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生态危机根源的多维性与生态文化自觉论文

简谈生态危机根源的多维性与生态文化自觉论文（精选3篇）

篇1：简谈生态危机根源的多维性与生态文化自觉论文

简谈生态危机根源的多维性与生态文化自觉论文

现代文明的进步与人类的贪婪、自私、虚荣、享乐相互交织、难以剥离，如何避免文明的奢华毁灭自然的崇高而导致的人类最大悲剧，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日趋严峻的生态困境面前，人类本能的求生欲推动人类作出理智的选择，直觉感悟的生态关怀与零散的生态思想日渐趋于自觉，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生态理论。

在关于生态危机的众多研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导致生态困境的最终根源归结为资本逻辑，他们指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导致技术异化、消费异化和不合理价值理念的社会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并将对社会的批判与对生态危机的研究相结合，为探寻解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方案与路径选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文认为，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它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取决于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源自人类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所开展的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由此得出，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不只在于资本逻辑，也不只在于生产逻辑，它是在资本逻辑、生产逻辑与人的内在发展本质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推动的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现代人类的一种生存困境。

一、生态危机根源之资本逻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生态批判相连，认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导致当下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资本为谋取利润，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刺激消费，营造消费主义价值观，以维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在资本宰制下的社会生产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并向生态环境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严重地超出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自然与社会间的断裂，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导致人类陷入生态困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休斯批判资本主义将人的需求降低至动物式的本能需求，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异化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莱斯批判资本营造的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高兹批判经济理性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有限资源与无限利润、有限的自然承载力与无限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冲突;柏克特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内在地包含生态矛盾;奥康纳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社会基本矛盾;福斯特和克拉克通过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生态意蕴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二、生态危机根源之生产逻辑

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生态危机根源之生产逻辑论者坚决反对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他们指出，当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样遭受生态危机的劫难，社会主义制度将无法解救人类于生态困境。与资本逻辑相比，生产逻辑更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资料来源，在人类依靠消耗自然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破坏。

生产逻辑论者肯定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明确了自然的基础地位，但本文认为，生产逻辑论者如果将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片面地归结为单一的生产逻辑并否定资本逻辑，将存在以下几点误区。第一，忽略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统一，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冲突必然化。马克思曾强调:“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1第二，生产论者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异化阶段所存在的矛盾冲突扩大化、永恒化。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三阶段论”，人类目前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人类处于异化的发展状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理想状态。第三，生产逻辑论者主观否定了资本对人类异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虽然资本并非导致人类异化存在和陷入生态危机的唯一罪人，但在此过程中资本却成了主要推手，资本的发展强化了人类的异化存在，恶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各种社会关系，它对人类生态困境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第四，生产逻辑论者将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关系受制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程度，在目前人类有限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并未超越人类的异化发展阶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使人类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不能将当下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等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第五，生产逻辑论者丧失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维度。乌托邦为人类超越既定的自然限度提供契机，唤醒在死寂的自然王国中沉睡的自由与创造，它使人类能够对外部世界的樊篱产生抗拒，正是乌托邦的理想维度使人类能够对外在给定的客观必然进行反思、否定与超越。正如哲学人类学家舍勒所言:“‘是人’……给这种现实回敬了一个强有力的‘非也’[Nein]。”人类正是在既定与生成、限定与超越、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巨大张力下发展自身的主体性。

三、生态危机根源之人的本质逻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表述，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体现了人类的共性;关于人的现实本质的表述，强调人的社会性，体现了人类的个性。人的类本质创造人的现实本质并在现实本质中得以展开和实现，同时，类本质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现实本质的制约与影响;人的类本质是为人本质的前提和基础，现实本质是为人本质的深化和具体化，二者辩证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人类的类本质与现实本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得以形成与发展，社会生产实践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核心内容，因此，人类必然通过扩大社会生产以提高自身的活动能力、扩大自身的活动范围、丰富自身的活动方式。人的内在本质的发展，在其现实性上，体现为人对现有社会关系的突破、提升与扩张，目的在于占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现实发展程度最终取决于他本身占有的社会关系。

四、生态文化消解生态危机

人类在内在本质的自发驱动下，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利用资本激发内在的主体意识、增强主体性，却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中背离了初衷，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的否定与自由;在努力掌控自我命运的过程中愈发地丧失主体意识与自主性。历史的危机感终将人类的异化存在赶出历史，使历史的本质内容真实有力地得以显现。

生态危机打破了人类二元对立式的经验文化模式，激发人类理性构筑一体化的理性文化模式。只有构筑生态文化才能使人类的内在本质由自在自发的发展模式走向自由自觉的发展模式，才能将人类从各种异己力量的控制下解救出来，才能引导人类掌控历史的主动权，使历史成为人类完善自身、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时间之路。生态危机作为人与自然间异化关系的外化显现，它是人本身异化存在的结果，异化的生存方式必然将人类置于生存困境。“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类本质对象化，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关于生态危机的理论研究正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理论反思，唯有构筑生态文化才能帮助人类解除生存困境。传统文化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的生存史，它过度膨胀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操控性，使人类愈发地集权专断、为所欲为;生态文化是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成的，体认、尊重并服从自然秩序的崭新生存方式，是人类走进生态文明的必然趋势。

生态文化作为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崭新生存方式，以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为哲学基础;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在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理念指导下，确立生态优先的技术调控观、劳动幸福观、合理消费观与生态责任观;建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生态保障的法律体系。本文将从哲学范式、价值理念和制度体系三个层面阐释生态文化的内在逻辑体系。

(一)生态文化的哲学范式

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践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崭新生存方式，以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为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然赋予人类生命和身体的客观存在。人类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自然赋予其生命力，这是构成人类存在的首要前提;人类的身体器官是自然赋予人类从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凭借的主体工具。其次，自然给予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与原则规范。自然激发人类的自我意识，给予人类丰富的精神内涵，人类通过向自然学习，习得自身从事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与原则规范，人类只有认识自然才能做到尊重、服从、利用以及改造自然。再次，在物质层面上，自然是人类一切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物质来源，它向人类提供一切必需的物质资料，保障人类的生存、延续与发展。最后，自然赋予人类身体的未完成性，使人类成为能够思想的苇草，人类通过思想囊括了宇宙，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向现实世界进行抗争，探索自然的限定、扩张超然的空间，在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中追求自由。

由此可见，生物体与精神体的存在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双重的存在方式表明生态文化的哲学基础在于自然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生态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强调自然并非死寂的物质存在，它是人类心灵的唤醒者，内在生命力的激发者，生活原则的指导者。人类不仅需要认识、利用、改造自然，更要尊重、感悟建造自然。

(二)生态文化的价值理念

当社会被以谋利为最高意旨的人们所主导时，这个社会将饱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它的一切生产活动将由自由的本质性活动沦落为动物式的本能求生手段;人们的幸福观将沉沦于虚华的物欲满足;人们的自由将由潜能的激发转向有限的消费选择;人们将抛弃应该承担的责任坠入深不见底的欲望空洞，却永远无法弥补内心的空虚。

生态文化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以人类社会与自然共生的和谐原则为指导，树立生态技术观、劳动幸福观、合理消费观与生态责任观。第一，生态技术观。法兰克福学派曾对技术理性进行过深刻的哲学批判，指出科学技术过度膨胀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类的理性由启蒙走向神话。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走向了对自然的专断集权，忘却了自然给予人类的生命力与指导原则，愈将利用科学技术把自身武装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现代神。生态文化强调人类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对科学技术加以生态化的调控利用，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延长的身体器官对自然加以利用改造。第二，劳动幸福观。原本体现为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生产劳动，异化为动物式的求生手段，在生产活动中人类的潜能得不到激发与实现，无法体会到自身创造力与自由的实现，不得不在消费活动中体验由虚假的自由选择带来的贫瘠幸福感。生态文化会引导人类将幸福的关注点由物力的满足转向精神的丰盈，正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构成历史的真正起源与通往超然存在的无限可能，“历史就是在人类意识的逐步清醒、成熟和升华中获得进步”，人类将在意识的最大潜能中体认自我实现的幸福感。第三，合理消费观。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现实社会中的消费活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资产阶级为满足资本逐利、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秩序营造消费主义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异化消费导致的社会与生态后果，将其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结合，探寻克服生态危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途径。在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生态文化以生态理性为指导，区分虚假需求与真实需求，批判异化消费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构筑以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以及可持续消费等科学消费为内涵的合理消费观。第四，生态责任观。在自身内在发展诉求的激励下，在资本与生产的外在推动下，人类单向度地物化发展自身，致使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与利己主义盛行。主导社会的“经济人”将自身的一切，无论是内在尺度还是外在尺度，都致力于锻造其成为谋利的工具，人类丧失了对自身、他人、社会和自然的责任感。生态文化在建构生态价值观的过程中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源自自然、享用自然的人类，理应承担保护自然、建造自然的历史责任，自然是书写人类历史的前提与基础，人类对自然的失责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爆发生态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生态技术观、劳动幸福观、合理消费观与生态责任观共同构成生态价值理念体系，在生态价值理念的引导下构筑生态文化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锻造人类的生态建构能力，触动人类的内在潜能，消解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

(三)生态文化的制度体系

资本逻辑通过掌控生产逻辑控制人的存在，异化发展人的内在本质，不可避免地使人类招致生存困境，生态危机作为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外在体现，只有通过构筑能够消解人类生存困境的生态文化才能真正解除生态危机。

生态文化只有从基本制度层面着手，才能从根本上监管资本的霸权与暴政，使人类既利用资本发展现代文明，又限制资本、将资本赶回经济领域，防止人类在利用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被资本异化为“经济人”。因此，生态文化在制度体系层面建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生态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首先，生态文化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为经济基础。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同体的现实基础;通过制度使人类的需求维度摆脱资本的利益掌控，为共同体成员改变以利益为旨趣、否定个人主义，培育集体主义与发展生态价值观提供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其次，完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激励了人类的物质贪欲，市场无法将自然生态环境内化其中，因为自然不只是生产条件，自然更是人类的母体与生存家园，如果采取市场内化自然的方针非但无力解决生态问题，反而会加剧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冲突，恶化人类的深层社会问题。完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改变“经济有发展，社会无进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能以自然生态环境为成本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最后，健全生态保障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保证自然不被降格为死寂的物质来源，必须健全生态保障体系，保护自然在合理的限度内被纳入生产体系却不遗失其作为母体、生活原则的来源与生存家园等更深维度的生命体的存在。

生态文化是人类在现实生态危机压力下，在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基础上，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形成的反映人类新的生存方式的精神成果，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对自身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和谐统一关系的理性反思，它将限制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所遭受的物力极权与过度膨胀。时代的危机感唤醒陷入习惯性机械运作与昏睡中的理性萌生灵光，敦促历史达到突破。在生态危机敦促下形成的生态文化将引领人类走出进化死胡同，走进崭新的生态文明。

篇2：简谈生态危机根源的多维性与生态文化自觉论文

一、经济根源: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

“荒野(wildness)一词,狭义上是指荒野地;广义上是指生态规律起主导作用,没有人,或虽有人到过、干预过,但没有制约或影响自然规律起主导作用的非人工的陆地自然环境,如原始森林、湿地、草原和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的迹地等”[2]65。在人类未出现之前,自然就等于荒野,自然就是全部的荒野状态。自人类出现后,自然被分化为两种状态:人工自然和非人工的自然。至今,人类对荒野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荒野时期—荒野之魅时期—荒野祛魅时期。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蒙昧—野蛮—文明。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剩余产品之后才出现的,它也包含三种形态: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原始文明时期,在原始文明时期,人工自然和非人工自然,对人类来都是神秘莫测的,人类只得服从自然,并对自然充满敬畏。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3]35到了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开始了对自然的科学化认识,但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介入,物产越来越丰富,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开启了文明史的新纪元———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从此也开启了荒野遭到大规模破坏的时代。事实上,对荒野的破坏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的,它是同文明一道存在的。只是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人类活动规模小,人类对荒野的破坏速度慢,范围限于局部,强度在自然可承受范围内。然而至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在广度、深度与力度方面都突飞猛进。人类的足迹遍布于自然界,自然中丰富的物质宝藏被人类开发利用。工业文明以来自然被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带来两种后果:一是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相比以前得到很好的改善;二是自然遭到普遍化的破坏,甚至于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文明的发展史看,文明的发展就是荒野逐渐被祛魅的过程,也是荒野的空间范围逐渐缩小的过程,文明的实现是以缩小荒野的范围为前提的,事实上,从一开始荒野与文明的关系就表现为对立性,而且这种状态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迄今为止,工业文明的发展都是以损害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代价的。现代工业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们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构造了人工自然和技术圈。而人工自然和技术圈的兴起,将严重干扰和影响生态系统原有的运行进程与状态。这样,人对自然作用的过程,就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干预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的过程,然而无节制的过度干预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因此,工业文明本身就具有反生态性,它不仅是使人工自然的环境越来越糟糕,而且不断开发荒野,通过缩小荒野的范围扩大人工自然范围,荒野的巨大资源价值沦为工业文明的产物。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从自然界中索取大量资源,然后通过工业加工把其转换为人所需要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仅仅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本不至于对荒野造成重大破坏,然而工业生产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大规模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量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的承载限度,且存在生产过剩现象,极大浪费了资源,尤其是荒野中的一些不可再生,或者生长周期非常长的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工业文明是靠消耗资源充填起来的。另外在工业生产和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反生态因素。因为在工业生产中和产品的使用中都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而这些废弃物通常就直接被排放到环境中,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如,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排放出大量有害有毒气体,大部分未做净化处理,直接排入空气和水域中,对空气、水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也体现在工业文化观念方面。工业文化观念是工业时代体现出的价值理念和道德伦理体系。西方工业文化观念尤其强调理性,而建立在科学技术相当发达基础上的现代理性,把人的认识能力提高到至高的地位,从而强化了认识主体与自然物的分离性,把自己与周围环境隔绝起来。宇宙被看做是由单个物体组成的机械系统,是可任意分解与宰割的对象。这种从线性思维模式看待世界的方式,割裂了事物和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有机、复杂和活生生的人类生存环境被一种死寂的、无机的、简单化的环境所替代。过分强调分析思维的现代工业文明必然导致一种极端的反生态态度[4]87-89。

二、思想根源:控制自然的欲望

荒野与文明对立的深层次思想根源源于人类思想中有一种以人为中心,并且妄想征服和控制自然的欲望,这种欲望首先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传统。基督教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于古代世界泛灵论对自然是一种崇拜和敬畏的态度,它是与自然分离的并且强调对自然的统治。这主要可以从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人时对人类所说的言语中得到证明,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按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在造人之初就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及人对地球上所有创造物的统治权,允许了人类自由处置他所创造的万物,允许了人类按其愿望利用他们。人就是地球的主人,可以随意控制世界万物,这是有牢固的基督教根基的。随着现代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圣经》中的统治思想遭到攻击,它被认为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宗教思想根源。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认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缘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而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历史学家汤因比和世界文化名人池田大作也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认为人类是最接近神的存在的,所以理所当然地要征服其他生物和自然,使其为人类服务”[5]32。著名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认为:“欧洲和美国西方教会的基督教所坚持的创造信仰,对今日世界危机不是毫无责任的。”还有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理性的高度赞扬,这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文艺复兴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形成的重要契机。文艺复兴高扬人性,反对神性,一方面,倡导人的幸福感,把人对世俗的追求强化到唯一合理的价值目标,导致了对自然的任意盘剥和庸俗的享乐主义。另一方面,理性冲破神学的藩篱,主体凸显,是人的思想的一次大解放”[6]52。文艺复兴不仅冲破了神学对人类思想的禁锢,解放了人性,把人的地位提高到万物中心的地位,而且为征服和统治自然提供了合法依据。人的理性同时得到高度赞扬,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欲望,自然在科学理性面前被祛魅,成为被征服的对象。像培根提出的“驾驭自然,做自然的主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二为一”等论断使控制自然从观念层面走向实践层面。控制自然的观念运用到实践对自然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是无法估量的,培根也认为从表面上看基督教和科学技术是完全对立的,实际上在深层次上他们是一致的,它们都力图对自然进行解释和统治。

三、文化根源:荒野“恶”的宣扬

文明与荒野的对立除了有经济和思想方面的根源外,文化上对荒野“恶”的宣扬也强化了人类对荒野的征服意识。这主要可以从代表西方文明基础的《圣经》中寻找宣扬荒野否定思想的证据。在《旧约》首篇《创世纪》中阐述道,人类始祖亚当被神造出来后是生活在伊甸园内的。伊甸园里树木众多,并且果实丰富,既赏心悦目,又可以用作食物,除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采摘以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享用。而且神见亚当独居不好,又给他造了一个配偶,从此夫妻二人在伊甸园快乐惬意地生活着。然而有一日因受蛇的引诱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而遭到神的诅咒,夫妻二人被逐出伊甸园,进入长满荆棘和蒺藜的荒野。那里不仅环境恶劣,而且必须劳苦耕作才能获得食物。在《圣经》中,荒野与伊甸园是相对而存在的,荒野被描述为一个荒凉、残酷、粗暴和危险的地方,人类的生存在那里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培根认为,人类后来反过来对自然的统治只是为了弥补曾被逐出伊甸园所受到的伤害。其次对荒野“恶”的宣扬在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中也得到大势宣扬,经典作品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持久性。尤其在美国经典作家文学作品中,这种思想随处可见。如纳撒尼尔·霍桑总喜欢把森林描写成一个昏暗、邪恶的地方,是魔鬼和巫师常出没的地方,是一个恐怖和神秘的场所。总之,在他的作品中森林就是一切罪恶、邪恶之源。像在《红字》中,所有邪恶行为都发生在幽暗阴森的森林中,如海斯特与情人狄梅斯代尔相会;老巫婆西宾斯太太与黑面魔鬼勾结;海丝特与“黑男人会面”等。在《好小子布朗》中,布朗偷偷与魔鬼在森林密约,放弃信仰走向堕落。荒野代表“恶”的象征在美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例子。另外如华盛顿·欧文也认为荒野是一个不祥之地,在他的短篇小说《魔鬼与汤姆·沃克》中,小说开篇就着重描写了“森林沼泽”的阴森恐怖。在荒野中,基德船长偷偷埋下了他的财宝;汤姆遭遇了魔鬼,他的妻子惨遭厄运。美国文学中对荒野“恶”的大量描述是与它们国家的发展史有直接联系的。初到北美的欧洲移民,是依靠开荒种地而生存的。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面对荒野中随时都存在的不可预知的危险,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充满敌意,总想伺机报复他们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经常在深夜偷偷烧毁远道而来的欧洲移民的房子,破坏他们的庄园。据历史记载,有些殖民地甚至建立不到五年就被充满仇恨的印第安人彻底摧毁了,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弗吉尼亚州的罗厄诺克殖民地。类似于这样的印第安人与欧洲移民者之间的冲突总在荒野中上演。在文化上对荒野“恶”的大力宣扬,一方面强化了欧洲殖民者对荒野的否定认识,另一方面刺激了他们妄想征服荒野的欲望,他们甚至认为征服荒野是走向文明的前提[7]56-59。

综上所述,荒野与文明的对立是有经济、思想和文化根源的。从生态批评视角挖掘经济、思想和文化中的反生态因素,并寻求克服这些反生态因素的办法,实现荒野与文明共存,才能缓解当代人类生存危机,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批评方法,生态批评的使命主要是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从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生态危机的现实迫使人们关注荒野的价值,它成为西方文化领域和生态批评领域的重要核心概念。然而自人类产生以来,荒野与文明的关系就主要表现为对立性。对立性的根源是经济、思想和文化中反生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探讨荒野与文明对立的根源。

关键词：生态批评,荒野,文明,对立性,根源分析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批评概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1.

[2]叶平.生态哲学视野下的荒野[J].哲学研究,2004(10):6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5.

[4]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7-89.

[5]汤因比,迟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2.

[6]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52.

篇3：中国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

关键词：社会现代化；生态危机；政策控制；经济调节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89-02

所谓生态危机，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目前，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各国生态危机的根源、危机程度各有不同。在我国，生态现状更不容乐观，黄沙漫天、空气污染、河流污浊、水土流失、旱涝频发、物种濒危等等。而且，更为严峻的是：一切还在继续恶化之中……

当然，生态危机不是自古就有的，也绝不是凭空出世的，生态危机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个人认为，造成我国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可归于两大方面：人类自身的物质需求和认知层面欲统治与主宰自然的思想根深蒂固。

一

从人类自身的物质需求方面来看，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必然需要从自然界索取其所需，这本无可厚非。但若需索过度，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那接踵而来的便只有矛盾和危机了。

1.人口问题引发生态危机

自从人出现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存环境的安定、和平与富足化趋势发展，人口数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资源总量上来看，我国亦是一个资源大国，但若涉及人均资源占有量问题，我们的大国地位就要拱手让人了。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大引发人口数量的过多过快增长，这便要求有更多的资源与之相配套，因而对矿产的开采力度逐年加大，严重缩短了生态系统的再生与修复时间，使得为人类提供资源的生态系统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过多的人口数量给地球造成了更多的污染与破坏。随着人口的快速、大量增长，造成了过多的废弃物排放和过多的破坏性行为，这无疑加剧了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

2.资源发展型现代工业引发生态危机

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工农业手段日渐力不从心，迫切需要一种更加快速更加高效的手段来取而代之。因而，现代工业应运而生。我国仍处于资源型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依赖于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资源优势。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下，人类活动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破坏性特点。而具有大规模、快速、高效特点的现代化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在更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进而导致人类活动的破坏性呈现明显增大趋势。这样一来，我们极易陷入“经济发展越快，生态危机就越严重”这一怪圈。人的需索与自然供给之间的矛盾有增无减，引发并加剧生态危机。

3.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引发生态危机

为了更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本身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成为能造福人类的法宝，反之，也可以成为毁灭人类的利器。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这种不合理应用使之成为大量生产和利润至上的工具，放大了其负面效应，进而成为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的帮凶。

4.环境缺失的市场机制引发生态危机

在我国当前经济体制下，企业过分注重自身利益，忽视了环境成本的计算。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只考虑经济效益，却不肯在排污设施、技术上投资，给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加重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能否处理得当直接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健康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步的大局。如今，大自然正以各种方式向我们展示它的不满与愤怒：近几年我国各种自然灾害频现，雪灾、洪涝、旱灾、沙尘暴、泥石流频发；生态难民面临生存危机，在一些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许多人被逼无奈远离故土；因生态危机造成的直接和潜在经济损失数额惊人，也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观念相悖。这一切都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生态危机，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二

为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我们可以从政策控制、经济调节、科技的正面引导以及道德观念宣传等多方面综合努力，以求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1.政策控制方面

一方面，针对人口压力问题，要进一步着手落实好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人口压力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尖锐矛盾，给地球一定的缓冲与喘息时间。另一方面，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我们现有环保法规，做到与时俱进。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一成不变的环保法规已远远解决不了现存问题。这便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吸取经验，进而制定出满足现实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以更好的指导与规范人们的环保行为。最后，可以将环境指标与政绩评价结合起来，以此督促地方政府的环保执行力度。

2.经济调节方面

既然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人们盲目追求利益的结果，那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利用经济刺激的手法来引导人们走生态经济之路。

首先，我们应该逐步推行资源有偿使用这一手段，借此来提醒人们资源的有限性、可贵性。通过有偿使用手段，人们开始意识到：资源不是粘手可得的，不是取之不尽的。这样，一方面从当前来看，通过有偿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对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外，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经济补偿或奖励手段。对于那些给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的单位或个人，一方面对其采取一定的惩罚手段以实现警示效果；另一方面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要求相关单位或个人对其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负责。当然，对于生态保护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与表彰，鼓励和发扬这种环保精神。

其次，我们还应注意科技的正面引导。科技的双面性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使科技更好地发挥其正面效应。当前，一方面，我们可以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态危机的治理方面，为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高科技实现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以节约现有能源；通过高科技来发现新能源以减少现有能源的压力与危机；通过高科技手段进行更为广泛的生态思想道德宣传；通过高科技扩大国际间的合作与联系，共同致力于解决生态危机。

3.进行道德观念宣传，提高环保意识

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盲目追逐眼前利益的想法以及生态道德意识的薄弱，这三大思想根源是造成当前生态危机的重要症结所在。认识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要切实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从思想抓起，从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素质抓起。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生态道德意识薄弱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加剧了我国生态危机的严峻程度。正因如此，我们应该正视生态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人们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态道德教育，以达到提高全民生态道德素质的目的，从而为生态危机的解决建立良好的思想根基。

总之，生态危机解决与否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事关人类自身的生存，事关经济的发展，事关国家健康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大局。对待生态危机，我们必须摆正思想、端正态度，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生态危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坚持，需要我们的努力，需要我们的团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生态危机，走向一条真正持续、和谐的社会现代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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