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合同的审查要点

贸易合同的审查要点（精选6篇）

篇1：贸易合同的审查要点

贸易合同的审查要点

业务员审查要点：

1、审查货品价格与市场价差异，判断此贸易是否可做。

2、审查合同条款合理性、明确性，产品名称、价格、数量、质量指标、交货期限、付款方式、金额大小写、是否是含税价、合同签订地是否在洋浦。

3、审查交货地点、提货地点、提货方式、时间、仓储费。

4、违约条款、损耗、结算方式、发票的审核、保证金支付方式。

5、审核单一贸易链中客户与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仓储物流审查的要点：

1、审查仓储合同、仓储协议。

2、审查仓储费用、支付方式、支付人、支付数量。

3、审查仓储运输期间各环节损耗情况、损耗责任归属。

4、仓储运输环节、保险条款约定。

5、委托报关、报检，货代的相关经营资质，相关费用承担。

6、仓储方、运输方等相关单位是否与客户存在关联关系。

7、仓储运输合同中约定相关条款是否满足合同需求量。

风险控制部审查要点：

1、审查贸易客户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相关行业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开票资料、客户基本信息表、印章备案表、授权委托书；

2、审查客户是否存在不利于债权人的已有及或有负债，例如不利于企业的未决诉讼等。

3、通过法院执行网、中国裁判网等审查客户是否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4、审查合同条款的审查合同条款合理性、明确性。

5、审查合同的签订相关条款是否满足对贸易风险管理的要求。

6、审查价格约定、跌价保证金约定、物流费用约定、货物的数、质量安全的约定，违约责任约定等。

财务金融部审查要点：

1、审查赊销客户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重点审查客户的经营规模、盈利状况、资金实力、流动性。

2审核客户银行征信系统是否良好，是否存在逾期违约记录，评估客户诚信履行合同的能力。

3、支付货款前需审查：合同是否签署、付款申请书是否完整、相关物流手续是否完备、根据合同约定的其他资料是否齐全。预付款供应商需要核对合同约定条款及相关手续是否对应。

6、开具发票时，审查清单填写与合同及结算金额是否一致：客户名称、合同号、发票开具金额。发票清单填写与发票信息是否一致，重点核对客户名称、合同号、发票金额，凭入库单报销发票。

篇2：贸易合同的审查要点

帮助当事人审查当事人拟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签署的各类合同，此乃律师常规业务。笔者结合近两年内起草、审查近千份合同的经验，就合同审查业务，从准备工作、形式审查、实质内容审查及收尾工作四个阶段，总结了十大要点，归纳如下，供各位同行参考借鉴。

重视准备工作：要点一

律师在审查合同时，通常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

一为“沟通”。要审阅当事人提供的背景材料，与具体经办人沟通，了解合同背景及订立目的（主要关注合同订立的目的是否正当），了解我方与合同相对方之间合作关系、本次合作的内容及当前进展，进而充分获知我方当事人之需求，确定合同的性质，并对合同中需要重点约定的条款初步勾画、重点备注。

二为“找法”。查阅合同所涉事项全部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国际惯例等，判断送审的合同内容是否合法、合理、可行，应当怎样修改，需要寻找肯定或者否定的法律依据。

三为“参照”。研阅有关合同范本，如相关国家合同示范文本、行业推荐的示范合同文本、企业的合同范本等，并决定是否参照。

重视形式审查工作：要点二

律师在做好上述三方面准备工作后，对合同进行实质内容（即各项条款）的审查前，还应进行形式审查，概括为“三看”：

一看：合同三部分是否齐全、是否前后矛盾。

合同本身可分为三部分：首部、正文及签署部分。首部指合同名称、编号、各方当事人名称、住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电话、传真、电子信箱、开户行、账号等，部分合同会在首部设置“鉴于”条款；正文则指合同第一条至最后一条具体条款；签署部分指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及签署时间、地点。

在这一阶段常见错误主要有：当事人名称不一致、不完全、错误或矛盾；合同名称与实质内容不符（如名为加工合同，实为定作合同）；签署时间前后不一样；地址、法定代表人错误等。

二看：合同相对方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具备相应资质，相关文件是否相互矛盾。

合同主体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合同的合法性。如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如果施工方不具备相应资质，那么合同就归于无效。审查合同主体的资格时应当注意：

1、合同相对方为规模比较大、分支机构或职能部门比较多的企业时，应当注意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和内部职能部门的签约主体资格问题。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如果具备营业执照就具有签约主体资格，但其是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就是诉讼中应当解决的问题。企业的职能部门则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2、要审查相对方的营业执照，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核实，以了解其主体的合法性（是否合法注册、是否被吊销营业执照等）和经营范围；

3、对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合同项目（如涉及电信、医疗、建筑工程、通讯等业务），要根据合同内容审查相对方的资质现状，是否已获得相关资质及目前效力情况。

三看：签约人有无签约权限，授权文书是否齐备。

很多情况下，合同并非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直接签署，而是由授权代表加以签署，此时应当审查代理人的资格和权限。要对相对方授权代表的代理人身份、有无代理权、代理权限范围、是否在授权期限内等等进行必要审查，否则可能会发生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而导致合同效力受到置疑。

完成上述两步准备工作后，接下来进入对合同的内容实质审查阶段。对合同条款的审查为合同审查的重点所在，该部分主要归纳为以下五大要点。

确保合同合法、有效：要点三

合同是否成立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就合同的必要条款达成合意，而其是否生效取决于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条件。律师在审查合同时，应当特别注意《合同法》第三章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以及一些特别法的相应规定。

《合同法》第三章针对合同生效估出了具体规定。《合同法》第44条规定了合同生效的条件;第44条第二款规定了须经审批程序生效的条件;第45条规定了附条件的合同的效力，第46条规定了对附期限的合同的效力，第47条规定了行为能力欠缺的人所签合同效力，第48条规定了无权代理合同的效力，第49条规定了表见代理合同的效力，第50条规定了法定代表人越权的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50条规定了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的效力。上述规定在具体审查合同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甄别确定合同的效力。

合同有效性问题，事实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同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合同目的是否正当，三是合同内容、合同形式及程序是否合法。关于主体与目的，在要点

一、要点二中均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律师在审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时，应当重点审查合同内容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是否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一般来说，合同个别条款无效并不导致整个合同无效，整个合同无效并不导致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当合同个别条款无效时，律师只需修改该个别条款，但当整个合同无效时，律师就要放弃当事人提供的合同，重新起草一份新的合同。

主要条款是否缺失：要点四

《合同法》第十二条以买卖合同为例，列出了一般合同的八项主要条款：

1、合同各方名称/姓名、住所。此外，在合同中一般设置“通讯方式”条款，明确各方联系人、书面文件寄达地址、电子邮箱地址等。

2、标的。区别动产与不动产，动产应标明名称、型号、规格、花色等；不动产则应注明名称与座落地点。对无形财产、劳务、劳动成果等，则应要求经办人提供准确的描述。

3、数量。对数量的描述应准确，计量单位、计量方法等应符合相关国家规定。

4、质量。如需适用国标、行标，合同中应明确标准代号之全称。合同中应设置“验收条款”，明确质量检验的方法、责任期限及质量异议期等。

5、价格或报酬。应明确数额、计算标准、结算方式和程序。

6、履约期限、地点和方式。履约地点、交付标的物的方式、劳务提供方式与结算方式均应具体明确。

7、违约责任。合同应明确规定违约责任，确定违约金的数额及计算方法。

8、争议解决。明确争议解决方式。

此外，还应约定合同期限、各方的权利义务条款、合同生效条款，酌情考虑是否约定清洁文本条款、标准语言文本条款、保护性条款（如定金、履约保证金、抵押、质押）等。

各方权利、义务条款的设置：要点五

合同应当具有公平性与可操作性，而公平性与可操作性集中体现在合同各方权利与义务的条款的设置中。所谓合同的公平性是指合同双方权利与义务要相对平衡。过分强调一方的权利、忽略合同相对方的利益的合同，要么得不到签署，要么“显失公平”。

可操作性是合同得以有效利用、完成交易和实现利益均衡的具体保证，尤其是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等履行周期长、影响因素多、风险较大的合同，切实地贯彻可操作性原则，尤显重要。实践中，大量的合同缺乏可操作性，具体表现在：对合同各方权利的规定过于抽象；对合同各方的义务规定不明确、不具体；虽对各方的权利义务做了详细规定但却没有具体操作程序条款，或对此规定不清等等。

笔者认为，在设置权利、义务条款时，律师应首先确保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根据交易各方的市场地位调整相应条款，使各方权利义务相对公平。这要求律师必须全面了解交易程序，明确交易的各个环节对合同各方的要求，进而按照交易环节有针对性地设置各方的权利、义务条款。在此，着重强调对合同相对方义务条款的设置，必须具体、明确，各个环节均应考虑全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律师不可能熟悉所有的业务领域，遇到不熟悉的业务事项，笔者的做法是，除了询问经办人、通过网络检索做基本了解之外，还要花费一定时间、精力研读业务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研究相关案例。

明确违约责任：要点六

合同只有在发生纠纷时才有用。在设置违约责任条款时，必须考虑到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合同中应避免出现“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类似条款，该类条款因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纠纷发生时毫无用处。

律师在审查违约责任条款时，应结合前述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条款，按合同相对方的义务条款，并结合行业习惯，逐条列举其可能发生的违约情形，并明确违约责任的具体执行办法。此外，违约责任的设置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要考虑合同性质、双方合作的关系、未来可能的交往情况等等，从多角度分析后确定最能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违约责任条款。

争议解决条款的设置：要点七

设置争议解决条款时，应注意仲裁与诉讼仅可选其一。约定仲裁解决的，则应写明仲裁委的准确全称。约定诉讼解决的，可以明确约定管辖法院，同时应注意为诉讼管辖设定连接点，以方便向法院起诉时的立案受理。笔者习惯在合同结尾一并约定签订时间、签订地点。如果合同约定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则签订地点一般选在该法院辖区内；如合同未明确约定管辖法院，则签订地点一般设置为我方客户的经营地址。

关于何时约定仲裁，何时约定诉讼，笔者认为应结合仲裁与诉讼本身的特性及所审合同、客户的要求多方面因素确定。仲裁与诉讼相比，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一裁终局快捷便利、私密性强的特点。所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可以协议不受任何管辖限制地选择仲裁委员会，协议选择仲裁员，甚至选择仲裁所适用的法律。而仲裁一裁终局的特性则保证了仲裁裁决作出即可生效，目前的司法审查仅审查其程序部分，对实体问题不再审查，这可以保证当事人以最快的速度获得利益，避免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这样漫长的诉讼过程。仲裁审理一般以不公开为原则，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及商业秘密，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侵权的案件。

针对仲裁上述特性，在合同标的金额较大、涉及知识产权方面或工程承包类的合作时，笔者建议约定仲裁条款。

完成合同内容的审查，合同审查工作的重点工作就告一段落，在收尾工作阶段，律师还应注意以下三点：

合同的文字、结构和体例：要点八

合同的实体内容审查结束后，还需要对合同文字及整体架构、体例进行审查。

一是审查合同的文字是否规范。检查合同的每一条款、每一个词、每一个字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仔细推敲、反复斟酌，确定合同中是否存在前后意思矛盾、词义含糊不清的文字表述，并及时调整易产生歧义的字词，确保合同的文字表述准确无误。

二是审查合同结构的是否合理。合同结构是指合同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列、组合和搭配形式。在要点二中已叙述，合同通常由首部、正文及签署部分三部分组成。此处着重讲正文部分的结构。完整的合同正文部分应当包括标的物、数量和质量、价款或酬金、履行方式、地点和期限、违约责任、合同生效及终止、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方式、法律适用、保密、权利放弃、权利转让、继承者和受让人、修订、可分割性、未尽事宜、通知、合同正副本份数、附件等条款。正文部分内容繁多，且无固定模式，如何编排，取决于律师个人习惯、经验等等。笔者认为，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合同正文内容的重中之重，以各方权利和义务为中心编排合同其它内容，此种结构比较合理。通常做法是：在对合同标的物、数量和质量、价款或酬金、履行方式、地点和期限等合同必备条款进行叙述后，采取专章的形式对各方权利与义务进行界定，然后就是各方的保证和承诺，紧接着就是违约责任条款及争议解决方式，其他条款统统放在合同后半段叙述。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重点突出，二是便于叙述，三是能够保证合同整体框架的协调。

三是注意合同体例的适用性。合同体例是指合同简繁及合同各条内容排列形式。有的合同方方面面的内容都要涉及，有的合同力求简要;有的合同采取“章”、“条”、“款”、“项”的形式，有的合同只有“条”、“款”、“项”，有的合同干脆就按“一、二、三……”顺序排列。合同体例既要视当事人要求而定，又要与合同所涉事项、金额、履行方式、有效期、操作难易程度等因素相一致，不能千篇一律。

承认并接受律师的作用是有限的：要点九

合同双方的市场地位决定了合同地位，律师的作用只有在合同双方地位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得到充分地发挥。

如果客户处于市场强势，律师应尽可能要用好这种市场强势，把合同条款设定的更加严密，以减少可能的风险。并且，在合同签订前后，双方的合同地位可能发生扭转，因此在签约前约定严密的合同条款，对日后解决纠纷总体是有利的。

如果客户处于市场弱势，除了尽可能为客户谋求公平外，律师也要明白，很多事情并非律师的能力所能决定。当客户必须去签订一份不平等合约时，分析其中的各项风险并使客户明了，就是律师最重要的工作。毕竟审查合同的最终目的是在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促成交易，有些风险不可避免，律师只能就不利条款及风险尽到提示义务，而是否接受该条款，应由公司决策层在风险与利润之间权衡决定。

沟通与反馈机制：要点十

在合同审查过程中，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我们将合同审查修改意见发给客户以后，客户往往没有回音，这是否表示客户完全认可了我们修订的合同呢？其实并非如此，很多客户只是想当然认为，只要是律师审查修改过的合同，就没有问题。这是一种误解，合同审查修改意见只是律师提出的方案、建议，其是否满足实际需要，仍需要与客户确认。为避免发生客户不看终审稿的这种情况，律师在审查修改合同时，对于需要客户注意的事项都要以书面方式予以提醒注意，并对重点交易程序、内容通过电话联系并确认。在完成合同审查后，与具体经办人及时沟通，请客户的决策层过目后，就分歧点与客户充分讨论后，决定是否予以修订。这样做既是对客户负责，也可以减少律师的执业风险。

此外，合同审查过程中，对原合同草稿约定较为模糊的条款，律师应当要求客户做出解释。但有些合同，客户不希望律师知道交易的真相，因此可能存在解释不清或故意不解释的情况。此种情况下，律师应标注“本合同系按照一般审查办法予以审查”，以减少执业风险。

结 语

篇3：UPS厂商文件的审查要点

与厂家交涉之初,设计部会提供UPS技术规格书、数据表、 请购书等相关文件,招标和议标环节暂不叙述。在这些技术文件中,一般会规定输入电源的值、短路容量、负荷计算的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输出电能质量的要求、电池类型、安装要求、厂商文件列表和供货范围等。

厂商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往往在争取中标的同时,在技术文件要求范围内尽量简配或者压低设备容量,以取得利润的最大化。也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有的厂商在来往的文件上玩起了数字、文字游戏,企图掩盖简配的事实或争取到追加合同的目的。

举例说明:UPS的设置是为了保证一些重要负荷能够持续地安全、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厂电或者市电断电时起到临时供电的作用。以在线式UPS为例,外电正常时,UPS通过滤波器(选配)→整流器→逆变器→隔离变(选配)向负载供电;外电断电时,UPS通过电池→逆变器→隔离变(选配) 向负载供电。而在外电比较稳定的地区,UPS电池在投产后如果没有带负载充放电的使用过程,实际电池容量达不到设计要求也很难被发现;一旦造成损失则无法避免。

1 UPS的输入电压范围

这项指标对于早晚电压波动较大的地区和使用厂用发电机供电的地区尤其重要。如果UPS输入电压范围太窄,电压波动超出其额定值时,UPS便会转入电池供电模式,频繁的电池充放电会降低电池和开关器件的使用寿命。

UPS输入电压范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动机和UPS运行状态的频繁变化降低了各自的使用寿命,也对母线上的其他负载造成了影响甚至损坏。所以,在审查环节对UPS的输入电压范围一定要严格。

虽然发电机的扰动可以通过调节柴油机(举例说明)和发电机的参数减小,以满足UPS对输入电压的要求,但这对发电机、其他负载和系统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将问题复杂化。

2主机的额定容量

正确的容量选择对UPS的稳定工作及工作寿命影响很大, 经常工作在满载或过载状态下的UPS系统故障的几率远高于正确容量配比的UPS电源。

2.1充电器额定容量

充电器的最大负载包括两部分:UPS最大负载和电池充电最大充电电流。应计算后确定充电器的额定电流值,尤其要避免额定值偏小而引起过载。

假设电池最大放电量为90%,8小时充满,则充电器容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IL为负荷电流(A);C为电池容量(AHr);K为充电效率,取0.8;1.2为过载系数;P为负载有功功率; pf为负载的功率因数;η为逆变器效率;K1为老化系数, 取1.25(IEEE 485);K2为温度系数,取1.0 (特例); K3为逆变效率,取0.8。

计算出的结果是理想值,如果UPS中没有谐波的存在, 往往取结果的1.3倍值,即充电器容量为:

2.2逆变器额定输出容量

逆变器额定输出容量的选择是由负荷计算的有功功率、 视在功率和UPS本身的效率决定的。负载的功率因数也会影响主机的输出功率。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线补偿式UPS标称输出功率因数为0 ~ 1,但当外电断电时,这种UPS也就失去了在线补偿的功能,如果其按照“输出容量:负载=1 ∶ 1”选择,由电池供电时容易发生过载。

3电池容量

正确的选择UPS后备电池容量,对负载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如果厂家“偷工减料”没被及时发现以至于电池容量偏小时,不仅不能满足后备时间,还会造成电池过度放电影响电池的性能和使用寿命,给用电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极大的隐患。

1) 常用的选择电池容量方法是通过计算最低电压时电流(最大电流),然后对照电池放电曲线来选择:

其中:P为负载有功功率;pf为负载的功率因数;η为逆变器效率;K1为老化系数,取1.25(IEEE 485);K2为温度系数,取1.0;K3为逆变效率,取0.8。

2) 但通过查放电曲线来选择电池容量的办法在有些情况下并不适合,比如负载较多、负载运行时间不集中或者存在瞬时负载(例如开关状态的控制等)的情况。

若取一特定终止电压值,随着放电电流的增大,电池达到这一终止电压的时间越短。说明电池容量与负载大小的变化有关系。由此,引入参数Kt,它是电池额定容量和电池在特定时间内达到终止电压所输出电流值的比值。其值由厂家提供的Kt曲线图可以查到。利用Kt值计算电池容量的方法见IEEE 485-1997,在此不详述。

3)需要注意的是,电池容量的大小和电池的终止电压密切相关。规范中范例计算出的相同负荷条件下,终止电压与电池个数、容量的关系如表1。

由表1可见,计算时通过增加少量电池个数和降低电池终止电压的方法,在满足容量要求的条件下可以较大幅度的降低电池容量,压低成本。但过度的降低电池终止电压会使电池在使用过程中过度放电,降低其性能和使用寿命。

4 UPS的接地

根据规范,UPS逆变器输出端N线不应悬浮。根据《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3要求,不间断电源输出端的中性点(N极),必须由接地装置直接引来的接地干线连接,做重复接地,有利于抑制中性点漂移,使三相电压均衡度提高。同时,当引向不间断电源供电的中性点意外断开时,可以确保不间断电源输出断不会引起电压升高而损坏其它设备,保证供电安全。作者以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输出端带有中性线的三相UPS,无论输出端有没有隔离变一般都可以接地,因为中性线始终与上级电源的N线直接相连,中间没有连接其他设备或元件。

2)对于单相UPS,由于火线和零线都参与了整流和逆变, 输出端的N线与上级电源的N线之间已经不再是直接连结, 如果此时再将N线重复接地,可能会使UPS不能正常工作, 甚至内部元件因过电压而烧毁。

3)当UPS与用电负荷配电距离较远时,仅UPS出口端N线重复接地对于降低负载处零地电压作用不大。以220V 4KW大型服务器为例,供电距离20米,电缆横截面为4平方毫米, 此时电阻为0.11欧姆,则计算压降为1.7V,再加上谐波等的影响,零地电压大大超过了微机集群和大型服务器为1V以下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在近负载处做重复接地可满足要求。

5结语

篇4：妨害公务案件的审查起诉要点

[基本案情]2016年1月22日上午，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庭法警熊某某、张某某（聘用人员）、吴某某及当地派出所民警徐某某等人持法院执行决定书到村民杨某某家对其执行司法拘留，在对杨某某及其家人亮明身份将杨某某带上警车的过程中，遭到刘某某（杨某某之妻）的辱骂和撕拽，杨某某的父亲躺在警车前面不让警车走，在撕扯过程中刘某某将法警张某某的警服领子拽掉并将其抓成轻微伤，杨某某被带进警车后，刘某某还强行将杨某某从警车内拉出来，杨某某被拉下警车后趁机找砖块将自己的头夯流血，最终致使对杨某某的司法拘留无法执行。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杨某某的辩护律师书面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1）司法拘留的依据，即法院执行决定书合法性存在争议，故而认为公务行为缺乏合法性；（2）杨某某的自伤行为并非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不应当认定杨某某构成犯罪；（3）张某某系法院聘用人员，执法主体不适格；（4）杨某某父亲的威胁行为显著轻微，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根据《刑法》第277条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妨害公务罪可细化为暴力型和造成严重后果型，前者规定于《刑法》第277条第1、2、3、5款，后者规定于《刑法》第277条第4款。但是，无论针对哪种类型的妨害公务犯罪均以特定身份者执行公务之时为妨害公务行为成立的时间，并且均以公务行为的合法性为必要前提。因此，司法实践中不具备特定身份但协助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如临时聘用人员的对象资格即存疑问。另外，妨害公务行为的暴力程度如何认定；威胁的对象如何限定；审查终结后量刑建议如何考虑影响责任性和预防性的各种情节，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本文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在审查起诉阶段，端赖于以下五个关键问题的合理把握。

一、公务行为的推定力及合法性判断

“公务”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解释为关于国家的事务；公家的事务。[1]公务行为一般指拥有公务执法权的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实施的，对外具有法律意义、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公务行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权威性体现在公务行为的效力上。在行政法上，公务行为具有推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公务行为的拘束力和执行力自不待言，关键是公务行为的推定力在妨害公务案件的认定中具有重要作用。

公务行为的推定力一般指公务行为除有异议期要求的，一经作为便推定其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相对人必须服从接受，不能拒绝和阻碍，即便认为不当或者非法，一般只能采取事后的救济手段，而不能直接抗拒，更不能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妨碍公务之执行。

不言而喻，与公务行为具有推定力相对应的，在公务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上亦应以行为时为准。学界关于公务行为合法性的认定有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而司法实践中，对公务行为合法性异议的行为人或者辩护人一般有两种意见：一是公务行为存在瑕疵，需相关部门或者机关的认定；二是事后权威部门的认定导致当初的公务行为失去合法性依据。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执行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暴力反抗，妨害了公安机关执行公务，但是经过后续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具备作案时间，真凶另有其人。若依公务行为的推定力和行为时的合法性判断为标准，前述犯罪嫌疑人构成妨害公务罪并无异议，并且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应当从重处罚；反之若以事后查明的事实为判断标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本文认为应采取公务行为具有推定力的观点，合法性判断应以行为时为标准。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有利于维护公务行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也是公务行为执行力和拘束力的应有之义；二是符合妨害公务罪设置的立法目的，亦有利于司法实践操作。《刑法》设置本罪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合法的公务行为正常执行，公务行为是否合法需要结合法律实质和法律形式进行判断，这就离不开行为时的具体情况。[2]三是若以事后判断为准，将会为部分不法分子开脱罪责提供方便之门。不法分子会辩解自己当时不知道公务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或者执行公务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进而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缺乏期待可能性以帮助不法分子阻却犯罪事由，这样一方面侵害国家执法公信力，损害执法权威，另一方面挫伤依法执行公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管理秩序的维护。

二、“暴力”程度应与执行公务行为具有相当性

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一般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体实施打击或者强制，如捆绑、殴打、伤害等。关于“暴力”的含义，有学者主张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不仅包括直接暴力，还包括间接暴力；不仅包括有形力，还包括无形力。因为行为人实行催眠术、用酒灌醉、用药物麻醉等无形力与殴打、捆绑、拘禁等有形力一样，都有导致公务无法正常顺利进行的重大危险或者实际危害性，并且与干扰和破坏正常管理活动的危险结果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亦应视为本罪所称之“暴力”。否则，将置国家利益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并给犯罪分子逃脱罪责提供可乘之机。[3]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

首先，该观点将我国强奸罪中的“其他手段”和抢劫罪中“其他方法”通常所指的“催眠术、用酒灌醉、用药物麻醉”等能够使被害人不知、不能反抗的手段或者方法直接套用到妨害公务罪中来。但是，我国《刑法》对暴力型妨害公务罪的表述仅限于“以暴力、威胁方法”，并无“等方法”、“其他手段”、“其他方法”的表述。

其次，刑法解释方法中的扩张解释一般应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对刑法规定用语的扩张解释不能超出社会公众对该词义通常所能理解的范围，否则便是泛化解释，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坚持和维护；二是扩张解释应仅限于对被告人有利的，对被告人不利的扩张解释，应当十分慎重。[4]将“暴力”无限扩张解释为“软暴力”等无形力明显超出社会公众对暴力所能理解的含义，于被告人不利，显然不能被接受。

显然“暴力型”妨害公务罪对“暴力”的界定直接关乎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目前学界对“暴力”程度主要有“危险说”、“抽象危险说”和“实害说”三种观点。本文认为“暴力”的程度应当与执行公务的性质、样态等存在某种相当关系，“暴力”需达到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执行职务或明显有困难的程度，质言之，即“暴力”程度与执行公务行为具有相当性。如若不问暴力程度，认为一有暴力即成立本罪，有悖于妨害公务罪意在保护公务活动正常执行这一立法本意，使入罪太过随意。该种做法看似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上只是形式上的罪刑法定，同时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

三、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应界定为公务活动

一般认为，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是“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即“有权执行相应公务”并“正在执行相应公务”的人。特定情况下，还包括“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5]有学者还认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不仅包括如前所述的人员，还包括公务活动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执行公务所必须的办公设施和用具。

但是，对于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受国家机关委托参与公务活动执行但却没有编制的临时聘用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妨害公务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6章第1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中，其保护的法益是公务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日本《刑法》中，有专章（第3章针对国家职能的犯罪）规定妨害公务类犯罪，其中第1节为妨害执行公务的犯罪。其中明确规定，尽管本罪的行为对象是公务员，但其立法意图不在于着重保护公务员的身体和自由，其保护的法益最终还是公务员公务的顺利执行。[6]根据“前提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刑事犯罪定罪机制，对于妨害公务罪危害本质及其行为对象的认定，同样不能仅仅拘泥于《刑法》第277条的字面规定，而是必须在准确确定该刑事法条所对应的前提法的基础上，与其前提法保持协调。[7]所以妨害公务行为之实施，不以侵犯执行公务人员的人身权利为必要前提，与之相应，对于执行公务人员人身权利以及执行公务所需物品的保护也并非妨害公务罪的前提法所致力于保护的法益。

综上，若将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公务行为，即可有效解决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关于前述案例临时聘用人员执法权限的问题。申言之，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的行为，不论合法公务活动的具体执行者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民警察身份，也不论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执行者是否隶属于国家安全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均应认定为《刑法》第277条及其前提法所共同规制的妨害公务行为，达到立案标准的，应依法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四、“威胁”一般不应针对行为人

一般认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是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产、损坏名誉等相要挟的行为。在我国刑法界，对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存在多种不同认识。但通说认为，所谓妨害公务罪的“威胁”，是指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和正履行职责的红十字会人员进行精神上的强制，如以杀害、伤害、毁损财产破坏等相恐吓，迫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人员无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8]

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管执法等领域矛盾日益加剧，司法实践中作为弱势的行为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关甚至出现大量以“自杀、自伤、自残”的方式以达到威胁公务执行人员的目的，阻碍公务执行，引起社会关注的轰动效应。对该类“威胁”的回应关乎妨害公务罪成立与否的问题，同时涉及刑法的目的与任务。刑法理论界根据国家本位主义和人权保障立场得出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基于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与我国的司法现状，本文主张否定说。

其一，我国司法实践中“威胁”一般不包括行为人针对自身的行为，将“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视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不符合司法惯例。例如，行为人入户盗窃后被被害人发现，遂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对着被害人说：“你要抓我，我就死给你看”。被害人害怕行为人真的会自杀遂放弃抓捕，行为人成功逃脱，后被小区保安抓获。该案例如果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暴力相威胁”，行为人则构成抢劫罪，应依《刑法》第263条定罪处罚，反之行为人的行为只能构成普通的盗窃罪，适用《刑法》第264条定罪量刑。然而，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将该案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已成共识。

其二，部分不法分子可能通过“自杀、自伤、自残”等字眼吸引媒体关注，从而造成轰动效应给相关部门施加压力，达到不法的个人目的。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传声筒，案件事实一经媒体大量报道势必引发受众的关注和围观，进而形成公众舆论，但是公众舆论常常是情绪化、非理性的发泄，而不一定是冷静、理性的表达。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给别有用心的机构抹黑政府以可乘之机，从而影响我国国际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其三，目前，“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在我国《刑法》条文中找不到相关依据，如果以此定罪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既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又有泛刑罚化之倾向，更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和对公民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另外，若将“自杀、自伤、自残”视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则违背了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追求。耶林曾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绝大多数弱势群体的行为人往往是有冤要诉、有理要说，但苦于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对于这样的行为人与其动用刑罚，不如加强说服、教育，积极为行为人解决实际问题，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五、量刑建议应正确区分各种情节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其中的报应是指责任报应，亦即，犯罪人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了犯罪行为，刑罚作为对其责任的清算具有正当性。[9]犯罪的实体是不法与责任，责任报应的前提应是行为人的责任，并且由责任作为划定刑罚的上限。因此，报应刑就是责任刑。同时，基于预防犯罪目的的考量所裁量的刑罚是预防刑。在责任刑和预防刑的适用上常常存在矛盾。比如，行为人责任重大但特殊预防必要性小，或者行为人责任轻（或者罪行轻）但系累犯，司法实践中遇到类似情形，如何确定刑罚？这就是德国刑法学者所称的刑罚目的的“二律背反（Antinomie der Strafzwecke）问题”。

根据“二律背反问题”理论，与责任刑相适应的刑罚是正确确定的某个刑罚（点），在确定了与责任相适应的具体刑罚（点）之后，只能在这个点之下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10]比如，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若责任刑为1年有期徒刑，那么影响行为人预防刑的各种从重、从轻处罚情节只能控制在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一量刑区间，反之如果超出1年有期徒刑，则是对责任主义的违反。

易言之，对于妨害公务案件的量刑建议，在正确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前提下，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裁量责任刑之后，再根据影响预防刑的各种情节，确定最终的宣告刑。故而，需要明确哪些是决定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情节，哪些又是决定预防刑的情节。

（一）加重责任刑的情节必须是行为人有责的法益侵害事实

妨害公务罪设置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务活动的顺利开展，妨害公务罪侵犯的法益是正常的国家机关执法活动。所以，法益侵害事实能够表明行为人罪行轻重程度。从影响量刑的角度来说，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之外的法益侵害结果，能够说明行为人罪行的不法程度。例如，行为人挥舞锋利的砍刀意图阻止城管执法，因围观城管较多，导致行为人造成一名城管轻伤的后果。该轻伤结果必然增加行为人妨害公务罪的责任刑。

然而，行为人没有责任的法益侵害事实，既不能成为定罪的根据，也不能作为加重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情节。例如，前例中的行为人在挥舞锋利的砍刀，意图阻止城管执法的过程中，过失造成围观的一名群众轻微伤。该轻微伤的结果不能增加行为人妨害公务罪的责任刑，只能作为预防刑裁量的情节。道理很简单，罪刑规范阻止的结果以行为人具有故意的内容为前提，只能将故意造成的结果作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考量。

（二）执行公务活动人员的过错是减轻行为人责任刑的情节

司法实践中，部分妨害公务案件的发生是由于执行公务活动人员手段粗暴、态度蛮横，从而引发与行为人的冲突，导致行为人暴力抗法。显然，公务人员的过错，既可能导致行为人的动机值得宽恕，也可能导致行为人期待可能性减少，因而成为减少责任刑的情节。例如，行为人开车为了将病重的母亲尽快送往医院，情急之下闯了红灯被两名交警追上叫停，行为人立即下车向交警说明情况，但其中一名交警伸头看看车内说了句：“不是好好的吗，我还以为病重地要死呢”，结果导致性情暴躁行为人暴力抗拒交警执行公务。本案中引起行为人妨害公务的是公务人员的严重挑衅言论，行为人又急于将病重母亲送往医院而选择了暴力抗法，期待可能性减少（当然其动机也值得宽恕）。

当然，公务人员的过错有一定的程度差别，所以，对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公务人员的轻微过错和执法上的瑕疵不影响对行为人责任刑的认定。

（三）“恶劣社会影响”不宜作为量刑情节

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妨害公务罪的量刑时普遍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并将其作为增加责任性和预防刑的情节。本文不赞同将“恶劣社会影响”作为量刑情节。

第一，“恶劣社会影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感情色彩极浓的概念，对这一个概念进行规范判断，显然会产生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认定“恶劣社会影响”一般以媒体的关注、上级领导的重视为标准。如前文所述，部分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媒体的关注引导公众舆论，从而引发轰动效应，达到媒体绑架司法，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裁量之目的。

第二，司法实践中所指的“恶劣社会影响”一般是指妨害公务行为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然而，犯罪结果或者后果，并不是行为造成的任何现象，而是指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那么，就应当结合妨害公务罪的保护法益予以确定。而将“恶劣社会影响”作为妨害公务罪的量刑情节超出了该罪的保护法益，违反了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

第三，如果认为“恶劣社会影响”是妨害公务罪的一种法益侵害结果，那么，这种结果应当包含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因而已经被法定刑所考虑，不宜再作为加重责任刑的情节。反之，当“恶劣社会影响”不属于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结果时，不应当作为构成要件外的法益侵害结果来考虑。

（四）行为人此前多次妨害公务的行为只能作为影响预防刑的情节

行为人多次实施妨害公务行为，但均情节轻微，不符合追诉条件，而最后一次实施了暴力抗法的妨害公务行为，达到立案标准。如何评价行为人之前多次实施的一般妨害公务行为？之前的妨害公务行为能否作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对此，本文持否定态度。

首先，犯罪是指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的有罪责的行为。行为人之前的多次妨害公务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将之前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作为增加之后犯罪责任刑情节的做法并不妥当。其次，刑罚的目的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是指防止犯罪人再犯罪。行为人之前多次实施的一般的妨害公务行为只能作为反映行为人再犯罪危险性的事实根据，是裁量预防刑的依据。

六、结语

刑法的美德是宽容。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妨害公务案件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衍生物。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环节应当严格把关，正确认定罪与非罪，对于确有打击必要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准确打击犯罪，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对于虽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的行为人，应该按照法治精神，以保护群众利益为目的，大胆适用酌定不起诉，从而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加强释法说理，积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实现案结事了，充分发挥司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社会功能。

注释：

[1]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52页。

[2]参见文晓鹏、梅象华：《论妨害公务罪之公务行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参见赵秉志：《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4]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5]参见彭东：《公诉案件证据参考标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01页。

[6]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

[7]参见田宏杰：《妨害公务罪的司法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8]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938页。

[9]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日本评论社2013年版，第2-5页。

篇5：律师合同审查的十项要点

合同审查是律师在担任法律顾问、非诉讼专项服务中的常见工作，由于长期以来

对于合同审查并无统一标准，因而不同的律师会有不同的审查习惯、不同的审查结果。为提高整个行业的执业水平，全国律师协会已经在着手起草各类业务指引，合同业务的指引也在酝酿之中。

合同审查业务的存在，是由于委托人存在这样的需求。因而必须根据委托人的需求

来研究合同审查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并以委托人的目的及要求为出发点研究合同审

查的要点及工作目标。因此，本文将以抛砖引玉的形式为整个行业提供思考的基础。

一、合同审查的终极目的及其满足条件

由律师来审查合同并不是当事人进行交易的必需程序，当事人之所以委托律师进行

合同审查，是为了利用律师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思维方式，判断合同是否能够达到自己的交易目的，以及合同条款是否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实践中，大部分的合同审查是为了发现问题并加以修改完善，也有少量的合同审查仅仅是用于为决策提供依据。

从广义角度来看，合同审查包括了合同的修改。正是由于包括了修改工作，律师必

须为合同的最终整体质量负责。为了当事人能够通过合同实现达到交易目的、有效保障权益这两个终极目的，在法律层面，合同必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⑴合同主体合法存在，或者可以归责于其所属主体；

⑵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或虽违法但违法成本在可以承受或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⑶合同条款实用、能够满足需要，无实体及程序问题上的重大遗漏；

⑷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明确的、可保障的，不存在严重的相互扯皮条款；

⑸合同条款能够保证委托人一方达到交易的目的。

由于合同必须满足上述条件才能实现委托人提交审查的终极目的，因此这些内容的审查便是律师审查合同时的工作要点。只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合同一般都能够达到委托人提交审查的目的。

但对于律师而言，特别是在面临广义的审查，也就是既审查又修改时，合同仅仅满

足上述条件还是不够的。合同是通过书面语言体现的当事人权利义务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技能将合同中的权利义务通过选择措词、安排结构、逻辑分析等方式表述出来。表述方面出现了问题，不仅有可能严重影响当事人的权益，而且严重影响律师的职业生涯，因为表述不当的合同至少反映了律师工作质量、工作态度存在问题。合同中常见的影响合同质量的表述问题包括：

⑴合同的结构安排是清晰、合理的，没有重复及相互交叉的内容；

⑵合同的条款是完备的，没有遗留合同履行中的权利义务空白点；

⑶整体思维严谨，对非正常情况的假设及处置形成严密的条款体系；

⑷语言表达精确，对于权利义务没有第二种方式可以解释；

⑸版面安排美观大方，条款序号编排合理，便于阅读和后续工作开展。

因此，为了实现委托人将合同提交审查的目的，合同审查工作中必须既注意内存的、法律方面的质量，也必须注意外在的、表述方面的质量。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各分为五项，这十项内容基本上就是律师进行合同审查的要点。

二、合同法律问题的审查重点

合同中的法律问题，主要是指从合同法及其他行政法的角度审查合同，并本着谨慎原则，从合同签订及履行中的实体问题及程序问题出发，找出合同与相关法律的不符之处并加以修改。它既要解决交易主体、标的物的合法性问题，也要解决合同中约定义务的合法性等问题。根据各项内容的性质及控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关重点可以具体细分如下：

⑴合同主体合格性的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备签订及履行合同的资格，是合同审查中首先要注意的问题，这涉及到交易是否合法、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一审查要点对于律师执业信誉的影响也最大，因为它是律师应当知道的起码内容。如果签约主体是法人，这一方面的审查要点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是否拥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否合法、有效，包括是否经过年检；

③《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是否与合同相适应；

④对于某些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等特别行业，是否有相应的经营许可；

⑤法律是否对标的物有经营上的限制、是否可以合法流通等。

由于在某些情况下合同的签约主体并非法人，或者合同主体在合法性上存在一定的瑕疵，因此在某种场合下必须对主体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并设法找出解决之道。⑵合同内容合法性的审查 这里所说的合法性，是指合同约定的交易内容及交易程序应尽可能与法律的规定相符，涉及合同名称、约定的条款、术语等方面，目的在于避免合同内容与现行法律相冲突。包括以下内容：

①合同名称是否与合同的性质相符，是否会引起对合同性质的误解；

②合同条款中的约定是否与法定强制性义务相冲突；

③合同所用术语的涵义是否与相关法条、司法解释、技术规范等完全相符；

④引用的法规或技术规范是否仍旧有效、是否有效的最新版本等。

许多情况下，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与合同主体合格性问题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主体不合格往往导致交易的不合法。而其他问题多与工作不够严谨有关。

⑶合同条款实用性的审查 合同条款的实用性，不仅是指具备交易所必须的基本条款，还包括结合合同标的、合同性质、合同目的、对方特点、合同背景等因素制订的条款。这些条款是合同基本条款的细化和延伸，是通过合理的前瞻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并事先加以约定的条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审查有无针对交易特有风险而设立的实用性条款；

②审查有无根据违约特点而设立的实用性条款；

③审查有无根据标的特性而设立的实用性条款；

④审查有无根据交易对象的特点而设立的实用性条款；

⑤审查有无提高争议管辖地点实用性的条款等。

⑷权利义务明确性的审查权利义务不明确是合同的大敌，它严重影响交易的安全及交易目的的实现，因为签订合同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为确保权利义务的明确，需要审查以下要点：

①条款间的配合是否良好，即是否有冲突及衔接不良；

②表述的内涵外延是否得当，以及是否有没有实际法律意义的条款；

③推理中的假设是否已经穷尽所有可能、没有遗漏；

④权利义务、违约是否有可识别性，即可以通过简单判断得出结论；

⑤附件能否将正文中的权利义务补充明确等。

对这些要点的审查，其实是置身于条款之外审查条款间的配合性，以便权利义务的表述、违约的范畴、违约制裁、归责方式等条款内容明确且配合得当。

⑸交易需求满足性的审查合同条款不仅要满足交易本身的需要，还要在更为宏观的高度上为委托人进行交易所要达到的目的服务。不仅要便于顺利地得到想要得到的产品或服务，或者通过交易顺利得到货款或报酬，还要便于达到企业的宏观交易目的，从更高层面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这一审查要点主要包括：

①从合同标的物的技术细节层面判断交易能否达到交易目的；

②从合同条款看交易能否达到交易目的等。

对于狭义的合同审查而言，这一方面的审查无需进行，因为狭义的审查只是发现既有合同中的问题并加以评述。但对于广义的审查而言，特别是对于高端客户或提供的是高层面的服务，则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三、合同表述问题的审查要点

合同的表述质量是语言文字功底、逻辑推理能力、整体思维能力的综合体现。它虽然不是直接的法律问题但同样严重影响合同的质量，同时也影响到对合同阅读、履行、审查等工作的便利性。这方面的审查要点也主要有五个方面：

⑴结构体系清晰度的审查

在面对篇幅较大的合同或以“条款罗列”方式制作的合同时，以及合同审查后还需要加以修改时，往往首先要看清或重新整理其结构体系，然后才能在理解了其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高质量的审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看清合同的较大组成部分，并判断这些组成部分的划分是否合理；

②查看每一较大组成部分所包括的较小组成部分，直到查看具体条款；

③审查不同层级的内容安排及排列顺序是否存在错误或逻辑问题；

④合同各组成部分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秩序等。

这类审查不是合同审查工作中所必需的工作，但在审查某些内容安排杂乱无章的合同时，往往不得不进行结构体系的审查，否则难以保证质量。

⑵合同条款完备度的审查

这一审查主要解决合同是否存在重大的内容缺失问题，任何的内容缺失都将影响到合同的正常履行和合同目的的实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①合同中的各层标题是否恰如其分、各层标题的体系是否清晰合理；

②通过标题体系判断合同是否缺少某些条款；

③合同法中所列举的八个合同基本条款是否已经具备；

④规范合同本身秩序的外围条款是否完备，如通知、送达等条款是否完备等。如果合同结构体系非常清晰，合同条款是否完备的审查将非常方便，这也是为什么对于结构复杂的合同必须首先判断其结构的原因。

⑶整体思维严谨度的审查

合同的严谨程度与当事人的要求、合同的重要程度、合同风险高低有关，并不是所有的合同都要按最高的标准进行严谨度审查，但应了解其原理。否则不严谨的合同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容易产生执业风险。

①是否存在衔接不当而引起的话题丢失，或根本无从衔接；

②是否存在假设范围过窄而产生以偏盖全的问题；

③是否存在条款间权利义务约定上的冲突；

④是否存在前后同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飘移”等。合同的严谨性其实是各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时更多需要考虑的是逻辑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⑷语言表达精确度的审查

合同条款中语言表达的精确度，涉及到从词汇选择到句法、语法、语体、语言歧义等多个方面。从职业形象及必备素质考虑，这方面的审查要点包括：

①语体是否正确、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规范；

②术语是否精确、表述的范围是否精确、措词表示的程度是否可客观衡量；

③行为主体是否明确、句间指代是否明确；

④用句是否专业且规范，句间关系的表述是否精确，表述方法是否简练等。这方面基本上是表达能力问题，良好的语言表达水平可以令合同条款无懈可击，是防范合同风险中非常重要的工作。

⑸版面质量满意度的审查

版面质量是一种标准的外在质量，它影响着人们对于合同、合同制作人员的主观印象。为了体现律师行业的整体专业素质，应从以下方面审查合同：

①采用中文版式的合同，其排版是否符合中文的版式要求；

②字体、字号、字间距、行间距是否合理、美观大方；

③不同层级的标题是否符合常规、是否便于识别；

④整个版面是否庄重、大方等。

版面质量问题大部分不属于律师合同审查的工作范围，虽然这一工作并不具备太多的专业性，但它非常能够影响人们对于律师执业水平及工作态度的主观印象，因而在广义的合同审查中，律师在合同审查时必须考虑排版问题。

四、对合同审查要点的总体理解

在理论上，合同的十项要点控制得越是成功，则合同的质量也会越高。但在某些场合下，律师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去从这些方面进行审查。一方面，由于某些行业并不发达或具体的交易并不重要，根本无需采用非常完善的合同；另一方面，委托人或委托人的交易对象往往也未必会认同因完善而变得复杂的合同。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合同审查究竟涉及哪些要点，以及合同最终需要完善到何种程度。

篇6：房屋租赁合同审查要点

如何预防纠纷的发生比事后解决纠纷更重要。签订一份好的租赁合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纠纷的发生。本微信将连续分析房屋租赁合同审查要点。

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至少一式两份，出租人与承租人各持一份。

1、出租人出租房屋的合法性 出租人有权出租房屋，这构成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合法性、有效性和可履行的基础。1.1出租人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持有所有权证书；

1.2出租人是房屋所有人而无所有权证书，但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是合同中的买方、合同已经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预售登记、预登记；

1.3出租人为房屋的合建方，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持有者（即房屋的建设方、房租建成之后的房屋所有权人）之间有合作建房合同，已经获得合建方同意出租。

作为承租人，必须查看出租人的上述证书和文件原件、尽可能留存复印件；出租人是单位的，要查看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登记证书或其他登记证件，留存复印件。

代理人代为出租房屋的，要查看代理人的身份证件、留存复印件；查看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看代理人是否有代理出租的权限，应留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留存复印件，复印件上应要求代理人当面亲笔签名。

2、出租人为转租的情形

2.1转租出租人即所谓二房东与房屋所有人之间有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允许转租； 2.2原租赁合同不允许转租或没有对转租作出明文约定，需要取得房屋所有人同意转租的书面同意书。

2.3次承租人最好能查看并持有原租赁合同

3、租赁房屋用途

3.1租赁合同应明确租赁房屋的用途，承租人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不能改变用途；改变用途不应违反房屋的本来可用范围、房屋本来的使用性质。

3.2如果租赁房屋用于经营使用、需要将租赁房屋作为承租人的公司住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或者其他类似登记，在签订合同之前先进行核查，如不能实现目的即不应签署合同；如初步核查可行，也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具体用途；如是否能注册存在不确定性，合同应约定不能注册时的处理办法，如解除合同、退还预付租金、押金等。实践中因为约定不明，发生纠纷的不少。

3.3合同应约定擅自改变用途时承租人的违约责任、出租人的解约权等。对承租人而言，如果要改变租赁用途，一定要事前取得出租人的书面许可。

根据合同法规定，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4、约定租赁期间

租赁合同应明确约定租赁的起止日期；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租赁期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

5、租金的计算与支付

租金起算点要明确；如有装修时间，不计算租金的（所谓免租期），也应明确。

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补充协议约定或合同相关条款、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

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好的合同可以避免或减少纠纷的发生。如何审查房屋租赁合同，其实也似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应当注意的事项。这次主要分析的是：租赁合同违约金；房屋装修；房屋的交接等。(欢迎关注：elawyers)

6、装修与提前解约 合同宜约定，承租人装修房屋和装修方案应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装修不应破坏房屋基本结构；对装修的其他约定。

承租人提前解除合同，不得要求退还装修费。

7、押金的支付与返还

租赁合同通常约定承租人支付相当于数月租金的押金给出租人，主要用于1）担保租金的支付，防止欠租；2）对房屋的合理使用，防止对房屋及其附属设备的损害；3）防止拖欠水电费等相关费用。

对出租人而言，一定要收到押金后再交付出租房屋；交房后再收押金就难了。在退租时，租赁双方应检查房屋状况，除房屋和设备的正常损耗外，如不存在损坏，进行费用结算后，出租人应将押金退还承租人。

8、违约金

房屋租赁合同中可以针对不同情形分别约定违约金。迟延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擅自改变用途的违约金。提前解除合同的违约金。

9、房屋及附属设施的维修责任

通常由出租人承担房屋和附属设施的维修费用；对于一些微小的维修，双方也可以在合同中另行约定，但一定要明确范围，最好能列一个清单，避免含糊不清将来发生纠纷。

10、房屋附属设备、水电气等相关手续

租赁合同应当对房屋附属设施的情况作出明确的约定；

对房屋使用相关的水、电、天然气、暖气、网络、电话、有线电视等使用和缴费应作出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