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下乡的效果分析（精选6篇）
篇1：家电下乡的效果分析
“家电下乡”政策的效果为什么差强人意？
作者：赵俊臣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国出口量大幅萎缩，订单减少，许多企业产品积压，造成停产半停产，工人就业不足，许多农民工失业的局面，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决定自2009年2月1日在全国推广国家补贴家电下乡，以扩大农村内需，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减轻经济危机的压力。
据官方统计显示，2009年前10个月，全国共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787.8万台，销售额508.4亿元，比原先预想的1500亿元相差甚远。
那么，“家电下乡”效果为什么差强人意？
一、从表象看的“家电下乡”的过程是很不如人意的“家电下乡”政策的设计，从主观愿望上看是值得肯定的，即希望能够借此刺激农村消费，进而带动全国消费，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但是，事与愿违，“家电下乡”政策的运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首先，家电下乡产品的档次和型号不能满足部分农户的需求。一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有能力购买的农民在选购家用电器时将眼光瞄准于设计美观、质量上乘的中高档产品，如购买电视想买大屏幕液晶电视。但这样的产品因价格超过2000元不在家电下乡产品之列，不能享受领取购机补贴的优惠政策。二是下乡产品种类少。目前，家电下乡仅限冰箱、彩电、洗衣机、手机四类，而现在农村对太阳能热水器、电磁炉、电脑购买愿望也十分强烈，却不在此列。
其次，财政补贴后下乡家电价格并不低，在“比城市里的专家还会算计的”农民们合计后，认为还不如直接到县城去买划算。从购买过程中考虑，由于城市家电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大型连锁家电超市之间的“价格战”等因素的影响，有的下乡家电在优惠了13%后的价格还要高于城市的实际买价。优惠13%才相当于打8.7折，这比城市一些商场节日的打7或8折还要高。这样也就不能不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购买成本，能不大大挫伤农民购买的热情么？！
再次，曾有不少媒体报道过，在个别地区的家电下乡产品中出现了存货倾销、旧货翻新、以次充好等现象。这种恶劣行为在政策设计与实施初期时，就增有专家警告过，不幸还是发生了。这种现象只要有一个地方出现，周围几十公里内就会产生杀伤力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严重挫伤农村居民的心！
其四，在具体技术操作上，下乡家电的财政补贴手续繁杂，很不方便易行、很不透明公正，不利于农民购买。最初采取的方式是农民先购买产品，再去财政部门领取补贴，这期间需要进行信息录入、审核等，手续比较繁琐，还要求下乡卡、发票、身份证、户口本等证明文件“一个都不能少”。很多农民朋友家住在乡下，为了领取家电补贴，先要将相关资料带到
乡镇财政所申报，通过后由财政所上报县财政局审核，财政部门一般半个月审核一次，按最快时间，最终领到补贴也要1个月时间。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还要跑上多趟才能解决，有的来来回回跑几趟都没能领到补贴款，打击了不少农民购买下乡家电的积极性。
其五，下乡家电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跟不上。售后服务的落后成为了农民消费的很大障碍。售后服务是所有家电销售的极其重要的环节。目前农村售后网点少，维修人员缺乏，维修知识不普及，都使农民购买产品后的内心放心度和满意度大打折扣。试想，在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售后服务工作跟不上的前提之下，就是城里人也不敢购买，怎么能强求农民呢？
还有，农村供电不正常，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购买欲望。长期来。我国的电力行业由于国有垄断，形成了老百姓痛恨的“电老虎”、“电老大”，一旦遇到用电高峰，被拉闸限电的首先是农村地区，拉闸后电视就会中断，会大大影响农民消费的效用，还会带来经济损失。
二、从深层次看是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购买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农村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有消费能力的家庭，早在前些年便已购齐了家电。当国家决策家电补贴政策时，农村中需要购买并有能力购买的家庭数量已经不太多了。农村中那些需要家电的家庭，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能力购买，特别是家电下乡政策的出台恰遇金融危机、农民收入减少之时，有点“生不逢时”。
农户家庭作为生产主体和消费单位，其男女主人公在算计一家人生产生活时，都是极其理性的，每一项决策都是慎之又慎、掂量来掂量去。这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家庭还不富裕，为数不多的收入中，要通盘照顾全年的生活，要考虑再生产的垫本、孩子上学的生活费、生老病死等基本性开支，而对于家电等奢侈性的消费开支，则是不得不严格控制，能不买的就不买。比如电视，能到邻居家看的就到邻居家看，实在要买也是检最便宜的买。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家庭收入呈下降趋势，增加了农民奢侈品消费的恐惧。据中国社会科院社会学所课题组估计，2009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可以增长到10%左右，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只有6%—7%之间，城乡之间收入的增长率又拉开了3、4个百分点。2009年1—9月，前三季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297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5%，比上年同期增长2.1个百分点；而前三季度农村居民县级收入来看，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肯定比去年有所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要比去年增幅有所下降。在预期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唯有更加捂紧口袋，才是理性的选择。
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幅下降中，农民工的收入下降更加明显。一方面是工资率下降，还有工作时间，尤其是加班时间减少了，因为订货减少了；另一方面，农民工在金融危机时企业停工、或被解雇时，没有了收入，或回乡、或留据城市，吃饭等基本生活费用还得照常支出，哪里还敢再购买家电等奢侈消费品呢？！
三、家电下乡的一个结果是加重了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
我们看到，在家电下乡中，能够购买和实际购买的，比例较大的是相对富裕农户，而一
般农户和贫困户则较少购买。这就出现了人们不想见到的结果，即农村相对富裕户得到政府财政补贴买家电，实现了“锦上添花”；而贫困户和一般农户急需得到扶持，却没有人为他们“雪中送炭”。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非常重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是非常对的。但是人们忽视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指引下，农村中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方式确实先富裕了起来。只要不带有色眼镜，人们到了农村，一眼就可以看到那些先富裕起来的农户的标志性住宅，“鹤立鸡群”式地耸立在尚未富裕起来的农户的低矮简陋房子中。在此，我想起了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GB）模式中鉴别贫困户的方法之第一步，就是进村先看农户房子，就大致可以区分开贫富，然后再到低矮简陋房子户家里访问，最终才把真正的贫困户筛选了出来，这才考虑对其扶持，实现了扶贫资源的有效瞄准，避免了有限资源被非贫困户“抢占“。这就是GB模式设计者尤诺斯教授，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理由之一。
我国农村的农民，如果除去大家公认的20%富裕户，那么就有20%的贫困户和60%的一般户，合起来80%的农户，生活水平至今仍处于未富裕的状态。按照贫困农民（绝对贫困线785元、低收入户标准786——1067元）约4000万人，那么就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一是我国农村贫困户和一般户的标准仍然很低，远远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人均每天1美元的最低标准的贫困线；二是即使按照很低的标准，我国农村贫困户和一般户的比例仍远远超过总农户的80%；三是参考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人民币的中位数，我国农村贫困户和一般户的收入就更低了。
在绝大多数农民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出台财政补贴下乡家电，买不起的农户眼睁睁地看着相对富裕户把家电往家搬，他们会产生什么想法？！
四、正确的政策选择是扶持贫困户和一般农户增收
中国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唯有扩大内需，这是中外有识之士的一致看法。要扩大内需，首要的是扩大农村农民需求，这也成为了国内有识之士的一致看法。而扩大农村农民的需求，最根本的，是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增加了，就会自动地去消费。就农村的具体情况看，相对富裕户增收的路子已经基本走出来了，困难在贫困户和一般农户增收上。因此，我们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毫无疑问就应该放在扶持贫困户和一般农户增收上。
贫困户和一般农户增收难的问题，据我们观察，原因很多：有自身素质、技术水平、胆识等，有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结合等，有外部环境适合等，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创收的本钱。一方面是他们家里穷，拿不出垫本来；另一方面，他们难以从现有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据许多专家的调研，我国农村行政村以下农户能够从现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大约占20%左右，也就是我们上面分析的农村中的相对富裕户，而80%左右的一般农户和贫困户，也就排除在外了。
因此，我们的帮助和扶持农民创收、扩大农村内需的政策设计，也就顺理成章地必需放在占80%左右的一般农户和贫困户身上，瞄准他们。方法是给他们以贷款，让他们发展家庭生产与经营。
农村中占80%左右的一般农户和贫困户，他们愿意贷款发展家庭经营吗？他们能够使用好贷款发展家庭经营吗？他们借款会还款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实践、以及我国引入的实践，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据新华社报道，2007年4月20日至22日，温家宝总理在江西视察时说：“农村小额信贷在农民发展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要懂得一个道理：农民是最讲信用的。”
农民之所以最讲信用，这是从大量统计资料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最早的数据，要数孟加拉国尤诺斯教授创办的乡村银行小额信贷（GB），农民还款率85%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杜晓山教授等人的扶贫社的还款率90%以上。此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援华农村发展与扶贫的项目，大约有300多个，农民还款率都在85%以上。我在云南省两个县的46个村试验的村民基金，农户贷款成功率95％，按期还款率100%，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国家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运作的贫困村基金，2008年底已在3万多个村试验，也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为此，我建议，以中央政府财政为担保，发行1万亿元农民创收债券，利用贫困村基金运作模式，扶持农民贷款发展经营。
（作者：赵俊臣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篇2：家电下乡的效果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刘海英温铁军
（北京，100872）
作者在2008年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验证的一个论点就是“部门与资本下乡，因为与分散小农的交易费用过高，而必然导致政府普惠性的政策转化为主要收益被精英俘获”。
这个论点，似乎正在被当前的家电下乡验证着。
一、三方共赢的政策初衷和毁誉参半的社会反映
家电下乡从2007年试点到2009年2月正式在全国推开，既可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缓解产能过剩的一个政策手段，同时也是籍经济危机对30年来形成的外贸依赖惯性的一次调整，适逢其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就出现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劳动力的三大过剩。而“九五”以来的每个五年计划都体现了中国政府减少对外部的依赖的战略调整意图。2005年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作为8项重大战略任务之首的新农村建设，也体现了拉动农村内需的政策要求。而中国应对历次经济危机的成功经验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农村作为危机软着陆载体的作用。因此，家电下乡也是这一作用的一个具体再现。
据测算，连续四年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农民需求量大的产品实施“家电下乡”，可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近4.8亿台，累计可拉动消费9200亿元。(《中国财富》杂志2009_ 2月)
由此可见，家电下乡的政策的效果应该是农民获益、企业促销和政府扩大内需的三方多赢。
但这段时间的网络和媒体 对家电下乡的效果却是毁誉互现。农民抱怨拿到补贴过程繁琐、来往几次才可拿到补贴,甚至补贴不抵工时；还有农民投诉 家电价格高过网店。商家抱怨利润空间有限，费力不讨好；政府为家电下乡专门开发了信息管理平台，目的在简化工作 流程，确保数据的准确，但是由于大部分销售网点都在农村，执行效果打了折扣等等，三方共赢的效果差强人意。
于是，既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解决“药方”。例如，针对企业以次充好、商家违规谋利，那就加强中标企业资格审查，堵死环节漏洞；针对商家做不到心系农民，就要让相关企业、部门树立群众至上理念，认真执行上级的“惠民”、“利民”政策 ……
这些建议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抑或这些药方本身就是“对着风车作战？”
二、既往教训与客观规律
且离开争论正浓的商家和媒体，不妨回顾最近几十年来商业资本“下乡”的教训。例如，一年一度备耕时节，各地农业部门都要开会、宣传，打击种子化肥等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控制价格过快增长。结果却是年年打假年年假；再如，农资专营的政策目标是给农民以政策实惠，结果却是农资价格一年高过一年。大凡是涉农的商业资本下乡，类似问题一次再一次出现，各种“加强”的文件不断出台，何曾彻底解决过？既然几十年都如此，其中必有规律。而2009年家电下乡出现的问题不过是再次让原有的问题显化，再次表现出客观规律的不可逆。
问题的真正症结就在于过去30年来农村的“去组织化”，导致包括商家和政府在内的任何外部主体，都会存在与小农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
三、政府退出与制度成本
上世纪50年代，因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客观需求，政府通过建立 “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和“集体化”的组织体制来减少交易成本，获取了农业大部分剩余。留给 农民的只是保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那部分产品，也只能按人口分配，这难免会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普遍亏损，集体债务大量增加。当收益小于成本时，“公司主义”的政府就会选择退出，随后也就出现了农民自发回到传统小农经济的大包干。
政府原有的汲取农村剩余的体系解体，农村生产和交易主体成为生活于
2.4亿农户300多万自然村之中的9亿分散小农，遂使交易费用陡增加；而这种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政府不可能再承担，只能由政府下属的农资、农技、流通和金融等涉农经济部门承担，于是这些部门大面积亏损，出现了很多地方的供销
社、信用社、粮站、农技站普遍不景气。由此也就 接着出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供销社、信用社和粮食部门等几乎所有涉农部门的市场化改制。政府进一步从多数涉农部门的“二次退出”。当然，有些部门是不能完全退出的，比如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的粮食储备，或者因农业技术、畜牧兽医等部门还有一定行政职能，那也就处于政府半退出状态。
与此同时，农业收益不断下降，干群关系日益趋紧。关键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 “退出”，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开支，而转由耕地来承担；并且随人均面积不断下降，必然使耕地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这种公共品职能为主。
第二则是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被政府部门下伸的单位垄断、并且必然凭借加强垄断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只靠在越发细碎的土地进行的农业生产的收益就越小。而政府所属涉农部门在农业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的部门体制局限而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于是，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断强化垄断体制。这种垄断可以凭借 行政权利参与对小农经济的剥夺，例如在我国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
涉农部门靠垄断剥夺了农民的微小的收益，无异涸泽而渔，反过来也制约了涉农部门的收益。尽管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但终归无法避免与9亿农民的过高的交易成本 问题。
四、农村营商环境恶化
由于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都与极度分散、且细小到原子化程度的小农经济之间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政府及其涉农部门都无法维持基本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加之，1990年代以来在农村不具备基本的契约化信用基础的条件下强行推进产业资本下乡为实质的“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导致外部资本与分散小农之间不存在可维护契约而引发大量冲突。
于是，大多数传统农区不仅出现农村商业网点建设落后，流通成本过高；甚至，农村商业环境由于不断降低核算单位、出现夫妻老婆店为主的“零门槛进入”，门槛越低、商家越是恶意竞争，从农资到消费品假冒伪劣蔓延，农村差不多都成了劣质产品的倾销地。
目前即使在个别、短期上似乎可以借政府名义为部门牟利，也难免在使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的生产投资能力不断下降的互动中，最终演化出与其意图相反的结果。那么，出现的各种支农政策失灵也是必然结果。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再看此次家电下乡中，商家利润空间有限，甚至旧货翻新等等坑农新闻，也就不算新闻了。
五、政府救市，农民埋单？
中国产能过剩 已有时日。实际上中国家电从2004年起就进入了衰退期，金融危机仅仅是让它表面化了。按官方统计，我国空调积压共900万台，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000万台（《中国财富》杂志2009_ 2）。可想而知，中国家电产业产品积压、资金占用的程度已经十分严峻了。中国的制造业的外部环境与金融全球化高度相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宏观面上流动性过剩，银行将大量资金投放证券市场，使企业一面是面临极度紧缩的信贷市场，另一面是投资金融产品和金融产业的潜在高回报的诱惑，金融资本加速脱离制造业，或为短期高额收益，将资金放到炒楼和股市上，中国尤以2003-2004年以来为甚。而将销售网络建设、产品开发弃之不顾。
金融危机来了，政府要保就业、保稳定，企业也就有了要求政府救市的筹码。而中国三农责无旁贷地、再一次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在建国以来历次危机中，中国农民和农村功莫大焉。新中国社会历史上已发生两次社会性刑事犯罪高峰，一次是1949-1952年，第二次是1979年-1981年。之所以因为大量的失业问题造成了社会刑事犯罪增加，根本原因都是国家没有条件将农村作为经济危机软着陆的载体。相比之下，1960年、1968年、1974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国家动员城里人到农村去，让农村承担经济危机成本，也就没有引发社会性的刑事犯罪。一般规律表明，当不能对外转嫁危机的时候就只能对内，对内即是对内的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
当前中国基本的农村财产制度，是以村社为所有权单位，以户为经营权单位的，因此每一个村社和户都是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农村由此得以作为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
那么这次靠家电下乡拉动农村消费的空间有多大呢？ 2005年以来，中国已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的国家政策。但消费对经济拉动的能力仍然偏低。国家行政学院“治理通胀课题组”指出，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是62.1%，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为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2008年发布的《社会发展蓝皮书》中2007年的消费率 是 36%左右。农村的消费份额见下图：
来源：《2007年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和2008年展望及预测》中国网
在这种状态下启动家电下乡、拉动内需，希望不是聊胜于无。
六、两点建议
一是销售网络与农民合作组织结合。建立一个与分散小农交易的合理营销体系。有人建议借鉴城市社区团购的方式，与农村中既有的各类合作组织、各种协会结合起来，或是一个可行的出路。因为，化解家电企业或销售商投资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最值得提倡的就是推动农村 合作社的建设。平时由于合作社内部的业缘和地缘的关系，沟通、收集家电信息成本很低，而且依托这样的组织，家电销售网络可以减少层级，甚至将基层的销售网络直接交给合作社来经营，让合作组织成为销售网络的毛细血管。
二是打破涉农领域的垄断。
2003年以来的一系列农村新政，可以归纳为“政府重新进入三农”。但当代农村新政重新进入的已经不再是农业生产领域，而主要是进入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领域，客观上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对于化解中国基层矛盾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篇3：家电下乡的效果分析
关键词：大理州;家电下乡;实施效果
家电下乡是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惠农强农，拉动内需，带动工业生产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有6.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第1号)]，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农村无疑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扩大农村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云南省作为内陆边疆的“老、少、边、穷”省份，消费不足显得尤为突出。一项惠农政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实施过程会有不可预知的问题，会阻碍政策的实施效果，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在实际中调查才能深入挖掘。
一、样本选择与调查方法
2009年末课题组对云南省大理州的3个县家电下乡情况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2010年末对农户进行了调查与回访。共调查360个样本，回收问卷360份，经甄别最终确定有效问卷344份，有效率95.56%。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有：农户对家电下乡政策满意度、家电下乡产品的购买量、家电下乡政策的补贴、产品质量满意度、农户对价格的认可度、农户对下乡家电购买预期、下乡家电补贴简易程度。
二、大理州家电下乡政策实施的情况
2009年3月13日，大理州家电下乡政策启动。截至2011年9月30日，大理州补贴家电下乡产品共335756台，补贴金额为9099.07万元。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拉动了农村家电下乡产品消费达7亿多元，近20万农户直接受益，大大缩小了城乡消费差距，企业销售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农民也从中得到了实惠。
注：资料来源于云南大理市商务之窗;“—”为缺失值
从调查数据计算得出，2009年末至2010年末，购买户均补贴增加了12.9个百分点，2009年末至2011年中，购买户均补贴增加了12.4个百分点。虽然政府的补贴比例一直为13%，但农户购买家电的选择价位和数量出现不断攀升的趋势。从数据变化中可以看出，家电下乡对激活农民需求，扩大了农村消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注：资料来源于云南大理市商务之窗;“—”为缺失值
三、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一）样本家庭的收入情况
我们在调查中将家庭年收入划分为四个档次(见表3):5000元以下(低收入家庭)、5001元-20000元(中低收入家庭)、20001元-50000元(中高收入家庭)、50001元以上(高收入家庭)。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年收入大部分处在平均线以下，高收入家庭并不是太多。这表明在农村现有家庭收入水平下，13%财政补贴的乘数效应不会太大。
注：资料来源于调查数据
（二）样本家庭的家电消费意愿与品种需求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大理州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30847台，销售金额45336.9万元，较2009年度增长3.8倍，其中，冰箱、彩电和洗衣机分别占总销售量的46.5%、23.4%和21.9%，这也反映了农村家电消费的潜力(见表4)。具体到不同的家电品种，依次为冰箱、彩电、洗衣机、热水器、电脑、电磁炉。冰箱和洗衣机的需求排序较为靠前的结果表明，农民对提高其生活质量的需求在逐渐提升。
注：资料来源于调查数据
（三）农户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整体认可度较高，但认为政策宣传不到位
在调查中，接近八成的农户对家电下乡政策持欢迎态度，政策的整体认可度较高。但是农户认为政策宣传不到位，有61%的农户是通过电视了解的政策信息，通过政府宣传了解的农户比重只有11.19%。
由于通过电视获得的政策信息非常有限，农民大多只是知道购买家电下乡产品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补贴，但对于政策的具体细节包括补贴的额度、类别、兑付程序等内容却知之甚少。农民普遍反映，由于政策信息匮乏，他们在购买家电产品时依然感到不知所措(见图1)。
（四）对家电下乡产品的评价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户总体上认为家电下乡产品的价格较为适中。除个别农户反映存在产品质量问题以外，产品质量整体上得到了农民的认可。产品品种方面，目前家电下乡的补贴品种共分9个大类[分别为：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洗衣机、电脑、空调、热水器(含储水式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合计共有18160个型号(数据来源：http：∥jdxx.zhs.mofcom.gov.cn/index.shtml?method=subsidyList)，农户对产品品种数量还是较为满意的(见表5)，也有不少农户认为家电下乡产品的款式较为陈旧，功能不多，特别是没有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设计，这为今后的政策调整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五）补贴兑付较为规范，但兑付程序繁杂
对于农民而言，家电下乡政策最显著的实惠是政府补贴。从调查的情况看，在受访户购买的34件家电产品中，共有32件产品获得了补贴，占总购买件数的94.12%，平均每件产品的补贴额度约为257元。可见，家电下乡政策的资金到位率是非常高的。
在补贴程序上，2009年实施的补贴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乡镇财政所审核并直接兑付”，即农户携带产品发票、产品标识卡、身份证、户口簿、存折等到乡镇财政所审核，乡镇财政所按照13%的比例将补贴款兑付农民。消费者领取补贴成本较高，大理州农村地域广阔，有的地方交通欠发达，农民为了领取补贴，有时要往财政所跑几趟，补贴领得不多，来回往返的交通费却花费不少。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购买下乡家电产品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农民都认为第一种补贴方式兑付程序较为繁杂。
二是“销售网点代审、乡镇财政所兑付”，即在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时，直接由商家先行垫支补贴，商家定期到乡财政所兑付补贴款。2010年，随着政策的完善，实施了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兑付方式由“乡镇财政所审核兑付”转变为“销售网点垫付补贴资金、财政部门集中清算”，并在农民提出补贴申请的15个工作日内补贴资金必须到位的新政策，使得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兑付方式更便捷。不仅方便了农民，补贴程序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可，也刺激了农户的购买欲望。但实践中，因财政预拨资金有限，销售网点代垫资金不能及时兑付，有时需要一两个月才能拿到垫付资金，又加上下乡家电利润薄，致使销售网点推销下乡家电的主动性降低。
注：资料来源于调查数据
四、完善家电下乡政策的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消除农村家电消费屏障，关键是提高农民增收能力，购买量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购买力。除了依靠农业增产、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开拓农民工就业机会等措施之外，还应彻底扭转在价格、投资及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城市偏向，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和贷款力度，提高财政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切实增强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和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政府投资，把投入纳入到公共财政范畴，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及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延伸到农村，要兼顾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城乡电价统一、电信资费统一，缩小城乡差距。
第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强化宣传的针对性。首先，应充分利用电视形式大力宣传家电下乡活动的有关政策，同时政策的宣传要清晰、明确。其次，可在各乡镇、行政村设立家电下乡公示栏，用于张贴通告，宣讲政策，同时征集富有特色、通俗易懂的标语口号，在村头巷尾进行悬挂、喷绘，扩大宣传效果。也可以向农民朋友发放印发小册子，向农民介绍家电下乡的政策和目的，补贴的额度和方式。再次，在销售网点进行大力宣传，在明显位置悬挂统一的家电下乡指定店标识，张贴统一的家电下乡产品公示栏和购买须知。
第四，深入研究农村市场消费特点，开发适应农村市场的产品。针对农民的消费特征，主管部门应建立定期的市场调研制度，根据具体市场条件的变化来更新产品目录，同时也要求各家电企业包括中标和竞标企业定期进行市场调研，把握农村居民消费偏好的特点和变化状况，及时向市场推出适合农村特点的产品。比如家电生产企业，可将“节能、防潮、防锈”等个性化功能加入到产品当中。
第五，简化补贴手续，加强监管，确保补贴及时到位。建议实行财政预拨、网点代付、农户先领、定期结算的先买先付方式，使得广大农民在指定销售门店购买家电下乡产品时，即刻享受选机、购买、领取补贴、送货、安装等集中办理的“一站式”服务。
对于家电下乡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操作手续繁琐、部分地区补贴不及时到位、家电产品品种不够齐全、网络渠道参差不齐以及农民意见较大等问题，主管部门有责任加强监管和督导，对利用农民不了解情况、改动价格或者影响农民领取补贴的网点应“取消资格”，还要在各地设立投诉电话和举报中心。此外，主管部门还应积极为开辟农村家电市场多元化的销售和服务渠道模式提供相关的指导与保障。
摘要：家电下乡作为一项惠农政策, 受多种因素影响, 或有不可预知的问题阻碍政策的实施效果, 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实际调查才能深入挖掘。文章通过对云南省大理州家电下乡政策的跟踪调查研究, 深入分析影响家电下乡政策实施的关键因素, 为进一步完善家电下乡政策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大理州,家电下乡,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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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莎莎, 杨建立.家电下乡的实施效果与政策完善——基于全国246村3656农户的调查与回访[J].西部论坛, 2011 (3) .
篇4：“家电下乡”的效果分析
关键词：家电下乡农村消费效果分析
0引言
2007年以来，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低迷。为了刺激农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2007年12月起商务部和财政部在山东、河南、四川及青岛三省一市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对农民购买电视、冰箱、手机3类产品给予销售价格13％的财政补贴。2008年12月起试点地区扩大为14个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洗衣机被增列为补贴产品。目前下乡补贴产品已扩大为10类，摩托车、汽车也名列其中。“家电下乡”活动已经开展了1年多，其对于扩大农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如何、带来或可能带来哪些问题等，都值得我们去分析和反思。本文就“家电下乡”对扩大农村消费的作用以及其有哪些负面影响进行一些粗浅分析，并得出具有启发意义的简短结论，这对于进一步明确扩大农村消费的政策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1“家电下乡”对于促进农村消费扩大的实际效果分析
进行以财政补贴为推动的“家电下乡”活动，对刺激农村消费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国家对下乡补贴产品进行了最高限价，如彩色电视机、冰箱(含冰柜)、手机、洗衣机等的最高限价分别为2000元、2500元、1 000元和2000元，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消费积极性，促进了农村消费。如据商务部的统计，2008年3月份，“家电下乡”产品实现销售数量148.5万台、销售额224亿元，分别比2008年2月份增长70％和72％，2008年全年仅财政补贴资金就达到104亿元。2009年2月份以来，全国各类“家电下乡”产品日均销售总量30844台，销售额达4607万元。但全面、客观、冷静地分析后，不难发现“家电下乡”的成效远没有我们设想的那么乐观。
1.1从“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增长来看，实际效果没有表面数字显现的这么明显。根据有关部门及地区的统计数字，“家电下乡”产品销售在很多地区确实有显著增长，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显得特别明显。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为了有效实施“家电下乡”，地方政府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一些地区甚至对“家电下乡”组织工作进行检查、考核、评比。因此可以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的显著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地区政府部门通过“坚持不懈”的检查、考核、评比“压”出来的，显然这种“压”出来的增长很难长久维持。
1.2从农民购买行为来看，家电补贴真正刺激的是那些“原本要买”或“可买可不买”的农民的消费，而大多数没有购买能力的农民仍然难以承受13％补贴后剩余87％的购买支出，这些农民的消费很难刺激出来。即使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农民，对于汽车、摩托车等大额消费品，13％的补贴仍不足以刺激其对该类产品的消费。以价格4000元左右的摩托车为例，扣除13％即500元左右的补贴后，农民仍需要支出3500元左右，而且10％的购置税、3％左右的消费税恰好抵消了13％的补贴，所以很难调动原本没有购买意愿农民的购买积极性。
1.3从“家电下乡”补贴的获得来看，农民购买家电后，需在规定时间内，持购买发票、身份证、户口薄等到户口所在乡镇财政部门申报补贴，经乡镇财政部门审核和县级财政部门确认后，才能得到补贴，如果碰到相关工作人员不负责或者某些环节出现问题，农民要往返几趟才能拿到补贴。很显然，农民要获得补贴需承担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甚至要承担较高的成本，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部分农民怕麻烦或不愿意承担较高的成本而放弃获得补贴的现象，尽管只是个别现象，但也已经说明问题了。不难看出，过于繁琐的补贴获得手续弱化了“家电下乡”对扩大农村消费的促进作用。
2“家电下乡”的负面效应分析
进行深入地分析会发现问题远不止这些，“家电下乡”活动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
2.1从实质上来看，“家电下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也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尽管政府在组织过程中引入了“招标”这一市场竞争因素，但这种市场竞争远没有家电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来得更充分，实际上这种方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中标”企业垄断的地位，使这些企业把大量积压产品、新生产产品贴上“家电下乡”标签后，可以好不费力地销售到农村，这对于解决企业产品积压及销售问题确实具有积极意义，但由此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使这些企业放松了技术及产品改造、改进管理等的思想意识，不利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改进管理和服务，客观上保护了落后。
2.2“家电下乡”活动很容易滋生“寻租”行为。在利益驱动下，部分参与招标的企业，很可能会利用一些非竞争手段达到“中标”目的，一些产品质量不过硬甚至低劣的企业可能会“混”入中标企业，一些农村销售网点也极有可能会“以次充好”，甚至一些质量不过关产品、“翻牌”产品、假冒产品打着“家电下乡”产品的名义进入农村市场，一些销售网点甚至家电生产销售企业把政府的最高限价当作最低价，更有甚者会明目张胆地大幅度突破最高限价。一些地区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印证了这些担心，尽管为数不多，但至少显现出了这种可能和苗头，比如在个别地区下乡彩电的销售价格比最高限价高出1000元左右。这种“寻租”行为的出现，必然会大大损害农民的利益，甚至会因一些劣质家电产品进入农村市场而使农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2.3通过“家电下乡”扩大农民消费，在农民收入水平及积蓄较低的情况下，无疑是在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压榨“农民的消费能力，然而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是彼削此长的，农民消费的增加必然会削弱其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削弱显然会制约农民增收进而削弱长期消费能力。短期消费扩大以削弱长期消费为代价，这笔帐无论怎么算都是不“合算”的。有学者经过“仔细计算”宣称，家电补贴下乡，在未来4年内可以撬动农民9000亿元的消费，可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削弱了农民生产能力和增收后劲，农民的9000亿元从哪里来呢?
3简短结论
篇5：家电下乡的效果分析
一． SWOT分析
1.内部优势：
美的集团在家电行业发展历史悠久，技术成熟，渠道广阔;美的集团在发展中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成熟的营销团队;美的拥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不断的研发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
美的集团拥有自己的物流体系及配送中心;
美的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售后服务体系，服务网点已逐渐渗透农村.2.内部劣势：
美的集团营销水平相对低于同行水平，如海尔；
美的集团发展过快，呈现出许多管理问题，服务跟不上。
3.外部机会：
近几年由于国家对农村的政策经济扶持，农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逐渐转变，对家电产品形成了巨大的潜在需求，农村市场潜力巨大;
中央政府不断出台许多惠农政策,其中家电下乡政策以补贴的方式给予农民支持，为家电产品在农村市场的推广和普及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
4.外部威胁：
海尔、TCL等家电大品牌相继进入农村市场，竞争环境
恶化，竞争压力大；
家电下乡产品税收较高，税收压力较大；
二． 市场营销策略
㈠．市场调研
1.农村市场现状分析：随着国家对农村的重视，在政策经济上扶持农村发展，农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水平提高，市场潜力巨大。农村市场成为各大厂商必争之地，我国农村有将近7亿人口，是我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群体集中，市场前景广阔。
2.农村消费市场特点：
农村市场具有明显的淡旺季；
农村消费市场区域差别大；
农村消费市场消费更偏于人情消费，口碑消费；
农村市场需求量与商品的价格呈反比，产品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
3.农村消费者消费行为分析：
农村消费者追求产品的实用性，功能性以及价格低廉的产品；
农村消费者，购买家电产品需要深思熟虑，货比三家，几经挑选比较才肯购买;
农村消费者普遍习惯赶集式购买.㈡．营销策略（5P策略）
1.产品策略
进军农村市场的产品一定要针对农村市场的现状，结合企业自身的优势进行相应的产品定位和开发，满足农村消费者特定的需求。开拓农村市场，必须为农村市场量身定做一批适合农村消费者的产品（即实用性，功能性，省电，容易维修，对电压要求不高等）
2.营销策略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地域广阔分散，且农村市场对品牌认知度低，受经销商诱导程度高，经销商在农村市场中作用巨大，企业应注重于农村当地的经销商的合作加强与经销商的沟通
3.渠道策略
在渠道拓展上，可以采用代理分销制、代销制等。加强与各农村家电门店的合作，在三四级市场开设门店，尽量扩大县一级的营销网络；
4.价格策略
由于农村市场对于家电产品的需求弹性大，市场容量大，所以企业应该采取渗透定价策略，即把产品的价格定相对较低，以吸引大量消费者，提高市场占有率
5.促销策略
广告促销，农村消费者受电视广告影响较大，因此企业在投放广告时，可将目光放在基层电视台，如乡镇新闻等，以较低的广告成本获得较大的广告效益。
适当的进行广告促销，企业可适当的给予本地经销商活动展台支持，在农村举办优惠促销活动。
通过促销人员面对面促销，企业可派专业促销人员下乡进行促销。
篇6：家电连锁巨头失手家电下乡
另外一方面，1―8月份家电下乡数据显示，素有现代家电“三种神器”之称的彩电、冰洗、空调等所代表的家电产品，累计销售306.02亿元，占整体销售的比例高达93.75%;而手机、计算机等所代表的3C消费电子产品，家电下乡累计销售额17.53亿元，仅为传统家电的5.73%，占总体销售额的比例也仅为5.37%，由此折射出家电下乡市场中3C家电与3A家电的悬殊对比;农村消费市场传统家电普及加速，而传统家电的主战场也正在由城市市场向农村市场转移。
业内分析人士进一步表示，上述数据一方面显示出家电下乡的主战场――农村市场，传统家电的普及化正在加速;另一方面则折射出转型3C连锁的大家电连锁受制于乡镇渠道、售后服务网络不健全的因素，并没有成为家电下乡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反而给人一种“失手家电下乡”的质疑;相反，扬州汇银、牡丹江广汇、浙江百诚电器以及武汉工贸等“城市+乡镇”双栖型家电连锁零售商以及10多万家、制造商专卖店、乡镇电器店、手机店等成为家电下乡政策的主要落实者和最大受益者，从而改变了我国家电流通业大家电连锁一枝独秀，垄断化势头加剧的态势，客观上延缓了家电流通业的两极化发展的进程，
上半年美苏两大巨头在传统家电市场面临增速放缓、盈利能力下降以及市场影响力削弱的市场困境，同时反作用到其赖以生存的城市市场。新七天、世纪电器网等家电网购门户网站、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佳世客等外资商超巨头，步步高商业、苏果、物美等内资商超巨头以及各地百货龙头商场，一方面借助供应商钳制两大连锁巨头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则依靠低成本或体验式购物等差异化战略，在加入城市市场中城郊农民消费者家电下乡消费市场争夺的同时，分别从“高、低”两端抢夺着两大家电连锁巨头的顾客群体，将后者逼入“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的中间地带。由此，家电流通业出现了商超、百货等传统业态“复活”以及网购、电视购物等新兴业态“抬头”、家电连锁巨头“看衰”的分化趋势。
另一方面，在计算机、手机、数码相机等为代表的“新三种神器”市场，亦即家电连锁巨头所引以为豪“华丽转身”的3C消费电子市场，宏图三胞、福中电脑、百脑汇、华海电脑、海龙等为代表的3C IT连锁，迪信通、恒波、讯捷、中域电讯等为代表的手机连锁，再加上远望、赛博、鼎好等为代表的数码大卖场以及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网购及电视购物风靡于新锐消费群体的风潮，3C化的家电连锁巨头强势领域传统家电市场优势弱化的同时，消费电子新兴市场同样面临着“不上不下，夹缝中生存”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