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书桌（精选7篇）
篇1：魔法书桌
“爱心书桌” 西安、南阳站 接力爱心 捐献书桌
西安站 爱心书桌捐献鲁甸灾区
金风送爽，桂子飘香，2014年8月23日，由兰宝帝斯全程冠名的团装网第37届建材家居家电团购嘉年华在西安绿地笔克国际会展中心盛装启幕。嘉年华现场我要装修网（团装网）与陕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启动了“爱心书桌”第八场捐赠活动。“爱心书桌”是以家居建材为主的爱心商家参与捐赠，旨在为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学生提供书桌，营造良好学习环境的一项长期公益行动。
前不久，云南省鲁甸县发生了6.5级地震，百万人受灾，当地孩子们的校园毁于一旦，片瓦无存，望着那一双双对知识渴求的眼睛着实让人心疼不已，此次爱心书桌活动就是为了在第一时间将爱心送抵灾区，经与灾区当地民政局联系得知灾区正在进行道路抢修，一旦道路恢复畅通爱心书桌会及时送到孩子们的手中，让孩子们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美书桌以便在宽敞明亮的新教室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对于爱心书桌的到来孩子们满心欢喜，从他们翘首以盼的神情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希望。
捐赠活动现场包括兰宝帝斯沙发﹑绿森林硅藻泥﹑丹麦印象沙发﹑能率热水器﹑美哥橱柜﹑红日厨卫﹑启德凯丽集成墙纸﹑团装网装修管家﹑乐派家居﹑泰丰木业在内的众商家积极踊跃地捐赠书桌，向灾区的孩子们献去爱心。南阳分站 爱心书桌创建爱“新”课堂
爱心接力不停歇，公益时刻在进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我要装修网南阳建材家具团购会于南阳市龙鑫国际大酒店隆重开幕，团购会现场，商家们热情高涨地参与了由团装网与卧龙山教体局共同主办，南阳义工联社协办的“爱心书桌”第九场捐赠活动。活动现场美枫情地板﹑意利宝橱柜﹑大信橱柜惠﹑万家陶瓷柜﹑杜菲尼卫浴﹑吉斯家具,美心工艺门等商家纷纷捐献了书桌，用行动送去关爱，给予孩子们希望。
8月31日上午十点携带着承载众商家关爱的爱心书桌，我要装修网﹑南阳义工联社以及南阳网友等众多爱心人士共同走进南阳市青华镇前所小学，将爱心书桌捐赠给这里的孩子们，学校的金校长热情接待了大家，并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从金校长那里得知，学校现在教学条件还很薄弱，不少孩子的课桌凳还靠修修补补使用，但幸运的是遇到了这么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让孩子们的未来变得美好，也为更多的贫困农村孩子们解决了很现实的问题。金校长还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并赠送我要装修网爱心人士一面锦旗表示感谢！一场又一场的爱心书桌捐赠活动，一次又一次将爱心书桌传递给对未来充满渴望的孩子们，一方小小的书桌却载满了整个社会对于身处困境的孩子们的热切关怀，我们要将这份爱心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收到爱心的孩子们充满正能量，用感恩的心创造自己的美好未来！
篇2：魔法书桌
要着重了解下学习桌的大小是否合适(主要是桌子的长度和宽度)，是否能满足孩子长大后也能使用，高低是不是可以调节的，特别是男孩子长的快，更需要挑选好规格款式合适的桌子。
儿童书桌的材质很重要
目前市场上有樟子松的，纹理直，结构适中，材质轻软，干燥性能良好，是最好的板材。还有刨花板，由于刨花板有表面平整，可装饰性强;静曲强度和内结合强度都较高;加工性能优良;翘曲变形小，尺寸稳定性好。它的缺点是吸水厚度膨胀率大，产品的重量大，且握钉力较低，不宜进行多次拆装。密度板由于材料质地耐冲击、容易再加工，是制造家具的良好材料。
儿童书桌的安全性要重视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款式的学习桌：可折叠的、斜面的、水平面的、调节高低的、扩展桌面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为孩子使用方便，但是前提是它的设计是否是安全的，可折叠的是否会夹到孩子的手，折叠前后桌角是否会存在安全隐患(孩子不小心磕到)，所以要选择桌角圆弧设计的桌子。
儿童书桌的功能要齐全
现在的儿童书桌要求的是矫正坐姿，预防近视。所有现在的学习桌都有托肘板设计。还有斜面写字好，还是水平面写字好?首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是水平面的，这么久都没有人纠正，应该是最科学的方式吧!其次，斜面状态，书本不稳定容易滑落，孩子不可能一直压着书本的。最后，学习桌的托肘板在斜面状态下是与身体呈70多度角往下滑落，孩子很容易把两臂直接放在桌面上，然后趴在桌面上，那么托肘板的矫正坐姿效果就明显消弱了。
儿童书桌的清洁与保养
1、儿童书桌切勿沾上有色水或酸碱溶液，若占上水，立即用干布吸干水分，如沾上有色液体或其他有害液体，应立即根据家具标签要求进行干洗或水洗，不可水洗漂白，发现松脱线头，不可用手将它扯断，应用剪刀整齐地将之剪平。
2、儿童书桌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当高温物体摆放在家具上时，必须用隔热垫子垫在底下，以免影响其使用寿命。儿童书桌应该摆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如果儿童书桌侧向摆放应该保证光线从左侧照来。儿童桌椅尽量少而且靠墙摆放，以扩大儿童的活动空间。
3、平时不宜用重物敲击儿童书桌，拖磨表面，或在儿童书桌椅表面切割东西，或施于重力清洁表面。也不宜用与家具原漆色漆不同的颜料修补儿童书桌。每隔一年要对儿童书桌刷一次凡立水清洗，以保持色泽鲜艳。
篇3：书桌上的幸福时光
桌上有一条最深的裂纹, 是在上中学时的一天晚上突然发现的。记得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先翻开《红楼梦》读上一段, 那晚正好看到林黛玉带着满腔幽怨魂归故里的时刻, 抑制不住的悲伤让我趴在桌上泪水汹涌。待情绪平复下来后, 一条宽大幽深的裂纹就清晰地横亘在眼前。我惊讶自己的粗心, 对陪伴了多年的朋友居然漠不关心。赶快找出白条的胶布, 将那条深深的裂纹仔仔细细从头粘到尾, 老书桌在那一刻才被我重视起来。
细细回忆, 在和书桌相伴的岁月原来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每天晚饭后坐下来, 打开台灯, 静谧的房间只有墙上的身影晃动。我经常会望着偌大的影子发上一会儿呆, 再掏出作业一本一本地做。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便又开始发呆, 或者索性摊开本子一头钻进热衷的文字游戏中。将一个个词语排列组合, 组合出各种类型的句子, 再把这些句子颠来倒去变成一篇篇小文, 像是搭积木或是盖房子, 随心所欲建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式。极偶尔会组合出一些闪着灵光的篇章, 便拿起来一遍遍地看, 还学着电视上的播音员拿腔拿调地读出来, 读完后自己偷偷笑。现在想来, 那样的夜晚真美呀, 就像静静流淌的小溪, 回响在那颗幼小的心灵里, 变成一首永远唱不完的天籁清音。
现在的我有了自己的家和可爱的女儿, 依旧的, 每天晚饭后会和孩子一起坐在宽大崭新的书桌前, 拿出图画书, 跟着书中的小熊、小狗、小刺猬学习怎样洗手, 怎样吃饭, 怎样帮妈妈做家务。我想, 等孩子长大后, 书桌前的时光也会成为她童年幸福的回忆吧。
每次回到老家, 我还是喜欢坐在老书桌前, 把裂纹上的胶布换上新的, 擦擦台灯, 翻翻抽屉, 翻出那时候的一些只言片语, 在青涩的文字里寻找那个灯下读书的小女孩儿的影子。
红城堡点评:
篇4：无处安放的书桌
不过，在距离完稿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一纸拆迁通知把这个美丽优雅的故事转回了荒诞的曲调。如故乡一般平静的田园生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家门口突然被挂上的“违章建筑”条幅，大音量播放拆迁通知的宣传车，在挖掘机前突然崩塌的院墙，还有一群每天在家门口晃来晃去的“壮汉”。
阎连科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之一。过去20年间，他的小说屡次获奖，其中大多是用荒诞的虚构内容来反讽现实。可现在，他却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的荒诞远远超出自己小说的描述”。
“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相比，我所有小说都变得正常了。”他说。
我当时简直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这里写作，度过余生
阎连科曾经在新闻中看过不少关于拆迁的故事，但却从没想到它们会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
在收到拆迁通知的前一年，这位军队出身的作家刚从单位分配的公房里搬出来，搬进了位于“花乡世界名园”的新房里。这片别墅小区毗邻北京南郊的世界公园，每栋房子都有巨大的落地窗，漂亮的花园、土地。小区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还有两大片清澈的湖水。
阎连科的故乡，是河南嵩县的一个小村庄。在20岁当兵之前，全家人都靠务农为生。当看到这片充满农耕田园风光的小区时，他开始怦然心动。
“我当时简直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这里写作，度过余生。”阎连科说。他马上决定住进这里，并且计划写一本像《凡尔登湖》那样的书，描写这里的自然之美。
尽管曾经被排入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但凑齐120万的房款和40多万的装修费用，阎连科还是费了些周折。2009年底，他搬进了新房，一边在屋后的菜地种些芹菜、萝卜，一边在书房里读书、写字。
仿佛是新居带来了无尽的灵感，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出版了三本新作，计划中描摹故乡田园生活的新书也完成了四分之三。他已经想好了，要用小区的门牌“711号园”来命名这本著作，并且它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但在他给新书写上一个漂亮的结尾之前，这段“奢侈”的生活突然结束了。今年4月，阎连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A4纸打印的通知。小区的开发商在通知中告诉他，因为北京市万寿路南延的工程规划，小区即将面临拆迁。
“当时我觉得，拆就拆吧，也没什么。”阎连科说，“毕竟这都是国家的规定，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
在这位作家的想象中，拆迁应该是一个很平静的过程：工作人员把所有买房的人集合到一起，给大家念一个文件，宣布赔偿标准；业主们在一起讨论讨论，不同意的再谈，同意的就直接拆除。
因为觉得这是个“太正常的事情”，阎连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要“配合国家的安排”。他甚至计划好了，在房子被拆掉以后，用拿到的补偿款在附近再买一套类似的房子，继续自己还没完成的书稿。
可现实的发展却与想象中背道而驰。这位作家没有等来“给大家宣读文件的大会”，只有一位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通知他，到小区边上临时成立的拆迁办公室去“谈一谈”。
“拆迁款的金额已经定了。”在那个由别墅改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每家房子赔偿50万元。如果‘表现好’，还能再拿到70万的‘奖励’。”
听到这些，阎连科不干了。他在平时的讲话中语调谦逊温和，但当时，他却忍不住指责工作人员的说法“太荒唐”：“为什么拆房还要奖励，还要看表现好坏？你们赔偿金额是按什么标准定的？”
对面的工作人员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简单地说：“那是政府的规定。”
第一次的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回到家里的阎连科并没有太多愤怒的感觉，他还打算继续自己的生活，写完剩余的书稿，可平静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7月中的一天，在书桌前写了一上午文章之后，他走出房门，打算散散心。可没走多远他却突然发现，小区的围墙竟然不见了。
从邻居的描述中他才知道，当天早上7点多，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几十个穿着灰色制服、黑色靴子的年轻人，领着一辆挖掘机过来，扒掉了小区的围墙。邻居们没有能力组织反抗，一位准备拍照的邻居，甚至直接被对方摔坏了刚买的单反相机。
当了一辈子文人的阎连科被这些消息“吓坏了”。之后的几天，让他害怕的画面不断上演：自己家门口总有些壮汉晃来晃去；没多久，他又眼睁睁地看着一辆挖掘机开进小区，用几十分钟的时间把一栋房子铲成了一片废墟。
“这看着太吓人了。”阎连科说。他赶紧回家收拾好行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那座像“故乡田园”一样的新家，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
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可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
阎连科曾经在过去的作品中虚构过很多荒诞的情节：一座人人都有残疾的村庄，或者一个不被常人理解、却广受精神病人好评的大学教授。可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却无奈地发现，一些发生在真实生活里的情节，自己却怎么都无法想象、无法理解。
搬离新家之后，阎连科并没有和拆迁人员失去联系。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每天打电话要求他尽快去签约，催促的短信更是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在每天更新的短信里，拆迁的工作人员有时劝说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抓紧时间洽谈相关事宜”，有时又警告他“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蛊惑，不要为了个人利益，阻碍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最近的一条短信的言辞更加严厉：“请您……认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这样的语气怎么行呢？” 阎连科摇了摇头，显然，对于他和他的邻居们，这些严厉的短信并没有发挥作用。“有时候我真替他们着急，恨不得帮他们编几条短信出来，换上温和一些的语气。”他说。
與以往常见的拆迁案例不同，“花乡世界名园”的业主大多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有的在美国、香港从事金融行业。不过，面对拆迁，他们与其他阶层一样无计可施。阎连科说，自己和邻居们只想要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可拆迁工作人员对此却始终讳莫如深。
十月初的时候，阎连科第二次来到了拆迁谈判的地方。那是小区里的一座别墅，现在大门口被挂上了一块机关常见的巨大白色木牌，上面用黑色字迹写着“拆迁指挥部”的字样。
在这里，阎连科告诉里面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要求和上次一样，只希望看到说明修路规划和赔款依据的文件。而对方也给了他与上次完全一样的回答。
“这是政府的规定。”这位工作人员说。
“这是哪一级政府的什么规定？”阎连科追问。对方告诉他，这是区政府会议研究的结果。但当阎连科希望看到会议纪要的时候，工作人员却拒绝了。
“这可不行。”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保密的。”
“那我怎么拆迁呢？你总要让我知道一个原因吧。”阎连科说。但直到谈话结束，对方仍然没有给他一个答案。
看起来，过去的几个月里，“拆迁指挥部”和业主们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但拆迁的工作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工作人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劝说业主，其中很多都让阎连科感到匪夷所思。
有一次，他曾经领着一位外国朋友来看自己漂亮的新家，可走近了突然发现，自己的家门口已经被挂上了巨大的条幅：“拆除违法建筑，保护国家利益。”
当时，阎连科尴尬地对对方笑笑，希望他能理解“中国的国情”。
他还记得，在遍布小区的横幅里，这位外国朋友最好奇的，是挂在“拆迁指挥部”门口的那条：“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搞好拆迁工作。”他好奇地问阎连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小区的拆迁为什么要动员全党、全民？”
阎连科想了很久，也说不出什么合适的答案。
在那之后，越来越多令人惊讶的场景出现在阎连科面前，最后，他竟然看到了暌违已久的“宣传车”。那辆小车顶着喇叭在小区里来回绕行，用坚定的语气、巨大的音量不断重复播放拆迁通知，呼吁业主“维护国家利益，支援国家建设”。
阎连科记得，当时，自己正领着另一位外国朋友站在家门口。“这影响太坏了。”他想着，希望车能绕个路，远远地开走。可宣传车仍然大喇喇地从他和朋友的面前经过，然后旁若无人地离开。
“我常觉得，这些人真是给政府帮倒忙的人，政府的形象都被他们搞坏了。”阎连科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小区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邻居们开始传言有人家遭了小偷，还有人从围墙闯进来偷小区的电线。而阎连科也在一次回来的时候偶然发现，自己家窗户上的护栏被人撬断了。
在每天来自“拆迁指挥部”的短信里，“倒计时”的数字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按照这些语气严厉的文字内容，2011年10月22日那天，小区将会被强制拆除，之后的全部损失将由住户“自己承担”。
阎连科害怕22日那天真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这位53岁的作家一直没打算进行什么抗争，他唯一的要求只是“图个明白”。现在，面对这样风声鹤唳的环境，他急忙把家里所有东西都转运到附近朋友的家里，并且做好打算，自己“再也不住回去了”。
可他仍然有些舍不得，就像几十年前离开故乡时的感觉一样：“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可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
可即便有了钱、有了房子，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幸运的是，在22日那天，小区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挖掘机突然闯入，也没有业主奋起抗争，甚至连每天一条催促的短信都消失了。除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每天开过一次，现在的小区，看起来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可猜测、讨论还在这表面的平静下继续着。阎连科和邻居们不知道现在僵持的局面什么时候会被打破；而引发这场拆迁的道路规划和赔偿细则，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无从知晓。
“拆迁指挥部”同样拒绝向记者提供信息，一位工作人员说，她“不会解释任何问题”。
当真相缺席的时候，谣言就会填补它的位置。在花乡世界名园，关于拆迁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有人说，市政府发放的赔偿总额被基层政府截留了；还有人说，地方政府是想通过这次拆迁，收回之前的土地，再卖个好价钱。
按照现有资料，这座小区的确存在产权模糊的问题。尽管业主们有来自花乡镇政府的证明文件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从土地使用证上来看，小区土地性质是“绿化用地”，购房合同也以加盟“花乡世界名园俱乐部”的名义签署。
不过，相比之下，由“花乡农工商联合会”组成的拆迁指挥部所制订的赔偿的规则要更加模糊。工作人员不愿意给出详细解释，他们更愿意使用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计策”。
在第一次谈判之后，阎连科很快就收到了私下的传话：“别人家只给赔120万，但你家表现好，可以多给点，给你130万。”可没过多久，邻居的补偿也提高了，变成了150万元。最近的一次，补偿金额已经涨到了160万元。
对于阎连科而言，经济损失当然存在：想要拿补偿的金额在远处买一栋类似的房子，还要再贴100多万元。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方式和自己设想中的实在相去甚远。在他看来，有赔偿，就一定有规则、有法律依据——这本来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现在，全部的法律法规都被隐去了，人们得到的解释只有笼统的几个字：“上面的要求”或者是“政府的规定”。
“这会影响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阎连科说，“对于普通人，我们不知道‘上面’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政府’是哪一级政府，于是基层行政单位的失误也被归咎于整个领导机构的问题。”
这位性情温和的作家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抗拒拆迁的人，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不觉得自己和其他30户邻居是“钉子户”，因为大家都是“有一定文化素质、有可能顾全大局”的人。
他甚至常常为那些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着急：“整件事情完全可以处理得非常平和、非常顺利，现在却变得矛盾重重。”
他的邻居，一位退休的国企员工告诉记者，自己肯定会“支持政府工程，支持城市建设”，但“不能没有一个说法，也不能失去尊严”。
持续几个月的拆迁运动，让阎连科第一次在現实中体会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莫名的恐惧感：走在路上总有年轻精壮的陌生人一直盯着自己；看似坚固牢靠的家园，只要30分钟就会被推成一片瓦砾。
这位时常针砭时弊的作家因此发现，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好像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法律、合同，还有“中国特色”的“关系”，它们都变得不牢靠了。
“每个人都有焦虑不安的恐惧。”他说，“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追求物质，可即便有了钱、有了房子，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对于阎连科而言，回归故乡田园生活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几年前，他曾经感叹，故乡所在的那个地处中原腹地的乡村，如今“人情世故已变，再也回不去了”；而现在，这片新的“精神故土”，最终也没能逃脱消失的命运。
2011年12月3日，僵持了几个月的花乡世界名园终于被拆除，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位作家再也没有兴趣去写下那些平静美好的文字，他只匆匆地加上一段关于拆迁的段落，作为全书的结尾。
“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吗？我正在为北京的建设高唱颂歌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无奈地苦笑着。
篇5：母亲的书桌
岁月无情，母亲病倒了。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母亲反复说：“把那张书桌留给伊丽莎白。”我明白母亲这份礼物的全部意义，这份感情，是我50年来一直热切渴望的!母亲生活在维多利亚式的虚伪黑暗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从来不坦诚相见，只会相互恭维。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伤心，也从来没有看见母亲生气。我只知道母亲默默地关怀着我，照顾着我，疼爱着我。10多岁的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和母亲敞开心扉交谈啊!
然而，从来都没有过，似乎我和母亲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代沟。我总是冒冒失失、情绪化，而母亲的生活如一面平镜。
时间如流水，转眼间，我已经成家立业，母亲的每一次到来都是那么平静。那时，母亲总喜欢坐在钢琴房，让那悠扬美妙的琴声充满整个房间，而我依然尝试着想走进母亲的心灵深处，渴望与她交谈。
然而……
我想了整整一天，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告诉母亲：我爱她，感谢她给了我们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请母亲原谅我对她的偏见，请求母亲宽恕我所选择的一切。
我把信投寄到邮箱里，焦急地盼望着母亲的回信，但是，杳无音信，希望变成了失望，我默默地忍受着，心情难以平静。我怀疑母亲是否已收到了那封信。也许，我得停止我所做的一切!以后的15年里，我和母亲彼此享受着对方无微不至的关怀。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而又多么的亲切和温暖啊!
母亲去世前将书桌送给了我，这份礼物让我明白了，原来母亲一直为我选择写作这一职业而高兴!
妹妹一直替我保管着这张珍贵的书桌。一年后，当我们拥有了自己的书房后，我就赶紧把它移到我的书房里。
漫长的日子，使桌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时间流逝却冲不掉我对它的那份感情，我仔细拂去桌面的尘土，打开那隐秘的小抽屉，意外发现父亲的照片、结婚证书、还有那封寄出的信，已经被折叠了许多次……
篇6：书桌的功能
下课的时候，王天天故作神秘地问大家。
“水、零食！”朱奇奇说。
“毛毛虫、小石头、树叶子……”金刚说。
“空气。”米弯弯说。
王天天故意吊大家的胃口，“还有一个你们想不到的功能。”
“什么什么什么？”刘坚强拼命把脑袋挤进来。
“还能装脑袋！”王天天说。
谁信啊，书桌怎么会装进脑袋呢？这是不可能的事，脑袋那么大、书桌那么小，怎么能装得进去呢？
“真的真的！”王天天生怕大家不信，一个劲儿强调着。
米弯弯还没来得及继续追问他，上课铃响了。
“把书翻到第132页……”面包老师说道。
为什么书桌能装进脑袋呢？
“今天我们讲……”
书桌肯定装不进去脑袋。
“和我一起读……”
也许书桌真的能装进去脑袋？
“我们现在思考一下……”
到底书桌能不能装进脑袋呢？现在，米弯弯的脑袋里全都是关于书桌和脑袋的问题，赶也赶不跑。
米弯弯低下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书桌，然后用手比划了一下，只有一个半手掌那么宽。脑袋呢？米弯弯用手量了量，有两个半手掌那么大，好像比书桌大呢。米弯弯尝试着把头伸进课桌，一点一点的……
脑袋真的可以装进书桌里！米弯弯兴奋得差点儿叫出声来。可是，为什么他的头拔不出来了呢？糟糕，米弯弯的头卡住了！
“救命啊！”米弯弯大叫道。面包老师停下来，急急忙忙来到米弯弯身边。她可能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胡乱地挥舞着双手，却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
“我们得把米弯弯的脑袋拔出来。”金刚十分镇定。
“对！我们得把米弯弯的脑袋拔出来！”面包老师像刚刚睡醒一样，跑到讲台前，不知道要去找什么。
找了老半天，她翻出来一大堆东西：书、教鞭、黑板擦……好像没有一样东西能用得上。
“我们像拔萝卜一样把米弯弯的脑袋拔出来吧！”朱奇奇出主意。
“不行不行！”米弯弯使劲儿地挥着手，“疼！”
“给他的脑袋涂上肥皂……”香香果说，“我妈妈的戒指摘不下来，就是用……”
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手指起作用，对脑袋不好使。可怜米弯弯的脑袋，全都是肥皂泡泡。而且，书桌里面黑漆漆的，味道也不好闻。因为米弯弯的鞋垫放在里面了，他可不想让脑袋继续和臭鞋垫呆在一起。
谁能帮帮米弯弯呢？
面包老师急得快哭了，她跑着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
教导主任和校长很快就赶来了，两个人像拔河一样，使劲儿用手掰课桌。校长累得满脸大汗，汗水一直滴到米弯弯的脖子里，痒丝丝的。痒得米弯弯很想笑。
显然，他们的力气还是不够大，因为米弯弯的脑袋仍卡在书桌里。
最后，面包老师出主意说：“应该把课桌的桌面拆开！”
很快，学校的后勤师傅，带着锤子、锯子、锣丝刀赶来了。
好一番折腾后，米弯弯的脑袋终于解放了！自由真好！
下课铃响了。米弯弯第一个冲出教室：“我要去厕所！”
等回到教室的时候，米弯弯惊呆了！
篇7：书桌很小书很多
他随手拿起桌上一本书，翻到后三分之一就开始读了起来。他曾因焦虑患上神经衰弱，白天必须把窗帘都拉起来才能写作，晚上无法入睡，甚至连看书都无法专注。但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怪毛病—车上、飞机上、咖啡馆，走在哪里都可以阅读。
他的“蓝狮子”在杭州城北，靠近运河，走廊尽头是个大办公室，左边有一整面墙的书柜，从入口一路延伸。书柜很深，可以放上里外两层，藏书的空间就多了一倍。与书柜对着的，是个榻榻米上的茶座，四人位，中间的小桌上放了茶具和书。
这边的书柜里存的大多是旧书，看过舍不得丢的书也放着—《李普曼传》、《平安心语》、《浪峰之巅》，还有一套关于朱 基的书。自己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大败局》也都存了一套，新书《历史经济变革得失》刚出版，样书就放在书桌上。翻开，第一页的导论“崛起或崩溃”开头就是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经济史、经济变革，是吴晓波一直以来在写作中最为关心的内容。但他发觉很多问题，比如国进民退、资本从实体经济的溢出等，在当代这个时间轴上难以解答，于是便一直往前推，推到洋务运动，再推到这本书中最早的时间点—“管仲变法”。为了写这本书，他看了上百本有关中国货币史、财政史的书，包括二十四史中讲经济的部分。他说自己现在的主力阅读是“被问题推着走”，关注哪个方面的内容，就找相关的书看。
年轻时的读书就像在播种
和吴晓波聊书是一件愉快的事。他阅读面很广，国学、历史、小说、哲学、纪实，什么都看。记忆力也好，即使是二十年前看过的书，他也记得确切的书名、作者和内容。谈到他1980年代买的一本茨威格的旧书，我问起封皮的颜色，他想了半秒，回答“灰色”。这样的聊天就像水流，不管聊到哪里，都能顺着缝隙流淌下去。
吴晓波办公室的书桌上摆着许多书，书堆最下面是《生活》月刊。书架上还有好几本张爱玲的小说，是吴晓波前几年才开始看的。“张爱玲是天才，她的文本很好。对人、对整个时代的理解，很灰暗、很冷酷。”在聊天中，吴晓波常常提到一个词—文本。他不太看当代小说，因为觉得文本不够精致，也缺乏想象力。从大学起，他喜欢的作家就没变过—沈从文、张承志、金庸、茨威格，但主要的阅读兴趣在于他们的非虚构写作。“文字很优美。”他很难说清为什么，“就像你觉得一个人美，这是心心相印的东西。”
近两年，他读了很多国外作家写的文学批评，包括苏珊·桑塔格、加缪、卡尔维诺，还有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那些文学批评的文笔特别好。”哈佛大学历史学与金融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写的《帝国》、《巨人》、《罗斯柴尔德的家族》等一系列书，也是吴晓波一直跟着阅读的。对他而言，这些书除了给自己阅读快感之外，还可以“学习文本结构”。
几个月前，吴晓波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想要尝试着读这本巨著。但看了两句就读不下去了，“好难读啊”，他抱怨道。俄国的小说家中，他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书他也看不下去，“我只能看看大仲马”。大学时，吴晓波看了很多通俗小说。他看民国“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都市小说，还看“鸳鸯蝴蝶派”。和那个时候的很多男生一样，他也看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吴晓波坐在办公桌前，笑着念出这个对联。
上世纪80年代，吴晓波在复旦大学念新闻系，这四年是被他称为“一锅粥”乱看书的过程，“主要是时间多”。80年代后期，一次大规模介绍西文哲学读物的翻译运动兴起。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作者队伍更集结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吴晓波和他的同学们从图书馆里大批地借阅，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的新鲜空气。吴晓波回忆，周国平翻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那时也很流行，“尼采反权威，他的观点里对旧秩序的破坏对我们还是蛮震撼的”。
大学宿舍里一共住了七个人，“大家会比着看书”。假如宿舍里有同学说自己开始看黑格尔的《小逻辑》了，那吴晓波和其他同学就会紧张起来，抓紧去看更多更艰深的书。“年轻时候的阅读就像在广泛地播种。你把种子种下去，那会儿它可能不会发芽。但后来你遇到什么问题，回过头去再看这些书，种子就突然发芽了。”
写作和阅读是主要的生活状态
采访地点一路辗转，从大办公室换到编辑的小办公室，再换到吴晓波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本红色封皮的书摊开放在他办公桌上，在被上一个采访打断前，他一直在读。书签夹在中间的位置，读过的地方，用水笔写了书摘。
书是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续编》，吴晓波正在重读。写完新书，他开始对中国互联网公司进行调研和写作。重读赵一凡是想找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思潮与中国互联网时代之间的联系。“对旧秩序的瓦解，互联网就有这个特点。互联网发散性的信息传达方式，也和解构主义有很大关系。”
十三年记者生涯形成的本能至今保留在吴晓波身上。我们聊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他讲话讲到一半，大概突然感到奇怪，脱口而问，“你也读吗？你为什么读这个书？”而当他聊起自己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时，又突然反问，“你写作时不会焦虑吗？”
吴晓波写作时的压力巨大。三十岁之前，他有很多坏毛病。白天写东西，“必须把窗帘都拉起来”。还要准备两大瓶热开水，一直喝。后来开始吃小包装的QQ软糖，还吃杨梅和橄榄，“后来把牙齿都吃坏了”。
1997年，不到三十岁的吴晓波得了神经衰弱，“晚上不能看书”。后来他主动改变作息，还专门到杭州武林门一个咖啡馆里写作。写作改在了白天，“现在基本晚上不写，早上九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就让自己放松”。
“对我来讲，写作和阅读就是主要的生活状态。”吴晓波家里的书房就在客厅里，同时这也是他的工作室，除了出差调研，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自从搬进现在的家，每年家里都会增加一个书架，他并没有规划书架的安置，只是将新新旧旧的书架拼在一起。书桌被安放在朝东南的角落，正对着的是一面大窗户，能看到外面的高架的车流，右手边是以前阳台的大落地玻璃，正对着杭州的运河。
吴晓波的书桌很小，就和普通的办公桌一般大，因为他觉得大书桌“很麻烦”。“不可能把书都堆在书桌上。那样没办法写，根本找不到资料。”
他喜欢条理和规则。假如明天会在家里写作，前一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他就会整理好第二天要用的书和资料，堆放在书桌的右手边。左手边则“可能是一个月里面常备的一些资料”。写完以后，他把用过的书“丢回”书架，重新换新的一批下来。
吴晓波的写作也很讲究条理。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小说家麦家和自己书桌的不同 麦家只需要一支笔，而他需要大量的书籍和资料。这是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不同，非虚构写作讲求“字字有出处”，每句话，每个人物，每个时间，每个数据都要有出处。还有个原则叫“孤例不立”，同一个历史案例，“最好有两本以上的书讲过”。
对吴晓波来讲，书房对写作的意义重大。不过，互联网让他的写作方便很多。“想到一个年份，我就可以查一下。”在那之前，如果有个细节查不出来，以他处女座追求完美的性格，他的写作便“往前走不下去”。
[对话吴晓波]
看书如同智力挑战
记者：看书给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吴晓波：智力挑战。阅读最大的快乐是发觉这个世界上有比你更厉害的人。他看到的东西是你没有看到过的，表达方式也是。你们看到同样的一个东西，比如一种植物也好，或者一片天空也好，但他的表达方式跟你的不一样，我对这个很好奇。
记者：看到一本好书，不管是因为文本还是思想，会和朋友分享吗？
吴晓波：也会，但不多。杭州不是处在一个很热闹的中心，没有很多社交的东西，我也不喜欢很热闹。我的写作和阅读，基本上还是很个人的行为，跟朋友推荐也不太多。
记者：哪本书或者某个作家是你看过最多遍的？
吴晓波：茨威格。他写过很多非虚构类，《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人类群星闪耀时》看了很多遍，它也有很多版本。我最早看的应该是八几年时候买的，现在应该还在家里，搬过三次家，一直都没有弄丢。我也买过一本新的，新的弄丢了，老的还在。这本书的写作很精致、很准确，历史的宽度很大。我不太喜欢柔软的写作。我所谓的柔软，是长句很多，没有细节，大量的是心理描写，或者文字到文字的推进。
记者：你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写作？
吴晓波：我特别不喜欢那种不读书的，纯粹靠天分的写作。每个人都有点写作的天分，但天分有点像短跑选手，60米、100米跑过去，或能到10万字就写不下去了。那是因为他阅读量不够，现在有些年轻人是阅读量有问题。但我们也有问题，掉书袋很厉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注重文本。不过也有些东西不是为了文本而存在的。有些搞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它考据出一个事实来，事实本身很重要，他的乐趣就在这个地方，文本表达不是很重要。对我来讲，事实和文本表达都很重要。
记者：在写作新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吗？
吴晓波：开始写作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大的困难，但关键在于针对由古到今经济变革的研究很少。所以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方法论和研究的结构。为了让写作更有逻辑，我对一些研究内容下了定义。比如说第一个，从古代到现在都一样，中国的经济变革都是由几个利益集团所构成的。我把它定义成四个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者、无产者。写作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经济博弈都放到这四个利益集团当中来。第二个，就是我去定义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四个基本制度，其中包括经济制度。通过些定义再往前面走，会让整个写作更加有序。
记者：你觉得现在这个朝南的大书房里还有哪些可以进步的地方？
吴晓波：还是有很多特别好的、牛逼的书没有读完，还会去读，继续读一些经典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