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危机对中

中国金融危机对中（精选8篇）

篇1：中国金融危机对中

题目一：

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

金融危机正是一个逼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契机。改革30多年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大量国外资本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模式正逐步受到新的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冲击；资本独大，劳动力话语权严重缺失的现实正逐步成为我国迈入21世纪中叶不可能不面对的问题；民生问题正从人们脑海里慢慢浮现出来，那种为经济增长而损害部分群众利益的做法正让人讨论其合法性、公平性；人民的公平正义、自由等权利正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官僚腐败作风正受人诟病，倡导官与民平等对话的机制正在设计，等待执行。

张承惠说：首先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了。在稳定金融局势、推动刺激经济计划实施、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西方国家从没像今天这样都希望中国参与。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一次提高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营造有利于金融稳步开放外部环境的良好机遇，也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时机。

危机还为中国提供了获取国家利益的机会。通过金融危机开展的国际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对国际利益格局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由于中国相对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的财政、金融体系稳健，有巨额外汇储备，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正在继续，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次调整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走低的机会，建立资源能源战略储备，扩大对海外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利用世界范围的就业不景气，加快建立人才、技术的战略储备；还有利用境外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机会开展海外并购等。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今年头两个月，我们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5.4%，城镇增产增速2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2%，出口增长16.8%，财政收入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应该说，经济增长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在发展。但是，经济运行当中所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物价涨幅较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增大。

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有的影响已经显露，并且还会继续显露。比如像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明显的加大了我们控制通货膨胀压力和威胁，也增加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有些因素在短期内，还没有构成直接和实质性的威胁。比如美国经济减速，虽然减少了外部需求，也使得我们的出口增速和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但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调控目标没有大的冲突。

但是对于国际市场的变化，我们还是需要有积极的应对之策。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从宏观政策上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势头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扩大内需与保持外需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保持实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与虚拟经济的健康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控

制通胀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当中求得平衡。

短期政策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合理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第三方面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建立健全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降低流通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供给。第四方面是积极开展多边贸易，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保持出口的较快增长和进出口的基本平衡。第五方面就是着力稳定股市和楼市，促进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长期政策来看，主要就是要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自主创新，提高我们国家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题目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铸就广东新辉煌

“十七大”以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界、学者及民间热议的焦点。作为担负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试先行区和首善之区的广东，更是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贯穿2010年广东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头戏和第一要务。从字面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转变”，一是“加快”。进一步分解为三层意思：①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有方式为什么不行？可不可以通过市场自行解决？不转行不行？②如果非要转变的话，慢慢转行不行？③如何转？向什么方向转变？带着上述问题，结合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谈谈两点看法。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进广东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

（一）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以脱离历史发展与演变的时间维度和全球化、国际化等空间尺度。迄今，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对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服务业文明三种文明样式。产业结构上经历“一——二——三”的演进系列，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服务业经济时代。从生产方式看，经历了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深刻转型。从空间尺度看，城市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城市本身也演绎着“大城市——大都市——大城市带——都市连绵区”的形态变化。

（二）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1978年尤其是上世界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和“对外开放”是并驾齐驱的创造中国30年发展奇迹的两大法宝。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中西经济、社会、文化碰撞和交流日益频繁，全球本地化、本地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不断深化。由于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上述转型过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持续。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让世人瞩目，2009年，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势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 353亿元，增长率达到8.7%，居世界第三。可以预见，在2010年，中国经济实力将超过日本，跻身世界第二。30年发展实践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铸就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他们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广泛参与国际并购，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几点建议

坦言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大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深谙其理，这里只是抛砖引玉，提几点看法。

（一）继续弘扬敢想、敢做、敢为的广东精神，下决心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珠三角未来要成为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试先行区，其中，开放、创新的发展思维和理念至关重要。据悉，面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在2009年推进的“双转移”工程，引起不少舆论，来自企业界的反对之声不少。究其原因，少数利益集团担心既得利益外溢是关键。面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有关方面需要审时度势，综合权衡，积极发扬广东的敢闯敢试的文化力量，当机立断，力排众阻，坚决推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各项决策。某种意义上，犹豫不决、让步妥协、过分关注内耗型平衡，就是贻误发展机遇。

（二）改革现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扫清障碍。诚然，在一些官员、一些企业主眼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性理解并不明晰，很多时候，“发展”等同于“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率”，而对于“发展”的要义——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共生，全体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创业和人居环境优美，对人的需求满足度不断提高，社会福祉整体提升则置之不理。由于GDP主导全过程，“一切为了GDP”、“增长就是硬道理”、“组装、粗加工舍不得丢弃”、“石化项目大量上马，环境问题靠边站”、“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只看表子，不看里子”的行为屡见不鲜，变脸行径更是层出不穷。故而，笔者建议对“增长与发展”、“科学发展”、“GDP主导发展观”等重要概念及内涵要进行科学深入研究，在全社会形成大讨论，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改革与其相关的管理机制和体制。毋庸讳言，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三）内需要扩大，出口也要巩固。由于中国庞大的农村及内地中小城市强大的市场需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扩大内需”成为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力推之举，这对于启动广大农村市场、推进内需型城市化进程、扩展城市可持续发展途径和方式、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扩大内需”绝不排斥“外贸经济”，尤其对于出口量巨

大的广东而言。广东具有发展外贸经济所需的优越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和底蕴，担负着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不可贸然因为扩大内需而削弱外贸经济。唯有通过改善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加强品牌意识、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学习领会国际竞争规则、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在竞争中学习，在竞争中进步，才能进一步提升广东作为对外开放大省的地位。

改革、开放、创新和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缔造了过去30 广东的辉煌。未来，广东将何去何从？我们以为，改革、开放和创新仍将是制胜法宝，不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相信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广东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广东一定能打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硬仗，一定成铸就新的广东辉煌。

篇2：中国金融危机对中

从2007年10月以来，由美国房产次贷危机引发美国金融动荡，导致世界性金融危机。生产的产品买不出去，大量的工人失业，货币贬值，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后退。已经危急到世界全面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波及世界实体经济危机全面爆发，那将是世界性灾乱。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简称次级贷款者。

由于之前的房价很高，银行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信用贷款者，如果贷款者无法偿还贷款，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但是由于房价突然走低，贷款者无力偿还时，银行把房屋出售，但却发现得到的资金不能弥补当时的贷款+利息，甚至都无法弥补贷款额本身，这样银行就会在这个贷款上出现亏损。

一个两个贷款者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好，但由于分期付款的利息上升，加上这些贷款者本身就是次级信用贷款者，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无法还贷的贷款者。正如上面所说，银行收回房屋，却卖不到高价，大面积亏损，引发了次债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不过是间接的影响。主要百姓口袋里的钱在缩水，不断蒸发掉。

现在美国的五大投行倒闭了，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证券公司完蛋了。说明美国的次贷危机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有人甚至说仅次于1929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经济出现问题，不可避免的将使全球经济出现问题。因为美国的进口量很大，出口量也很大。美国经济如果进入危机，会导致进口减少，那么中国肯定影响很大，中国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对美国出口最大的国家，美国需求减少，对于中国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将使很多公司倒闭，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影响我们的人均收入，收入的改变进一步减少国内需求，使那些主要在国内销售的公司也受到影响，那么的话中国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前两天我看到新闻说，温家宝暗示要帮助美国救市。全球上几乎很多欧洲国家都明确表示不帮助美国。因为中国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我们明明知道，帮助美国对我们自己长远不利。为什么那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都不帮，我认为这是美国的金融地位问题，美国为什么生活的那么好，其实美国没有很多钱，美国是那种借钱消费的国家，美国凭借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几乎所有国家进行国际贸易都要用到美元，所以许多国家都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存，可是过了几年之后，美元一贬值，这些钱就不是以前的钱的，蒸发的钱都进美国人的肚子里去了。尤其像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拥有最多美元的国家，所以去年以及今年的美元贬值，我们那些工厂从工人那里压榨得到的那么点剩余价值都被美国拿走了。据环球时报说，我们平均每三个月，无形蒸发的钱就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正是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让美国人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现在出问题了，所以美国政府会这么着急，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市。美国每年破产的以及艰难生存的大型公司都不计其数，美国政府都是从来不救，只有金融上美国政府才会大把撒钱。

可是，中国却处在两难之中，要么救要么不救。救的话意味着继续让我们十三

亿人来养着美国人，不救那么我们的工厂等着倒闭吧，我们的工人，大学生等着失业吧。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就业重要啊。所以我认为中国肯定是不能也不会看着美国危机恶化。

中国有逾13亿人口，而且消费的主力-中产阶级正在不断的壮大。在这次次级贷款危机来临之前的几年，中国政府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消费导向型，用中国人自己的消费实力带动消费的发展，以减少对其他国家进口的依赖。这次危机中，西方各大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明后年进口的商品会减少，这样，出口货物给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也就受到了影响。

问题的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系统自成一体，金融管制也比较严格。西方大规模的银行、保险、证券破产的冲击波不能伤及中国金融业的根基，相反，中国、日本等东方金融业趁机出击，收购西方银行。我们看见，中国银行收购法国一家银行20%的股份，日本三菱银行收购摩根斯坦利股份，甚至摩根斯坦利向中国中信和中国主权基金中投申请援助。

中国的金融业得以健康发展，使得贷款能够正常发放，国民经济的主力中小企业有了贷款能够正常生产，没有大规模失业，没有社会**，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自然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比如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若干年来经济的增长就是建立在中国对它的煤炭和铁矿近乎无穷的进口之上的。东盟由于中国的原料进口也得以维持正常发展。而这些不受危机大规模冲击的国家几乎都是正在经济大量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又会辐射向周边，乃至全球。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的那些工厂生产的东西只能出口，因为中国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是因为两极分化严重，就是说富人已经什么都买够了，不用买了。穷人想买，但是买不起。所以中国国内是卖不掉这些东西的，我们以前讲，中国不怕外国的经济封锁，因为我们的省之间可以贸易，那是以前，现在，不是啦。两极分化严重的后果就是这样，内需不足。

还有就是中国拥有太多的美元资产，我们讲如果美国经济衰退，那么美元必定贬值，那就是说我们损失更严重。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能持有某一国货币太多，而应该多样化。还有一个教训就是，政府不要以为抓着这些钱就可以在外国投资，中国想要收购很多大型公司，结果很多都没成，因为像美国那些国家都是规定一个公司外资不能超过百分之十。我们以为美国跟我们一样是外资不得多于百分之五十。加上美国有意阻挠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所以我认为还不如把钱给百姓，强化福利系统，让人民的生活好点。与其让钱蒸发，不如给百姓花。

第三个教训就是重视一下两级分化问题。内需不足始终是个问题，难道政府希望我们的工厂每年辛辛苦苦供应外国人的伙食，我们的人民却没得吃。解决两级分化就是多创造机会给穷人，给予优惠，福利跟上。这样才能让消费原本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至于像现在一样拖后腿，甚至我们还含着泪帮美国救市。

结论就是：除非中国穷人不再像现在这么穷，否则美国次贷危机越重，中国损失越多。

目前而言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是本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受影响较重，亚洲而言，韩国、日本损失上要稍大于其他国家。国家越是富裕受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过剩。我们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过剩的不多！

他的特征就是不少公司堆了很多商品，卖不出去，面临倒闭。而我们小百姓就可能会失业，也会因购买力下降而买不到以前那么多的东西了（其实不仔细看都看

不出来）。

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公司都面向外国销售产品，其实利益并不比销到国内大，现在都正在转型，一些外贸企业逐渐将产品销在国内，其实我们国内需求也是很大的，再说我们的生产力根本就没有过剩的现象，只要我国的企业能顺畅的销售产品，我们小百姓失业状况不会变严重，危机对我们也影响不会很大！

金融大动荡，等于人的血液先出了 问题。之后，往往接下来是经济各个层面的问题会逐渐体现出来。一是企业会逐渐采取收缩战略，包括裁员潮会接踵而来。所以打工族要好好工作好好表现，不然老板看你烦你就可能是第一个被裁员的。找工作会越来越难。其次是工资的提高会逐渐变成很难的事情，甚至可能会降低工资收入，奖金会越来越少甚至想都别想了。所以你如果是靠工资的消费人群那就要注意减少开支了。

真正到了经济危机全面影响到国内:企业效益下降,收入降低,物价飞涨,股票暴跌,失业,破产...接下来会百业萧条，包括投资，消费，贸易都会变冷。人们会越来越重视现金。现金会越来越珍贵，钱会越来越觉得是钱了。

然后各种东西价格会逐渐下降，想买房子的别急，估计国内的房子价格会在未来一到三年左右的时间会跌。

国内的各种商品价格会逐渐下跌。经济的寒冬已经开始。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家庭财富规划，需要战略性考虑了。

金融危机导致国家经济减速，需求降低，这样会降低我国的出口，从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是最主要的影响了

采取的措施就是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可以让银行增加可贷资金，让企业贷款成本降低，从而扶持企业的发展

还有，就是准备扩大内需和投资，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口、消费和投资，现在出口不行了，那么只能是想办法扩大内需，也就是刺激投资和消费

篇3：中国金融危机对中

对于金融危机,经济学界有若干的定义。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对金融危机的定义是:“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货币主义者迈克尔·博多(Michael·Bordo)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十大因素或十大关系:“预期的变动,对某些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的担心,试图将不动产或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转化为货币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定义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这些指标包括汇率价格、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等。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席卷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国家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对比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对这两个新兴国家造成的冲击反应以及应对危机等方面的特点,不仅有利于两国相互借鉴,还可以对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金融危机对中俄两国经济的影响

1. 对两国虚拟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两国的股市震荡明显,股指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国上证指数下降65.4%,俄罗斯RTS指数(RTSI)下跌72.4%,分别居世界股指下降幅度第5位和第2位,调整深度比以26个新兴国家为基础的新兴市场股指下跌55.2%和全球主要股指下跌幅度40.7%更为剧烈。另外,对于两国的汇率、外汇储备、吸引外资方面也受到较大影响。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投资减少、热钱流入转为热钱流出,如2008年流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FDI下降了50%多。在此背景下,2008年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26%,2009年上半年合同利用外资下降25.1%,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17.9%。俄罗斯FDI由上年净流入800多亿美元转为净流出约1300亿美元。同时,两国汇率也出现变化,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趋势,而卢布兑美元比价跌幅已经超过了30%。在美国大规模增发国债和货币的情况下,分别占世界第一、第三大规模的中俄两国外汇储备资产面临的贬值风险显著增加。如近几个月来美元贬值已经超过10%,对中俄外汇储备损失很大。

2. 对外向型实体产业冲击巨大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需求急剧萎缩,对中俄两国外向型企业和地区冲击相当明显。总体来说,受金融危机拖累,中俄两国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从年度GDP增长水平来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2008与2009年中国GDP增长比率分别为9.0%和8.7%,均低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的中国GDP的增长比率13.0%,同时也低于2000-2009年中国GDP增长的平均水平9.84%。俄罗斯亦是如此,如2008-2009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3%和4.0%,同样低于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GDP增长率6.3%。

本次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对中国而言,由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表现贸易大幅萎缩,2008年下半年甚至出现了多年未见得负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同比下降13.9%,其中:出口12016.6亿美元,下降16%;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11.2%%。对于俄罗斯而言,影响更是重大,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以出口能源型产品为主的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从147.27美元的高位跌至了当前的36美元,在短短几个月内下跌100多美元,累计跌幅达到了75%。俄罗斯经济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在贸易中出现了逆差,而且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外汇储备耗费得很快,外汇收入却增加缓慢,使得政府的手脚受到束缚,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百姓不满、政局开始出现了不稳的迹象,和石油相关的产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连,俄罗斯整体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创。据统计2008年俄罗斯工业生产下降超过10%,2009年第1季度俄罗斯工业生产下降20%多,2009年上半年汽车开工率已跌破30%下限,一些大汽车厂出现破产。2009年俄罗斯企业和组织按照现价计算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0.4%。

3. 对投资、消费和就业影响显著

受未来前景不确定影响,200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因政府启动反危机而保持继续高速增长,但民间投资并未启动,外资流入继续下降。失业增加、居民收入预期不稳定使居民持币观望心情加重,消费增长减缓。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07年12月的96.9%大幅度下降到2009年3月的86.7%。2008年俄罗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2009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7%。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世界各国经济形势普遍恶化和劳动力市场就业需求的萎缩,就业受到了抑制,失业率有所增加。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重点监测数据显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从2000年的107多万人到2009年跃升为610多万人,增长了将近6倍,加上以往没有就业人员,2009年我国需要安置的学生将为700多万。而俄罗斯官方数据机构Rosstat发表声明称,俄罗斯2009年在7600万就业人口中,总失业人数减少至630万,俄罗斯失业率突破10%,反映了全球经济滑坡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

三、中俄经济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俄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这和其经济自身的综合发展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而综合发展水平低的原因有很多,如结构失衡、国际竞争力低,外部依赖度偏高、以及对外部冲击适应力和应急力不强等。笔者认为中俄经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遭受不同深度的创伤主要有如下原因:

1. 对外开放度和出口依赖度的不同

俄罗斯的资本市场是随着经济转型应运而生的,正如该国采取“休克疗法”的激进思想一样,其起步和发展一直都处在高度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下,而其国内相应的服务性基础设施、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没有更上高度开放的需求。随着中俄两国融入世界经济步伐加快,出口在中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提高,如中国2008年的贸易依存度超过60%,出口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从1978-1990年30.3%提高到1990-2000年的36.1%和2001-2007年的48.36%。危机发生后外部需求剧烈下降直接打击中俄出口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稳定。如中国出口由危机前的20%多的正增长转变为2009年危机后20%多的负增长,俄罗斯由危机前约30%的正增长转为50%的负增长。虽然两国的经济都遭受了影响,但是由于俄罗斯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出口依赖度都高于中国,高度的依赖和开放也说明了高度的脆弱性。因此,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俄罗斯受到了影响程度要大于中国。

2. 出口结构和需求弹性的不同

在出口结构上,中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品种多样;而俄罗斯则以单一的资源型产品作为主要的出口产品。众所周知,俄罗斯是原油出口大国,能源产业产值约占其工业总产值的30%,为俄政府创造54%的年预算收入和45%的外汇收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左右。由此不难看出石油出口及其价格对俄罗斯经济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单一类的产品出口易于受到国际市场变化的冲击,一旦出现变化,对本国的出口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另外,两国出口产品也表现出弹性不同,两者的需求弹性和价格弹性差异较大,加上俄罗斯居民收入和房地产、零售服务的繁荣与石油美元流入关联度较高,因而俄罗斯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迅速,波及的范围也较大。

3. 对外部投资依赖程度不同

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中俄两国日益成为全球外资流入地,成为刺激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外债流入量大也相应增加了债务负担,从世界银行提供的2006年总外债/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看,中国为12%,而俄罗斯为26%。同时,在投资母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外资突然撤资或停止注资,势必对其经济稳定性产生负面冲击。中国连续多年高居新兴国家外资流入榜首,外资在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从1999年前的约1%提高到2007年的10%左右,但在能源、汽车、银行和商业等关键部门的外资比重则超过30%。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引发大量的外资撤资,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4. 金融运行模式和监管程度的不同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俄两国在金融体制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美国华尔街的金融与资本运行模式,如各种新型衍生工具,出现金融杠杆率过高、泡沫过大等,而缺乏自律、专业人才不足和素质过低以及风险管理和防控机制跟不上,导致对外金融投资和并购的失败和损失,以及银行经营困难。俄罗斯银行经营模式全盘西化,过早地宣布和推行卢布全球可自由兑换计划,证券市场过度自由化,使得外国资本流入速度过快,私营企业贷款策略过于激进,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俄罗斯的股市暴跌、卢布大幅度贬值、中小银行清偿力不足出现倒闭。中国一些金融与投资机构虽然也引入美国的运行方式,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有限,所以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也就有限。

四、结论与启示

对比分析了目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俄两国经济的影响,基本结论是,在开放条件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必然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总体而言,相对于中国受到的影响来讲,俄罗斯遭受的冲击较大,俄罗斯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应对危机的艰难给同样面临危机冲击的中国提供了启示:

1.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平衡与创新发展

从这次危机对俄罗斯的沉重打击看,经济结构单一性突出,对外依赖过重,即便是大经济体也无法抵御突然的外部需求紧缩。俄罗斯已经充分认识到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带动增长的“荷兰病”弊端,并痛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如把纳米技术、医学、清洁能源、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作为风险投资优先领域,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大幅度降低能耗,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经济震荡主要源于出口市场下滑,说明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市场。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增长转型,以加快国内需求的份额,适度降低经济外向度,改变内外失衡状况和出口方向过度集中问题。同时,还要致力于提高出口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如发展低碳经济等。

2. 构筑外部风险防火墙,提高金融危机管理水平

享受全球化红利与遭遇全球化冲击不可分割,开放、增长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经济稳定顺利发展时,不可放松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危机预警、监控、治理机制的建设,特别是建立金融危机预警和管理系统。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先进的金融运行与管理模式,又要对其适应性、可驾御性和风险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和防范。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这次危机来临,俄罗斯首先出手救助金融体系,改进保险机制,推动银行改革、重组,既避免银行破产,推进银行优胜劣汰,同时,通过修改存款保险法稳定金融,避免更大危机的爆发。

3. 注重经济增长稳定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协调

社会稳定是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前提条件。危机最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为普通居民是最容易遭受危机打击。因此,维护居民就业、生活稳定是应对危机、促进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将应对危机的重点放在保证居民就业、医疗、教育、住宅、工资与退休金等的补贴方面。如2008年11月通过的俄联邦2009-2011年预算的85%以上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保障措施从短期看,有利于保持社会基本稳定,从长期看,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扩大对教育支持是推进人力资本的关键。从克服危机、稳定增长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方面看,中国需要更多提升居民消费。

摘要：对比分析中俄两国遭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同的深层原因,结论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必然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相对于中国受到的影响来讲,俄罗斯遭受的冲击较大.俄罗斯应对危机的艰难给中国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平衡与创新发展;构筑外部风险防火墙,提高金融危机管理水平。从克服危机、稳定增长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方面看,中国需要更多提升居民消费,从而增强对经济发展的可驾御性和风险性防范意识。

篇4：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出路

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过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因此，我在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中发问，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简单指导“过渡”经济体，帮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飞跃？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答案也许是否定的。这决定了必需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要有新的视角。那么，又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把握？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处理国内金融各项复杂的问题，包括对外金融中的汇率、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诸问题时的急迫需要，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发展理论的指导。

大道至简见真理。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金融事务中，一个好的战略，必须能够以极其简洁明了的战略话语，统领整个金融发展的方方面面。战略不是诸多改革开放措施的简单罗列与堆积。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核心意图，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

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

当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应该解决“桥和路”的问题。

作为金融战略研究方法的重点，除了作为结论，要指出今后“工作指标”意义上要“干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基于历史的、理论的逻辑和国内外的现实，指出“为什么”要这么干。这是明确“干什么”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要去努力寻求体现中国金融未来历史的、理论的一致性、必然性及唯一性。

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然而，现有主流货币与金融学理论又是发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形成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主要抽象和解释于较为成熟的市场机制经济体。

因此，今天当人们把前人抽象的理论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指导具有“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又是大国经济体”这样特征的中国，可以想象，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上的真理性，自然要考虑上述特征因素对过去理论形成的干扰，同时，又要注意把当初西方在形成理论中曾被抽象掉的非主要相关因素，“重新相应放进”现实实践中，即要有其他经济、法律、政治、文化因素的“还原”。否则，就会出现该理论解释当今中国实践时的“走样”现象，就会出现为什么对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骄人成绩，始终存在一些西方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自然，也难免出现在指导中国金融进一步发展意义上的隔靴搔痒的现象。

正如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所说：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经济学往往似乎是在无穷无尽地处理新的困惑、问题和两难困境。（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华夏出版社）正因为当今的经济与金融理论仍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中，因此若用动态的、不完全成熟的理论来简单指导非成熟市场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具有转轨、赶超战略特性的国家——更要小心。

中国当前急需的是什么理论？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肯定以上各位教授对成熟金融体系所作的客观的理论描述，更是对“如何尽快形成”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因此，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理论。严格地说，这个理论肯定是“发展过程”的理论与方法。

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但在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环境”因素，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正是各种正、负环境因素的汇聚，体现为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核心又体现为由“中心货币”国家主导的、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如果是简单模仿、抄袭和沿袭体现“中心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结果”的、“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要实现由“金融弱国”转化为“金融强国”的“赶超”型战略，更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绝对不能以人家的“结果”，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策略与手段”，简单一味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绝对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拿人家“成熟机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机器”中；绝对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时髦”制度与技术（自然包括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抓住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利益的中国金融发展机遇，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突然中断。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实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

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反映人类有效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如供求曲线，是永恒的，但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间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个别事件的发生、偶然因素的累积，同样不可忽视。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博弈政策，将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越大。就此意义讲，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更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的变化，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即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更替的政治经济学。

篇5：金融危机-中国应对之策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原因

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造成这次危机的背景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1、美国的消费习惯。

借钱（贷款）消费是普遍的生活方式。原因：收入轨道模式。年轻人钱少，但消费多；老年人退休后享受优越的退休金，但消费相对少。所以，年轻人多借钱消费（包括向父母借钱，这与中国不同）。而且，美国发达、完善的信用体制使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靠借钱来完成。储蓄模式。美国人的储蓄率历来很低，近年来，一直在零储蓄率上徘徊。要消费，只能靠借钱。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驱动。其消费率长期为70%左右，投资率为15%左右，而出口负数。

2、经济管理思想。

自上世纪70年代发生经济“滞涨”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此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道具。

3、经济环境与具体政策工具。

篇6：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一个世界上庞大的经济体，作为一种外向型的经济体，中国不可能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待这种影响，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会有根源，我们才能够化“危”为“机”，从容应对这场危机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同时不错过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在可见的层面，那些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产业和企业肯定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玩具等基本上依靠国外市场生存的企业，也包括纺织业等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市场的企业。但是，这样的行业还不是受到不利影响最严重的企业，最为严重的应该是那些信赖资本市场泡沫的行业。比如说，美国的房产市场不景气，中国的钢铁产业就很受伤，据称，目前我国钢铁产业闲置的产能已超过一亿吨。这还只是一些静态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来看，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一些产业部门的衰退就会减少该部门的就业，进而影响到投资与消费。这种相互的影响，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经济拖入下降的轨道，带来全面性的衰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斥巨资扩大内需，可谓是对症之药。

篇7：中国金融危机对中

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

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 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的监管体制

金融国际化，必然会造成资金的全球流动，资本的性质和生物一样，是趋利避害的。当有利可图时，必然会有大量资本涌来，这样会使一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监控其流向。处理不慎，就会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一国经济受到极大冲击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个教训。并且在金融国际化中，为了规避监管，很容易催生离岸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使得一国无法对其进行监管。不靠国际间合作，只能是望其兴叹~随着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带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资本的国际化 这样一来，资本给中国带了机遇和挑战

先说机遇，资本市场国际化后，全球资本会按照市场需求流动，中国可以吸收资本大大提过，这对于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很重要。中国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建设自己和完善自己。

篇8：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体制

1 对美国金融监管缺陷的反思

1.1 过分崇尚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问题的出现, 新自由主义的金融监管理念逐渐成为美国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立法的主导理念, 其主旨在于减少政府干预, 放松金融管制, 大力促进消费, 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作证时也无奈地承认, “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是优秀经济的根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观念不正确。

1.2“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导致监管的低效和空白

长期以来, 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采取“双线多头”模式。这样一种金融监管模式被认为是与美国倡导的分权制衡精神相符合, 它不仅可以保证金融市场享有金融创新所必备的民主与自由, 而且可使每一个监管者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相互之间的竞争又可以形成权力的制衡。但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暴露了“双线多头”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一方面, 金融监管机构数量庞大且协调性差, 影响了监管效率;另一方面, 金融监管区隔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空白, 导致规避监管、监管套利等问题的出现。

1.3 政府在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中存在“缺位”现象

尽管金融风险防控是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但政府在有关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设计中的缺位却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首先, 在美国的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设计中过于迷信“自由市场理论”;其次, 政府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长期缺位, 在利益的驱使下, 评级机构的不良行为致使违约风险被大大低估。

2 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分析

2.1 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制

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 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对银行业 (含信托业) 、证券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监管。我国金融监管走过了由过去人民银行“一统天下”, 到逐步转化为现在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分天下”的格局。总体上看,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标志着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的正式形成, 也就是说, 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单层多头的分业监管体制。

2.2 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现状

2004年6月, 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再度聚首, 签订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 建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参加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应该说, “三会”之间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 但从本质上看, 这种机制只是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 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的权宜之计, 不是具有强制力和决策性质的制度安排, 因而不是金融监管协调的长效机制。而且三大监管机构往往只是站在自身利益和立场考虑问题, 本位主义思想比较严重。

3 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3.1 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

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制定监管政策时, 要积极顺应金融业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 正确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 统筹兼顾原则监管和规则监管, 要始终坚持审慎监管原则, 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应对金融创新, 综合考虑未来金融创新情况, 加强对金融体系安全性的监测, 不断提高监管的覆盖广度和力度, 促进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平衡与和谐统一, 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3.2 加强监管合作与衔接

尽管目前我国仍实行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体制, 但为适应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的需要, 我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必须统一各自的监管标准、程序、技术、方法;加快建立部门间信息交流共享通道, 促进部门间统一信息共享平台的形成, 强化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间监管的互动性。进一步完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已有的三方联席会议制度, 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 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对业务交叉领域和从事综合经营的金融集团, 则实施分业监管体制下的联合监管。

3.3 优化监管方法与技术

先进的监管方法与技术是提高监管效率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随之增大, 单靠传统的监管方式已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当前, 一是要突出非现场检查的重要作用, 尽快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现场监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 建立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报告制度, 真正使非现场检查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二是以风险为核心, 建立金融机构管理质量的评估和干预方式, 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 实现快速、准确的预测和分析, 提供内控信息来源和最终决策支持, 切实提高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三是要加强监管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严格的执业资格制度, 制定系统的培训体系, 对监管人员进行分层培训和考核, 使其业务素质能及时跟上金融业的发展, 不断提高我国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顾华详.从金融危机看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完善[M].现代经济探讨, 2009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