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

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精选6篇）

篇1：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部

毕业论文

题 目 我国城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

问题透视与制度构建

姓 名 魏 巍

考 籍 号 9*** 专业、年级 公共事业管理2009级 联 系 电话 *** 指 导 老师 占金刚

2011年4月8日

目 录

内容摘 要………………………………………………………………1 关键词………………………………………………………………1 正文……………………………………………………………………1

一、城镇弱势群体的界定………………………………………„2

二、城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透视…………………………2

1、城市贫困人口…………………………………………………………3

2、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下岗人员………………………………4

3、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束缚下形成的一种 就业弱势群体…………………………………………………………4

4、城镇老龄人口既是一种年龄弱势群体，也是一种生理性弱 势群体……………………………………………………………………6

三、完善城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对策建议………………………6

1、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法律体系………………………………………6

2、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7

3、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7 结束语…………………………………………………………8 参考文献………………………………………………………………9

我国城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透视与制度构建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城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建构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镇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支持，是社会保障制度理性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弱势群体 制度构建 社会保障

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城镇弱势群体问题日益凸现，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社会保障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因此，构建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支持，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镇弱势群体的界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弱势群体的提法尚未出现。而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弱势群体”已成了一个被大众习以为常的词了，可见弱势群体的问题也已显性化了。由于个人认知的不同，各国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界定。郑杭生提出：“社会弱势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困难者群体。” 陈成文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在国外，弱势群体被描述为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美国社会工作专家罗斯曼（Rothman）认为：“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缺乏生活机会而造成的依赖性的人群，他们包括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年老体弱的人、丧亲或父母丧失资格的儿童。” 而吉特曼(Gitterman)和舒尔曼(Shulman)认为，弱势群体是那些“由他们无力控制的环境和事件所压倒的人”，他们包括艾滋病人、无家可归者、性虐待者、社区和家庭暴力的牺牲者。

城市弱势群体是整个弱势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指生活在城镇里的经济弱势群体。按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的说法，这个群体是指“在城市中那些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中，不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生活处于困境的人。” 城市弱势群体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经济上的匮乏。具体讲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在职职工中的困难群体；

2、下岗职工中的困难群体；

3、退休人员中的困难群体；

4、“三无”人员；

5、其他因丧失、缺乏劳动能力而无生活来源者。

二、城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透视

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涉及的城镇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城市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和下岗人员、进城的农民工等。

1、城市贫困人口

城市贫困人口是一种生活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传统的城镇“三无”人员、人均收入低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贫困人口。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是由于缺乏收入来源，普遍表现为收不抵支、高恩格尔系数、低消费和低营养标准。根据不同的口径综合估算，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居民总数的5％～6％，需要救助的城市贫困人口约2000～3000万人。贫困群体的存在，尤其是城市新贫困（Knight，2000）的出现，损害了社会公正原则并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城市贫困人口是经济上的低收入阶层，经济上的贫困造成了生活上的贫困。经济上的低收入造成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脆弱性，一旦遭遇疾病或遭遇到其它灾害，他们很难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确认了贫困人口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成为了城市贫困群体的“安全网”和“生命线”。尽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见表1），但是这一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我国城市贫困线定得偏低，不能满足城市贫困家庭的需求，使得贫困家庭很难提高自助能力；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实际执行时控制得非常严格，条件较为苛刻，因而保障范围难以扩大到所有的救助对象。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疾病发生率较高，这一比例可能高达60%以上。但是由于经济贫困，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着医疗困境问题，很多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由此无法摆脱贫困。由于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强制保险，它非常依赖正式的雇佣关系，并强调义务与权利相关，而城市贫困人口多数是无业人员，大多无力缴纳医疗保险费，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待遇，医疗救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表1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展以来情况 年份1999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保障人数（万人）265.9402.6 1170.7 2064.7 2246.8 2205 年增长率（％）44.451.4 190.8 76.4 8.8 －1.9资料来源：民政部公布200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城市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偏低，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低下，正是由于这种能力上的弱势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城市贫困人口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迫切需要政府完善教育救助制度，使自己及其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为他们自身的脱贫、致富提供内在动力。

2、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下岗人员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下岗人员是一种典型的就业弱势群体，在我国现阶段主要由失业人员和未重新就业的下岗职工组成的。随着我国体制转轨、企业改革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展，过去在“充分就业”政策下形成的隐性失业日益公开化，职工下岗与失业问题日趋凸显。我国城镇失业状况无论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考察，都呈现出逐年增长之势。1990年城市登记失业人数为383.2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5％，2004年城市登记失业人数为高达827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1990年城市登记失业人数相当于1990年的2.16倍，登记失业率比1990年增长1.68倍。这里的统计口径只是城市中登记的失业人口，如果加上没有登记的，2004我国城市失业下岗人数和真实的失业率远高于827万和4.2％。据测算，2004年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11.45%。对于下岗失业群体而言，工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事实上会处于社会生活的不利地位。由于年龄相对偏大、知识技能相对较低，下岗失业群体在整体上处于就业竞争的不利地位。这一群体迫切需要政府提供就业保障，为其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使失业者通过自由选择的就业工作，获得有保证的、可持续的生活条件。此外，下岗失业人员经济普遍比较困难，在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难题，迫切需要政府通过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如教育补助金制度、住房专项补助廉租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等，解决其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问题，逐步改善下岗、失业人员的弱势地位和生存条件。

3、农民工 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束缚下形成的一种就业弱势群体

根据刘易斯（W·A·Lewis，1954)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二元结构模型”[1]、拉尼斯和费(G·Ranis & J·Fei, 1961)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 [2]和麦吉(McGee，1971)有关人口区域间流动的理论，农民向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市流动并寻找就业机会，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客观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我国有1.139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占农村劳动力的23.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预测，我国在未来5到10年左右的时间内，每年需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1500万到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总规 4

模达到1.5到 2 亿人[3]。农民工不仅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庞大社会群体，事实上已构成了城市社会特有的“二元结构”中的“一元”。农民工虽然脱离了传统的土地保障的范围，但是农村户口的标识阻碍着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一群体在城市受到社会分层方面的排斥，他们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被排斥和劣势地位的状态，加上体制中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障碍，使得农民工沦为事实上的城镇弱势群体。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民工是缺失的，形成了农民工现实社会保障需求与供给不相适应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

3.1、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客观的文化、技能基础决定了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要求非常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苦、报酬低廉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享受不到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工人所能够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待遇，其社会保障几乎完全依靠有限的个人积蓄、家庭保障和亲友互助等，显然这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保障。

3.2、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失业保险。由于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和就业歧视，离开土地后的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体系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存在严重的失业风险。而失业保险的缺失，加上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失业后承受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

3.3、当前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并没有覆盖到具有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苦等原因，农民工疾病发生率较高。而我国当前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并没有覆盖到具有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3.4、农民工缺乏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伤保险。进城的农民工普遍从事着苦、累、脏、险的职业或工种，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在存在严重安全生产隐患的行业(如采矿业、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就业，面临着工伤和患职业病的风险。但是农民工缺乏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伤保险，当他们遭遇工伤事故时，不能获得事故保险待遇或者只能获得数额极少的一次性补偿，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3.5、农民工基本游离于现有的养老保险体系之外。目前，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极低，只有很小部分农民工非均衡地享有水平极低的社会保障。

4、城镇老龄人口 老龄人口既是一种年龄弱势群体，也是一种生理性弱势群体

其中，独居的高龄老人、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更是成为明显的弱势群体。按照联合国颁布的标准：凡是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即为老龄化国家。依据此标准，我国已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我国的老龄化还同时伴随着高龄化现象。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养老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城镇老龄人口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收入来源少，收入水平低。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体系覆盖面窄、历史包袱重，虽然参保人数逐年增加，但规模有限。自2000年以来，城镇参保职工数的平均增长率只有4.04％，低于离退休职工数的平均增长率6.64％，缴费人员与退休人员之比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0∶1迅速上升到目前的3∶1，2005年参加养老统筹的在职职工的负担系数已大大超过了2001年的0.32。随着我国老龄化高峰的到来，社会养老保险资金需求不断增大，这对我国养老体系施加了新的压力。老龄人口属于年龄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这一群体患病率高，难治愈病多。由于老年人群体的收入有限，加上养老问题突出，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因此，老年人群体普遍存在着医疗困境问题。

三、完善城镇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对策建议

1、完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由分散的、低层次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走向统一的、宏观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和专门法并举的立法模式是我国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选择取向。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保障基本法方面，我国应尽快颁布《社会保障法》，规范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中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责、权利的划分，明确各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工作的法律责任，保证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在社会保障专门法方面，对社会保障中覆盖面广、受益群体多的核心制度，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尽快制定法律并施行，使弱势群体权益得到保障；在行政法规及地方立法方面，根据 6

不同的弱势群体及其存在的困难，制定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有针对性地给予保障，如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医疗救助、城市下岗失业的住房租购问题等。

2、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最低生活需要的“生命线”制度，承担着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的责任。尽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贫困人口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2.1、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制定要依据各地区的实际消费水平、收入水平等情况确定一个综合指数，并与物价指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相衔接，逐期调整。

2.2、通过建立有效的家计调查系统，准确核实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劳动力就业状况，及时掌握保障对象的动态情况，杜绝不符合条件者分享。

2.3、通过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开征社会保障税、推行“负所得税”方案、建立政府间的最低生活保障调剂资金、充分调动民间资金等方式建立稳定可靠的资金筹措机制，以此保证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连续性。

2.4、通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帮助城市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改变和重建他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他们与他们的家庭获得可持续的生计。纳列什·辛格和乔纳森·吉尔曼在《让生计可持续》一文中指出：“消除贫困的大目标在于发展个体、家庭和社区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

3、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

建设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安全阀，也是维护其社会可承受能力的底线。

3.1、积极推进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提升下岗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当前，要尽快将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人员，逐步实现保障对象一体化；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剂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应当强化其促进就业的功能，如就业培训、就业服务等，从而使失业保险制度在维护失业劳动者利益的同时，由消极的失业救济与补助转向积极的促进就业。

3.2、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政府应通过变现或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发行政府认可债券、开征遗产税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逐步消化转制成本；鼓励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以适应不同收入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加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科学管理和运营，实现积累资金的保值增值。

3.3、尽快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满足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成员对疾病医疗服务的需求。要在医疗保险政策中注入福利公平的原则，将全体劳动者纳入统一的医疗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不论劳动者的收入状况、职业状况、性别差异，都能享有公平的医疗保险待遇；建立一个面向贫困人口的疾病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医疗费减免、大病医疗救助基金、专项医疗补助、慈善医疗救助等方面的内容；建立和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机制，保证其安全、合理、有效的使用；在医疗保险改革中应当以全民健康保障作为长远目标来确实，在现阶段可以采取多元化的制度安排，以适应不同群体的疾病医疗保障需要。

3.4、建立农民工的分类分层保障体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强制推行以雇主责任制和以工伤赔偿为核心的工伤保险制度，解决农民工遭受工伤事故伤害或其他职业风险时的经济补偿问题；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增强农民工负担医疗费用开支的能力，防止农民工因病致贫而使生活陷入困境；考虑到农民工就业的特殊性，可以采取积极的就业促进措施或失业援助计划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或救援制度来应对农民工的失业；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构建多样化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强制推行生育保险，以维护女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结束语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企业职位分析面临的问题及策略论文终于完成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的难题，但都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顺利解决了，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我体会到：

写论文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从最初刚写论文时对企业职位面临的问题的模糊认识到最后能够对该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我体会到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以前只是明白理论，没有经过实践考察，对知识的理解不够明确，通过这次的做，真正做到林论时间相结合。

参考文献

[1]W·A·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1954.[2]G·Rains·Fe，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3]陈淮，正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02，(11)[4]纳列什·辛格、乔纳森·吉尔曼，让生计可持续[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11).9

致 谢

本毕业论文是在我的导师老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论文的选题到最终完成，占金刚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精心的指导和严格的要求。特别让我感动和记忆深刻的是，在我的论文初稿完成后，从论文的整体框架结构、内在逻辑联系，到一个标点、一个错别字，老师都给予认真仔细的批阅审定，并写出修改意见。在跟从我的导师学习期间，我充分感到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崇高的人格风范，渊博深广的学识和宽大仁厚的胸怀。

此外我要感谢教过我们这个专业的诸位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在他们四年的细心指导和生动的讲解下，对我的文学素养和人格品质等方面起到了莫大的帮助，在此，我向诸位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最后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让我感受到亲情和友情的温暖。

篇2：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

作者：石峰区政协副主席熊华生

发表日期：2009-11-5 14:48:48 阅读数：202

5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推进和“两新”战略的实施，我区城市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出现了大批失地农民，他们成了介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特殊群体。一方面，完全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身份。但同时，他们又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并享有城市居民应有的一切权利，其地位具有过渡性。为进一步了解我区失地农民的生存现状，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2008年3月至5月，区政协根据全年工作安排，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收集资料、实地调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其间，课题组走访了清水、建设等村的干部和部分农民，外出长沙和浙江等地进行考察，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区农民的失地现状

近十年来，我区已征用农民集体用地13096亩，产生失地农民10540 人，全区五个街道皆有涉及，铜塘湾街道被征土地最多，已征用集体土地2776亩，其中映峰、清霞两个社区的居民已整体失地后转城，清水和建设两村人均耕地已不足0.2亩，被征用的土地主要用于城市道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等。目前，我区的失地农民有60%左右已转城，成为城市无业人员，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了一定影响。随着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等重点工程项目的启动，今后几年，我区将再次产生一大批失地农民。据调查，仅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在近几年的建设过程中，就计划征用土地3000多亩，将会新增近5000位失地农民，涉及近2000户农村家庭。为进一步了解我区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调查组以清水、建设、长石和霞湾新村等地的3659位失地农民为例进行了抽样调查：

从上述数据来看，我区失地农民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年龄结构老化。3659位失地农民中女45周岁，男5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29%。二是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劳动年段内失地农民有69 %以上只接受了高中（中专）以下的教育，甚至有35%的农民只接受了小学教育，这严重阻碍了农民失地后的就业

转移。三是农民参保率低。农民失地前的主要生活来源于土地，参保意识不强，抽样调查发现，除有74.8 %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外，养老和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均为0。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调查情况看，我区广大农户识大体顾大局，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给予了积极配合，大多数农民对补偿安置比较满意。但也有一部分农民因此而失去土地，变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创业无钱”的特殊群体。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

（一）单一的货币补偿不利于农户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补偿标准问题是农户反映较强烈的问题，一方面是同类土地因征用项目和征地年段不同而补偿标准不同，引起了农民的攀比和不满，导致征地后一系列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区各村普遍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状况，如建设和清水村人均耕地均不足0.2亩，按照目前的补偿标准，每位农民失地后所得到的补偿费仅为3—4万元，这笔补偿款仅够农民维持2—3年的生活。在失地农民再就业极为困难的背景下，农民所得的货币补偿费远远不能取代以往土地所具有的“最后保障”的社会功能，有限的补偿资金难以为失地农民再造一个可持续生计。

（二）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相当严峻。现阶段，土地仍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对农民起着重要的就业保障作用，农民以土地为后盾，外出务工等临时性收入可以作为农外补贴。然而，失地农民的境遇就大不相同，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一旦未能就业，他们便没有了任何生活来源和社会保障，因此，就业直接影响着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从调查情况看，我区失地农民的就业率相当低，以铜塘湾街道映峰社区为例，截止2009年4月，该社区1248名失地农民中，劳动年龄段内有858人，其中目前暂无业和处于失业状态的747人，失业率高达87%。失地农民就业难，既有自身条件的原因，也是现行征地安置政策不够健全带来的后果。首先，失地农民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大军中明显表现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和缺乏非农劳动技能三大劣势。在抽样调查的2296名劳动年段内失地农民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5%，技术缺乏或无技术专长的占87%。三大就业弱势，再加上农村就业信息服务渠道不畅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失地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即使已实现了就业转移，一旦合同期满或精简人员，他们往往首当其冲被裁减，就业难这一现状使失地农民的生活远景不容乐观。

（三）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据调查，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普遍受到一定影响，有的甚至会陷入贫困。我区农民人均占地少，征地后得到的补偿费用普遍偏低，即使精打细算，也难免在征地后3—5年内成为贫困户。据统计，70%的农户征地后比征地前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青壮年农民能够实现就业的，生活勉强可以维持，年老和年幼以及无法实现就业的，生活就很困难。总体来看，对土地收益的高度依赖和就业难，是农户失地后减收的最主要因素。在收入水平总体下降的同时，失地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却普遍上升，征地前，农民家庭的食品消费主要靠自己生产，失地后多数食品靠从市场购买；再加上医疗、教育、水电和物业等费用支出的增加，致使生活成本增加。

（四）社会保障成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对农民而言，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其参保意识较弱。抽样调查的农民中，其养老和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均为0，一旦土地被征用，农民的社会保障便有了后顾之忧，而目前单一的货币安置方式并不能解决农民社会保障这一难题。一是货币安置只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短期内必要的生活补偿，对其就业和社会保障需求则没有充分考虑。二是如果由农民单方面支付养老保险金,现行征地价格满足不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需要。三是一次性货币补偿金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则可能因为农民的短视或使用不当，反倒成为对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一个不利因素。

三、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建议

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事关我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关石峰的和谐稳定。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引导和促进失地农民尽快实现身份的置换和职业的转化，并做好其它相关社会保障工作，让失地农民逐步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权利。同时，考虑到区财政的承受能力有限，在相关制度推行的初期，可以一定年限为界，实行新老政策双轨并行的办法。

（一）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1、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依照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建立起完全覆盖第二、三、四年龄段失地农民的养老生活保障制度。而第一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在达到就业年龄后，自行参加相关的社会保险。要规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以及缴纳标准。就目前我区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失地农民的养老金单靠区级财政拨款或农民自行负担都行不通，必须通过政府、村集体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筹资。政府和村集体承担部分依照《湖南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从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25%的土地补偿费和20%以上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纯收益中按比例列支；个人承担部分可从安置补偿费中列支。要实行统帐结合的模式。政府和村集体负担部分，用作养老保险基金，建立养老保险统筹帐户，以个人从安置补偿费中列支的资金建立个人帐户。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采取个人缴费的方法来充实个人养老帐户，缴费水平可以较低但应有一个下限，并鼓励多缴，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待遇与缴费多少直接挂钩。要健全基金的管理及运行制度。要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将其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单独建帐、专款专用。确立多元化投资理念，提高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2、进一步完善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医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但同时，医疗费用也大幅攀升，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对失地农民而言，显然有巨大的压力。因此，医疗保障也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层面，给予失地农民尤其是残疾人和老年人实施医疗保险极其必要。失地农民转化成城镇居民后，劳动人事社保局应尽快将其纳入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一方面，要扩大对现行医保政策的宣传力度，引导和激发失地农民参与医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在建立起失地农民大病、重病救助制度的同时，充分发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优势，强化其软硬件建设，真正搭建起“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失地农民医疗救助平台，使其病有所医。

3、建立适当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长期以来，清水塘地区污染严重，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较大影响，据调查，该地区残疾人所占比例明显偏高。另一方面，我区失地农民人口老化现象明显。残疾人和老龄人是社会弱势群体，应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范畴。然而，目前农村低保能力有限，其覆盖率仅3%，不能将这一部分人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同时，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偏低，仅30元/人.月。因此，建议民政部门将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尽早实现农保到城保的接轨，并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对于第四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可建立按月发放一定标准老年基本生活费的制度，使其老有所养。

（二）加强就业引导和培训，实现农民就业转移

1、健全就业服务网络，创造就业岗位。要进一步完善区、街、村（居）就业服务网络。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热线，为农民提供及时的、有价值的就业信息和免费的中介服务。实施失地农民“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计划，并将其列入区劳动人事部门年度考核目标。积极组织劳务输出，实现异地就业。鼓励支持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农民发放《再就业优惠证》，享受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同等的再就业优惠政策。要积极创造就业岗位。要抓住“两型社会”建设这一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失地农民搭建就业平台；政府每年出资补贴一定数量的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失地农民就业，尤其是“4050”人员。要建立征地企业安置失地农民制度。建立企业安置失地农民数量与用地规模挂钩制度，要求征地企业必须依照一定比例招用安置失地农民；对承接产业转移和外来投资企业招用、安置一定数量失地农民，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除享受职介和培训等补贴优惠政策外，还可享受一定年限的税费减免。

2、推行订单式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力。我区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偏低，解决他们的就业难题，除就业安置外，其根本问题是要帮助他们建立全新的就业观念，鼓励其积极参加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据调查，仅区内民营中小企业每年就约有6000个工作岗位的需求，而其中70%左右属于一般技工岗位，这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就业空间。因此，区劳动人事部门应创新就业培训体系，与辖区内的大中专职业院校进行对接，依据企业的岗位需求，为失地农民量身订做培训内容，促成企业与失地农民的双向互动，并向劳动年段内的失地农民发放1—3个专业的免费“技能培训券”，凭券到指定培训机构参训，使失地农民真正拥有一技之长，快速实现就业转移。

（三）建立居住安置机制，提高失地农民生活质量

1、改善居住条件，使农民“失地而不失居”。居住环境的改变是促使农民改变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快速向市民转变的关键一步。今后几年，我区对失地农民的居住安置任务较重，安置对象主要集中在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拓展区的建设、霞湾、长石、新桥、映峰等地居民户数1660户,人口5499人，房屋总栋数1990栋，总面积392425平方米。拆迁安置涉及人口众多，资金需求量大。要广开渠道筹措安置资金。要借助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建设这一平台，对园区内需进行移民安置的1624户4896位农民，向国家申请比照国家大型库区移民安置政策，争取专项资金支持。要建立健全居住安置政策。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公正合理优惠地制定失地农民居住安置政策。由政府统一选址，按货币换房的方式对失地农民进行集中安置，安置过程中既要考虑城市发展的需求，又要兼顾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要偿试预留建设用地制度。政府返还一部分被征地作为失地农民建设用地，依照统一建设、委托管理、收益按股共享的原则，由政府统一规划，原村集体组织失地农民出资联合建设成出租房或物业房，发展新型房东经济。

篇3：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之后, 立刻引来哗然一片。反对者认为, 没有实施细则可供操作, 草率推出后悔权, 无异于画饼充饥;赞成者认为, 可在若干领域先行尝试, 倡导后悔权绝非纸上谈兵。 (1) 笔者认为持上述两种观点者皆未对后悔权实施前, 我国电子商务中的交易习惯进行细致观察, 其所持之观点, 仅是理论上的构想与讨论, 并未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以网络购物为例, 无论是天猫、京东等B2C电子商务平台还是淘宝等C2C电子商务平台, 出于竞争、吸引消费者的目的, 早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之前便出现了一系列的认证标识, 其中“7天无条件退货”这一标识赫然在列。网络交易早已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之下, 形成了自身的商业习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 纳入后悔权, 并非是对西方法律的移植, 而是对我国电子商务中交易习惯的确认。

对于认为我国借鉴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这一观点, 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 (2) 西方国家所规定的冷静期、撤销权等制度, 其所保护的法益与我国后悔权所保护的法益是有所区别的。详细观察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 其所保护的效力仅囊括“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这一范围, 而西方国家的效力范围已经扩大到实体店铺。并且西方的冷静期的消极条件是以一定的金额进行计算的, 而我国所规定的后悔权是以商品的实际用途作为消极条件, 对于消费者定制的产品、鲜活易腐的产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等产品是不提供保护的, 若具有损害其使用价值的原因, 其另行适用其他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可以说我国后悔权制度是有其自身本土特色的。

二、调查基本情况

笔者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年龄在18-24岁间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出问卷577份, 收回问卷577份, 其中有效问卷301份。

三、大学生群体对网购后悔权的知晓情况

调查显示, 64.45%的被调查者在看到调查问卷时, 才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了网购后悔权制度。笔者与部分大学生进行交谈时发现, 其之所以不了解相关情况是因为网购后悔权这一法律上的确权性规定, 对其网购行为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大部分同学表示“没有网购后悔权就不能退货了么?”“联系淘宝小二, 有认证的都是可以的”“没关心过, 天猫、京东都是给退的”“店家真不给退, 它有用么?”。为什么作为网购主力军、大量接收新时代信息的大学生群体, 对于后悔权如此的不屑一顾。网购后悔权似乎除了作为学者的研究专题, 其并未对网购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学生不了解后悔权的原因既不是大学生维权意识差也不是后悔权的宣传力度低。其根本原因在于, 对于后悔权这一实然性权利的确认, 并未对大学生的网购行为产生多大的冲击。

四、网购后悔权实施后网络交易行为的变化情况

(一) 买家交易行为的转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设后悔权后, 在大学生消费时, 虽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些影响不足以改变消费者的网购行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前, 消费者中退货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5.9%, 而在修改后, 消费者中退货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2.6%, 退货行为在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并未显著增加。后悔权的设立并没有大大增加网购的人数, 仍有较为固定的人数表示不愿意相信网购, 不愿开通网络银行或者支付宝。即便在网购群体的内部也仅有28.57%的学生表示增加了网购的购买量, 39.53%的同学表示无任何影响, 45.51%同学更愿意相信第三方平台对商家给予的信任评价, 表示更加关注商家的信息。

在进一步询问到在卖家不予退货的情况下, 如何解决时, 大多数的学生会选择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介入解决问题, 而不愿意直接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问题无法解决时往往给以差评, 差评之后, 店家大多会积极主动的进行联系, 进行退换货或者给予一定的补偿。从另一角度说, 此种行为体现出社会调节机制似乎比国家调节机制更加受到同学的亲睐。

(二) 卖家交易行为的转变

如下表所示, 后悔权出台后没有对买受方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对出卖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卖家给予退货的比例由原来占总退货人数的约68.0%上升到约77.8%:不予退货的卖家比例由原来占总退货人数的约32.0%下降到约22.2%。将交易习惯上升为法律规定之后, 一部分卖家表示将以前的优势, 噱头法律化之后就意味着这种优势将变为一般准则, 具有“七日退货”认定, 未必会吸引消费者, 但如果没有, 就一定会损失消费者, 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提升服务水平, 追求更高的认证。淘宝推出的“金牌卖家”认证, 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更高的对卖家服务水平的认可标识。

将从卖家处获得的信息与消费者的调查对比来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后确实提高了卖家的素质, 但是有些问题仍旧无法解决, 仍旧有近五分之一的消费者遭遇到不予退货的情况。

五、后“网购后悔权时代”的网购行为状态

(一) 网购后悔权行使困难

正如前文所言, 网购后悔权是对电商交易习惯的确认, 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这一权利, 却并未赋予这一权利以保障, 在实际运行之中, 消费者实现后悔权无疑面临着巨大的难题, 不禁让人感慨网购消费者后悔有多难 (3) 。

在不进行实质讨论的情况下, 仅从形式上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 理解其含义, 在无其他约定以及四种消极条件的情况下,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消费者皆有权退款。然而在现实情况下, 商家不予退货的情况时有发生。当真正发生纠纷之时, 如何解决, 如何保障消费者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给予解决的措施, 消费者真正有力的解决途径既不是消费者保护协会也不是去法院进行诉讼活动, 而是仍旧如以前一般寻求第三方交易平台的帮助或者以“差评”相威胁。然而如果在第三方交易平台无法解决, 卖家也不在乎其店铺信誉的情况下, 消费的权利救济如何实现, 这仍旧是一个还未解决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 后悔权的确认除了在信心上、形式上增加了消费者网购的信心外并未真正的改变现今的网络交易状态, 也没有真正的解决网络交易中的退货问题, 真正解决退货问题的还是以前的一套交易习惯, 在一定意义上讲, 后悔权无非是老车喷新漆。

(二) 并未出现的恶意退款

一些学者在后悔权将写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所担心的恶意退款情况并未如其所设想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是卖方坚决不退的情况仍旧顽固不变, 连正当权利的行使尚且困难, 恶意退款更是仅存于想象之中。

分析其原因, 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制约了买方恶意退款的行为。而坚决不退款的卖方的损失与后悔权确立之前的损失相比, 近乎等值。在经济成本方面, 若行为人想实施恶意退款给行为, 其需要承担运费损失, 如若出现意外损坏的情况, 其还需承担赔偿责任, 并且后悔权的行使并不容易, 以衣服为例, 如若行使后悔权需确保不影响第二次销售, 也就是说买方购买之后, 需要保证衣服不脏, 吊牌无损毁, 赠品与其他必须品完好, 衣服禁止下水等。行为人想要恶意退款, 在做好经济负担是的思想之后还需做好周密计划。而反观卖方, 除了机会成本这一不确定性成本外, 近乎无任何损失。在时间成本上, 从卖方发货到买方收到货物, 在跨省的基础上, 以国内最快的快递计算也需要至少3天的时间, 并且在货物到达的当天, 买方需要确保自己可以收到货物, 并且还需要在7天内进行退款再发送回卖方, 这无疑加大买方的时间成本, 制约了买方恶意退款的行为。

六、结论

网购后悔权出台后并未在以大学生为主力军的网购群体中产生巨大的效力, 规范卖家的退货行为,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 消费者群体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施行效力的不信任。作为权利的主体都不信任法律的实施效力, 更无从谈起他人对于法律的信仰。在部分消费者看来, 即便是在法律上确立了后悔权, 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从此种心理出发, 真正发生了卖家拒绝退货的情况, 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也不会是其第一选择, 加之货物价值不大的条件下, 一些损失也是可以负担的。在其承担损失后, 反而会埋怨法律无法发挥效力。如果消费者不从思想上进行转变, 即便后悔权制度如何完善, 恐怕也无法发挥出其实际效力。

第二, 在将交易习惯确认为法律规范后, 国家并未提供有效的与之相适应的保护手段。对于单品价格有限的网络销售产品来说, 利用诉讼途径进行维权, 无异于用高射炮打蚊子。与刑事犯罪, 由国家进行追诉的领域不同, 在民事领域, 民事主体在追求公平的同时也会思考成本, 正如波斯纳大法官所言, 正义需要成本。为了价格在百余元左右的商品进行诉讼, 即使权利得到维护, 消费者的其他消耗, 如时间成本, 也过于巨大。而消费者保护协会对于网络销售者来说, 其所产生的威慑力远不如第三方交易平台。最终, 当消费者选择第三方交易平台介入之后, 又回溯到了网络后悔权确立之前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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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子艳, 李鑫.网购时代的新消法应对——以后悔权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 2014, 10:143-147.

[7]张镝.试论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建立的法理依据[J].商业时代, 2012, 14:113-114.

[8]伍金清.论消费者后悔权适用范围及期限[J].商场现代化, 2013, 29:54-55.

篇4：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

［关键词］法定解除权弱势群体保护

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学内涵

在法学领域，学者对弱势群体有不同的界定。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当“把弱势群体的法律定义置于我国已经制定或者应当制定的体现对弱者保护的具体法律中加以特定化。” 也有研究者这样定义：社会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社会条件和个人能力能方面存在障碍而无法实现其基本权利，需要国家帮助和社会支持以实现其基本权利的群体。”笔者认为，上述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学定义都有其合理的地方，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内涵，他们一个共同的地方在于都是从整体意义上或说法理角度来研究社会弱势群体。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合同法律关系中弱势群体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弱势强势的判断标准是经济实力强弱、信息量的多寡等为主要依据。合同法律关系中弱势群体一般来说是依据上述客观原因导致的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

其次，并非所有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都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存在明显强弱势区分的合同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和一些商事合同关系中，所以在下面我们从几类比较典型的具体合同入手来探讨合同法定解除权和弱势群体的保

护问题。

二、几种典型的合同弱势群体

1.劳动合同中的劳动者，尤其民工、妇女、未成年劳动者。在这里，首先要明确劳动合同与合同法的关系。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劳动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是当事人双方或多方相互的意思表示一致，以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为目的法律行为，具有合同的一般特征。《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二款明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的订立、变更、终止和解除，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劳动合同纠纷也是以合同法作为重要的法律适用依据之一。因此，在本文关于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群体的探讨中，将劳动合同也纳入研究视野之中。

劳动合同也是一种合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相比而言，很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法律制度予以特别的保护。2006年12月24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下称“草案”)进行了二审。在该法草案起草的过程中，关于劳动合同法立法依据问题存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劳动法为立法依据，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天然处于弱势地位，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平衡，立法应向向弱势的劳动者适当倾斜；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按照民事合同法的思路，基于双方是平等的地位，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依据，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应当把同等程度保护作为立法的出发点。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创业发展阶段，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者，其中绝大部分劳动者来自原来的农民阶层，即所谓农民工，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劳动者整体的弱势地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阶段的劳动合同立法应该也必须向劳动者适当倾斜，着重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使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真正在保持我国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同样需要依照劳动法确立的立法精神和宗旨，依然需要向劳动者倾斜。

2.民事合同中的个体自然人，比如买卖合同中的消费者、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等。

这里的民事合同限定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分别为自然人和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同。如果合同的当事人同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或同为自然人，那么因为双方主体性质相同，虽然双方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形式上的不对等，但是一般不存在实质上的弱势、强势之分。而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分别为自然人和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同里，由于双方性质的根本不同，自然人与企业等组织体相比，显而易见处于劣势地位。比如消费者，从法律意义上讲，个体的消费者面对的是拥有各种资源远超过自己的企业，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也应受到法律的强有力保护。

对于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合同法应予以特别的保护，使这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法律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真正实现和维护平等地位，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价值。

三、合同法定解除权与弱势群体之保护

合同是一种债的关系，一经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债权人可以请求当事人履行债务，解除权设立在债权之上，目的在于消灭债的关系，使债权人的债权归于消灭，属于限制性权利。从目的上看，设定法定解除权的目的就在于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一方当事人以解除权，消灭合同关系，使自己从合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合同法设定法定解除权的目的在于通过解除权的行使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法律给予特别的保护，因此，法律在设定法定解除权的时候，也应该在规定法定解除权时应该分别主体而给予不同的保护力度。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中的合同法定解除权。一方面，草案扩大了劳动者法定解除权。草案列举了劳动者随时通知解除权的5种情形，在该5种情形下，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合同。与劳动法的规定相比，草案赋予劳动者一种更能体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立法精神的：解除权即时解除权，另外细化了通知解除权的规定，增加了可操作性。从另一方面看，草案加强了对用人单位法定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在现实社会中，劳动者尤其农民工、妇女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相关法规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如何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是摆在立法者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建议在即将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对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设定，应进一步加强对劳动者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和可操作性，使劳动者可以在权利受到不公平侵害时能够利用法律所赋予的神圣权利保护自己，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精神。从草案的内容看，增加了劳动者法定解除权的种类，并对用人单位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设定了多种限制，体现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和立法倾斜，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就此，笔者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其中都不乏对劳动者法定解除权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却鲜用法定解除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相反用人单位却很善于利用法定解除权侵害劳动者的权益，究其原因现有劳动法律法规的主要缺陷，正在于雇主的侵权成本偏低，雇员的维权成本太高，对处于弱势的雇员缺乏倾斜性保护。建议在将来的劳动合同法中，对于劳资双方的违法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规定，对双方违法解除合同的行为给予严厉制裁，并且区别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规定的对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合同的行为的最严重赔偿责任与劳动者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赔偿金数额相等，无从体现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制裁的严厉性，不足以对用人单位形成威慑力，不能体现对劳动者的强化保护，故建议在将来的劳动合同法中加重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行为的制裁规定。

2.某些民事合同中的合同法定解除权。在某些民事合同中，法律赋予弱势的一方主体特别的法定解除权，也是出于对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下面以购房合同和保险合同为例来我国法律对该类合同法律关系弱势群体的保护现状。

购房消费者或投资者相对于开发商是一个弱者，但要想使自己不显弱，就应当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懂得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就是维权武器之一。2003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对购房消费者的法定解除权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列举了七种事由作为购房者在商品房买卖中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前提，这时购房者决定行使解除权就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法律规定，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购房者只要发出一张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并送达出卖人即可。

可以说，在现行有关法律规定中，购房合同中的购房消费者的法定解除权可以说是规定得最为详细的，对合同弱势群体的保护最为周全，建议在以后有关消费合同的修改完善过程中，借鉴有关购房消费者的法定解除权的有关规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精神指导下，赋予消费者具体明确的法定解除权，从而捍卫自己在合同关系中的平等地位。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保险合同中的法定解除权。

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主体投保人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情形下，享有任意法定解除权，体现在除了个别情况外，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而保险人的解除权有严格的限制，即保险人以不可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保险合同相对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存在一定特殊性，该制度意在防止保险人因保险情势变化而任意解除合同，造成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利益的损失。

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在当事人之间的分配采取向“投保人倾斜”的立法原则，体现对弱势投保人保护的一面，但是在在保险理赔实践中，存在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滥用的问题，严重损害投保人的权益，阻碍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保险公司以其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拒赔或解除保险合同问题上。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即将修改的保险法将做出改进。

我国保险法第二次修改工作自2004年10月正式启动，目前已经形成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建议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其中之一就是完善保险合同法律规范，修订了保险利益、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如实告知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权利等方面内容，以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合法利益，合理配置当事人权利义务，促进保险业务规范经营。

在保险法修订初稿中，在保险合同部分，“不可抗辩条款”赫然在列。

再次修改的保险法是否引入“不可抗辩条款”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赞成接受“不可抗辩条款”者认为，当前现实迫切需要承认“不可抗辩”条款，这可以防止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并保护保险消费者对长期人寿保险合同的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保险公司，认为目前我国承认“不可抗辩条款”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尤其是在我国个人征信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承认“不可抗辩条款”无疑放大了保险人所面临的道德风险，这将给保险业的经营带来更大的风险，最终也将损害到消费者的利益。笔者同意前者观点, 应当引入“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以防止保险人滥用强势地位,侵害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和投保人是合同法律关系的比较典型的弱势主体，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都体现了对合同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这是法律公平正义精神的体现。笔者认为，今后相关的合同立法应当对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弱势群体予以特别的关注和保护，在立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加强各项关于合同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是合同法公平正义价值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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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成修法争论焦点》，中证网，2006.12.06

篇5：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

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责任，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力的逐步增强，要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运行和管理中仍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制度本身与农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筹资、管理和监督成本偏高。下一步，应注意增加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参与，加强民主管理和社会监督，切实体现其“合作”特色，在此基础上鼓励农民适当提高缴费水平。

二是进一步做好对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农村低保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保障贫困农民(包括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减轻农村养老工作面临的压力。各地可积极探索在对特困户救助、农村“五保”户供养、口粮救济等制度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从本质上是与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不相容的。目前，在我国大规模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具备经济实力。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养老保障仍应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等制度相结合，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可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解决。

(三)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既要针对其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也要立足于现有的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对有劳动能力的失地农民，首先应着眼于促进其就业。在实现就业的基础上，以企业职工或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城镇社会保险来解决其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问题，符合条件的还可按有关规定享受城市医疗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对无劳动能力的失地农民，若领取土地补偿费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在城市规划区以内的，可优先考虑将其转为城镇户口，并按规定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医疗救助制度。未转为城市户口的，符合条件的可按当地有关规定享受农村特困户救助和农村医疗救助，还可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探索在整合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功能的基础上为失地农民建立基本生活保障，通过失地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适当补助的方式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在农民失地后逐月向其发放基本生活费，保障其基本生活。

对农民工，首先应保障他们获得相当于自己劳动价值的工资收入，并保证及时足额到位。其次应该尽快将尽可能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工伤保险，解决他们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时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问题。

篇6：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

衡海深

摘 要：当前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弱势群体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也越来越大, 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生弱势群体，如何解决好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最大程度的降低社会风险，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成为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关 键 词：新生弱势群体； 社会保障； 社会救助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生弱势群体，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这部分弱势群体是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城乡低收入人员等组成, 他们普遍存在着“六难”,即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医疗难、子女教育难和法律救助难。他们的广泛存在已经对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政治秩序稳定面临严峻现实。

一、弱势群体生活现状

地处丘区的南部县是百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目前我县弱势群体对象约有151140人左右，占全县总人口的11.6%，弱势群体对象主要包括：一是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低收入人群93301人；二是城镇低保人员和困难 职工24759人；三是农村五保对象12667人；四是下岗失业人员、失地无业农民、退役军人75744人；五是残疾人20413人。人员众多、结构复杂、分布广泛。

调查表明，以上五类弱势群体目前的生活状况存在以下共性：一是生活困难。多数家庭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达不到当前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283元的标准，更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23元。二是住房难。部分人仍然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房屋，且危房居多，面积偏小；三是子女上学难。30%的家庭因缴不起学费，子女不得不放弃高中、大学学业；四是看病难。虽然有医保和大病救助机制，但金额偏小，自费的比例仍然巨大，很多项目并在不报销之列，导致40%以上的病人无钱进医院，采取拖磨和打游击的冶疗方式，陷入贫病交加的困境。五是再就业难。多数下岗失业人员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就业能力和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再就业十分困难。六是五保老人供养经费不足。我县按分散居住月人均供养金150元、集中居住月人均供养金180元标准打卡直发，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经费来源渠道，资金缺口较大。

二、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救助体系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

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缺乏完整的政策体系，城市低保、农村低保、医疗救助、五保户供养等制度由于初步形成，各部门救助制度之间缺乏衔接，有限的救助资源没有系统规划和有效的整合，影响了实施效果。同时，救助资金不足，影响了救助功效。2013年，我县城市医疗救助年人平救助资金1200元，农村医疗救助年人平救助资金800元，保障水平远远不能满足 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要求。

（二）社会保障覆盖不全面，金额偏低

我县弱势群体的规模大、分布广。2012年，全县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32815人，共61132户，其中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4759人、11661户，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08056人、49471户。仍有部分弱势群体不能享受到优惠，他们的生活状况得不到实质性改善，社会保障覆盖不全面。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总额虽多，但具体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就很少了，不足以维持一些人的最低生活保障。2012年，我县城镇低保资金实际支出3905万元，人均1577元；农村低保资金实际支出5888.5万元，人均1190元。

（三）政策解读不到位，执行不规范

我县2007年才全面实施农村低保，个别乡镇领导和村社干部对此政策较为陌生，停留在原始的救助思维中，以 “搁平”为准，以平均主义思想，以照顾老年人的观念，指导实施农村低保工作，造成标准不

一、执行混乱。

从走访的情况来看，有三分之一的村存在认定低保对象是由村干部确定，未经过摸排、评审、评议、公示等工作程序，三分之二的村虽在评议中扩大了参评人员，但大部分未进行公示，更有甚者存在平均分配行为。一些乡镇不同程度的存在合户享受低保的现象，把存折保留在村干部手中，由村干部代发，使低保打卡直发成为空话。顶名冒领低保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乡镇低保金分配和低保户本人完全分离，以低保户顶名将低保金顶替下来，把存折放在村支部书记手中，由村上对低保资金进行集体分配。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集中指标用来解决特殊矛盾的做法，如2012年，某 些乡镇为解决公路修建占地问题，统一把低保指标集中起来，用于解决土地纠纷问题。

（四）就业渠道不畅通，增收困难

弱势人群本身在身体、技能和心理等素质方面就不占优势，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在就业方面与一般人相比，明显处于劣势，而针对这部分人群的绿色就业体系还相当薄弱，使得他们在就业道路上困难重重。例如，很多用人单位在招收员工时除了看学历、技能和工作经历以外，也非常看重个人形象，生理弱势群体往往一见面就吃闭门羹。老张腿有残疾，在一家仓库给人守了七、八年门后被辞退，接下来三年多再也没找到一份工作，年近50的他只好走上收破烂的路子。还有诸多如政治有污点、年龄偏大、体弱多病等人群，也因就业无门陷入了愈加贫困的境地。

（五）救助机制不科学，自主创业意识缺乏

弱势群体中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可扶持的贫困户，他们只是暂时的困难，通过帮扶完全可以脱贫致富。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救助机制，长期以往，使他们对摆脱贫困感到遥遥无期，养成心理惰性，一味伸手“等、靠、要”，两眼死盯“救济金”，不愿再吃苦劳作了。我县各类残疾人达94820人，其中农村残疾人数81634人，点总数的86.1%，自谋出路的比例还不到30%，大多靠的政府的救助、村社的救济、邻里的帮衬过日子，很少想过也没有意愿靠自己独立创业来摆脱贫困。

三、加强新生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一）完善救助体系，扩大救助覆盖面

建立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为主体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推进社会救助 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健全以生活救助、医疗救助、五保供养、就业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救助、水电费减免等配套政策，建立紧密衔接的救助体系，进一步加强协调各级各部门各方面的救助活动，切实保证社会救助活动的覆盖率和高效益。

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对城镇弱势群体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水电、煤气等方面实行援助；对招用一定规模下岗失业职工的企业，实行税费、贷款贴息、资金补偿等多种扶持措施；对自谋出路创业的人员，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要给予最大幅度的照顾和倾斜。二是建立定向帮扶制度。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与城镇弱势群体建立“一对一”、“一帮一”、“一包一”的帮助挂钩制度；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全方位关心、帮助、扶持弱势群体。三是加强农村敬老院建设。要加强对农村敬老院的建设、改造和完善工作，最大限度地集中供养五保对象，很好地解决五保对象的生活、就医等问题。四是加强“造血”救助力度。弱势群体的弱势主要表现在收入方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知识和技能的贫乏。致富技能和手段的缺失，使得弱势群体处于弱势境遇且具有长期性和潜在性，所以要建立科学的培训机制，有序开展多种实用技能培训，有效促进这一群体自我创业、主动致富。

（二）健全服务体系，拓宽就业安置渠道

促进城乡弱势群体就业，千方百计地增加城乡贫困人口的收入，是解决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的根本途径。一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建立弱势群体人员文化、年龄、技能、体质、家庭等情况台账，完善运行顺畅、服务有效、指导有力的政府运作机制，为缓解弱势群体就业问题做好基础工作。二要 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大力开发社会物业管理、家政服务、医疗保健、体育文娱设施经营、商品递送、生活护理、修理等社会化的便民、利民服务业，并有重点地开发社区保安、市场管理、保洁保绿、环境管理等社区公益就业岗位，对自主合作、自筹资金从事社区服务的弱势人员企业，要纳入社区就业管理，给予优惠和方便。三要加大对弱势人员就业援助力度。政府可花钱买断社会公众聚集场所的电话报刊亭、看车、浴业服务、车辆刷洗、便民商店等经营门面或摊位，进行统筹管理，安置弱势人员就业；对极少数特别困难的弱势人员，政府在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外，还可为其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费。

（三）加快社保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保险服务功能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保险的三大制度。一是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是老年人最重要的保险制度，尤其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更是重中之重。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点应放在构建制度平台上，即尽快建立符合国情、县情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失业保险制度。随着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失业保险制度面临着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内在要求，应当开辟新的资金供应渠道。鉴于劳动力资源在长时期内依然过剩，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压力，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应当强化其促进就业的功能和失业保险的培训功能。三是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改革应当以全民健康保障作为长远目标来落实，以福利公平为指导原则，坚定不移地实行医疗保险、医疗(医院)体制、医药体制三项改革同步推进。进一步引入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促进资源利用最优化，加强医疗管理，对药品的供应、质量、销售进行计划调控，杜绝假药、垄 断、加价的行为发生，以降低医疗费用。

（四）完善法制规范，加强救助资金监管

政府每年针对弱势群体救助的财政投入和公共政策决策并不少，且有每年不断增长的态势。但执行却出现了偏差，随着文件的层层下传，被误解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就其原因是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和管理存在很大的漏洞。因此，除了要合理规划使用资金以外，特别要抓好资金的监管和使用效率。必须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统筹管理，强化事前预警和事后监督，保证救助资金全部落实到人，绝不允许挪用、挤占，贪污回流资金。同时，要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对弱势群体贫困状况的监测工作。

（五）加强法律援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满足更多弱势人群维权的实际需要。一要完善法律援助条例。把原则的规定细化和具体化，适时扩大受援范围，尽可能地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让更多的弱势群众享受法律援助的服务。二要认真落实法律援助免费服务的规定。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主动履行法定义务，认真执行法律规定，为经济困难的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三要进一步增加经费投入。不断加大经费投入，配齐配强工作人员，积极探索多渠道筹措法律援助经费的办法，增强“应援尽援”的能力。

（六）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形成救助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