因此也难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之格局, 制度性的造成了行业低效而垄断利润高之结果。

基于存在垄断利润, 使得我国相关行业失去了创新之动力。还有其对资本、技术之垄断及信息不对称, 使得自然垄断行业缺乏激励和竞争, 制约了本领域技术进步和效益提高。同时, 在我国自然垄断领域有着浓重的官僚作风, 消费者利益往往会受到极大的损害而投诉困难。

4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的路径

目前, 在自然垄断领域, 低效率、高利润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相关行业经济发展和竞争力。因此, 应探索本土化适合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管制的制度和措施。

4.1 正确界定自然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界限

要实现对自然垄断行业科学管制, 必须区分自然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如果对非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政府管制, 则会抑制行业竞争, 导致社会福利损失。

同时, 应明确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之界限——行政垄断, 是指用行政权力管住市场准入, 在一个市场只允许一家企业独家经营或少数败家企业垄断经营的市场结构。我国的垄断大多是由计划经济直接转化而来的, 计划经济是以行政权力维系运转的, 所以, 目前我国的垄断, 都带有深厚的行政垄断色彩。

我国行政垄断与发达国家法定垄断的最大区别是西方国家的法定垄断一般都有自然垄断色彩、没有自然垄断性的法定垄断很少, 而我国行政垄断却很多。

4.2 放松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管制, 形成有限竞争

自然垄断一般存在于网络性质和初始投资较大的行业。对自然垄断业务应实行政府管制下的特许权投标经营制度, 形成有限竞争。采取政府管制的垄断, 前提是要承认这种垄断的合理性, 有存在的客观价值。在承认垄断有合理性后, 才有必要设计与垄断相适应的政府管理制度。否则对没有合理垄断理由的行为进行管制, 尤其是对市场准入进行管制, 管制就成为垄断存在的原因, 导致行业发展的低效率并影响公共福利。

4.3 加强对政府管制行为监督, 促使政管企分离

在政管企不分的情况下, 行业管制者不可能站在中立之立场平等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 新的市场进入者或非国有企业很可能受到歧视。政企同盟一旦形成, 便完全有可能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藐视消费者的力量, 置他们的合法权益于不顾。

我国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各级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指标, 地方政府将它的“父爱”从地方国有企业向所有地方企业扩散, 从而机制性的使相关行业极大的降低了效率和创新能力。

因此, 国家应积极监督管制机构的行政行为, 立法保证监督机构独立性以及增强行政执法力度以增进管制效果, 促进自然垄断行业健康发展。

4.4 抑制自然垄断行业之垄断定价, 维护消费者利益

篇6：透视新形势下中国的政府管制改革

一、政府管制的相关概念

(一) 含义

政府管制 (government regulations) , 按照日本学者植草益的观点, 属于“政府干预和干涉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 就是政府行政机构依据法律授权, 通过制定规章、设定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处理行为, 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和控制的行为。

(二) 政府管制的特征

1. 依法性。

管制作为政府对市场运行中具体经济行为的控制, 必须采取合法的手段。所谓合法就是适用的法律必须是合理的、所有利益相关主体都接受的, 是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公信力的法律规范。

2. 政策性。

爱伦·斯密德指出, 在整个社会中“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确定的伦理取向”。因此, 政府管制受社会普遍认同的客观经济规律、民主政治和社会正义的原则的支配。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偏好。

3. 回应性。

政府管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体现了国家经济政策、法律行为的连续性和变化性。丹尼尔·史普博就曾明确指出, 管制是政府对“市场经济事件的干预性回应”。

(三) 政府管制的原因分析

政府管制是基于市场失灵状态而出现的。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脱离资源配置最有效率和消费者获益最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有效率。帕累托最优意味着消费者从市场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最大化, 同时所有的生产者都最佳地利用资源, 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在其他的市场中, 由于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效应、不完全信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失业和通货膨胀、收入分配不公和非优效品等因素, 市场常常处于失灵状态。因此为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满足人民需求, 同时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 政府干预经济, 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进行管制成为必要。

二、中国政府管制的现存问题

1.政府以利益主体身份介入管制, 谋取利益。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 应当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为出发点和归宿, 政府自身应无任何私利可言, 但在中国现行政府管制活动中, 在政府管制的名义下谋取利益的现象大量存在。许多管制的动机虽然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但管制的方式却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以及私人利益所左右。

2.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造成实际上的垄断。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制形成的一些行业垄断者和各种利益集团, 利用特殊时期政府给予的权利, 将一般的行为垄断逐步演变成法定垄断, 致使这些垄断部门和行业势力强大, 获取高额利润, 一般人很难进入。中国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垄断价格严重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 政府也决心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势力, 但成效不大。这些行业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如此缓慢, 因素是多方面的, 例如牵涉范围广, 没有现成模式供参考等, 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些行业的改革触及了当前某些个人、部门、行业或者地方上的利益, 因此改革异常艰难。

3.政府管制权力的行使缺乏透明度和必要约束。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透明的行政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对缺乏透明度的权力行使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如果以法律武器对抗行政权力的滥用, 则很可能出现“官司赢了, 企业死了”的现象。在对管制权力难以监督的情况下, 被管制者往往不是采取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方式去努力建立自身的市场信誉, 而是以较低的成本去俘获管制者。经验表明, 只要存在政府管制, 腐败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管制越多腐败越严重, 腐败问题越难解决。

三、现行政府管制进行改革的举措

1.政府管制改革用遵循的原则。对中国现行政府管制进行改革, 就是要市场发展的现状而不断调整政策法规, 采取具体的措施, 更好地确定个人的私权与政府的公权之间的合理界限, 实现利益最大化, 创造更大的社会公共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第一,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评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市场的核心作用时写道:“虽然斯密以后, 经济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但他的基本观点经过两个多世纪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实践中, 虽然肯定存在例外的情况, 但是,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 给予个人较大的自由确实导致了生产的巨大增长, 而这种增长虽然不一定使每一个人, 但也几乎使每一个人受到益处。对市场体系生产能力的这种总的信赖,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亚当·斯密的遗训。”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提出, 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 也存在失灵问题。其原因在于:首先, 政府缺乏作出正确决策所必需的全部信息, 存在“有限理性”的问题。实际上政府与被管制的对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政府处于一种无知状态, 就无法采取对社会有利、优化资源配置的管制措施。其次, 由于政府构成的复杂性, 政府中存在代理成本问题, 政府并不总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维护者。构成政府的官员都是有自己的独立利益, 进行管制的人并不都有积极性按照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资源最优配置的规则来行动。因此政府官员的选择并不能完全符合人民的初衷和利益。同时, 腐败一直是权力的滋生物, 出现腐败现象时, 人民的利益更是会受到极大损害。第二, 坚持法治原则。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是政府管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内容, 实现这目标的根本方法是发展和维护法治。首先是所有的管制权及其执行, 都必须按照严格的法律。其次要在实践中对政府管制的法律合法性不断进行完善。完善的含义, 一是要根据行政管制的经济合理性, 严格界定其职能范围及其行使方式, 并通过新的立法或修改现有实体法, 对缺乏经济合理性的管制制度予以废除, 同时保留和完善合理的管制制度;二是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或专门的行政许可法, 建立政府管制的合理程序和管制者的管制结构。再次, 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公众获得稳定的预期。现实中, 政策不透明、官方信息不公开等情形大量存在, 人们无法作出准确的稳定的长期预期, 导致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

2.具体措施。第一, 改变管制方式, 促进管制法制化和科学化。改变现行管制方式, 尽量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来改变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有些审批制度应减少审批手续, 简化审批过程, 提高办事效率。为防止管制部门被管制者利用或者被相关利益主体操纵立法, 必须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 建立起由各个利益集团代表参加的立法制度, 取消管制机构对立法的影响作用;加强人大对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 同时广开言路, 积极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在具体的审批程序中, 引入公开听证;要建立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第二, 建立健全各项相关制度。首先, 要建立相应完善的约束监督机制, 对管制部门和相关管制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其次, 建立规范的听证制度, 确保政府管制程序的透明化、公开化。从而保证管制部门和被管制者实现一种均衡, 减少管制的阻力和偏差, 在稳定的环境中实现管制目标的最大化, 使资源配置最优化。第三, 完善政府管制机构的设置。计划经济时代对部门、行业细分化的管制要求, 已经不适应目前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管制改革应注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保证政府管制机构设置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 政府管制机构的设置, 必须要超越部门、行业及地方的范围和限制, 以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扁平化的趋势和要求, 从而提高政府管制效率。第四, 政府管制的信息化。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为我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政府管制的运作方式和业务流程, 提高政府管制效率, 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技术手段。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国家绩效评估》报告中描绘到, “在未来, 电子政府的概念有可能实现……电子化政府将比我们现在以文件为基础的体制更公平、更可靠、更关心顾客和更有效率。”因此, 在世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政府管制也应该逐步的走向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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