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

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通用7篇）

篇1：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

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

要切实回答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等重大问题,一个基本前提是澄清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面临的特殊的价值处境.我们是在一个“祛魅”的世界中寻求价值,这一点造成了“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等严重后果,并由此导致了“价值的多神化”和“诸神之争”.我们应该对现代性所带来的这一根本的基本价值处境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并因此摒弃种种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价值态度,自觉地确立起一种“责任伦理”的价值态度,在“责任伦理”的确立中,来确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人的.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贺来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刊 名：江海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4) 分类号：B0 关键词：现代性   价值处境   世界的祛魅   事实领域   价值领域   责任伦理  

篇2：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指的是以儒家伦理为观念架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依托，予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道德抉择以导向性作用的伦理体系。在此，讨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当代处境，问题的指向，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宣告传统伦理寄寓的封建社会崩解、它所发生效用的旧格局的突破或转型，因而它本身也就死亡了。讨论这一问题的指向应当是，当传统伦理文化所揭契的道德基本价值、道德行为导向，在一种发生效用和赖以生长的旧的生态被破坏以后，它在一种新的道德生态环境中所处的境况。如此，才能避免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入复述事实的死胡同，并起到在当代激活固有道德文化遗产的创化作用。

生态分析：传统伦理文化的生长氛围

伦理道德起源于人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维关系的自觉需求。这样，伦理道德与其存在并发挥效用的自然、社会、人诸“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构成道德的生态环境机制。如果人们尝试对某一伦理文化进行分析，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伦理道德的生态学分析。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古代中国人伦理道德觉醒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内圣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在传统伦理生长的这种生态环境中，伦理道德既获得了从诸种意识形式中脱颖而出的助长土壤；但同时，却又不能不因为它本身耍承负诸种社会意识形式发展动源及面调节三维关系的过重载荷，而导致道德生态失去平衡。从而，注定其悲喜聚合于一身的独特命运。

就前一方面而言，传统伦理文化本身的生长环境是极其优良的。作为它的观念架构的儒家伦理，以个人的良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根据，以忠孝规范的男性道德，以贞节约制的女性伦理，以孔颜乐处或正谊明道推动人趋向崇高所形成的处理入己、义利关系的德性规范，就完全是这～生长环境的造就，而又在这一生长环境中取得优厚的发展条件的。一方面，当中国拖曳着原始宗法血缘关系的巨尾步入文明社会，进而因以满足一家一户需要而运转的自然经济的强化，形成了宗法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共同作用条件下的宗法伦理。宗法伦理不唯将人固定地规范在他先天赋予的家庭家族地位上，造成个体伦理调节规则的单一化和僵化；同时，也使伦理发生功效的前提条件完全集中在一定地位上的各个个体对自己“应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自然醒觉和主动践行上。“良心”不可替代的道德核心位置，便由此取得。因此，有那些具备“不忍人之心”的善端和“推己及人”的善行的人，才能成为宗法伦理中道德的人，成为宗法社会中合模的人。以“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中心的人际伦理和“时也、命也”的自然节律交错作用，更使良心牢固地根植于与自然统合的日常人主伦常沃土之中。另方面，宗法血缘关系构成国家结构的范型，而国家成为家庭的摹本，家国同构造成“朕即国家”的政治层阶结构现实之后，现实社会政治这只封建传统社会中最强劲之手，又会伸出来强求伦理由元典中的相对性人际关系规范转换力绝对性人际关系。在传统中国男权社会实际中，“父慈子孝”作为维系宗族或家庭的核心规范，本基于对人生造塑者与承造者自然关系的素朴反映，但一当它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并臣属于政治要求，就衍变成“事君以忠”的.无条件忠诚的、苛求臣民的单向义务规则；而同时，在中国这个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原本应作为女性发自自我意愿的道德约束方式――“贞”，在要求女性依附男权后，则变成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或“贞洁”，既不允许向男性权利挑战，又不容许她们有任何伦理试错机会。孔颜乐处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本应是发自人觉察在现实物欲之后尚存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凸显出来的行为的道德选择，但它作为普遍的道德规则，则直接是那要求人们脱离一切物质要求，放弃一切道德一利益关系自省的专制政治的产物。因为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工臣”的传统社会，如果每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并在强烈的致富心理驱动下审视人际关系和选择行为方式，那么，现存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再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先天地具有限制人员流动而播延先进生产操作方式的特性，而专制政治又先天地带着禁止自由思想和开发智力资源的要求，因而．当人们以不可避免的精神觉醒致思道德问题时，就只好向内用工夫，内心之“圣”成为道德审视的唯一自由天地。但当内省而“圣”撞上政治霸“王”时，便又只好将自然带有发展自己的的德性省思结果藏匿起来．使“内圣”与“外王”处于自觉的分裂状态。以前者力个我内省德性不遭侵犯的领地，以后者为从事社会政治事务的现实选择。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便形成伦理借政治以张目、政治借伦理以逞势的政伦合一格局。伦理的生长（姑不论其是否合乎德

篇3：学术共同体的理论责任与价值自觉

一、“文化强国”与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使命

理论及其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理论是“一种特有的思想先导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常常成为社会动员人们向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一面思想旗帜”[1]。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理论或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发展,指导道路选择。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十八大报告强调说:“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应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基础之上。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想要秩序,要发展,就需要建构正确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并在其指导下合理发展。理论和文化主导社会的思考,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方式。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要构筑并坚守自己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信念。

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和价值传播,是社会形成理论支持和共同价值观的主导因素。目前我国社会理论环境以及国际文化竞争格局处在复杂多变状态中,学术共同体更应承担对中国理论构建和传播的责任,在理论构建、理论把握、理论教育中,更多一份对理论和文化的价值“自觉”。

高校学术共同体,尤其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学术群体,由于其独特的工作性质和职责身份,在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方面就更加任重而道远。教学研究者的理论、观点及教学研究实践,自觉不自觉地都在从理论层面、价值观层面影响着大学生和社会公众。高校学术群体在研究和构建理论的同时,还担负有“教育”职责。这意味着高校学术群体首先对自己的职责身份要有一种“自觉”,即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既要出于自我个体的学术兴趣,又要考虑对国家社会发展以及教书育人的理论责任。高校的教育功能理念意味着理论“自觉”不是个体的事,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百年树人”的事。高校学术群体不同于一般学术主体的地方,在于他们具有的“双重”职责,他们是研究者,也是“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主体。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要传道,在所传之“道”中,有如何做人的德性伦理问题,有树立何样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有对社会、国家的负责担当的认知或自觉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的认知、自觉和自信的问题。这一切都离不开传道授业者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把握,而大学生就是在高校这种教育和熏陶中吸收知识、培养品性、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和理论,并培养起相关理论功力和思维能力的。

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学术研究者可以任由自己的理论兴趣展开任意研究,学术界本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也应鼓励学者进行自由的、创新性的研究。但高校学术共同体有一个如何理解和把握好“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的问题。高校学术群体在理论研究中可以自由创新,但在课堂上对学生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及其理论,这些价值观和理论对学生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社会是否有积极作用,就值得深思并把握价值分寸。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给学生传递积极的、对国家社会发展有益的理论和知识,传递积极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培养他们正确的理论方法和思考方法,使大学生成为集知识能力、价值选择能力和责任能力为一身的人才,成为能够对自己人生负责,也能够对国家社会负责的人才。这样才能不负教育者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职责使命。

高校教育中学术共同体的理论责任和价值自觉要求,不仅针对“两课”教学,其他教师及其课程,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和教研者,也都应对学术研究和学生教育做一定的“自觉”把握和分别。文化尤其是社会科学文化,是有价值属性的,而教书育人也离不开价值观及其理论教育。何况高校教育中也有一个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进课堂的问题。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将社会价值意识教育作为大学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此建构社会思想理论支撑,整合社会共同价值观。在美国,也很注重向美国国民尤其是美国青少年灌输国家价值意识,进而培养美国公民的国民精神。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在表达对民主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一致”[2]。韩国政府也一直坚持将道德课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课程,其内容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但其始终将韩国价值意识教育作为最核心的内容[3]。

另外,如何更好地传授理论和价值,在“传道”方式上做不断思考和跟进,也是一种自觉,而他国隐性、渗透的价值观教育方式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隐性教育强调让学生在“无意识”的境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教育有时候是“心理学的”,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方式是采取“弥漫式的”、“毛细血管式的”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4]。他国在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时也很注意借助“第二课堂”资源。教育不仅在课堂和书本上,也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中。如美国就很注重学校、家庭、社区、教会、政府、传媒等形成的教育合力,韩国更是明确提出了“体会”式教育,日本则更注重全国教育的一体化,建立学校以及文部省、都、道、府、县、市、盯、村教育部门多元一体的青少年教育体系。“树德莫如滋”,学校教育者在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方面,应借鉴他国隐形和渗透式的教育方式。

二、国际文化竞争中的中国理论自觉

不管我们意识到没有,今天的理论文化竞争力已和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力一同,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织部分,并日益凸显为更重要的“核心软实力”。在一些话语表达中,文化意识竞争甚至被喻为和军事、经济“战争”类比的第三种“战争”。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将文化和帝国主义实践直接联系起来,他明确指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5]。

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许多西方学者早有“自觉”。在哈佛大学教授推荐的最有影响力的必读书之一《哈珀现代思潮辞典》中,“文化帝国主义”被界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牺牲当地文化的同时宣扬并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习俗”[6]。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在研究美国传教历史时也用了“文化帝国主义”(Theories of Imperialism)概念,并指出传教士在传播中没有使用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权利,但是他们的传教行为反映出美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的有目的的侵入[7]。

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文化冲突或理论竞争“就在那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各自代表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竞争。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和激烈,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巧实力”,已被各国共识并争相纳入本国国际战略大思路。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开始研究新格局下的新问题,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其论点有三:一是提出冷战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将会占据国际政治问题的中心;二是指明和西方文明产生冲突的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三是警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想保证西方文明的秩序和发展,必须警惕其他文明的崛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约瑟夫在“软实力”系列理论阐述中对美国应运用的“软实力”做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强调软实力资源“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8]。所以,理论建构及其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问题,对走什么样的国家道路、怎样发展本国文化和价值观十分相关。

一切都表明,理论实力或文化意识的影响力已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前苏联的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理论新思维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中提出:“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他认为“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变化了的“社会主义文化”[9]。

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前总统的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超越军事和经济领域,开始关注和考虑如何布局“文化”棋子,确实因为当今世界理论文化已成国家安全问题中的重要元素。这一点在美国“9.11”事件之后更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中提出了“文化统治”概念,他说:“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点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50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10]。在美国的全球“大棋局”布局中,美国的文化战略正通过电影、电视、音乐、语言、互联网、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全面展开。

在这个关注“文化统治”和“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时代,在世界多元理论体系和世界意识形态复杂格局中,中国应怎样关注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及自我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中文化理论具有怎样的地位?中国应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坚持什么样的理论和价值观?对这一切,中国的学术共同体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意识。在国际多元理论意识竞争背景下,中国学术共同体更要强化对“中国理论”和中国特色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和“自信”,注重构建中国理论及其文化的软实力。

价值文化软实力不仅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被重视,在国家的社会整合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社会学功能结构学派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旨在表达社会中各因素和各部分系统化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和结果。社会学功能学派大师T·帕森斯认为社会运行涵盖四个子系统,即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以及行为机体系统。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拥有上述四个基本功能,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在四个功能中,帕森斯尤其强调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文化系统”在功能结构理论中占有突出位置。而文化系统中,理论价值模式最为核心,它定位文化系统的性质,为社会制度、规则秩序的合法化提供最直接的论证。

帕氏清楚意识到社会整合与该社会的“共意”或“一致性”有多重要,认为正是社会成员认同且受其影响的共同价值观,能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帕森斯说,如果过多的社会成员拒绝社会共同价值观,社会离心离德严重,社会稳定就将会崩溃。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1]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2]今天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共同价值观?应当怎样建构核心价值体系并在理论教育中落化?都是学术共同体必须思考且落化在自己的教学研究中的问题。

理论文化的“自觉”包括对自我文化特质的把握、建构和自信,也包括对中国文化在国际格局中地位和竞争影响力的清醒把握。有学者强调要注重用中国的话语范式研究看待中国文化,不用言必称西方,要和世界文化沟通对话,但不应迷失自我文化。

三、中国特色理论构建中的自觉与自信

理论辨析和理论构建也是学术共同体“自觉”的责任要求。在当前中国“文化强国”战略部署中,要关注并改变我们理论储备相对不足的状况,在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任务中,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应是重中之重。总体看,中国理论已有基本的框架和体系,从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可见,国家层面对国际竞争中文化实力重要性已有越来越多的自觉意识,但在某些具体论域层面,仍感还缺乏应有的成熟理论,许多问题没有研究深透,许多理论没有构建起来,许多思潮没有厘清,许多道理没有讲清楚。

文化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文化是有价值属性的。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探讨了文化属性问题,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确有使世界同质化的倾向,但“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文化’体系,其经济组织根据财产制度与商品生产出来,其文化的根本事实则是买与卖的交换关系,已渗透到社会的大多数层面”[13]。资本主义文化中那些全球“同质化”的东西,如环境理念、效益理念、民主平等、诚信道德、艺术文化等,都是人类共同价值财富,中国文化在参与共建也吸收共享,但汤林森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那些关乎道路选择的东西,我们就不能不加辨析地照单全收了。

社会理论有价值属性,中国理论建构中不仅要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秀传统价值,还要凸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主张。曾经一度,“价值中立”主张曾在我国学术研究和理论教育中产生了不小影响。价值中立思潮在西方社会曾有过很大影响,但在实践过程中,理论局限使该理论逐步走向衰落。问题主要表现在:价值共识以及社会凝聚力被瓦解;责任漠视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引发了更多的社会价值模糊。无导向的价值教育,使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出现虚无化、功利化、非理性化等倾向。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道德教育对主张价值中立的“价值澄清”理论进行了彻底反思批判,以传导核心价值观的“品格教育复兴运动”逐步兴起。诺奖得主缪尔达尔就“价值中立”主张也曾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14]。社会政策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15]

“价值中立”理论主张学校教育不能简单采取价值灌输的做法,强调在教育方式上给受教育对象一定的思考空间,这是值得吸取的合理部分,但这不意味着要否定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所以,学术共同体尤其是高校学术共同体,作为同时承担学校教育职责的主体,应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做更多思考和辩证,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和理论文化,这是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应有的理论自觉。

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发生了深刻变迁,全球化背景也使各种理论、文化的交流或碰撞更加活跃,中国社会各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多样变化,涌现出各种理论和思潮。理论的活跃是文化大发展的表征,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也表现在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程度上,但包容多元性文化和多样性价值观,不等于说不要社会理论的主导,不要共同价值观原则。一个国家、社会要想有序和谐发展,就必须在多样性价值观和多元性理论文化中,找出其中的“最大公约数”,确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导的理论体系,即构建出核心理论基础和共同价值观。

主导价值观和基本理论指导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社会成员整合凝聚、维持社会秩序运转的精神根源。葛兰西曾将理论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比作“水泥”,他说:“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16]理论意识及其核心价值就在为整合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凝聚力。主导理论和价值观还是指导社会合目的发展的理论基础。法国早期社会学家迪尔克姆(Emile Durkheim)在研究社会整合问题时提出,社会理论的“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指出在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信仰、价值规范变化瓦解的同時,新的价值观及其理论文化如果还没有完全跟进建立,就会产生理论及其价值文化“空场”、“失范”的社会阶段。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把“社会失范”的含义由“无规范”诠释为“规范冲突”,认为不同的社会理论的冲突,以及文化蕴含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的游离,是造成社会无序和失范的重要原因。

无论怎样表述,都说明社会理论及社会价值观如果发生缺位、失范或冲突,就会在变革时代引起社会无序和紊乱。所以,中国的学术共同体一方面要厘清各种思潮的理论本质和正负影响,还要在中国转型期积极构建中国发展需要的新的理论文化体系,并在理论指导、传播和教育中不断凝聚共识,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撑。

综上所述,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时期,中国社会的秩序整合,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以及发展国际影响力,都亟需系统而成熟的理论指导。“软实力”集群理论中,许多思想者说,在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社会理论意识、共同价值观、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等软性或潜在因素,比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硬性或显在的因素更具积极意义。诺奖得主、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一书中说,就对社会治理的作用发挥而言,法律和制度的“正式制度”和理论文化价值体系的“非正式制度”,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在一定意义上,从共同价值观、理论文化层面产生的非正式制度力量,对社会和谐治理、有序发展,对引导社会成员自觉接受社会规则约束,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篇4：精神生活的现代处境及其文化自觉

精神生活的当代重构，需要深刻的文化自觉。只有栖居于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才能拥有心有所属、魂有所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获得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和精神力量。

我们固然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发现传统的存在，但真正的传统作为活的精神，已融化浸润于人们朴素自然的日常生活、心灵结构和精神世界中。天与人的相感相应，人与物的相融相通，身与心的相契相合，如此等等，已构成中国人真诚为人、仁义做事、和美生活的存在之道。以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来看，精神生活不能停留和下降为个体自我的感性表达。与西方文化把人的精神生活引向外在超越的彼岸世界不同，中国人提升精神生活的形式，主要在宗教之外，在不离日用常行的道德修养和生活实践之中。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心、理、气于一身的精神意蕴，合儒、释、道为一体的精神结构，融心性悟觉、伦理体认、修养实践为一脉的精神要求，蕴含着现代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文化元素和文明精神。在当代条件下，这些文化传统都需要被重新激活和唤醒，以作为我们重构时代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底蕴和基础。

时代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应当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也理应敞开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文明胸襟，应当把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世界在更高层面上协调统一起来，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的文明样式。如何赋予我们的精神生活以新文明的意义，需要我们加以体认和领会。

（节选自《精神生活的现代处境及其文化自觉》，有删改）

阅读上面的文字，回答下列各题。

1.下列对“精神生活的现代处境”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资本逻辑的扩张，既扩大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可能性空间，又造成了精神生活的物化，使精神和文化卷入到利益冲突之中。

B.大众传媒和网络世界使得精神生活出现碎片化、感性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的倾向，逐渐缺失了传统的专注和深入。

C.现代社会化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使得个体在获得“自我解放”的同时，又遭遇了“被抛”的命运；人际关系也容易变得冷漠。

D.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不确定的社会转型期加剧了个体对传统的质疑，加大了公共核心价值观建构和意识形态认同的难度，促使社会多元文化整合面临困境，进而也使作为终极价值的信念信仰遭遇危机。

2.下列对原文思路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一段通过对当前精神生活现代性处境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反思，指出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自然地引出本文话题。

B.第二段先明确指出精神生活的当代重构的必由之路——深刻的文化自觉，接着指出栖居在文化传统中，心有所依，是我们当今时代精神生活应有的文化自觉之一。

C.第三段与第二段形成递进关系，重点强调要找回并唤醒我们自身的“活”的文化传统，以此来重构当代精神生活。

D.第四段从时代的发展角度指导我们如何创造出新的文明样式，并引领我们思考该如何发掘和拓展精神生活的新文明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现代性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的心灵历经着物质与精神的张力失衡，传统与现代的叠加冲突，高雅与庸俗的纠结错位。

B.精神生活内在地要求精神自觉地从物性的需要和自我的天地中提升出来，获得文化元素和文明精神。

C.将中国与西方文化对人的精神生活導向进行比较，意在强调中国人提升精神生活的形式只存在于日用常行的道德修养和生活实践之中。

D.当代精神生活的建构，需要在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互动中，开创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的文明样式。

篇5：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

一、家庭伦理剧中失衡的“孝悌”伦理

“孝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构成要素和连接人际关系最强有力的纽带,对中华儿女的人生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然成为家庭伦理剧中展现人物情感纠葛和道德碰撞的一大法宝。然而许多荧屏“孝悌”行为却与古人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孝悌”伦理有着较大的出入,甚至出现严重不对等的失衡现象,突出表现为“重孝轻慈”,之所以如此,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蛊惑和政治色彩的渲染不无关系。古人的“孝悌”观念曾一度出现极端化、专制化、扭曲化的趋势,重“孝” 而轻“慈”,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方面,强调臣、 子、妻的卑下和君、父、夫的尊贵,臣对君、子对父、 妻对夫要无条件绝对服从,它们之间都是单向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尤其是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孝的责任和义务更是被单向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片面地要求子对父的绝对孝顺和服从,而不重视父对子的关爱和仁慈。

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和熏陶,我国的家庭伦理剧便刻画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子女与父母之间、兄弟与姐妹之间,尤其是儿媳与公婆之间因为没有遵循平等互惠和孝慈对等原则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它们不仅令人拍案而起,而且甚至成了夫妻反目、兄弟失和、妻离子散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在《双面胶》中,作为大儿媳的蔡姐虽然尽心尽力地相夫教子、伺候公婆、料理家务,但作为长辈的婆婆却没有显示出对晚辈应有的慈爱和关心。 媳妇站在窗户外擦玻璃,她视而不见;儿子去擦,她却紧张地叫他赶紧下来,唯恐他从窗户上跌下去。蔡姐洗碗时不慎划破手指,婆婆不仅没有关心伤势,反而递来一双橡胶手套让她带着手套继续洗。在《新结婚时代》中, 何建国的农村父亲具有根深蒂固甚至偏激的孝道伦理观念,因为生养了何建国还供他在北京读了大学,就要求甚至命令何建国为家里甚至为邻里亲朋作各种贡献—— 出钱给老家盖房子(哪怕建国夫妇不要房子),给只有高中毕业的哥哥找工作(还要求体力轻、工资高),解决表姑父家的迁坟纠纷(哪怕顾小西家没有这方面的人脉),搭救村里因非法营运而被扣的货车(哪怕小西头一天刚流过产),带村里的邻居找小西母亲看病(哪怕她每天要接诊几十上百号病人),甚至要求小西回去给建国嫂子的奶奶哭丧(哪怕小西连奶奶的面都没见过)。 在建国的父亲那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儿子和媳妇应该做的,从他说一不二的命令语气“这事你必须给我办成了它”可见一斑,而对小西和小西的家人,他除了指责、 不满就是抱怨,唯独没有慈爱。

除此之外,“兄友弟不恭”作为“孝悌”伦理的不和谐音符,也时常出现在电视观众的视野中,敲打着观众脆弱的神经。在《天真遇到现实》中,乡下的妹妹郑小米不请自来,虽然她已经成家,但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哥哥郑现实还是同意她与丈夫一起住在家里。后来小米因弄湿了地板而导致嫂子意外流产,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小米没有愧疚,没有自责,没有去向嫂子道歉, 反而采取出走躲避的方式以期逃避哥哥和嫂子的惩罚。 哪怕后来嫂子杨天真被医生宣布将来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但考虑到兄妹亲情,郑现实也没有真的把这个多事的妹妹撵走。《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通过自己的关系帮丈夫老实巴交的农村哥哥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却被他嫌弃工作不好,她帮怀孕的嫂子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却因嫂子摔倒流产成了众矢之的和王家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与丈夫的婚姻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因而,不管是“重孝轻慈”还是“兄友弟不恭”, 这种片面、单向、不对等的行孝方式显然与儒学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美德是相悖的, 也与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不吻合,因而不利于和谐家庭关系和良好“孝悌”伦理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孝悌”伦理的现代博弈

(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VS个体自由发展

《孟子·离娄上》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经·圣治章》也表示:“父母生之,续莫大焉。”说的就是父母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将家族的香火和生命延续、传承下去,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 只有传宗接代了,只有生命继续了,才能使家族人丁兴旺、生生不息,才能继承先人的志愿,实现对祖辈先人的崇敬和爱戴。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工农业现代化新技术的不断运用,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日趋加快,随着人们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随着越来越多“4+2+1” 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的形成,古人非常看重的“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观念逐渐在一些年轻夫妻身上得到了削减和淡化。这一观点也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在公婆和儿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反差。《双面胶》中的胡丽娟作为新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代表,虽然骨子里不排斥为夫家繁衍子嗣, 但更看重人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要“以人为本”,不能让孩子成为生活的负担。《当婆婆遇上妈》 中的罗佳虽已怀孕,但当自己的事业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时,她选择瞒着公婆去做人流,作为城市职业女性的典型代表,在面临干事业和生孩子这两个选择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把事业放在首位,她要追求的同样是个体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与罗佳相似,《宝贝计划》中的陈风, 意外怀孕而自己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于是私自打掉了孩子,还制订了一份周密的“宝贝计划”。这一思潮的不断发展也催生了一系列诸如《宝贝计划》《宝贝战争》 之类的育儿剧,它们真实地再现了丁克家族的悲欢离合和人生百态。

(二)绝对“愚孝”VS父失则谏

作为子女,父母不仅给了自己生命,而且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在这种父母养育子女的亲密家庭关系中,自然会形成子女对父母的爱戴尊敬之情,这也构成了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伦理价值观念。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巩固阶级统治的需要,传统孝道逐渐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极端化、法制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处理,并逐渐演变成其阶级统治的工具、帮凶和精神支柱, 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于是就有了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举孝廉”“孝悌力田”的方针政策和“愚忠愚孝” 思想,这种对父辈绝对服从的“愚孝”行为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其实孔子也是反对愚孝的,学生曾子曾问他: “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连用了两个“是何言欤!” 对无条件服从的绝对“愚孝”进行了完全的否定。除了孔子之外,《孝经·谏诤章》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提倡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谏诤:“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说的就是子女不一定要对父母的所有命令或意志绝对服从、亦步亦趋,关键是看父母的言行是否合乎于“礼义”。合乎于义,则敬之顺之;若不合乎义,则要谏之诤之。否则不义而顺,不义却不诤,则是陷父母于不义,同样是不孝的表现。毕竟父母也是普通人,父母做出的决定也难免会有疏漏、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在这一方面,《当婆婆遇上妈》中的儿子陈大可可谓是陷父母于不义的典型,他一味地听从母亲的荒唐决定和意志,在母命有失时不能客观、公正、及时地加以“劝谏”, 导致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牺牲了母亲的健康和声誉,也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和前程。

(三)“夫尊妻卑”VS“男女平等”

由于受传统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观念,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都难以逃脱“三纲五常” 对女人的束缚和桎梏,这种“出嫁从夫”“夫尊妻卑” 的宗法等级伦理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制约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普遍意志。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建立在森严的人伦宗法等级秩序下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秩序逐步被打破,向着婚姻中男女相互关爱、彼此宽容、 共同分担的平等式关系发展”[1],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足不出户、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职业女性,这一转变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得到了很好的映射。像《双面胶》中的胡丽娟、《婆婆来了》中的何琳、《宝贝计划》中的陈风、《宝贝战争》中的叶如馨等,她们与男性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蒸蒸日上的事业,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她们是美貌和智慧的化身,是职场上令人称羡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而回到家里,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她们能与丈夫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保持着男女平等状态下的良好夫妻关系。更有一些丈夫,不仅彻底摒弃了大男子主义,而且把“男女平等” 的观念真正落到实处,他们懂得疼爱妻子,自觉承担家务, 甘愿做妻子背后坚实的后盾,像《裸婚时代》中的刘易阳、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余味等,他们虽然没能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和成就,却是乐于为家庭奉献和牺牲的模范丈夫,这突出体现了“颇具现代男女平等精神的进步文明”和“婚姻经营的大智慧”[2]。

(四)重孝轻慈VS孝慈对等

“父为子纲”作为约束家庭伦理道德的一大准则, 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父亲作为家庭的大家长, 可以支配子女的人身权、财产权、婚配权,可以殴打子女, 甚至在灾荒年买卖子女。儿子为了行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生命甚至妻儿,如“卖身葬父”的董永、“割股疗亲”的阮与子、“埋儿奉母”的郭巨等,他们的孝心被世人所称颂,但这种过于重孝的极端行孝方式其实歪曲了儒学“父慈子孝”的传统伦理美德。子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父母对子女也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慈爱,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对等的。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者杜维明先生认为,互惠是支配父子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该原则,父亲就应当有父亲的形象,这样儿子才能以一种最适合自我认同的方式去实现父亲的自我理想,儿子的孝被认为是对父亲慈祥的反映,父亲在期望儿子热爱和尊敬他之前,必须为儿子树立起爱人和值得尊敬的榜样。《新结婚时代》 中的公公,一向独断专行,具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自恃生养了何建国并供他读了大学,就要求他甚至儿媳为何家作各种贡献,导致了儿子婚姻的破裂。然而在结尾, 当公公得知小西患有习惯性流产之后,一反往日的作风, 不仅没有怂恿儿子跟小西离婚,反而从老家寻回偏方和中药材。面对已经不是自己公公的何建国父亲,深受感动的小西还是发自内心地道了一声“谢谢爸”,两家人一笑泯恩愁,从此冰释前嫌、其乐融融。一味地重“孝” 而轻“慈”,这种孝道就会因为严重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而失去了得以延续下去的土壤和温床,因而要积极推进孝和慈的对等与互动、权利和义务的协调与统一, 以促进家庭的和睦相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孝悌”重构的现代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个体的自由解放和发展完善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意思是子女对父母担负有赡养、照顾的责任和义务,因而父母健在时,子女应避免出远门。孔子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受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落后的交通及通信条件的限制。而如今随着教育机制的不断完善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日益发达和便利,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通过上学或其他途径脱离了农村,远离了父母,踏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城市众多工薪阶层的一员,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他们的父母也许尚健在,但他们却选择了“远游”。父母不仅不觉得孩子不孝顺,反而大力支持孩子出门打拼,因为他们觉得孩子跳出了农门,有出息有本事,为家族争了光添了彩。家庭伦理剧中就塑造了许多这样的农村儿子形象,我们称之为“凤凰男”, 如《天真遇到现实》中的郑现实、《双面胶》中的李亚平、 《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新结婚时代》中的何建国等, 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娶了漂亮的城市媳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对传统的“孝悌”伦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嬗变和重构。

(二)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健康重组

孝道包含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其中主体是作为晚辈的子女,客体是作为长辈的父母。孝道伦理能否健康有序地传递下去,取决于行孝的双方是否遵循平等互惠的原则,是否保持孝慈对等的良好互动和交流。长辈要想让晚辈对自己孝顺恭敬,首先要身体力行,做到对晚辈的仁义、慈爱,正所谓“父慈子孝”。《颜氏家训》 也认为:“父不慈,则子不孝。”《新结婚时代》中已离婚的何建国夫妇之所以能重新走到一起,与公公最终的宽容、理解和慈爱不无关系;《婆婆来了》中的何琳最终愿意回归家庭,很大程度上缘于婆婆的巨大付出; 而《双面胶》中的李亚平之所以与妻子分道扬镳,与他没有原则地向家里行孝有很大关系。可见,孝的本质是强调主、客体双方的相互责任和义务,仅靠一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父辈不能因为对子辈有养育之恩而无止境、无条件地向子辈索取回报。丈夫也不能因为尊敬疼爱自己的父母而对妻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有通过主、 客体双方的共同努力,行孝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3]。 也只有通过主、客体双方责任与义务的共同履行,实现平等互惠,才能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才能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健康重组,才能推动家庭成员的和谐亲密相处。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稳定和长治久安

在儒学伦理中,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可见,天下太平缘于国家安定, 国家安定缘于家庭和谐,家庭和谐缘于家庭成员的个人修为,而修身的根本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应做到的“慈” 与“孝”,兄弟姐妹之间应做到的“友”和“恭”。父母和子女双方只有通过孝慈对等,兄弟姐妹之间只有实现平等互惠,方能达到代际和谐与家庭和睦,从而建设一个团结、友爱、和睦、互助的家庭,然后才会有社会、 国家和天下的和谐与稳定。正如《大学》里如是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而, 孝作为“众德之根、诸善之源、立身之本、齐家之宝、 治国之道”,是社会和谐的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 是国家稳定的法宝。江泽民同志曾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胡锦涛同志倡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都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

总体而言,孝道是维系家庭和睦的纽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催化剂,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法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良好道德风尚的巨大推动力。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在多元文化融合碰撞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在新的起点和现实条件下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传统的“孝悌”伦理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构和创新,从而积极推进“孝悌”伦理的良性嬗变,促进温馨家庭关系及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 为谋求人类福祉、寻求世界大同贡献力量。

摘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人们的家庭伦理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双面胶》《婆婆来了》等一系列家庭伦理剧也开始活跃于电视荧屏上,引发人们对家庭伦理的关注和思考。本文结合这些热播的家庭伦理剧对现代家庭“孝悌”伦理的失衡现象进行挖掘,对“孝悌”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博弈进行探讨,并对新时期推进“孝悌”伦理重构的时代价值和现代意义进行分析和阐述。

篇6：试论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所谓责任伦理, 就是从一个新的伦理视角来分析与探索当代社会的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问题。它关注信息高度发达时代更高层次的伦理诉求。它是在全面考量责任主体行为的目的、手段、后果等因素的前提下, 对当代社会的责任关系、责任归因、责任原则及责任目标等进行整体伦理分析和研究的理论范畴。它既是一种责任形态, 关注主体动机与行为的整体性和规范, 使责任贯穿于人言行的始终, 又是一种伦理价值, 是现代人关注特定处境持有的价值立场, 强调对科技进步结果的哲学反思以及人类未来趋势的悠思。

作为一种前瞻性责任, 责任伦理把人类当前或及未来行为责任作为自身的导向, 其责任模式是发散性的。它是以大多数行为者之间的合作互动活动为中间载体, 对各个责任主体的行为予以最科学、最前瞻的评估, 并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超前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考量, 显示出一种对事前责任的伦理追问, 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人类所应承当的整体责任。同时, 责任伦理又被看作是一种关护性的责任。它突出责任的开放性, 其伦理关怀的视域扩展到整个自然界, 强调对自然万物的生存与发展承担相应的自然责任。从时空范围看, 不仅要对同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负责, 而且对未来的人要存有一种无可推卸的代际责任, 并将这种责任扩展到整个地球, 强调一种全方位的责任。

二、社会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伴随诸神的完全隐退及其世界的去魅化向纵深发展, 人类将在根本上主宰自己的命运, 凸显了人类责任与社会命运的深刻关联。然而, 对于自身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人类尚缺乏深刻的理性自觉。因此, 重构当代社会的责任伦理, 提高人们的责任意识, 显得尤为必要。而个人对责任伦理的深刻意识源自对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的自觉认同。而社会责任伦理的当代价值, 具体表现为:

(1) 提升主体责任感

人类关于当代实践以及后果的深刻反思是责任伦理存在的合理依据。而现代性难题的出现则和人类责任淡薄或者逃避责任行为是密切相关的。虽然我们人是自由的, 但这种自由是以履行责任为前提的。倘若一味地讲意志自由而置责任于不顾, 就将成为自由的最大缺陷。此时需要责任原则出来加以矫正。用黑格尔的话来说, “义务……是一种用来对抗个别意志、反对利己主义欲望和随意趣味的必然性;意志, 由于它在自己变动中可能与合乎真理的东西相分离, 因此要使它象注意某种必然性那样注意到义务”。承认人的自由之约束性乃是道德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责任伦理并非是空洞的理论思辨, 而是在道德意志的作用下, 经人类理性过滤的内在责任感。它的实现离不开人们恒久信念的支持。该信念的价值伦理在于培养个人坚定的责任意识, 在某种崇高目标的鼓励下, 形成义无反顾的道义担当, 从而塑造现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其让人更加清醒地意识自我存在与责任, 同时有能力对自然、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的主体。而现代人作为责任主体的必然性, 以无条件的责任方式, 解决了责任伦理存在的价值依托。可以说, 责任伦理的现代建构及其实践, 有助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面临的价值处境, 形成自觉的道义担当, 塑造新时代的理想人格。

(2) 彰显人的尊严

社会个体化过程让每一个独立个体间的异质性不断增强, 同质性日益减弱。在个体化所造就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背后, 人类精神世界的危机正在加剧、道德责任感逐步丧失。与此同时, 人们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点在减少, 自我情感的封闭性在加剧, 致使现实生活呈现出碎片化。在社会理性化的驱动下, 科层制所导致的各种因素增多, 以及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 使得个体漠视道德价值, 缺乏对人类生命的道德关怀。道德的实际定位发生扭曲, 人类最终连自身存在的价值尊严都失掉了, 身陷物欲、情欲不能自拔。

(3) 引导人们审慎思考

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是道德理性最为深刻的反映。道德审慎的意义在于, 若果离开它, 特殊场合的判断和行动就随意偏离意识的既定范围。而审慎让人们学会反思责任与使命, 对于行为结果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 审慎是责任的集中体现, 失去了审慎的指引, 责任将可能演化为鲁莽和草率。恰如约纳斯所述, 责任伦理促使人们对自身的目标意图、道德原则及行为后果实施担保。在审慎的支配下, 人们能正确运用判断力来克服心灵与外界因素袭扰, 客观考察目标, 作出合理判断, 并主动为行为负责。可见, 审慎是人对于自我理解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道德批判, 充分调动自我激情, 引导其理性预见行为风险并予以有效化解。即使人们面对风险, 不再逃避责任或是将责任转嫁给他者, 而是保持一种高度关注与责任的态度。因此, 弘扬与培育责任伦理精神是人类积极防范与抵御可能到来的社会风险的基石。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篇7：负责任创新的伦理价值及现实意义

“负责任创新” ( responsible innovation) 是近年来在欧美兴起的一种创新理念, 从源头上讲, 它的提出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过程中引发的争议不无关系。转基因技术的诞生是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一项巨大的创新, 它在解决世界粮食危机方面做的贡献可以说是无与伦比, 因此, 单从这个角度来说, 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应该而且必须的。然而, 由于参与这一实际过程的利益主体众多, 尤其是对技术应用下游的消费者来说, 价值诉求尤为多元, 这时就要求技术创新成果以过程而不是结果的方式呈现出来。

作为传统创新观念的一种延伸, “负责任创新”就被认为是一种活动或过程, 它将应用伦理学纳入到创新的范畴, 将伦理嵌入技术发展的实际过程, 为的就是解决道德超载 ( moral overload) 的问题。因为创新不仅需要解决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 它也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的表达。在具体的技术应用过程中, 我们的价值诉求往往是多方面的, 我们发现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或妥协。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创新最大的旨趣是要满足人类的需要, 而如今, 技术后果会否对我们的隐私、健康、效率、公平、安全等造成威胁, 则早已进入公众的视野甚至取代了先前的评判标准。

2 案例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一起假想的案例来跟进道德超载的情况。在一项防火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的过程中, 四个参与者有这样不同的分工: 甲在实验室工作, 分析研究这种防火新材料的特性; 乙是被消防队雇用的设计师, 负责用这个防火新材料为消防员设计新的装备; 丙在消防队中负责人才招聘, 乙是他招进来的; 丁是消防队的清洁工, 负责清洗这些新设备。不幸的是, 这种防火新材料会与洗涤剂发生化学反应释放出有毒物质, 接触这种有毒物质有可能致癌, 而且最终确实导致了清洗新装备的丁患癌并死亡。现在的问题是, 四个人当中谁该为清洁工的死亡负责任呢?

这一问题在负责任创新过程中被形象地称为 “多手” ( many hands) 问题, 即技术应用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分配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技术系统中, 由于一项技术从研发到推广到应用再到具体操作的过程参与者众多, 最后的显现出来的技术成果往往是多方 ( 项目投资者、科学家、政府、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等) 合力的结果, 因此一旦出了问题, 我们很难从中追究某一个单一的责任体。“多手”问题之所以成为负责任创新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因为现代技术尤其是一些风险系数较大的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偏差, 明确责任主体及责任分配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源头上的错误。

在讨论责任主体问题时, 我们一方面需要厘清 “工程师”的责任,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技术使用者的责任。这里的 “工程师”不是狭义上的理解, 而是泛指所有对技术创新做出有益贡献的人, 现代的科技创新往往是 “工程师们”合作的结果。在我们试图找出责任主体之前, 我们应该先明确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称之为 “负责任”。关于这个问题,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Neelke Doorn博士认为, 通常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我们才会说一个人是 “负责任”的: ( 1) 自由条件, 即人能够自由行事, 不受外界压力的干扰。例如我们不能拿枪指着一个人的头让他去偷钱包,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能做出偷钱包的行为而并没有选择不偷钱包的自由。 ( 2) 知识条件, 即人具备相关的背景知识, 并且知道他的行为可能会带来某种消极的后果。例如有个人把他家里的大门重新粉刷, 油漆未干透但他未做任何标识, 邻居碰巧碰到了门, 破坏了门上的画, 如果他将责任归咎于邻居, 那么对邻居就是不公平的, 因为邻居事前并不知道门上油漆未干不应接触, 他做出这个行为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背景。 ( 3) 因果条件, 即人的行为与消极后果的产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例如, 我不能为与我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消极后果负责任, 别人碰坏了门上的画, 把责任归咎于我显然是不公平的, 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破坏的。同时这里有另外一种情况需要专门指出, 即“什么都不做就是做错了”, 就是说如果我明知我有可能让别人可以免于伤害可是我没有去做, 这样也是不对的。 ( 4) 违反规则, 即人的某种错误行为确实是违反了某些规则, 这里的规则既可以是法律意义上的也可以是道德意义上的。这是四个条件里较难判断的一个, 尤其是当涉及的责任主体是名人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名人的行为应当被当作正确的标准, 或者说他们之所以成其为名人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我们看来都是合乎规则的。

让我们回到前文虚拟的案例中。在整个事件中, 四个人都做了一些对于清洁工之死具有因果关系的事, 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同时满足了上述四个条件。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可能已经知道这种材料的某些特性会与其他材料发生化学反应, 但是他无法预见其他人会如何使用这种材料。其他几个人也许并不知道这种材料接触洗涤剂后可能引发的致癌性。我们甚至可以说, 清洁工清洗这些新设备的行为也不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于是, 四个人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清洁工的死亡, 但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这个后果负全部责任。

3 负责任创新的伦理价值及现实意义

当一些技术的负面后果尤其是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后, 追责问题便应运而生。在传统观念里, “多手” 问题往往是 “事后诸葛”, 即在消极后果发生后才会对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分配问题进行讨论, 而由于现代科技发展不确定性日益增强, 技术与工程应用的潜在风险比以往高出许多, 一旦产生负面后果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是毁灭性的, 此时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晚矣。同时, 科技后果责任主体日益多元化, 单一追责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此我们应该将 “多手”问题赋予更多前瞻性的意义, 即在消极后果产生之前, 就对有可能产生的不良因素作出预先估计, 并有针对性地思考能否阻止它的出现或发生, 我们也可以用上述四个条件去具体判断如果将来发生消极后果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 他的行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吗?他在作出这个行为时具有所必需的背景知识了吗? 他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些对应规则? 他的某些行为是不是导致了某些已经预见的消极后果? 等等。

作为贯穿始终的理念, “负责任创新”已被写进欧盟 “地平线2020” ( Horizon 2020) 框架计划中。 “地平线2020” 是旨在整合欧盟各国的科研资源, 提高科研效率, 促进科技创新, 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欧盟迄今为止最大的科研创新框架计划。 “负责任创新”有可能成为继 “可持续发展”之后的又一全球性发展新理念。就我们国家的现实需要来说, 从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再到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可以看出, 创新已经被摆到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成为实现 “十三五”时期引领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战略层面来说, 创新的确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根本支撑和第一推动力;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创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法, 在利益主体多元的今天, 其在某一特定条件下造成的后果却不必然是好的。因此, “负责任创新”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是恰逢其时的, 在 “负责任”的保驾护航下的 “创新”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