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个人工作总结20

学校个人工作总结20（精选6篇）

篇1：学校个人工作总结20

20xx年12月，根据学校党委的安排，我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担任直属党支部书记，负责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党务工作，到现在马上就一年了。将近一年来，学校党委和各位同仁都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使我能够比较圆满的完成党委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等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下面按照组织要求我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向组织和同志们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一、品德方面：

作为一名老党员，从事基层党务工作多年，我认为最重要的品质是对党忠诚，信党、爱党，坚决不做“两面人”。我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做好自己学习、宣传工作的同时，努力抓好马克思主义学院党组织和党员学习的制度化和经常化。

马克思主义学院负有弘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使命，承担着立德树人的神圣职责和任务，所以我们要求大家在学习上要先行一步，要比别人学得更加深入，更加透彻，这样才能在学校立德树人工作当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另外在工作当中，我能做到以诚待人、平等待人和友善待人，也非常乐于助人，把同志的困难视为自己的困难。努力追求和维护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和氛围，鼓励年轻同志积极干事创业，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

二、能力方面。

从参加工作以来，我就比较注重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因为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没有好的品质做不好事情，没有能力也做不好事情。首先我有学习的能力，见贤思齐，我善于向同志们学习，也比较爱读书，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有了知识和思想，工作中才有好的思路，解决问题才有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

另外多年的工作经历，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也让自己头脑更清醒、更理性，看问题更深刻和更敏锐，就算是认知能力吧。当然擅长与人沟通与交流也算是一种能力吧。

三、工作态度

虽然从事党务工作多年，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到马克思主义学院担任直属党支部书记还是有不小的压力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学校整个立德树人体系中责任重大，我担心工作不力会辜负学校党委的信任，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神圣使命所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党务负责人在学习上必须先人一步，必须学深学透，在学懂弄通方面马虎不得，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就会贻笑大方，后果严重。也正是有这样的压力，我在工作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认真学习，虚心请教，勤勤恳恳，不敢掉以轻心。

如今我的老人都已经八十多岁高龄，母亲生活不能自理，已经离不开亲人照顾，我真希望能早一点退休照顾老人，让他们能够安度晚年。但是由于承担着工作任务和责任，我只能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勤奋工作，认真履行职责。

四、取得成绩

近一年来，我与大家一起认真学习、努力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概括如下：

1.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20成立了教工党支部和学生党支部，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坚决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上级党组织的两次督导检查中都受到了好评。

2.广泛征求意见，尽可能合理解决老师秘心的热点问题，调动了老师们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团结和谐、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例如，年我们在制定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时，充分听取一线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对分配方案中不尽合理的方面进行了修改变更，受到老师们的拥护和好评。

3.在班子不健全，管理岗位严重缺编的情况下，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77名学生和7名教师从公共管理学院调整到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工作，实现了平稳交接和过渡。如今思政专业师生思想稳定，学习生活平稳有序。2018年暑假我们对思政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相信思政专业调整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4.学生管理工作取得优异成绩。

以考风考纪为抓手，严肃考试纪律。2018年上学期期末部分学生考试作弊，我们依据规定对作弊的同学作出了严肃处理，对部分心存侥幸、诚信意识淡薄的同学敲响了警钟，使更多的同学们受到了教育，同学们遵纪守法的意识得到增强，学习风气也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学生会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并在早操、宿舍管理、运动会、演讲比赛等活动中都取得优异成绩。在各项工作综合评比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支、学生会名列学校第三名。

5.“三进”工作成绩突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后，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度重视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开展了宣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多次受到上级党委的表彰。

五、廉洁自律方面

能够遵守党的各项廉洁纪律，做到洁身自好，公私分明。对待同志和同学们都能够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公开的处理学生入党、评优、家庭困难学生认定、国家奖助学金评定与发放等热点问题。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于公于私，要问心无愧，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六、缺点与不足

1.改革进取精神有待加强。尽管自己努力克服，但随着年龄增长改革创新的意识还是差一些，要努力学习，积极进取，不能够因循守旧，满足现状。

2.学习精神还要进一步强化。时代在发展，新的领域，新的矛盾层出不穷，不加强学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干到老学到老，我要不断的自警、自省。

篇2：学校个人工作总结20

姓名：王昊天

部门：综合二所

2019年12月20日

2019个人工作总结

奋斗的日子总是过的特别快，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不知不觉中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回头看看走过日子，充满了感恩、感谢和感动。

2019年2月11日

农历大年初七，我背上行囊，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单位，心里是紧张、忐忑和迷茫，既有对未来工作的期待，也有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初到单位，许鹏所长给我安排了位置，然后介绍了新同事给我认识，我以后日子的师傅张东耀（东哥）和黄名尘（呵呵哥）。因为是初到设计院，当时也不忙，所刚来的3个月里，都是在学习规范，也拿着以前结构部前辈们画的图看一看，照着画一画。那一段时间，因为没有设计任务，所以和同事们交流的也特别少，对单位也很陌生。不过那段时间，也学习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前辈们在一起讨论结构设计的时候，我也竖起耳朵认真听，对之前在学校学的东西也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知道了基本结构设计步骤，了解了基本梁板柱的尺寸确定。当时心里就期盼着，能让我上手干干活，学习学习。

2019年5月10日

过完五一劳动节来了单位，那个时候单位已经是特别忙了。当时做的是乌兰察布电业局项目，有一天，孙姐过来和我说有一个楼梯需要画，问我能不能画。当时心里是比较激动的，毫不犹豫的说能。我的第一个设计任务就这样开始了，拿到建筑图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懂图，标高、轴线，构件位置。当时看着觉的挺简单，等到一开始画第一笔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实在是太菜了，CAD用的不熟练，导致画图特别慢，有时候直线都画不直。呵呵哥，菲菲姐看我这个状态，主动过来交我CAD快捷键，交我怎么能画的快点（在此特别鸣谢呵呵哥和菲菲姐）。有了二位的帮助，果然是画图效率高了很多。好不容易画完了，自己看了一下还自我感觉良好，信心满满的拿去让东哥审图去了。这一审，让我知道了自己与一名真正的结构设计师还相差甚远，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东哥把我叫过去，拿着给我审完的图，一条一条的给我讲图纸上的错误。图纸上字体大小不一致、标注线不符合设计院制图规范，图纸排版凌乱不美观这样的显眼问题，东哥耐心的给我讲工程制图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告诉我我图应该怎么改正。经过东哥的一番仔细讲解，我回来自己仔细的看自己的图，对着东哥给指出的错误，逐一逐条加以修改。改完这一版后，我又一次拿给东哥审图，这一次，东哥给我指出了我图纸上楼梯设计时存在的问题，梯板配筋不够、梯梁过高导致净高不够，楼梯设计总说明写的有问题，框架梁在梯梁处吊筋没有加。经过东哥的又一次讲解，我对自己的不足之处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回来照着东哥给讲解了，重新修改了图纸。当我拿着第二次修改完的图纸交给东哥审图的时候，东哥说终于是像点样子了，然后又交给何总，田总审核审定，回来接着修改图纸上的不足之处。拿着第三次修改完的图纸，经过了东哥的同意，终于是出了图。拿着自己最终修改完的图纸和第一次画完的图纸，看到了自己不足，也看到了成长。在此特别鸣谢张东耀（东哥），我的第一个专业领路人。

从那以后，就陆陆续续开始画一些简单的楼梯，每一次画图，我都会拿出我画的第一张图，看看东哥给我的指点，保证以后不能范同样的错误。工作中通过和同事们的接触，慢慢的和大家熟悉了起来，也融入了这个大家庭，也慢慢的喜欢上了这里。

2019年7月2日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今天，我正式成为了设计院的一份子，上午去综合处领了劳动合同签了字，下午录入了身份证和银行卡号，从一名实习生转为了一名正式员工，对单位也有了一份归属感，对未来的日子，也充满了期待和干劲。

结语

篇3：学校个人工作总结20

一、就业训导班设立缘由

1. 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十分严重。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学校及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长、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工商业的不发达,使得就业成为十分头疼的社会问题。1933年出版的《中国教育问题之讨论》一书中写道:“十数年前,中学毕业生没有出路;五六年前,专科以上学校学士也没有出路;近一二年来,连吃了面包回来的外国留学博士硕士也几乎没有出路了。”[2]即便是中央大学这样的一流院校,学生就业也大成问题。据1934年8月《申报》报道,“中央大学本届毕业生400余人,有300余人未得工作”[3]。个别较为落后的省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失业率更是高得惊人。1934年9月《大公报》报道,山西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人数“以最近四五年内为最高,今年(1934年)更打破纪录,人数达到480人,目下正式找得职业者,仅1/10。”[4]教育部1936年曾对国内84所专科以上学校1933年、1934年两年度毕业生就业进行过统计,84校两年度的毕业生共为15 216人,其中未就业者共2 000人,占毕业生总数的13.1%[5]。

2. 爆发了第一次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职业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毕业生职业运动的爆发。1934年,在专科以上学校较为集中、毕业生人数多而就业环境又相对恶劣的北平,首先爆发了毕业生的职业运动。职业运动大同盟盟员联名发表宣言称:“三十年来,政府及社会人士,但知广设学校,造就人材,而如何安插统计,则无人过问,任其自为问题,而不加以解决,则情势日益严重”,“同人等为时势之需要,为自身职业之企求,不能不有大同盟之组织,以公开之方式,求职业问题之解决”[6],并推派代表分别赴南京、江西等地向国民政府请愿。北平学生掀起的职业运动,得到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声援,一时间毕业生职业运动风起云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3. 国民政府的就业措施无济于事。

1934年毕业生职业运动爆发之后,为平复学生情绪,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措施。(1)加强控制文科招生数,降低文科学生比例,纠正文法科教育畸形之发展。文法人才过剩不合社会需要,而农工医人才缺乏不能推进建设事业之认识,早在国民政府初立时即已产生。20世纪30年代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之后,教育部的对文科招生的限制愈益加强。从1931—1936年,文科类(文、法、商、教育、艺术)招生比从74.58%降至55.23%[7]。(2)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及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职业介绍机关。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成立于1934年10月,负责对高端人才进行调查、登记,并介绍其就业。为配合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的工作,教育部还下令各省与全国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设立职业介绍机关。截至1937年4月,全国共有58所专科以上学校设立了职业介绍机构,其中公立(包括国立、省立)专科以上学校33所,私立专科以上学校25所[8]。此外,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还尝试与银行合作实行小工业贷款,扶助有志于从事工业建设的工科学生。(3)着力增加各种招录考试。1934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考试院决定,自1934年起由政府主持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考试,与任用考试相联系。在“定期考试外,扩大各种临时考试,只须各机关需要何种人材,通知考试院,即可随时以简便之方法,迅速举行……务使考取数日以增多,借广学校毕业者之出路。”[9]然而到1936年,除高校文、实科结构得以显著调整外,其他措施施行效果极其有限。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自成立到1936年4月底,在该处经审查合格予以登记的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共有1 565人,介绍成功者仅195人[10]。此外,1935年10月起,在南京、西安、广州三地同时举行的抗战前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等考试(第三届),参加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统计人员、外交官领事官、司法官、会计审计人员、卫生行政人员、建设人员等9类考试的3 941人,被录取者仅有251人(其中3名为女性)11]。

4. 爆发了第二次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职业运动。

在政府就业措施不力的情形下,1936年5月北平再度发生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服务运动。在服务运动大同盟散发的《告毕业同学书》中,学生对政府的就业措施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虽然在一九三四年,也曾有过类似服务运动的所谓职业同盟,而他们所努力的结果,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工作咨询处、介绍所的设立,这种问题的本身,有何禆益?”学生进一步提出,“我们要求解决的,不是口头允诺、咨询处和介绍所的成立,而是分发任用。”[12]

5. 成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

为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解决就业问题,1936年6月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提议对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进行短期训练后加以任用。当月23日行政院即通过该提议。不久,训导班筹备委员会奉命成立。7月初,北平服务运动同盟的请愿代表抵达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这种情况下,就业训导班加快了筹备进程。18日训导班筹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训导班简章,决定由教育部主持学员的招收,学员数额定1 000名,分两期训练,每期训练4个月,实习3~4个月。学员在入学前经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体检合格后,即可办理入学手续。

二、就业训导班的突出特点

就业训导班计划招生1 000名,实际上各校各处保送学员共有4 222人,后经考核,分两期录取了1 500人[13]。1936年10月15日训导班正式开学,一期学员456人。就业训导班被国民政府赋予了解决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重大使命,正如就业训导班班主任丁惟汾在开学典礼报告中所言,“训导班之设立是一种新的事业,他的使命非常重大,它的性质与普通专科以上学校不同,教训设施,均无成例成法可沿。”[14]从就业训导班第一期来看它的确与普通专科以上学校不同。

1. 以未就业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为训导对象,学员来源十分广泛。

训导班以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1933—1935年度未就业毕业生为训导对象。从毕业院校来看,第一期学员毕业于国内外83所专科以上学校。456名学员中422名毕业于国内76所专科以上学校,占学员总数的96.93%;14名毕业于国外7所专科以上学校,占学员总数的3.07%。422名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中,136名毕业于国立院校,占32.3%;66名毕业于省立院校,占15.6%;240名毕业于私立院校,占52.1%。14名国外院校毕业生中12名毕业于日本院校,占85.7%。学员毕业科系共有45个之多,但分布非常集中。从科别来看,法科最多,占学员总数的51.75%;文科其次,占28.73%。工、理、商、农各科则相对较少,分别为5.04%、3.95%、3.95%和1.1%。从系别来看,毕业于法科法律系学员居第一,占学员总数的13.68%;其次是文科中国文学系,占11.18%;再次是法科政治系和法科经济系,分别占10.96%和9.87%。从学员籍贯来看,学员共来自23个省份。其中江苏籍最多,占全部学员的18.86%,其次是河北籍学员,占11.18%。其他学员较多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山东、湖南、山西、福建和辽宁,此9省之和占学员总数的76.96%。

2. 以政府为后盾,规模大、力量强、师资雄厚。

就业训导班每期正取500人,备取250人。第一期实训学员456人(含9名自行退学者),以学员人数计,规模与正规专科以上学校无异。而一次培养如此多的毕业生,国内专科以上学校可比肩者极少。以上海为例,上海专科以上学校中毕业生最多的复旦大学1931年也仅有毕业生441名[15]。此外,就业训导班由行政院主办,附设于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亲任就业训导班委员会会长,以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丁惟汾(兼班主任)为常务委员,委员包括蒋作宾、张群、何应钦、陈绍宽、孔祥熙、俞飞鹏、张嘉璈、吴忠信、陈树人、刘瑞恒、何廉等,均为政界、商界、教育界名流,办学声势可见一斑。

就业训导班有很强的教职员阵容。其教职员之强,一是在于人数多。训导班一期有职员60名、讲师75名和军训教官8名,教职员总数达143名,其教职员与学员数之比约为1931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与在校生人数之比的2倍。1931年,在校学生达1 344名、毕业生数达441名的复旦大学,教职员总共只有144名。二是在于资历非凡。训导班各门课程均由中央政府各对应部门派员讲授,讲师数目达75名。这些讲师不仅是各科专家而且是中央各部高级长官,75人中有68人具有专科以上学校学历,51人曾留学海外,其中获硕士学位者18人,获博士学位者5人。不仅讲师如此,就连训练班训育处和军事训练部职员也资历不凡。

就业训导班的办学资金,正规专科以上学校也望尘莫及。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专科以上学校办学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1934年政府预算虽规定年支出的15%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实际上这是个从未达到过的目标。1936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过4.5%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16]。办学如此拮据,学生“在训练期间得月给津贴30元(包括膳宿、零用);实习期间,每人得酌给津贴四十元(包括膳宿)”,只有办学声势大、力量强的就业训导班能够做到。

3. 以行政就业为指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目的十分

明确。就业训导班以培养学员辅助行政为目标,训练4个月,实习3~4个月,理论培训与实习实践相结合,培养目的十分明确。其训练要旨有四项:一为精神训练,注重人格之修养;二为体格训练,注重体育与军事;三为法令概要,注重机关之组织及文书程式;四为各科概要及现有各种事业之概况。这四项要旨充分地体现在其训练期间的课程设置上。从讲授课程来看,训导班为学员设置了36门课程,这36门课程包括政府组织、法制运用、人事管理以及各种建设事业之概况等内容,几乎涵盖了政府行政的所有方面,授课时间长达242小时。此外,就业训导班对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还开设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事课程。第一期训练到1937年1月结束后,就业训导班根据学员所学的专业与培训期间的成绩,委派其到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实习。其中到实业部的99人,到铁道部的50人,到财政部40人,司法行政部15人[17]。就业训导班也向各银行推介实习生,如中国实业银行、国华银行、四明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上海商业领储蓄银行等[18]。

三、就业训导班折射出的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1. 社会动荡,经济不发达,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非常普遍。

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的普遍和严重反映在就业训导班的学员数量和来源范围上。从数量来看,1933—1935年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仅有26 959人,保送就业训导班者即达4 222人之多,占15.67%;从范围来看,456名学员来源于83所专科以上学校、23个省份。尽管数据显示,国外毕业生就业好于国内毕业生;国外毕业生中欧美毕业生又好于日本毕业生;国内毕业生中国立院校毕业生又好于私立院校毕业生。但毕业生就业之难,就连以往就业有优势的留学生、名校毕业生、热门专业毕业生也不例外。据就业训导班第一期学员校别人数统计表,12名毕业于日本院校学员中,6名毕业于东京大学、两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两名毕业于明治大学、1名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1名毕业于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而76所国内院校中,参加就业训导班人数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国立北平大学(30人)、私立大夏大学(21人)、私立复旦大学(17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6人)和国立中央大学(14人)。就连地理位置优越、专业应用性强、毕业生人数少的上海商学院,其毕业生就业也成问题。1933—1935年该校会计、银行、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系毕业生总数不过166人,据该校所呈请求参加就业训导班名单来看,到1936年申报之时1933—1935年度毕业生中未就业者达26人,其中仅有3人曾担任过教职,其余则从未有过工作[19]。

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的普遍和严重,首先是社会动荡和经济不景气的必然结果。1931年以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新设工厂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1930年全国新设工厂119家,1931年降为113家,1932年降为87家。更为严重的是,新设的工厂数远远低于歇业的工厂数。以上海1934年为例,这一年新设工厂28家,改组291家,歇业的有70家[20]。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武装走私,使得本已处于衰退之中的经济雪上加霜,造成企业的大量停业。社会动荡不宁、东北地区沦丧及经济衰退使得社会总体就业压力大增。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的调查报告显示,1935年中国失业人口总数估计达5 893 196人[21]。在这样的局势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势必大大减少。

2. 高等教育仿效欧美,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结构性失业严重。

就业训导班学员毕业科系结构表明,法、文两科毕业生就业较工、理、商、农各科艰难,其中法律、政治、中国文学专业最甚。这与教育部1936年对国内84所专科以上学校1933年、1934年两年度毕业生就业统计结果一致。该统计表明:两个年度,文科(文、法、商、教育)未就业者占毕业生人数的比例为16.6%,实科(理、农、工、医)为5.7%。文、实科就业率之悬殊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关系甚紧。

高等教育发展之盲目重点不在于专科以上学校数目的增长及在校和毕业学生数目的增加,因为自民国设立以来至1935年,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总数不到8万人[22]。人口以4亿计,每万人中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仅有不过二人。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在于专科以上学校的滥设以及科系和课程设置的不符国情。

滥设专科以上学校,私立最盛。据统计,1928—1933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数量在短短的五年内上由74所升为108所,其中绝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这一时期,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数量仅由48所上升到57所,而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则由26所增加到51所[23]。以上海为例,1931年上海33所专科以上学校中私立学校达23所。然而就学生数目而言,1931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平均每所不过433人,其中学生数在300以下的共16所(私立9所),200人以下的13所,100人以下的有4所,最少的中法国立工学院只有28人。每校学生平均数如此之少,加上经费常常不足,因此大多数专科以上学校办学因陋就简,喜设简单易行的文科,这成为大专以上学校学生文实科比例失调的原因之一。文实科比例失调的程度,据统计,1932年、1933年、1934年三个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中文科类(包括文、法、商、教育)毕业生分别占到72%、70%和71%[24]。当然,文实比例失调在根本上却是近代中国教育体制因袭美日诸国,教育设计不适国情所致。教育设计不合理不仅表现在文实科比例与国家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上。

高等教育办学的粗糙、教育体制的抄袭、课程设置的不切实际,使得专科学校以上毕业生在社会上往往有眼高手低之嫌,有的甚至被工人讥讽为“饭桶”[25]。至于粗制滥造之学校,胡适曾经断言,“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到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26]专科以上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使得在社会政治经济困顿时期原本困难的就业局势更加恶化。

3. 用人机制不良,就业渠道狭窄。

就业训导班学员从训导到实习到分配工作,概由行政院支配,即行政院为学员打通了学用的通道,避免了社会用人机制的弊端和无效率。

近代中国专科以上学校生的就业,向来听任双方自由抉择,并没有加以统制。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选取人才更多的是采用引荐制,而不是公开地选拔,社会上大多数企业机关用人都是靠相互援引、熟人介绍,并且需要中人作担保,对于人选问题采取合理制度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加之国内没有一个足以取得社会绝对信任的人才介绍机关,使得在职业机会并不充足的20世纪30年代,往往出现有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人才的矛盾现象,这种供求不相为谋的现象也是常见的事。这样更加深了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谋业的困难。时人指出,“吾人痛叹自十七年统一以还,至今已七八年,而官吏任用迄未入轨,试一查中央地方各机关之用人,要之多由请托推荐而来,其登庸者,大抵各有后援,非亲即友。即专以中央论之,官署之多,为全国冠,然试问各级官吏,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占几分之几?”[27]

以上海商学院为例。1932年该年毕业生不过只有35名,而1931年冬和1932年夏,校方分函至政府各部、各大银行及苏、浙、皖、鲁、川、粤政府各厅推荐毕业生达23次之多。非应届毕业生遇有失业也往往返求母校举荐以求谋得职业。此外,单位公开招录信息也往往通过私人渠道转达学校,校方为争取此类机会不遗余力,拳拳之心跃于纸上。1931年5月20日,校友中国国货银行熊菊龄来函,谓该月24日该行举行办事员考试,“此种机会不可多得……敢烦先生转告母校同学”。1931年11月,接沈达时消息知盐务稽核总所招考职员;16日,校方具函朱所长:“敝院尚有毕业生多名,拟前来投考,即祈赐报名单,以便分发填送,届时并请优加拔擢曲予成全”;21日,致函沈达时:“日前接读……无如同学前往报名时,业已停止报名,以致诸同学咸抱向隅之憾,筹思再三,惟有商恳台端从中设法,准予报名,以便应考”;想来该所托辞考场狭小,因为24日校方致盐务稽核总所的函中说:“此次贵所招考,因考场狭小,有不再容纳之说,敝院同学闻之,殊为怅惘,兹特专函请求,务乞先生垂念该生等向慕之殷,格外通融,准予一体考试,俾资成全。”如此可见当时寻求职业途径之狭窄及对私人介绍和通融的依赖。

4. 毕业生学非所用,政界和教育界成为就业的最大流向。

就业训导班学员以辅助行政和经济建设为训导指向,不管原毕业科系如何,训导结束大多被委派到国民政府的各机关服务。一则反映了政府成为容纳毕业生的主要和最终处所之一,二则反映了那个时代学非所用的普遍和无奈。

20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工商业不发达,专科以上学校教育的弊病,加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使得“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除了绝少部分往生产机关服务外,其余的都在政教两界”[28]。就连开设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和国际贸易等经贸应用类专业、身处全国经济最发达之地的上海商学院,其毕业生从政和从教者也占有很高的比例。上海商学院第三届毕业纪念刊载有1933年、1934年度毕业生职业类别比较图。表中数据表明,1933年和1934年上海商学院毕业生在教育和军政界就职者占毕业生总数的70%以上,其中从教者最多,两个年度均达到60%以上[29]。上海商学院尚且如此,其他综合类专科以上学校更可想而知。实际上,较之教育界,广大的毕业生更愿意进入政界,“各校毕业生初入社会,往往以能在政府机关为荣,家庭父兄希望如此,青年本身之希望如此”[30],但毕竟政府机关的位置有限,这样就使得政界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在进不了政界的情况下,许多毕业生退而求其次,把从教作为自己的出路,未受过师范专业教育的教师人数迅速增加,出现了大批毕业生挤教育界独木桥的现象。

四、就业训导班是国民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又一项权宜之计

就业训导班之设立,诚如1937年1月30日蒋介石在一期学员受训期满训词中所言,“延聘各科专家暨中央机关高级长官,为诸生讲授各科之要义及其应用,并泛涉政府组织、法制运用、人事管理以及各种建设事业之概况,诸生对于以前所学,条贯整理,得一明确之自信。对于准备就业之常识资以应付。益以精神体格之锻炼,使一般生活散漫之习惯,为之整饬约束,树立正确之信仰而自纳于有纪律有秩序之行动。时期虽短,而所造于诸生者,当非浅鲜也。”然而不管国民政府赋予就业训导班多么重大的使命,其作用也仅限于此,并不能达到使“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能各就适当之业务、克尽最大之贡献”的目的。具体而言,就业训导班的设立不仅受训人数有限、流向渠道不畅,而且并未触及就业问题的根本,因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效果十分有限,只是国民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又一项权宜之计。

1. 就业训导班受训人数有限,就业渠道不畅。

就业训导班学员由各专科以上学校就1933—1935年度未就业毕业生,及教育部就1933—1935年度国外专科以上学校未就业毕业生进行保送。各处保送的学员,共计4 222人,后经考核,分两期录取了1 500人。所录取者只占保送的1933—1935年未就业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1/3强。其中上海商学院上报请求参加就业训导班毕业生共计26人,后来被录取者11人,11人中参加第一期训导学员仅有3名。因此,就业训导班解决1933—1935年度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力度非常有限,更不用说还存在其他年度失业的毕业生了。

不仅如此,就业训导班学员受训结束后,也未必都得到了政府委派的工作。政府部门原本人浮于事,拥塞不堪,因此训导班一期学员并未能全部被政府和相关单位吸纳。全面抗战开始后,就业训练班未派学员50余人,与其他政府各部裁撤人员一起,被组织进了战地服务团[31]。

2. 国民政府就业措施并没有触及到就业问题的根本。

造成20世纪30年代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就业机会难以创造。要解决专科以上学校生就业难问题,舍发展经济外别无他途。然而,近代的政治环境又极大地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改良政治。当时的社会和政府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1934年4月出版、何清儒所著之《中国青年职业问题》就把就业难的原因归结为政治的不良、社会的不安、教育的不合、经济的不足和心理的不足。他认为这些原因导致了机会缺乏、选才不公和人才不适用[32]。蒋介石也在1936年10月15日就业训导班开学训词中说:“吾国知识分子失业者之所以独多,其故原非一端。如经济贫困、百业不兴;如政轨未修、贤能失任;如社会纷乱,才愚莫辩,皆使学无所用之客观原因,国家诚当竭力设法以排除之”。然而在内忧外患之下,国民政府一则对于毕业生就业工作无暇顾及,二则对专科以上学校生就业问题无能为力,在面对就业问题时,总强调“教育上之缺陷与青年本身修养之不健全”等主观原因,“所以我们只见到口是心非的高调政策”[33]和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措施,设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即是其中之一。

摘要：20世纪30年代前期,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严重。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设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被国民政府赋予解决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重大使命。就业训导班声势大、力量强、目标明确,部分反映了国民政府试图纠正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努力。然而该班的设立因被动、临时、人数有限,且并不触及就业问题的根本,而成为国民政府安抚学生和社会情绪的又一项权宜之计。

篇4：20个人眼中的“税”

刚刚结束的两会，税改成为热门话题。因为，税收增长得太快，人们感受的税痛越来越真切。

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近9万亿，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比重超过19％。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GDP约为2000年GDP的4.7倍，相比之下，2011年的税收收入则是2000年的7倍。这还不包括在税之外，更为庞大的而且根本找不到统计数字的“费”。

虽然提高了个税起征点，但去年个人所得税仍实现了25.2％的增长，而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也达到18.7％。经济学家们分析称，我国目前企业的税负较重，已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活力。

税改，早巳提上了改革日程，但效果一直不彰。综观共和国的税史，差不多每隔十年都会有一次大税改。每一次税改，都既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会带来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这一次，发轫于2011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选择的是以结构性减税为突破口，必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

本期，我们从已经发表的媒体文章中，挑选了20位不同领域的纳税人，整理他们的观点，感知他们的税痛。在一个现代国家，人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最根本的体现，便是税收。我们期盼，明天的税能变得更简单更直接，更能体现藏富于民。

尴尬的现实

曹德旺(福耀集团董事长)：

我创办福耀三四年后就成了“纳税模范”，税务系统、海关系统对我是绝对信任的，我还给他们出主意：海关不要单单坐在那里去查货柜，如果一家企业的老板装货柜的时候，他的员工看到在货柜里装其他东西，可以来举报——在企业里安插个海关的线人，比在海关稽查要到位。

我也常说这些税务人员，你們一个月工资1000多块，每天抽中华烟。烟钱是哪里来的呢?这些人认为月收入3000k就是高工资了，但他们的灰色收入比工资高好多。工人汗从屁股上流下去，一个月最多才赚到这3000块，你还要征他的税?

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么低，老板们的压力也很大。交通、住宿、伙食、医疗都得为员工考虑。福耀集团的员工平均月工资3000块，跟几年前的1000块有了大幅提升。我这样做是为了留住人才和提高生产效率，实际上企业负担增加了不少——最懊恼的莫过于员工工资的一部分流到税务局了。

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最少应当提到5000元。

杨元庆(联想集团董事长)：

我们的联想电脑在国内没有办法卖得不贵，有17％的增值税必须加到价格里面，但产品毛利率只有15％。

卢铿(海尔地产董事长)：

在地产行业，开发商其实也不想涨价。这个道理很简单，他所有的税，特别是土地增值税负担很重。比如说这个房子我本来卖一万，我要涨到1.2万，这时候我涨上去两千块钱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给政府交税了。

宗庆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民营经济要回归实体经济，毕竟虚拟经济是分配财富的，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如果大家都不创造财富，都是分配财富，我觉得最后是要出大问题的。现在做实体经济难度比较大，税费比较高。

张国俊(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合伙人)：

我们在加税时，速度如刘翔；在减税时，速度似蜗牛。

袁伟时(近代史研究专家)：

我大学一年级念会计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避税，是每个会计的职责所在，但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不少企业想尽办法偷税漏税，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税负太高——不这样办就活不了。

中国的企业负担太重了。我手头有一组数据，是香港和深圳广州的对比，2010年，香港的GDP是17481亿港元，税收是2090亿港元，税收占GDP比重为10％多一些，深圳2010年的CDP是9016亿元人民币，税收3060亿，广州GDP是10604亿元人民币，税收是3379亿元人民币，都超过30％，这样的税负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我是一个退休教授，我的个人所得税都是单位代扣了，出书拿到的版税，也是出版社代交了。我观察到中国的普通纳税人的纳税心态和国外大不相同：在国外，纳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一个结算年度，大家都很认真地填报纳税单，每个纳税人对自己的诚信很在乎。在中国，虽然也有申报，但大部分是走走过场，“无可奈何”的心态很严重。

我们赚的钱到哪里去了

陈励君(浙江华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在的房地产是殃及池鱼啊。财政收入不够了，他现在就是查税，像我们这个企业，连续三个月6个部门来查，有国税的、地税的、稽查的、审查的，甚至叫做会计法执行的。他们都有额度的，你必须拿出多少钱，我可以不来查。

我们赚的钱到哪里去了?49％的费!还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

浙江省出台了一个盈利企业免17项费的政策，是费不是税哦。什么费呢?我报给你听，教育基金，地方教育基金，医疗费、门诊医疗费、医疗附加费，还有企业排污治理费、防空洞治理费、公共服务系统的有偿服务，真是名目繁多啊!

温总理报告上写的，减少流通领域的成本，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做一台冰箱，成本如果是900块，流通领域要拿900块。

为什么我们技术改造没钱?产品永远是国际上最低级的产品?万钢部长就说了，这么多的科技经费到哪里去了?到不了我们基层工业企业。全部是他们央企拿走了，国企拿走了，研究部门拿走了。他们先进的设备都在那里睡觉，我们是没办法买到这个设备的，没有钱买，光那个银行贷款利息就付不起。像这样下去，我们工业企业不仅出不了口，还是要在地摊上，没办法技术改造。

董明珠(格力电器总裁)：

去年格力电器销售收Jk840亿元，缴税54亿元。对企业来说，希望少缴当然是最好。但缴税不能用多少来评价，不能讨价还价。国家财政没有减少，人民生活才能保证。纳税上，我从来没有认为是多了。

中小企业为什么困难?我认为，免税是条件之一，但光靠免税并不行。

税收优惠政策走了样

袁岳(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

零点咨询和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刚刚发布了《2011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报告》，其中9.8％的民营企业家认为目前的企业税负“非常重”，63.6％认为“比较重”。

我们目前的税务制度是把钱收上来，变成国家的财税收入然后政府再去投放的方法，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远远低于市场的合理性，有害程度非常高。有了那么多钱，三公消费、政府投资怎么压都压不下去，按照政府财政预算的模式，必须把钱投出去，不能搁在手上，明年有明年的预算。但如果钱大部分留在社会上，变成企业性的商业投资，价

值远远大于把水从河里抽上来，在上层圈子里转一圈再放下去，因为抽的过程有腐败，放下去的时候有腐败，经过这个循环，水的有害成分就高多了。再如像政府鼓励的创业，为什么要把钱给那几个人创业?其中有没有你的亲戚或关系户?或者说政府官员怎么能看得明白该怎么创业呢——这是投资家的做法，不是你政府的。

零点咨询开始创业的时候，一直按照较高的税负交税，现在这个税收水平勉强能承受。而我们一些同行，一开座谈会就讲争取税收优惠政策，我不主张搞税收优惠政策，因为现在有好多的所谓优惠政策，变成了一定要搬到某个园区去，一定要被某一个系统认定，然后才可以享受到优惠。

现在税收制度被视为不合理的根源是纳税人无权，政府总在说“我们要……我们要……”却没有时间表，也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事，大家都已经没耐心了。我现在对政府财产公开说的比较多，这和税收是相关的，那些人掌握着公共资源，我们就要经常查看查看他们口袋里的钱是不是多了。

如果要我写提案的话，有三个要提的：第一，针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的“微税制度”。现在政策鼓励创业，但创业第一步就是搞发票，弄假发票……所谓微税制度，就是交百分之二的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都不用交；第二，大企业交“大税”。改变现在大企业优先拿地、地价更便宜、政策更优惠、还大量返税的作法。作为大企业更不应该在公共政策里面套利，可能的空间要自觉让步给中小企业。第三，我国的综合税负水平应该保持在比全球水平略低，否则没有投资竞争力，高税收把企业都给吓跑了。

张超(浙江诸暨地税)：

现在物价增长很快，如果税收再迅猛增长，老百姓会有意见。我们诸暨中小型企业特别多，金融危机已经倒了一批，现在他们又到了一个很严峻的阶段，今年企业经营可能不会有很大增长，但我们税收的目标已经定了15％的增长，也就是说我们的税收指标必须完成这个目标，可能还得超额完成。

罗颂(江苏苏州地税)：

中央我不清楚，从省一级开始，每年会在上一年的税收收入基础上定一个增长目标。注意，是增长多少，从没提过可以减少或持平，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只有增幅大小的区别。省里会把税收收入指标分解到每个市，市再把指标(通常叫“任务”)分解到县、区等，一级级分解落实到各单位，但不到个人，而且是白纸黑字文件写清楚的。税收收入是整体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完不成的话，往大了说是国家没钱用，往小了说是税务局领导乌纱帽不保。

为中小和小微企业减负

胡德平(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除了税收外，国有企业的利润也得要有一个说法，给全民一个交代。你不能让国民持有你的股票，但你要分红，你不能一个人发几百块钱，但是你可以在社保上多贡献些力量。民间税负方面，现在很多个体户其实只是在谋生，这个群体在税收上应该得到“宽大处理”。整体而言，税收不能占GDP比重太高，税收增长不能比GDP增长太快。

李剑阁(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的10至20个百分点。这不仅在我国历史上罕见，在世界历史也十分罕见。

小额纳税人的税费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尽快免除其中的绝大多数，鼓励自雇型就业，可以“解放”一大片低收入者，造就一批中产阶层。现在明显地感觉到，在日本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自雇型的微小企业十分繁荣活跃，遍布在零售、餐饮、旅游、维修、物流等各个行当。在日本可以经常见到做拉面、小点心的经营几代人的夫妻老店。有人会问，为什么永和豆浆、鼎泰丰包子铺等在台湾不是连锁网络，为什么在大陆却能成为风靡一时的品牌?而大陆的为什么就难以施展?我认为原因是台湾对自雇型企业有一系列的包括税收在内的扶持政策，使得独门独户、各具风味的餐饮得以充分竞争和发展。而在大陆，小本经营的业者受到各种税费和监管的积压生存极其困难。

谢国忠(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前段时间，我去了无锡，当地一些企业家跟我说，他们现在交给政府的税费，比发给工人的工资、社保、医保总和还要多。我的感觉是，中国的低工资特点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经济的竞争力了，因为税負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2011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大约为四成——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低的水平。再考虑到贫富差距的因素，其实普通劳动者只分享到很少的财富。就工作能力而言，中国工人的效率不亚于美国或欧洲工人，但中国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的十分之一。

而且，跟国外直接收税不同的是，中国存在很多“间接税收”，也就是各种名堂的行政收费。在过去一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太过依赖房地产泡沫和过分昂贵的政府项目，通过向效率高的行业征税来补贴效率低的行业。国有企业的浪费行为和财政支出不相上下。资本支出的采购是效率低下的最大源头。我们现在知道，那些国企大手大脚的开销、各个环节中的回扣，都是很惊人的——而这些都没列入国家财政中去。

李承鹏(作家)：

我的建议就是那些因为政策因素而享有垄断地位的企业要多缴税，那些靠自力更生的民营企业、个体经营者和中低收入阶层要减税。可以养羊剪毛，但不要杀羊。可以有高税率，但要使纳税人享受到高回报。退一步来说税收高没问题，但收了税花到哪里了要透明，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要跟上。我身边很多像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很多年不敢去体检，怕查出病来承受不了。

支持实体书店和智力劳动

张抗抗(作家)：

曾经是城市文化地标的实体书店，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全国各地如此之多的民营实体书店纷纷倒闭，这绝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

近年来书店房租、人力成本急剧上升，造成书店经营成本过高。税收过重也加剧了书店倒闭的情形。此外，网上书店的低价冲击和疯狂扩张，严重挤压了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

全国图书行业的销售总税收约22亿元，这在国家每年9万多亿元的总税收中，只占万分之二。政府每年花很多钱做公共服务，为什么不能把民营书店纳入政策扶持的范围?发达国家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的政策，保证了大小书店的良好运营。建议政府考虑对实体书店大幅度减税，小书店以营业税为主，大一点的书店主要是增值税。也可参照目前新华书店享有的返税政策，使民营书店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让民营实体书店能够健康发展。政府应积极协调房地产商与书店的利益关系。但凡用于文化建设的政府拨款，也应向民营书店进行适度倾斜，在分配上体现更多的公平原则。

许善达(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

在关注个税起征点的时候，也不能光

关注工资，个人所得税已经提升至3500元了，但稿费等智力劳动所得的税收起征点却还停留在31年前制定的800元标准。稿费、专利等智力劳动所得，知识产权的扣除标准一直都没有提高过。过去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是800元，稿费也是800元。我个人觉得在原创的知识产权方面上要提高起征点，鼓励大家自主创新。

建议大幅减税

谢国忠(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我建议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1万亿听起来很多，但是中国2011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而每年财政收入增幅达到20％～30％，因此减税1万亿是可以承受的。

这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投资项目实现。削减项目等于在放弃累赘，并非坏事。此外，可以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及营业税降低20％来实现。即增值税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至13.5％。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减税肯定能够刺激消费。消费增长额很可能会超过减税额。如果没有大规模减税的话，中国经济会有陷入滞胀的风险。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如果让我提交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建议，我会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建议大规模减税，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负应该降低，我刚刚去过深圳，我的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小作坊，只要产值到了50万，就要作为一般纳税人纳税，50万那是规模很小的企业了，利润的17％就要缴税，企业叫苦连天，这样怎么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建议有关税负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要经过民意机关的同意。

刘剑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目前的税收收入规模相對较高，要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就应该藏富于民，适当进行结构性减税。目前应该减税的税种没有减到位，而又增加了新的税种。

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间接税应成为减税目标。数据显示，去年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分别为27％、7.7％和15.2％。

整个税制改革应当坚持税收法定主义。行政机关应当转变执法理念，而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博弈非常重要。应当将税收的有关条例尽快上升到法律，虽然目前全国人大在做这项工作，但进展步伐缓慢。

邓飞(媒体人、“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计划”发起人)：

篇5：g20安保工作个人总结

篇一：g20安保工作个人总结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建钧，市政协主席李兴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百南等分别赴新浦镇、坎墩街道、龙山镇督查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

日前，黄建钧赴新浦镇督查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黄建钧一行先后来到宁波金海仪表有限公司、中石油荣誉村加油站、德邦快递新浦营业点等处，实地检查群租厂房的安全生产情况、散装汽油的管理情况和寄递行业的营运情况。黄建钧在听取了新浦镇的相关情况汇报后强调，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是阶段性的重点工作，各地要切实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强意识，切实按照上级要求统一思想，确保维稳安保工作万无一失;要防源头，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做到环环相扣，扣出好成绩好效果;要重方法，抓好排查调处、属地稳控、应急处置等环节;要保顺畅，完善协作配合、督查暗访、实战演练、应急响应、力量保障等五项机制。同时，还要多理解、关心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干部、政法干警，有效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日前，李兴达率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驰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慈溪高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中石化坎墩加油站、顺丰速递塘南路营业点等地，对坎墩街道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进行实地检查，随后听取情况汇报。在驰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慈溪高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李兴达一行仔细检查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工作，查看相关营业证照是否齐全、安全消防设备是否到位、生产管理是否规范等。在中石化坎墩加油站和顺丰速递塘南路营业点，督查组对定点加油和快递寄送的规范性和安全性等进行了检查。在听取街道汇报后，李兴达表示，G20峰会召开在即，各部门一定要有临战的紧迫感，强意识、抓源头、重方法、保顺畅，确保打赢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这场战役。

日前，孙百南赴龙山镇督查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市委常委、龙山镇党委书记孙黎明参加。孙百南首先来到慈溪市九菱电器有限公司，仔细检查群租厂房的安全生产工作，查看了企业安全消防设施配备情况。孙百南要求属地镇和有关部门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保障工作，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要加强一线员工的安全培训，确保安全生产意识真正深入人心。在中石化雁门加油站，孙百南仔细查看了散装汽油销售的实名登记和视频监控运行情况，并要求工作人员对个别存在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完善。最后，孙百南来到顺丰速运三北经营部，对该网点全面落实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的“三个100%”安全制度表示满意。

近期，其他市领导也分赴各地督查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

篇二：g20安保工作个人总结

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社会治安安全大整治实施方案》精神，为确保“柯桥不出事，柯桥不惹事”，按照区交通局、交投集团有关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的具体部署，结合客运中心实际情况，现将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高度重视，严阵以待

(一)组织落实：G20峰会维稳安保工作时间长、要求高、任务重，公司召开了动员大会并成立了G20峰会安保工作及社会治安大整治领导小组，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下设保卫组、安检组、站务组、稽查组、宣传组五个专项工作组，以强有力的组织来作保障。(二)职责明确：以相关的科室长为五个专项工作组的责任人，相互协调，积极配合，全力以赴，落到实处。保卫组层层签订责任状，实施安全技能培训，建立安全台帐，负责消防职能，建立联巡联防制度和突发事件的处置;安检组严把旅客的准入关，严防危险物品进行查处与登记，对危害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的发生，一旦发生和协助公安部门进行应急处理，同时把好车辆例检、出站门检的安全关;站务组落实实名制购票，负责司乘人员进出关，客运车辆的准入关，做好旅客的解释和安抚，执行站务人员的“一岗双职”制;稽查组对进入候车大厅的乘客人、票、证信息是否一致严格把关;宣传组负责维稳安保宣传报导工作，做好统筹谋划，协调联络、上传下达等工作。

(二)宣传配合：通过站场内各电子显示屏滚动宣传G20峰会的重要性，在各显要位置制作各类告知书、宣传画、指示牌等。

(三)全员发动：4月29日晚上召开专项维稳安保工作组会议，要求全公司职工和物业公司人员参加，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人人参与、高度认识，认真落实，确保G20峰会各项维稳安保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增加设备，提升保障

(一)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增加了5路视频监控和22路人脸识别系统，目前整个客运战场共安装了86路视频监控并接入公安机关信息平台。

(二)配置安保设备器材，如橡皮棍、头盔、催泪喷射器、防割手套、盾牌、钢叉、防爆毯、防爆桶、手持式安检仪、行包检测安检仪、防爆探测仪和手持液体识别仪等，共投入资金约90万元。

(三)在旅客入口内服务台两边与乘客候车厅相连处将设置2米以上的隔离带，以防止旅客随意进入候车大厅。

(四)按照乘客实名购票、乘车的需要，对客运中心的售票与检票软件系统进行升级和改造。

三、人员到位、措施得力

(一)因G20峰会安保工作量较大，现场管理要求高，公司要求现场必须有负责人督促、沟通、协调，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

(二)将原轻纺城汽车站工作的四位人员调回客运中心，重点负责对进入候车大厅及售票厅的乘客、闲杂人员的治安把关。

(三)加强对整个站场周边的治安管理，对车辆进出口、旅客出站口及行包房出入的三个点进出人员做好登记，严格把关并与制定相应责任制。

(四)加强对进站车辆的司乘人员和车辆安全员的管理工作，审核发放了300多张上岗服务证，便于对进出人员的统一识别和管理。

四、防堵结合，确保安全

(一)近期对全公司的消防器具进行合理配备和使用期限的检查，4月中旬公司分别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预演，邀请了区消防支队的教官为我们讲解了电化教育和事故事例剖析;公司义务消防队和相关人员进行灭火器及消防带使用和人员疏散等预演。

(二)4月20日柯桥区公安局在客运中心站场进行反恐演习，公司科室及相关部门人员及物业公司安保人员全力配合参与演习，起到很好的效果，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实战反恐能力。

(三)加强维稳安保工作程序

1、严格执行实名制购票，必须凭本人身份证才能实名购票，没有随带身份证必须通过站内公安部门的信息平台查实，确定信息，打印凭证才能购票。

2、在进入安检处前，实行严格的乘车人、身份证及车票合一对照，验票、审核、把关。人、证、票不符合的一律不得进入安检处。

3、进入安检处的乘客随身行包进行严格X光安检，疑似禁限物品实行开包检查，对乘客实行从头到脚的逐人安检。

4、对零担行包房的随车行李托运进行开包安检，检验合格后才能随车托运，对不配合安检的行李一律不接受托运。

5、对进站车辆车况进行严格的安全例检，对出站车辆按规定上车办理出站手续，告知乘客系好安全带。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政策，确保站场安全。

6、公司区域内进出的司乘人员，实行统一佩戴出入证，对外来进入公司办事人员严格管理并做好登记记录。

7、近两个月以来，公司安检处共查处刀具约120把左右，打火机2000只左右，有3人因携带管制刀具不配合的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五、存在问题和有效措施

1、人、证、票核验关比较困难，对个别身份证因有效期过长(20年)，相貌辩认确有难度问题，我们一方面请教公安专家指导提高识别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员工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和麻痹思想，只有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行动上一丝不苟。

2、实名制购票较困难，凡前来售票大厅购票的乘客很多都忘记带身份证或有效证件，增加无法正常购票难度，我们一方面在报纸网络上提醒广大乘客购票一律凭本人身份证和有效证件，为他人代购车票的旅客，也必须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方可购票;另一方面指引没有随带身份证的乘客通过站内公安部门的信息平台查实，确定信息，打印凭证后方可购票。

篇6：20XX年个人总结

20XX年我的工作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上半年以信息化建设为主，负责全局的网络、机器设备、各种工作软件以及办公电话的维护，另外每月例征期间还要在大厅负责税款征收；下半年根据组织安排，不再兼顾征收工作，转而向征管工作倾斜。下面就我今年的工作向领导和同志们做个汇报。

1.认真做好机房服务器、交换机等网络核心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按照上级信息中心的工作规范，定期查看OA（办公自动化）服务器和DNS服务器的日常运行情况，做好数据备份，查毒杀毒，确保网络畅通，数据顺利传递。特别是办公自动化服务器的维护工作，因服务器空间有限，加之多数同志们除了收发公文之外，一般不注意定期删除邮箱中的多余信件，更有一些不涉及一线征收工作的同志的邮箱从来就没有打开过，文件积压过多，服务器空间压缩整理的频率较以往年度有所增加，基本上两个月要整理一次，每次要对全局所有人员及科室约50余个邮箱进行数据备份压缩，每个邮箱都需要七八个步骤，全部下来大约耗时一天多。但是经过自己认真细致的工作，全年没有发生过因机房核心设备故障影响我局网络运行的事故。

2.以今年夏季市局组织的全市机房安全大检查为契机，对机房网络机柜的布线做了优化调整，对后备电源等设备做了认真的除尘检修，按照省局下发的机房安全标准对我局以往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完善，在检查中获得了信息中心的好评。

3.对同志们机器设备的检查维护尽心尽力。对于同志们遇到的故障，基本上做到了随叫随到，自己能力所及的，一般当场予以解决，特殊问题难以解决的，尽快联系有关专业部门或公司予以协助。全年解决硬件故障近百起。没有发生过因机器设备故障影响一线同志们的正常业务。因为维护得当，经过简单实用的升级后，绝大多数老旧机型仍然能够在税收一线之外得以继续应用。

4.对于日常应用的几大税收软件，包括TAIS征管系统、货运业发票代开软件、建安业发票代开软件、帐表财务软件以及税基系统等，在做到坚持学习，自己熟练掌握的基础上，能够帮助指导其他同志们运用，并在工作实践中和一线同志们一起群策群力，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一些诸如涉及数据更改类的问题，及时填写问题报告单转发上级信息中心请求协助解决，保证了全年数据的准确无误。截至昨天晚上八点，经市局信息中心验收上报省局财务处，我局今年的税收帐已经顺利结清。还有我局会同理工学院开发的专管员管理系统，除了对软件的设计提出自己的设想和架构外，对于每个修改后的版本，自己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测试、记录。经过不断改进、完善，这个系统目前已基本完成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5.下半年全市地税系统的一个中心工作是税基建设，经领导分工，我也参与了这一项工作。我积极配合科长，对于我局的税基数据的采集录机工作进行了严格的审核把关和监督。在10月底进行的全市税基大检查中，全程陪同检查组的工作，经过全局上下共同努力，最终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还有纳税评估工作，在领导们的指导下，与我局其他同志共同合作，把获得市局优秀案例的《XX菜馆纳税评估分析》制作成幻灯片在全市交流会上播放。

6.严格把关，节约经费。由于工作需要，涉及信息化建设的一些支出我也参与。在大项支出上，坚持向领导们汇报请示，经领导研究批准后，经政府采购程序购置设备。在日常小项支出上坚持货比三家，坚持物美价廉，适用为主的原则进行购买。在办公电话的业务上，及时申请拆除多余的电话，取消一些仅有内部通话功能电话的来电显示，在一点一滴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单位节约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