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性语言

2024-04-08

阐释性语言（通用6篇）

篇1：阐释性语言

元语言研究与文化阐释

【摘要】通俗地说，元语言就是解释语言的语言，元语言理论的提出最早是为了解决悖论问题，许多双关语、字谜、幽默以及中国大量禅宗公案都是利用对象语同解释语的对立或者不同的元语言集合来达到“反讽”等效果。现代社会中，元语言冲突还对人们尤其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阐释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元语言；冲突；文化阐释

元语言理论是为解决悖论问题提出的。历史上最早的悖论是古希腊的“说谎者悖论”：一个克里特岛人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说谎”。如这句话是真的，那它就是谎话，这句话又为假；如这句话是假的，它就不是谎话，这句话又成真。

所谓元语言,是指用于指称或描述语言的语言(Lyons1997),它不涉及话语的真值内容,它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不是直接地传递命题信息，而是调控说话节奏,表达特殊用意的语言成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元语言的理解不尽一致。刘福长认为，用以代表或指称外部世界事物的语言叫做“对象语言”，用以描述或解释语言本身的语言叫做“元语言”；刘森林认为，“元语言”„„指用来对目标语进行描述、评论和观察的语言，目标语则是被元语言描述的对象；“元语言”的界定与如何理解对象语言密切相关，有的把对象语言理解为描述外部世界的语言，有的把对象语言理解为元语言的描述对象，后一种显然宽泛些。李葆嘉指出“就元语言是分析和描写‘对象语言’的语言或一套符号而言,这一理解与逻辑学的元语言相同。就元语言‘如用来解释另一个词的词或外语教学中的本族语’，这一理解与逻辑学中的元语言已经有别，这一解说不仅包含用一种自然语言来解释另一种自然语言,而且包含以一部分词语来解释另一部分词语。”《语言学百科词典》对“元语言”的解释是：“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用汉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是对象语言，汉语是元语言；用英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既是对象语言又是元语言。在辞书编纂和语言教学中用于释义的语句称元语言；在语言研究中为描写和分析语言成分特征使用的一套符号和术语„„也属元语言。”《词汇语义学》中写道：“这里的元语言„„是狭义的，指记录语义特征并用来分析和描写目标语言（这里是指自然语言）的更高层次的语言，是人工创造的‘形式语言’，也叫符号语言、纯理语言、语义标示语。”《语言学百科词典》是对元语言最广

义的理解，《词汇语义学》是对元语言最狭义的理解。参照以上观点，从语言学的立场出发，现代汉语元语言可以分为词汇元语言和语义元语言两大方面，前者主要包括辞书释义元语言和语言教学元语言，后者主要包括语义分析元语言和信息处理元语言。

元语言可以分成多层，每一层元语言的结构不得不靠上一层元语言才能描述。而上一层元语言，按塔斯基的说法，比下一层的对象语言本质上更丰富，既然没有一个结构本身能完全自洽，元语言结构的诸种不完整之处，各种矛盾、模糊、冲突、悖论，靠再上一层的元元语言来解决。如此理解之下，元语言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它们并不处于同一层次，而且它们本来就是为解决下一层语言中可能的意义冲突而生成的。

许多双关语、字谜、幽默中，也都包含了对象语与元语言的对立。辛弃疾词“如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冷好个秋”；骂人话“你还知道‘羞耻’两个字怎么写吗？”，都从对象语突然跳入元语言（字的写法）。但是这里没有阐释漩涡，因为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实际上并不冲突，文本只是利用元语言形成一个异层次委婉语。

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还可能形成“反讽”式的协同：本文的表面义与意图义相反，在阐释中相反相成。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元语言集合会重新协同。例如你的上司说“：放心，我这个人不容易生气”，这可能是安慰，这也可能是威胁。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此话的表面义与意图义不合，有效的阐释就应当能够从各种元语言因素（例如场合、表情、此人一贯的行事风格）中解读出合适的意义。但是安慰与威胁两个解读不可能并存。阐释者根据他使用元语言的能力，在阐释后只能采用其中一义，实际上也只有一义具有真值。

又如中国大量禅宗公案之所以迷人，是基于一种“常识否认”。例子俯拾皆是：“丹霞天然禅师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诃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輳訛輥。佛像神圣，是因为体现佛性，但是这种体现是在元语言层次上的：佛像为舍利子的转喻。院主不小心做了常识否认，给丹霞禅师这样的聪明阐释者一个制造元语言冲突的好机会：禅宗大师提前一千年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和后结构主义哲学铺了路。

人类交际依赖于大量隐喻。然而,就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而言,隐喻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性。隐喻是一种特定文化的认知现象,它因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隐喻的概念意义被误解,从而导致交际受挫。此类例子在社会生活中并不鲜见。要解释跨语言和跨文化中的隐喻意义,就必须依赖于人类语言共有的或普遍的概念,而不是特定文化中的某些概念。普遍的人类概念构成了人类理解隐喻的基石,因此,为了解释跨语言

文化中的隐喻意义,就必须依赖于这一基石。

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从文化内嵌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隐喻及其语用意义。文化价值构建了概念隐喻后面“隐藏”的意义。要理解和阐明一种文化的隐喻概念并非易事,因为这些隐喻概念内嵌在各自不同文化的语言里。因此,要使某一文化的“局外人”理解某一特定文化的隐喻及其概念意义,就必须通过非隐喻语言,即运用自然语言中简单的普遍概念作为元语言进行描写和解释,隐喻的意义才能客观表征。

文化阐释或评价的主体，往往是社会集团。在历史维度上，集团阐释评价主体，比个人更为重要，更为常见，也更需要考察。这些集团分别进行阐释活动，就不会产生元元语言冲突。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政治原则是典型的评价体系对立，但是并不形成评价漩涡，因为评价主体被截然分割成敌我两个政治阵营；美国南北对蓄奴制的不同理解严重冲突，主体集团被地理分割；对历史人物（例如李鸿章）或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由于历史元语言一再改变而不得不经常改写，但是理解主体往往被历史时代分开。更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作为集团主体时成分复杂，所用元语言难于一致，暂时的一致也容易被破坏。因此，集团主体进行评价活动时，元语言冲突就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评价漩涡是意识形态在文化中起作用时几乎难以摆脱的悖论。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冲突。中世纪社会努力维持统一的评价体系，而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评价体系冲突这个事实。自从政教分离后，社会集团，例如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例如妇女与少数集团，它们的自我意识都不断增强，他们的评价体系往往对立。当他们合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同的意识形态就形成评价冲突，成为影响社会演化的重大力量。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得不承认几套不同意识形态体系都具有合理性。虽然在不断适应变形之后，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成为社会主导，但是社会演进的基本动力，是绵延不绝的评价漩涡。由此产生了“民主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张，这种主张内部各种因素越是对立，这样的综合意识形态越是行得通，其运作阻碍反而减少，因为它们内化了评价漩涡。包含冲突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系最终成为政治实践的主流，证明评价漩涡是今日世界意识形态运行的常态。

而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使评价漩涡的规模和影响面更加增大：对每个国家，民族利益与跨民族利益不得不同时起作用，因此出现了“全球本土化”这样的悖论潮流。在这种时候，不善于利用评价漩涡，不知如何内化冲突、不知变通的民族，就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世界大潮流。谁能适应并充分利用评价漩涡，谁就在世界潮流中走在前面。

当今文化的一个特色，是文化表意的各个层面都出现阐释漩涡，想在文化生活中追求阐释元语言的单一化，已经不再可能。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无法再忽视元语言的各种复杂冲突。

参考文献：

（1）刘福长，语言学中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现代外语》1989年第3期。

（2）刘森林，元语用论概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3）李葆嘉，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应用价值，《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2年第4期。

（4）语言学百科词典编委会，《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

（5）安华林，现代汉语元语言研究现状概述，《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6）侯丽白、郑文辉，关于逻辑史上对悖论问题的解决，《学术研究》1996年第12期。

（7）赵毅衡、陆正兰，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

（8）肖立成，“换言类”元语言研究，《云南电大学报》，2008年第10卷第4期。

（9）李炯英，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隐喻观及其语义解释力，《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第11卷第1期。

篇2：阐释性语言

一、新时期胜利精神：从创业走向创新，从胜利走向胜利胜利精神，是胜利文化的灵魂，是胜利油田全体干部职工一致的信念追求和共同的价值目标。新时期胜利精神的标志性语言确定为“从创业走向创新，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过去的创新和超越，它集中展现了胜利人在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昂扬向上、负重奋进、开拓创新、超越自我的时代精神风貌。从创业走向创新：艰苦创业是中国石油工业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胜利油田的发家之宝。胜利油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难创业史。在六十年代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胜利人肩负着为国家贡献石油的艰巨使命，在“青天一顶、碱滩一片”的恶劣环境中，在生产生活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战天斗地，顽强拼搏，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石油会战的胜利，勘探开发了一个又一个新油田。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虽然油田职工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广大干部职工依然保持着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在孤东油田会战、乐安油田会战、临南油田会战以及抗击黄河洪汛、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战斗中，始终表现出了顽强拼搏、为国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创业反映的是在艰苦的环境条件下胜利石油职工一种战天斗地的拼搏奉献精神，而创新则体现了新时代胜利人敢于超越、与时俱进的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精神状态。胜利油田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发展，都是求实创新的成果。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时代背景下，油田的生产经营环境、勘探开发地域布局、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经营管理工作等都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胜利油田逐渐把工作的着眼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坚持内涵发展上来，不仅注重油区探区面积的扩大和经济总量的增长，更要注重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开始了油田二次创业的过程。二次创业与一次创业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次创业主要是按照国家计划经济的需要，以原油产量为中心，开展石油大会战，为国家尽可能多地贡献原油。而二次创业则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出发，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理论创新是前提和先导，思想观念的更新必然带来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极大发挥；制度创新是基础和保障，企业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使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消除，必然带来企业整体素质和面貌的重大变化；科技创新是重点和关键，加快科技进步，对于增强企业实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要围绕这三大创新，以扩大资源、扩展市场、降本减费、增加效益为目标，全力推进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管理和集约化经营，积极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努力转换经营机制，着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使胜利油田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从胜利走向胜利：“胜利”二字，既是地域名词和企业名称，又具有达到预定目标、取得成就之意，一语双关，意境高远。“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我们胜利油田一个独有的特色和优势。“从胜利走向胜利”，也是江泽民同志1999年视察胜利油田时题词的内容，寓意非常丰富，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在广大干部职工中形成了共鸣。江泽民同志对胜利油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使广大干部职工受到巨大的鼓舞，进一步增强了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夺取新胜利的信心和勇气。“从胜利走向胜利”，不仅反映了胜利油田过去几十年的辉煌成就，而且反映了胜利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更大发展，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壮志、崇高追求和豪迈气概。

二、经营理念：以人为本，科技领先，效益至上，竞争发展经营理念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理性依据和观念指导，是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油田经营理念确定为“以人为本，科技领先，效益至上，竞争发展”，这是油田生产经营的指导思想，是油田改革发展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思想基础，它在胜利观念形态文化中具有先导作用。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思想的最根本理念，是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以人为本理念也是我们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以实现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为目的，使职工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企业的发展为依托，从而使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相统一。胜利油田历来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培养塑造职工队伍，选树先进典型。这实质上就是以人为中心，以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凝聚队伍，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油田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确立人本管理理念，在企业管理的一切活动中，始终把人放在核心位置，把职工看作企业的主人和最重要的资源。在手段上，要强调一切依靠人，着眼于充分调动所有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及合理配置；在目的上，要强调一切为了人，充分尊重职工的尊严、劳动、个性和一切法定权利，追求职工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科技领先：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企业有无较强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的决定性因素。胜利油田历来重视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经过油田广大科技人员长期不懈的探索，已基本形成了具有胜利特色的油气勘探开发配套技术系列，对胜利油田的持续稳定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油田勘探开发

对象的日趋复杂和勘探开发程度的不断加深，迫切需要创新地质理论以支撑和指导新形势下的勘探开发实践，创新石油技术以形成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优势。要大力实施“科技兴油”战略，密切跟踪国内国际石油科技领先水平，抓住制约油田总体发展的关键技术，以勘探开发、多元经济领域中的技术难题为攻关对象，以地质理论、技术、装备、产品创新为目标，努力实现勘探开发主体技术、多元经济开发技术的战略接替和跨越式发展，争取在各领域内的全国同行业中保持领先水平，形成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掌握先进配套的核心技术，从而不断提升油田的市场竞争力。效益至上：效益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其生存价值主要体现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改善人民生活。没有效益的企业不会被社会认可，也没有生存的理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理应是我们追求的直接目标，只有获得良好的效益，才能增强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才能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也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近年来，油田特别对上市部分提出了“以高效益、高利润赢得高投入、高回报”的经营思想，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在市场化经营的过程中，要进一步确立“效益至上”的思想，切实从过去以产量为中心转变到以效益为中心的观念上来，把降本增效作为油田经营管理中的第一要务来抓，作为油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性措施来抓，采取有效措施，创造良好效益，为国家多交利润，多做贡献，同时使职工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和改善。竞争发展：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企业活力的源泉；“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企业一切工作的主题。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重组改制的过程中，胜利油田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面对着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而且随着深化企业改革，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油田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此，必须牢固树立竞争发展的理念，把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作为自身的根本追求，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油田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积极“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实行竞聘上岗，推行“岗效薪点”制，建立起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多能少的新机制，使广大干部职工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做，形成“一切围着市场转，一切围着效益转”的良好局面，从而增强自立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油田不断实现新的发展。

三、经营战略：打造胜利品牌，实现持续发展经营战略是企业发展的宏观思路和整体的自我设计，反映了企业经营的战略方向和策略原则。油田经营战略确定为“打造胜利品牌，实现持续发展”，这是根据油田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自己的比较优势，作出的事关油田未来发展的筹划和谋略，是“竞争发展”这一经营理念的客观要求和直接体现。打造胜利品牌：品牌是企业的旗帜，是企业生存的重要依托，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它集中体现着企业的形象。知名品牌是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它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和经济效益。在当今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所有知名企业都无一例外地注重打造自己的品牌来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求占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胜利油田作为国有特大型石油企业，向来以实力雄厚、技术先进、攻坚啃硬、重信守诺、敢为人先、乐于奉献享誉全国。今天，胜利油田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必须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精心打造胜利油田的队伍品牌、技术品牌、服务品牌和名优产品，靠品牌制胜，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开拓占领外部市场。实现持续发展：持续发展在这里就是指“可持续发展”。胜利油田作为开发油气资源的能源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相结合的路子，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开发油气资源，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好资源，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实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推动油田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使企业具有强势发展的后劲和潜力，保持蓬勃发展的活力和态势，立足胜利发展胜利，跳出胜利发展胜利，积极拓展市场，不断扩大资源，坚持以油为主，实现多元发展。

四、经营宗旨：经济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最优化经营宗旨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油田经营宗旨确定为“经济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最优化”，是“效益至上”这一经营理念的必然反映和追求，体现了胜利油田作为国有特大型企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经济效益最大化：经济效益是企业追求的最直接目的，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经营宗旨，有利于使广大干部职工牢固树立效益中心观念、投资回报观念、资本运营观念、市场利润观念，进而增强创造最大效益实现更大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胜利油田只有追求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才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对油田上市部分来说，就是要集中精力把油气勘探开发水平搞上去，把油气综合勘探开发成本降下来，以高效益、高利润赢得高投入、高回报；对非上市部分来说，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对传统产品进行升级换代，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优化：追求社会效益也是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胜利油田不仅要大力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且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力提高职工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积极追求社会效益最优化，使国家、集体利益得到充分体现，职工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胜利油田作为国有特大型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胜利油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胜利油田要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一方面努力完成生产经营任务，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给社会、职工和股东以最大的回报，真正使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统一起来，从而促进油田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五、经营准则：诚信规范，科学高效经营准则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道德原则和管理标准。油田经营准则确定为“诚信规范，科学高效”，这体现了油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与国内外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强化自我约束、提高管理水平的现实需要。诚信规范：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也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要求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法规办事。我国加入WTO后必然要和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因此，必须树立诚信规范的经营准则，把“以德治企”与“依法治企”结合起来，坚持以诚信建设为重点，营造良好的企业信誉，不断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树立新的规则意识，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要求，加快推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步伐，使油田各项工作进一步走上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科学高效：科学主要是指经营中的科学决策，这是决定企业经营活动成败的基础和关键。企业只有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才能保证企业“做正确的事”。高效是经营活动追求的目标，高效的含义，一是高效率，二是高效益。坚持这一原则，有利于实现投资回报、投入产出、成本收益的最大化，保证企业能够“正确地做事”，从而使油田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篇3：陕北说书语言的顺应性阐释

顺应论

顺应论最早于1987年在国际语用学会上提出, 其成熟的标志是1999年维索尔伦“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的发表。维索尔伦不再把语用学看作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而视其为研究语言的视角。依维索尔伦来看, 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 交际者之所以能够对语言作出选择, 便是基于语言的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2000, F15) ;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的,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 (同上) ;顺应性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 (同上) 。语言的三个特性中, 顺应性以变异性、协商性为前提, 处于最高级别, 故学者们以顺应论命名维索尔伦的理论。

顺应论首先需要解释谁顺应谁的问题。维索尔伦提出解答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语境和语言结构。一方面, 语言的选择可以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 包括语言、语码、语体、语音、词素、词汇、分句、句子、命题、超句以及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另一方面, 语言各个层面的选择需顺应不断变化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维索尔伦一再强调, 语境不是静态的, 而是不断变化生成的, 故顺应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双向性。作者在研究陕北说书的过程中发现, 陕北说书人使用语言的过程亦是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作出选择以顺应不断变化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和语言语境的过程, 而此动态顺应过程也解释了陕北说书人的成功交际以及陕北说书的流行。

陕北说书语言的顺应性阐释

1.陕北说书的宏观体裁结构

陕北说书按说书时间长短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曹伯值将半小时至三小时之内的 (即说一晚上的) 说书列入中篇, 读者可以此作为参考划定长篇和短篇。受时间限制, 短篇小段内容、结构紧凑简单, 一般呈现出导入—正本—结束套词的结构框架, 而长篇和中篇的结构较为复杂, 尤其长篇, 可包括导入—正本—过场小段 (含关口小段) —结束套词。无论长、中和短篇, 正本为说书必不可少的部分。正本即说书正文或主体部分, 讲述故事主要内容。正本之前为导入部分, 正本之后则为结束套词。

书词各结构之间协调统一, 互相衔接, 过渡自然, 语言结构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对语言语境的顺应和说书人较强的顺应意识, 而各结构之间的衔接主要借助具体的语言实现。

本文研究的陕北说书书目中, 除1/3左右的小段、中篇《蚊虫诗》和长篇《刘公案》直奔主题外, 其余书目皆在正本之前加入导入部分。“导入”其实是笼统说法, 涵盖了所有正本之前的内容。实际上, 陕北说书的导入部分或提纲挈领, 总结正本内容, 或导入正本, 或压根与正本无关。至于篇幅, 亦长短不一:短可一两句, 如小段当中的“琵琶一响我开腔, 有一段故事听我讲”;长如长、中篇书目中的一首诗或/和一个小段/书帽, 如中篇《回龙传》开篇无关主旨的“杨六郎表功”韵白小段, 又如长篇《杨公案》以书帽开篇, 后随“斗大黄金印, 天高白玉堂, 不读万卷书, 谁能奉君王……”作为定场诗。书帽“是一部分或一场书正式书文之前加唱的小段” (曹伯植, 2010b, p.34) , 可与正本无关。广义的书帽包括短篇小段, 狭义的书帽“一般没有人物贯穿, 没有故事情节” (同上) 。本文采用书帽的狭义定义, 将其与短篇小段区分开来。书帽、定场诗主要起着等待听众、安定书场的作用。

万事开头难, 故作者试图发现书词首句的创作技巧。语料显示, 书词首句灵活多样, 无一定之规, 出现频率较高的如“拿起三弦定好音, 来下的明公我一声请”/“弹起我这琵琶定起音, 先说个小段请你听”。语料中以琵琶或三弦开篇的说书共有11个小段、2部中篇和1部长篇。其次是“说南乡, 道南乡, 南乡有个 (王家庄) ” (5个小段) 。

中长篇书目导入到正本的过渡有明显的语言标记, 如“吟诗一首/闲言几句, 书归正传” (4部长篇, 1部中篇) , 而故事的结束通常会提到书名 (32次) , 如“这就是《……》事一桩, 说到此处就算完/流落世界万古扬”或出现“书说团圆戏唱散, 这段故事就说完” (8次) 等套词。

长篇书目持续数日甚至月余, 故中间休息前后需加入过场小段。因《金镯玉环记》和《代州还愿》有明显的场次划分, 故以二书为例。《金镯玉环记》共分12场, 《代州还愿》共分7场。休息前的语言标记“说到此处住一住, 我歇一歇缓一缓再理论/下回书里再讲明”在两书中分别出现2次和4次;其余9次和2次中间休息安排在“书中人物命运遇到大转折时, 矛盾冲突到了最激化时, 故事悬念到了最强烈时” (曹伯植, 2010b, p.37) , 说书人以“关口”一词作为标记, 如《金镯玉环记》的“书有关口将有名, 抖乱头绪整不清。说在此处搁搁音, 歇缓歇缓再理论”和《代州还愿》的“书到此处住了吧, 故事到关口就搁定”, 此类小段被称为关口小段。休息后再次开场则以“不讲……, 也不讲……, 说的……”或“上回说的……, 回书再说……”等承上启下, 逐渐过渡。

最后, 同一场书内, 人物到人物的过渡, 也有特定的语言手段衔接, 如“不表……, 再表……”, “说书的难说两家话, 按住这家说那家”, “这把他按住先不明, 回书表表……”

说书书目各结构的先后安排及标记性语言使得语篇各结构之间紧密衔接, 按照线性序列层层推进, 充分表明了说书人选择语言时对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的顺应。面对混乱的会场、尚未进入听书状态甚或姗姗来迟的听众, 说书人无法直入正本, 于是书帽、定场诗等导入部分顺应而生。说书人选择说书语言顺应听书人及自身心理世界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导入、正本、结束语之间的过渡既是说书人积极策划的过程, 也是听书人理解和记忆的过程, 说书人过渡词语的选择方便或提示听书人把握说书结构, 辅助其理解和认知过程。第二, 人类认知有一定的缺陷, 不能毫无休止的工作, 说书人选择过场小段即是顺应了人类认知和记忆的局限性, 为大脑提供一定的休息时间。第三, 口语不同于书面语, 有转瞬即逝的特点, 不易记忆;过场或关口小段之后的部分提示听书人休息前的说书内容, 顺应了人类易忘的心理特性。最后, 说书人选择在关口停顿, 亦是考虑了听书人忘情之处欲罢不能的心理状态, 故而有把握留住观众;当然, 关口小段的设计也不排除说书人对自身身心需求的顺应, 顺应休息和收钱的愿望和意图。

2.语音

陕北说书的语音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 陕北说书植根于陕北大地, 使用的是陕北地方语音。后鼻音化和入声是陕北说书语音最为突出的特点, 如[en], [in], [un] (甚, 亲, 顺, 孕) 等多发为后鼻音, 而说书中亦有一部分读音保留古汉语的入声, 读音短促, 一发即收, 如职、说、发等。另有特殊的发音, 如下[ha]、鞋[hai]、街[gai]、山[san]、愁[cou]等。一般说来, 如若说书人和受众皆为陕北民众, 即如本研究中的陕北说书交际者的情况, 说书人没有较大的语音选择余地, 甚或仅具陕北方言, 说书语音的选择没有明显的意识参与;而舞台说书人选用普通话, 则表现出顺应全国观众语言环境的强烈意识。因舞台说书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故不再详述。

第二, 陕北说书顺应场景、情节和人物性格的需要, 话语速度时紧时慢。以张俊功的《快嘴》为例, 张先生扮演快嘴角色时,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向我们勾画出一个能言善道、心直口快、泼辣直率的快嘴姑娘形象。

第三, 陕北说书节奏感、韵律感强, 语音的选择充分顺应了押韵审美的需要。因其韵律与文体密切相关, 故在文体一节详细探讨。

3.词汇

陕北说书用词简单、生活化, 词汇表现出较强的陕北方言特色。通过对语料的分析, 作者提炼出以下几类风味奇特的陕北说书词汇。

叠词。张俐 (2006) 提到, “陕北方言中单音节名词、动词以及量词大都可以重叠” (p.86) 。陕北说书中叠词多现, 如心口窝窝;圆圆长个圆脸脸, 花花长对花眼眼, 竹竿竿身材杨柳腰……;头戴一个帽帽没顶顶;从小小就好哭;你多会跟大会跑跑, 叫你妈给你缝上个花袄袄;油花花, 酱点点, 芝麻面面姜片片, 猪头头, 羊脸脸, 香得客人扭眼眼……

助词。陕北说书中的助词别有风趣, 如晓得噻;吃喀也脆, 嚼喀也香;你咋去转个圈圈, 买下了买, 买不下咋回来……;咋我写一支请帖, 叫范丁赶紧请草上飞来拿……另外, 陕北说书中语气助词连用现象较为普遍, 如老鬼, 咋该就看你起哩么, 人会起了名哩;嗯, 是哩嘛;哎, 那大概走呀嘛, 那见天走哩么……

缀词。此类词汇因难以归类, 且无法独立使用, 仅能缀于其它词汇前后, 故列为缀词。陕北说书中最为活跃的缀词当属“格”, 如白格生生眉眼, 嫩格崭崭女子, 俊格旦旦女子;另有“达”, 如这达, 那达。

其他土语。脑 (头) , 急壳子 (结巴) , 解下 (知道) , 害气 (生气) , 装新 (拜堂成亲) , 不敢 (不能) , 坎忽儿 (差点儿) , 短不下 (少不了) , 盛 (居住) , 地流平 (平地上) , 灰 (冒失, 傻愣) , 交零 (完成) , 脱笼 (开始) , 尔格 (现在) , 可囊 (多) , 麻达 (麻烦) ……

活泼生气的语言为陕北说书注入了朴实的乡土气息, 极大地便利了轻松和谐的说书氛围的营造, 进而有利于成功的交际。

4.文体

陕北说书的文体特点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语体、修辞和书套。

⑴语体

陕北说书韵散结合。韵白讲述故事, 多七字一句, 亦有八字或十字一句, 句尾押韵, 听起来节奏感强, 朗朗上口。而尤具特色的则是专属陕北说书人的陕北韵腔, 如前文提到的后鼻音:忙得个老婆子没有慢行/双手端过来个洗脸盆/冷水滚水掺了个匀/架架上拿来一块花汗巾 (回龙传) 。句中的“盆”、“匀”“巾”皆发成后鼻音, 便于押韵。又如:大脚娘, 扑上来/勾子一霸拿起一只鞋。“鞋”字音读[hai], 与“来”押韵。故即便是曹伯炎等面向全国观众的著名舞台说书人, 改说陕北方言为普通话的同时, 亦选择保留陕北韵腔, 以便顺应韵律和语音语境, 顺应听众的审美需求, 体现了说书人强烈的顺应意识。当然, 韵白的选择不乏其他因素的考虑。说书人是民众眼里的先生和文化人, 有一定的权威和神秘感, 选择整齐、文雅、并非凡人皆能使用的韵文顺应了说书人文化上的优越感以及维持其地位和威信的心理需求。

然另一方面, 陕北说书韵白并非艰涩难懂。主要原因有二。第一, 韵白用词简单、生活化;第二, 从句式上看, 小句多为无标记小句, 事件铺排体现出明显的时间线性, 符合人们认知世界的习惯, 如《双头马》韵白部分:“张天顺, 没消停, 上了高楼十三层, 双手推开门两扇, 月桂月兰便开言。张月桂, 张月兰, 便把爹爹叫几番。你老家不在上方坐, 上楼有个甚事情?张天顺有语开言道, 把二位女子叫一声……”即是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构建小句, 向听众展开一系列时间紧密相连的画面。总而言之, 韵白高深的面纱下隐藏的其实是最朴实的语言, 并未给群众的理解带来困难, 体现了对群众文化水平和理解力的顺应;固然, 此种韵白的选择必也受制于说书人并不太高的文化水平。

⑵修辞

陕北说书书词运用大量的修辞手段, 最为普遍的是夸张和比喻, 如描写人穷时说道“盛的那些烂房没顶顶, 遮不住雨来挡不住风, 月亮下来就顶灯。十个囤囤九个空, 倒把慷面磨半升。老鼠饿的打能能, 芥蛄饿的发迷昏”;描写将军外貌时用到“头如斗, 眼赛铃”;描述骑马时用到“上山真像钻天鹞, 过湾好像小黄莺。过河好像雕翎箭, 下山好像滚流星”。通过对多篇书词的分析可以发现, 这些优秀的说辞一经使用, 便被其他艺人广泛套用, 进而发展成书套。

⑶书套

简单说来, 书套就是描写人物出场、穿衣打扮、街头景象等主题和典型场景的固定说辞和程式化结构, 不会对故事情节产生影响, 可以套用到多部书词。如一提到人穷, 艺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上文的描写, 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说书中。书套的使用具有强烈的修辞效果, 故将其与修辞手段一并置入文体部分加以讨论。

作者认为, 修辞手段和书套的使用是顺应人类记忆和认知特点的结果。前文已经讲到, 说书作为一种口语语体, 直接诉诸人们的听觉, 具有易忘和转瞬即逝的特点, 故而说书人需搬用形象语言渲染强烈的效果, 帮助听众在大脑中实现听觉材料到视觉材料的转换, 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听众的感知和记忆, 从而抓住人心, 而修辞和书套正是传递这种形象语言的有效手段。另外, 书套的使用还有其他便利:第一, 艺人在说书过程中慢慢发现, 只要场景合适, 这些书套可以用于多部书词, 从而省去了加工创造的努力, 说书过程中可以信手拈来, 为我所用。第二, 因为艺人事先已经熟记大量书套, 经过熟记和多次应用后, 再次调动书套如同条件反射, 无需太多的记忆努力, 如此可将更多精力放在记忆非书套部分。第三, 如若艺人说书现场忘记故事内容, 可以利用书套延长甚或拖延说书时间, 填补时间空白, 从而留出更多时间恢复记忆。故而可以说, 书套是顺应说书人和听书人认知和记忆的产物, 体现出说书人高度的顺应意识。

5.内容

陕北说书作为民间叙事文学, 题材丰富。就本文研究的陕北说书来看, 书文多围绕奸人受惩、善人得报、男女爱情、家庭关系、王公落难、历史人物、诙谐调侃等主题展开。书文的宗旨无外乎劝恶扬善, 宣扬善恶终报、爱情忠贞、父慈子孝, 劝人切勿嫌贫爱富或不择手段贪慕富贵权势, 当然也有部分书目纯粹娱乐大众。由此不难看出, 陕北说书内容的编排是对群众价值观和爱憎心理的顺应, 顺应了人民群众渴望和平、平等、友爱, 建立美好家园的愿望;战胜位高权重的邪恶势力、奖赏人微言轻的善良小民给草根阶层带来了慰藉、快感和心理满足;陕北说书对正面思想的宣传是对社会道德规范、主流意识和价值取向的顺应, 而说书人围绕人物小缺陷和家长里短编就的搞笑小段则顺应了大众的娱乐心理, 给生活单调枯燥的陕北农民带去一丝阳光和微笑。

结语

陕北说书博大精深, 底蕴丰富。限于篇幅, 本文仅着眼于语言特点的探索, 对分析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其他亮点只能忍痛割爱。每一亮点, 如说书人的手势、表情、目光、笑声等非语言性符号, 逼真的声音模仿, 舞蹈动作、道具、各种乐器表演等艺术手段, 猜字谜互动、仪式小段的即兴编造皆体现了对特定场景的顺应, 为陕北说书的成功增添了一份筹码。另外, 如若扩大研究范围, 将语料延伸到现代说书, 将会更好地展示说书语言各层面对语境的动态顺应, 如说书内容从封建宗教到写实的转变, 词汇方面时新词汇的引进等。所有这些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陕北说书是中华艺术的瑰宝, 2007年被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出于对说书体裁以及受众的考虑, 陕北说书人在语音、词汇、句子、修辞、内容、体裁结构、语体和语码等语言各层面不断进行着选择, 形成了陕北说书语言的独有特色。陕北说书语言体现了说书人对受众语言环境、认知水平、审美需求、情感和价值观的顺应, 对说书人自身地位、文化水平和娱人角色的顺应, 对交际场合和交际双方社会关系的顺应以及对说书语篇组织布局的顺应。

关键词：陕北说书,语言,顺应

参考文献

[1]曹伯植.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短篇集中篇集长篇集)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曹伯植.陕北说书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3]党音之.陕北说书音乐的主题变奏与曲体结构[J].交响.西安音院学报, 1985, (1) .

[4]关意宁.在表演中创造——陕北说书音乐构成模式研究[J].上海音乐学院.

[5]吕青, 宋亚萍.陕北说书艺术的文化变迁探析[J].人民论坛, 2012 (377) .

[6]孙鸿亮.先秦“瞽矇文化”与陕北说书[J].社科纵横, 2008, 23 (8) .

[7]孙鸿亮.陕北农村庙会书调查与思考[J].社会科学论坛, 2009 (2) .

[8]张俐.论陕北方言在陕北民歌中的作用[J].西北大学学报, 2006, 36 (5) .

篇4：历时性阐释

经典文本是历经沧桑的，是经过人类历史长河甄选出的精华，并在世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当时社会人们的建设性阐发，生成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符号意义，并“凝聚、激发和化约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象征意味与形式认同”。[1]《荷塘月色》就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经典文章，自1927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以来，十二次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对《荷塘月色》的解读经历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改革开放与新时期几个标志性阶段。

一

历时性阐释首先应引入时间因素，搜集、寻找不同时代对文本的接受状况和阅读。

鉴赏观点，思考历史视野下对文本多元阐释的交融，不对作品进行单纯个体的个性化解读，以避免对文本生发片段式的肤浅的误读。

1935年，被后人称为最有创新精神和影响的中学语文教材——《国文百八课》将《荷塘月色》编入第二册第十六课“景物描写”中，和《子夜》的《黄埔滩》共同组成该课内容，编者引用此文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景物描写的技能。在《荷塘月色》之前的文话中提到，“景物描写一般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是要选定自己的观点，其次是要捉住自己的印象，第三是要注意形容词和副词的用法。”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荷塘月色》确实体现的是作者自己的观点，是作者夜晚散步时对身边景、物的捕捉，且描绘精微。正如朱自清本人所说：“我们只须‘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价值，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见 1922 年朱自清致俞平伯信，载《我们的七月》）。

教材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和当时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是分不开的。作品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主流的文学欣赏观点认为朱自清的这篇文章细腻而深秀，比如郁达夫评论的：“同是缠绵的情致，俞先生的缠绵里满蕴着温馨浓郁的氛围，而朱先生的缠绵里多含有眷恋悱恻的气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则俞先生的是‘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2]教材之所以将《荷塘月色》作为一个“例子”，“选文”围绕景物描写的主题，还和当时社会人们的教学理念分不开。夏丏尊提出，语文学习的着眼点应该是“形式”，而且应该是一个个的词句以及整篇的文字所体现的词法、句法、章法等“共同的法则”和“共通的样式”。这是为了扭转“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重视精神、思想，忽视技术训练的现象和弊端。因此，当时教师教学时对《荷塘月色》的审美意蕴、主题、结构等解读要点都忽略不计，而是在习题中对“景物描写”这个知识点反复训练，强化效果。当时教师的这种教学处理，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必科学，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社会，教师进行这样的教学是正确的。处于当今时代的我们，应该不仅阅读文本，而且要搜集文本历经不同时代的解读状况，甚至要考量当时社会的风气、教学理念、教材编写理念，以使我们“具有一种‘外位超视的优势，能够融汇不同时间、不同文化的阅读经验，使阅读更为可靠”。[3]对于经典文本，任何一种阐释都不是终极答案，都不是唯一的，只存在于历史提供的多重意蕴中。

二

历时性阐释有利于引导学生自主参与，培养研究意识，深入理解与把握文本。

改革开放以后，文学批评的风气开始扭转。有关《荷塘月色》的解读开始出现差异，并由此展开了对文本结构、主题和是否是“美文”的争论。其中对文本主题的争论，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钱理群认为《荷塘月色》一文体现了国共合作分裂后，知识分子的茫然无助；封先勇认为该文的主题应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似的孤独”，[4]那种孤独里有作者对活力的憧憬、不被人理解的感叹；孙绍振认为，“文章中外在的美好都是为了表现内在的、自由的、无声的、不受烦扰甚至于是孤独的情怀，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那是一个人在摆脱了丈夫、儿子、父亲等伦理角色的负担之后，向往自由的真情流露，与政治性的自由并没有多大关系”。[5]

任何文本都是一定文化语境中的文本，沟通了微观的文本与宏观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文本的深层内涵；而不是以偏概全，固化学生的思维，对文本进行随意性的阐释。把文本与社会历史，符号与意义通过历史化连接起来，教师可以“介绍”不同的观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与探究。如教师提供两种对于文本中的“我”的看法作为参考：

1.作者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思想是矛盾复杂的。反映在这篇文章中有淡淡的哀愁，也有难得偷来片刻逍遥的淡淡的喜悦。

2.作者在课文中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心地温厚，个性平和，处事谨慎，有所追求又“放不开”。

然后引导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文本中“我”的理解，激起学生的探索意识，最大限度地释放学生创造力与研究力；使学生的阅读能够融汇不同时间、不同文化的阅读经验，使阅读更为可靠、准确。

注释：

[1]李汉荣.经典的祛魅与返魅[J] .社会科学论坛，2007，（8）.

[2]李素伯.小品文研究[A]，朱金顺.朱自清研究资料[C].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3]王瑾.互文性[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封先勇.智者的孤独——对《荷塘月色》主题的再思考[J].名作欣赏，1998，（2）.

[5]孙绍振.名作细读—微观个案分析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篇5：意义阐释和译者的互文性写作

意义阐释和译者的互文性写作

以文学翻译为语境,申明理解是意义存在的方式.然而,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和意义的`开放性,原文含义与作者本意往往无从找寻,使得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翻译变得异常困难.原文和原作者所建构的话语秩序被彻底地颠覆,译者/读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文本本身从来就不是独立于其他文本的自足存在,言说总是产生于语言的夹缝中,因此,译者的翻译就是产生于这个序列夹缝中的一种互文性写作.

作者：张道振 ZHANG Dao-zhen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刊名：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年，卷(期)： 15(6)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意义阐释文学翻译译者互文性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