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论文

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论文（通用9篇）

篇1：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论文

一、网络隐私权的定义和性质

网络隐私权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它是在信息网络时代在隐私权方面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属于隐私权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网络隐私权与其他公民的隐私权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依法享有对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活动轨迹进行自由支配，非经本人允许，其他人员不得用非法手段进行搜集、利用以及用作其他非法用途。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包括收集、散布他人隐私、入侵私人电脑、入侵私人邮箱等行为。这其中严重的个人隐私侵权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已经超出了民法的制裁范畴，需要刑法予以规制。

二、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现状由

于网络隐私侵权行为在近年才呈现出爆发的趋势，受到法律制定滞后性以及隐私权侵害带来后果的预估不足，目前国内刑法中对于网络隐私权利保护的相关条文尚不多见。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以前，我国刑法中涉及到公民隐私权和网络隐私权保护以及违法行为惩戒的条款很少，尤其是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仅仅在刑法第286条关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网络隐私权稍有涉及，但对行为人通过“偷窥、拦截”的方式侵犯个人信息的情形不能适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09年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后，对刑法第253条及第285条进行了修改。这其中，253条对于公民在计算机网络中的个人信息起到了保障作用。第285条间接保护了公民计算机中的隐私信息。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本次做到了对于公民网络隐私权的间接保护。

三、对于网络隐私权刑法保护完善的建议

目前来说，目前我国刑法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尚处于一种从属状态，缺乏针对性，在地位上，又低于国家利益与群体利益，隐私权的保护也是基于网络安全方面而提出。在法理上，隐私权由于隶属于隐私权的细化类别，应该在宪法第四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罪”中进行体现。但是当前我国刑法却将该条目放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这就与网络隐私权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相违背，也不符合国家刑法犯罪理论的搭建，造成了目前网络隐私权在刑法适应上的不合理。从以下几方面中，我们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完善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建议刑法中要明确把隐私权以及网络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犯罪行为，将其纳入到刑法保护的客体中来，并单独在刑法中进行保护和规制。第二，要重新构建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体系。因为网络隐私权是公民人身权益的一部分，应该作为一项独立的犯罪客体，适当的增加网络隐私犯罪的相关条款，将传统和网络信息时代较为成熟的网络隐私刑法保护条款集中在一起，紧紧围绕网络隐私权益这个核心目标界定出结构完整、界限清晰的网络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这样不仅能有效融合传统与网络隐私权保护规范的冲突，避免出现片面性保护，还能堵塞因传统与网络隐私犯罪罪状包容力度不足的法网漏洞，消除网络隐私权犯罪客体归属失当的问题。第三、适当的扩大刑法中网络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使用相关技术手段侵害公民隐私，在未经当事人允许或者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公民的私人网络活动进行记录和泄露;对因盗取、修改、破坏当事人个人数据信息造成经济损失;针对大量个人网络信息数据由国家机关和电信、金融等单位大量泄露的行为;编制、贩卖、散布非法监控及监听软件侵害他人隐私……第四、增加资格刑在网络隐私侵权犯罪中的使用。从我国刑法的量刑工具上来看，对于资格刑的运用虽然存在但是运用较少。针对网络侵权犯罪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到资格刑的设定不失为一种强而有力的刑罚措施，尤其体现在黑*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的犯罪类型中。取消相关犯罪人员的网络准入资格，能够从源头上杜绝犯罪人员进入网络犯罪。在具体的刑罚设定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准确的判定罪犯行为对社会以及个人的危害程度，将网络禁入的刑罚同其他资格刑一样，以“单处或者并处”的方式进行规定。

四、结语

随着网络的发展，针对网络隐私权的犯罪行为在可预知的未来将会不断增多，犯罪手法也将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而法律保护以及惩戒措施的滞后性，也给网络隐私侵权犯罪创造了“合适”的土壤。我们应该对公民隐私权保护以及隐私权犯罪引起高度的重视，关注国家针对网络隐私权的刑法条文的制定与实施。共同为网络环境净化以及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不懈奋斗。

篇2：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论文

论文摘要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情节严重”标准模糊和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也需要从前述的三个方面着手。

论文关键词 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社会交往的符号，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是相伴而生的。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许多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业由于监管失利导致很多信息被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给公民个人及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这种危害已经超过了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而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刑法依据。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适用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本文以此作为写作目标，展开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概述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将个人信息定位为“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认识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据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社会属性，但公民个人信息权又属于公民基本权利，并与人格利益密不可分，因而公民个人信息同时具有法律属性。而正是基于此，公民个人信息权与公民隐私权密不可分，公民隐私是个人信息中的隐秘信息，因而不被外人所知，公民个人信息成为他人识别公民的重要标志。wWW.11665.com同时，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价值特征，因而能够为掌握个人信息的人带来经济利益，而价值特征成为不法分子揭露、出卖公民信息的诱因。可识别性和价值特征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生活状态下的公民个人信息，另一个是法律权利状态下的公民个人信息，第一个层次强调公民个人信息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即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第二个层次强调公民个人信息在法律上的地位，即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因此，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

(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刑罚是严重损害公民权益的强制方法，”利用刑法保护公民信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从现实层面来讲，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隐患突出。某些行业基于管理或者业务需要掌握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但受利益驱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会将自己掌握的个人信息出卖给他人。如此一来，公民个人信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便显得不安全。其次，从立法层面上讲，公民个人信息立法应严厉化。利用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紧迫性，故意揭露、窃取或者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恶，这种恶已经超出了民法或者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因而，借助刑法这一严厉的调整方法能够压制行为人心中的恶，同时风险社会也要求刑事立法具有前瞻性。最后，从公民权利保护角度处罚，借助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迎合了公民权保障的需要。公民个人信息权是公民权的组成部分，而权利的行使一方面需要恪守法律的现有规定，另一方面权利的行使不以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因此，通过刑事手段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一方面规范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惩治。

二、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

由于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本罪的罪名进行明确的解释，导致了基层司法部门在适用本罪时产生了两种方式：一是将本罪笼统地界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是将本罪拆分为两个罪名，即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显然，后一种方式将本罪拆分为两个罪名，即本罪成为一个选择性的罪名，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后很有可能按照数罪进行处罚。笔者认为，后一种界定方式不能涵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部犯罪行为。本罪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将本罪增设在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之后会对本罪适用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例如，邮政工作人员私拆信件也会对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侵犯，将本罪增设在《刑法》第253条之后有重复立法之嫌。

(二)“情节严重”标准模糊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使用了“情节严重”这一罪量要素，而“情节严重”本身具有模糊性，加之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进行说明，便造成了“情节严重”适用困难。我国有多项罪名使用了“情节严重”，而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行补充。例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严重情节进行了量化，只要泄露三项以上的国家秘密即构成“情节严重。”相比较而言，我国至今还没有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情节严重”进行说明。而在这类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情节严重”进行判定，例如从公民个人信息本身的特殊性质判断是否构成“情节严重”，一般而言，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尽管凭借司法经验对“情节严重”进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情节严重”的适用困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验判断因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而缺乏统一性，从而产生高昂的判断成本。

(三)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

尽管刑法已经增设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焦点在于与本罪相关的附属刑法亟待完善。刑法条文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抽象性的规定，根据行业划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及标准必然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不全面性。其他附属行为在与《刑法》的衔接上仍存在空挡的`问题，例如各个银行对员工保护客户信息的要求不同，只有银行业的巨头才可能细化这种保护标准或者方式(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行为准则将保护客户信息作为员工的一项基本义务)。而在交通、教育、电信等其他行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行业从业人员往往会牺牲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而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缺乏完善的行业监督立法，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的附属刑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罪名设立的明确化

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能够包容所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因而没有必要将本罪拆分两个罪名。同时，为了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罪名设置上更加明确化和独立化，有必要将本罪从第253条中独立出来，单成一条罪名。同时，本罪明确化和独立化的前提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明确化和独立化。在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前，还没有一部生效的法律文件将公民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民权利加以规定。立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漠视”是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刑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立法的一项创举，但是必须将公民个人信息权独立化作为今后其他领域立法的重要议题。

(二)增强“情节严重”的适用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危害结果影响的周期是十分漫长的，公民个人信息在被侵犯后，原来的信息主体随即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状态，其生活的环境随时都有可能被侵扰。从这一角度出发，应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抽象危险犯进行设置，而不作为实害犯加以规定。尽管这样做提高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门槛，但是危险状态却可以成为认定本罪犯罪情节的考量因素，对于危险状态的判断完全可以凭借正常人的社会经验。因此，可以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更为便捷。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仿照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做法，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一步细化。

(三)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附属刑法立法

篇3：新闻传播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隐私权概述

“隐私权”这一概念最早出自布兰迪斯和沃伦的《论隐私权》一文。该文称隐私权为“不被了解之权利”。作者在文中将隐私视作与人类尊严不可分割的一种条件和权利, 是对人的平等的尊敬和一种人格。 (1) 时至今日,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的发展, 人们对“隐私权”这一概念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美国法学家威尔廷认为“所谓隐私权, 是指个人、团体或组织, 拥有决定在何时, 以何种方式, 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的信息传达给他人的权利”。 (2) 英国学者威廉·班尼认为“隐私权的内涵, 与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有极大的关系。使一个人的私生活受到干扰, 将他的姓名、照片、肖像等未经同意而公开刊布, 使他在精神上感到不安、痛苦、羞耻或惭愧, 显然其人格尊严已受到侵害”。 (3) 我国学者对隐私权的概念也提出了诸多观点, 如“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4) “隐私权, 是自然人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 (5) “隐私权, 就是个人有依照法律规定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 (6) 等。

从以上各学者的观点及其涉及的权利内容来看, 何为隐私权, 目前说法尚未统一。但从性质上讲, 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 基本不存在争议。而隐私权的权利主体除了公民个人 (自然人) 外, 是否还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虽存在争议, 但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仅为公民个人 (自然人) 外, 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至于隐私权所涉及的客体内容, 很难一一列举, 但总的说来, 这些内容都应属于“不愿为他人所知晓或不愿为他人所干扰”之私事。

综上所述, 隐私权是指公民 (自然人) 所享有的个人私事或生活安宁不为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根据我国国情及国外有关资料, 一般认为, 下列行为可归入侵犯隐私权范畴: (1) 未经公民许可, 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 (2) 非法侵入、搜查他人住宅, 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 (3) 非法跟踪他人, 监视他人住所, 安装窃听设备, 私拍他人私生活, 窥探他人室内情况; (4) 非法刺探他人财产状况或未经本人允许公布其财产状况; (5) 私拆他人信件, 偷看他人日记, 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 以及将它们公开; (6) 调查、刺探他人社会关系并非法公之于众; (7) 干扰他人夫妻性生活或对其进行调查、公布; (8) 将他人婚外性生活向社会公布; (9) 泄露公民的个人材料或公之于众或扩大公开范围; (10) 收集公民不愿向社会公开的纯属个人的情况。

新闻传播过程中侵犯隐私权的主要表现

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往往是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与信息, 特别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与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如新闻时事报道涉及当事人家庭隐私、婚姻隐私和身体隐私等;新闻监督涉及某些公务人员的财产隐私、婚姻隐私和消费隐私等;新闻调查涉及公民的住宅隐私、个人生活、私人关系等。从近几十年的新闻纠纷和官司看,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 新闻媒体侵犯隐私权的主要情形有: (1) 采用窃听、透露等方式进行暗访; (2) 监视跟踪、强行拍摄、录音和采访; (3) 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居住旅馆、野营帐篷等隐私空间探访; (4) 隐瞒记者身份探知记录他人隐私信息; (5) 私自调查、偷窥他人个人隐私资料; (6) 违背他人意愿, 以新闻出版形式公开其与公共生活无关的隐私等; (7) 公开和干预他人隐私事务的自我决定等; (8) 未经同意探知和公布他人涉及人身的隐私数据等。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 符合上述形式, 但是否构成法律意义的侵权还往往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裁量和判断。如公共利益、新闻价值、隐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程度等因素。

新闻传播过程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提高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素质

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 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它是新闻职业出现之后, 新闻从业人员在长期的新闻劳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人员而言, 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 其所具有的道德素质既有和普通人相同的一面, 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因此, 除了要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道德素质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该种职业所要求的道德素质, 即职业道德素质。笔者认为, 欲提高其道德素质, 首先, 在录用时, 应严格审查其思想道德品质;其次, 对已经录用了的人员,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实行严格的职业道德考核制度, 以实现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人员的自律, 使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传播主体的道德观念。同时, 还要加强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人员对法律知识的学习, 培养他们的法律素养, 使其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 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不揭人隐私, 不诽谤他人, 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以求在新闻传播过程中, 预防、减少乃至杜绝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完善相关法律, 加强对新闻传播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从我国现有立法看, 我国在宪法、民法、刑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有不少相关的条款都涉及隐私权的保护, 但总体而言, 仍然存在着不足:一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关于隐私权规定的表述;二是将侵害隐私权和侵害名誉权这两种本质不同的民事权利按照侵害名誉权处理;三是已有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比如:对有关公民隐私权方面的权利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及处罚措施也不够具体, 从而使得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的处理在实践上显得难以操作。笔者以为, 从法律角度而言, 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其方法有二:一是制定专门的隐私权法来进行保护;二是维持现有模式不变, 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笔者仅以第二种方法为例进行探讨。

首先, 应在宪法中直接确认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由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 因此, 应在宪法中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不受侵犯”这一原则性规定, 强化社会公民和组织对公民隐私权的尊重和重视, 增强公民维权意识, 为其他法律提供立法的依据。

其次, 应在民法领域构建较为完善的隐私权保护制度。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 是民法的范畴。基于我国民法对隐私权规定的不足, 因此, 应在民法中, 对隐私权的概念、特征、范围、内容、侵权构成要件以及侵权责任、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等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 以落实宪法的原则性规定, 并统领其他法律法规中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具体规定。

再次, 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侵犯隐私权等相关罪名, 以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提供最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最后, 加快新闻立法, 制定专门的新闻法律, 明确规定新闻传播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内容、侵权后的补救措施、新闻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并明确公民隐私权与新闻自由权之间的界限, 以减少冲突, 达到二者的和谐、共赢。

总之,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不仅涉及道德层面,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尤其涉及法律层面。在后者, 不仅是宪法、民法、刑法应规范的内容, 而且也是新闻法律应涉及的内容。因此, 我们应从多方面入手,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注释

1 Anita L.Allen, Richard C.Turkingten[美]著, 冯建妹等编译:《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2 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 顾理平:《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

4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年版。

5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

篇4：浅析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关键词]隐私权刑法保护完善建议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公民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有了更高的要求，法律素质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随着如今网络的普及、信息的丰富和共享等的飞速发展，公民隐私的泄露情况日益严重，这不仅关系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刑法是保护公民隐私权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对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关于隐私权的保护来看，我国对隐私权保护还存在欠缺，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对隐私权的保护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公民隐私权的概念

隐私权是一种基本人格权利。目前法学界关于隐私权的概念众说纷纭，通说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1890年，美国的两位法学家布兰蒂斯和沃伦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隐私权》的文章，并在该文中使用了“隐私权”一词，被公认为隐私权概念的首次出现。隐私权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主体必须是自然人。第二，隐私权包括个人信息、个人领域及私人活动等方面。第三，隐私权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利。第四，隐私权具有隐秘性和真实性。

二、我国法律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统一、完善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来看，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比较零散、片面，具有不完整性。隐私权被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刻不容缓。

（一）相关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

1、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宪法》中并没有对隐私权保护作出直接规定，但在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条，这些条文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间接体现了该立场，这些规定对隐私权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其中第三十八条被视为隐私权宪法保护的根本性条款。2、民事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没有直接出现“隐私权”一词，只在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及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间接规定了对相关隐私权的保护。2010年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首次明确提出了“隐私权”一词，明确了对隐私权的保护。3、其他法律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中也不同程度的规定了具体的隐私保护措施。此外，《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师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统计法》等也均对公民隐私权保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二）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

相对应刑法外的法律，我国现行的《刑法》有关公民隐私权保护的规定还比较少，没有直接使用“隐私”或“隐私权”的概念，也没有规定“侵犯隐私权”之类的罪名，但其中也存在涉及隐私权保护的部分条款。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第二百五十三条中的“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是针对特定人员“邮政工作人员”、“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还设立了单位犯罪。此外，第二百五十二条和第二百五十三条都将“情节严重”作为处罚条件，且上述几条规定中处罚最重的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些条文的规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加强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对隐私权的保护力度还欠缺。

三、我国公民隐私权刑法保护方面的不足

（一）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体系不完整

我国刑法中关于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罪名分散见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刑法章节中，缺少统一、系统的规定，且没有确定独立的隐私权，也没有针对侵犯隐私权罪设置专门的罪名体系。

（二）适用范围狭窄

现今社会，各种机构如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机构在具体工作时，都积累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专门对特定人员故意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做了规定。但实务中，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远非仅上述单位的特定工作人员，很多一般主体如中介公司、企业单位等人员也是泄露公民隐私的重要主体，对此为适应电子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应对犯罪主体范畴予以相应扩大。

（三）惩处力度不够

我国《刑法》条文中，针对侵犯隐私权的罪名，处罚力度均较轻，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百五十三条中最重的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新增了罚金刑，上述规定多数都是以“情节严重”作为处罚条件，但总的来说这种大多采用短期自由刑，相对缺少罚金刑且几乎都有“情节严重”要求的立法现状，其惩罚力度较轻、手段过于单一，从而影响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惩治预防效果。

四、公民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完善建议

我国刑法虽然不断加大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但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象一直不断涌现，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普及，大量的个人隐私信息暴漏在互连网上，现有刑法的规定已经不足以预防和制止该种行为的不断发生，需要予以完善。

（一）建立完整独立的公民侵犯隐私权保护体系

把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一种世界性的立法倾向。联邦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刑法均规定了侵犯隐私权罪或类似的罪名。建议在刑法中设立独立的隐私权章节，尽可能的将隐私权保护条款进行集中，设置在侵犯公民隐私罪这一类犯罪之中，对隐私权的含义、内容、保护措施等进行详细、独立的规定。

（二）增加隐私权犯罪的适用范围

对各种积累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机构如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机构人员，泄露公民隐私的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非仅针对《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特定人员。此外，对待侵犯隐私权的犯罪，不仅要求实施者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还要逐步增设侵犯隐私权犯罪的单位犯罪条款，对相应单位处以刑罚。

（三）完善刑罚措施及处罚力度

如前所述，刑法中有关隐私权的罪名追诉标准几乎都有“情节严重”的要求且处罚刑期都不重，如此规定既大量漏掉了生活中侵犯隐私的行为，又不利于对该类犯罪起到较好的威慑作用。于此，建议适当适当提高隐私权犯罪的处罚条件，降低侵犯隐私权犯罪的入罪门槛，加重对侵犯隐私权犯罪的处罚力度；同时，针对侵犯隐私权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适用比例偏低的情况，建议在刑法中，适当增加罚金刑条款，提高其数额起点和适用比例。

参考文献

[1]王立志.隐私权刑法保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10-01.

[2]李晓瑜.中国隐私权之刑法保护.法制与社会，2012.19.

篇5：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研究论文

造成公民个人信息司法概念模糊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法律体系只能怪对“公民”这一概念没有明晰的定义，导致在法律体系的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制约，进而影响到公民个人信息法律概念的确定和扩展。同时在司法层面上对个人信息也存在界定和范畴的模糊和不明确问题，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于统一认识，失去了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准确定义和全面保护的可能性。

3.2“违反国家规定”的司法定义不准确

在刑法制度体系中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着大量“灰色地带”，例如“违反国家规定”如何表示，“违反国家规定”如何定义，“违反国家规定”后果如何惩处都存在巨大的空间，这直接导致公民个人信息在司法保护上存在自由裁量和执行上的困难，不能有效打击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也不能以相关法律、调剂和制度作为前提，正确把握“违反国家规定”的定义，影响了打击犯罪中“违反国家规定”条款应用的范围，出现了“违反国家规定”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难于全面而有效地实现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3.3“情节严重”的司法界定不清晰

篇6：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论文

【关键词】公民权利;个人信息保护;刑法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率迅速提升，社会信息传播渠道逐步拓展，加强社会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就成为新时期社会信息传输与保护的主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正随着社会法治结构而逐步优化，但由于受到社会法治管理体系阶段性特征影响，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依旧着一些弊端，由此，突破这些问题，就成为新时期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加强的首要条件。

一、当前国内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中的不足

(一)法律刑法管理制度不全面

当前，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工作的法律界定上，以过于宽泛的法律管理范围，对刑法管理工作进行指导，从而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较大信息保护范围的空缺。如，我国刑法中对于泄露他人信息的犯罪判定，均已“违反国家规定”、“违反相关法律規定”等大框架，为刑法管理的限制。同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刑法管理人员又缺乏结合实际情况，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处罚的相关制度进行定位。这样，上层法治管理体系内容的缺失，以及下层实践中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层面的不全面，将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脱节的问题出现[1]。

(二)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局限

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管理范围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我国当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上，将管理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拓展，国外在华人员，也会在国内发生泄露个人信息的问题，而从我国刑法管理的相关条例来说，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主体是我国公民，不包括来华国外人员，当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中出现此类问题时，司法人员将无法给予其相应的问题判断。

同时，我国刑法中关于保护主体的形式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与上节中提到的管理范围宽泛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判定，以“情节严重”作为主要标准，但社会个人信息的泄露带来的问题，是不能完全依照信息泄露的表层情况来进行判断的，它也需要对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长远问题做出判断，由此，也会出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原则，无法合理运用的问题。

二、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优化的措施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逐步优化，结合当前法律制度管理中的不足，实现公民权力的调整优化。

(一)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

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应从现代结构分析视角入手，进一步细化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例如：将《刑法修正案(十)》中，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的管理范围具体化，将“国家规定”、“区域性规定”等较大范围的信息保护规定，都转变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造成公民个人信息侵犯等内容[2]。

同时，对于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公民信息泄露的区域，也应实行针对性的管理制度。如，商场、医院、网吧等社会公共场所，应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第三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这样以国家《刑法修正案(十)》为基础的，社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内容的补充，将逐步形成上层明确性保护，下层具体化实施的法治管理体系，自然也就达到当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有效性保护的目的。

(二)延伸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

延伸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是发挥公民个人信息管理体系的必要性条件。

1、公民个人信息主体范围的延伸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体范围的拓展，应将刑法保护中的“公民”一词进行替换。依据我国刑法制度对于“公民”的定义，将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界定在其内，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刑法的权利，为社会中以个人信息泄露获取利益犯罪行为预留了生长的空间。将“公民”一词更换为“自然人”，将确保刑法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刑法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来华外籍人员，从而也就达到了对国内大众个人信息全方面保护的目的了。假定某留学生通过校园网络，向他人泄露在校生的个人信息，并构建起专业的“人肉搜索”信息销售渠道。则依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十)》的内容，司法管理部门，就可以依据其行为进行刑法审判，这是我国现代刑法管理中，对于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实践体现。

同时，我党在《刑法修正案(十)》中，也拓展了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犯罪主体的管理范围，通过列举了：国家机关、金融、电信、教育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刑法管理范围扩充的代表。以社会中存在信息泄露的所有主体，取代部分性信息管理主体的方式，也是现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体范围拓展的体现。

2、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保护的界定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也要从进一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层面进行界定。我们必须看到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社会问题，与传统法律管理制度之间的异同，由此，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界定，不能单单从刑事案件的表层来判断，而应结合其产生的附加影响层面进行定论。

例如：公民个人信息的的刑法保护制度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影响判断，应从公民自身的影响、社会信息体系的影响、甚至是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情节严重程度的判断，这样，才能够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与判断过程中，公民主体信息判断原则的正确定位。

我们实行公民个人信息综合性判断，是依据现代公民的信息传输社会化的发展趋向为主体，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内容的逐步性完善。其内在趋向性的变化，将为现代法律实践工作的有序性开展，提供制度管理依据，从而成为引导国家信息传输体系完善的保障性条件。

(三)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认定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也要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认定。

首先，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应用，作为未来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审理中的条件，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提供依据。即社会第三方人员，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对策情况下，随意应用他人信息，也可以作为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一方面，信息主体有权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

其次，对于社会公民自主进行网络信息公布的行为，需要公民自己承担信息保护的义务，网络信息提供者不具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这一点是从公民自身信息保护的义务层面出发进行分析。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是建立法制化国家的理论引导，为我国社会法制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借鉴。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法制化引导，通过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延伸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认定，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优化。因此，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探究，将为我国社会信息的制度完善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佟润、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J]、法制博览，(05)：203、

篇7：公民网络隐私权的刑法保护论文

我是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关注我国法制特别是立法方面的动态是我们在日常学习中应当重视的一环。我国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法制社会。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的立法工作者在积极探索积极修改。这一切说明我国的法律正在一步步走向健全。今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曾曝光一起广告公司发送垃圾短信侵犯公民隐私案件。这个广告公司拥有2亿多用户的姓名、手机号，短信可以定向发送，“指哪儿打哪儿”。这是典型的对个人信息的侵犯，央视的舆论监督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时下，保护公民隐私的观念还没有普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也缺乏健全的制度，个人信息非法泄露现象非常严重。在医院生了孩子，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打电话卖奶粉；手机一开机，就不停地有推销电话……一些不法公司利用公民个人信息来获取非法商业利益，人们忍受着种种不便和骚扰。而互联网上，一些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容易超过法律边界，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谩骂乃至恶毒的人身攻击，受害者苦不堪言。

在现代社会，个人信息已成为人权的基本内容。从法律上理解，个人信息是现实生活中“能够识别特定个人的一切信息”，包括文档、声频音频文件、指纹、档案等，涵盖很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人权的保障力度越来越大，人权涵盖的内容也越来越广。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保障个人信息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随着手机无线通讯、互联网的出现，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加工、存储、分类能力空前提高，公民个人信息也越来越容易受到侵害。

法制建设要回应社会的呼声。令人欣喜的是，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一个刑法修正案草案回应了这个现实问题。草案规定，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由刑法来惩罚这类行为，提高了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有助于改变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手段偏软而导致的保护不力的现状。刑 法中增加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完善了我国法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它与我国宪法、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保护个人隐私的相关规定“并肩作战”，进一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但这还远远不够。随着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我们期望个人信息保护法早日出台。它们是一对姐妹法，政府信息以公开为一般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个人信息则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国际上一些通行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新西兰等一些国家还专门设立隐私专员，负责个人信息的保护和纠纷调查、调解。

从更广泛视野看，刑法的此次修改值得期待。它不仅仅是个人信息保护的进步，更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各方面的渗透和延伸。我对我国法制的完善充满信心，我会好好学习我的专业知识，时时关注法制动态。请党组织相信我，帮助我。

汇报人：

篇8：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探讨与研究

一、隐私权的法律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隐私是隐私权的保护对象, 也是我们认识和研究隐私权所必须经有的前提。人类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隐私”的存在, 他们用兽皮、树枝制成“衣服”将身体的某些部分遮掩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 私人活动及其空间在内容和范围上的扩张, 隐私的内涵也有了空前的扩张。所谓隐私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 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因此, 隐私有三种形态, 一是个人信息, 为无形的隐私;二是个人私事, 为动态的隐私;三是个人领域, 为有形的隐私[1]。关于对隐私权内容的界定学术界呈多样化状态, 但通常概括的认为, 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 其基本内容应包括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

随着人们对隐私权认识的提高和对私生活自由的渴望, 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已被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文件所确认和保护。但是对隐私权保护的同时,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同样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如知情权、公开权和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发生碰撞。公民一方面要求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不愿意自己的个人信息和私人事务让他人接近、侵入、知道、公开和传播;另一方面又要求更多的了解自己应该知道的一切。隐私权是私权中的民事权利, 一般处于消极或防范的状态, 与此相冲突的知情权等是一种带有公法性质的权利, 体现的是积极的态势。他们代表不同的精神利益, 虽处同种类法律范畴, 但又构成对立的保护层面。因而, 是以社会为本位, 还是以个人为本位, 还是二者并重, 不同的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隐私权的立法设计和司法状况。恩格斯曾提出这样一个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该受到保护, 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 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 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 他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2]。现在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等权利的冲突问题时, 多采取的也是此原则。但笔者认为随着法制观念、权利观念的日渐加强, 隐私权的价值观念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基本方向应该是从单方面强调社会利益而转向社会与个人并重的价值立场。这种价值观念转变的重点在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如果只是片面强调社会的公共利益, 容易造成权利的滥用而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 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不过加强对个人权利的重视, 并不等于因此就转向个人权利本位的极端。过分的强调个人权利, 不仅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用, 而且也最终要危及个人权利的实现。因此必须在隐私权与知情权等权利之间达成一种兼容并蓄的动态平衡, 才能正确处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二、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隐私权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长期以来, 我国并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权利予以确认, 而且是将隐私权纳入侵害名誉权的范畴予以救济。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 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司法解释将隐私权作为独立于名誉权的事项予以规定, 但只有在其侵犯隐私, 又损害他人名誉, 造成一定影响的, 才可以借助名誉权制度获得救济。目前, 2010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 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该法第一次将隐私权与名誉权作为并列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 但对隐私权的范畴、侵犯隐私权如何判定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

此外我国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其它行政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或多或少涉及了公民隐私权及其保护, 但从总体上看, 隐私权还没有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特别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和作为基本法的民法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公民隐私权保护以及对隐私权侵权诉讼也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律制度。而且现有的这些规定过于原则, 对隐私权保护的规定还是粗线条的, 且没有体系性, 可操作性不强。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在确定案由, 在界定什么是隐私利益, 隐私利益的范围, 判定是否侵犯隐私利益时都无法从上述条款中得到明确答案, 从而使得一些相类似的案件却得到不同的判决。

三、完善隐私权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在此我们应该借鉴发展国家保护隐私权的经验, 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立法以明确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方法。

㈠明确侵犯隐私权的责任构成侵害隐私权作为民事侵权行为, 应是一种基于过错责任原则认定的一般侵权行为, 需要具有四个要件。

第一, 侵害隐私权的违法行为。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从其行为方式而言, 均表现为积极的作为行为。这种积极的行为可以是口头的, 也可以是书面的, 还可以是通过现代通讯工具等足以使第三人知晓的方式进行。就具体行为而言包括侵入、监视、监听、私自调查、干扰、搜查、披露、公开或宣扬等等。

第二, 侵害隐私权的损害事实, 即指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由于信息是无形的, 那么隐私受到侵害的后果, 就不象客观物质被侵害一样有客观外在的损害后果。由于精神损害是一种个人的主观心理体验, 因而对其认定具有很大的难度。况且秘密一旦被公开就不是秘密了, 任何补救都不能真正弥补侵害隐私权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害。因此我同意“只要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已经发生, 就可推定损害结果必然存在, 不必以受害人提供自己精神损害和其他外在的人格损害的证据作为损害发生的依据。加害人也不能以受害人没有精神痛苦和社会的不良反应来否定损害结果的存在”[3]。至于因侵权造成的财产损失, 不是侵害隐私权的损害事实的基本形态, 它的有无不影响侵害隐私权的构成, 而只决定侵害程度的轻重和损害范围的大小。

第三,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两个方面进行确定。一是时间上的顺序性。凡是原因现象必然先于结果现象出现, 隐私权人精神或财产受损结果的产生, 必须以致害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或基础的。二是认定上的客观性。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因为只有外在致害人的具体行为, 才可能构成其侵害原因。

第四, 隐私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 过错责任是一般的侵权责任, 无过错责任是特殊的侵权责任, 以有法律明文规定为必要。本人认为对侵害隐私权行为的追究, 还须考虑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

㈡明确侵犯隐私权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十种民事责任承担的形式, 其中可作为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由于侵害隐私权也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 原则上侵害隐私权责任承担方式应当属于上述所列之形式。但考虑到隐私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及其自身的特点, 故对其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其中赔偿损失应既赔偿直接损失又赔偿间接损失;既赔偿经济损失又赔偿精神损失。有些学者还提出应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两种责任形式。但我认为这两种责任形式不能适用于侵害隐私权的案件中。因为这两种必须用公开的方式进行, 这样势必在客观上会将他人隐私再次公开、披露或宣扬, 使受害人的隐私权又受到侵害。结果适得其反, 不但没有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 反而是受害人的隐私权受侵害的程度更深。

㈢加强隐私权的立法及司法保护民法对公民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方法有两种, 即预防和救济。立法保护具有预防性, 司法保护具有救济性。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里, 立法和司法保护应共存于一个和谐的权利保护体系中。以下就我国公民隐私权的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保护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 民事立法保护。民事立法保护的结构有两个层次, 即基本法和单行法。首先应提高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级层, 明确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在《宪法》等法律中加入隐私权的有关内容, 使其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保护。尤其至当今时代,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化使政府权力变得更为强大, 减弱了个人权利对抗政府权力肆意扩张的能力, 个人隐私权受到的威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面对更多地可能来自政府的侵害, 个人隐私权的保障自然而然地也就由当初的民法视角转向宪法视角[4]。通过这样的修改, 有利于强化社会公民和组织对隐私权的尊重和重视, 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 强化保护力度。其次, 制定单行法。我国已开始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 它的颁布将有效遏制现实生活中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的不法行为。在单行法的总则中应对隐私权的概念、内容、及责任构成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进行详细的规定。

第二, 民事司法保护。隐私权民事司法保护应着重建立两个制度。一是建立隐私判例制度。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 加强对隐私侵权案件的收审工作, 建立判例制度, 这是目前对公民隐私权民事司法保护的有效途径。民事立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具有一般稳定性, 但在反映时代、社会急需上则比较缺乏敏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 总是需要具体的适应性强的个别调整为补充, 而判例则具有成文法所缺少的特性。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应拘于成文法的唯一保护手段, 应根据实践需要给隐私受害者以救济, 作出典型的个案判决, 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提供更新、更多的救济方法。二是建立隐私案件审判制度。司法审判中对隐私权的保护不仅针对本案的当事人, 而且还要保护案外人

庄浪县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王红英

(甘肃省庄浪县种子管理站, 甘肃庄浪744600)

一、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及成效

庄浪县位于甘肃东部, 六盘山西麓, 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全县共辖18个乡镇、293个村、1521个社, 总人口44.48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41.05万人。总面积1553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7.6万公顷, 农业人均0.167公顷。全县境内山大沟深, 人多地少, 干旱多灾, 自然条件严酷, 水土流失严重, 资源匮乏, 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全省18个干旱贫困县之一。近年来, 庄浪县委、县政府按照“立足梯田, 面向市场, 依靠科技, 培育特色产业”的思路, 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调整农业结构, 大力发展洋芋、果品、畜牧、劳务四大主导产业, 通过产业基地、龙头企业、市场体系等方面的建设, 使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0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达7.147万公顷, 农业增加值达到7.04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10元。

㈠农业产业开发取得新的突破“十一五”末全县共建成优质果园1.4万公顷, 果品总产量达到10.5万吨, 实现总产值2.5亿元。种植马铃薯1.33万公顷, 建成优质种薯基地0.22万公顷, 马铃薯总产量达到35万吨。建成标准化养殖小区32处, 发展各类养殖大户8550户。全县牛、猪、鸡饲养量分别达到7.33万头、50万头、200万只, 出栏量分别达到1.7万头、25万头、130万只。建成蔬菜生产集中示范区4处、设施蔬菜生产重点村4个, 设施蔬菜面积累计达到70公顷, 带动全县种植蔬菜0.167万公顷, 总产各类蔬菜9.8万吨。

㈡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果品产业通过全面推广应用

的隐私权。故审判过程中须有一系列法院必须遵守的规则, 以期在审判过程中周到、全面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隐私权。

我们对隐私权保护的研究从未停止, 可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和网络经济的进步, 如何保护在网络空间下的个人隐私等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如果再不对隐私权的保护加以规范的话, 不仅会使隐私权陷入尴尬的境地, 也不利于社会环境的安定和网络的文明建设。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 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随着隐私权、人格权的独立, 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引导人们在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的理性关怀中捍卫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 建成了0.687万公顷“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苹果) 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良好农业规范 (GAP) 苹果示范基地”, 注册了“紫荆红”商标品牌。马铃薯产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注册成立了庄浪县陇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成绿色食品原料马铃薯基地0.667万公顷, 认证了13万吨马铃薯绿色产品, 产品已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申请认定无公害蔬菜产地0.09万公顷;建成了年产2万吨马铃薯精淀粉和5000吨水晶粉全自动生产线。畜牧产业注册了“强庄”生猪品牌, 完成无公害产地认定生猪25万头、蛋肉鸡140万只, 认证无公害生猪产品9000吨;成立了庄浪县生猪集团公司, 与兰州正大集团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签订了供种、供料、供技术、包销售的“三供一销”服务合同。

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改善全面建成了洛水北调和洛水西调等7大人饮工程, 解决了25.4万人的饮水困难, 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完成了阳川灌区节水改造工程, 恢复灌溉面积386.667公顷;建成集雨水窖5万多眼, 治理河堤69.8公里, 建成了竹林寺水库, 开建了红崖湾水厂、贾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积极落实农村能源建设项目, 建成沼气示范户6060户。完成造林2.033万公顷, 绿化乡村道路117条580公里, 建成淤地坝54座,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969.5平方公里, 实施封禁治理87.6平方公里, 综合治理小流域13条234.4平方公里, 启动了庄静大示范区项目, 农村基础条件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摘要：随着通讯设备和传播媒介的日益现代化, 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的同时, 却发现对自己隐私权保护的力量越来越微弱。作者从隐私权的法律内涵及其价值取向出发, 分析了我国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并探讨了如何完善有关隐私权保护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隐私权,隐私,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利民.人格权法新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王利民, 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5.

篇9：我国刑法对公民隐私权保护探析

在我国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的是公民的个人活动自由，即在一定范围内公民对个人活动的决定、控制的权利。而在侵权法中，对公民隐私权的描述虽然与宪法中的描述不尽相同，但本质上并无大的差距，侵权法中是这样界定公民的隐私权的，它是指将个人资料或经历与他人感知相分离的状态，从而避免他人对个人的非法接触。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是我国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也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隐私权的概念理解

隐私权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隐私权保护的主体是自然人，具有严格的人身性，它是基于自然人对自身精神活动或自身行为的决定、控制权利的需求而产生的；其次，隐私权保护公民的个人活动、个人信息以及个人领域等方面的权利。其中个人活动指的是个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一切个人活动，例如个人的恋情、社会交往等；个人信息是指个人的所有自有资料，如个人档案、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第三，个人领域方面是指个人的私人空间，包括个人的日记、通信以及个人居所等。第四，隐私权具有真实性和隐蔽性，个人隐私客观存在，但不允许他人随意侵犯，公民拥有隐蔽个人隐私的权利。

刑法保护隐私权的依据

（一）刑法保护隐私权的法律价值

法律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和谐以及人权自由，刑法保护隐私权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社会秩序、人权自由。

1、刑法保护隐私权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人类文明构成的最基本要素，是法律实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刑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人行为的约束限制上，对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行为通过法律形式进行约束和制止来实现人们与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的协调统一，从而实现人的安全、和平以及公共福利等社会公共利益。

2、刑法保护隐私权维护公民的人权自由。自由是指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自身的精神生活和自身行为决定和控制的权利。刑法通过将自由法律化为公民的权利，使公民的自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对自身活动进行控制和决定，并为公民构筑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动等的坚实保障。另一方面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的同时又确保不会妨害到他人的合法利益，使得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既有力又切实可行。

（二）刑法既能分析

刑法的机能即指刑法的实际作用。通常情况下，刑法的机能应包括两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保障公民的人权不受非法侵害，主要指通过制约国家刑罚权的方式来是公民的自由权和隐私权得到有效的保障。第二，刑法的利益保障机能。刑法对有价值利益的保障机能是指刑法在运用过程中对公民利益的保护作用。当公民的个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收到不法的侵害和威胁时，法律会发挥其制约禁止非法行为的功能，从而保障有价值利益。

我国现有刑法对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现状分析

刑法对保护公民的隐私权非常重要，它通过追究侵害公民隐私权的不法行为的刑事责任来保护公民的实际权力，是宪法的进一步落实和现实体现。但由于隐私权传入我国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发展也比较缓慢，刑法在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具体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隐私权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

我国刑法虽然对公民的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保护，但比较而言，我国法律的立法系统还不够完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例如在刑法中，关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内容并不集中，而是散落在刑法的几条规定中，导致公民隐私权得不到具体明确、集中的规定。

（二）对隐私权的概念限定不够清晰

隐私权在司法界常常会跟名誉权混淆，因为这两者都关注的是公民的人格权利，都对公民的人格尊严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很容易造成概念混淆，不利于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三）刑法对公民隐私权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对通过计算机入侵剽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由于我国法律中对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的犯罪行为中还不包括对个人信息系统的入侵行为，所以法律还没有具体的量刑标准，在刑法中无法进行刑事处罚来进行制约。

（四）惩罚犯罪的形式和方法比较单一

当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刑法中只规定了罚金刑这一惩罚方式和单一的自由刑，对公民的约束力不够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所以有必要改进这一单一的惩罚方式，从而加强刑法对侵害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

如何通过完善刑法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以及网络的发展，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犯罪行为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为了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及秩序稳定，要对刑法进行逐步的完善，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一）在法律条文中集中设置侵犯隐私权的犯罪

针对我国现有刑法在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条款设置不够集中的问题，应采取在法律条文中集中设置隐私权的方法来解决。传统的分散式的法律条款模式造成了相关规定各自为政的现象，而无法做到对隐私权系统保护的目的。因此，构建系统完整的隐私权保护体系对于公民的权益维护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将各种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犯罪行为有效整合到一起，从而对这种侵权行为进行系统的管理。

为了使立法更加细致详细，我国刑法可以根据同类客体的原则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可以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文集中分立一章，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章节中再分立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独立犯罪类型。可以将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犯罪行为归列到我国刑法中侵犯人身权利的第六种侵权行为，并把相关的侵害隐私权的犯罪条款细节纳入该章节中。此外，还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将侵害私生活罪、利用他人隐私罪、泄露商业机密罪等较为严重的侵害隐私权的犯罪行为增设到这一章节中，并设定相关的罪名。

（二）形成隐私权的直接保护模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独立的权利，可以通过刑法对侵害隐私权的犯罪行为进行独立的量刑和裁制，脱离容易概念混淆的名誉权，独立增设一项罪名，来填补我国刑法中的缺陷，即当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他人的侵害时，不再需要借用侵犯名誉权的条文进行评定罪行。

（三）调整公民对侵犯隐私权的罪行的起诉模式

通常情况下，对侵犯隐私权的犯罪行为采用公诉的模式，这一模式往往会过分的强调罪犯的权利而对被害人的正当权利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正当权利，可以通过引进自诉模式的方法来弥补公诉模式的不足。因为侵害隐私权这一犯罪行为虽然也属于一种侵权行为，但犯罪性质较轻，因此在这一自诉模式下，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国家将不会主动干预，被害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来完成对罪犯的追诉。在处理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中一般采用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模式，这一模式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利。另外隐私权还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利，因此也可以采用亲告罪的自诉模式，在一定范围内，隐私权人也可以放弃这一权利。而目前我国立法普遍采用公诉模式，与隐私权人的自主支配权力产生一定的冲突，因此，为了权衡社会利益，采用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模式更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应用和保护。

结语

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与公民的日常生活以及身心健康具有紧密的联系，随着公民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公民对自身隐私权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因此完善我国立法体系，加强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已经是当前我国立法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刑法是保护公民权利最有力的一种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措施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具有迫切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