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统与中国体制选择

历史传统与中国体制选择（精选6篇）

篇1：历史传统与中国体制选择

审计体制是政府审计组织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直接决定着政府审计的工作质量与政府审计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一直受到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审计体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审计体制是指审计监督机构的总体构成、隶属关系、社会地位、机构设置、上下级关系和各自相对的职权范围;狭义审计体制是指政府审计组织的隶属关系和审计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本文主要在狭义审计体制的概念范畴内重点讨论政府审计组织的隶属关系及审计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文献回顾

目前,审计理论界关于政府审计体制的分类研究中得到广为接受的是四种模式分类法,即将政府审计区分为立法型审计、司法型审计、行政型审计模式和独立型审计模式[1]。当然,也有学者、专家认为这四种分类的提法并不科学。李金华指出,世界所有国家的审计都是独立的,不管是对议会负责还是对政府负责,都是独立的。独立性是世界各国审计最基本的共同特征,把独立型跟司法型、立法型、行政型并列,在一个层面上对比是不科学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审计机关是立法型,多数国家的审计机关是对立法机构负责,向立法机构报告工作,而不作为议会的下属单位。司法型确实存在,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型。行政型是存在的,隶属于政府。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但又不完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同时也要向议会报告工作[2]。与此相似,刘家义将世界主要国家审计制度分为三类:(1)审计机关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这种类型占大多数且越来越多,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大多如此;(2)审计机关属于司法序列,拥有部分司法权,但要向议会报告工作并对议会负责。这些国家的审计法院,从组织架构来说,属于司法序列,但同时必须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3)审计机关属于政府序列,对政府负责并向政府和议会报告工作,典型的是中国。我国审计机关是政府组成部门,但每年的预算执行审计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既要向政府报告,又要受政府委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3]。

自1982年中国现行审计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学者就开始对中国审计体制选择问题展开讨论。杨时展以受托责任学说为基础,得出“审计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的结论,并认为各级政府审计机关应该独立于各级政府之外,向着取信于民、听信于民的方向发展[4];秦荣生在分析了受托责任关系之后认为,我国审计署应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地方各级政府审计机关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直接领导[5];廖洪和余玉苗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该国的政府审计机关的隶属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审计机关只能隶属于政府部门[6];李齐辉等认为,审计环境决定审计制度,根据我国的审计环境,应建立一种政府审计机关拥有司法地位和相应的法律监督权、地方审计机关由省级直管的新型的政府审计制度[7];尹平则在分析了我国现行政府体制利弊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政府审计体制改革应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如现行政府审计机关向政府负责并报告审计结果,同时接受政府委托向人大报告工作,可以改为审计机关接受政府领导,向政府和人大同时报告工作[8]。

项俊波在分析了我国政府审计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基础上,对关于如何改革我国政府审计体制的“改良观”、“独立模式观”、“完善现行审计体制观”和“立法模式观”等观点进行了评价,提出建立“一府三院”制设想,主张设立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平行的审计院,使政府审计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9];吴联生通过构建政府审计隶属关系模型,对我国政府审计隶属关系进行评价后认为,我国政府审计应该隶属于国务院;但双重领导体制降低了地方政府审计的质量和价值,因此主张将地方审计机关从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中脱离出来,业务上和行政上都直接接受审计署领导,双重领导体制改变为单一的垂直领导体制[10];杨肃昌、肖泽忠提出“双轨制”审计体制改革方案[11],主张在政府保留现行审计机关同时,把现行审计机关中的预算审计职责和工作体系转移到人大系统,在人大系统重新建立主要从事预算审计工作的审计组织。

可见,我国学者对政府审计体制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在研究影响政府审计体制选择的决定因素时,许多学者认为,采取不同模式的政府审计制度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各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观念不同的结果。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只是决定审计体制的基本因素,还有教育水平因素及与其他国家经济联系的影响等非基本和间接影响因素[12]。基于不同视角,他们对中国政府审计体制改革发展方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研究对于改革和完善中国政府审计体制、加强审计监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采取横向比较分析和纵向历史分析方法,以一种新视角对影响政府审计体制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然后结合当代中国政府审计体制的现状,提出未来中国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的可能设想。

二、横向分析:政治制度对审计体制的决定性作用

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制度规则,是决定其他制度安排的基础性制度[13]。审计体制是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政治制度结构对审计体制而言是最重要的制度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审计体制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政治秩序则是影响审计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政治秩序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往往受到代表社会强势利益群体的领导人意志所左右, 是领导人世界观与认识的产物。

总的说来,实行代议制和地方分权的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一般隶属于议会,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中央审计机关与地方审计机构往往没有隶属关系,各行其是。而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常常直接领导或直接干预,中央审计机关与地方审计机构常常是垂直领导。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府审计史表明,在实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封建王朝,审计机关只能是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绝大多数时间是隶属于行政长官和监察机构,有时也隶属于司法机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政府的影响之外。

一般而言,凡是选择立法、司法和独立模式的国家,皆是采取“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国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市场调控为主。设置审计机关的目的在于从经济监督的角度与其他部门一起构造一个相互制衡的机制,以保证国家资产的安全与有效,确保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三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1)立法模式偏重于审计监督对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制衡作用,用强化服务性的方法来保证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建立这种模式审计体制的国家多是联邦制、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其前提是国家必须有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否则政府审计很难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议会作用巨大,人们奉行权力制衡原则,议会对政府行政部门拥有有效的制约手段;(2)司法模式偏重于强调审计机关的权威性,用法律形式强化这种权威性的要求,并通过权威性的提高实现其独立性。司法模式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一般以审计法院的形式存在,并拥有司法权,因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从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来看,实行司法模式的国家大多属于中央集权制,同时又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如法国,属于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又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3)独立模式的特点是,在分离的三权中审计机关保持中立地位,在不受任何一方影响的前提下存在,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政府监督机构的特征却是相同的,其组织形式是会计检查院或审计院,它同时向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提供服务,实际上更偏重服务于立法部门。与立法模式一样,其宏观服务的职能也较强。另外,行政模式的最高审计机关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是政府一个职能部门,根据政府所赋予的职责权限实施审计,并对政府负责。这一类国家大多在亚洲,从政治制度看,是中央集权制或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或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府职能十分宽广,权力比较大[14]。

可见,政治体制决定审计体制模式。一个国家之所以选择某一种审计体制模式,目的在于期望审计能够在这一政治结构中取得逻辑一致的政治效果。从理论上讲,一旦选定了某种审计体制模式,政府审计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就已经由其政治结构决定了。它反映出不同国家对政府审计期望作用的不同价值以及对政治结构本身的政治哲学观点。选择立法、司法模式的国家,多强调对权力的制衡;选择行政模式的国家,多重视行政政府的操作职能[15]。

在建立现代政府审计制度的初期,我国选择了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的现行审计体制,这是受当时政治体制的深刻影响的结果。从政治体制上看,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是在党领导下的“强势政府”。政府在整个经济运行、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且政府职能过分集中而形成了行政垄断,政府集规则制定、实施、监督、仲裁和处罚于一身,而且这种权力通过种种措施予以不断维持和强化。在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下,人大作为立法机关,虽然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生活中人大的权力有些虚置。因此,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党领导政府的政治体制,把审计机关设置在政府,既有利于加强党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与监督,强化政府经济决策、执行与监督高度统一的体制,使政府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拥有更加实际的控制权和操作权,也有利于审计工作一开始就迅速进入“角色”并获得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而且能够将社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要求及时纳入到政府审计的工作范围之内,提高政府审计协调社会利益冲突的及时性和效率性,及时将各种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对比趋近于博弈均衡状态,这对当时审计事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审计机关成立之初,在人大的权威和法治尊严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的时候,盲目借鉴西方模式,把审计机关置于人大之下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那样只能造成人大在监督工作上的尴尬和审计事业发展的迟缓,同时也不利于社会公众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中国领导深刻理解中国政治结构的这种精巧和微妙关系,也充分考虑到各种博弈力量在中国政府创立初期的相对表现与制衡,在中国政府审计体制选择上始终是现实和务实的。关于1982年宪法规定审计机关设在国务院的原因,主持起草1982年宪法的胡乔木认为,审计机关如果属人大常委会,有许多不便,因为国务院遇到问题可以下命令,人大常委会则要开会,还得要审计署去做报告,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16]。彭真认为,审计机关应主要审计预决算和违法乱纪情况,只能放在国务院。1982年11月《宪法修改草案报告》对此作了正式说明:一般说来, 审计机关可以由政府领导,也可设在政府以外。由于我国是初次设立审计机关,需要熟悉被监督单位的工作,逐步积累经验,因此设在国务院内由总理领导比较有利[17]。如果审计可以隶属于人大,但无论是作为人大的专门委员会还是作为人大的工作机构,人大都无法直接领导如此庞大的机构,也无法进行实际操作[18]。

三、纵向分析:历史传统制约与审计体制选择的路径依赖

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路径依赖”①的理论充分说明,“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9]。中国古代的政府审计在机构归属问题上曾出现过不同的体制模式,因此,研究审计体制问题,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审计体制的历史变迁,深刻认识其演进的规律,古为今用,以史为鉴,才能找到当代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考察中国古代政府审计的演进史,中国审计体制变迁呈现以下规律:

(一)中国古代起主导作用的审计机构隶属关系多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统一的模式,其间主要有三种隶属关系,即独立的专门审计机构、在财政部门中设置的专职审计机构、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机构三种。独立的专门审计机构以隋唐时期刑部下设的比部最为典型,当时包括户部在内的中央各行政机构都要定期由比部勾账审计;在财政部门中设置专职审计机构,以宋代三部勾院和都磨勘司较为明显,隶属于主管财政的度支、户部、盐铁三司,专司审计;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机构,明清的都察院最为典型,以纠察百官、勾考账籍为主要职责,直接为君主服务,权威性强[20]。

(二)在三种隶属关系中,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形式历时最久,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审计的主要思想和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审计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大体上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以勾考账簿为主,审查钱粮收支的真实性,类似今天的财务收支审计;另一条是以考核官吏财政经济方面的治绩为主,与行政监察职能紧密结合的审计活动。通过详细考察,我们发现,第二条线几乎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影响着近代中华民国的审计体制选择,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审计监督与经济监察职能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其体现在御史监察组织体系的产生、发展与完善过程之中。隋代比部的出现,确立了具有司法性质的独立审计机构,逐渐将审计与其他经济监察组织分立开来。随后又通过一定历史阶段的反复,最终分别确立了审计组织制度与经济监察组织制度,并一直影响到后世,成为中国封建财计、审计组织建设的一大特色。

(三)一般而言,国家审计机构都对最高统治者负责,代表着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较高权威性。中国古代审计的最高目标是维护王权和皇权,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实行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在中央集权制下,地方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服从中央的政令,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了使各级政权机构在履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忠实体现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保证中央政令得到执行,必须自上而下建立起一整套监督体系,这是政治职能分工和权力制衡的需要。审计以其专司财经监督的独特功能,成为监督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审计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中国古代政府审计对王权和皇权有着高度的依附性,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政府审计相对于被审计对象而言,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中国古代审计机构名目繁多、置废无常,究其原因,每一次变动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适应特殊监督需要的结果,并反映出各种社会力量博弈对比的变化,是最高统治者意图的体现。三千多年来与考核、监察百官相结合的审计监督发展史,反映出审计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从属地位,是以维护君主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专制统治服务为最高目标的。

(四)在历史传统中,文化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政府审计体制的选择。就中国文化思想而言,对审计体制影响最深刻的主要是古代的集权论和人治论。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在集权论影响下,政治体制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政府审计制度设置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审计体制的选择也主要考虑作为强势相关者的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弱势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诉求并没有得到合理体现,政府审计机构直接为最高统治者服务。所以,在中国审计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里,常常出现中央政府越集权,审计制度越完善的现象,表现出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同样,在人治论的影响下,“人治”常常与“国治”相联系,人治论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因此,中国古代考核官吏财政经济方面的治绩与行政监察职能紧密结合,审计与监察相结合的形式历时最久,几乎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影响着近代中华民国审计体制,体现出中国古代政府审计的主要思想和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完成从人治观念到法治思想的转变,没有完成从集权到民主的过渡,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和中央集权。审计机关设置问题上也体现出这几种思想之间的博弈较量。最初在审计机关设置问题上就存在两种意见:设在政府还是设在人大。设在政府实际上是为了强化政府的行政权力,寻求政府领导的支持,是集权与人治论的一个体现;设在人大实际上是为了制约和监督政府行政权力,是民主与法治论的一个体现。西方思想与我国迥然不同,其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后在近代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人性自然论、人民主权论、法治论、分权论和道德法律论等方面。一方面,分权论制约着西方的政治制度,因此,西方国家在审计机关设置上的普遍做法是将审计机关独立设置,即将审计机关设置在政府体制之外。无论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立法型审计机关,还是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司法型审计机关,或者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独立型审计机关,均是如此。这样,审计制度就演变成政治制度中实现分权与制衡机制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所以,西方国家审计机关的独立设置实际上反映出西方国家的审计体制具有与其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如果说人民主权论影响宪法和国家宗旨的确立,那么如果把分权体制看作是维护和实现人民主权的设置,则审计机关的设置同样就应该与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主权的方向保持一致[21]。

历史传统持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国家对政府审计体制的选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历来都是崇尚集权的,“朕即是国家”,不允许任何对中央政府分权与制衡的观念和行为出现。中国历史上的政府审计就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设立的,从来没有脱离出最高统治者和政府系统控制之外。例如,在中国古代政府审计成立之初的西周时代,审计就“内生”于统治者加强财政财务管理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审计机关也是政府维护财经秩序的需要。这种内生性决定了新中国政府审计成立之初就离不开对政府的依赖,审计工作的重心离不开财政财务收支。经济学已经证明历史是重要的,路径依赖的特性可能会导致低效制度的均衡的长期存在。因为即使制度均衡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但是放弃它的成本却非常高昂,从而使低效制度均衡长期存留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无法产生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变迁。不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决定论,沿着路径依赖的每一阶段都有政治和经济上的选择,只是由于路径依赖的特性,它会使得选择集合变窄,在没有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时,变革它的成本会高昂到足以阻止变革本身。这就不难理解在理论界对改革中国政府审计体制的呼声很高的情况下,为什么审计署坚持认为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一直比较强调现行审计制度的优势和成绩,更关注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问题。选择政府审计隶属于政府的模式,是由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共同决定的,不是新中国的政治家们盲目设计的结果,而是他们深刻洞悉历史和现实,代表政府审计利益相关者共同选择结果所作出的正确决策。

四、研究结论与重要启示

(一)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深刻影响着政府审计体制的选择。一般说来,在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前提下,政府审计体制也不会发生重大变迁;如果超越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的约束,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过早地人为变革审计体制安排只能给审计工作带来被动,影响审计事业发展,不利于社会公众利益冲突的有效协调与保护。

(二)现行中国政府审计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符合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的双重约束下的正确选择,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历史传统的深刻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现行审计体制的作用与效率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改革中国政府审计体制是一项系统工程,现阶段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应将对政府审计制度安排的充分关注放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审计工作,全面履行审计职责,进一步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三)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民主法制建设的完善,中国政府审计体制在未来会呈现变革趋势。在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发生变革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政府审计体制将向“监审合一”的模式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现行政府框架内,整合审计和监察部门力量,建立审计监察院,并提高其行政级别,是符合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的审计体制改革方向。

篇2：历史传统与中国体制选择

中国金融发展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模式及效率分析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制已经历了23年的调整与改革，中国金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令国际社会惊讶的巨大成功，对于促进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中国金融也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将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挑战也日趋严峻。在此经济、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体制还是否能依旧按照改革开放之初的路径选择模式来进行制度变迁，并以此作为应对经济、金融全球化挑战的基本措施呢?为此，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对过去23年来金融制度变革的效率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来研究与探讨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加深背景下中国金融体制变革新的路径选择模式。

作 者：高建良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 经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刊 名：财经理论与实践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年，卷(期)：23(5)分类号：F830关键词：金融体制 制度变迁 路径选择模式 效率

篇3：科层体制与中国法家传统

科层体制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 科层体制是根据严格的规章和程序、固定分工和相应的权责配置所构成的职务等级体系, 这一体系从日常的生活世界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理性的管理机器。科层体制和传统的非专业化的管理模式相比具有责权明确、精确高效和巨大的整合能力等优点, 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本文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 即科层体制是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运作的, 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科层体制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基本要件的法家思想和科层制的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 现代科层制的主要问题

现代科层制的影响是当代社会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 人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探求科层制所带来的社会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转折, 特别关注科层制所具有的负面效应, 特别受人关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1) 科层体制是一个极其容易陷入僵化和低效的体制。科层体制要求遵循严格的程序和规则, 所有人都应该在固定的分工和职责范围内行事, 在某种意义上说, 处于运行过程中的现代科层体制实际是一台自动化的管理机器, 这台机器开动之后就按照预先规定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运行下去, 和传统的管理方式相比, 它追求最大的效率、几乎永不停息的连续性、尽可能的减少摩擦而带来的协调一致。但是, 这台机器也拥有巨大的惯性, 甚至完全可以根据惯性而运行, 这就会让它成为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渊薮。在科层体制内部, 具体的职能部门和岗位可能完全不在乎整个体系的目的, 而采取一种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的态度, 从而使整个体系都在进行低效的空转, 完全不考虑整个机器的运行方式是否有利于管理目的的实现。

(2) 就像所有的机器都需要来自外部的动力一样, 科层化的管理机器也需要来自外部的动力, 这种动力通过科层制的顶端灌输到整个体系之中。在这种动力和机制两分的模式之中, 动力机制可能处于非理性的力量控制之下, 从而和理性的科层体制相龃龉, 结果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强科层体制已有的僵化倾向、成为创造性的体制性障碍, 使整个体系成了无生机的机器;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外来的非理性因素的冲击陷入振荡和波动之中。

(3) 科层制的设计是让它作为一架机器发挥作用的, 在理想的科层体制内部, 其成员应该像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科层制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组件组成的非人格化的工具, 但是, 当科层制的成员都被牢牢嵌在这台机器上之后, 他们自身的利益实际是和这台机器融为一体, 科层体制的成员因此就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由于科层制本身的技术优越性, 它是最难于摧毁的一种社会实体, 与此相应, 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也是最稳固、最难以分化的集团。科层体制的外部统治者离开了科层体制的支撑必然会走向崩溃, 相反, 只要科层体制运行正常, 外部统治者的更换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理论上, 对科层体制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解聘, 但是, 人员的更换对科层体制的运行方式不会有丝毫触动。

科层制的上述3个问题都聚焦在第3个问题即管理层异化这个问题上, 异化的管理层会使这3个问题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这一问题, 早在几前年前,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并因此而在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基因, 而且在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影响。

2 驯服科层制和法家的权谋之术

由于科层体制中的管理层异化的倾向和危险, 驯服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任务。对于这一问题, 中国传统中以法家思想为基本理念形成了一套特别的控制方式, 并且在今天依然深入到了中国管理实践的血脉之中, 所以要想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 首先要对法家的控制机制、特别是这种控制机制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

科层体制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 在政治封建制逐渐衰亡, 即礼崩乐坏之后, 由大小诸侯构成的政治联合体逐渐被由职业官员组成的科层体制所取代, 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出了延续几千年的帝制。这一过程始于春秋战国, 在秦汉两朝确立起了基本的构架, 科举制度的形成意味着这一转型的彻底完成。

这一过程的始作俑者、同时专制体制核心理念的确立者是法家。法家的先贤们通过建构科层体制才使他们为之服务的君主能够动员起全国的力量在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与列国争锋。他们在创立这一体制的过程中就意识到了它所具有的一个根本问题, 即这个体制可能会失控的问题, 也就是君主最终驾驭不了这个体制从而大权旁落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设计两个互为补充的策略, 这两种策略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其深远, 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 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在管理方面尤其如此。

这两个策略中第一个是对人员的规训。法家经典文献《商君书》中的《赏刑》篇对规训的基本内容作了极为精炼的概括:“圣人之为国也, 一赏, 一刑, 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

“所谓一赏者, 利禄官爵抟 (专) 出于兵, 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 皆知尽其胸臆之知, 竭其股肱之力, 出死而为上用也。”可见, 一赏就是为所有的人确立一个统一的谋求功名利禄的途径, 实质让所有的人都将其力量和才智服务于“圣人”争霸的需要。

要所有的人都为君王争霸而出生入死就必须有制度上的保障, 这就是一刑。“所谓一刑者, 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 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有功于前, 有败于后, 不为损刑。有善于前, 有过于后, 不为亏法。”一刑就是要将法律作为唯一的准则, 法律应该超越于个人的身份等级、功过善恶。我们知道这同样是现代科层制的基本要求。

不仅要有制度上的保障, 还要有精神上的保障, 这就是一教。“所谓一教者, 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 不可以富贵, 不可以评刑, 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 (破) 。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 则不能非功罔上利, 然富贵之门, 要存战而已矣。”最后到达到这样的目的, “夫故当壮者务于战, 老弱务于守, 死者不悔, 生者务劝, 此臣之所谓一教也。”

一赏、一刑、一教的方法就是让举国之人都服务于人主争霸天下的战略目标, 所以法家最为痛恨的就是那些不能服务于国家战略的人, 对于这些他们坚决主张进行压制和排斥。法家尤其不能容忍那些有独立主张的知识分子, 因为这些人会提倡和国家战略相悖的人生目的和价值准则, 甚至敢于批评国家战略, 凭借他们的一家之言, “以疑当世之法, 而贰人主之心。”对于这些以邪说误国的人,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直言, 必除之而后国家才得安宁。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韩非子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纲领:“故明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 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也就是说国家政策是唯一可以宣扬的思想, 国家官员是人民的导师, 上级官员是下级官员的导师。

为控制和驯服科层体制, 法家采取的第一个策略中的最重要成分实质上是愚民政策, 不过首先要进行愚化教育的不是普通的民, 而是作为普通百姓管理者的科层体制中的官员。但是, 即使能够按照法家的要求去做, 对人主来说还是存在着危险, 即这些深得其统治精神要旨的人会僭取其大位, 或绕过他直接对科层体制加以控制好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对此, 法家还提出了第二个基本策略, 即尊君卑臣的统治理念。

所谓君尊臣卑就是要让君主在整个科层体制面前具有绝对的权威, 在臣下面前保持绝对的权威, 这是驯服科层体制的最根本的东西。这一点, 在《韩非子·功名》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夫有材而无势, 虽贤而不能制不肖。故立大材于高山之上, 下临千仞之溪, 材非长也, 位高也。桀为天子, 能制天下, 非贤也, 势重也。尧为匹夫, 不能正三家, 非不肖也, 位卑也。”所谓的势, 就是权威, 天子能节制臣下, 靠的是权威, 而不是贤能。《管子·明法》篇中有类似的论述, “明主在上位, 有必治之势, 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 非爱主也, 以畏主之威势也。”

一个畏字道出了维护君主权威的奥妙之所在。恐惧是智慧的开始, 但这不是自主性的智慧, 而是工具性的智能, 是臣下竭尽心力、心悦臣服地为人主服务的心态。那么, 如何才能使臣下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呢?《管子·明法》篇讲的非常清楚:“人主者擅生杀, 处威势, 操令行禁止之柄, 以御其群臣, 此主道也”; 至于“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 以欲生而恶死也”。可见, 法家认为只有保持对于群臣的高压, 才能让他们俯首贴耳, 如《韩非子·解老》篇所云:“人有祸而心畏恐, 心畏恐则行端直, 行端直则思虑熟, 思虑熟则得事理, 行端直则无祸害, 无祸害则尽天年, 得事理则必成功, 尽天年则全而寿, 必成功则富与贵, 全寿富贵之谓福”, 这就是君主为自己权位的稳定所能够给臣子保留的有限生存空间——只有在诚惶诚恐之中才能保全他们的身家性命, 这就是他们的福。

如果情况相反, 人主不能维护他们的专制则性命危也, “使人不欲生, 不恶死, 则不可得而治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 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 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 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 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 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 亡主之道也。”①不过, 仅仅靠暴力和政治上的高压是不能保证人主的绝对权威的, 要想让人主始终在群臣面前保持绝对的威势, 还需要权谋之术作为暴力的补充, 这是在中华文明中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御人术。韩非子对这种秘术的描绘可谓精妙绝伦:

“君无见其所欲, 君见其所欲, 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 君见其意, 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 臣乃见素;去旧去智, 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 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 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 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 去贤而有功, 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 百官有常, 因能而使之, 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 ■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 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 使智者尽其虑, 而君因以断事, 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其材, 君因而任之, 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 有过则臣任其罪, 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 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 君有其成功, 此之谓贤主之经也。”②深谙权谋之术的君主首先要高深莫测, 让臣子无法也不敢妄揣天意, 只能勉力行之, 同时人主还要将一切功绩归于己, 一切过错责于人。虽然韩非子要求君主无见其意, 但实际操作是君主将自己的想法暗示给臣子, 让臣子将其提出, 付诸实施之后, 成功了臣子当然不敢与人主争功, 失败了则要臣任其罪。神秘、残暴、专制结合在一起, 最后达到的结果是“明君无为于上, 群臣竦惧乎下。”

现在我们要对关于法家的描述作一个总结。法家在封建宗法制度崩溃之后, 力图通过创建科层体制来建构新的政治秩序, 他们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这种思想在实践中不仅导致了秦代的天下一统, 而且奠定了几千年帝制的基本政治构架。法家成功的关键是让华夏民族有了一种更加理性的政治秩序,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 离不开法家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

不过, 法家的政治神秘主义和专制主义也暴露和放大了科层体制所固有的弱点。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和权力的独占, 法家采取的办法是按同一个模式塑造社会成员, 同时拒绝任何批判性的思想, 尤其是将一个神秘的君主作为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拱顶, 并将其神圣化。其结果是在政治理性化的同时, 导致了理性的工具化, 官僚阶层实际上成了君主的工具, 成了具有思想的奴隶。毫无疑问, 不管这些人具有怎样的聪明才智, 在政治神秘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天空之下, 他们是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新的事物的, 他们既不能够自主地确立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价值和目标, 更不能够创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似乎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率先为人类开创新的纪元, 而我们却总是固步自封, 深陷于几千年不变的轮回。

3 法家模式和科层体制的僵化

通过以上对科层体制的特征和中国法家政治理念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法家统治理念和科层体制的结合会产生一种共振效应, 结果是加强和放大了科层体制已有的缺点。如上所述, 科层体制有3个基本的问题, 僵化、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和管理层的异化, 而法家的统治理念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 相反, 它还会使其中的一些问题成为永不可解的问题。

由于法家不容许任何批判和异议的存在, 对于科层体制来说, 就是拒绝任何来自内部的反省, 再加上外部高压的存在, 处于战战兢兢之中的科层体制只能自觉地走向僵化和教条。在一个韬光养晦、滴水不漏的的君主面前, 最安全的选择就是不越雷池半步的教条主义。

就动力机制而言, 在法家的政治理念之下, 对绝对权威的敬畏是最根本的动力, 这种动力的作用必然是消极的, 因为在恐惧的心态下, 每个人所要做的首要的事情是防止祸患的降临, 而不是积极地去追求事功。实际上, 摆脱恐惧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消灭那个带来了恐惧的人, 用老子的话说,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畏之”, 强大的秦王朝迅速的分崩离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中国的历史来看, 法家的政治体制在汉朝儒法合流之后, 也就是在儒家的理想主义对法家的高压政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之后, 才获得了政治的稳定性。

就科层体制异化的问题, 也就是管理层以自身的利益代替整个科层体制的本来目标的问题, 法家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从来都没有效的解决。如上文所述, 科层体制的独立性源于它的技术合理性, 法家的政治神秘主义根本不可能成为技术理性的替代品, 它所起的作用只能是破坏性的, 它通过对科层体制的破坏来防止科层体制的异化, 这必然是一种自残行为。中国的历史也应证了这一点。

以汉朝为例, 汉初的中央行政大权掌握在丞相手中, 丞相府统领整个中央科层体制, 相权对君权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 汉武帝就用增强代作诏版的贴身官员尚书权力的方式来削弱相权, 但是, 好景不长, 由于科层体制自身的独立性, 当权力集中在尚书手中之后, 尚书又必然从可以信任的亲信变成了总揽大权的行政首长, 再次成为君权的威胁。③实际上, 在中国的历史中, 这种有君主的近臣对抗科层体制的过程一直再不断地重演, 在明朝达到了极至, 整个国家的权力都控制在宦官之手, 因为只有宦官才不可能有取而代之, 垂统万世的想法。④

最后, 我们再一次强调, 法家传统在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即使君权早已废除, 但在今天的官本位意识中, 还能看到它的身影, 而随着中国民企的发展和世代交替, 以前君主和科层体制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可能在企业主和由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管理层之间以新的模式重演, 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不仅仅是企业主个人的悲哀, 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当然, 在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中, 还有其他优秀的文化基因的存在, 否则, 仅仅靠法家是不能维持几千年的文明传承的, 不过本文只能到此为止了。

注释

1《韩非子》, 《五蠹》篇。

2《管子》, 《明法》篇。

3《韩非子》, 《主道》篇。

4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234～235

篇4：历史传统与中国体制选择

关键词：传统岭南庭园; 当代热带庭园;传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4）03-0029-04

收稿日期：2014-05-16

修回日期：2014-06-11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ises the Lingnan traditional garden art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tropical garden design.The paper focuses on analysis of some method including sight organization, space sequence, plant management, and tracing back to historical source.It hop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ropical gardens.

Key words :Lingnan Traditional gardens; Contemporary tropical gardens ;Inheritance; Innovation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度假成为了当下的一种风尚。以“浪漫、神秘、热烈”著称的热带休闲度假更是成为大众的心之首选。于是，展现异域风情（诸如西班牙风情、东南亚风情等）的热带庭园在中国遍地开花、争奇斗艳。然而，想要在众多热带庭园中脱颖而出、并占有一席之位，一味地模仿和复制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的热带庭园不应也不能仅仅成为巴厘岛、马尔代夫或者是夏威夷的复制品，设计师应探索、开创出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时代精神的当代热带庭园设计之路，这样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肯定。

有道是“Look past for future”。从历史的角度，中国热带庭园“不管如何发展都源于岭南园林”[1]；从气候带的角度，岭南地区位于热带与南亚热带区域内，属于热带园林的研究范畴[2]。岭南庭园是地域气候和文化的产物,是岭南园林中历史最悠久、成就最突出、知名度最高的园林形式[3]。因此，本文将回望岭南庭园历史，找寻中国热带庭园之根。

1 岭南庭园的历史回望

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之南的概称，由于受到强烈阳光的照射和海陆季风的影响，植物繁茂、山清水秀，呈现出典型的热带自然景观。岭南庭园历史悠久，从史料记载和现存园林来看，岭南造园始于南越，兴盛于明清，沿及民国[4]，直至现代。传统岭南庭园精巧秀丽，尤其在布局立意、空间组织、景观感受等方面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和地域风情：一是强调功能、尺度精小、布局巧妙，空间界面表现力丰富；二是导风纳凉、贴近生活、适应气候，空间与环境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三是依托自然山水，营造适应地理、历史文化习惯和气候的生活空间，水石花木配置充分体现了对自然的提炼与再现，力求自然与人工的巧妙结合，达到鬼斧神工和宛若天成的意境效果[5]。

2 热带庭园的历史情结

2.1地域文化与历史文脉的延续

传统岭南庭园蕴含了地域文化、宗法礼制、哲学思想和历史文脉等多方面的内容，折射出中华民族优秀的热带文化。当然，热带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但优秀的热带庭园都会体现出对传统的继承和思考，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回应和探索。如令人称颂的三亚亚龙湾的喜来登酒店庭园、希尔顿酒店庭园等，就是在深刻领悟传统庭园精神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和造景元素进行反复地筛选、提炼并融入新观念、新技术、新材料，充分利用各种热带植物，结合平台、凉台、水景和绿地等进行巧妙布局，打造出视觉效果丰富、生机灵动、繁茂美丽的热带庭园。这样，既尊重和延续了传统和地域文化，又融入了时代精神，为中国热带庭园注入了新的活力。

2.2空间布局与组合方式的发展

传统岭南庭园布局巧妙，注重利用建筑朝向、通风、降温等措施来消除夏季的酷暑。“前疏后密式”和“连房广厦式” 是两种常见的布局方式。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前低后高，即南低北高的园林建筑构成方式，并与水石花木有机结合。这种手法在当代热带庭园的设计中被普遍借鉴运用。如海南亚龙湾的喜来登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等，客房建筑采用“U”型布局，酒店庭园整体呈南低北高之势，向大海敞开。这样，既巧妙地借景了大海，又最大程度地迎接夏季的主导风，使凉爽的微风吹到庭园的每一个地方，很好地消暑减热，适应热带的气候。

此外，以水为中心进行布局也是传统岭南庭园常采用的手法：小庭园内小水面，大庭园内大水面[6]（图1），充分满足岭南人亲水近水的需求。并且因为水的比热较大，具有调节空气温湿度的作用，能有效地消除夏季的酷热，为庭园带来令人愉悦的清凉。在当代热带庭园中，水这一元素更是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成为营造美丽景致不可或缺的要素。有自然山水时，理所当然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如前文提到的喜来登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等借景大海；此外，还可人工开凿，筑成水池、泳池，配合花卉草木打造出迷人的庭园（图2）。其平面形式灵活多样，有自然形态的，也有规则型的。在错落有致的植物的掩映下，泳池在建筑和庭园间隐现蜿蜒，碧水随建筑而环绕，犹如“冠带水”，既符合岭南传统的风水观念，又丰富了庭园景观层次，让人领略到了岭南水乡的风情，清爽宜人。

2.3空间渗透和交流的表达

《园冶》认为建筑应“轩楹高爽，窗户虚邻”，以便“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这样的设计赋予了庭园建筑虚实相生、吐纳空间的功能。岭南庭园建筑常利用完全透空的门洞、落地屏门、漏花窗、格窗、花罩等通透的分隔（图3-a,b），让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或趋避)风、阳光等自然气候因素，营造出舒适的小气候；同时，又能使内外空间互相渗透，丰富空间的层次变化。如余荫山房的玲珑水榭，立于八角形水池之上，八面可开启的窗户模糊了内外空间的界限，使内外空间渗透相融，夏季通透凉爽，冬季又可抵御寒风（图3-c）。

该手法在当代热带庭园中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借鉴运用，最常见的就是把整面墙做成可自由开启和关闭的折叠门窗。该做法在喜来登酒店、希尔顿酒店、红树林酒店、文华东方酒店等都有应用（图4）。如此开放式界面巧妙地将园内外空间融合在一起，不仅有较强的流动、渗透感，让游客尽情欣赏美丽景致，还展现出了很强的适用性和灵活性，炎热时可通过完全打开来实现通风散热，若遇台风则可关闭来遮风挡雨。

值得一提的是喜来登酒店中的瑶池西餐厅，它环绕于绿水之中，采用架空层般的形式，利于导风纳凉，加上餐厅屋顶的天光水池的隔热降温作用，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自然气温调节系统。同时，富有韵律美的立柱巧妙地形成框景、借景、透景的效果，让空间多了光影的变幻，使空间意境更诗意地渗透、交流（图5）。希尔顿酒店的“ize冰源”餐厅同样出彩，它立于绿水之上。白天，透明的玻璃幕墙静静地反射着周围的建筑、绿树等，模糊了空间界面，增加了景观层次，让空间亲密地渗透和交流，极具现代感（图6-a）；夜晚，暖黄色调的灯光把整个建筑打造得晶莹透亮，与水中倒影相对称、呼应，如梦如幻（图6-b）。它们在实现空间交流和互相渗透的同时，也很好地诠释了“看与被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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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视线与空间序列的营造

传统的岭南庭园注重从游览者观看的角度去安排庭园空间，讲究点景、借景和意境的创造，力求园中有园，景中有景，通过增添景深层次来创造丰富的空间感受。当代热带庭园同样关注人的行为心理，不同的空间以开放的形态有机地穿插和组织在一起，使观赏过程更富情趣。如喜来登酒店，其空间序列从酒店北侧颇具气势的跌水池塘开始，经大跨度的入口雨篷，在高耸的坡屋顶下的宽敞大堂空间作一小小的停顿，紧接是落水台阶、大堂吧、天光水池、远处的大海。整个序列巧妙利用了大堂-庭园-海滩这一主景线，实现了空间内外流畅而不着痕迹的转化，让景观循序渐进地在游客面前铺陈展开，构成了富有诗意的特色空间，给人最佳的心理感受。

2.5移花接木提炼自然

岭南拥有热带气候“四季繁花、植物常绿”的显著特征。传统岭南庭园喜植高大乔木，如榕属、樟科等乡土树木常被大量运用，如伞般的绿荫既能遮荫挡雨，又能美化庭园。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园中不乏“梅、兰、菊、莲、竹、桃”等传统植物材料的运用。芬芳可人的白兰Michelia alba、黄兰Michelia champac、含笑Michelia figo、茉莉Jasminum sambac、桂花Osmanthus fragrans和米仔兰Aglaia odorata等花木是庭园中常见的宠儿。同时，炮仗花Pyrostegia venusta、紫藤Wisteria sinensis、簕杜鹃Bougainvillea glabra、绿萝Epipremnum aureum以及蕉类、芋类、蕨类等花木，也常巧妙搭配其间，大大丰富了植物景观层次，尽显自然情趣。注重务实性的传统岭南庭园，果木是园中常见的骨干树种，如荔枝Litchi chinensis、龙眼Dimocarpus longan、芒果Mangifera indica、杨桃Averrhoa carambola、黄皮Clausena lansium、蒲桃Syzygium jambos、波萝密Artocarpus heterophyllus、芭蕉Musa basjoo等，不仅可赏优美树姿、避暑纳凉，而且在果熟之时还可尽享丰收的喜悦，堪称岭南庭园之一绝。

可见，传统岭南庭园在植物运用方面注重遮阳乔木与观赏花木的结合，以本地树种为主，搭配外来品种，以求营造出“四季花香果美、绿荫婆娑”的美景佳境。当代热带庭园秉承了岭南传统庭园的造园理念，在植物材料的运用选择上更加丰富多样，乡土树种和外来树种交相辉映，广泛使用棕榈科植物、榕属植物，搭配造型新奇、色彩艳丽的观叶观花植物，如鱼尾葵Caryota ochlandra、龟背竹Monstera deliciosa、虎尾兰Sansevieria trifasciata、印度橡胶榕Ficus elastica、变叶木Codiaeum variegatum、蜘蛛兰Hymenocallis littoralis、鹅掌藤Schefflera arboricola、海南龙血树Dracaena cambodiana、槟榔Areca catechu、朱蕉Cordyline fruticosa、鹤望兰Strelitzia reginae等，并根据协调对比、韵律与节奏、对称与平衡、多样与统一等原则，采用孤植、列植、群植等手法进行配置，打造出结构合理、层次丰富的复层植物景观，使花木蕴秀的庭园更加自然迷人（图2、5）。

3小结

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尤其是在当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愈发激烈，更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以岭南文化为代表的热带文化作为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精华，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热带庭园建设的底蕴；传统岭南庭园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贴近自然、返璞归真的需求更是与当代庭园相通。如何处理好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吸收与转化的关系，超越模仿、堆砌本地与外来元素，探索出现代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路，让传统庭园的精粹在当代热带庭园中恰当地表达出来，还需各位同行共同努力。

（注：图片来源：图1，图6-b,来自百度; 图3引自杨静.岭南传统庭园门窗的特色及承传研究[D].广州大学，2013；其余为作者自摄）

参考文献：

[1] 吴庆书.热带园林植物景观设计[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19.

[2] 李敏.谈热带园林营造艺术与地带园林学[R].南京林业大学：园冶论坛，2011.

[3] 李敏.岭南庭园的艺术传统[J].古建园林技术.2010（12）：40.

[4]金开诚,陈长文.岭南园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2.

[5] 张万玲. 广州小洲村的岭南园林特色[J].古建园林技术，2011（2）：33.

[6] 陆琦.岭南园林艺术[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71.

作者简介：

王晓明（1972—），女，广西平南人

硕士，研究方向为景观设计

E-mail:1287285168 @qq.com

＊通讯作者

陈展川

E-mail:466495583 @qq.com

篇5：历史传统与中国体制选择

http://www.jy365.net 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何善蒙 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课程前言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第三讲，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我们说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一个非常通俗的话，叫人是文化的动物，或者是说人是文化的产物，这个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的存在不是一个简单的肉体生命的存在，它必须是有文化的支撑的，这个文化的支撑，对于我们前面讨论来看，在中国传统里面，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传统社会当中的中国人存在的一个精神的支柱，或者说精神的家园，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者是传统社会当中人的精神家园。可是，到了1840年的时候，精神家园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因为社会的态势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化不再是以独特的，或者说不再只有一种价值存在了，它存在着另外一种挑战，所以接下来我们主要是说从近代的中国发展的历史当中来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样子一种非常纠结的关系。

一、“落后挨打”与文化反思

（一）“落后挨打”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落后挨打”与文化反思。1840年，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来讲，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为呢？因为在1840年之前，我们说中国是什么？是天朝上国，然后其他的国家是什么？蛮夷小国，所以我们是礼仪之邦，其他人是野蛮民族，所以这个也是成为我们观念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其实孔夫子那个时候就开始说的夷夏之辨，夷就是所谓的蛮夷，夏是什么？夏就是中国、中华，所以我们的文化当中，传统当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本位的意识，或者说是主体的意识，是以夏为主体，以中华为主体，所以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下面也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所以我们通常会讲说，我们是天朝上国。

可是到了1840年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我们可能或者说我们不太会去关注那些蛮夷国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是不屑于去关注，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世界好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其实从世界历史角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度上来看，造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我们说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大家都是知道所谓的蒸汽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瓦特蒸汽机的发明，那就意味着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也就是工业革命产生了，它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工业化生产，工业化生产从18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在英国为代表的北欧欧洲国家，然后蔓延到了北美，这些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地实现了生产的突破，因为工业革命对于生产的突破来讲是具有非常标志性意义的，生产的发展是迅速地提升，迅速地提升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我们都知道，这个资源也好、资本也好，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现在我们实现了工业革命，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那么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资本投入到这个生产当中来，可是我们国家里面呢？有限怎么样？向外扩张，于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英国为首的国家，我们说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讲的西方的列强，因为他们都完成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大规模地向亚非一些没有进行工业革命暂时还是处在比较落后的，相当也是相对落后的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国家发起了殖民运动。

殖民运动其实就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和市场的扩大。因为对于资本和市场，对于近代工业社会来讲，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当然我们说殖民运动的前身可以再往前推，可以往15世纪左右新大陆的发现，但是从这个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这个过程更加迅速，更加迅速了然后中国当然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因为中国传统上叫地大物博，这样亚洲的强国在历史上当然是强国，所以更能够吸引西方列强的一个目光。

所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实际上它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以工业化、工业生产为代表的西方的一个经济制度，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形成一个现实的挑战。这个挑战当然对中国的社会来讲是一种非常悲壮的形式拉开帷幕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用洋枪洋炮打进来的，然后打进来之后，我们说伴随着这个战争结果是中国的惨败，惨败之后就是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所以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通常会把这个国家近代史叫做屈辱史，是屈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老是受人家欺负，受人家欺负的根据在哪里，或者说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我们落后，所以如果说这个近百年以来，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屈辱的历史的话，实际上它是以一个非常悲壮的形式诠释了什么，诠释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然后在这种冲突中它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落后挨打”。

（二）文化反思

那么，既然这个国门通过洋枪洋炮被打开了，然后在这个国家和为世界的对比过程当中，2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我们也发现了极大的差距，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意味着要开始进行一种调整，一种变革，所以这个时候1840年前后具有很多有良知的，或者说有清醒的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进行文化的反思，这个很有意义，很有意思，为什么说落后挨打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所考虑的是文化的反思，这个也是我们传统之一，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发展上可以看到，当我们文化也好，国家也好，面临着非常剧烈变革的时候，我们传统的知识分子通常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文化反思，也就是说，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首先会去反思我们的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们首先要进行文化反思，这个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反思的例子，比方说，清谈误国，后来的人才考虑说“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历史那么的混乱，老是被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征服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清谈，所以说清谈误国，把国家的问题归结到文化上去了。还有非常著名的就是心学误国，也就是说明代末灭亡了，那么明清之际的有很多知识分子开始烦反思了，我们为什么会输给满族呢？会输给清政府呢？原因在哪里？原因还是在文化，在文化上我们心学也就是理学从广义上讲是理学，也就是我们空谈心性，老是在那里讲心性、义理，所以我们就失败了。所以把社会出现的状态，变革出现的原因归结于文化的反思，这个是我们的传统，在这个时候也是进行文化的反思。

当然，文化反思其实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的意义是在于正视了文化的作用，正视了文化在历史过程当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一批非常有清醒意识的人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反思我们为什么会落后，为什么会在近代面临着这样子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良知，责任感，因为我们传统里面也讲了这个视以国家天下为己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1840年前后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比方说林则徐、比方说魏源，比方说龚自珍，龚自珍当然是最早了，我们在历史上号称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这样一些人物的出现他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想说明其实在落后挨打这个事实面前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就是文化上出问题了，换句话讲，既然文化上出问题了，就意味着我们要进行变革，要改革，要改变这样一种现实，所以龚自珍经常强调要改革，要改变这样落后的状态，因为它认为这个当时的社会是万马齐喑，所以他觉得是非常之激烈地强调要有一种变革的精神。变革，通过变革来改变现实是文化反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二、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

所以既然是变革，那么要怎么变，如何去变，所以就涉及到我们第二个讲的问题，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既然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直接的冲突当中表现出来一败涂地这样的一个局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面，这样的局面面对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耻辱，也就是说，意味着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已经不是天朝上国了，我们跟西方列强相比，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习西方，所以说反思的结果是要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意味着我们中国在近代这样的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当中被迫进入了现代化的历程，所以说换句话讲，我们是被西方人赶着进入了现代化历程，所以反思，反思了就是要付诸于实践，付诸于实践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到西方学习，那么学习什么呢？最直接的是什么？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因为我们被西方打败的就是被西方所谓的坚船利炮所打败的，所以我们就是很直接地讲，西方人比我们厉害在哪里呢？就是它技术比较发达，它的这个船造得比我们好，它的炮比较厉害，所以我们要学它的这个技术，然后西方还有铁路、还有很多工厂，我们要学它的技术，这实际上就是第一层次的，也是最直接的。

所以你也是可以看到，在这个之后魏源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它叫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来实现强国。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之下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近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它所主张的就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变革中国，这个著名的代表人物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在这个中央里面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对不对。然后地方上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比方说曾国藩，比方说李鸿章等于这些人都是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变中国的命运，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而学习的重点在于学习科学技术，学习技术，也就是通过技术的变革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然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强兵，因为打仗打败首先是军备军事实力的竞争，所以他们就开始仿造西方建立了很多的近代的军工业，比方说曾国藩在这个1861年就创立了安庆军械所，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工业，军工厂，它要干嘛就要生产现代化的装备来武装中国自己的力量。那么这是一个层面，这个是强兵。然后还有富国，富国它建立了很多的机构，比方说1865年成立了江南制造局，然后同年又成立了金陵制造局，“制造局”这个名字就很明显表明是一种技术上的变革。

技术上的变革还必须要带来文化理念，也就是说技术不够还要有科学，那要怎么办呢？要学科学就必须得对教育制度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机构产生了，就是说1861年清政府就设立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叫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干嘛用的？就是用来跟西方来打交道，然后我们出现了同文馆，同文馆就是教育翻译人才，为什么要有翻译人才？就是我们把那些东西翻译进来就需要人才，所以同文馆就是变化了后来的并为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制度引进过来，同文馆还有广方言馆等等，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潮下产生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产生的一个说明是什么？说明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了，我们必须要改变，所以我们不仅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在国内竞争了很多的变革，而且我们也派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留学生，这批学生是以国家层面派出去的，就是在1872年的时候组织了30个人，30个幼童年纪比较年轻的，派到美国去学习，下面学习技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以技术来改变中国的国力，改变落后挨打的这样一种现状，但是文化在于这样的学习它的成效是如何的？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讨论的。

就洋务运动本身来看，它的基本立场是很明显的，就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什么意思呀？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什么？中学就是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现实的伦理制度。中学为体表明在洋务派看来，或者说在像李鸿章、曾国藩这样一些人看来，中国制度本身是好的，就是我们的制度是好的，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于技术不发达，所以我们要吸收西方的技术，就是以西方的技术为用所以叫中体西用，也就是说，我通过这样的努力希望通过对技术层面的引进，通过科技、技术、教育这些东西的改变来达到富国强兵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问题是，这样的努力它的成效究竟如何，历史给了洋务运动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甚至说是惨痛的一个结局，就是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甲午中日战争，我们如果说我们洋务运动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开始，也就是1861年差不多就开始，那么到1895年的时候大概经过了30年，我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花了30年的期间来学习西方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所成就的。比方说我们中法战争，冯子材死了以后就是中法战争，这个是唯一一次打胜仗，也就是说后来虽然签订了条约，但是这个条约也没有像其他的条约一样丧权辱国的，这也表明了有一定的成绩，但是真正的检验是什么呢？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当然我们从历史上也知道，代表中国北洋水师，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当时是清政府完全是以西洋的技术来组建的中国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水师，它的装备也好，它的基础也好，包括它上面所有的人员配备都是现代化的，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它的所有的建筑，都是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它所有的人员有很多都是有很都是我们前面讲的留学回来的，然后他所聘用的技术顾问全都是外国人，甚至他们在水师上面所有的命令指令都是用英文来发的，这个就是说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先进的，也就是说学习西方确实是学习得比较到位了，但是就是这样一支非常精炼的，看上去非常强大的北洋水师，因为它确实很强大，当时英国人就讲了，现在在东亚就三个人比较厉害，中国、英国、俄国，这三个国家的水师比较厉害，根本没有提到日本，可是就是这样的一支北洋水师在跟日本的战争当中全军覆没，当然我们说全军覆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非常深刻的原因，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我们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方式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换句话讲，没有能够达到它原先所制定的富国强兵的目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的，不但没有强起来，反而被日本人羞辱了一番，所以这个时候对中国人来讲，这个境遇就更加的尴尬了。如果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我们丧失的是世界强国的地位，或者说是世界中心地位的话，这个甲午战争是使得我们在东亚，在亚洲甚至是东亚的地位也没有了，所以有一种说法，我们从天朝上国变成东亚病夫了，所以这个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耻辱的背后就意味着更加深入地反思，这个反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证明洋务运动强调以技术或者说以中体西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改革是有问题的。

我们之所以会失败不仅仅是技术层面，还有政治层面，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政治的变革，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紧随着洋务运动之后就进行了维新变法。我们说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推行“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以宣统帝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变法，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变法最后失败了，失败的理由在哪里？最后慈禧太后给它破坏一下，或者说慈禧太后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百日维新的结果带来的是另外一个更加惨痛的结局，就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这样子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采取以清政府自上而下的一种改革的形式，就算是试图在政治上采用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话也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讲，自上而下革命的道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路被堵死了，所以接下来的历史就告诉我们必须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那么在革命之前必须有文化和思想的一些推进，或者说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来讲，就是进入启蒙运动，所以这个时候西方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观念，甚至理念、甚至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中所有的观念都被吸纳进来了，也意味着我们对西方的学习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全盘西化，不仅仅是以西方为用，而且是要以西方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根本，因为这个是从历史和现实当中所得出来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时候开始，有非常强大的西化的思潮。比方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废除文言文，主张白话文，非常强大的一个势头，这个势头非常迅速地在中国延伸出来，五四强调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个观念极大的在中国推移，特别是赛先生，也就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普及，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大家还有非常尖锐的行为，比如说打倒孔家店，这个完全是要废除旧的文化，其实这个是全盘西化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缩影，但是这种缩影也是表明了一种历史上的，或者说在发展过程当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近代历史上，由中体西用直接转为了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历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过程是必然的，是因为历史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打击，给我们以耻辱，所以我们最后走向了这样的一条道路，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

但是问题是我们刚才讲了，中国有着非常强大和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你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这样的传统它不会表现出来吗？不会有其他的声音来反对这种西方思潮、西方的科技、西方的技术不断会用引用吗？当然有，也就是说在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学习西方的同时，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在历史上同样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说强调中国的仁义制度，换句话讲，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这个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就有了，洋务运动的时候这个大学士倭仁，他就是开始强调，他说我们不能够学习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不好，会对人心会损害的，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仁义制度来抗衡它，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中国传统的文化来抗击这个现代化，而不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东西都是雕虫小技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你也可以看到，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声音不是单向的，也有双向的，就是强调中国价值，中国传统意义的呼声一直没有断，比方说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去提倡清文化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人强调传统，比方说章太炎，他就强调要尊经，要读古书，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比方说这个新文化运动以后马上就产生了另外一种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整理国故，强调对中国传统的进行整理，就是用现代的观念理论去研究，来阐发它的现代意义，这些都表明什么？表明在西化或者是向西方学习强调现代精神的过程当中，同样有非常强烈的保持传统或者是坚持传统的这样一种力量，这样的一种呼声，而且这种呼声是从西化或者说现代化的引进开始就伴随着中国的具体的历史进程。发生在这个中国20世纪20年代初的一场非常著名的辩论，就能够代表这样的一种传统和现代化在中国历史进程过程当中非常冲突，或者是说非常纠结的一种现状，这个就是科学与玄学之争。

三、科学与玄学之争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第三个问题，就是科学与玄学之争。这里科学就指的是我们从西方所引进过来的科学的观念，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玄学指的是什么？玄学不是狭义上的玄学，而是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更多的指的是儒家的传统，这样的一种争论就代表了或者说是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非常明显的表现，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也就是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刚才讲了五四运动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特别是这个赛先生深入人心，深入人心之后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科学主义的观念盛行，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万能，就是说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这样子引起了另外一些人的反对。胡适有一段话，可以非常明显地说明当时对科学的推崇，胡适讲“近三十年以来，在中国有一个词特别流行，这个地位无上的尊崇，不管是赞成它的人还是反对它的人，或者说不太愿意接受它的人，都不敢明白的表示自己对这个词的反对，这个词是什么，就是科学。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科学思潮的兴盛。科学思潮的兴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代化，或者说像西方学习，全盘西化这样的一种思潮的占了主要的地位，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提倡或者宣扬也没有因此而消声灭迹。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1923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张君劢，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叫《人生观》。他这个演讲讲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讨论了科学精神和人生观之间的一种冲突，他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如何之不同，它说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这是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是科学是受因果律支配的，我们说科学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也就是逻辑关系之上的，所以受因果律支配的。或者说人生观是受什么支配的呢？人生观是受自由意志支配的，因为人生是你自己的，人的行为是自由意志，这个是第二个差别。第三个差别在哪里？科学，科学的方法是什么？科学强调的是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逻辑的方法，但是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是直觉的，就是靠你自己体会，我们传统就是这么讲，靠个人的体会，所以它的结论是什么？科学是不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的，对于人生观问题的解决要依靠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以儒家为基础的这些传统的东西，对于人生观的文化是有非常大意义的。

他这个演讲一出来以后就立刻遭到了反驳。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说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2月份，4月份的时候在中国近代科学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叫丁文江，他就写了一篇叫做《玄学与科学》这样的一篇文章来反驳张君劢，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科学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可以决定人生观。换句话讲，他认为科学是最高的价值，他可以在人生观当中可以得到应用和体现，所以这个是他基本的说法。他这个说法出来之后张君劢马上就来跟他进行辩驳。辩驳结果我们说如果他们两个人玩玩就算了，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理论和现实的，特别是现实的意义太深刻了，所以这个时候几乎所有在20年代、30年代非常著名的人物比方说陈独秀、比方说胡适，比方说张东荪，比方说我们后来的梁漱溟先生都参与了这样的论战，纷纷来阐述，要么主张科学，要么主张玄学，要么就是主张现代的科学精神，要么主张传统文化的价值。

所以这个论争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最后我们也不能够去讲说一定是科学战胜了人生观，还是玄学战胜了科学，但是这样的一个争论表明什么？表明在中国发展的近代的历史上，对于所谓的传统的价值和现代的价值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这个关注如果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它证明了是第一个现代化的价值是不可抗拒，也就是说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抗拒，但是现代化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传统，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主张传统文化意义的一些著名的学者，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这样一个论争当中，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讨论来引发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或者说更多的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一种意义。

虽然这个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争论本身很短暂，但是它所具有的意义，就像是我刚才讲的，它的意义是非常得深刻的，它的深刻性就在于实际上它提示出我们一个问题，这个问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题就是说现代化是不是意味着对于传统的隔离，其实这样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或者是到现在我们依旧在讨论，我们依旧给予它非常重要的关注，比方说前些时间重新有人讨论科学与玄学的问题，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比方说不久之前杨振宁又重新提起了科学与玄学论证的问题，这个是表明什么？表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现代的价值，其实在中国历史的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具体的风貌。

刚才我们通过对中国历史进程一个简单的表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一种纠结的状态，一开始通过历史和情感的反思，特别是因为中国在现代的转型过程当中，是被逼上去的，我们是带着耻辱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所以我们出于强国的需要，出于改变现状的需要，我们非常之强烈地强调科学的价值，也就是说强调现代化的一个价值，这一点到了我们这个近代以来或者是到了再近几十年来，其实一直是如此。但是同样在另外一个方面，纠缠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不是意味着从此退出这样的一个舞台，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地抛弃我们的传统，所以无论是一开始的中体西用，还是后来的科学与玄学论战，还是从历史的起点对于落后挨打这样现状反思当中，都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倾向，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首先在近代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不现代化就意味着历史的惩罚，也就是落后挨打，所以现代化的精神进入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但是同样一个方面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对于传统的精神，传统的文化必须给它一个恰当的位置，恰当的体现，就像我这节课，这张课程一开始讲的，人是文化的产物，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当精神家园受到一个破坏，受到一个抛弃或者是受到不重视的时候人总会有一种自然的倾向，自然倾向是恋家或者说回归的一个倾向，所以这样也必然唤起人们重新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重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历史的具体过程当中，非常得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样的一种纠结，这样的一种冲突，所以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应当如何去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也成为我们在历史的具体过程当中所应该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来讲不管是我们现在发展来讲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传统的重新的一个提炼，重新的一个回归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和现实的问题。

篇6：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体制选择)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是要为经济的长远发展选择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这个体制的雏形已经出现，但要使之发展、成熟并趋于完善，尚要一定时间的艰苦努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渐渐显露并且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它预示着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我们面临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选择。

一、体制选择的制约条件

1、实践已经千万次证明计划经济是低效的。我国1978年之前的近30年内，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占支配地位，除建国初的几年里生产力发展较快以外，中国从1958-1978年的20年间基本处于徘徊和停滞状态。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没有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和困难。1978年以后的事实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较，更符合社会化、协作化商品生产的客观要求，更能发挥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效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2、在典型的国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不便于搞市场经济。因为，一方面，国有制并不等于公有制，国有制的出现和存在是一种国家现象，有国家即可有国有制；另一方面，国有制下产权不能是单纯经济性质的权利。因此，国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意味着占主体的资源配置首先不能服从市场规则，经济将不能成为市场经济。

3、在中国不存在大规模的私有化的可能。一是国家的领导层不会接受私有制，因为公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使其更容易接受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熏陶更是强化了这一心理；三是私有制并不一定具有经济效率的，自然经济就是私有制，但是自然经济确实是低效的，既比不上市场经济，也比不上计划经济。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所谓知识经济，按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的定义，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上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是最重要的部分。按OECD的定义，知识可以分为四大类：即，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怎么做(know-how)和知道谁有知识(know-who)。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产品制造模式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电子计算机、医药等），制造业竞争中劳动成本的作用降低，需求和制造业的模式向服务活动转移（如保健、教育、休闲等），尤其是转向知识密集的服务活动；投资正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部门，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服务活动全球化，随低成本宽带通信能力的不断增加，服务活动已经超越了国界。这些倾向正在实质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

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越来越走向知识化、智能化。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也越来越“知识经济化”。人们的生活和消费不再仅仅意味着衣食住行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为大众开拓了更丰富更广阔的生活空间。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地到世界各地包括珠穆朗玛峰和南极旅游，可以用最快捷最简单的方式搜取古今中外的有用信息和资料等等。随着人们眼界的不断开阔，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无形中人们的观念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拘泥于过去，拘泥于保守，而且是用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事物。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在人们头脑中逐渐被抹去，市场经济体制随即被人们肯定并接受。

三、体制选择的机遇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服务业的巨大发展，传统产业的更新、改组和转移，新兴产业的分工、协作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开展，经济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整体协调趋势越来越明显，跨国公司的出现更是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能否适应这一潮流，主动地选择和实行开放的体制和政策成了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落后的关键性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性、高效率的经济体制，是调节经济运行，合理配置资源，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机制。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在竞争过程中排斥多种形式的垄断，强调市场规则的秩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必须为参加市场活动的当事人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扫除竞争中存在的多种人为的障碍。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都要求市场向所有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购买者开放，向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开放，向外地开放，向国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反对地方割据，反对用行政手段封锁市场，市场经济是一种分化性经济，这是由于竞争是无情的，在市场经济下没有保护伞，只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市场竞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失败了必然破产、分化、再重新组合，这样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总体经济效益。虽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是它们一旦拿起市场经济这个“非价格竞争”的武器，就能迸发出后发优势，迎头赶上，达到整体协调。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相配套，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知识经济的建立，以往的政策模式不再有效，从而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如政府将大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政府从干涉者的立场转向协调者和伙伴的角度同企业一道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政府将注重培养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高科技人才，使企业迅速提高技术能力。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反映在了经济发展方面，表明市场经济这一选择是准确无误的。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了两番，“九五”期间，国民经济以8%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30年间，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高，况且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一阶段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种体制并村发展，相互干扰，尚能实现如此巨大的经济腾飞，可见，在往后的发展中，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