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传统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如何认识传统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共4篇）

篇1：如何认识传统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如何认识传统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同西方政党有很大区别。区别的根源在于我们党执政的历史背景与西方政党不同。

第一，同西方政党通过议会民主公开竞争取得合法执政地位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党制度及国家政权组织，都是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在党的领导下产生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彻底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后，才有自己的执政地位。这种历史地位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是领导核心，对国家各项事务实行全面领导。

第二，我们党在执政前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执政后在经济上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战争状态和计划经济都要求集中决策，要求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及执政方式、领导方式与之相适应。

第三，在政治文化传统上，中国有几千年大一统的专制集权历史。民主化、法制化程度低，整体水平不高，这必然会对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党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特征：一是全面性。党是领导核心，领导一切，党不仅要领导国家政权，还要领导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二是直接性。通过建立从中央到社会基层单位党的组织，且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进行直接领导。三是集权性。即使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权力执行机关变成了事实上的党的下级组织，绝对服从党的集中统一决策。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党刚刚执政，内有困难，外有封锁的情况下，对于提高党对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集中社会力量组织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经济活动，进行国防建设，防止重大灾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随着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变化，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化、法治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一是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政党、国家、社会几乎是三位一体，而党又处于各种权力的核心，是惟一的决策者。一旦党的决策失误，就会使整个国家、社会处于被动地位。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一例。二是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造成党内和整个社会很难形成有效的制约力量，不利于党组织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三是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仅使政权机关很难行使自己的职权，影响政府工作效率，还会造成“党不管党”，削弱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领导的整体效能。正是看到这种集权性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就如何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是科学界定党组织的本质、党的领导的内涵。提出党组织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执政的目的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二是提出“党政分开”，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三是确立“依法治国”方针，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依法规范党的领导行为和执政行为。四是加强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民主化水平。

经过多年的初步探索，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了较大的改进。目前，从整

体看，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于转型期。其特点是从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从集权型向民主、服务型转变。这种现状，决定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仍然是今后党的建设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一、在对民众的领导上，由“权力型”向“权威型”转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的继续分化，对党的“权力型”领导方式带来挑战。所谓“权力型”领导方式，就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手中，各级党委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微观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文化上都全面控制资源分配。简而言之，就是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一切活动，不论巨细都采取包办一切、干预一切、代替一切的领导方式。这种领导方式在所有制单

一、社会结构简单的建国初期和计划经济年代，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抵御外敌侵略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实行党对民众的“权威型”领导，有利于提高党对民众的亲和力，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所谓“权威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依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率领、引导民众，使党在民众中树立起崇高威望，而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服从。为此，党必须从政党政治这一角度出发，正确认识我党今天所处的地位，牢固树立“执政党意识”，通过发挥执政党功能，树立自己的“权威”，实现党对社会民众的有效领导。

二、在党政关系上，由“合一型”向“分开型”转变

（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入WTO，对党政不分的“合一型”领导方式带来挑战

WTO是以强制性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的主体是各国政府，宗旨是规范和约束各成员国的政府行为，以消除或限制各成员国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参加这个组织意味着政府的行为要受WTO规则的规范和约束，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政府行为必须透明。

（二）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有利于党和政府各司其政、各负其职

尽快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调整党对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准确定位执政党的领导职能与政府机关的行政职能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党政不分”向“党政职能分开”转变，有利于党和政府各司其政、各负其职。、三、在党与法的关系上，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

（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对党的“人治型”领导方式带来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加入WTO，成为WTO的一个成员国，就必须按照WTO的规则与各成员国打交道，提供一个与国际组织相适应的法律环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法制经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不仅要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扩大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也要求用法律制约政府行为，使党和政府的领导职能都纳入法制轨道，依法办事，依法领导。但是长期以来，我党对法治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在高度集权的“一

元化”领导体制中，形成了“以言代法”的领导思维，习惯于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这种把领导人的意志和言论置于国家法律和制度之上的“人治”现象，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二）实行“法治型”领导，有利于党提高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所谓“法治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执政党治理国家，处理各种问题，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本，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事。

1、党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2、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更要带头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由于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3、建立领导干部越权追究制度，解决违法不究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必须加强对执政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篇2：如何认识传统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采取正确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带领人民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前进的执政党，必须具备的能力。”按照怎样的原则，采取怎样的方式实现党对国家政权和国家事务实施领导，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2001 年 7 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并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最主要的就是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处理好党委同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目的。

(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原则的基本内涵与实质

“总揽全局”：是指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具体的说来，就是要坚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决策，协调和处理变化着的各种矛盾。党中央是管全局、管方向的，要把精力主要放在抓战略问题、全局指导和宏观决策上，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大政方针和法律制度，以及重要工作部署等等，必须统一，各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决不能各行其是。党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领导主要的应体现在大的问题和方向性的问题上而不是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上，更不是事无巨细都要管。地方党委担负对本地方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责任，也要集中精力抓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既要全面认真地贯彻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又要科学、清醒地认识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基础、优势条件、制约因素等，切实做好“结合”的文章。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善于把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国内外宏观形势和全国工作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做好重要人事安排工作，管好党员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的实现党在各个领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总揽全局”，是由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是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

“协调各方”：就是要从坚持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推进全局工作的要求出发，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协调好党同各方面的关系，主要是协调好党与政府之间、党与人大之间、党与政协之间、党与军队之间、党与司法部门之间、以及党与人民团体和其他各方面之间的关系。既要加强党对这些机构的领导，又要发挥这些机构的职能作用，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为此，就要努力做到“总揽不包揽，协调不取代”，在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规范同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实质上主要是要解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管什么和如何管的问题。关于管什么的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得非常明确：“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关于如何管的问题，即党采取什么方式对国家政权和国家事务实施领导？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即指出：“党委要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党组以及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在依法进行职责范围的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十六大报告又明确提出，要 “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好地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就在理论上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为各级党委在各项工作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供了指导思想。

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工作中，还有不少的党的干部仍然存在着党“包揽一切”的思维定势，习惯于把“总揽”变成“包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这种大包大揽的领导方式，非但不能加强党的领导，反而会降低和削弱党的领导。一方面容易使自己陷入具体事务之中，没有精力抓大事、抓方向、抓党的建设，影响了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委在实际工作中“包揽”过多的状况之所以难以改变，主要源于一些同志在思想深处存在着误区，即认为不抓具体事务就会大权旁落，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他们没有认识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正是我们党总结五十多年执政的经验和教训，给予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科学定位，是对党的执政规律的科学总结。只有做到“总揽”而不“包揽”，协调而不代替，党委才能真正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目的就是要结合新形势的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地方，从而更加有效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二）、理顺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关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机制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关键是要理顺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党委与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党委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对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过去，的确存在党委直接干预、超越或代替人大、政府机关的工作的问题，不仅妨碍了人大、政府职能的实现，削弱了权力机关的权威性，给依法治国带来了不少问题，也不利于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

按照依法治国的的基本国策，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通过人大才能去依法开展自己的国事活动和执政工作。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主要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充分发挥其合法而有效的执政作用，也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巩固其执政地位。其实现方式和途径：一是通过倡导和宣传其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决策；二是向国家权力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党委处理与人大的关系应遵循以下原则：（１）党委对人大有领导作用，但这种领导只能体现在宪法规定的人大权限之内；（2）在处理党的领导与人大的关系问题上，党委与人大之间既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同时又是互相支持和相互监督的关系；（3）党委要支持并协调人大及其常委会处理好与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关系。具体来说，党委对人大的领导要通过人大党组来实行的，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更不能越俎代疱，人大党组贯彻党委决议，主要是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变成地方性法规，将党委关于政府组成人员的人事安排建议变成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

在党委与政府的关系上，必须明确，政府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党委的下属组织，也不是党委的执行机关，党委不能直接指挥政府，包办、干预政府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对政府发号施令。党对政府的领导具体体现在：一是通过人大这个中间环节实现领导；二是通过对政府执行法律的监督体现领导；三是通过法定程序推荐政府组成人员和重要干部实现领导。四是在领导形式上，通过政府党组来实现，政府党组贯彻党委决议，主要是通过政府决策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的政令。

党委对政协和人民团体的领导也要通过设在政协和人民团体中的党组来实现，政协党组贯彻党委决议，主要是通过政治协商把党的主张变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人民团体党组贯彻党委决议，主要是通过发挥人民团体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把党的主张贯彻到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中去。

在党委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的职能作用，让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并尽量减少党委与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特别是在经济工作中，当前，由于强调全党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这项中心工作，往往造成党委对经济工作管得太多太细，甚至把四套班子集中起来分派经济工作任务，造成严重的职责不分、职权交叉、职能混乱。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党委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明确党委在经济工作中的职能，主要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指导好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的制定；抓好重要政策、制度的制定和运用；把握经济形势，确定工作方向，保证经济工作健康发展。总之，党委应该主要抓方向和方针，而政府则主要抓好方案、方法和具体的实施。

要切实落实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必须进一步确立和健全“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即党委通过对人大、政府、政协三个党组的领导，实现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党委常委会的决议，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地方性法规；政府党组贯彻党委常委会决议，通过政府决策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政令；政协党组贯彻党委常委会决议，通过政治协商把党的主张变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人大、政府、政协三个党组对党委负责，凡应提请党委讨论的事项，分别以党组名义上报党委。具体的说，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加强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建设，发挥好贯彻党委决策的核心保证作用和对人大工作的组织领导作用。坚持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制度，人大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要及时向党委请示汇报，争取党委的同意和支持。要把党的领导和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很好地统一起来，才能有利于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必须明确一点，党委对人大党组的领导不能等同于对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党委应当强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的同时，在对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过程中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责，加强对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事关发展全局的重点工作顺利落实。二是要加强党委对政府党组的领导，使党委对重大问题的决议及时贯彻到政府工作的执行过程当中。政府党组在研究如何执行党委的决策时，必须根据党委决议精神来组织实施各项具体工作，特别是要把握好根本原则，把体现党委的意图和人民的愿望有机结合起来，履行好人民政府的职责。党委不能以党代政，而应通过政府党组的建设来强化党委的宏观决策权力。在党政分工方面，一些由政府

本身和单个部门或较少部门可以完成的工作交给政府去做，而对一些牵涉面广、难以协调的工作可由党委统一领导和协调。三是进一步加强党委对政协党组的领导，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干预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应该体现在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和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影响上。

篇3：正确理解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不同于国家机构行使国家职能。

党的执政方式是指共产党执掌、控制和动用国家政权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的总称。执政方式所涉及的是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各级党委和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各级党委通过什么方法、手段和途径来实现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政治领导的问题。具体来说，党的执政方式主要是：科学执政，就是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制度和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执政：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坚持民主执政有利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有利于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依法执政：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体现与实现的保证。坚持依法执政有利于党集中精力抓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也有利于党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各方关系，使执政党、参政党、各机关、各团体都发挥其职能作用，多方配合，形成合力，共创伟业。依法执政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党怎样才能做到“依法执政”?首先中国共产党应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其次坚持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要带头守法，它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再次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要做到科学执政，就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要实现民主执政，就必须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制度，而依法执政则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保证，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篇4：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理解

关键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党政分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7—0038—02

一、执政方式的内涵

执政方式是政党运作深层次理论问题的反映和折射，把党的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建构党的执政方式需要遵循的基本方针，是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的基本规律。江泽民指出：“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围绕党的执政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党能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检验执政方式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党的执政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执掌和运作，是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和司法部门在内）关系即党政关系的展开，党在这个空间内的行为，直接决定着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党的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往往从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因此党的执政要实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必须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在创建党的科学执政方式过程中实现党的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历史来看，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关键在于要实现党政分开，防止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

以党代政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党撇开或取代国家政权机关直接执政，这混淆了党政各自的性质和职能，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党是政治组织，党组织本身没有治国理政的行政权力，国家政权机关才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载体，这就决定了党要执政只能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才能实现，邓小平指出：“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才能发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另一种表现，党执政虽然是通过运作国家政权机关来进行，但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命令、指挥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的指示、决议和方针政策，国家政权机关成为党的执行机构。从公共权力的授受机制来看，“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使用者之间就形成了相应的法理关系，公共权力是按照这种法理关系的要求进行运作的，政党可以通过各种符合法律规范的手段对其运作施加影响，但其底线必须是不改变这种法理关系。”国家政权机关作为公共权力的承担者，它由民众授权产生，是民意的代表机关，只能依民意而为，党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党的意志毕竟不同于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只有不仅在内容上与人民利益真正相符合，而且在形式上得到人民及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才能因其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并表现为国家意志而被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就是凌驾于民众及民意之上，这就不仅破坏了国家政权机关只能依人民意志运作的法理关系，也违背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

以党代政的危害性首先在于它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导致党组织行政化，权力化，官僚化，党忽视领导作用的发挥而热衷于搞行政命令，不再能很好地融入群众，凝聚群众，代表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就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次，从政党政治理论看，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是向国家反映社会愿望的中间环节，实行以党代政，把党放在与国家权力机关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这就割裂了政党、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失去民众监督的公共权力的运转就可能偏离甚或脱轨于公共权力所有者——民众意志和利益的轨道，造成公共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政治统一被破坏。在国际共运史上，苏东国家正是由于执政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扩张导致权力变异，导致人民权利的丧失和人民国家权威的沦落。这揭示了以党代政的致命问题：党在根本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以党代政却制造了党脱离群众的可能，这种执政方式实质是党代替人民作主或“为民作主”，它与共产党执政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是不同的。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执政的一切理念、形式和内容，都应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

二、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的区别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根源于党在理论上混淆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两个概念，并在实践中以党的领导代替了党的执政，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党的领导的实现靠的是权威，它根源于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赢得的群众对党内心的崇尚和普遍认同，自觉授权和自愿服从，而不是权力性的胁迫或强制。党的执政靠的是权力，执政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转就是行使公共权力，以强制力为依托来治国理政。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党的执政是以党充分发挥对群众的团结凝聚，激励感召，代表引导作用从而建立党的权威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党的执政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的领导必须立足于通过党执政即党作为国家制度内的领导力量运作国家制度来实现。党应增强执政意识，将领导活动纳入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制约下。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才建立的，党在长期革命历程中赢得了民心、民信，牢固树立了党的权威，这使党在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习惯于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治国理政，它以党的权威为保证，以党的政策而不是国家法律为主要手段，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要途径来治理国家。执政过程中党是“凭借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不是凭借法律上的执政地位来主导国家生活。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党不是作为执政党，而是作为不依赖于国家法律和制度而存在的领导力量进行领导，它要么撇开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要么代替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传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的高度集权就是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下形成的”。由于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制轨道，法律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国家法律（包括宪法）被虚置，宪政缺位，不能对党及其领导活动进行有效的法律制约，导致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使得党客观上具备了撇开国家机关和法律制度直接执政的能量，这正是党的领导所以能代替党的执政的原因所在，因此，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对策在于实行法治。实行法治是规范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分开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依据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活动，它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主要在于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

三、依法执政的根本要求

从党政分开的内涵看，党政分开一方面是要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能，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特别是要明确党的执政职能，即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究竟应有哪些职权责任，要划清执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另一方面，党政分开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党运作国家权力机关的合乎法理关系的党政联系机制，实现党政之间在制度、功能和政治过程上的协调和偶合。这两个方面的实现都有赖于法治。首先，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党无论是发文件，还是领导什么工作，都应该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党不能把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和监督之外，不允许越过宪法和法律另搞一套，这实质上是解决“党的权威大还是国家意志大，党的政策大还是国家法律大”的问题，确立宪法和法律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一切方面处于至上地位，改变以党代政中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的状况，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全面加强党政关系的法律基础，运用法制把党的执政行为控制在符合政权运作法理关系的界限内，达到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其次，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国家意志化、转化成法律后，再由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禁止党的决议、方针政策未经政权机关国家意志化就要求国家和社会执行的行为。这就界定了党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党政联系机制在于党按照法定程序实现权力转化，依法执政。党执政的重点和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立法工作，争取把本党的主张和决定被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立法机关接受和通过，上升为法律。

法律化、制度化是民主得以实现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本保障，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分析说明，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现党政分开的现实路径是把党的执政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党政关系获得充分的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正是我们提出依法治国是完善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制保证的重要依据和理由。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一方面要求在法制层面上健全权力运作，特别是党政分开的具体法律法规，为依法执政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层面上党要自觉地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把依法治国精神贯彻到具体执政过程中，真正做到依法执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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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锡奎.略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J].上海: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02).

[3]林尚立.党内民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