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的法律规定企业债转股登记管理办法

债转股的法律规定企业债转股登记管理办法（精选6篇）

篇1：债转股的法律规定企业债转股登记管理办法

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根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债权转股权，是指债权人以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

第三条

债权转股权的登记管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本办法：

（一）公司经营中债权人与公司之间产生的合同之债转为公司股权，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

（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

（三）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

第四条

用以转为股权的债权有两个以上债权人的，债权人对债权应当已经作出分割。

第五条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债权转股权须经批准的，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第六条

债权转股权作价出资金额与其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之和，不得高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第七条

用以转为股权的债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债权转股权的作价出资金额不得高于该债权的评估值。

第八条

债权转股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

验资证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债权的基本情况，包括债权发生时间及原因、合同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合同标的、债权对应义务的履行情况；

（二）债权的评估情况，包括评估机构的名称、评估报告的文号、评估基准日、评估值；

（三）债权转股权的完成情况，包括已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人免除公司对应债务、公司相关会计处理；

（四）债权转股权依法须报经批准的，其批准的情况。

第九条

债权转为股权的，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登记。涉及公司其他登记事项变更的，公司应当一并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条

公司申请变更登记，除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有关企业登记提交材料的规定执行外，还应当分别提交以下材料：

（一）属于本办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提交债权人和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股权承诺书，双方应当对用以转为股权的债权符合该项规定作出承诺；

（二）属于本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提交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

（三）属于本办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提交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

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

公司提交的股东（大）会决议应当确认债权作价出资金额并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十一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将债权转股权对应出资的出资方式登记为“债权转股权出资”。第十二条

公司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理债权转股权登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债权人、公司以及承担评估、验资的机构违反《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本办法规定的，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罚。第十四条

债权转股权的公司登记信息，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予以公开。

第十五条

对下列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结果，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

（一）债权人、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的违法行为；

（二）承担评估、验资的机构因债权转股权登记的违法行为。

前款受到行政处罚的承担评估、验资的机构名单，公司登记机关予以公示。

第十六条

对涉及债权转股权违法行为的债权人、公司以及承担验资、评估的机构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记录，实施企业信用分类监管。

第十七条

本办法规定事项，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十八条

非公司企业法人改制为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涉及债权转为股权的，参照本办法执行。涉及国有资产管理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3年1月3日法释[2003]1号 2003年2月1日施行

五、企业债权转股权

第十四条 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的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债务人以隐瞒企业资产或者虚列企业资产为手段，骗取债权人与其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债权转股权协议被撤销后，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

第十六条 部分债权人进行债权转股权的行为，不影响其他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企业债转股方案审核规定

按照中发［1999］12号文件关于“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确认的企业债转股的条件、方案，联合进行严格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要求，为规范管理债转股的审核工作，加快进度，现作如下规定。

一、审核的原则

有利于盘活不良金融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利于企业实现扭亏脱困；有利于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二、审核的范围

由国家经贸委推荐，经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评审后确认的实施债转股企业及其债转股方案，属于由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审核的范围。

三、审核的内容

1、由牵头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报请审核债转股方案的请示。“请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企业的基本情况；(2)拟转股额、转股后股权构成及效益预测；(3)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等方面内容。

2、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共同拟定的实施债转股方案。

3、有关附件：

(1)由牵头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相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实施债转股企业共同签订的意向书。

(2)企业所在地的地市级政府对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和下岗分流人员作出的正式书面承诺。中央级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企业要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

(3)按照《多家债权人实施债转股的合作协议》，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

四、会审程序

l、申报

牵头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有关实施债转股的企业签订债转股意向书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债转股请示、方案及有关附件同时分别送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

2、会审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收到债转股方案后的7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由国家经贸委汇总3对债转股金额巨大或涉及重大原则政策的，可由国家经贸委召集有关部门进行联合会审。

3、行文上报

为减少办文程序，加快工作进度，国家经贸委根据会审结果，分批行文上报国务院并抄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涉及国家开发银行债转股方案审核工作的，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篇2：债转股的法律规定企业债转股登记管理办法

【颁布部门】国家经贸委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颁布时间】1999年11月23日

【文号】国经贸产业［1999］11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各委管国家局，国务院有关部门，人民银行各分行、国家开发银行、有关国有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为规范债转股工作程序，加快工作进度，现将《企业债转股方案审核规定》印发你们，请进照执行。



企业债转股方案审核规定

按照中发［1999］12号文件关于“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确认的企业债转股的条件、方案，联合进行严格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要求，为规范管理债转股的审核工作，加快进度，现作如下规定。

一、审核的原则

有利于盘活不良金融资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利于企业实现扭亏脱困；有利于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二、审核的范围

由国家经贸委推荐，经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评审后确认的实施债转股企业及其债转股方案，属于由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审核的范围。

三、审核的内容

1、由牵头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报请审核债转股方案的请示。“请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企业的基本情况；(2)拟转股额、转股后股权构成及效益预测；(3)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等方面内容。

2、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共同拟定的实施债转股方案。

3、有关附件：

(1)由牵头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相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实施债转股企业共同签订的意向书。

(2)企业所在地的地市级政府对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和下岗分流人员作出的正式书面承诺。中央级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企业要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

(3)按照《多家债权人实施债转股的合作协议》，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

四、会审程序

l、申报

牵头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有关实施债转股的企业签订债转股意向书后的10个工作

日内，将债转股请示、方案及有关附件同时分别送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

2、会审

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收到债转股方案后的7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并由国家经贸委汇总3对债转股金额巨大或涉及重大原则政策的，可由国家经贸委召集有关部门进行联合会审。

3、行文上报

为减少办文程序，加快工作进度，国家经贸委根据会审结果，分批行文上报国务院并抄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篇3：债转股的法律规定企业债转股登记管理办法

一、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1、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立法上的不足.

我国目前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规定明显与其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不相适应, 严重滞后。纵观世界各个曾经和正在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国家, 无论是美国的RTC、瑞典和德国的资产管理公司, 还是马来西亚、泰国、日本和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 都是在完成立法程序、制定明确的法律框架之后再成立公司。我国的做法正好相反, 是先把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起来, 然后再由国务院颁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加以规定。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的政策依据, 2000年11月国务院颁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行政法规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的法律依据, 而且至今尚无法律出台, 未能将其性质和地位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2、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性质界定不明。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没有按《公司法》设立相应的的董事会, 只设立监事会, 以“行政总裁”为法定代表人, 《条例》也没有规定其机构的职责权限、工作程序, 没有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且对其法律地位的定性模糊, 这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符。

资产管理公司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参与转股企业的决策与管理。实施债转股后企业股权结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股东——资产管理公司, 债转股给企业治理结构带来的第一个变化也是最直接的变化就是转股企业必须改制为股份公司并且引入来自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 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要经过董事会, 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董事会对决策产生影响。

3、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的法律障碍。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的有效运作, 离不开法律的支撑。但是, 在债转股实际运行中, 所依据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政策文件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行政法规, 与现行体制、机制和基本法律发生矛盾。

二、对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法律上的改进建议

1、改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强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地位。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办法, 为使其运作合法, 必须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准确的法律定位, 运行有充足的法律依据。美国的债务重组信托公司 (RTC) 根据《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案》而成立, 韩国资产管理公司 (K A M C O) 根据1997年8月22日颁布的《资产管理公司法》成立, 波兰在重组不良银行资产之前, 制定了《企业银行重组法》, 改革了监管法规, 为银企重组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框架。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8年来的运行一直和《公司法》、《合同法》和《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相冲突, 无法保障合法经营的权益, 偏离市场经济的方向, 政策上的规定和行政权的滥用, 违背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 本质上是法观念的缺失。

2、制订债转股的专门法律。

现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属于行政法规, 不能优于其上位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等。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的运作中, 主要的依据是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0年11月1日国务院颁布《金融资产管理条例》, 并且与基本法律有很多冲突的地方, 前面已经详细论述。故而建议制定债转股的专门法律, 依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从而避免了一系列的法律障碍。法律法规的修订, 是一项跨系统的艰巨工作, 需要各部委的协调以及各相关部门的广泛参与。

3、改善司法环境, 树立法律权威。

国企改革有赖于良好的司法环境, 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 增强债转股的透明度, 减少国有资产流失, 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完善司法程序, 保障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尚不健全, 仍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公正性。许多经济改革不是依法进行, 而是由国家政策予以调整, 这必然严重地阻碍经济建设的发展。要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就必须使各项经济活动按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 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 经济的运行将不可避免地会偏离法治的轨道, 从而动摇法律的权威性。此外, 完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制度, 还要进行财务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等。

参考文献

[1]、彭万林主编:《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篇4：债转股的法律规定企业债转股登记管理办法

关键词：国有企业；债转股；企业治理结构

一、关于提出国有企业债转股政策的现实背景

作为一项国有企业改革与解困的政策措施，有关债转股的经济学讨论从1999年以来一直都在进行着。国企改革多年来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尽管改革不断深化，但国有大企业机制不合理、社会负担重、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繁重的任务。而债转股既是我国实现国有企业摆脱巨额负债、深化国有企业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的重大政策创新手段，也是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有待探讨。

我国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经营性困境是这些年来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但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许多国有企业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创建的，当时主要基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而设置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发展，这些国有企业显得愈来愈难以适应市场规则，无论是在产品结构、资本结构、还是在企业经营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上，都显得相对落后和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国有企业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难以通过技术创新和治理结构优化来振兴自己的。由于处于困境中的国企不能偿还国有银行贷款而使银行呆帐、坏帐增加，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并且这种企业与银行间的债务死结还会因恶性循环而拉紧，从而可能导致国有银行体系总体金融风险增加和国企危机的双败局面。这种潜在的局面若不及早改观，将会极大地阻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样，为了解开银企之间的债务死结，理顺银企之间正常的借贷关系，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政府作为国家对全体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最高代理层，有权通过行政手段加以干预，债转股也就应运而生了。显然，债转股既不是单纯解决国企巨额债务问题，也不是单纯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而是以国有金融资源重新配置为纽带，既让国企摆脱债务危机并按照市场化要求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又使得国有银行化解了潜在的金融风险，重新按市场经济规则理顺银行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最终使整个国有经济步入市场化正常发展轨道。

二、债转股政策的发展过程及在我国的状况

债转股作为一项金融创新，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那时债转股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债转股的绩效评估和资产定价等方面上。一些国家为应付国际债务危机也尝试在债转股方面的努力，Elhanan Helpman在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条件下探究实施债转股的条件；他也分析了一些高负债国家里在一定的投资水平上债转股的影响，这有助于评估债转股这项政策措施是否能够应付未来债务支付上的困难。美国经济学家哈特是从企业重组的角度来阐述债转股的，他认为，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而言，债转股比其他形式的重组更好。但是哈特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些假定和美国债务种类繁多的现实之上的。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债转股并不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重组方式，他们一般只有流动性债券才可转换为股权，而且一般被转换为流动性的股票，其转换程序和规则也是有选择性的，且一般是在破产程序中进行。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虽然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债务重组可以脱离破产程序，但也并不背离破产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系列国家为处置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量国有企业中沉淀的不良资产而实施债转股，但债转股只被当作一种补充，规模十分有限。例如，匈牙利和波兰在90年代初通过债务延期和债务冲销等手段进行了大规模的银企债务重组。由于债转股只是被看成债务重组方式的一种补充，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多，其主要是从宏观上探讨通过债转股调整所有制结构的绩效和评估，因而在学术上的价值不大。可见，国外有关债转股的理论研究很少，且由于实施债转股的背景、要求、操作方式、实施的政策、市场环境与我国的债转股运作很不一样，仅有的那少部分研究创新少，对我国的债转股研究作用不大。我们需要根据我国的情况和以有利于我国的债转股实践，采用全新的观点与方法来阐述债转股理论和政策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我国国有企业高负债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问题，一些银企债务重组方案被提出来，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债转股方案。但债转股方案被决策层接受并开始试行始于1999年，同年及随后有大量的研究发表，主要是研究债转股作为救助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实施过程中的操作建议、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方式、转股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对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甚至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评估。以上所有的研究，绝大部分在结论上存在许多争议，在方法上主要是文字描述性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从治理结构的层面对“债转股”作了一个理论与政策分析报告，阐述了其在国有企业高负债成因、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债转股的意义与作用、债转股的正负效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黄兴年认为导致国有企业债务困境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的内在治理结构，因而其主张将债转股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退出相结合，该文的所阐述的观点很有见地，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比较客观和合理。张文魁运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债转股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他们认为债转股股权实质上是一种类债务，而定位于类债务对转股企业的治理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进而提出，为了更多地改善转股企业的治理结构，应该强化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和弱化地方政府的作用。上述的观点，对于债转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债转股股权的退出方面，前人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某些学者认为实现债转股中股权的出售和变现，从而盘活不良资产化解可能的金融风险是关键和最终目的，基于此种观点，他建立了债转股股权的退出机制，设计了股权方案和退出方式，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在实践中难以实行。债转股股权的退出，需要外部政策环境、证券、金融市场环境相匹配才能实现。因此，研究如何创造有利于完善债转股运作的外部环境，才是研究债转股股权退出的重点和关键。

总之，国内的债转股研究主要集中在债转股实施的意义，债转股的实施方式，债转股应该注意的问题或风险，债转股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以及关于债转股如何实现退出等几个方面上，且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描述，分散的、泛泛而谈，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可供操作的方法，缺乏逻辑性的理论描述，缺乏数学模型上的论证，没有分析债转股运作中相关利益集团的互动行为。

三、实行债转股政策的现实意义

当前，债转股的实施进程中，大量的操作程序都是试探性的且在法律、金融、企业经济等方面的各种条款规定之间存在着矛盾，存在严重干扰了债转股预期目标的实现进程的许多因素，这些因素来自于参与债转股进程的各利益方或利益集团基于追求自身目标效用最大化而导致的低效率均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原国家经贸委难以准确识别申请债转股的国有企业是否真正符合债转股标准和条件。譬如，在地方政府为摆脱负担过度积极地将困难企业推给国家的情况下，许多债务负担于“拨改贷”后形成的国有企业混入债转股名单，造成严重的因经营不善或政策性负担过重而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搭债转股的便车；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也存在机制不健全、经营不善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可能导致造成银行的不良资产的累积，债转股也给其逃避自身的经营责任，将责任推给国企或国家政策性干预，将包袱甩给政府提供了大好良机。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将失去变革经营机制、改变产品结构和推动技术创新的责任心和激励机制，更加依赖于国家的优惠与扶持。显然，对这些依赖性强、经营机制落后，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技术创新能力差的企业，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企业回购股权而回收国有资产的可能性不大，社会的战略或财务投资者进入国有企业的难度也将加大，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难以改善，因而国有资产也将损失，国有商业银行潜在的金融风险也无法消除。

其次，我国的债转股利益主体有很多个，他们的目标函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都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有的甚至在某些领域内相互冲突，因而整个债转股运作就表现为一系列互动的多方博弈，可能出现多种均衡，而现有的政策至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能保证其实现的最终均衡是最优均衡。

再次，我国进行的债转股在概念上借鉴了国外特别是美国和东欧的国际经验，但必须有清晰认识的是，我国的债转股在预期目标、出发点、实施过程以及所处的环境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并且更复杂、更困难。美国的债转股是为了救援债务危机中的储蓄与信贷协会等民间基金机构，避免其大量倒闭，而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不良资产然后打折出售，债转股也只是一种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东欧的债转股是完成原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转制。我国的债转股显著异于美国，与东欧的债转股也只是部分相同，我国的债转股要求化解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促使国有企业转制和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国有企业减负和脱困，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因此，我国的债转股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探索性质，可能的风险也很多。为了顺利推进债转股进程，实现预期或尽可能减少损失，需要对债转股运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为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可操作的依据，对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慧勇．债转股理论政策与运作．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2．周小川．关于债转股的几个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6）．

3．赵爱玲．浅议我国实施债转股后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辽宁经济，2003，（3）.

4．许铭等．债转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国有资产管理，2002，（8）.

作者简介：吕渭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王世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生。

篇5：债转股的法律规定企业债转股登记管理办法

“债转股”与我国现行法律框架的冲突

毛德龙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而陷入经营困境，原因之一就是国企对银行负债过高，以至于很多国企沦落到根本难以支付银行利息的严重地步。为使国企重振雄风，恢复和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企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然而，在国家推出的种种药方都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国家推出了“债转股”的新贴子，以期达到既最大限度的回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又能对国有负债企业进行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双重目的。尽管我们设想周密，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当的问题，其中，“债转股”与现行法律框架的冲突就相当引人瞩目。债转股在中国乃新生事物，牵涉很多制度创新，而创新必破旧，现行法律体系，在很多方面都与之相抵触。同时，我们的改革还必须考虑秩序，若一味追求革新而恣意横行，法治必不存，这也正是我们构建《债转股特别法》的目的，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在此作者力图找出冲突，并分析政策趋向，为《债权股特别法》的构建架桥铺路。

二、债转股与公司资本三原则的阻碍

（一）阻碍。

债转股遇到现行法律障碍很多，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我国《公司法》确立的资本三大原则，即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所谓“资本确定”，系指公司资本总额应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在公司成立时认足、募足。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公司法》中关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及公司登记成立时注册资本均需认足、募足的规定。而债转股过程中，AMC以债权为投资手段向国企投资，虽未为不可，“但债权非金钱物品之可以直接供人利用者也。以债权出资，必俟债务人到期清偿，始为实受其益，而公司亦于债务清偿之日，为实收该股东资本之时。若到期债务无着，则与未曾出资者，有何少异？”[1]且以债权出资原则上应为对其他债务人之债权，若是针对被投资公司本身之债权，即使实现，亦是以原本公司的借贷资产向自身投资，公司资产并未有任何增减。再者，我国《公司法》为严格资本确定原则，并规定以工业产权，专有技术作价出资不得超过这公司注册资本20％，其目的无非为防止权利资本有名无实。而债权做为一种期待请求权，实现与否本无定数，且债转股中之债权乃不良债权，以不良债权占公司绝大多数股份，不能不说是与资本确定原则相违背。

所谓资本维持，系指公司应当维持与公司资本总额相应的财产，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司清偿债务之能力，保护债权人之利益。我国公司法中，累计转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规定（第12条），有限公司的初始股东对现款之外的出资价值负保证责任的规定（第28条）；股份公司不得以低于票面金额发行股份的规定（131条）；除依本法特别规定之目的与程序，公司不得收购公司自己之股票的规定（第149条）；公司在弥补亏损、提到公积金之前，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第177条）等均体现了此原则。[2]然反观债转股之流程，实有不少与资本维持原则相背之处：其一，四大AMC实有资本均为100亿RMB，但其接收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都远逾此数，AMC把远逾此100亿RMB的不良资产全部债转股，明显违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中关于转投资比例限制的规定。尽管我国亦有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之例外，但是否就意味着AMC可以用“四两拨千金”之力把如此庞大的不良资产全部用于转投资而不受任何限制呢？其二，《公司法》第28条规定了初始股东对现款之外的出资价值负保证责任的规定亦明显与不良资产为投资手段的做法相抵触。试想，AMC债转投之目的乃最大限度的回收本已无望的债权，其对债权能否变现心中实无把握，若届时无变现之可能，AMC肯定不可能按《公司法》之规定承担连带之责，追续投资。其三，资本维持原则还要求公司在提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弥补亏损之前不得分配利润。然在债权股之后的新公司中，亏损本来严重，若严格按照这一原则办理，AMC在十年之内到底有多大作为殊难预料。

所谓资本不变，系指公司资本总额，非依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其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之利益，同时又防止资本过剩，股东承担过多之风险。我国《公司法》第216条，关于公司减资之限制及149条禁止公司回购自身股份之规定，第34、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回资金之规定皆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债转股过程中与资本不变原则相抵触者亦不鲜见：其一，资本不变要求投资者不能抽出其出资，只能在股东之间转让。然而在AMC使命完成之后，撤出国有企业乃是必然，其庞大的股份如何处置实是令人费尽心思。本来若国有股可以上市，问题亦可解决，但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国有股，法人股上市偏偏困难重重。其二，在经济学界普遍主张AMC公司退出之后，可由国企回购其投票，然股票回风又恰与资本不变原则相违背。股票回购归根结底是一种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公司法》对减资规定颇为苛严，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条款，债转股之行为亦当受其阻碍已无疑义。

（二）折衷授权资本制、投资银行制

与公有股上市流通的思路

公司资本三原则乃我国公司法之强行规定，当事人无从回避与选择。我国遵循大陆法系之传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乃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交易的效率与安全，历来是市场经济立法所关注的两大要素，适当衡平二者之价值，事关重大。我国80年代“皮包公司”盛行，“三角债”积重难返，交易安全大受威胁，故而在90年代的公司立法采严格的传统资本立法模式，实有其不得已之原因。其二，乃维护债权人之利益。公司乃企业法人，以其实有资本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若无一定数量之财产，债权人利益实难保障。但目前国内经济局势大有改观，尽管以上理由不能不虑，但经营效率，鼓励投资却应当成为我们的首要目标。同时国外严苛遵循资本三原则者亦已改弦更张，我国再一味的僵化固守传统反而不明。其缺陷主要在于：首先，公司成立后，需多少资金，何时求助于借贷，何时求诸公众筹资，取决于公司发展快慢，经济形势等难以逆料之因素，若每次增减资本都要修章程、如股东会、重新登记，不仅增加集资成本，且可能坐失商机。第二，公众募集公司首期股份能否募足，亦与多种因素有关，若因一小部股份无人认购而致公司无法成立，其巨大代价，仅为保护当时尚不存之债权人，其合理性更令人怀疑。第三，公司之清偿能力，取决于可以即时变现之净资产，而并非帐面资产。帐面资产再多，若不能变现，则毫无实益，甚至还会对第三人起误导作用。因而在60年代之后，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折衷授权资本制，如台湾公司法第156条第2项规定：公司设立时股份总额得分次发行，但第一次发行之股份，不得少于章程总额之1/4，即适其例。[3]法国公司法第75条规定，股份公司成立时，记载于章程的股本总额，实收资本应达股份总额的1/4，未缴部分，得由董事会在公司成立之后五年内催缴。美国《标准公司法》第17条亦规定：除非认购协议另有规定，认购股份不管是在公司设立前后，都应按董事会确定的时间一次缴足或董事会确定的数目和时间分期支付。可见授权资本制的核心用“授权股份”，即公司在存续期间，除非章程有限制性规定，发行股份的时间、价格、类别等权利均由董事会裁量，不必经股东会批准。换句话说，授权资本制即不必遵循资本三大原则，即使公司未能募足法定资本之数额，亦能达到成立公司之目的。折衷授权资本制则采实收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两家之长，既要吸收授权资本制之效率，又要吸收实收资本制之安全，遂成为众多国家公司立法之模式，我国严格的实有资本立法模式在新形势下亦确有改革之必要。

而分析我国目前实行的债转股革新，实是对实收资本制和资本三大原则的极大挑战，以难以回收之不良债权作为主要投资手段，资本确定根本无从谈起，资本维持与资本不变则更不值一提。若严格按《公司法》之规定，则债转股的公司制改革根本无法推行，冲突再所难免。在新形势下，引进折衷授权资本制既可与债权股创新相适合，又可借机改变公司法之传统僵化体制，实是一举两得，采折衷授权资本制，成立新公司时须实有一定比例之资本，以防公司纯粹成为“皮包公司”，同时亦不必于成立时即缴足所有股份，而可于公司成立之后的一定期限内分期分批募足，这也正符合债权投资的特性。用折衷授权资本制可解决债转股与资本确定原则的冲突，而对于资本维持中的转投资限制则可通过赋予AMC投资控股公司或投资银行的功能，来避免转投资不能超过公司净资产50％的规定。对于资本不变原则与AMC公司十年退出之冲突则可通过允许国有股上市流通转让这一制度，来达到既维持资本不变这一基本原则又可使AMC公司合理合法退出国企之目的。投资银行制与国有股上市流通转让的思路在下文将详述，在此不多言。当然，我们在此闸明债转股改革是对公司资本三原则的极大挑战或突破，并分析了折衷授权资本制乃当今资本立法之潮流，但并非主张在我国即刻推行折衷授权资本制，毕竟公司资本三大原则在保障债权人利益方面仍有其不可忽视之作用，[4]是我国在90年代深受“皮包公司”之苦后做出的理性的立法选择。债转股企业倾向折衷授权资本制只能做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例子而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公司立法普遍的、主导性的立法选择。渐进式的法律改革思路并不因此被打破，债转股企业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做为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为日后的资本立法改革积累宝贵的经验。

二、债转股与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限制

（一）金融安全与分业体制。

考察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轨迹，基本可概括为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由融合到分业再趋融合的历史。尽管综合银行或“一揽子银行”已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趋势，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模式仍有相当世界影响。这种分业体制是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率先在美国确立的。美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和银行业活动进行精密调查之后，他们认识到银行信用的盲目扩张和商业银行直接或间接的卷入风险很大的股票市场，是1929年股市大崩溃的罪魁祸首，而一旦处于全国经济核心的银行倒闭，整个国民经济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崩溃。于是1937年国会通过了着名的Glass-StengallAct,它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截然分开，从而在根本上确定了二者的分业体制。在此之后，许多综合银行都将这两种业务分开成立了专门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例如，摩根银行分裂为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与J.P.摩根银行。而还有一些银行则挑选一种放弃另一种，例如，花旗银行与美州银行成为专门的商业银行，而所罗门兄弟公司、美林公司及高盛公司则选择了投资银行业务。[5]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金融监管并未步入正规，商业银行投资房地产、投机股票进屡有发生，随着金融整顿与泡沫经济的破灭，遂逐渐认识到商业银行滥用居民储蓄投资风险业务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在此之后的《保险法》第104条，《证券法》第131、第133条都从不同角度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是由中国的金融分业体制正式确立。[6]分业体制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金融稳定起到了相当重大的作用，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能独善其身从某种意义上正印证了这一点。

（二）AMC接收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其本意实为避规分业限制

既然中国实行金融分业体制之大原则，并有相当积极功效，债转股制度的设计者自然不能熟视无睹，于是成立AMC接收银行不良债权，其目的之一即有规避分业限制之意图。但即使如此，仍有两点不能忽视：其一，AMC公司虽为收购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但其目的却并非通过此种收购重组手段而获利，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回收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将最终盘活之银行资产归之于银行本身。这一点在国家经贸委及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意见》第一条第1项及目前相当实例得到印证。[7]在整个债转股过程中，AMC不过起到一个集中、过渡的桥梁作用，既无风险又无收益，其性质倒更类似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代理人或信托者，与商业银行自身介入企业实无稍异。以此种方法规避现行法律限制并不见得十分高明。其二，根据《意见》第五条第5项之规定，国家开发银行可自行开展债转股业务，不必成立AMC，亦不必委托他人行使，这一规定与现行分业体制直接冲突已无异议。债转股法律制度的出台对我国分业体制的冲击与投资银行业的勃兴意义深远。

（三）分业体制的检讨与混业体制

分业体制之推行，其原因有三：其一，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大多出自广大蓄户，涉及国计民生，投资于高风险的证券业易引发金融动荡；其二，由于委托一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问题的存在，商业银行自营证券业存在的利益冲突必然会严重危害蓄户及委托人之利益，进而影响整个金融安全[8]，其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然而通观现代金融体制之发展趋势，混业体制正逐步取代分业体制成为世界之主流，德国一直保持综合银行制的混业模式，造就了德意志银行这一全球最大的金融霸主。英国早在1986年即允许商业银行投资证券业务；日本则于推行名为“大爆炸”的金融改革方案，目标于前实现信贷、证券、保险全面混业经营；美国一直是分业体制的典型，也于11月4日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称《格朗一利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推行金融百货公司计划。至此，传统分业体制基本已被更为先进的混业模式所取代。[9]究其原因，不外在于：第一，混业体制更符合金融业做为一般经济产业之特征，有利于促进金融竞争，促进金融服务现代化；第二，综合金融制，更有利于降低金融发展与行业成本，加速金融增长，第三，各国加剧了对国际市场的争夺，混业模式无疑更具优势；第四，目前，美欧等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打破分业体制创造了条件；第五，混业模式的综合金融客观上更有利于消费者之利益。入世之后的中国亦必然受综合金融潮流的冲击，在事实上，尽管分业模式乃中国之立法选择，但在法律明文禁止之外，混业经营的趋向或准备业已开始。19中国建设银行和美国摩根。斯担利合作成立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投资银行合并；中国银行的海外全资性子公司中银国际控股公司可以说都是中国发展混业综合银行的尝试。1910月，国家为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拓宽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用股票质押向银行贷款，这无疑在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开通了一个“输血”管道，银证兼业或实质上的兼业已成事实，中国的全能银行呼之欲出。[10]

与以上中国分业模式的松动相较，AMC的成立，债转股之推行，更是在中国的业已松动的分业体制上又推了一大把。债权股打破了《商业银行法》第43条关于商业银行不得投资于证券业务，不得投资于企业及非自用不动产之规定，相反，新成立的代替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AMC从事业务之广泛不来于西方的投资银行，[11]商业银行与各自联系AMC相结合，综合银行已显雏形。

（四）债转股与中国的投资银行业

美国着名金融投资专家Robert.Tun认为所谓投资银行实为从事一部或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其本源业务为证券承销经纪，其标志性业务则为债务重组、企业并购与资产管理等。[12]从这种意义上说仅仅从事证券承销业务的中国所谓的投资银行―券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投资银行。据统计，我国券商收入来源大致分为五部分：承销股票收入、股票经纪佣金收入、保证金利差收入、股票自营收入、其他收入，以利润为100％计，我国券商在企业购并、理财、重组等新型业务收入方面尚不足10％。[13]这一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投资银行发展的落后状况。

或者有人认为，我国投资银行之所以牌目前之落后状态，其原因在于我国根本不需要投资银行。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我国的企业购并、资产重组、财务咨询从根本说正是需要有一批具有相当规模与专业水平投资银行的参与，在我国的上述业务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投资银行的介入，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一种非理性的或行政主导型状态，企业的并购重组很大程度上并非市场规律的反映，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或好大喜功的一种表现。因而企业重组后，很大一部分，并非以优带劣，而是劣者逾劣，优者变劣。目前我国国企改革正处于攻艰阶段，实行优胜劣汰、企业重组已是势在必行，特别是目前我国国企改革的重头戏―债转股，即是企业重组的一个重大举措，从国外的成功范例来看，投资银行的介入几乎是一个共同点，近邻泰国从东南亚危机中摆脱，可以说就是国外大投资银行成功动作的典型。[14]由此，可以说投资银行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也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市场化的结果。

我国的债权股改革同样也需要专业的投资银行的介入，但与其他各国经验不同的是，我国并未引入国外大投资银行参与债转股市场，而是成立了业务类似于投资银行的AMC，考察AMC的业务领域实与现代投资银行无异，倒是传统的证券承销业务不在其例，若是券商与AMC联合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的投资银行。从上面我们分析了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突破现行分业体制的轨迹来看，我国AMC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投资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我国传统投资银行向现代投资银行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投资银行已不再局限于券商时代而是走向真正的资产业务时代。着名经济学家董辅指出，AMC的最终出路，不应是后解散而应是变为投资银行。

那么，我们既然说债转股之推行，AMC之成立是对我国分业体制的一次巨大冲击，是中国现代投资银行诞生之标志，是否就意味着债转股的推行是我国混业模式的发端或是分业体制终结的标志呢？AMC几乎都依附于某一国有商业银行，是否意味着我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涵盖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所有业务的全能银行呢？我们认为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债转股并不意味着分业体制的终结，分业体制在中国仍将并且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它也不意味着中国将推行新的综合银行制。我们仍应坚持商业性金融与投资性银行分开发展的政策而不应一味的去追逐国际潮流。所有的急功近利的行动都有可能让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实行混业经营，建立综合银行须具备六个基本条件：其一、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普遍建立，金融内控机制已相当完善；其二，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体制相当健全；其三，金融风险基本化解，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其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法律制度基本健全；其五，统一完整，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要基本完成；其六，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要大大提高。但从目前我国金融业的情况来看，还根本不具备以上条件，金融企业化并非从根本上得到推行，我国商业银行其业务相当程度上都受制于国家政策与行政决策；金融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根本无法与美日等国相比，四大国家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相当低，资本充还率还远未达到商业银行法提出的`8％的要求，离巴塞尔协议确立的国际标准亦有相当距离；目前金融法规也相当不健全，并且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违规事件屡有发生。这一切都说明我国的金融改革必须慎之又慎，盲目赴追潮流肯定是不明智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固步自封，视金融全球化的潮流于不顾，我们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内渐进改革之路，我们推行的债转股只能说是这条渐进之路上的一大步，抹杀意义或片面的夸大作用都是不正确的。

三、债转股对银行与财政关系的冲击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维持国家机构运转的财政历来与作为现代金融企业的商业银行及作为金融管理机关的央行是严格分开的，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以赢利为目的，与其他企业相较，仅为经营范围不同，其他则不应有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即认识到政企不分之弊害，银行商业化，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之重点，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央行与经营性银行相分开亦成国人之共识。九十年代中期做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商业银行法》第4条第1款、第3款即表明：商业银行乃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金融企业。这一规定，实际上充分表明了我国政企分开的决心，其目的在于给银行以压力与动力，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于中央银行与财政的关系，财政不得向央行透支几乎是国内外的通行做法，在90年代初，我国不遵循这一基本规律，结果造成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的风潮，于是建立中国真正的中央银行成为必须。1995年颁布的《人民银行法》第2条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国银行，其主要职责在于对金融业进行监督管理。第28条即明文禁止中央银行对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从以上对银行与财政关系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必须根本划清，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后做出的理性的制度选择是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的。

我们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债转股改革进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使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中银行与财政这对本已理清的关系重新变得模糊。按照《条例》之规定，AMC的资产全部由财政核拨，用于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最大限度的运用各种手段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这些不良贷款并非按照其市场价值来核定，完全依帐面价值来衡量，说到底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了银行资产剥离后暴露出来的严重资金不足，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损失由财政来负担，[15]我国商业化改革中的银行又变成了一种只负盈不负亏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如前所述，我国国有企业资金来源由划拨改为贷款后，建立起许多根本毫无自有资金的国企，拨改贷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应当对目前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负责，这种政策性呆帐产生的原因在于本该由财政负担的投资压到了银行的身上，换句话说实质为财政对银行的一种透支，尽管人们一度并未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是在暗自庆幸为国际财政节约了大笔开支，而国有企业的债转股又使得这一问题暴露无遗。至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相当一部分进行债转股的不良债务都是由于财政隐蔽的透支银行而致，这种对银行的透支必然又导致央行增发人民币，因而可以说是财政对央行的透支，而这一点又恰与《人民银行法》第26条相悖。这种结局使国家不得不成立AMC，完全由财政拨款来弥补因此造成的恶果，所以有人认为债转股的实质是财政向国企再投资并非没有道理。

（二）从硬约束到软约束的法律检讨

透过银行与财政关系的“非法化”，我们再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中国国有企业资金来源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由行政硬约束到法律硬约束再到目前法律软约束的过程。很遗憾的是，这一过程几乎是与中国国企改革的全过程是相一致的，但这个同时也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过程中，却无法从中找到“法律”这一神圣的名词的影子，大都是行政机关借改革之名进行的严重抛弃法权观念的尝试。所谓行政硬约束是指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资金靠财政直接划拨，人、财、物经营管理等大权悉归行政主管部门，这时国企本身毫无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的约束是告行政管理手段实现的一种行政性硬约束，由于企业亏赢于己毫无利益可言，实际上与政府职能部门无异。这时企业并非真正赢利性的市场主体，赢归政府，亏亦归政府。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直在为把企业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而努力，而变财政向国企直接注资为银行替财政向企业贷款的方式，改革者的本意是想通过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很刚性的法律约束来达到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真正把国企推向市场，摆脱原来政企不分的混沌状态。然而，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由计委、组织人事、主管部门、国资局、财政等多个系统和多个部代表。这此部门只有所有者的权力，却根本没有所有者的责任与风险，因此向银行举债的是国有企业，是经营者，而非所有者，也就是经营者替所有者向银行借钱来弥补由于财政不注资的亏空，并替所有者花钱。放贷者面对的是地位比自己高的部门，根本无法按正常的法律规定去追讨债务。另一方面，我国《破产法》实施至今，恐怕已成为中国最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国有企业破产与否更多的取决于政府的考量而不是市场的法则。因而，在西方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里，本来相当硬的债务约束在我国却成为最软的约束。[16]（欠帐可以不还，半死不活债权人也不能申请其破产）。我国国企改革的目标不仅没有达到，而且使企业背上了难以喘息的债务包袱，银行则陷入呆帐危机，或许唯一受益的是财政，为此节省了大量的开支。当然，其另一个恶果则是使银行与财政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人民银行法》及《商业银行法》实际刚一出炉就面临着潜在的社会性的违法状态而束手无策。在积重难返的被破坏了的银财关系下，不得不做出的债转股改革，以股权约束代替债权约束，由财政注资弥补银行亏空，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理顺银财关系，形成良性互动。但实现这一目标，阻力仍然不小，其中之一，就是AMC应当真正的行驶起股东权力，对国企进行彻底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造，达到这一点据目前之现实考察，不能不令人忧虑，原因在于：第一《意见》令人费解地规定AMC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其代表人仅参与重大决策。这也就表明，从立法者那里，他们压根就没想让AMC真正行驶他理应享有的股东权力，所谓的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造还是寄托在原有企业管理层的身上，使人觉得有点与虎谋皮之感，这不仅难以给企业以压力，也削弱了AMC的自身动力且根本与《公司法》相违背，异化了正常的股东权益。第二，对于AMC本身来说，其本身并无自身利益可言，并非真正的市场主体，倒更像国家到民间放粮的钦差，债转股成功与否，公司制改与不改根本与其毫无关联，依靠这样的钦差来改造赖帐成性的国企，其后果不言自明。第三，国家寄以厚望的债转股改革，在众多国有企业那里，却成了债务大赦的难得契机，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所谓逆向选择是指在实施债转股之前会出现一些企业将债转股看成国企大锅饭的“最后的晚餐”，竞相争取债转股额度，形成赖帐风潮。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实施债转股之后部分企业的管理者会觉得通过债转股轻易免除了其负担，认为国家定不会对国企的状况视而不管，从而形成依赖心理，忽视企业真正的内部管理。[17]正因此如此，在债转股一开始，一些未被列入债转股推荐名单的企业便开始了一定程度不亚于“跑上市”的债转股“攻关”活动，所以，尽管《意见》中对债转股企业规定了硬性的条件并出台了严苛的选择程序，但国有企业争吃“免费午餐”的现象仍难以避免[18]。照此下去，以AMC为股东对国企的股权约束一开始就被弱化，其效果比以往银行对国企的债权硬约束可能更糟。从银行与财政关系的变迁，从由行政硬约束到债务硬约束再到股权软约束，似乎我们根本看不出政府与企业彻底分开的清晰思路，除名义变幻以外，国有企业规范市场主体构建进程依旧漫长，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于如何来约束国有企业，而是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法治化进程的要求来彻底理顺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对国企进行真正规范的公司制改造，战略性的调整国有企业的布局，坚决从制度上杜绝内部人控制现象。一味的在现有体制下兜圈子，不仅经济改革会徘徊不前，业已建立起来的一定的法权观念也会丧失殆尽。

四、债转股对《公司法》法定投资手段的挑战

（一）《公司法》对以债权出资的态度

对于股东发起或设立公司究应以何种财产为出资方式，我国《公司法》第24条有明文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资产，不得高估或低估作价。第25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交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对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五种出资方式到底是穷尽列举或非穷尽列举，学者历来就有争议。有的主张应顺应时代变迁并参照国外之立法例，允许这法定五种方式外的其他方式，有的则认为，我国深受“皮包公司”之危害，若法不禁止即自由，用其他难以评估之财产为出资方式难免有重蹈复辙之虞，因而主张应采严格态度，杜绝其余各种出资方式，至于债转股中以债权出资入股，有人则直斥其为虚假出资而予以否定。[19]所谓债转股也即以AMC对国企的债权转换成为国企本身的股权，AMC变国企债权人为股东，并借此对国企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从而最大限度的回收不良贷款的制度安排，而对公司法中关于出资方式的不同理解将关系到债转股本身是否违背《公司法》强行性规定的问题。

（二）债权出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探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对于以债权出资的态度并不明朗，合理性上亦存在分岐。实际上，从国外立法例来看，亦存在两种相反的态度：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韩国等均明令禁止公司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销其应向公司交纳的股款，察其原因不外有：其一，许可债权出资方式，违背公司法之资本充实原则；其二，许可债权出资易助长欺诈行为；其三，许可债权出资可能影响公司营业计划的实现。则意大利、美国加州、我国澳门地区则确认债权出资的合法性，其立法理由为：其一，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坚持资本充实之原则，授权资本制乃其立法选择。如前面所论述，资本充实原则实际上大多情况下都沦为一道德法则。且资本充实原则无非为交易安全和保护债权人而创设，然而市场经济下公司赖以偿债的能力似乎更取决于其日常之经营流动资金的充足与否，从表面上看资本是否充实有时显得殊无意义。同时，授权资本制之与资本充实原则相较，更能较快的促进公司之创设，从而促进经济之进步。其二，准许以债权出资，可帮助处于困境之企业获得融资之支持，这一点在许多国家的破产重整制度中屡见不鲜。[20]就笔者之意见，更倾向于第二种选择，且更能列举出债权出资的合法性，但都允许公司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发行可转换债券，若可转换债券转为公司之股份，其实质即以债权出资。第二，我国《公司法》未明确债权出资之本意，在于防止虚假出资危害交易安全，而债权本身之价值难于确定，若债权出资人本身信用充足，且为其他出资人所接受则自无视为违法之理由。第三，若认为只有《公司法》明文规定之五种出资方式为合法，那么就无从解释我国目前正如火如荼的股份合作制公司中以劳务出资的现象，既然以劳务出资可视为合法，那么《公司法》第24条之列举并非穷尽式列举即可见一斑。第四，尽管我国《破产法》未规定债权人可与债务人自行以债权变股权对濒危企业进行重整，但实务中却已出现这种例子，收效不错。[21]当然，债权出资确有其弊漏，对此价值取向，台湾学者似乎更能合理的做出解释：“兹就出资之种类，而分为第一，财产出资；第二，劳务出资；第三，信用出资。财产出资又分为以金钱、物权、债权、专用权等。债权出资始于近代，以债权出资看，应依据其种类，而履践法定之程序，盖债权种类不一，分为记名、指示、无记名三种。凡属此三种之债权，皆为金钱或物品，亦为财产权之一，可以之买卖、赠与、交换、抵质无异。故亦可以之入股，作为公司之资本。虽然，债权并非金钱物品之可以直接供人利用者也。以债权为出资，必俟债务人到期清偿，始为实受其益，而公司亦于债务赔偿之日，为实收该股东资本之时。若到其债款无着。则与未曾出资者，有何少异。是在公司，该股东之出资既成虚名，则在他股东未免偏重，故公司法对于债权出资之股东，到期而借款不能清偿者，使由该股东被交，如有损害，并负赔偿之责。”[22]出资之标的或为财产或为信用劳务均无不可，信用劳务虽不能容债权人执行之标的者，乃基于无限公司乃人合公司之特质使然。在以个人营业转变为公司营业时，常以其原有营业概括的转移作为出资之标的，此际其营业上，即包含有债务者。亦属无疑。”[23]可见，债权出资，利弊各具，因而笔者在承认债权出资为合法时，仍立足于中国市场经济发韧不久且深受“皮包公司”之害的实际，建议对债权出资行为苛以严格条件：首先，债权出资须经由各股东全体同意，在股份公司则应有2/3以上股份多数同意方可；其次，债权出资之事实应备于公司章程且由工商部门登记，以备各交易主体公知；再次，债权出资在整个公司资本中应超过一定比例，约为1/5为宜；最后，债权须有现实回收之可能，若到期不能变现，出资人须负有补充出资之责，若致公司受损，还应承担赔偿之责任。

（三）债转股中以债权变股权的特殊性

尽管我们承认有条件的同意债权出资的合法性但对债转股中的债权出资特点不能不予以考虑。与一般债权出资不同，债转股中的债权出资有其本身之特点：第一，以上我们讨论的债权出资大都以出资人对第三人之债权为前提，而债转股则是出资人对公司之债权出资，其债权实现与否，取决于公司本身之经营。公司本身无法对出资者的出资时间列出一个明确的进程表。第二，债转股中的债权出资并非是双方真正协商一致的结果，更多的是掺杂了国家的意志。AMC更多的考虑的不是投资的回报，而是通过出资来尽量回收债权。第三，债转股过程中的债权出资占总出资比例相当高的比重，大都超过了一半。例如，我国首家债转股企业北京水泥厂，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所有占股份就达70％；我国目前最大的债转股企业中国石化集团与信达、华融、东方三家AMC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签定债转股协议，涉及转股金额达301.49亿元RMB，债权出资比例亦超过半数；深圳市首家债转股企业先科集团，AMC持有其股份达62％之强。[24]第四，我国债转股进程中的债权乃难以回收之债权，也即转股后的股份中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水份。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债转股过程中的债权出资与我们普通所研究的债权出资有相当大的差别，不能一律等同视之，它与我们《公司法》24条之规定的立法精神难言相符。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模式的债权出资对交易安全有极大危害，只能作为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立法便而存在，而决不能以此为先河而冲击正常之制度安排。同时，要对其进行规范的公司登记管理，使之具有公开公信力，让一般交易对象了解其实际偿债能力，对于完全意思自治下的以对己之债权转换为股权者（可转换债券除外），亦应清产核资，确保公司能达到设立最基本之条件，且债权在公司资产中不应占过高之比重。遗憾的是，对此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政府草草出台的《意见》中根本没有涉及，若不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剖析并加以规范，其流弊可想而知，毕竟“皮包公司”给中国造成的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太深了。

五、债转股与私法平等原则的迷失

（一）债转股与股东平等

按照债转股之操作规程，AMC在转股过后便成为企业之股东，从而享有资产管理与受益之权。按正常之公司法理，AMC作为股东之一，理应与其他股东享有相同的股东权、而不应有例外，此为股权平等原则之要义。所谓股东平等，按通说即公司在基于股东资格而发生之法律关系中，不得在股东间实行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并应按股东所持有股份的性质和数额实行平等待遇原则。它不仅包括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这种股份平等的意义，而且包括股东间应保持实质性公正待遇的一般标准。[25]股东平等原则乃股东保护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渗透于公司法全部领域，其在公司法中占有重地位，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其一，股东平等有利于保护股东之财产利益和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公司乃赢利性法人，按照财产资本标准来行驶股东权正与此精神相符合。其二，股东平等原则有利于预防资本原则之滥用，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其三，股东平等原则有利于制约和规范公司经营者处理股东之间关系的行为，正因为股东平等原则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公司法均承认这一原则。德国1970年《股份法》增列第539条，明文规定股东平等原则，欧共体在1976年12月13日的指令中第42条规定，“为贯彻该指令，诸成员国的法律应当确保处于相同地位的股东获得相同的对待。在日本学说判例几乎都承认股东平等原则乃公司法之支配性法则。[26]我国台湾学者亦承认该原则，并认为是民法平等原则在公司法上的体现。我国《公司法》虽未明定股东平等原则，但股东同肌同利、同股同权、一股一权等规定亦反映出股东平等这一指导思想。然而反观我国债转股制度设计中，AMC做为企业股东其权利安排相当有特色：其一，AMC派员参加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其二，AMC持有的股权可按有关规定向境内外投资者转让，也可以由债务企业依法回购，符合上市条件的，可以上市。但按照目前签订的大多数债转股协议来看，几乎都采用回购方式。并且国家明定债转股的年限为十年，也无疑是要AMC在十年内完成回收债权之目标。至于企业是否赢利，赢利多或者少，其他股东利润如何分配在所不问。这种制度设计有点类似于优先股，但优先股在企业中没有决策权，且优先股的优先受偿的权利似乎也不如这种权利大；它也有点像普通股，但普通股却不可能抛开企业经营现状和其他股东于不顾，独自享受由此带来的全部收益。并且如前所述，实际上若AMC不参与企业日常之经营，还依靠原班人马进行管理，可能国家寄予厚望的改革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由此可见，国家苦心经营，精心构造的AMC的股东权完全是建立在置其他股东权益于不顾，摒弃国内外公知公认的股东平等这一公司法基本理念的基础上的行政强权！尽管我们承认并且强调债转股法律制度本质乃经济法上的制度，但任何国家的经济法也不主张国家公权力过份干预私权，滥用政府强制，破坏市场之基本法则。[27]我们不能不说《意见》对债转股法律制度中股东权的安排有欠周详。

（二）债转股与市场主体平等原则

篇6：民企债转股法律研究

【北京工商局的规定】

一、基本概念

（一）债权转股权

1、是指公司的债权人将其对公司享有的合法债权转为出资，增加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行为。

2、被投资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股东作为公司的债权人将其对本公司的合法现汇外债债权转为出资的，适用本办法。

3、债权转股权不适用于公司设立。

（二）债权人

1、债权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对被投资公司股东的相关规定。

2、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规定和产业政策要求。

（三）被投资公司

1、被投资公司应当是住所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本条件

1、债权应当基于合法、有效的双务合同产生；

2、同一债权涉及两个以上债权人的，应当经该债权的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

3、债权人如果同时是被投资公司债务人的，该债权人实施债权转股权的金额不得超过其所享有的债权抵销所承担债务后的余额；

4、债权人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或者其他国有性质单位的，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5、被投资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被投资公司属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应当经出席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被投资公司属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应当经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表决通过；

6、被投资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作价出资的金额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被投资公司属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作价出资的金额应当 经出席公司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被投资公司属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债权作价出资的金额应当经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表决通过；【公司最高 权力机构为股东会，且债权人为被投资公司股东的，表决还应经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被投资公司属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应当获得相关部门的行政许可；

8、全体股东以债权转股权作价出资金额和其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之和不得高于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三、债权转股权协议

1、公司债权转股权，债权人应当与被投资公司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转股权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①债权人和被投资公司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 人，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载明其姓名、住所、身份证明文件及号码；②债的产生原因、时间；③债权总额，涉及多个债权人的还应表明各债权人所享

有的份额；④ 拟转为出资的债权数额及作价方式；⑤协议生效的期限或条件；⑥争议解决及违约责任。

2、依照《债权转股权协议》的约定，相关债权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为对被投资公司的股权。同一债权涉及两个以上债权人的，经该债权的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可以将该债权的全体或者部分债权人享有的债权转为被投资公司的股权。

四、审计和验资

1、被投资公司以债权转股权形式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审计机构对债权人和被投资公司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情况进行审计，债权人同时是被投资公司债务人的，拟转为出资的债权应先抵销其所承担的债务。

2、以货币给付方式形成的债权转为股权的，应当由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

3、以非货币给付方式形成的债权转为股权的，应当由具有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后，由验资机构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

4、验资证明应当载明以下内容：①审计机构的名称；②审计基准日；③审计报告的文号；④审计结果；⑤实施债权转股权的基准日期；⑥被投资公司的股东会、股 东大会或其他最高权力机构确认的作价出资金额；⑦被投资公司财务报表的调整情况；⑧以非货币给付方式形成的债权转为股权的，验资证明还应当载明评估机构的 名称、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的文号和评估结果。债权人如果同时是被投资公司债务人的，验资证明应明确该债权人实施债权转股权的金额未超过其所享有的债权抵 销所承担债务后的余额。外商投资企业的验资询证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五、其他规定

1、以债权转股权方式增加的注册资本不得分期缴纳，被投资公司应当一并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2、公司债权转股权，工商登记时债权转股权部分的出资方式登记为债权。

3、双务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双方相互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合同，不包括赠与、借用合同等单务合同，也不包括劳动、劳务、保险等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合同。

4、金融债权不适用于本办法。

【其他规则规定】

一、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

1、企业实行公司制改建时，经批准或者与债权人协商，可以实施债权转为股权。

2、经国家批准的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债权，可以实行债权转股权，原企业相应的债务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企业相应增加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

3、经银行以外的其他债权人协商同意，可以按照有关协议和公司章程将其债权转为股权，企业相应增加实收资本或者资本公积。

4、改建企业经过充分协商，债权人同意给予全部豁免或者部分豁免的债务，应当转作资本公积。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1、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

2、债务人以隐瞒企业资产或者虚列企业资产为手段，骗取债权人与其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债权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债权转股权协议被撤销后，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

3、部分债权人进行债权转股权的行为，不影响其他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几点思考】

1、公司法并没有对债转股做任何约定，根据发布禁止即为允许的基本原则，那么在工商总局同样没有具体规则出台的情况下，各地地方工商局出台的关于债转股的细则并没有违反上位法，应该是有效的和可以执行的。

2、那么抛开地方政府的规定，有没有部门规章对该问题有约定呢，有网友找出了（财企[2002]313号）和（法释[2003]1号）中的有关规定。前者 是对国有类资产债转股的规定，而后者是对普通企业债转股的认可。其实，对于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资产的债转股并不罕见也普遍得到认可，那么对于民营企业的 债转股问题法释[2003]1号倒是一个不错的依据，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证监会对该文一直还是比较重视的。

3、对于债转股除基本规则之外，有如下几个要点需要关注：①只有对本公司的债权才能转为股权，第三方债权不可以；②债转股的定价需要明确，很多情况下企业 可能存在债务重组收益，需要作为非经常性损益且合并交纳所得税；③转为股权的债权需要是真实的和公允的，不能某股东为了出资但没有钱于是就假签了一个购销 合同来确定了债权从而实现转股。④有些企业为了省却债转股的麻烦，而选择过桥资金的方式走一圈，小兵觉得如期承担违规和诚信的风险，倒不如将债转股的问题 解释清楚。

4、目前存在债转股情况的案例有鸿特精密、山东如意、北冰洋、独一味和安纳达，小兵会另外对上述案例多简要分析。

参考资料：

1、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京工商发〔2010〕93号）

2、关于印发《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企[2002]313号）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