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谈幽默散文

老舍谈幽默散文（精选6篇）

篇1：老舍谈幽默散文

前言：平凡却发人深思的文学语言风景线

老舍的作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或戏剧，都反映出浓烈的现实意义。他是北京人，本是出身低下阶层的满族人，对于活在社会最低层面、终日在上层欺压和穷困的罅缝中委屈求存的贫苦大众，不但有深刻的同情，而且切身体会当中的苦楚。因此他被称为“人民艺术家”，是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作家”。1 正是由于出身低下，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北京大众的生活方式、细节和态度；也能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个中的甜酸苦辣。其中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品中那些粗俗而不失风趣、嘻笑却发人深思、兴味无穷的语言，例如把幽默作油抹、以黑狗的狐假虎威譬人性沉沦等，务求以平凡通俗的表达方式，把国家民族和社会最深层次、最值得忧患的文化意识展现于大众眼前。他被称之为语言大师和幽默大师2，就是因为能从不断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出普罗受众的趣味，走出健康的发展方向。更加生活化、平民化的表述，在老舍作品里不但不落俗套，而且能在反复的探索和总结后，使幽默成为温情的自我审理，讽刺洋溢出宽厚的民族寄望。老舍的文学语言是“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3。老舍的多篇经典，例如《二马》、《赵子曰》和《老张的哲学》等，都是他文学语言艺术取得成就和贡献的代表作，过往也有很多评论和著作分析这些名著沉炼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4，但老舍散文的语言研究却不算多，原因除了散文的陈述结构不像小说般严谨，表现的语言文字不及小说的直接分明之外，散文的中心思想和语意内涵，都不如小说易懂、明确，反而需要细细品味和咀嚼，才能体会个中滋味，感受潜藏于字里行间的深意。如果说小说是当眼的盆栽，形象鲜明而惹人注意，擅于向公众展示其优美姿态的话，散文就是暗藏在幽谷的野花，虽然千娇百媚却需要有心人寻幽探秘才能找到美的所在。下文就以老舍的四篇散文为例研究其中的语言，掌握他深厚的艺术底蕴和炉火纯青的表述技巧，从而内窥这位文学泰斗的思想和心灵。

讽刺和幽默——《科学救命》中语言叙述反映出的现实生活

《科学救命》发表于1933年，他从英国回来后不久，目睹中国的落后，国人的愚昧，不能讳言的是当时的中国，政治社会动荡、军阀割据；“五四”运动刚落潮，新文化思潮带来的影响虽然犹在，对五四思想的反省和批判却已经开始。在这个无论外在环境还是内在意识形态皆存在疑惑和彷徨的年代，对国家民族充满使命感的作家们，包括老舍，都在苦苦思索将来的路向。《科学救命》正反映了他对时势和现实的无力感，科学真的可以救命吗？救的又是何等模样的性命？

文章开始，老舍开宗明义地指出要发明个机器，来帮助他在不需思索的瞬间“手指一热，热到脑部，于是就立刻有个好笑话”5。原来立刻有个好笑话就可以救命，原因何在？文章后半部分，作者细细诉说现实生活中随时随地让人捧腹大笑的重要。在社交圏中：

有人请吃饭……酒过三杯，临座笑得像个蜜桃似的——请来个笑话！

在家庭生活中：

回到家，孩子们都钻了被窝，可是没睡……好吧，说个笑话。

在最重要的工作上：

到了学校，学生代表来了——先生，我们今天开联欢会，您说个笑话？

原来，笑话关系着一个人的社交、家庭和事业，似乎真的是性命攸关的事了，难怪作者要靠科学发明个制造笑话机来救他的性命，而且在文未大声疾呼：“不然，人生绝对幽默不了，而且要减寿十年。”短短的几句叙述，读者感受到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聊和无力，当友人聚会、父子沟通和师生相处的实质和全部内容，几乎充斥着毫无意义却大受欢迎的笑话，一个国家的社会人文素质又如何有望能改进？

那么笑话又是以何种形式存在于生活当中？老舍以插科打诨、自嘲又嘲人的语言，铺述了一名教书先生生活的日程表，展现了这位教书先生亲朋戚友活灵活现的嘴脸和神态：

而有这么一两位眼死盯着咱，因为笑话听过的，所以专看咱怎么张嘴与眨巴眼……

刚一张嘴，小将军们一齐下令──“不听那个臭的！”

咱的脸上笑着，别人的都哭丧着。说完了好大半天，大家想起鼓掌来，鼓得比呼吸的声音稍微大些。

从上面几段话之中，充分体现了老舍要求在语言艺术上讲求的“俗”和“白”6，以“眼睛死盯”、“张嘴与眨巴眼”来形容人的面部表情；以“臭”来暗喻过时老掉牙的笑话；以鼓掌“鼓得比呼吸的声音稍微大些”来表现听笑话的人牵强而又无可奈何的反应，这些通俗得俯拾即是的字眼，带来引人发笑却深意无限的效果。也正是他自己所说用字要找现成的活字、比喻要给予读者深刻印象、句子则须自然流白，“维持言语本来的美点，不作无谓的革新”，以及不作聊的装饰的原则。7

嘻笑与悲痛之间——《鬼与狐》、《天下太平》的深切民族省思

《鬼与狐》之所以是老舍众多散文中让人印象深刻和津津乐道的一篇，很大的原因，在于写了对鬼和狐的看法背后发人深思也值得正视的文化批判。作者细致地描绘了对两类异物——鬼和狐的印象和评价，其中又将鬼再细分为“黑夜的鬼”和“白天的鬼”；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狐最可爱最浪漫。黑夜的鬼虽可怕但其凶有其理、其恶有其由，而且按牌理出牌，让人能有所防备知所警惕。但白天的鬼却最可怕最龌龊，因为他们是“不知死的鬼”：

这种鬼虽具有人形，而心肺则似乎不与人心人肺的标本一样。他在顶小的利益上看出天大的甜头，在极黑暗的地方看出美，找到享乐。8

很明显，这不是典型的“鬼”，他们不会面目狰狞、双脚悬空在半空中飘浮，反而是外形与常人无异，害人于无形的异物，说穿了，也就是人性的贪婪、自私甚至无耻，这类异物很可能存在人的身上，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心中有鬼”。字里行间，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心中的鬼塑造成某些中国人特有的民族劣根性：满嘴仁义道德，实在则口蜜腹剑；又擅于联群结党，为了私利无所不用其极：

白日鬼很讲道德，嘴里讲，心里是男盗女娼一应俱全……他们永远有团体，有计划，使你躲开这个，躲不开那个，早晚得落在他们的手中……

这些平淡的语句，通俗、流畅，没有对国民劣根性忿怒的慷慨陈词，也缺乏激情的批判，更没有一般爱国作家面对国家人民如此不济的性格时，所显露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痛苦和焦虑。老舍是个很平淡，很容易释怀的人，他并非无情或冷漠，读者总能从这些平铺直叙的闲话家常中，感觉到人性的凉薄和可怕而心生寒意。这些对国家对民族甚至对整个人类的省思在字里行间，随意地表露，只有老舍的语言造诣，才能营造出如此平和但又如此深邃，联想和讽刺的范围，远大于本身文字的表述。老舍的幽默语言达到了“失去了原有的单纯性质，产生了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不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9的效果。

《天下太平》则是一篇典型的讽刺文章，特别的是，本文以近似古文的形式写成，表达了老舍对于以守旧为彰显礼教、落后为谦让不争的阿Q式民族自慰的批评。这篇散文的语言不似老舍一向平和以及随意的风格，反而显得急进，“哀其不怒，怨其不争”。说到中国的国势，是：

物则广有，鱼鳖虾蟹，酱醋油盐，葱蒜大烟，一应俱全。10

说到中国的人才，则：

当今之时，豪俊尤多，咸能率一旅之众，替天行道，杀人无数，民死而弗怨。

说到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受到日本人的侵略，则是：

夫天道恶争，我得其旨，行见夷狄之自亡，无劳抵抗。

至于中国的传统礼教，就是：

民咸吸鸦片而无太极拳，三妻四妾各通一经，七子八婿俱贤达而崇吕祖。

所暴露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赤裸裸的，毫不留情。老舍具有文化自觉，他热情，有人甚至认为他对祖国对人民和文学的热情都是同时代作家中罕见的11，而老舍对国家民族的感情的真挚使人印象深刻，他要求文学作品的语言要求作家，“必定是用从心眼中发出来的最有力、最扼要、最动人的言语，使人咂摸着人情世态，含泪或微笑着去作深思。他先要感动人。”12

知识分子的无力——顾影自怜的《猫》

相对于上述的几篇散文，《猫》显得优美而纯真，这篇文章缺少了上述这篇散文的调侃、幽默和讽刺，反而文笔细腻，描写得深刻动人。文章以平铺直叙的写实手法，具体地描述了猫的形态、神情、习惯和脾性，文字浅白却形格俱全。例如，说到猫的脾气是：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一声也不出，连半个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它倔强得很！13

猫的性格：

这小动物确是古怪。不管你多么善待它，它也不肯跟着你上街去逛逛……它好像没有照镜子的习惯，依然昂首阔步，大喊大叫……

至于对猫的评价：

猫的地位的确降低了，而且发生了些小问题。可是，我并不为猫的命运多耽点甚么心思。想想看罢，要不是灭鼠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消除了巨害，猫的威风怎会减少了呢？

最后，老舍还是发挥了中国文人的诗言志传统，对猫的命运和所得到的待遇发一感慨：

两相比较，灭鼠比爱猫更重要的多，不是吗？我想，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天，一切都机械了，不是连驴也会点问题吗？可是，谁能因耽懮驴马没有 事作而放弃了机械化呢？

就整体而言，《猫》的表达贴近中国文人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手法，对比上文的各篇，显得内敛和深藏多了。其实老舍的作品终始不渝地贯彻了他对世态人情的忧虑与思考，所差的只是表达得清楚而尖锐、还是含而不露罢了。如果前面几篇散文风格属于前者，那么《猫》无疑是后者，是老舍口中的“用两样东西的力量来揭发一件东西的形态或性质”14的比喻手法。那么比喻的又是什么，可以在最后两段论述中找到答案，什么和猫一样，老鼠被灭了，存在价值就每况愈下，甚至最后会被取缔、被淘汰呢？很多文学理论家作出过诠释，有人认为是新文学运动后知识分子在文学中已不能承担救亡这般神圣重大的使命，越形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和随时被辗碎于时代的巨轮下的悲惨命运。15若以西方文学批评中对文本解读的原则，应把着眼点由外部的读者、时代反应转移到对内部，尤其是语言和文章的根本立场的解读上16，那么猫到底有否特定的暗喻对象，已是不得而知。但老舍所暗指的世态炎凉，以及在娓娓道来的优雅言语中所陈述的猫，有个性、有风骨、有能力也不趋炎附势，他欣赏和厌恶的是什么，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结论: 新文学的先驱、新时代的谛造者：老舍民胞物与的胸襟

正如钱理群所言，老舍“第一个把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的影响下，中国小巿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引进现代文学领域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认为老舍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作品中的“老京味儿、幽默风，以至以北京语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凈的语言。”17而老舍能成为一颗在现代文学优秀作家群中，最夺目恒久又使人耿耿不能忘怀的明星，除了他可悲可泣的死亡之外，最可表述的是他在文学语言上的杰出成就。这与他的先天背景不无关系，他从小在北京长大，“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语言艺术加工，重视从北京土语中提炼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18所需要的功力，除了深厚的文字功夫和文学底蕴以外，加工者即作家的思想、情怀和艺术动机，也是不能忽视的。

老舍的艺术成就，也在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写民间世界的高手。他不同于其他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的作家，没有以五四知识分子所看到的一个“现代化”的新世界作参照，来批判传统文化，也批判民间文化。19老舍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眷恋，痛恨中国人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不是其他五四作家眼中的封建文化所造成，而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显现。正是这样的民族性格，形成这个事事敷衍、处处妥协、欺善怕恶，无法承受任何破坏和变动，也无法有任何进步的无聊而“和平”的灰色的社会。五四运动给了老舍一双新的眼睛20，对中国的不足作文化批判，希冀追求国家的富强，反省中华民族性的问题，并期待借此来强调认真尽责的国民观念。正是这份民胞物与的胸襟，使老舍的作品在浅白的语言表达下，显得格外地真挚、动人。

（本文作者：澳门理工学院科研暨出版处高级技术员）张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77-8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孔庆东：《老舍的幽默》，出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72-2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孔庆东：《老舍的幽默》，出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

老舍：《科学救命》，选自傅光明编《老舍散文》，第17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下文相关语句皆引自同一版本。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5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老舍：《言语与风格》，选自傅光明编《老舍散文》，第296-29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老舍：《鬼与狐》，选自《老舍幽默诗文集》，第158-163页，台湾辅新书局1987年版。下文所有文中语句皆引自同一版本。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73-27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老舍：《天下太平》，选自《老舍幽默诗文集》，第158-163页，台湾辅新书局1987年版。下文相关语句皆引自同一版本。吴义勤：《文化启蒙与国民性批判的双重变奏》，见吴义勤主编《解读老舍经典》，第4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老舍：《我的“话”》，选自傅光明编《老舍散文》，第31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下文相关语句皆引自同一版本。老舍：《猫》，选自傅光明编《老舍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下文相关语句皆引自同一版本。老舍：《言语与风格》，第298页，选自傅光明编《老舍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老舍：《猫》，选自傅光明编《老舍散文》，第62-6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周忠厚主编《文艺批评学教程》，第421-4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62-26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王建华：《老舍的语言艺术》(前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思和：《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骆驼祥子”》，见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2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见《老舍全集》第十四卷，第655-656页。

篇2：老舍谈幽默散文

老舍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是一位中外闻名，多产而又多能的作家，他的作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他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写过许多长篇和短篇的小说;歌剧、曲剧和话剧的剧本。就散文而言，老舍并没有倾注自己的主要精力，这五十多篇、几十万字的散文，只是他的一些“小块文章”!粗粗看去，他的散文中有不少篇章似乎是即兴命篇，随意写成，但仔细读来，却可以明显地感到，他的散文别有风味，自成一体，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力。

在我国的现代散文名家中，杨朔的作品以构思精巧、充满诗情画意见长;刘白羽的作品以雄浑凝重、闪耀着哲理的光芒取胜;而秦牧的作品则以思路宽广，善于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为一炉为其特色。而老舍的散文，大抵篇幅不长，明白如话，清新质朴，大雅若俗，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散文原是最好写的文体，似乎针头线脑，婚丧情私，风俗物事，只要如实地拉闲扯杂下来，便成就了妙文佳构。生活中有多的数不清的这样的题材，那么何以同样描写“零七碎八”的老舍散文，就算得上大家手笔呢?我认为最要紧的是，他精通写作之道，绝不光以“情真”和“形散神不散”的肤浅说辞做注脚。他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学养才华幻术般融入写作之中，让个性的灵气渗透进每一个字眼儿。下面，仅以曾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猫》、《林海》、《养花》、《济南的冬天》、《趵突泉》等课文为例，对他的散文特色作一点简单的分析。

一、老舍先生的散文饱含强烈而纯挚的感情。

读老舍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骆驼样子》，人们都为他的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把人变成鬼”的旧社会的憎恨之情所强烈感染。富于强烈而纯挚的感情，这一特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林海》写的是作者游览大兴安岭的见闻，通览全文，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的一腔赞美之情，我们感到，作者仿佛是张开了双臂，用全部的爱，用整个的身心在拥抱着，在抚摸着祖国东北的这片林海。在作者的笔下，那么多的山岭，“高点的，矮点的。长点的，短点的，横着的，竖着的”，他看了几个钟头，“既看不完，也看不厌”，不是感到单调，而是感到“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进入林区，绿色本是最常见的颜色，可作者依然兴致勃勃地写那些“深的、浅的、明的、暗的，绿得难以形容”的绿色，讴歌了绿色宝库——林海。他满怀喜悦地告诉人们 ：“兴安岭多么会打扮自己呀，青松作衫，白桦为裙，还穿着绣花鞋。连树与树之间的空隙也不缺乏色彩，……”作者以多姿的彩笔描绘兴安岭的美，洋溢着对祖国一山一水、一草—木的挚爱之情。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歌颂大兴安岭的木材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林业工人的劳动和林区欣欣向荣的面貌，“给大兴安岭添上了新的景色，添上了愉快的劳动歌声，”歌颂大兴安岭的“美丽与建设结为一体”。结束，又派上一笔，对兴安岭的名字作了新颖的解释——含有兴国安邦的意义，既深化了文章的中心，又余味无穷，耐人寻味。至此，作者热爱祖国山河的感情得到了升华，表达出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草原》一文是语言大师老舍先生初访草原的散记。作家看到美丽的景色，受到热情的款待，由衷地发出赞叹，文章开头只用一个简洁的短句“这次，我看到了草原”即抒发了老舍先生为终于能看到美丽草原的奇原而感到自豪。“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 这一句看似写骏马和大牛的，实际上是写作者自己的感受。因为作者被大草原的美丽景色陶醉了，所以他感到周围的一切事物也同他有一样的心情，“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到那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全文，老舍以精美朴素的语言描绘出一派辽阔的、散发着泥土、青草芬芳的草原之景，书法民族大团结的欢乐。文章的结尾“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是点题之句，进一步点明了让作者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的原因是草原的自然之美和人情之美。作者陶醉，读者同样如此。

最世俗最平凡的生活，未必意味着思想的贫乏。大雅若俗，俗得有味道，俗得有哲理。老舍先生的散文题材多取自生活中的小事，虽然是些小题材，但作者并不把它当作抒写个人闲情逸致的小摆设，也不强拉硬扯地附会一个所谓深刻的含义，先生想得深，看得透，说的俏，读他的散文，时时能感受到先生的幽默，先生的人生哲学。读这些文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感受到他高远的意趣，健康的情怀。《养花》一文，写的是养花这样一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文章头一句“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开门见山点明了作者养花的原因。只有喜爱某件东西，才会对它产生兴趣，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我们的生活、学习中不都透着这种哲理吗?苦读书，读死书，还是乐读书，读活书，其境界何止天壤?如作者所说：“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文章中抒发的也是这种乐趣。什么乐趣呢?养花要栽种，要管理，要出汗，要劳动，养花要有知识，要学习，要通过实践才能摸出门道;花开了，花香四溢，赏心悦目，自己高兴，还可以和朋友同志们一起分享这份高兴;花遭到了损伤，全家人都为此难过，如此等等，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 ，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无疑，这种乐趣是高尚的，健康的，是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表观。《猫》也是如此，作者仿佛是带着微笑，象欣赏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那样欣赏着猫的可爱性格。甚至当顽皮的小猫“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也不恼，不仅不恼，反而说它在稿纸上踩下的脚印是“几朵小梅花”。作者是那样意兴盎然地赞赏满月小猫的天真憨态，写得那么细致，那么有感情，令人读后对这种小动物喜爱之情油然而生，作者喜欢小猫，是因为他觉得它们“生机勃勃，天真可爱”，表达了作者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格调是健康的。总之，老舍散文所寄寓表达的感情不仅健康、强烈，而且真挚自然，绝无任何的矫揉造作，所以才有很强的感染力。

二、老舍的散文在结构上，围绕中心，不蔓不枝，—气贯通。

老舍写文章有一条宝贵的经验，结构文章必须“落笔准确，不蔓不枝”，不能有任何“敷衍的地方”。围绕中心，不蔓不枝，—气贯通，这是老舍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他的散文一般篇幅不长，因而他写作时的准确落笔，不蔓不枝做得更为仔细，没有芜杂散漫的毛病。他写《猫》，开宗明义，说“猫的性格有些古怪”，下面便围绕着“古怪”两字做文章：“你看，它既老实，又贪玩;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爱，它若是不高兴，无论谁说多少好话，它一声也不出;它什么都怕，但又挺勇猛。”如此，猫的“古怪”(实际上是可爱)的性格便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特征抓得准，也没有任何与“古怪”无关的话。作者写《林海》，全篇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感受—— “亲切与舒服”来写的。起笔写进入大兴安岭，脚踩千年万年积累的几尺厚的松针，手摸那些古木，感到这个悦耳的名字是那样亲切与舒服。继之写岭，许许多多的岭，各种形状的岭，“每条岭都是多么温柔”，“谁也不孤峰突起，盛气凌人”，写林，“各种各样的绿色组成的林海，林那边沿上俏丽的白桦，在阳光下像是海边上的浪花”;写花“在清可见底的小河边，在树与树之间，有着数不清的野花，花丛中有蝴蝶飞舞，还隐藏着珊瑚珠似的红豆”。岭，林，花，都是自然景色。这些景色的美，准确表达的表达了作者“亲切与舒服”的内心感受，同时感染了读者，这些景物描写显然都是围绕中心的。文章的最后部分，写木材，赞美大兴安岭的木材为祖国建设做出的贡献;写林场，歌颂林业工人的劳动，歌颂林区的欣欣向荣。从林海的美写到林海主人的美，美和建设结成了一体，作者从心底喊“怎能不使我们亲切、舒服呢?”文章从始至终，围绕着大兴安岭的林海给自己的“亲切与舒服”的感觉来写，绝无任何枝蔓，中心突出感十分强烈。《养花》一文，则以养花的乐趣为中心。首段点明：“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第二部分的五个自然段，具体记述乐在何处;第三部分收束全文，以简洁的二十四个字(有喜有忧，……)概括出养花的乐趣是什么。可以说，全文没有任何离开中心的字、句、段，结构十分严整，层次清晰，照应、过渡都十分严密，全在于中心以一贯之。让我们再来看看《济南的冬天》这篇文章，同样如此，它是老舍在1931年初写的一篇描绘济南冬天美丽景色的写景散文。济南的冬天是美的，老舍先生笔下的济南的冬天更美。正是它使“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更加家喻户晓。在老舍的文笔下，济南是诗，是画，作家的济南情缘不经意间奔涌出来。作者先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通过和北平、伦敦、热带的冬天对比，突出济南冬天的“温晴”特点，赞美它是个“宝地”。下面再转到了冬天山水的描写，先写阳光朗照下的山，次写薄雪覆盖下的山，再写城外远山，勾画出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写完了冬天的山景，再写冬天的水色，以水藻之绿衬托水之清澈、透明。最后，以简明有力、含义丰富的一句话收束全文。

三、老舍先生散文的语言平易朴实，活泼生动

老舍是我国现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他的作品文字极平易，澄净如无波的湖水。但平易并不是死板，大量口语的提炼和采用，使平易的文字更显出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风味。语言是活的。这些语言特色，在他的小说、戏剧中是如此，在散文中亦然。老舍的散文也不外乎写景、记人、抒情、说文、论事几类，而且文中的细节又全是那么平凡，语言还朴素直白到平头百姓看了会觉得自己也是当大白话作家的料。想一想，老舍得运用何等的艺术手段，才能使一个个见棱见角的方块字鲜活起来。他不会用字典里的现成词汇去掉书袋，也不会为诱惑读者故意雕饰;他不板面孔、摆架子，也不云里雾里地说空话，而全凭思想牵着笔头，化技巧于无形，自然、率真地从心底流淌出来。简约几笔，一幅幅文字写意便活脱脱跃然纸上，顷刻间就将你的感官激活起来。 读他的《猫》，我们感到，作者像是面对一个老朋友聊天，以喜爱，甚至有点儿“护短”的神情，介绍着猫的行状。没有任何漂亮、艰深的词语，有的是明白晓畅，亲切自然，且还带有浓郁的北京地方气息的语言。作者不是写寓言，却采用了拟人化的写法，显得别致、新鲜、活泼。例如他这样写写满月的小猫：“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淘气。一根鸡毛，一个线团，都是它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它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它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它们到院子里来了。院子里的花草可遭了殃。它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树枝打秋千……”，这样的语言通俗，简洁，连孩子也看得懂，但是并不简单，这里并没有使用什么修辞格，却十分准确传神地写出了小猫的情态，天真、淘气好像可以触摸得到。当文章的写作进入到表达过程时，语言就成为第一要素，看似极平常的词语被老舍用来却如此新鲜、活泼，正可以看出语言大师把握这第一要素所具有的非凡功力。老舍的语言平易朴实，活泼生动，又和他的幽默密切相关。老舍的幽默，是轻松的、俏皮的，也是智慧的。或许他的幽默可称得上是中国文人幽默中的一个典范，人们生活中并不缺乏可供幽默的佐料。老舍幽默散文里的佐料也是全部来自生活，他打趣、针贬、讽刺的那些个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反照。他把它们拆散、肢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这幽默的火候也只有大师能掌握好。火小了，半生不熟，如哽在喉，难以下咽，火大了，又满嘴油滑，利落了嘴皮子，却亏待了舌头上的味蕾，余韵皆无。老舍曾说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爱，而不是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如上所述，读者可以为老舍写下的小猫那可掬的憨态发出会心的笑，就在于老舍的幽默是自然流溢出来的，不是硬挤出来的，并不一定能指出哪一处是幽默的，并非一般平庸廉价的“幽默”可以比拟，这是老舍语言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的体现。老舍的语言艺术也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文艺的`热爱与熟悉。老舍在创作中“脱去了华艳得衣衫，而聪出了文字的裸体美来。”老舍发现了中国话，北京话所具有的“简劲”的优点：“中国语言恰恰天然的不会把句子拉长”，而这种简短有力的口语，即“最普遍常用的，绝难借用外国文法的”民间口语，也恰恰最适合表现人类普遍的内心感情，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句、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志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现——通俗、幽默，俏皮中透着典雅、精辟、深刻，并充满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情调。正是老舍独特的京味语言和风格，使他获得了举世公认的两种大师的美誉——语言艺术大师和幽默大师，为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老舍的散文，即令是一千字左右的短文，描写事物都很细致。这全得力于他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和语言文字概括的功夫。

总之，老舍散文的美在于它大雅若俗。“针头线脑，婚丧情私”，只要如实地把一些小事扯下来，就成就了妙文佳构。

老舍散文的美在于它的幽默。它的幽默是轻松的，是俏皮的，是智慧的，也是耐人寻味的。随便挑一篇，读起来从没有过时和陈旧的感觉，让你一看就会大笑不止。老舍散文的幽默具有永恒的价值。

老舍散文的美在于它的“风景”。如《趵突泉的欣赏》、《想北平》、《大明湖之春》、《五月的青岛》、《吊济南》等篇，简约几笔，就把它们各自独特的美写在纸上，自然的，人文的，倾刻间就让我身临其境。

老舍散文的美还在于它独有的情怀。写人、记事的细节全是那么平凡，语言朴素，围绕中心，不蔓不枝，—气贯通直白到老白姓说的大白话。可是字里行间透出的真情直叫我感动不已。《我的母亲》是一篇叫入落泪的挚真之作，老舍这时提起母亲的家长里短，是不吝笔墨的，他那么细微地描写，只是为传达一下道理：“失去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失去了根。没有母亲的人，心理是不安定的。”这言简意深的情语，分明是由母亲用血汗结晶成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文章以“心痛!心痛!”结束，却让我落泪!落泪!

篇3：老舍小说幽默风格成因及特点

老舍幽默风格的形成, 也是他的性格决定的。老舍的性格来源于他生活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老舍出生在旧北京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 父、母亲幽默、善良, 有正义感, 对生活充满希望。对此, 老舍自己是这样说的:“我自幼便是个穷人, 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锇也不肯求人的, 同时又对别人很义气的女人。穷, 使我好骂世;刚强, 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 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 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 而又不赶尽杀绝。父母亲的优秀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舍。而他所生长的社会环境则是培养他幽默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沃土。

个人性格的决定, 外在因素的影响, 使老舍在开始文学创作时就决定了其作品的幽默风格。

一.以幽默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进行创作

在文学创作中, 幽默是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但是, 对于老舍来说, 幽默则是他的一种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 是他观察社会、表现人生的主观心理定势, 老舍的幽默艺术, 就是以他的幽默人格为风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对待人生的幽默态度, 决定了老舍的幽默, 不仅仅表现在一时一事上, 而是一种具有贯穿性的创作风格, 这种风格可以从老舍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中看到他幽默意识的普遍性体现。

老舍的幽默不仅仅只针对他人, 对于自身的短处, 他也会以幽默的笔法表达出来。他的短篇小品《写字》, 在戏谑调侃中充满自嘲:在书法上根底不深, 却又爱表现自己, 爱出风头, 因而, 又常常使自己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作品由此给人以启迪。书法乃至一切艺术创造, 要达到艺术的高境界, 需要天才, 更需要千锤百炼的刻苦实践。只有能笑自己的作家, 才能进入这种幽默的最佳境界, 在剖析别人的同时, 也剖析自己, 才能使作品更加令人信服, 更加贴近生活, 也更加感人。

老舍的幽默涉及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尤其侧重于反映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他总是从幽默对象自身的矛盾和冲突中寻找幽默的爆发点, 通过对自然本色的描写, 让读者体会其中的幽默内涵, 达到简洁而耐人回味的效果。

二.幽默的融合性

幽默的融合性是老舍幽默风格中的一个显著特色, 它表现为审美范畴的相互渗透, 多重意象的组合, 以及内容与形式的交织等。

(一) 中外文化在其作品中的融合

老舍的《讨论》, 采取的是相声“抖包袱”的传统技法, 整篇文章就如一个引人入胜的对口相声段子。文章主要围绕挂不挂日本旗的问题, 财政厅长王老爷与仆人的一段对话。王老爷对仆人提出的挂日本旗大怒, 喊道:“你把我气死!亡国奴!”随着日本大炮“咣”的一声响, 王老爷马上大叫, 让仆人“去找块白布, 快!”这样的艺术处理, 就将人物的性格刻划由表层深入到了人物的心灵深处, 使浅俗的戏谑变成了对人物灵魂深处的鞭挞, 提升了幽默的质感。

(二) 喜剧性与悲剧性的相互渗透

写于l933年的《离婚》标志着老舍的幽默艺术趋于成熟, 作品中“男性媒婆”张大哥的敷衍, 科员老李不切实际的追求和自相矛盾的性格, 以及财政所诸位科员太太为了所谓的妇女解放而组织起来的什么“国际联盟”。妇女解放和“国际联盟”只是她们防范丈夫纳妾的一个手段, 等等。这些描写, 初读起来令人捧腹, 而掩卷思之, 则使人辛酸。这是一部以喜剧手法表现悲剧内容的小说, 在嘻笑声中弥漫着悲剧气氛, 老舍从市民的灰色生活中看到了可笑、可怜、可悲而又可憎等诸多内容, 进而用谐谑的笔墨去描述、去揭示。透过这幽默诙谐, 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作者的忧世伤生之情。

(三) 多种幽默手法的交错运用

篇4：老舍的幽默

1930年5月，老舍辞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一职返同北平，暂时居住在朋友白涤州教授的家中，北平当时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笑社”获悉消息后，当即委派作家陈逸飞登门造访。彼时不巧老舍正在午睡，陳逸飞不忍打扰，就留下一封信，希望老舍能担当“笑王”一角。第二天，陈逸飞就收到老舍的回信——“辞王启”，内容是：“逸飞先生：您来，正赶上我由津同来大睡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也太爱我了，假若他进来叫我一声，我还能抱着‘不醒主义’吗？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工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轿，其‘不王’也明矣。我星期三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口我到您那儿去请安，敬祝笑安！弟舒舍予鞠躬。”还未看完信，陈逸飞早就笑得直不起腰了。

1939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的40岁生日。那天，有家报礼向他约稿写一则自传，老舍痛快答应了，并于当天将写好的自传寄了过去：“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体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 可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此文刊出后，引来好评如潮。

老舍先生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和惠及了无数人，不仅让自己活在温润的人性中.也给他人带去了美好与快乐！

篇5：老舍的幽默

先对老舍的幽默观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什么是幽默?“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愿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老舍在《谈幽默》中，把幽默定位在“首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其实，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使老舍登上文坛的幽默招牌之作《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即不全是可笑的，里边也有叫人落泪的悲。

为了弄明白什么是幽默，老舍把与幽默意义相近的五个词——奇趣、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逐一加以对照。他认为“奇趣”这个词，反而不容易使人弄懂幽默，只需明白一点就够了。“假若干瘪，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反语”“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却与“幽默是没有关系的。”在老舍眼里，“讽刺”是最与幽默沾边儿的，因为要“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讽刺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机智”是讽刺的兴奋剂，“机智的应用，自然在讽刺中比在幽默中多，因为幽默者的心态较为温厚，而讽刺与机智则要显出个人思想的优越。”至于“滑稽”，老舍认为“这是幽默发了疯;它抓住幽默的一点原理与技巧而充分的去发展，不管别的，只管逗笑，假若机智是感诉理智的，闹戏则仗着身体的摔打乱闹。喜剧批评生命，闹戏是故意招笑。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级的话，这是最下级的幽默。”所以，幽默只是有时候“有弦外之音”;幽默在态度上没有讽刺厉害;因为懂得大家都有短处，幽默“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而没有“机智”超越的态度。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因而，“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

在《滑稽小说》一文里，老舍也强调，幽默是一种心态，它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态是幽默的，不论他是那派的，不论他写什么东西，他总可以表现出那幽默的心境与觉得的。”“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们的郑重与诚恳;有时正因为他们爽直诚实才可笑，就好像我们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这决不是轻视小孩子。一个幽默家的世界不是个坏鬼的世界，也不是个圣人的世界，而是个个人有个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的根源须由笑之原理找出来。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小说最适宜于表现幽默。”“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

老舍自认“是个爱笑的人，”也“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就有了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但是，“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而且，老舍认定，“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最初写小说，一出手就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而“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

孙钧政认为，是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清末民初，老张办的‘京师得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是模范学堂，办教育之楷模，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拿妻子当礼物送与上司享用，作为晋级之梯，可笑!凡社会上的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倨傲不逊，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贬人扬己，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有这可笑之事，有这可笑之人，便有了老舍的幽默之笔。”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

但“幽默”也让老舍遇到了尴尬，没想到“幽默”竟会带来危险。老舍的《“幽默”的危险》一文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自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但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看，鲁迅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就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有趣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樊骏在论述老舍的幽默时，干脆认为老舍的幽默式文化批判与鲁迅的“绝望中的抗战”实属殊路同归。他认为这是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即“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看透宇宙间的各种可笑’以后的悲观与恐怖。”鲁迅多次提到“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是恐怕传染给别人。”把自己的奋进抗争称为“绝望中的抗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老舍正是以幽默‘遮蔽’、冲淡他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而且与鲁迅一样，不管世事如何令人悲哀，早年就立下的‘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制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誓言，是老舍也坚持着自己的‘绝望中的抗战’，幽默艺术又正好成为进行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的主要手段。”

即便是在三十年代，李长之也认为，“老舍是擅长讽刺的，就讽刺表现的一方面说，他是出之以幽默。”他在讽刺“中国人的精神上”，就“灰色的世界中灰色人物的嘴脸”这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他与鲁迅“所注意的对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在表现的作风。老舍没有鲁迅那么转折，含蓄，也没有鲁迅那么有力量。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着他的强有力的生命。但鲁迅是没有耐心的，所谓‘心里清楚’，当然是老舍。……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

正因为此，老舍才觉有以“幽默”的方式申辩“幽默”的必要。他自然不满一般人把“油腔滑调”理解为“幽默”，难免招来“正人君子”的“诛伐”。尤其“革命期间”，若还表现出“幽默”的“可爱”，那“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可一个人的幽默是骨子里带出来的，“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还容让人。”“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显然，老舍是在抱怨由“幽默”而受的委屈，自然也有质疑：彻底革掉了“幽默”的革命就一定是彻底的?老舍的话外音也许是，那样的革命比之“危险”的幽默更危险。

老舍是执意要“幽默”的，因为他懂得幽默者要“憎恶虚伪、狡诈等等恶德，同情弱者，被压迫者，和受苦的人。”“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而且“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一个大小说家根本须是个幽默家。”这里所谓的幽默家，“是说他必洞悉世情，能捉住现实，成为文章。”可以看出来，老舍是非要赌一口气，不信自己就成不了“幽默”而又“捉住现实”的大小说家。

幽默与写作——幽默的果

老舍写作上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有时到了成也幽默，败也幽默的程度。“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联系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些，我觉得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是并不把自己除外。”我感觉，老舍的“喜剧式”幽默运用在散文里，是成功的，那是一种蕴满了灵性的智慧里的俏皮与诙谐，而一旦到了小说中，特别是早期的创作，就使作品的张力有所消解。“我极喜欢英国大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爱不释手。我初习写作，也有些效仿他。……我只学来些耍字眼儿，故意逗笑等等‘窍门’，扬扬得意。”但他从来不看低幽默，因为像“英国的狄更斯……等伟大作家都一向被称为幽默作家。”“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

难得的是，老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来是一样的。”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到位时，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单就幽默来说，“一味幽默”的“毛病”没有了，而是“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它(《骆驼祥子》)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另外，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到《骆驼祥子》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无自得地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我以为，与老舍小说不同，他散文里的幽默，多是轻松的、俏皮的，也是智慧的。或许他这时的幽默可称得上是中国文人幽默中的一个典范，是属于给中国人挣脸面的那种幽默。至少当有人指责中国人不懂幽默时，我们还能说老舍是幽默的。可如果中国人的幽默里就剩老舍了，那实在可悲。这也是老舍不愿看到的，因为生活中从来不缺乏可供幽默的佐料。老舍幽默散文里的佐料不全来自生活吗?他打趣、针砭、讽刺的那些个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反照。他把它们拆散、肢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关于老舍运用幽默语言，也就在掌握“烹调”火候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说火候刚好，调料、用油配制得当，菜肴耐读耐看，美味可口，且极易吃上瘾。心里只有佩服的份儿，学不来这门手艺，只有去做回头客。吃得多了，胃口倒也上去了。你会慢慢发现，身边的一人一事一情一境，都是可以幽默的，或消闲，或讽刺，全在调配与火候。老舍是当然的幽默烹饪大师;二说老舍的烹调火候过了，经常故作俏皮，耍幽默，结果给人一种“油嘴”的感觉。并说幽默这东西得无意间小炒，可能会是好菜。如果刻意爆炒，就会叫人吃腻了。自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不可强求。这幽默的火候也只有大师能掌握好。火小了，半生不熟，如哽在喉，难以下咽。火大了，又满嘴油滑，利落了嘴皮子，却亏待了舌头上的味蕾，余韵皆无。

我是极偏口老舍幽默散文的，是吃上瘾的那种回头客，随便哪一篇，每每读来，从没觉得过时和陈旧，他幽默的许许多多的人和物事，有许多今天仍在生活里徜徉。《当幽默变成油抹》、《考而不死是为神》、《避暑》、《习惯》、《有了小孩以后》、《多鼠斋杂谈》等篇，怎能读得烦呢?

老舍的幽默是无处不在的，且幽默里的俏皮、机锋无不闪烁出睿智的亮色。他幽默里的自嘲，也绝不仅仅就是拿自己说事儿，而是在所谓表面“油滑”的背后潜隐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比如老舍在追忆1924年抵达伦敦接受英国海关检查时，曾风趣地写道：“那时候，我的英文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地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也把英国人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看似轻松的调侃，却把他所接受的英语教育数落了一下，其实也就像今天我们很多学英语的人，在接受了多年的英语教育以后，仍然说着“哑巴英语”一样。

老舍的幽默不但没过时，且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他绝不是那种耍嘴皮子，卖弄搞笑那种作家，他是真正有思想、有才华，而又精通写作之道——这点顶顶重要——的语言大师。若不谙熟写作之道，思想、才华会憋在肚了里烂掉，谁人能知晓。

结语

老舍怕旁人对他的“幽默”产生歧义，才写了《“幽默”的危险》。“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像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但他坚持把幽默看成“伟大文艺的特征。”便执意要“幽默”下去了。

不过，老舍对别人执意要把“幽默”的标签戴他头上，仿佛他除了幽默文章再不会写别的，或再不该写别的，而不真正了解他幽默的个中三昧，心里并不舒服。他在1935年写的《又是一年芳草绿》即可换成一个题目叫“为幽默辩”。初看文题，谁都会以为这是写对又一年春景的印象、感受之类。但它却是老舍勾描的一幅“写家”自画像，同时也是一份自白书，少不了几分“辩白”。尽管他明白“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他还是想努力将自己看得清楚一些，同时也使读者把他看得清楚一些。

表面看，文章一如老舍一贯轻松的幽默笔调，但读来感觉并不怎么轻松。因为老舍要说的意思常常是藏在幽默后头的，而这后头的幽默不但不轻松，有时往往还十分沉重。或许还有人在老舍的幽默里看出了他语言里不动声色的“损”。用老舍的话说就是，“一件事总得由两面瞧，是不是?”

能想象吗?他一上来先声明，他的爱笑是因为“悲观”。谁会信一个人幽默是因为“悲观”呢?“悲观”了还会“乐观”地活着?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老舍。幽默是他一种别样的武器，他从来不想也不会板起面孔阐发自己的想法。如果说他的性格像母亲一样是“软中硬”的，他的幽默也一样，壳是软的，核却常常十分坚硬，甚至扎手。他从来没有过“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式的幽默，也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他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

前边已经说过，“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似乎就成了不该再幽默下去的理由。所以才有了鲁迅对林语堂式“幽默小品”的“讥诮”。虽然老舍的幽默或许更多属于鲁迅肯定的“倾于对社会的讽刺”一类，还是有许多人不理解，觉得正像鲁迅所说，“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所以，老舍不去直接辩白对人们叫他“幽默的写家”这个称谓的“荣”与“辱”，他只管写就是了。因为要说文学有用，“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

老舍一方面是表达自己能幽默的理由，像“对事清淡，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做事也无须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多少显着年青一些。”“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势’。”另一方面，也软中带硬地谈了对文坛的看法，像“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正是从这一点，他尤其反感“权威”、“大家”、“大师”一类“老气横秋的字眼们”。他“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像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

事实上，老舍的“幽默”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 但另一方面，他深知悲观的好处在于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就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老舍最后的自杀正是如此，一方面，他悲观，但他爱生命。另一方面，当生命让他再也爱不起来，对生命已再没有什么可留恋，即到有朝一日非死不可的境地，那就只好死了。这不是说老舍把死看得很轻，而恰恰是他把生命看得很重，重到“不肯以身殉道”。

但正像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所描述的，“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换言之，也就是“生命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开玩笑。”老舍时常透过小说流露出对生活的悲剧认识，像短篇小说《五虎断魂枪》的引子：“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意即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无法改变时代的更迭变迁所带来的命运安排。一下子便显出一个悲剧的模子——“今天”的“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早把沙子龙在江湖曾经的一切都变成了昨日梦，“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因为“这是走镳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也就是老舍说祥子的“生不逢时”。而这又何尝不是老舍笔下一切想和命运抗争的小人物们所经历和遭受的“愚蠢与残忍”?

这倒提醒我可以把老舍《“幽默”的危险》和《诗人》联系起来看，老舍之所以感觉到“嘻嘻哈哈”的“幽默”的危险，正在于“生不逢时”，同“诗人”只被人误以为是“囚首垢面”的“怪人”、“狂士”、“败家子”，如出一辙。反过来，也正如只有“诗人”才敢在战乱祸患之际“身谏”、“投水”、“殉难”一样，非“正人君子”的幽默者面对“意识正确的战士”的“革命”时，真的能连死都看轻。“我们就盼望那大悲剧的出演，把笑改成泪。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笑是逃避与屈服，笑是本无可说，永无历史。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确不一定。”

篇6：作家老舍的幽默观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现代著名作家。

老舍的幽默观

幽默的因

对于老舍最后投湖自杀表示不理解的人，常有这样的疑惑：如此幽默的一个大作家，怎么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不开而自寻短见呢?幽默的老舍若能在临死前幽默一把，不也就可以翻过这道坎?因而我想在此提出两个设问：幽默的老舍可不可以不死?老舍之死是对生命的幽默吗?

先对老舍的幽默观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什么是幽默?“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愿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老舍在《谈幽默》中，把幽默定位在“首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其实，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使老舍登上文坛的幽默招牌之作《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即不全是可笑的，里边也有叫人落泪的悲。

为了弄明白什么是幽默，老舍把与幽默意义相近的五个词——奇趣、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逐一加以对照。他认为“奇趣”这个词，反而不容易使人弄懂幽默，只需明白一点就够了。“假若干瘪，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反语”“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却与“幽默是没有关系的。”在老舍眼里，“讽刺”是最与幽默沾边儿的，因为要“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讽刺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机智”是讽刺的兴奋剂，“机智的应用，自然在讽刺中比在幽默中多，因为幽默者的心态较为温厚，而讽刺与机智则要显出个人思想的优越。”至于“滑稽”，老舍认为“这是幽默发了疯;它抓住幽默的一点原理与技巧而充分的去发展，不管别的，只管逗笑，假若机智是感诉理智的，闹戏则仗着身体的`摔打乱闹。喜剧批评生命，闹戏是故意招笑。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级的话，这是最下级的幽默。”所以，幽默只是有时候“有弦外之音”;幽默在态度上没有讽刺厉害;因为懂得大家都有短处，幽默“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而没有“机智”超越的态度。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因而，“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

在《滑稽小说》一文里，老舍也强调，幽默是一种心态，它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态是幽默的，不论他是那派的，不论他写什么东西，他总可以表现出那幽默的心境与觉得的。”“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们的郑重与诚恳;有时正因为他们爽直诚实才可笑，就好像我们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这决不是轻视小孩子。一个幽默家的世界不是个坏鬼的世界，也不是个圣人的世界，而是个个人有个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的根源须由笑之原理找出来。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小说最适宜于表现幽默。”“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

老舍自认“是个爱笑的人，”也“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就有了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但是，“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而且，老舍认定，“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最初写小说，一出手就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而“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

孙钧政认为，是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清末民初，老张办的‘京师得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是模范学堂，办教育之楷模，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拿妻子当礼物送与上司享用，作为晋级之梯，可笑!凡社会上的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倨傲不逊，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贬人扬己，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有这可笑之事，有这可笑之人，便有了老舍的幽默之笔。”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

但“幽默”也让老舍遇到了尴尬，没想到“幽默”竟会带来危险。老舍的《“幽默”的危险》一文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自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但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看，鲁迅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就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有趣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樊骏在论述老舍的幽默时，干脆认为老舍的幽默式文化批判与鲁迅的“绝望中的抗战”实属殊路同归。他认为这是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即“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看透宇宙间的各种可笑’以后的悲观与恐怖。”鲁迅多次提到“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是恐怕传染给别人。”把自己的奋进抗争称为“绝望中的抗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老舍正是以幽默‘遮蔽’、冲淡他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而且与鲁迅一样，不管世事如何令人悲哀，早年就立下的‘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制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誓言，是老舍也坚持着自己的‘绝望中的抗战’，幽默艺术又正好成为进行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的主要手段。”

即便是在三十年代，李长之也认为，“老舍是擅长讽刺的，就讽刺表现的一方面说，他是出之以幽默。”他在讽刺“中国人的精神上”，就“灰色的世界中灰色人物的嘴脸”这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他与鲁迅“所注意的对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在表现的作风。老舍没有鲁迅那么转折，含蓄，也没有鲁迅那么有力量。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着他的强有力的生命。但鲁迅是没有耐心的，所谓‘心里清楚’，当然是老舍。……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

正因为此，老舍才觉有以“幽默”的方式申辩“幽默”的必要。他自然不满一般人把“油腔滑调”理解为“幽默”，难免招来“正人君子”的“诛伐”。尤其“革命期间”，若还表现出“幽默”的“可爱”，那“总是讨人嫌的，以至被正人君子与战士视如眼中钉，非砍了头不解气。”可一个人的幽默是骨子里带出来的，“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还容让人。”“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但对于某战士的鼻孔朝天，总免不了发笑。他也看资本家该打倒，可是资本家的胡子若是好看，到底还是好看。这么一来，他便动了布尔乔亚的妇人之仁，而笔下未免留些情分。于是，他自己也就该被打倒，多么危险呢。”显然，老舍是在抱怨由“幽默”而受的委屈，自然也有质疑：彻底革掉了“幽默”的革命就一定是彻底的?老舍的话外音也许是，那样的革命比之“危险”的幽默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