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著作

法学著作（共14篇）

篇1：法学著作

法学著作读后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连温饱都不能解决，那么谈法律、谈政治是没有意义的。近代的西方法哲大家往往来自贵族家庭，这位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的孟德斯鸠同样是来自贵族家庭。优越的条件、良好的教育，让他有时间也有能力从事法哲等方面的研究。这一部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论法的精神》是他在1748年发表的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

一，法律与政体

首先政体如何与有无法治有着直接的关系。书中作者描述有四种原则：民-主、贵族、君主、专制，并提出了这四种政体的原则：品德、节制、荣誉及恐惧。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惧，由一个人按自己意志无法无天的领导统治；君主政体由单独一人执政，却遵循着固定和确立的法律；贵族政体特权掌握在一部分贵族手中，维持他人和维持自己这个团体的一种平衡，他们需要一种以品德为基础的节制；而民-主共和政体，权力由全体或者部分人民所掌握，不待说是有法治可言的。

其次，政体与立法权归属有重要影响。法律是上层建筑，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用以统治国家的工具。民-主政体往往是“人民当家作主。”君主和贵族政体，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和部分贵族手上。至于专制政体，无法治又何来立法权。

此外，政体同样关系到法律的繁简、法律体系、法律内容等。

二，法律与自由

什么是自由？人民似乎认为是爱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这是事实。但是，愿意做什么便做什么并不是政治自由。在一个国家里，即在一个建立了法律制度的社会里，自由所指的仅仅是下面一种情况：一个人能够做他应当做的事，但是不能够被-迫去做他不应当做的事。

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由”，我们应当牢牢记祝所谓自由指的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任何事情的权力；如果法律所禁止的事，一个公民也能够去做，那么他的自由便丧失了，这就是因为这个权力也会为其他人所拥有。

三，法律与自然地理环境

孟德斯鸠非常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作用，甚至认为这种作用具有决定性。

亚洲的平原辽阔；海洋划分出广阔的区域；而且，由于它的位置靠南，泉水很容易干涸枯竭；山顶少有积雪；河流比较窄，人们受到阻碍较少。

在亚洲，权力便必须要带有专制性质了。因为如果没有极端严厉的奴役统治的话，转瞬间便会形成一种割据状态，这是不符合地理性质要求的。

······

贫瘠的土壤和寒冷的气候能磨炼人的意志和性格，使人勇敢、坚强而一心捍卫自由。

所以，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首先要考虑这些因素。

四，法律与其他事物或现象

支配人类的事物有许多，如气候条件、宗教信仰、法律条文、施政纲领、先例、风俗习惯等。其结果是形成一种一般的精神。

作者在本书中多次提到了中国让我惊讶于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知识渊博，眼界开阔。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可以说受礼教支配。立法者们追求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眼里维护太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服从，而这种观念所指导下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乃至三妻四妾为主流社会所接受。我认为也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的长期存在性，严重影响到了如今的社会

篇2：法学著作

《比较宪法学》虽然是一部介绍性著作，除了扩展现有的知识面，而且给了我一点转变性的启发，书中介绍的各国宪法学理论都其有所在时代的特征，宪法发展到今天呈现出的理念说明宪法学理论随着时间而潜移默化的改变，虽然宪法理论在每个国度发展的程度不同，即使宪法理论在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其现实内容和操作形式也有明显的差别，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世界，东西方宪法发展不论在其形式上还是在其实质上都在各自发展进步基础上呈现出势不可挡的融合，这可能也是全人类追求人民权利实现最终价值目标所决定的。

宪法形式价值也随着上终极目的价值的要求而变化，从对阶级意志的强调到对人权的强调，从消极的人权保障到积极的人权保障，无不透视着人类与自由的贴近。宪法也不单纯地从限制国家权力的角度被动保障人权，而调整为规范国家权力而使善的一面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宪法也不仅仅被动地扩展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积极地赋予公民“争取权利的工具”去实现权利。宪法是万法之首，是母法，是根本大法。

不仅因为其是统治阶级的集中体现，是体现国民的公共意志，更是因为它是人权保障的精神根基和源泉，是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到根本关系的法律。而且其他法正是相当近期的宪法激励的产物，诚如树歪则影不正，宪法规定如果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找不到平衡点或所谓的平衡点实际上是仅代表某一利益阶级而非全体人民意志，而有所偏差的话，那么由宪法和宪法所调整的基本关系所演生的一系列法律关系，根据宪法精神、原则指导的一系列具体行为和抽象行为都将根据母法这一平衡点所确定的偏离航线的方向而与真正的目的价值越走越远。相对地，宪法确定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博弈之基，确实明确了权力行使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其不可逾越的界限，不论现实与理想间差距会有多大，至少我们朝向确定的方向努力会少走很多弯路。这就要求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和固步自封而应该海纳百川、集思广义在比较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最适合自己的宪政道路。

篇3：法学著作

一、满清政府颁行《大清著作权律》的背景

1910年, 满清政府颁行《大清著作权律》, 开启我国版权法律制度的体系构建历史。但是, 该律并非在传统自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而是在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下, 即在国内、国外诸多复杂环境的共同影响之下被迫颁行的。首先, 清末时期版权保护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引进我国, 随着人们对图书的需求越来越大, 版权纠纷越来越多, 盗版现象严重侵害了出版机构的权益, 出版商通过各类方式寻求救济, 但是清朝政府却未提供统一的法律保护, 而是沿袭南宋时期通过发布禁令的方式进行规制, 商人每出版一本书均必须向政府申请保护, 远不能满足版权保护的需要, 这就必须建立版权保护法律制度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其次, 满清政府和日本、美国谈判中, 美、日对满清政府亦对满清政府提出加强版权保护的要求。1902年, 满清政府和日本进行通商行船的相关条约谈判, 对于日本人编印的在供中国人使用的各类地图、书籍等一切作品, 必须由中国设法保护, 避免给日本人的利益受到损害[1]212。同年, 满清政府和美国政府进行续修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 美国在谈判过程中要求满清政府采取措施在中国境内保护美国版权。鉴于我国当时的盗版现象较为严重, 负责谈判的大臣张之洞认为美国、日本政府提出的这些要求不能全部拒绝, 在最大限度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同时, 适当同意了美国、日本提出的要求, 直接推动了满清政府版权制度的建立。再次, 《伯尔尼公约》等现代版权理论在我国的传播推动了满清政府建立著作权法律制度。由于受到美国、日本和中国版权相关法律问题谈判的影响, 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和相关人士更加高度重视现代版权理论, 在国内出版了许多推介和研究著作权法的著作, 比如《伯尔尼公约》、《版权考》、《版权之关系》、《论著作权法出版法急宜编订颁行》等, 对满清政府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基础。最后, 知识界、文化界对著作权立法的呼吁, 促进了满清政府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建立。

二、《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

《大清著作权律》的制定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由民政部草拟《大清著作权律》草案。1910年9月, 清朝民政部草拟《大清著作权律》5章55条, 并且还附有详细的理由说明书, 阐明了制定著作权律的重要意义, 认为西方各国均专门设置了著作权律保障著作权, 所以促进了艺术和学问的发展, 在朝廷预备立宪之际, 亦应结合清朝国民思想进步程度, 结合著作权必须加以保护的实际, 必须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而且, 对草案当中的14个法律条文的立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二个阶段, 由宪政编查馆进行复核。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是清末立法中的两个专门的法律馆, 这两个专门的法律馆同时存在并同时开展工作, 在工作内容上存在重叠交叉之处, 却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宪政编查馆的职能更为广泛些。民政部拟定的《大清著作权律》, 须先送交宪政编查馆复核, 才能提交资政院进行审议。第三个阶段, 宪政编查馆复核后, 送交资政院“三读”。一读程序为, 资政院将法律草案送交相关成员后进行讨论, 民政部派员作相应说明。二读程序为, 由之前审核法律草案的成员进行再次讨论, 提出修改意见, 将原法律条文和修正之后的法律条文进行逐条讨论并作出是否修改、如何修改的决定。三读程序为, 将二读程序中的决定提交议员表决通过, 表决方式为当场表决, 多数议员的意见相同则通过审议。《大清著作权律》经过“三读”程序之后, 对相关条文的内容和文字进行了修改, 请旨裁夺颁行满三个月后“通行各省, 一体遵照办理”。

三、《大清著作权律》的主要内容介述

《大清著作权律》包括正文、附件。正文共5章55条。

第1章为“通则”, 共4条。第1条对著作权的概念作出了界定, 即“凡称著作物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 曰著作权”。并对著作物的内涵作出了界定, 即“文艺、图画、贴本、照片、雕刻、模型等是”。第2条、第4条规定了著作权注册制度, 著作权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 获得民政部注册后受法律保护。

第2章为“权利期间”, 共11条, 分为2节。第1节为“年限”, 规定著作权对作者而言终生享有, 在著作者去世之后, 继承人继承其著作权的年限为30年。同时规定了“合著”的著作权相关问题, 著作权的年限为合著者终身享有, 著作权人去世之后, 其继承人继承著作权的年限依然为30年。关于“遗著”方面, 规定“著作人身故后, 承继人将其遗著发行者, 著作权专有至30年”。第2节为“计算”, 规定“均以注册日起算年限”。同时对继承著作权的年限计算方法、子孙发行先人遗著的起算时间等作出了规定, 并举例进行了说明。

第3章为“呈报义务”, 共8条。本章规定了清朝实行实名注册制度, 对实名注册的相关程序和要求作出了规定。

第4章为“权利限制”, 共3节27条。第一节为“权限”, 对著作权的权限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于合著著作的著作权, 规定如果出现了其中的一人不愿意发行的情形, 可按照体裁的具体要求确定, 如果是可以将其著作的部分单独分开的, 其他合著者可将自己享有完整著作权的著作发行, 如果不能分开出来的, 依然可以发行, 但应维护不愿意发行者的著作权益。与此同时, 对口述著作、译著、阐发新理之著作的相关内容作出规定, 并规定了诉讼权利。同时规定法令约章及文书案牍、各种善会宣讲之劝诫文、著作权年限已满的著作等不得享有著作权的八种情形, 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第2节为“禁例”, 也就是保护著作权的禁止性规定, 比如规定了按照程序注册的著作, 他人不得翻印仿制, 以及不得通过各种假冒的方法侵害其著作权。规定不得假托他人的姓名发行自己的著作, 但是用别名的则不加以限制。规定了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 比如因编著教科书、参考书而使用他人著作的, 不视为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第3节为“罚例”, 规定了对假冒者和知情的销售者侵害他人著作权行为的处罚。

第5章为“附则”, 共5条。规定了《大清著作权律》的生效日期、溯及力、注册费等内容。此外, 著作权律的附件和正文同时颁行, 附件附有关于著作权登记注册的三种申请格式, 均要求注明申请者的姓名、申请日期等相关内容。

四、《大清著作权律》对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影响

1910年, 满清政府颁行的《大清著作权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其立法具有许多先进之处, 可因清朝在之后不久灭亡, 该律并未来得及实施。然而, 这部并未及时实施的《大清著作权律》却对民国时期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 北洋政府于1915年颁行了一部著作权法,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又颁行了一部著作权法, 统属民国时期的著作权立法, 均受《大清著作权律》的重大影响。比如, 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分别颁行的著作权法均在第1章中规定了登记制度等核心制度, 北洋政府规定的登记机关为内务部, 南京国民政府规定的登记机关为内政部, 而满清政府规定的登记机关为民政部。民国时期的两部著作权法第1章名称为“总纲”, 而《大清著作权律》第1章为“通则”, 其意完全相同。除此之外, 民国著作权法中的相关概念、术语均受《大清著作权律》的重大影响, 著作权的期限也均为30年。民国时期颁行的两部著作权法均规定了相应的溯及力, 民国政府还对清朝时期登记的著作予以保护。综上, 《大清著作权律》对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在措辞方面有所修改, 却在整体上基本延续了满清政府制定的著作权法律制度, 在实质上未发生重大变化。

1910年诞生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 到新中国于1990年出台《著作权法》, 两者之间相隔了80年的时间。虽然两者之间时间跨度较大, 并且两者的法律性质不同, 一个是封建时期的法律, 一个是新中国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但是, 历史的传承是无法完全分割的, 在法制文化、法律制度方面的传承更是如此。相应地, 在民国时期著作权法受到清朝著作权法影响, 而新中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也受《大清著作权律》以及民国时期著作权法的影响, 在立法体例方面, 新中国的著作权法沿袭了《大清著作权律》篇首为“总则”、篇末为“附则”的体例, 体现出国家公权力对著作权的明显干预, 比如推行著作权登记制度、法律责任的公法化, 最为突出的国家公权干预体现在设立了侵犯著作权罪。

摘要：《大清著作权律》对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颁行的两部著作权法虽然在措辞方面有所改动, 却在整体上基本延续了满清政府制定的著作权法律制度, 在实质上未发生重大变化。

关键词：清朝,著作权,法律制度,民国,立法,影响

参考文献

篇4：模拟著作权和数字著作权

图书馆合理使用模拟著作权和数字著作权的法律规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从相同点来讲，比如，图书馆合理使用模拟著作权和数字著作权的权利基础都是本图书馆的收藏权，作者的精神权利不受合理使用限制，合理使用作品的范围都限于本图书馆的物理馆舍内，而且合理使用作品复制件的数量与并发用户数在法律中都没有明确的限定等。图书馆合理使用模拟著作权和数字著作权的法律规范的不同点也是明显的：其一，从使用作品的目的来看，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除了出于“陈列或者保存版本”之外，还可以是出于“网络传播浏览”；其二，从合理使用作品的方式来看，合理使用模拟著作权主要是“模拟复制(从模拟载体到模拟载体的复制)”，而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主要是“网络传播或数字复制(包括从模拟载体到数字载体的复制和从数字载体到数字载体的复制两种类型)”；其三，从作品的原始载体来看，合理使用模拟著作权的作品的载体是模拟载体，而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的作品的载体除了模拟载体之外，主要是数字载体；其四，从作品的著作权状态来看，合理使用模拟著作权的作品可以是发表(合法出版)的，也可以是尚未发表的(比如，图书馆通过接受私人捐赠、国家继承等方式收藏的书信、字画、手稿等就可能没有发表)，而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的作品状态比较复杂：对合理使用于网络传播的作品必须是已经发表(合法出版)；对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合理复制的作品可以是已经发表(合法出版)的，也可以是尚未发表(合法出版)的；其五，合理使用模拟著作权无约定排除图书馆合理使用权利的规定，而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可以通过约定排除图书馆的权利；其六，图书馆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的其他限定条件相对更加复杂，比如：图书馆不能从合理使用作品中获得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出于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等。

《条例》第七条总的印象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图书馆合理使用著作权的空间，有利于在图书馆工作领域构建新的利益平衡关系，但是并没有真正改变图书馆在数字著作权保护法律环境中的窘境。相反，图书馆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的规则比较复杂，相对不易掌握，加之存在着部分法规尚不明确的因素，会使图书馆在行使该项权利时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

就规则的复杂性来讲，图书馆要合法地行使合理使用权利，就要正确处理“馆内服务与馆外服务”、“已出版作品与未出版作品”、“本馆收藏作品与他馆收藏作品”、“数字作品与非数字作品”、“数字浏览与数字化复制”、“作品收藏权与作品所有权”、“保本收费与赢利创收”、“合理使用与精神权利保护”等法律关系。实事求是地讲，即使是法律专业人士在许多情况下对这些问题也难以分析透彻，图书馆员对此就更不容易理清廓明了。我国图书馆员整体的著作权素质还不能满足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保护的要求，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图书馆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或者仅有保护模拟著作权的知识)，另一方面没有管理著作权的实践经验，要求图书馆员在使用数字著作权中不出现任何闪失，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在法律的不断完善中，要从有利于图书馆行使法定权利、履行社会职责的角度出发，提高合理使用数字著作权规则的简明性、易理解性和可操作性，降低图书馆承担的法律风险。

就规则的不确性来讲，“作品收藏权”和“作品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如何协调?什么是“间接经济利益”，什么是“直接经济利益”?“濒临损毁”、“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的鉴别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条例》中都没有给出答案。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图书馆对著作权的使用就会出现随意性，就可能会因为侵权而受到指控。同时，法律缺失也可能滋生司法实践主观性的土壤，给图书馆带来不利的判决，最终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因此，《条例》及其配套法规对有关问题应该尽快做出更详细的法律解释。

《条例》第七条中有一项表述为“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特殊规定”。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同样是关于合理使用问题的规定，而《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条例》第六条中都无相同或相似内容。这项规定的原本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如果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已经就收藏的作品的数字化使用问题与权利人达成了协议，那么应当遵守双方的约定；第二，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条例》第七条的法定条件内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权利人没有“事先声明禁止权”，即侧重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进一步分析，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可以利用这项规定，同权利人协商解决《条例》第七条中未明确规定的法律问题。从另外的角度认识，“约定”是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权利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谋求彼此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过程，最能体现双方的意愿，因而有助于利益平衡关系的构建、维持和巩固。

保障图书馆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顺利的发展就必须关注法规、学习法规、宣传法规、研究法规、实践法规，为此，图书馆界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提高图书馆员和用户的著作权意识和著作权保护技能、健全著作权管理制度、开展图书馆藏的著作权评价工作、构筑使用著作权的风险机制、建设图书馆著作权保护联盟等。

(作者单位：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篇5：宪法学著作读书心得

《宪法学导论》对我来讲是一部大部头，如果不是冲着是张千帆教授的著作，我定不会去翻开这本看似深奥难懂的法学书。

先谈谈这本书的著者张千帆教授，张大教授的头衔甚多，这里不一一列举，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到，作为中国最为著名的学府并享受盛誉的宪法学教授，张教授著作并不算是很多，由于长年留学国外，张教授对西方的法学体系了解程度在国内算是比较高，对西方宪法体制颇有研究。作为这么学识渊博的法学海龟大教授，旁人更加会惊讶张千帆教授当年却是读理工科出身，一直到获得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物理学博士，国内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张教授的人身观，他觉得文科比理科更加容易救国，到了二十多岁毅然转变人生方向，张教授的法学道路走得颇为艰辛，他的这一转变意味着他放弃了物理学博士的高薪，一下变成一个穷书生，在University of Maryland读法学的时候，是他最难的时间，由于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他只能选择旁听课程，看着别人高兴地毕业，他无法获得学位落魄地离开Maryland。可是谁又能预料这落魄书生最终获得UniversityofTexasatAustin政府学博士，现在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书，并受到学生的欢迎与敬仰。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以上这些资料是在听完张千帆在三味书屋的讲座后才去了解到了。在三味书屋里，我听了张千帆教授的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就叫做“中国宪政的前途”。

1923年1月29日国父孙中山在《申报》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一个社会要进入宪政时期，政府的所有权利行使都要被纳入宪法轨道并受宪法制约，这是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想状态。孙中山当年规划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可惜他没说明训政的结束时间，直到现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我们还没有进入宪政时期。

张千帆在讲座上多次重复历史不是总是进步的，一百多年前摇摇欲坠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相当开明的宪法大纲，至今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共都未制定出比这更为先进的宪法大纲。

在19和1949年有两次革命，推翻了落后的制度，代之先进的制度，建立新的国家。不过革命并不等于宪政，更不可能实现宪政。国家要推行改革，统治者就是一道坎，改革必须要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改革才会得以继续下去，假如改革会改变目前这种利益格局从而破坏统治者们的权力结构，改革就会失败。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要清楚，翻天覆地的是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旧老套，基本上没什么改变，政治不改革，宪政了了无期。

两次革命不成功，张千帆期待第三次共和。第三次的共和，不需要革命，这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民主共和国的社会是和谐稳定的，官民是通过相互交融不断调整方向来解决问题，消除压力。社会矛盾越积越多，最终必定会大爆发，最终利益体制崩溃的是统治者。政治体制必须要改，宪政是历史的潮流。为什么我们老百姓有这么多冤情无法得到申诉的机会，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宪法地位不够权威，很多地方政府的权利超越了宪法之上。专制的国家里,所有公民在政府面前都是弱势群体，即便宪法规定了一连串权利，但是没有哪一条得到切实保障。而且我们的公民对宪法并不了解，在维权问题上不懂得用宪法维护自己根本利益。宪法是根本大法，任何一个法律有违宪法，公民都可以去申诉。

最近几年的厦门PX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炉叫停、亚运浪费工程叫停等等这些事件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良好的趋势形成，就是公民维权意识渐渐增强，意识到积聚力量反抗政府损害自己利益，懂得利用网络舆论力量去维权。网络的盛行的确给中国带来更为广阔的新天地，网络力量可以推动中国宪政的进程，如孙志刚事件，网民力量废除了收容制度，显示了社会压力对宪政的推动作用，开启了一个宪政时代。

现在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改变，各级官员还是对上不对下负责，中国的维权运动可谓是“逆水行舟”，举步维艰，即便我们的维权运动有过成功，不过这些成功的例子都是凤毛麟角。香港电台有一期节目，内容是讲到四川大地震后，有一拨人在不断地向政府追求地震的“真正凶手”，为什么倒塌的楼房多是学校，这些豆腐渣工程的始作俑者怎么没有被追究责任，房子震倒了又重建，得益的还是这些建豆腐渣的人，这些人就一直调查资料，向当地政府申诉，甚至到北京去，他们就是要为自己死去的孩子讨个公道。可惜两年了，政府还是没解决，不断推脱责任，甚至对他们进行打压。我们的政治大环境还是没有改变，那些既得利益者始终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利益，国家机器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改革困难重重。

篇6：法学著作

在2000年刚刚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我不禁想要翻检一下去年所出版的法学著作，整理出一部分，以便将其与过去的世纪一并存入我的记忆档案。去年的法律出版业空前繁荣，法学著作之丰颇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即便纯从自己主观偏好出发，要从浩若烟海的法学出版物中选出我视之为具学术代表性的作品亦非易事，但是既然选择结果是代表我的个人私见，我也就不避“过度诠释”之嫌，从中选出十种著作略加介绍。

面对现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学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但是真正自觉地走向边缘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强的独立意识。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首先吸引我的，正是其书名。与其他法学研究取向不同，该书内容似乎并无太多直接通常所谓的“现实关怀”。具体内容尚在其次，更能充实其意蕴的也许是其渗透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边缘精神”。在全书三十余篇或长或短的典雅而富有韵律之美的文字中，舒先生以其追求智慧的执着与冲淡从容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一股远离尘世喧嚣的飘逸之风。

如果说舒先生的文字给人以“润含春雨”之感，那么，我倾向于以“干裂秋风”来形容**先生。许先生称其收集在《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文字皆为“发愤之作”；“发于困惑不安，愤激、喟然于世道人心、天命大化”。许先生具不俗的西学素养，但他似乎更愿意将其学术之根扎于中国。全书各文以“人生与人心”这一梁漱溟式的追问为共通主旨，既饱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寂，又不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

许先生着意于接引前人智慧的旨趣使我想起民国先贤。梁启超先生并不以“法学家”之名为后人所知，因此应该感谢范忠信教授告诉我们：“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贡献，不在沈家本之下。”（《梁启超法学文集》），我不得不承认，梁先生通过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学问见识是令后辈如我者汗颜不己。其实这一尴尬岂止在理论法学上存在，曾为民国民法典起草人的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亦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经典。该书作为史先生“民法全书”的压轴之作，以其论证严密、资料详实而享有盛誉，即便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民法学研习者无法绕过的界碑。

学术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法学教育的载体———教材的多样化。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层出不穷，彻底打破了以往统编教材一统天下之势。然而，综观各种法学教材，它们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尚未改变此前的编写老路：在内容上多属为现行法律被动作注以及在形式上注释稀少、甚至阙如。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翻译出版的两本德国法学教材：《德国刑法教科书》（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与《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之所以殊受称道，绝非偶然。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注释绝不仅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治学者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学术传承的珍惜。当然，我国的一些法学家亦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突破首先出自《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作者张千帆教授借鉴美国教材的写法，使用大量的立法、司法与学术资料阐述美国的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不是一部僵死的文件”，而“假如我们未来的律师与法官———也就是今天的学生———不能以严谨的逻辑、多彩的文字来表达其法律思想和意见，那么中国的宪政与法治也就渺茫无望了。”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我国法学界似乎不太愿意将之视为教材。类似努力尚体现在《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刘心稳、姚新华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中。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已无须多说，多元的格局自离不开自由批评意识的养成。严肃的学术批评往往因其“不讲情面”而令人却步，然而惟其如此，徐忠明先生的书评文集《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才更显出其分量。且不论评论质量如何（事实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皆属上乘），单就该书所呈现的学术性、严肃性而言便已值得佩服。通过阅读书中文字，我不仅获得了解读他人著作的有益指导，亦领略到了作者“通过批评而思考”的学术风景。

就法学本身而言，它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能为解决具体的个案提供操作规程，亦根源于它能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自由，正义，等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向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卷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三卷2000年10月第一版）系统地阐述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学家整体上面临着可资利用的学术积累太少的尴尬，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长时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一直未取得太大的突破。但是，通过近几年学界的共同努力，坚冰已逐渐消融，尤其是从2000年出版的法学著作来看，我国一些法学家已初步显示出其颇为深厚的法学功力与独立的人文精神。对照西方法学所取得的成就，结合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法学的真正繁荣需要以多元的社会格局为依托。

篇7：法学著作

作者：郑 朝代：唐 体裁：五排 诗礼康成学，文章贾谊才。巳年人得梦，庚日鸟为灾。

书草藏天阁，琴声入夜台。荒阶罗驳藓，虚座网浮埃。

篇8：法学著作

赠樊著作

作者：白居易朝代：唐体裁：五古 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

其手如屈轶，举必指佞臣。

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

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

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

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

刘辟肆乱心，杀人正纷纷。

其嫂曰庾氏，弃绝不为亲。

从史萌逆节，隐心潜负恩。

其佐曰孔戡，舍去不为宾。

凡此士与女，其道天下闻。

常恐国史上，但记凤与麟。

贤者不为名，名彰教乃敦。

每惜若人辈，身死名亦沦。

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

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

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

篇9：法学著作

别蔡十四著作

作者：杜甫  朝代：唐  体裁：五古   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安知蔡夫子，高义迈等伦。

献书谒皇帝，志已清风尘。流涕洒丹极，万乘为酸辛。

天地则创痍，朝廷当正臣。异才复间出，周道日惟新。

使蜀见知己，别颜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榇归咸秦。

巴道此相逢，会我病江滨。忆念凤翔都，聚散俄十春。

我衰不足道，但愿子意陈。稍令社稷安，自契鱼水亲。

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

积水驾三峡，浮龙倚长津。扬z洪涛间，仗子济物身。

鞍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贫。

穷谷无粟帛，使者来相因。若凭南辕吏，书札到天垠。

篇10：法学著作

赠杨著(一作著作)

作者：徐夤朝代：唐 藻丽荧煌冠士林，白华荣养有曾参。

十年去里荆门改，八岁能诗相座吟。

李广不侯身渐老，子山操赋恨何深。

篇11：法学著作

送罗著作两浙按狱(著作尝宰苏州吴县)

作者：李频朝代：唐 使印星车适旧游，陶潜今日在瀛洲。科条尽晓三千罪，

囹圄应空十二州。旧绶有香笼驿马，皇华无暇狎沙鸥。

篇12：法学著作

荆南赠别李肇著作转韵诗

作者：王建  朝代：唐  体裁：五古   辉天复耀地，再为歌咏始。素传学道徒，清门有君子。

文涧泻潺潺，德峰来垒垒。两京二十年，投食公卿间。

封章既不下，故旧多惭颜。卖马市耕牛，却归湘浦山。

麦收蚕上簇，衣食应丰足。碧涧伴僧禅，秋山对雨宿。

且欢身体适，幸免缨组束。上宰镇荆州，敬重同岁游。

欢逢通世友，简授画戎筹。迟迟就公食，怆怆别野裘。

主人开宴席，礼数无形迹。醉笑或颠吟，发谈皆损益。

临L理芳鲜，升堂引宾客。早岁慕嘉名，远思今始平。

孔门忝同辙，潘馆幸诸甥。自知再婚娶，岂望为亲情。

欣欣还切切，又二千里别。楚笔防寄书，蜀茶忧远热。

关山足重叠，会合何时节。莫叹各从军，且愁岐路分。

美人停玉指，离瑟不中闻。争向巴山夜，猿声满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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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法学著作

送许著作分司东都

作者：权德舆朝代：唐体裁：五排 月旦继平舆，风流仕石渠。分曹向e洛，守职正图书。

棣萼荣相映，琼枝色不如。宾朋争漉酒，徒御侍巾车。

篇14：法学著作

次韵师厚答马著作屡赠诗

作者：黄庭坚朝代：北宋 尝闻马南郡，少有拔俗韵。

寒灰几见溺，铩翮常思奋。

桐薪鸣灶间，剑气吐吴分。

多言世益嗤，当律心自隐。

家虽四立壁，仕要三无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