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

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共7篇）

篇1：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

(一)主要特点分析

1、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扶持不同。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融资特点不同，当然对融资渠道和条件的要求也不同。从融资的角度看，中小企业可分为制造业型、服务业型、高科技型以及社区型等几种类型。西方国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是各有侧重的：如美国比较重视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日本在支持中小企业吸收引进技术方面也是具有特色的；意大利比较注重制造业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问题；法国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就业潜力比较大的服务业型中小企业上；瑞士和西班牙则在解决社区型中小企业(包括街道手工工业)上具有特色。

2、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进行不同的扶持。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对融资有不同要求，从企业创办一直到企业因种种原因而退出，都有对融资的不同要求。政府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相应的政策支持。

3、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化。目前，西方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既有业务不断综合化的趋势，也有金融机构不断细分的专业化和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从事对大型企业巨额贷款的大型金融机构与从事向中小企业微型贷款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分化。金融机构的专业化，直接导致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融资机构的建立，其中以美国最为典型。据统计，美国有上万家专门从事为中小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极大地弥补了市场上有限的创业(或风险)资本与创办中小企业及其发展所需的巨大的资金缺口。

(二)几点启示

通过对有关国家和地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制度和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政府都很重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都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策和机构。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金融支持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促进中小企业持续稳健发展的有效办法。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制定协调、配套的政策、法律以及相关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2、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模式可划分为：清障铺路法和扶持法。前者以美、欧为代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主要集中在保证市场公平、消除不利于公平竞争的障碍，提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信息、技术等各种服务方面。这对降低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模式的行政成本和财政成本较小，适合于小政府大市场的成熟市场经济。后者以日本为代表，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力度较大，行政审批程序较复杂，财政成本较高，在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成长阶段可能比较有效，但不利于经济转型和结构提升，也容易产生道德风险。我国应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鼓励创新，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3、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力度受到政府预算、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等因素的制约。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还表明，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与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我国政府财力有限，因此应更多地提高相关的优惠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4、美、日、德等国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中并没有扮演主要角色或承担主要责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相关部门政策的协调配合。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借鉴。

5、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需要完整、协调的法律体系。通过中央、地方和民间组成的组织机构体系及培育与多元化的融资体系相配套的环境，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应该而且能够制定和完善有关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篇2：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

目前, 在一些农村金融发展比较好的国家, 普遍建立了包括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以及农村保险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体制, 建立了支持农村建设资金循环的长效机制, 较好地支持农村和农业发展, 维护了广大农民利益。本文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印度农村金融体制的介绍, 提出针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的启示。

一、国外农村金融体系简介

(一) 美国的复合信用型农村金融制度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 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密不可分。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农业保险组成。

政策性金融机构大多是由政府拨款创办、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和严格控制的金融机构, 其职责主要是发放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的农村贷款。

农村合作金融系统通过利用“借款”自下而上的层层控制股份。目前, 美国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和土地合作银行系统三大农村合作金融系统都要求借款人购买其借款金额一定比例的股份, 然后通过其中间机构再认购其上层机构的股份。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控股方式, 把借款人——农场主和农村合作社与农村合作信贷机构的利益融合在一起, 既保证了借贷者的利益, 又保证了稳定的农业信贷投入。

在过去的20年内, 商业银行通过参加农业信贷体系的银行协会和建立专业化的农业信贷公司等方式, 在农村信贷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势头。目前, 在美国14600多家商业银行中, 有乡村银行4100多家, 农业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50%以上。

此外, 美国的保险业在支持农业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农业保险表面上是自愿投保, 但1994年《农业保险修正案》的实施已使之成为事实上的强制保险。

(二) 独特的日本农村金融体系

日本的农业发展存在着人多地少、自然条件差、分散经营等诸多问题。二战以后,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积极培育农村金融体系,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日本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主体, 政策性金融和农业保险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

日本合作金融是按照罗虚戴尔原则为基础成立的农业协同组合 (农协) 。农协系统由农民自愿、自主登记成立, 由农林中央金库、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信农联) 和农业协同组合三级组成。这三级机构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互相之间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独立核算, 但是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负有管理和服务的责任, 在下级组织资金发生困难时, 上级组织予以支持。农业协同组合直接与农户发生信贷关系,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为农户办理吸收存款、贷款和结算性贷款。信农联作为农业协同组合和农林中央金库之间的桥梁, 以基层农协为服务对象, 吸收基层农协的剩余资金, 组织农业资金的结算、调剂和运用, 并在必要时为基层农协提供融资服务。农林中央金库是农协系统的最高层机构, 是各级农协内部以及农协组织与其他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的渠道, 它在全国范围内对系统内资金进行融通、调剂、清算, 并按国家法令营运资金, 同时指导信农联的工作并为其提供咨询。农协系统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 其资金主要用于生产型基础设施建设, 为难以从农林中央金库和其他一般金融机构筹资的农林渔业者提供低利、长期贷款, 主要目的是维持和稳定农林渔业的经营、改善农林渔业的条件。

(三) 印度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作为农业大国的印度拥有完整的农村金融体系, 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土地开发合作银行、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和保险公司等, 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层次鲜明、分工明确, 覆盖率高。目前, 印度银行业在农村有超过4万家分支机构, 90%以上的农民曾获得贷款支持。

印度农村金融的主渠道是商业银行, 印度最大的商业银行——印度国家银行, 2008年农业贷款余额达到各项贷款余额的40%左右, 在农村和郊区有5800个分支机构, 占国内机构总数的62%。除国有商业银行和私人商业银行外, 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机构——地区农村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筹措资金, 其营业机构主要设立在农村信贷服务薄弱的地区, 按商业原则进行经营, 有特定的贷款对象, 实行优惠的贷款利率, 并向贫苦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

农村合作银行类似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具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只为社员提供中短期贷款服务的农村合作银行, 另一种是专门提供长期贷款服务的土地开发合作银行。

印度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是印度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代理机构, 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业金融机构。它一方面行使监督和检查各级农村金融机构的权力;另一方面, 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短、中、长期的中间信贷, 以全面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此外, 印度的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了保险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的重要作用。它实行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 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 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农户必须参与相关农业保险, 而没有获得贷款的农户可根据自己的条件自愿参与。

二、国外农村金融体系的借鉴和启示

(一) 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保障农村金融支农的顺利进行

日本早在1947年就建立了《农业协作组合法》, 印度颁布了《印度储备银行法案》、《银行国有化法案》、《地区农村银行法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银行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规范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 使其在运作过程中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避免人为因素的干预, 可以保障它们更好地为农业发展服务。而中国的立法严重滞后, 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因此, 中国必须加强对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 以规范农村金融机构的行为, 使它们在法律的保障下健康有序地为农业发展服务。

(二) 加大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

政府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是各国普遍的做法。但目前我国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支农力量薄弱, 农业保险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几乎还是空白。因此, 我国需要改变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渠道窄的现状, 进一步发挥其作用。除了支持粮棉收购外, 农业发展银行要立足于满足农村扶贫资金需求及公共产品资金需求, 发挥引导、示范、激励商业银行投资“三农”以及扶持农村信用社规范发展等方面的功能。

(三) 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农村合作金融弥补了国家对农村资金投入的不足,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因此,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从本国国情出发, 建立了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合作性金融模式, 并基本上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民主管理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法人结构尚不完善, 我们可以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构建县联社一级法人体制模式或农村合作银行模式, 形成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民主决策机制, 进而形成完整的全国性的农村合作金融系统网络。

(四) 加大商业银行支农力度

印度的经验表明, 商业银行应在支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 削减了其在农村的分支机构, 对农业的贷款也逐渐减少。从国外做法看, 政府不能够通过行政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 强迫商业银行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 但可以通过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 运用利益机制引导商业性金融组织自愿服务于农村金融市场。政府也可要求商业银行将存款增长按一定比例用于购买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 对支持政府农业政策的商业银行贷款给予利差补贴等。

(五) 通过农业保险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对促进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供农业保险补贴也早已成为许多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 我国应开拓农业保险市场, 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 把农业保险纳入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或者委托政策性银行开办农业保险业务。运用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支持和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六) 积极创新, 建立多种形式的新型金融机构形成对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

中国银监会于2 0 0 6年制订并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 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 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降低准入门槛。按照银监会的相关规定, 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良好契机, 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 在规范民间金融合规经营的基础上, 引导民间资金创建适合于各地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户资金互助基金组织、小额信贷组织和乡村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 这些金融机构经营灵活, 与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业务上既有相互补充又有相互竞争的作用, 可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 满足“三农”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篇3：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

关键词：韩国监查院；金融监管；金融审计

一、引言

监查院是韩国的最高国家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 受总统直接领导，由宪法和监查院法等规定了其高于政府各部门的法律地位，在依法行使职能方面具有独立作用。其两大核心任务便是财会监督和行政安全监察，具有审计监督国家财政收支决算、日常会计财务和监察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双重职能。监查院院长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国会批准，因此监查院的工作结果除了像总统报告还必须接受国会的监督。韩国监查院在审计执法中有较强的责任感，坚持既对事，又对人。1997年韩国爆发了外汇危机，这促使韩国对其金融监管机构和体制进行了大幅度地调整改革， 如今的统一监管新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

在我国金融业日趋开放及金融业监管逐步现代化的背景下，结合我国的实践情况，对处于较为发达金融市场之中的监查院金融审计进行研究、比较和借鉴，有益于推动我国政府金融审计的进步和发展。

二、监查院金融审计主要特色及我国对应情况

（一） 金融审计机关独立于政府，相对我国具有双重职能合一性。监察与审计合一的制度模式会随着各个国家体制背景的不同，表现出多样的形式。各国在建立合一体制过程中的创新，为中国审计监管体制改革提供了多元化的借鉴。其中有以波兰为例的议会领导下的合一体制、以意大利为例的司法性质的合一体制、以美国为例的对议会和总统双重负责的合一体制、以古巴为例的政府领导下的合一体制、以韩国为例的总统领导下的合一体制。

（1）双职能型的韩国金融审计与监管。韩国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审计与监查合一的国家，金融审计也不例外。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韩国在吸收以往分业监管的经验教训后，重新确立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强调金融监管的独立性，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设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2008 年又将金融监督委员会整编为金融委员会。为了审计质量得以确保，金融监督委员会会列出一个有资格的审计师或公司名单，由在列者对金融机构实施审计，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严格标准来明确审计要求下限，参与监督整个审计过程的执行。由此，韩国基本上形成了由政府的行政监管、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以及民间机构的社会监管组成的联合监管体系，而这些政府的行政监管机构也包括在监查院的审计监察对象范围内。因此，双重职能合一、上下贯通不单枪匹马，成为韩国监查院金融审计的突出特点。（2）行政型的中国金融审计与监管。我国政府的金融审计机关为隶属于国务院的审计署及其下属地方审计机关。《审计法》规定我国接受国家金融审计的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国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国有资产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以及这些部门或机构的有关人员。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财务收支只能由审计署审计。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确立以成立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三大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为标识。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相互合作的机制。 “一行三会”及根据《证券法》设立的各类金融业监管机构也是我国政府金融审计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金融业监管机构再监督的作用。

（二）金融审计目标侧重于提升抗冲击能力，相对我国更加具有前瞻性。虽然各国政府金融审计具有一些如通过审计监督促进市场稳定和政府改善等的共同目标，但它们也会表现出各自的不同点。韩国的金融业饱受金融危机洗礼，金融改革创新程度较高，而我国金融市场秩序尚需健全。所以，两国政府金融审计目标的侧重点也不同，其中韩国政府金融审计更强调对危机的防御。

（1）韩国政府金融审计侧重于防范未然的金融危机风险。韩国分别于1997年、2008年遭遇了两次金融危机的来袭。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的经济开始腾飞、经济总量突增，随之带来的20世纪90年代后的外债急剧上升，最终使其陷入外汇危机；2008年，韩国经济再次受到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环境重大改变所导致的外贸逆差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冲击。面对危机，韩国对其传统金融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而金融改革就是从监审制度开始的，如1998年实行的统一监管。同时，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使得韩国实体经济对国际市场高度敏感和依赖。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于每次危机爆发之后都不断地反思既有规则，积极推进政府金融审计的独立化、制度化改革，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因此，保障并且提升整个金融市场的抗危机冲击能力，成为居安思危意识下韩国政府金融审计的侧重点。（2）我国政府金融审计侧重于发现已然的重大违法违规事项并揭示制度问题。我国金融市场近年来也着力加强对金融危机风险的防范和把控，但审计机关在提升整个金融市场的抗金融危机风险能力方面所涉及的内容并不众多。相比之下，我国政府金融审计更加侧重维护金融市场秩序、通过发现重大违法违规事项来揭示制度问题，如审计发现的银行领域违法放贷和贷款诈骗、保险领域虚假代理和保险诈骗等；揭示的商业银行违规理财吸收存款、政策性银行商业化影响国家整体发展等，据统计，审计署每年上报国务院的《审计要情》的一半以上来自金融审计。发现重大违法违规事项、揭示制度问题，不但有力维护了金融市场秩序、提升了审计权威、有效发挥了国家审计“抵御”的功能，也是我国政府金融审计揭示体制层面问题的具体表现，通过提出审计建议，促进国家立法的完善及政策、制度的不断落实。

（三）金融审计机关与社会团体之间合作，相对我国更加具有民间参与性。韩国在外汇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金融监管与审计问题是多方面的，危机的出现也正是其整合监审机构的重要契机。审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够密切相对于监管体系上存在的多机构化非效率问题而言，同样也是不容小觑的。

（1） 韩国监查院与民间团体的社会合作。1999年设立的金融监督院是与政府金融审计机关合作的韩国社会团体的典范。金融监督院作为一家由各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民间公益机构，其主要行使按照金融监督委员会的指令实施具体的金融监管和检查活动的职能。原分属于财政部、韩国银行、银行监督院、保险监督院、证券监督院的各类监管职责，由于它的成立，全部转移到金融监督委员会和金融监督院及其附属的证券期货委员会。对资本市场金融机构的统一监管开始由该套机构负责。（2）中国“三会一行”之间的官方合作。2004 年“三会”共同签署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及合作监管办法、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旨在更好地统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彼此之间会及时告知其他各方，与其相关的重要金融业监管政策和事项的变化，或将会对其他各方监管机构业务造成重大影响的行为。若相关政策的变化会涉及到其他方的监管职责和机构，将在调整政策前对其他方通过“会签”的方式征询意见。“三会”间会协调解决监管活动中出现的意见分歧。同时，央行也同银监会、财政部等部门就诸如存款类金融机构紧急风险处置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我国实行的这种分业监管、政府审计与监察部门相互合作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适应了中国当前金融市场的实际发展需要。

三、韩国政府金融审计对我国政府金融审计发展的启示

（一）明确政府金融审计的定位，捋清金融审计和金融监管的关系。金融审计作为行业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的业务特征决定了金融行业的审计与一般审计不同。金融审计应是金融监管的核心，有一套自己的特色内容。如此说来，金融监管包含了金融审计。但是，不同于韩国政府的监审合一、统一监管、审计独立于政府等特征，我国行政性的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一直未能明确金融审计是审计机关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这一定位。金融审计未被纳入金融监管理论体系，却又行使着金融监督职能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审计系统内部也存在着未跳出审计从监管层面谈金融审计，而单纯就审计工作谈金融审计的现象。因此，要避免金融监管和金融审计在机构上的重复设置。金融审计要从微观经营入手发现有关金融监管的宏观问题、分析宏观金融政策和制度上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才能有效作用于国家金融秩序的维护以及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二）充实政府金融审计的目标，重视对金融危机风险的防御和把控。屡次危机后韩国在金融监管与审计方面进步很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正是金融危机才迫使韩国学习了西方的金融监管机制。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样也曾对我国金融产业乃至整体经济产生过严重威胁。相比之下，虽然我国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没有韩国大，但政府金融审计仍应防患于未然，将建立健全系统、严密、透明、及时的监管制度，采取保证金融正常运转的系列措施等纳入工作重点。金融审计要把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作为最高战略目标，越深入的改革开放，越发达的金融产业，越需要金融审计发挥“免疫系统”的功能。与此同时，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在健全完善金融秩序与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政府长期坚持的对重大违法违规犯罪事项的查处。因此，重视对金融危机风险的防范抵御绝不等同于放松对重大违法违规犯罪事项的警惕。

（三）创新政府金融审计的方式，权衡政府审计与社会机构合作的利弊。目前我国已逐步将“一行三会”、财政等政府部门的业务数据及其采集的各类原始数据全部置于审计范畴，并将审计署与地方审计机关的数据进行统一归集分析，整合全国金融审计资源，实现国家金融审计机关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的良好合作。但不同于韩国监查院制定了多种机制为社会团体和最高审计机关间建立合作平台，借以满足民众的期望和需求，我国政府金融审计在与社会机构的合作方面仍然有很多空白和顾虑。一方面，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并监督最高审计机关的工作，有助于审计事业的推进和对审计权力被滥用的防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审计工作极有可能影响最高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因此，韩国的合作关系提供的例子的具体成效仍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结合我国国情来说，照搬某种模式未必有效，在创新审计方式的过程中需要审慎地权衡利弊。

参考文献：

[1] 曲凤杰.韩国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J].新金融，2006（8）：26 -32.

篇4：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

一、国外农业合作社金融支持的典型模式

(一) 合作金融体系为主与专门性金融机构共同支持的美国模式

美国的农村金融包括3个部分: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由于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相对健全, 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可以从多家金融组织获得资金融通及金融服务, 其中合作金融体系服务的作用更为突出。

联邦中期信用银行、联邦土地银行和合作银行构成了美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合作银行 (Co Bank) 是农业合作社经营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创建于1989年, 2012年1月1日与美国农业银行合并。合作银行以服务美国农村金融、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业务为使命, 为美国农业生产者和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租赁、出口融资及其他金融服务。合作银行根据农业合作社的不同需求提供季节性贷款及中期和长期贷款, 其利率具有灵活性, 农业合作社可根据自身特定目标的需求选择固定利率或者浮动利率。合作银行还为农业合作社提供租赁, 租赁的类别较为广泛, 如租赁运输车辆、收割机和喷雾器、乳制品生产和包装设备设施等。合作银行提供的租赁资金可以有助于合作社减税、改善现金流、降低维护成本、腾出资金和改善资产负债表。此外, 合作银行还为合作社的农产品出口提供各种融资服务和风险缓解工具。

虽然商业银行具有趋利性, 但是在美国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25%以上的商业银行可享受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税收上的优惠, 并且为防止商业银行追逐利润而将农业贷款资金转移到其他领域, 联邦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其农业贷款利率提供利率补贴, 这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商业银行发放涉农贷款的积极性。农村电气化管理公司主要对农村电业合作社发放贷款, 年利率仅为2%, 贷款期限可长达35年。

美国的农业保险体系以1938年颁布的《联邦作物保险法》为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保险业务, 当前的美国农业保险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和代理, 商业保险公司会得到政府在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等方面的支持。主要有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团体风险保险、收入保险、冰雹保险及其他试办险种5个类别。健全的保险体系使得农业生产不至于损失惨重, 资不抵债, 还可间接遏制合作社的信用风险。

(二) 合作金融与专业合作社协同发展的综合农协日本模式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简称农协) 是综合合作社的代表, 几乎实现了农户都加入的高度组织化程度, 其业务与农户的经营和生活密切相关, 都由综合农协全权统一实施。农协主要通过系统内合作金融组织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 农协内部在县及中央一级设置合作金融和保险机构, 为基层农协开展金融支持服务, 其贷款主要用于农业或社员的生活资金。

从贷款资金的流向来看, 农林中央金库处于最高层级, 农业协同组合为最低层级, 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处于中间层级, 彼此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但上级对下级进行管理和服务。针对基层农协和农户合作金融组织的贷款方式主要有3种: (1) 票据贷款:一般用于1年内的短期贷款, 利息一般是预付。 (2) 凭证贷款:一般用于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长期贷款, 利息一般是过后支付。 (3) 活期透支:按照活期储蓄的活期合同、透支合同, 若无储蓄余额也允许支付到一定的、不超过合同规定限度的资金, 征收与贷款相同的利息。农协在利率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优惠, 但因为农协的贷款利率是以社员的储蓄金为基础的, 农协需支付利息给社员, 因此采取低于成本的利率势必对合作金融组织不利, 针对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府对发放的贷款给予利息补贴。除了有合作金融组织, 也有政策性金融组织给予农协支持。日本政府根据《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于1953年4月1日出资建立了农林渔业金融机构即农林渔业金融公库, 并对其实施财政补贴, 主要是为难以从农林中央金库和其他一般金融机构筹资的农林渔业者提供低利率、长期资本, 以增加农林渔业的生产力。该公库能根据农业发展的状况和政策不断调整贷款项目, 体现出较大的灵活性, 它主要负责对农林渔业生产者为了维持和提高生产能力所需的长期资金提供贷款, 它的贷款期限长、利率低, 为农林渔业生产者提供了很好的金融服务保障。

日本农协的保险体系也比较健全, 日本农协系统内开展的保险事业也叫农协共济事业, 农协的保险合作社与农协社员签订保险合同, 吸纳保金, 农协再与农协共济联合会进行再保险, 根据再保险合同, 农协共济联合会以100%的比率承担农协的保险责任。日本政府直接参与保险计划, 根据保险产品的类型和规模来决定是否强制其保险或自愿选择是否保险, 如主要农产品小麦、大麦和大米的保险属于强制性投保。

(三) 政府主导下多家金融机构支持的印度模式

印度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 而且也是一个农业大国, 印度的合作社可以获得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1904年政府为了缓解农村资金短缺, 颁布了《信贷合作社法》, 标志着印度农村合作社的成立, 之后政府于1912年颁布《合作社法》, 把合作社范围扩大到生产、销售、消费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在1969~1980年间, 两次银行国有化运动使印度政府直接控制国有银行, 并颁布法令设立地区农村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 外资银行与私人银行也被要求必须增加在农村开设网点, 而且农业保险体系完善, 合作社能得到很好的金融支持。为印度农业合作社提供金融支持的组织主要包括:

1. 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

它属于政策性金融机构, 总部设在孟买, 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为邦农业和农村发展合作银行 (State Co-operativ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nks, SCARDBs) 、邦合作银行 (State Co-operative Banks, SCBs) 、区域农村银行 (Regional Rural Banks, RRBs) 、商业银行 (Commercial Banks, CBs) 和经印度储备银行认可的金融机构进行再融资, 并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通过对以上银行的再融资, 将资金间接作用到农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上。贷款种类包括短期生产性贷款、中长期投资性贷款, 贷款的最长期限可达15年。

2. 地区性合作银行。

地区性合作银行主要为社员提供中短期贷款。根据功能的不同又划分为3种类型的银行。 (1) 基层信用社:由一个村或镇区域内的借款人和非借款人组成, 此基层信用社吸收社员存款并给社员提供短、中期贷款, 由于社员限定在小区域, 因此社员相互监督以防欺诈。 (2) 地区性中心合作银行:为处在同一区域的基层信用社提供贷款以解决基层信用社资金不足的问题, 是连接基层信用社和邦合作银行的纽带。 (3) 邦合作银行:它是国家各邦合作银行的最高机构, 负责调动和疏导各个部门的资金, 通过基层信用社和地区性中心合作银行发放给资金需求者。

3. 地区农村银行。

它可吸收存款, 直接向农业贷款, 为出于发展农业或农业运营及相关目的合作社、农产品营销社团和基层信用社提供信贷服务, 也为城区贸易、商业、企业提供贷款。

4. 土地开发银行。

它包括基层土地开发银行和中心土地开发银行。土地拥有者可以成为基层土地开发银行的成员并获得贷款, 它可为合作社社员提供长期低利率贷款。贷款期限一般为5~15年, 对于特定项目可以宽限还款期, 利率根据农民的还款能力在11%~12%间调整。中心土地开发银行为基层土地开发银行提供长期贷款。

5.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按照1969年《银行国有化法案》中规定, 在农村地区设立一定数量的网点, 将放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提供中短期的贷款和垫付, 并提供低于市场的贷款利率。农村地区的商业银行通过分配化肥和其他农业投入物等提供贷款, 向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机构、基层信用社、土地开发银行等提供贷款的方式向农业合作社间接提供贷款。

在农业合作社的起步阶段, 印度的农业保险在各邦中没得到普遍推广, 直至1972年印度政府直接组织、经营农业保险并承担保险责任, 并成立了印度综合保险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合作社社员农作物种植的积极性。当前印度除有综合保险计划 (CIS) , 还有农场收入保险计划、试验农作物保险、全国农业保险计划等。进行生产性贷款的农场主被强制参加相关的农业保险, 而其他 (如牲畜保险等) 由农场主自己决定是否参加保险。信贷机构给予资金扶持, 保险机构帮助农业合作社降低风险, 这有效地推动了印度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二、国外农业合作社金融支持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一) 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型金融支持体系

各国合作社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设都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目前中国无法建立像美国一样以专业金融和合作金融共同支撑的合作社金融支持模式。但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和印度的经验,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采取体系内部融资和体系外部融资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 建立以政策性银行为主体, 以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农业银行为依托, 以小额信贷为补充的正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 应发挥专业合作社的优势, 鼓励具有经济实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办或者采用联社共同兴办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形式, 为合作社实行内部输血。为此, 政府部门应为合作金融加强政策环境、资金扶持等保障制度建设, 同时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 进行风险防范。此外, 还要加强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的金融制度建设。

(二) 农村信贷机构应积极承担支农重任

国外的农业合作社可从多个金融机构获得生产、经营、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需求的贷款。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虽已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金融及新型金融机构共同组成的格局, 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但现实情况是政策性金融支持有限, 商业性金融趋利经营明显, 而合作金融实力较弱, 还难以成为支撑合作社金融的主体。因此, 中国的政策性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应该积极承担支农重任, 实施对合作社的政策倾斜。增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放款比例, 形成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支持的格局, 以此来增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供给。

(三) 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国外的合作社贷款利率普遍较低, 贷款期限种类多, 对于特定项目可以宽限还款期, 贷款方式灵活。而中国的贷款利率相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偏高, 贷款期限种类少, 如贷款期限比实际需要短的贷款, 不能帮助合作社解决资金需求。按照金融机构既定的贷款期限种类选择贷款期限比贷款需求长的, 又会使合作社背负利息负担, 影响收益。再者就目前中国信贷机构对合作社的贷款来看, 多集中于短期贷款, 长期贷款比重偏低。《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管理办法》规定:支农再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 且不得借新还旧, 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期金融贷款难以获得。中国的信贷机构应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及生产、销售过程中资金的需求, 以及基础设施投入等不同需求, 设计多个种类的信用工具来改进借贷过程中因种类少且固定的信用工具导致的供给错位的情况。可借鉴国外经验将贷款利率设定在一个范围内, 对特殊项目或资金紧缺并亟待发展的合作社可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 贷款期限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

(四) 完善中国的农业保险体系, 促进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保险, 美国、日本、印度3国保险机构对农业的保险覆盖范围广, 特别是美国对其国家的自然、经济、社会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日本和印度政府直接参与农业保险, 而且农业保险还有强制险和可选择险之分, 而且赔付力度大, 这对稳定农村经济和合作社的稳健发展都极为有益。目前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程度低, 处于试点或险种设计阶段, 而且存在区域差异, 经济发达地区较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地区的保险产品及发展规模都较高, 急需疏导保险资金的流向。因此, 中国应尽快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推进保险事业的发展和促进农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保险机构可增加农业的保险险种, 扩大保险范围;政府成立专门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 地区政府可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及财政资金成立互助保险机构, 进一步分散风险;对于具备规模不大的或重要的作物、牲畜、林业等可以借鉴日本和印度的模式采取强制保险, 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配合应用来防范风险;可实行农业保险的再保险, 以此来深化保险的服务和保险的安全性, 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抗风险性。

(五) 加强政府支持保障体系建设

篇5：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

【关键词】会计体系；会计改革；国外政府；国内政府；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已成必然趋势，国内的政府会计也正加速走向国际化，但会计体系的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确保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能够为人们提供更详细全面的会计信息，进而提升政府财政的收支透明度，并提升相关职能机构的工作效率。

一、国外政府会计体系分析

1.美国政府的会计体系分析

美国政府的战略制定大多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层层审批及投票表决，在各地方政府部门，权责发生制并非都会发挥作用，而是仅在部分领域实施了权责发生制，如退休金的改革当中就实施了权责发生制，藉此对成本进行确认，以促进资源利用最大化，使人们能够安心工作，同时实现社会财富经验的积累。美国的政府会计体系已在很多方面实施了改革，根据其国情，美国会计体系中设置了两套系统，地方政府与中央联邦使用的会计准则是不同的，其会计体系遵循联邦制的形式，分开实施，互不干扰。另外，美国政府会计体系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对于不同时期，政府会计的改革目标是不同的，其中，初期目标是运用财务记录进行腐败抑制，该目标实现之后，财务管理的高效率性就成为政府会计改革的下一目标，这就能够充分发挥财务报告的作用，使之成为政府政绩监督与审查的最有效武器。

2.新西兰政府的会计体系分析

新西兰政府会计所采取的是一步到位式的改革模式，其改革是较为深刻及全面的。通过6年的时间，新西兰大部分政府部门的会计工作都实现了向权责发生制的改变，其财务报告从整体上转变成了权责发生制，到1994年，新西兰政府已经全面地建立起了权责发生制下的财务预算及管理系统。改革之后，新西兰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少明显，其收支与结余状况由原来的财政赤字转变为盈余，同时，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也十分显著，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总体来说，新西兰政府会计的改革非常成功，值得我们借鉴。

3.法国政府的会计体系分析

法国政府的会计管理模式是集权式的，其地方及中央政府均实行统一的会计管理。法国政府会计原来只是预算会计，仅对现金的收支进行记录，而对于政府的资产负债等方面则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故不能准确计算出政府公共服务成本，也不利于政府的财政情况审查。为了提升财政管理能力，法国政府对其会计体系进行了改革，并分别构建了三套政府会计模式，即预算会计、成本会计及财务会计，这三套会计体系是相互补充及独立的，与此同时，经过5年的时间，法国政府构建起了权责发生制下的财务报告，这种体系下的财务报告更适合现代法国政府的财政处理情况，有效提升了财务的透明度，增强了政府的运行效率，可见，法国政府会计改革也是比较成功的。

4.意大利政府的会计体系分析

意大利政府的会计改革所采用的是分步到位模式，即从地方政府开始，逐步过渡至中央。意大利政府分为行政区、省及市镇三级，国家宪法承认各行政部门的会计自治权，其政府会计基础并无内在的一致性，相关法律也规定，会计准则当中的折旧法及计量屬性是可以不同的。意大利政府的会计改革中，针对财务会计制订了新规则，并重新设计了管理模式：中央政府实施收付实现制，地方政府实施权责发生制，地方政府制定会计报表的时候，会把会计的资产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进行结合应用，并有效记录相关事项，以便会计审核。

二、国内政府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国内政府会计的主体不够清晰

国内政府的会计核算本来以预算会计作为主要模式，中央与地方政府均是预算会计主体，但随着国内经济的深化改革，政府会计在主体界定方面存在了一些争议。通常而言，在会计主体核算时，需要考虑政府的部门性质，并真实反映出财务情况与运营状况，但在国内的政府会计体系当中，仅对政府的会计收支状况实施核算，对政府财政工作发展状况的反映并不真实。同时，有些事业单位本应归入改革试点，但未按照计划予以实施，在支出核定时仍采取传统基数的方法。这种主体界定的模糊性，使得财务监督及核算存在混乱情况。

2.国内政府会计的相关制度完善度不够

近年来，国内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相应的政府改革进程也要加快，但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大，国内政府会计工作并未实现制度化。根据新预算法规定，政府收入应该归入预算体系中，但国内政府的会计工作并未将政府收入纳入其中，仍然在预算体系外循环，导致很多部门的财政资金进入了“小金库”当中。其次，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国有资本预算原本应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可现实并非如此，仅有部分国企收入被纳入了预算体系中，一些国有银行并未包含在内。另外，预算法原本的影响对象为各级政府的预算编制与整理，但国内地方政府仅在一般性的公共预算编制上较为成熟，其他预算编制还很不完善，如社保基金方面的预算就有一些缺陷，仍存在收支不平衡的现象。

3.国内政府会计的核算基础也不够完善

国内政府会计制度原本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该制度下政府的赤字与借债需求是相接近的，也符合我国政府早期的管理特点，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职能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原来的会计核算形式已不符合现代政府的职能定位，很多问题已无法通过收付实现制予以解决。例如，对于长期积累债务及拖欠的费用不能有效核算，资产损耗也未考虑在内，不能有效反映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所付出的成本及商品，财务报告也不能有效反映政府财务及绩效情况。

4.国内政府会计报告内容完整度不够

国内政府的会计工作当中，存在核算及报告内容不够全面的情况，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政府财务的运营及收支状况。在总预算当中，各级政府有的明文规定了核算内容，有些则并未规定此方面内容，同时，会计报告对政府的固定资产与资产净值状况未作计量，对于国有股权与有价证券等方面也未予以确认，而且国内政府的会计工作结果并不是很准确，一些会计信息未能得到真实呈现，加大了政府的财政风险和预算难度。因此，加强对于会计报告内容的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三、国外政府会计体系分析及对国内政府会计改革的启示

1.国内政府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应用需具体分析

为了提高国内政府会计体系改革的合理性，对国外政府的会计体系进行借鉴是必要的，但因政治环境及经济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具体的会计体系改革还需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首先，我国需要依据本国国情寻找适合国内经济的会计改革之路，如美国的会计系统所采取的是基金形式，其预算及财务报告的成本计量是不同的，国内在实施会计改革时就不能完全照搬，需要借鉴其中对自身有益的经验，并分析国内政府会计的改革效果，将权责发生制的应用程度与国内国情进行有机结合，依据国内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引入权责发生制，以满足国内经济改革的现实需求，给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最终推动国内会计核算与国际社会相接轨，为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外汇管理及结算提供方便。

2.国内政府会计的改革要逐步实施

国内实施政府会计改革时，可先在一定范围内试点，进行小规模的研究，通过经验总结，逐步推广使用。由于各地方政府及管辖区域的经济情况不同，对于会计改革的广度及深度应根据现实条件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可先实施权责发生制，通过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探索纠正方法，并提出合理的改革方案，进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实施，最终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此做法不仅可以降低会计体系改革的风险，也能避免操作步骤的复杂化，同时还能降低改革的工作量。另外，要注意总结试点区域的教训及经验，会计改革势必会触及一些根本利益，改革当中应张弛有度，有效把握会计改革的进程，将相关利益集团逐个攻破，以实现会计改革目标。

3.科学制定相关的会计改革方案，并统筹规划

从国外政府的会计改革状况看，均针对会计管理模式实施了科学全面的规划，与意大利及法国等国家相比，国内的政府管理机构及体制设置更加复杂，政府会计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更大，构建会计信息系统及人员培训的任务更加繁重。为了有效推动国内政府会计改革，可借鉴国外的会计改革形式，从总体上进行科学规划，强调重点突破，先易后难，逐步地推动改革进行。在充分保证改革系统性的前提下，科学制定会计改革方案，对政府会计的改革原则、内容及目标等予以明确，以促进国内政府会计改革的顺利实施。

4.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大人才培养与有关系统的开发力度

为了确保会计体系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目前，我国与预算法相关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应依据改革的实际需求，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修订和补充，为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有效提供法律方面的保障，规范资产、负债等会计要素方面的处理办法。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改革不仅包含会计制度的变革，还包含软件系统的更新及会计人员的技能培训等，因此，要尽快对预算软件进行调整升级，并努力提升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专业培训来提升其业务素质，打造优秀的会计工作队伍，为会计改革的顺利推动提供重要保障。应注意，相关培训工作应该形成制度化、规范化，以有效实现资源优化，加快会计改革的步伐。

5.强化政府审计监督的职能，构建全面的监督体系

要保证国内政府的会计改革顺利实施，还应做好政府审计监督工作，有效完善相关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制约作用，逐步完善权责发生制下的监督体系。为此，首先要加强立法工作的完善，从法律方面加强政府财政资金的监管，提升财政监督的法制性与权威性。其次，要对财政资金的收支状况实施全面考核及监督，并积极完善信息公示制度，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公开财务信息，构建畅通的公共监督渠道，有效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不断提升政府的财政管理能力。

四、结语

为了更好地满足政府的公共管理需求，很多国家引入了权责发生制，与原来的收付实现制相比较，权责发生之下的会计核算更具优势。我国也引入了权责发生制，这使得我国原本的会计体系出现了很大变化，会计功能也发生很大转变，在此背景下，要想确保会计改革的顺利实施，需要国内政府根据实际国情，合理借鉴国外的会计改革模式，使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有的放矢、少走弯路，最终实现国内政府会计工作的不断优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黃保华.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改革研究[D].重庆工商大学，2013.

[2]张璐源.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4.

[3]杜金爽.中美政府会计制度比较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5.

篇6：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

一、国外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特点

(一) 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

17世纪和18世纪人本主义思想的盛行为残疾人回归普通社会, 接受普通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民权运动提出“分开即不平等”的口号, 要求不同种族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于是“多元文化主义”开始盛行。虽然多元文化的初衷是应对种族问题,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争取教育机会均等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融合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妇女运动强调保障所有人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女童和成年女性不能因为性别问题而被排斥在学校之外, 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以减少种族仇恨为宗旨进行了整体的学校改革 (1) , 特别是从“正常化”原则开始的一系列带有融合性质的运动, 如“去机构化”、“回归主流”、“最少受限制的环境”和20世纪80年代融合教育思想的正式提出, 都是不断推进高等融合教育发展的思想源泉。

(二) 完善的法律法规。

法律的出现, 首先代表的是国家意志, 体现了一个国家对相关内容的重视和支持程度。这在国外高等融合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美国联邦立法中对残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两个法律分别是1973年的《康复法》和2008年修订的《美国残疾人法》。1973年《康复法》是第一个影响残疾学生在高校获得联邦政府经费的重要法律。该法强调高等教育有为“残疾人”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责任且规定高校“有积极行动的义务” (2) 。随后美国在2008年颁布《高等教育机会法》, 对教师素质、残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及国家的援助等方面有了新的规定 (3) 。《康复法》对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利给予了保证, 但这仅对公立大学有效;《美国残疾人法》是美国历史上保护残疾人最全面的法律, 旨在“对残疾人减少歧视”和提供“反对歧视残疾人的执行标准” (4) , 禁止在就业、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交通运输和电信方面歧视残疾人, 无论私立还是公立大学都在其规定之内。这两个法律都认定歧视残疾人是非法的, 并要求大学为这些残疾学生提供支持。

(三) 有力的经济支持。

经费是残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保证之一。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通过引入具体的经费扩大对残疾学生的帮助。其经费一方面用来改善高校环境使残疾人能够在大学校园中生活, 另一方面用来发展帮助残疾人日常生活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功能主要是协调学生的支持需求, 并确保为个人提供合适的设备和照顾 (5) 。美国有非常多的为残疾学生提供支持的项目计划, 如华盛顿大学为残疾学生提供的DO-IT服务, 为残疾学生提供多种从联邦政府到学校的奖学金、贷款等经费支持;而各州也会为残疾学生提供职业康复项目及一般性奖学金和助学金等 (6) 。

(四) 广泛参与的社会力量。

支持体系的建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作为政府来说, 可以从上而下地制定政策、提供经费。但是如果缺乏民众的参与, 那么支持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社会力量既是支持体系的参与者, 更是监督者和推动者。以美国为例, 伤残退伍军人是早期高等融合教育的推动者。由于战争导致大量军人和其他战争受害者成为残疾人, 他们的生活和发展问题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促使伤残军人对接受再教育产生了强烈的渴望,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群体的需求。除残疾人本身外, 与他们相关的社会力量如家长、相关团体等是另一股推动和促进高等融合教育发展的强大力量。家长在残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通常家长的意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

(五) 相对成熟的基础融合教育保障体系。

基础融合教育的高度发展, 为残疾学生适应高等融合教育提供了条件。西方欧美国家作为融合教育的发源地, 其基础融合教育的发展程度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这就为残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从知识、心理等方面提前做好了准备。基础融合教育的发展, 也为高等融合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同时, 基础融合教育的高度发展, 在社会文化氛围方面也为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营造了舆论接纳氛围。这些都是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所在。

二、国外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 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容忽视。

政策立法所取得的成绩并不能彻底地改变残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现状。

首先, 尽管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对残疾学生的认识等方面有所改善, 但是低入学率和高辍学率仍然是一个问题 (7) 。残疾学生的到来给高校带来巨大的挑战, 这不仅仅是让他们如何进入教学楼的问题, 更是涉及如何安排课程、教学、评估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尽管高校有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准则, 但是怎么做及在实践中做到什么程度却没有确切的规定。

其次, 关于残疾界定的不清晰, 使得政策执行时存在一些漏洞。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案修正案》特别强调美国残疾人法案存在的问题, 包括残疾定义的清晰表述。Heyward描述了很多学院和大学在实施该法时面临的问题, 尤其是军队和高校所使用的残疾定义可能并不相同, 使得残疾学生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8) 。

再者, 残疾学生对残疾身份的不认同致使政策的实施困难重重。学生获得“残疾学生补助”的前提是承认自己有残疾, 但立法在这个方面的规定则缺少对残疾学生自尊的考虑。这可能成为影响立法公平有效实施的一个障碍。相对于残疾而言, 学生更愿意选择其他的身份, 如单亲家庭, 基督教徒或同性恋。很多学生希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所以他们不愿意告诉其他同学或老师关于自身的障碍。尤其是与肢体残疾和感官残疾的学生相比, 那些阅读障碍或精神健康有问题的学生, 更难以认同自己的残疾身份。

(二) 文化氛围的营造仍显不足。

不管上述各种法律存在何种缺陷,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法律一方面试图为残疾人创造社会的、经济和公共的空间, 另一方面逐渐让人们认识到在这些领域需要作出调整。但是法律无法改变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要实现对残疾学生的积极支持需要的不止是立法的改变。所以对于大多高等教育机构来说, 简单、机械地完成法律规定的义务是远远不够的, 更需要通过文化氛围的改变来真正实现融合。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残疾学生涌入高等院校, 文化氛围和高校师生的态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 高校支持服务欠缺对新增残疾类型的关注和经验。

在高校中不断增加的残疾类型, 尤其是那些隐性残疾为高校的支持服务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些学生虽然没有明显的外观损伤, 但是他们所需要的支持服务也许比显性残疾的学生更多, 也更具有难度。这种难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以往经验的缺乏, 因为在过去高校接收较多的是感官或肢体残疾的学生。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们自身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然而, 这是高校今后发展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多的面临和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

三、启示

(一) 融合理念的营造是建立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根本所在。

一个接纳和支持的社会文化环境是高等融合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只有整个社会接纳和认可了关于平等、参与、多元的融合理念, 才可能真正建立和发展一套完善的支持服务体系。换言之, 支持服务体系存在的依据是融合理念, 要实现的也是融合理念。所以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融合理念的支撑。对于我国而言, 虽然从近代到现在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之争颇多, 但是孰优孰劣至今无法说清。只因为每种文化诞生和成长的土壤不同, 适应的国情也不尽相同。所以融合理念的营造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 而是寻找东方儒家文化和西方民主、平等观念的结合点, 形成中国本土化的融合文化。

(二) 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建构方式是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有效性的保障。

虽然文化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念,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作。但是仅以文化来保证一个新理念的推行, 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从前文关于国外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特点不难看出, 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建构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层次性看, 从政府到学校再到民众都被纳入支持体系之中。这使得整个支持体系获得从国家到个体的支持, 从而更稳固;就涉及内容看, 从思想文化到法律法规、经费等都囊括其中, 对高等融合教育起到一个全方位的支撑作用。我国在建构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时虽然也有层次性, 但更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实施方式而容易忽略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虽然支持体系的建构涉及多方面, 却存在全而不精的问题。这些都是我国今后在建构高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

注释

11 黄志成.全纳教育——关注所有学生的学习和参与.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10.

22 Kaplan, W.A.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Legal implic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2nd ed.)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1985.

33 郝梅荣.美国《高等教育机会法案》中关于特殊教育的条款及其启示.大观周刊, 2011, 529 (21) :23-24.

44 Paul, Stanley.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2000, 34 (2) :200-211.

55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 Improving Provision for Disabled Students:HEFCE Strategy and Invitation to Bid for Funds2003/05.Bristol:HEFCE.http://www.hefce.ac.uk/pubs/heface/2002/02%5F21.htm.2002-02-21.

66 卢茜, 雷江华.美国高校残疾人服务特点及对我国高校的启示.中国特殊教育, 2010, 9 (123) :28.

77 Dutta, A., Scguri-Geist, C., &Kundu, M.Coordination of postsecondary transition servic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2009 75 (1) :10-17.

篇7：国外政府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主要特点分析及启示

【关键字】西方风电现状；西方风电发展趋势；中国借鉴措施

1、前言

目前而言，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以及社会化形式的不断发展和改进，我国的风电资源的开采力度也随之快速增长，在连续几年的努力之后，相关人员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在发展阶段，他们仍面临着资源能否可持续性开采和利用的挑战，其中包括因设备不完善、不能对风能有效控制、风力开采技术的先进、国内的电网传输设施不配套和政府对资源开采部门监督不够等问题，这些都极大的造成了风力能源的浪费。因此，借鉴国外的电力能源开采方法来解决我国在能源规划方面的不足刻不容缓[1]。

2、国外风电并网现状及特点

2.1单个风电场大多规模较小，风电主要分散接入配电网

西方许多科技大国最初想实现地域风电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是针对现阶段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等问题，而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依照地形所采取的小规模、小设施对风能的挖掘，这一过程必须紧密结合国内以及国际间配电网输送、集聚和分散功能，其中分散电力到各个需求场地贯穿整个电力输送过程，也是风电事业最终实现的目的。

2.2风电大规模并网依赖于坚强电网的支撑

对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如丹麦来讲，实现大规模的风电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对国内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除了利用国家地域内部的最强大的风电开发设施设备以外，丹麦还积极的实现了贯穿整个国内以及其他利益联合国之间的统一的电网，这一措施扩宽了丹麦西部电网与欧洲其他大陆国家的电力交易平台。

2.3大规模风电并网需要其他电源的支持和协调发展

丹麦电力使用结构以火电、风电为主，2008年电力设施总生产量1315×104kW，其中火力发电的总量为998×104kW，占电力总生产量的绝大部分，风力发电总量为316×104kW，占总装机容量的24.0%。但北欧4国电网联系紧密，北欧电网中水电约占总装机的50%，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约占总装机的5%，其中约2/3的风电安装于丹麦，北欧电网中的大量水电为丹麦风电提供了足够的调峰支持。美国自2005年以来新增装机主要为风电和燃气电站，2008年燃气电站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比重高达41.4%。以此可见，风力发电只有在其他发电方式的协调下才能实现其巨大的开发潜力[2]。

3、国外风电并网有利政策法规以及并网发展趋势

一、各国家针对丰富的风电资源积极制定了完善严格的电网政策法规，详细的规定电力开场的规模、电力设施技术水平指数以及实现电网并使用前提阶段的要求。对于能源和经济地区分布不均衡的西班牙而言，并网模式的应用实现了把北部和南部电力资源集中，并将沿海地区的电力资源输送到经济落后但资源需求高的中部区域。这一有效举措将会被许多资源分布不均匀的地区所采用，以此风电并用会成为世界许多国家解决全球变暖、资源紧张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利用方式。

二、各国对于风电收购之中所伴随的风电输送过程出现的电力容量变化，进行了相关政策调整。随着风电开发规模的增大，风电输送容量不足的问题逐步显现，如德国，它的经济中心逐渐由北部沿海岸转移到国家南部地区，同时，对于北部风电能源的利用也更加广泛，但是目前现有的电力输送设备不能有效的满足南部地区的经济需求。所以针对这一问题，德国积极的规划和扩展输电网以扩大风电消纳范围和规模，增加风电并网在未来实施阶段的利用潜力[3]。

4、我国借鉴西方经验对本国风电发展问题解决措施

①优化电源结构，合理配置调峰电源，解决风电大规模发展带来的系统调峰问题。从国外风电并网经验看，风电与其他电源协调发展的关键是系统调峰问题，应优化电源结构，增加电源装机中调峰电源和灵活调节电源的比重。应在具备抽水蓄能站址资源的负荷中心地区，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在天然气供应有保障地区，建设一定规模的燃气电站；建设大容量高效率燃煤机组，参与系统调峰。

②建设坚强智能电网，解决风电大规模接入和输送问题。坚强电网是风电大规模发展的支撑和载体，我国风能资源分布集中，与负荷中心呈逆向分布，本地消纳能力有限，需加快构建坚强的互联电网，加强跨区输电线路的建设，扩大风电的开发规模和消纳范围。

③健全相关法律，制定发展规划，加强并网管理，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应适时调整风电收购政策保障系统安全稳定和总体经济高效；将风电规划纳入能源电力统一规划，实现风电规划与电源规划、电网规划的协调，国家规划与地方规划的协调；制定出台强制性的风电并网技术导则等技术规定，建立风电机组测试与认证制度[4]。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