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要改制的原因

孝文帝要改制的原因（精选4篇）

篇1：孝文帝要改制的原因

孝文帝：(公元467年— 4),本姓“拓跋”,名宏。是拓跋弘的长子,471年—499年在位, 为北魏第七位皇帝，谥号孝文皇帝。485年冯太后、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495年正式迁都洛阳，命鲜卑贵族汉化，采用了汉族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这些改革，加速了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

孝文帝

孝文帝要改制的原因：

北魏统一北方后，随着征战的结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471年，献文帝传位给年仅5岁的儿子拓跋宏，即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年)，献文帝死，冯太后临朝称制。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主持进行改革。改革措施有：革新吏治，颁行俸禄制度;推行三长制，发布均田令，以巩固统治。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特权阶级，增加了国家收入。改革促进了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缓和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各族的大融合以及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北魏由此国力大增。

篇2：孝文帝要改制的原因

一、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是改革最主要的客观原因。

北魏建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进入中原过程中，虽因采纳了一些汉族地主的建议和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封建化，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期间，长期大规模民族征战的不断取胜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因而在遭到其他民族反抗时，除了野蛮的屠杀外，还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身份低于佃客，略高于奴隶）；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差异的原因，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汉族地主势力；汉族地主虽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使他们在内心又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常因意见不一对汉族地主横加屠杀，这些都使西晋以来因“五胡内迁”产生的民族矛盾严重恶化。

北魏贵族集团在歧视与迫害其他民族的同时，对各族人民的经济剥削也异常残酷，规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魏书·食货志》）。另外北魏初期因长期征占，官吏无固定薪水，只靠战利品来作为奖励，逐渐统一后，没有战利品可分了，官吏为维持奢侈生活而大量贪污与残酷搜括，政府也常向农民调发额外的绢、帛、粮食等。农民所受的惨重剥削使阶级矛盾大大激化，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仅五十多年里，农民起义就达七八十次之多。

中国古代史上，任何一个政权被推翻，总是基于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的激化。孝文帝改革之所以会大刀阔斧、义无反顾甚至以强制性手段来进行，如果不是出于严峻的形势，会如此吗？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又有哪种形势会比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时激化更为严峻呢？

二、当时的经济、军事、政治的需要是改革最为直接的现实原因。

从北魏建国至孝文帝亲政前（公元386—490年），北魏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上：北方久经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流徙，田地荒芜，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另外，作为都城已一百多年、人口不断增加、处于寒瘠之地的平城，粮食运输又极为困难。军事上：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已有五十多年，但与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南朝政权接壤，刘宋时期又曾北伐北魏，南朝对北魏构成天然的威胁，使其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不仅如此，在北魏北边，还有虎视眈眈的劲敌柔然等族，也使一些有远见的君臣丝毫不敢懈怠。再从政治上看，北魏已建国一百多年，保守势力相当强大，而且在封建化的过程中，原来的鲜卑旧俗和委任汉族地主为地方官吏的宗主督护制已不适应当时政权的巩固与皇权的集中，从而滞缓了北魏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也迫使统治者必须加强与汉族地主的合作，消除彼此的民族界限。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实行汉化政策，使自己的政权得到汉族地主的支持。

三、孝文帝自身的个性品质和对汉文化的了解是改革的主观原因。

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杰出人物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他们能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出较客观的判断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这与他们自身具备的超出同时期一般人的素质有关。据史书记载，孝文帝是一个能体察民心、关注民情、注意减轻对百姓剥削的帝王，这种个性品质与百姓的悲惨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促成其改革的决心。

不仅如此，孝文帝还是一个熟知汉文化并通晓汉族发展史的少数民族帝王“《五经》之义，览之便讲，„„，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魏书·高祖记》），这种孜孜不倦学习先进文化的精神，养就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对汉文化和汉族发展史的了解及与本民族现状的比较，孝文帝深刻意识到本民族及政权的落后性，因此萌发了仿效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南朝的念头；谦虚而务实的秉性，更坚定了他改变鲜卑旧俗、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信念。可以说，孝文帝对汉族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了解和对本民族落后性的深切感悟，成为其改革的主观原因。

四、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出现为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篇3：孝文帝要改制的原因

一、北魏前期的都城变迁

早在北魏建国前的公元258年, 拓跋首领力微在盛乐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举行祭天大会, 此次大会确立了鲜卑拓跋氏在部落联盟中的世袭大酋长位置, 盛乐自然也就成鲜卑拓跋政权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公元338年, 拓跋什翼犍即位后的第二年, “朝诸大人于参合陂, 议欲定都漯源川, 连日不决”, [1]什翼犍母后王氏知道后, 表示反对, 故定都一事未能实现, 仍以盛乐为中心。

拓跋珪复代国后, 以盛乐为都。登国二年 (公元387年) , 拓跋势力进入平城一带, 以平城为南都。皇始元年 (公元396年) 九月进兵中原, 大败后燕后, 拓跋珪至邺城 (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千米处) , “帝至邺, 巡登台榭, 遍览宮城, 将有定都之意”, [2]但因种种原因未实现。在拓跋珪返代后, 为了便于对新占领的山东地区的统治, 在今大同地区一方面进行封建化改革, 一方面大力建造当时的平城, 将都城从盛乐迁至平城。因此前平城早已是南都, 又拓跋珪从中山返回后并未回盛乐, 一直活动于平城地区, 此次迁都,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非常自然, 没有因迁都而引起朝野非议和动乱。

明元帝拓跋嗣神瑞二年 (公元415年) , 平城一带发生霜旱。太史令王亮等劝明元帝迁都邺城。博士祭酒崔浩与特进周澹反对迁都, 对明元帝说:“今国家迁都于邺, 可救今年之饥, 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 民畜无算, 号称牛毛之众, 今留守旧都, 分家南徏, 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 处榛林之间, 不便水土, 疾疫死伤, 情见事露, 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 有轻侮之意, 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 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 阻隔恒代千里之险, 虽欲救援, 赴之甚难, 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 假令山东有变, 轻骑南出, 耀威桑梓之中, 谁知多少?百性见之, 望塵震服, 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3]崔浩是太武帝统一北方的第一谋臣。就北魏来说, 以平城为都, “威制诸夏”, 的确是长久之策。所以明元帝非常赞称崔浩、周澹所言, 否定了迁都提议。我认为, 崔浩、周澹之言是非常正确的, 是治国安邦之长策。明元帝从善如流, 真乃一代明君也。

二、孝文帝迁都是通过非常手段实现的

北魏太和十八年 (公元494年) , 孝文帝决定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孝文帝的此次迁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此次迁都是事前有阻力, 事后遭反对, 可以说是众叛亲离, 使国家元气大伤。

(一) 秘密策划迁都。

孝文帝迁都前期的谋划与选址等工作是秘密进行的, 关于都城的选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当时选择的地方有两个, 即邺城与洛阳, 两地各具优势。孝文帝以“邺城非长久之地, 石虎倾于前, 慕容灭于后, 国富主奢, 暴成速败”[4]为由, 选择了洛阳。而这一切是孝文帝跟身边的几个汉儒士谋划的, 孝文帝在迁都后对这几个人都因赞助迁都有功而加官进爵。在孝文帝借南伐之名谋南迁出发前, 鲜卑统治集团的元老贵胄中除任城王澄外其他人均不知道孝文帝此行是要迁都。

(二) 借占卜谋迁都。

迁都是国之大事, 历朝迁都, 都是慎之又慎, 除逃亡政府外还要经过一定程序, 占卜就是其中必要步骤, 在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回平城时, 太尉拓跋丕就质问孝文帝, 迁都这么大的事你占卜否?孝文帝无语应答。事实上, 迁都前孝文帝也曾试图通过以南伐的名义占卜来定迁都。但所占不是迁都之卦象, 孝文帝想借题发挥引到迁都议题上, 但却未能成功。我们通过《魏书》卷19中《任城王传》记载中可窥知当时情况。孝文帝令太常卿王谌占卜, 易筮为《革卦》, 孝文帝便借题发挥说:“此是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之卦。”但马上就遭到尚书令、任城王拓跋澄的反驳:革者, 更也。是应天顺人, 革君臣之命, 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已有天下多年。按卦征, 只能说伐叛, 不能说革命。所以, 此卦不是全吉。孝文帝遭到反驳, 厉声质问:“象云‘大人虎变’, 何言不吉也!”拓跋澄说:“陛下龙兴既久, 岂可方同虎变!”孝文帝勃然大怒, 对拓跋澄说:“社稷我社稷, 任城而欲沮众也!”拓跋澄毫不让步:“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 然臣是社稷之臣子, 豫参顾问, 敢尽愚衷。”孝文帝气得长久无话可说, 只好罢议回宫。就事论事, 孝文帝所说是强词夺理, 汉化程度很高的孝文帝不可能不理解卦意, 但他为了想实现通过占卜来达到迁都的意图, 只好无理狡辩。但大臣一点都不给他这个皇上留面子的情况却使孝文帝非常难堪。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在冯太后去逝后, 当时的孝文帝虽然执政, 但其权威性面临极大的挑战。也可能有人会说, 这是鲜卑少数民族的遗风。其实不然, 此种情况就是在北魏刚建国之初也不曾有过,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就曾因大臣对他稍有不尊重的行为而, 更何况北魏建国至此已近百年之久, 汉化程度已到相当程度, 上下尊卑、君臣之礼是国之基本纲常。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孝文帝才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执意迁都。

(三) 以南伐逼迁都。

太和十七年 (公元439年) 八月, 孝文帝以南伐名义, 亲率百万步骑大军抵达洛阳, 时恰逢阴雨连绵。孝文帝深知众臣不想继续南行, 于是“戎服执鞭, 御马而出”, [5]命大军南进。群臣纷纷叩首马前, 请停南伐。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 兼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 汉人李冲等殷勤泣谏。孝文帝乘机提出, 不南伐也行, 那就迁都洛阳。现在就决定, 同意迁都的站到左边, 不同意迁都的站到右边, “欲迁者左, 不欲者右”[6]。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第一个站到了右边, 表示反对迁都。在冯太后听政时因过被削爵免职的前南安王桢看到机会来了就带头站到了左边, “后高祖南伐, 桢从至洛阳, 及议迁都, 首从大计, 高祖甚悦”。[7]拓跋桢这次带头有功, 稍后孝文帝复封其为南安王。拓跋桢以后在平城发生动乱时事先知道消息而不向孝文帝报告, 事后孝文帝知道后对已故的拓跋桢的尸体进行了报复, 从这里可以看出, 桢并不是真正赞成迁都, 而是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投机钻营的行为。在孝文帝的威逼下, 那些虽不愿意迁都, 但更不愿意南伐的大臣相继站到了左边。“旧人怀土, 多所不愿, 内惮南征, 无敢言者, 于是定都洛阳”。[8]一个令孝文帝非常荆手的难题, 通过非常手段得以解决, 孝文帝的迁都意愿得以实现。

正式确定迁都后, 当时洛阳是一片废墟, 孝文帝命李冲等营建洛阳。李冲建议孝文帝先回平城, 待洛阳建成后再迁都, 孝文帝因害怕平城保守势力对自己不利, 不回平城, 要到邺城办公, 而指派任城王拓跋澄先回平城, 利用拓跋澄的威望去做说服工作。在拓跋澄到平城后, “众闻迁诏, 莫不驚骇”。[9]在拓跋澄的反复劝说下, 这些留在平城的群臣无可奈何, 当时只好勉强同意迁都。孝文帝闻后高兴地说:“若非任城, 朕事业不得就也。”[10]太和十八年二月, 孝文帝正式发布迁都令。

三、个人因素是孝文帝迁都的主要原因

对于迁都原因, 史学界众说纷云, 有说平城气候寒冷的;有说平城地处偏僻的;有说为了统一南方的;有说平城距柔然近有被柔然攻掠危险的。其实, 这些都是史学界的种种猜想妄说。那么, 孝文帝迁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通过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分析出,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孝文帝表面上可以对人说:“国家兴自北土, 徙居平城, 虽富有四海, 文轨未一, 此间用武之地, 非可文治, 移风易俗, 信为甚难。崤函帝宅, 河洛王里, 因茲大举, 光宅中原”。[11]平城为用武之地, 洛阳为帝王之宅, “移风易俗”, “光宅中原”。另一方面是孝文帝不好说也不能对人说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情感。我们从史料可以得知, 孝文帝是在冯太后近乎虐待的管教下成长的, 对冯太后的感情除敬畏之外, 内心深处自然是别有一番情感。冯太后虽然去世, 但经过冯太后近20年的苦心经营, 北魏朝中基本上是冯太后的势力, 可谓母权阴魂未散, 无形中制约和左右着政局。从任城王拓跋澄和孝文帝的争论情景可窥孝文帝的处境。如何尽快摆脱这种环境和氛围, 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做一个能按照自己意志有所作为的皇帝, 是摆在孝文帝面前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冯太后去世后, 孝文帝秘密策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迁都。事实上孝文帝在迁都后留了一批鲜卑元老在代北, 杀了一批反对迁都的功勋贵族, 提了一批汉儒的措施也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另外, 孝文帝也要改变死后从属陪葬地位。孝文帝在冯太后死后的第二年, 在平城方山太后陵侧后东北里余处为自已规建寿陵, “有终焉瞻望之志”。冯太后的永固陵墓冢座北朝南, 基底呈方形, 长、宽均逾百米, 高20余米。孝文帝的寿宫基底也为方形, 长、宽约为60米, 高10余米。两者相比, 一大一小, 一高一矮, 形成鲜明的对照, 充分反映了主人当时的尊卑、主从关系。其实, 孝文帝并非要“终焉瞻望”, 而是为了笼络人心。孝文帝刚迁都洛阳后就马上下诏, “迁洛之民, 死葬河南, 不得还北”, [12]然后在洛阳市西北孟津县麻屯镇官庄村界营建陵园, 其冢座北朝南, 高约35米, 径45米。有趣的是在长陵西北侧约百米左右处还建有一座坐北朝南, 高约23米, 径35米的小冢, 此冢是孝文昭皇后高氏。在平城被颠倒了的帝后关系终于被孝文帝在洛阳颠倒过来, 死后也可至高无上, 而不是从属陪葬。这种复杂的个中情感, 孝文帝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 也无法和大臣讨论。因此, 摆脱母权阴影, 改变施政环境, 真正伸张皇权, 生死唯我独尊可以说是孝文帝迁都的真正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迁都这么大的事孝文帝不通过正常的程序和商量解决, 而是要通过欺骗协迫手段解决, 从而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动摇国之根本。耳后, 相继发生了因迁都引起的太子拓跋恂欲私自返平城未遂被孝文帝用椒酒毒死, 一批鲜卑贵胄、皇亲国戚在平城发生兵变要另立朝廷而被杀被贬;六镇起义而引起的全国各地多处起义等事件。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 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 但大多限于风俗习惯方面, 在政治、经济等关系国计民生根本问题方面却没有什么改变。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促使门阀势力台头, 门阀士族固有的腐朽、腐败现象迅速在北魏社会特别是统治集团中蔓延, 从此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民族开始走向下坡。又由于孝文帝和其继承人宣武帝穷兵黩武连续向南用兵, 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和社会矛盾, 人民反抗和起义不断, 致使北魏开始走向衰败与灭亡。这是孝文帝迁都时所始料未及和不愿看到的结果。

摘要：鲜卑拓跋政权曾先后在盛乐、平城、洛阳等地建都。孝文帝时, 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在迁都问题上, 孝文帝与鲜卑贵胄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孝文帝通过非常手段使迁都得以实现。但迁都后不久, 北魏就开始走向衰落。孝文帝宁可众叛亲离, 也要迁都。其原因只有探究孝文帝的所说所为和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才能揭示。

关键词：北魏,孝文帝,都城变迁,迁都

参考文献

[1]魏书 (卷1) .序纪第一.

[2]魏书 (卷2) .太祖纪第二.

[3]魏书 (卷35) .崔浩传.

[4]太平环宇记 (卷55) .河北道.

[5][6][7]魏书 (卷41) .李冲传.

[8]魏书 (卷19下) 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

[9][10][11]魏书 (卷19中) .景穆十二王·任城王澄传.

篇4：孝文帝要改制的原因

关键词：西汉,汉文帝,德治仁政,政治原因

在儒家思想文化中, 仁政、德治始终是衡量历朝历代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志, 也是中国人民的理想目标。《论语》中对德治进行了精辟论述,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孟子对德治进一步总结提炼, 将其归纳为“仁”, 他认为, “尧舜之道, 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尽管历朝历代君王都将“施仁政”作为首要目标, 但很多时候只能是“空中楼阁”、“昙花一现”, 成为美好理想国。

一、汉文帝“德治仁政”措施

汉文帝, 名刘恒, 在汉高祖刘邦的八个儿子中排行第四。他在周勃、陈平等人平定诸吕叛乱以后被拥戴为君王。汉文帝统治期间, 是汉朝重要历史发展期和转折期。汉朝建立之初, 沿循黄老无为而治思想, 经过汉文帝的23年励精图治, 西汉王朝终于逐渐走上强大, 经济富强、百姓安定、政治稳定, 文景之治由此开始。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对汉文帝时期进行了如此评述, “子曰‘必世然后仁, 善人之治国, 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 至孝文四十有余载, 德至盛也。癝癝乡改正服封禅矣。”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较为正直的史官, 对于汉武帝统治时期的赞誉应该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在儒家思想中, “德治仁政”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皇帝自身的品行修养, 要求“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孟子也认为, “唯仁者宜在高位, 不仁而在高位, 是播其恶於众也。”以此为标准, 汉文帝在其自身品德修养上较为高尚的。汉文帝被推上历史潮流走上政治前台, 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汉文帝自身谦逊礼让品德为诸人所信服。汉文帝在位期间, 不愿意“早建太子”, 认为“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人之人而禅天下焉, 而曰预建太子, 是重吾不德也, 谓天下何?”他还说, 诸侯王室中那些兄弟的, 只要讲仁义、有道德, 都可以与我共同为天下社稷造福, 就是是让我传位于他也是可以的。汉文帝能够以天下社稷为重, 不恋权位的思想和操守, 很有尧舜遗风。汉文帝提倡节俭, 自己以身作则, 在位23年, 宫中车马没有增加, 所有活动都以利民为前提, 罢休露台, 要求宫中女眷自己织布缝衣, 帷帐都不能用文秀, 为天下群臣百姓做表率。第二, 汉文帝的“德治仁政”体现在他保民敬天中。西汉建立之处, 道家思想较为盛行, 在汉人眼中, “天人合一”, 天意是民心民意体现, 所以保民和敬天是一致的。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月食, 汉文帝下诏写到, “朕闻之, 天生民, 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 布政不均, 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由此可见汉文帝的保民敬天思想。

1. 重视农业发展。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 粮食始终是最为重要的物资。“民以食为天, 农是衣食来源”, 所以重视农业就是重民。汉文帝在位期间, 多次发布诏令要求各地重视农业生产, 亲自参与田耕。在他即位第二年, 汉文帝就发布劝农诏令, “夫农, 天下之本也, 其开藉田, 朕亲率耕。”汉文帝十二年, 在其诏书中再次指出, “孝悌, 天下之大顺也。力田, 为生之本也。”汉文帝把力田与孝悌并列, 视为同等重要, 并给与相应奖励。汉文帝十三年, 他亲自率领文武百官田耕, “联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粟盛, 皇后亲桑以奉祭服, 其具礼仪。”除此以外, 汉文帝还颁布相应诏令, 要求轻徭薄赋, 鼓励农业发展, 接受了晁错的“纳粟拜爵”政策建议, 保障了国家财源。后来颁布免田租诏令, 使流民安于生产。汉文帝采取的这些政策, 促进了农业发展, 也刺激了商业活跃起来, 使“文景之治”盛世景象得以体现。

2. 宽刑减罚。

在儒家思想中, 对人生命的尊重和对身体的重视也是“德治仁政”的应有之义。汉文帝在即位后不就就颁布诏书“尽除收擎相坐律令”, 随后为了鼓励大臣敢于直谏, 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名。汉文帝十四年, 废除了肉刑,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到, “诗曰:‘恺悌君子, 民之父母。’今人有过, 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 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 终身不息, 何其楚痛而不德也, 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汉文帝认为当人犯了错误, 首先要对他施以教化, 给其改过自新机会。如果确实真的对其没有效果或影响的话, 则对其加刑。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汉文帝对臣子抱有良好期待, 即便是有错也不当例外。在这样的主导思想影响下, 汉文帝时期断狱从轻, 甚至出现“刑罚大者, 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文帝实施的宽刑减罚措施, 对于汉代摆脱“暴秦”、稳定民心、天下大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3. 慎用武力。

西汉建立之初, 北方边关屡受匈奴侵犯而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甚至要靠和亲才能维持边关安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西汉王朝刚刚建立, 当时国家武力还不够强大, 另一方面也是汉文帝实施“德治仁政”政策的影响。汉文帝后元二年, 汉朝在与匈奴的和亲诏书中写道, “朕既不明, 不能远德, 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封沂之内勤劳不处, 二者之咎, 皆自于联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他认为之所以边关屡次受到匈奴外族入侵, 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仁德所累所以他自己要夙兴夜寐, 勤劳天下。对汉文帝诏书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观点:匈奴危害十分严重, 汉文帝为此而十分不安。汉文帝认为匈奴不断入侵的原因主要在于自己。他要励精图治, 发奋自强, 以于外辱。汉文帝为“全天下元元之民”的宽广胸襟, 进一步展现了“德治仁政”主旨思想、

4. 关心苍生。

汉文帝在其即位不久颁布诏令, “方春和时, 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 而百姓鳏寡孤独独穷困之人或陷于死亡, 而莫之省优, 为民父母将何如?”汉文帝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要“其议所以振贷之”, 汉文帝十三年六月再次颁布诏令, 给天下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布帛衣絮, 使其得以安生。汉文帝的“德治仁政”不仅仅停留在对统治阶级, 而是对整个国家所有弱势群体一视同仁, 其面对全社会特别是应重点帮助的社会弱势群体以帮助, 使”德治仁政“更加明显和突出。

二、汉文帝实施“德治仁政”政治原因

汉文帝在位23年, 始终坚持做到“德治仁政”, 在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与之前的尧舜、商汤、周文王等人相比, 其“德治仁政”措施更加具体而详实, 更具有可信性。汉文帝所实施的“德治仁政”措施具有很深的政治原因的, 甚至是由许多主观和客观原因共同作用产生的。从政治原因来看, 汉文帝实施“德治仁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深受母亲影响。

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家庭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汉文帝虽然从小生于帝王之间, 但是由于并非嫡长子, 其母薄皇后又非深受刘邦宠信, 所以幼年的刘恒与父亲接触不多, 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其母亲在一起, 其性格、价值观、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都受到薄太后直接影响。刘恒母亲薄姬是楚汉相争时期魏王豹外孙女, 在魏王豹被俘虏以后, 薄姬送到皇宫, 岁余不得宠幸。后来汉高祖怜之, 才有机会得以幸之。汉高祖刘邦驾崩以后, 吕后当政, 戚夫人等原来被高祖宠信的诸妃皆被杀害, 薄姬得以幸免, 并与刘恒共同前往封地得以安生。刘恒八岁被封代王, 汉高祖死后第二年, 薄姬就前往刘恒封地, 母子分离时间较短。由此可见, 汉文帝幼时与薄姬在一起时间较长, 深受母亲影响, 对社会看法和人生看法等方面有其自己独特视角, 养成了其内敛、退让、谨慎和仁孝性格, 对“德治仁政”的实施产生直接影响。

2. 封地原因。

刘恒自从高祖十一年封为代王到高后八年登基即位, 在其封地代地整整待了17年。在汉朝建立之初, 代地是北方边陲, 深受异族时时侵袭之害。刘恒是汉高祖各个儿子中封地最为偏远的, 刘邦初衷并非是想让儿子更好历练, 而是想将其打发在这里与其更好疏远。但阴差阳错, 刘恒因祸得福, 不仅安稳保全了自己, 而且远离政治中心, 在吕后当政期间免遭灾难, 在平定诸吕叛乱安然无恙。所以在诸吕叛乱平定以后, 周勃、陈平等众臣迎接他登基即位的时候, 刘恒更多是困惑。后来在宋昌力谏下才前往长安。对于刘恒来说, 其本来是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君临天下的, 只是历史际遇偶然使其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所以在登基以后, 汉文帝认为只能尽心竭力、兢兢业业, 不敢有丝毫懈怠, 有辱宗庙。

3. 安抚重臣。

刘恒是平定诸吕叛乱以后, 高祖留下的众多权臣鼎力推荐才成为皇帝的。这些人认为自己帮汉高祖夺取天下, 后来又平定了诸吕叛乱, 属于有功之臣, 应该要获取优厚回报的。之所以选择刘恒, 一方面因为刘恒有继承大统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是因为刘恒的”宽厚仁慈“, 最后也是因为薄姬太后家族势力较小, 外戚侵犯自己既得利益可能性较小。汉文帝即位以后, 汉初开国功臣已经基本离去, 在世的也是垂垂老矣, 这为汉文帝”德治仁政“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条件。汉文帝在稳固政权以后, 大举使用自己在代国时候的旧臣, 提拔重用了一大批知识分析, 如贾谊和晁错等人, 广泛纳谏, 广纳贤才。自此以后, 军功淡出、贤才重用, 为”德治仁政“实施奠定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1982.

[2]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M].三联书店,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