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深度报道（共6篇）
篇1：记者深度报道
论深度报道与新闻记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内容摘要：本文着眼于传媒变局与深度报道构成的互动关系，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并进而探讨中国深度报道及传媒发展的未来空间。本文还深入分析了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认为新闻观念的质变是引发传媒变局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传媒变局、深度报道、观念。
当今传媒面临着进入市场、重新“洗牌”的新形势。面对如此剧烈的传媒变局，新闻报道如果只是在单向度的传统思维下做局部操作的精细化，如在新闻主题的提炼、文体的创新、表达的新颖等方面作局部的零敲碎打，已不足以有效抓住现实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传媒变局的“战略思考”带来的思维转型是深刻的，并且反映为多个层面：它既有对新闻媒介生存法则的重新认识，也有对媒介功能的新的诠释，当然还涉及到新闻媒介如何反映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等操作性问题。后者尽管在传媒视野中属于战术性问题，但“动一发而牵全身”，如果传媒赖以立足的新闻报道本身缺乏影响力，那么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洗牌”、竞争中全盘皆输。
喻国明教授在谈及“未来我国传播领域受众需求的三大趋势”时指出：“媒体，尤其是试图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力或特定领域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保持其主流地位的秘诀就在于‘随动’——伴随这一主流社会人群的转移而转移自己的目标受众的定位，力争成为服务于现阶段社会或某一特定领域内主流人群的传播媒介，成为他们所倚重的基本资讯来源、思想来源和观念来源。”①就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传媒业发展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事实也是如此，主流媒体的制胜“法宝”恰恰在于媒体在与目标受众的“随动”中保持自己的活力，提供适合于主流人群的资讯和观念，从而巩固自身的主流地位。所有这一切，从报道模式看，传统的客观报道因其孤立、片面的提供资讯，已不足以满足主流人群的深度资讯诉求，而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新一代报道模式，恰恰与现代思维方式之变化构成一种深度契合和互动，满足了目标受众之需，从而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主流新闻”。
一、我国传媒业观念形态的嬗变
我国大众传播业20年来的发展历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化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②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对20年来我国新闻传媒变局作出的路向提示。
对于上述传媒变局，当然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我看来，推动我国新闻传媒发展的关键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变迁。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
和宗教的。”③新闻媒介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它的性质、功能和发展必然受到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这双“无形之手”的影响。
二是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影响。新闻媒介作为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桥梁”，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双向制约，但同时也可能构成两者之间的“纽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是分离的，新闻媒介也出现了传播“偏向”，因此受众因素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其结果是导致本来的新闻受众无法从新闻媒介获知信息，而只能转而从其他渠道寻找资讯和思想来源。这种传、受之间的断裂，必然使新闻媒介的生存空间遭受挤压，难以担当起舆论“公器”的职责。表层地看，从90年代初开始，新闻传媒逐渐找回“受众”意识，并在结构与选择内容的标准上首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移，而究其实质则是新闻媒介直接感受到了来自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压力，并且调整了传播关系中的位置，找到了契合两端的平衡点。尽管在实现过程中“失衡”现象经常存在，也难免出现两面不讨好的尴尬。
三是新闻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果。我国有着异常复杂的国情和特点，许多现象往往不是经典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新闻媒介的嬗变也能印证这个判断。自然，人们不能否认理论对具有实践的指导乃至引领作用，但就我国新闻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在理论上的是非曲直尚待澄清时，而某种现象却已经有了，或者说新闻实践走在前面了，从而引起新闻观念和理论的探索和更新，最终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令人深思和回味，但不可否认新闻实践所蕴涵的巨大推动力量。
以上是我国传媒变局的整体轨迹，而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都与深度报道观念有着深切的关联。这里仅着眼于“观念”形态，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
首先，扩展了对媒介功能的认识。一种主流报道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总与这个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主流诉求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报道作为党派新闻、客观报道之后的第三代主流报道形式，不仅赋予新闻报道以信息功能、服务功能，而且还以启思性的透视功能、监督功能、培育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给人以多方面满足。譬如有些记者就认为：“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这种认识，表明深度报道带来的是记者撇开了多年形成的线性思维，而渐渐趋向对新闻的多种功能的整合认识。深度报道中“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在作品中带有“全息摄影的特征”，都表明了新闻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认识超越，更表明了驾驭深度报道的新一代记者审美意识的长足进步。所有这一切，自然会扩展为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
其次，回归新闻的本质。新闻具有宣传的社会属性，但宣传毕竟不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更不是唯一属性。以往的新闻只强调单向度的宣传，忽视新闻之所以成其为新闻的本质属性。深度报道的目标诉求之一，即在于真正实现“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就从本真意义上重新阐释了新闻的含义，纠正了庸俗化宣传隐含的单一属性认知。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社会品格，即“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
格，是否具有历史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④从这一个性设定中不难看出，深度报道对于新闻媒介确立以新闻为本位，摒弃宣传本位起到了“示范”作用。
再次，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引入传播领域。新闻与市场结缘，其前提是新闻的品牌节目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可，并由此凸现新闻的经济属性，进而扩大为把市场范畴引入传播领域。这里有一个隐形的逻辑延伸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度报道节目和作品作为媒介的“第一卖点”，吸引过受众的眼球，也赢得了“市场效应”。众所周知，传播市场是建立在社会注意力资源基础上的，而深度报道在各种新闻中最大程度上吸纳了这种社会注意力资源，并且以自己的智力投入，进一步裂变、释放出能量，最终实现了对社会注意力的占有。某种程度上讲，传媒的产业性质最终确立，也不能忽略深度报道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期待视野中的传媒功能变革
传媒业态的嬗变，归根结底是缘于传媒业对传媒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无法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意识形态掌管者惯常地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仅仅看作是宣传教化的工具，而且在这个精神空间，领袖们、精英们是睿智者、教育者、灌输者的代名词，而“凡夫俗子”的个人则是受教育者、被灌输者、服从者、行动者的另一种命名。它还只承认思想与认知的一种方式，而不能容忍思想与认知的多元性、丰富性、多样性、多层次性的思维模式。
8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新闻媒介的文化传承功能和娱乐消遣功能逐渐被接受，媒介功能有所扩大，但在表达思想言论方面仍多有“禁
区”——它与同时代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文学领域中的报告文学揭露和批判现实阴暗面的“社会共振”和引起的时代激荡相比较，新闻媒介在直面时代主题、反映现实问题、触及时弊痼疾等方面明显滞后于其他社会科学。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媒介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由此引发了报纸新闻中深度报道的崛起，特别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的开播以及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报刊的创办，显著地标志着新闻开始直面现实问题，揭露和批判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并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职能。这些新闻类节目或栏目提示人们，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已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媒的首要功能。
重新认识媒介功能在我国是一个艰难进程，但在新闻传播史上却是一个 “老话题”。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
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就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把整个社会比拟成生物有机体，提出传播活动对于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三大功能。它们是：
1、监视环境功能；
2、协调关系功能；
3、传承文化功能。就监视环境而言，深度报道以其全面的生态环境扫描、社会环境报道和舆论环境反映，使人们对社会问题形成整体印象和思考；就协调关系而论，深度报道通过提供详实的资讯和社会各方面意见，使问题的讨论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沟通，以实现最大程度上的理解和共识。
这里，不妨再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表现，或许有助于认识问题：2003年1月，一场沸沸扬扬的“非典”事件使广州的城市生活陷入罕见的社会
性恐慌，在此事件中，当地有颇多传媒在既有的宣传管理惯性思维控制下，在广大读者最需要新闻事实和舆论导向的关口，始则装聋作哑，再则隐约其词，而与此同时，网络信息空前畅通，不实的流言也盛行一时，促发了广泛的社会混乱。直至2月11日、12日两天，广州各大报纸纷纷开始大篇幅详细报道该事件，一时间，有关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铺天盖地而来。新闻媒介的大规模介入，迅速遏止了在市民中滋生蔓延多日的恐慌，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抢购也于11日、12日基本平息。与此同时，民间和网上的有关“非典”流言也逐渐趋于平静。从前、后对照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介“装聋作哑”，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监视和协调的基本职能，其结果只能使视听混淆，莫辨一是；反之，媒介通过对社会问题、新闻事实的分析、评论，起到了解疑释惑、引导舆论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媒介联系社会、使社会各个部分协调一致的目的。⑤
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诠释其实并非新鲜之见，也基本上为我国新闻媒介管理者所认识，但在现实中履行中，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以近年来新闻媒介中的突发性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类报道为例，为什么媒介经常会显得如此尴尬？个中原因值得总结：首先，突发性事件的起因短时间难以查清，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介“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这样就必然扼杀报道时机，甚至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如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发生的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特大案件，报道明显滞后、反应迟钝，造成台湾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形象；其次，大多数突发性事件“后果消极”，与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正似乎有所抵牾，因此有些主管部门动辄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进行新闻限制和封锁，而可以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误。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不是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真相很可能被掩盖；再次，有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往往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用行政手段阻止新闻记者进行调查采访。这是媒体现状中特别是深度报道令人担忧的一面。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前，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学者着眼于我国民主建设的大方向，不断思索着中国媒体发展的未来空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以建设性态度，对媒体应该有什么健康的环境作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媒体应该有它的活动空间，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做事，几百年来，新闻界已经有了自己行业的一些公认准则，超越了这些准则，就是不道德的。而当他们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时候，这一行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破坏，规则被破坏的结果就是行业的堕落。其次，新闻界应该有好的制度和机制，一个好的制度会使越来越多优秀者出现，而坏制度只能使人越来越堕落。第三，要处理好媒体与官员的关系，因为官员绝不会允许媒体报道对他不利的消息，这样的结果就是新闻不能提供真实信息，同时也加大了新闻成本。最后，不要出现太多的媒体败诉。”⑦他还举例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曾作过研究，他发现，中美两国类似诉讼的胜诉比例正好相反，而在我国因为名誉权而状告媒体的案件中媒体的败诉率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长此以往，新闻就会无法生存。这些见解相当深刻，足以启示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所有媒介报道。
三、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
传媒变局带来新闻业态的诸多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业界的连锁反应。因此有人用“革命”一词来形容80年代以来传媒界的变革，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夸张。
当然人们注意到，发生在传媒界的这次“革命”，诱发的因素可以从多个视角来探讨，但不可否认，深度报道在媒体中崛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传媒以新闻立足，新闻观念的质变，必然引起媒介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传播手段、资源配置等各要素的剧变。那么在这场传媒变局中，深度报道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从传媒业态的嬗变看，深度报道凸现了社会“注意力”因素，由此构成了媒体力量的重新配备和整合。深度报道是讲大事的，这些大事可以是某一构成社会强力关注的突发事件或重大时事，如伊拉克战争报道、非典事件报道；也可能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某种观念形态，如对改革中某些问题的认识或重要政策；还可能是某一重大问题的综合剖析，如西部地区贫困探源等。它凸现焦点、热点，以社会注意力为中心（“受众中心论”），着力于“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使新闻更具有可看、可听和可读性。
社会注意力，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变动不居，弥漫于日常生活流中。新闻传媒依据传播学中的“议题设置”理论，有效地捕捉时代的社会公共性事件、问题或话题，通过必要的策划和智力投入，使本来弥漫的社会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时期、时段的“问题”上，构成新闻的“看点”。一般来说，客观报道由于孤立、就事论事地对待事件和问题，所以受众的注意力是分散的、短期的，而深度报道因其深入性、关联性和持久性，足以凝聚受众探索的目光，使之关注某个特定的“焦点”。也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媒介就不能像对待客观报道那样处理事实，而需要足够的力量（包括人力、财力、和精力）投入，真正深入地报道、分析、评说事件或问题，以伊拉克战争报道为例，世界各国为深度报道战争进程，媒介投注的人员、设备和资金，是传统业态的媒介所无法想象的。
其次，从传媒的功能变革看，深度报道强化了新闻的“社会守望”职能，并日益延伸出新的社会职能，逐渐构建起一种媒介品格和精神。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敏感点”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格，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这是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如果演化为媒介自身的职责，可以看做是“社会守望”的职志是否实现。以“新闻调查”为例，它的“调查”对象，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真相”：有的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还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空间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进一步分析，它一般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或黑幕，那就是被权力或利益遮掩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一般是被道德观念、认识水平和信息不完整所遮掩的真相。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就要通过自己特定的方式，揭穿真相，去除遮蔽，使事实回归常识或真理。
深度报道应关注国计民生，张扬人文情怀，应为净化社会空气尽力，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实施舆论监督等，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本期待。这种期待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已日益上升为人们对媒介品格的一种认定，或一种身份符号。以《南
方周末》为例，它的彰显爱心，关注民生，维护正义，平民视点，以及体现出来的启蒙思想、弘扬理性等特征，已构成了它的基本品格。正如一位读者在给《南方周末》的来信中写的：一个禁锢思维的民族不会有希望，《南方周末》心中永存的国脉与民瘼，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思维的空间。
再次，从传媒经济发展看，深度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资源，已直接成为媒介注意力经济的内容，并成为媒介经济的标识或品牌。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鲁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传媒所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于“第二次售卖”——将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于这些受众的媒介关注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等。那么，这种所谓“出售”受众的行为到底“出售”的是什么呢？对此，麦克鲁汉的回答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文化产业的传媒业，是以社会注意力资源为主要经营对象的经济产业。媒介的注意力经济品质，是一种固有属性，其构成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取决于媒介的内容。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现实中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需求，几乎所有媒介的深度报道都已成为看点和关注点，这些节目或栏目一般都已具备“品牌效应”，直接影响收视率、点击率和阅读指数，这无疑有助于传媒经济链的不断延伸，并且其影响将是十分宽广、持久的。
注释：
①、②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第20页、第6—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第1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危机》，《新闻记者》2003年3期。
⑥、⑦见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中国媒体：责任与方向》。
篇2：记者深度报道
浅谈深度报道的报道思路
摘要：深度报道从多角度故事性的讲述方式，为观众呈现了客观可信的新闻报道。其对新闻事件的深度展示，运用叙事的手法，新闻现场与多种剪辑技巧相结合。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深入发掘新天地。
关键词: 深度报道调查采访
在当今电视节目中，不仅其信息包含量大，而且节目呈现形式多种多样。任何新闻媒体追求的首要目标都是高程问题，但是正是由于其快的特性，则容易忽略节目的深度问题。在这个多元化多种传播途径的信息社会，快是电视新闻节目的一大优势，但现今深度电视节目报道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深度报道它有别于“简要和迅速地报道新闻事实”的消息，侧重于背景的介绍、理性的分析以及对事件产生原因的追踪和对事物发展方向的预测。现在电视节目也推出专题性、评论性专栏，调查报道等多种形式的深度报道。我就结合几档主要的优秀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节目，从其报道的思路以及根据思路采取的报道方式做一简单阐述。
<一>主题选择
深度报道的主题选择十分重要，如同新闻消息有无报道的价值一样。其选题本身是否有价值可以挖掘的地方，才是其进行节目构思、编排的根本所在。主题的优劣则直接关系到节目的可看性与可发掘程度。
深刻报道要求对现象深层次的探索，寻找问题本质的答案。故而其选题必须具有时代特征，能反映当今社会问题，能从中捕捉社会制度或者道德问题，亦或寻求其中尖锐的冲突。由于选题的高要求，则要求深度报道栏目的创作者们要有独具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了解广阔的信息渠道，利用多种手段，不论是来自其他媒体的还是来自民众的。在节目制作之前则更要考虑试试本身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诸如此类的电视新闻报道选题如：《新闻调查》之“一只猫的非正常死亡”，则是根据网络上某踩踏网站中上传的一段用高跟鞋踩死一只小猫的经过，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应，从而制作的这期节目。其中的信息来源则是网络论坛的网民跟帖情况。由于网络的特性，其中有其他诸多媒体所不具备的信息大容量。也如：《新闻1+1》栏目中一期节目——“领导有话好好说”中，则是依据某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问记者道：“你们是帮共产党说话，还是帮老百姓说话啊？”。此话一经在网上披露就引起了网民的大力追捧。因而《新闻1+1》的编导们利用这一话题做了关于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一起节目。总之，节目主题是决定节目方向和思路的前提因素，是节目成败的关键。
<二>思路明晰，多种剪辑手法运用
确定主题后，即使制作者们围绕这一主题对事件展开深度挖掘。要确定清晰的思路，采用什么方式，哪种手段能够从根本上将事件背后的问题呈现给观众。以及将节目主题升华，提高探求的高度。
（1）采访对象要得当，背景材料要丰富
确定什么样的采访对象是问题解决的突破口，是从初步挖掘事件本身的有利线索。采访对象确定得当具有代表性则更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事件，表现主题。同时在利用其采访对象的同期声会增加节目的真实性。在采访中同时还要注意采用不同的采访方式和手段，这是获取信息有效与否的关键。如：《新闻调查》栏目中的“虎照疑云”这期，记者则是依据对事件一层一层的剖析而分别采访了事件当事人、当地县、市农林局的局长或者负责人、以及照片组专家鉴定人员、当地村民、研究华南虎的专家等等。其采用递进深化的形式将华南虎照真实与否公诸于众。从最初的部分公众质疑，到从众多采访中找到疑问点，确定问题的主要症结，到最后虎照被认定为假的时候，再升华高度到质疑当地农林局在此事件中工作的疏忽。此事件采访设计众多人物，证实从对他们的采访过程一步一步佐证虎照是假的的事实。
在此中背景材料的丰富更是通过采访获得的。采访的过程时间接地制约了节目背景材料的丰富程度。通过采访或者其他手段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要有效整合背景，“让背景说话”[1]，就要树立深度报道的全背景观念，帮助受众清楚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深入理解新闻事实的内涵，了解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向。背景材料的丰富同时也有助于采访的顺利进行，也能全方位的向受众传导事件的有效信息。这些材料即能增加报道的真实性，烘托主题，又能渲染情绪，为表达感情做一铺垫。
（2）主题表达故事化，叙事手法多样化
深度报道的过程既是向观众讲述新闻故事的过程，围绕新闻事件或者新闻人物主题等开展。当今电视人做新闻深度报道，十分重视要讲好新闻故事。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故事性越强越能吸引观众的注意。而故事本身又承载着一个重大主题思想。故事化的逐渐发展也就是故事事实层层被发现的过程。其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或用蒙太奇式讲述，或用悬念式的讲述，主要是依据节目思路编辑的需要来决定。
例如：《东方时空》在1999年播出的一期节目——“面对歹徒”[2]讲述陈焕一家三口面对入室抢劫的歹徒，不畏威胁，奋起抗争，凭着拳头和菜刀，更凭着正气和勇气，将歹徒制服的故事。此事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它引起人们邪不压正的思考，这一主题对弘扬社会公德，呼唤正义力量抗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其事件发生突然，又时过境迁，如果要生动的再现出来很难，而记者则采用电视访谈和复现方法，让事件亲身参与者绘声绘色的描述和“再现”亲身经历，邻居和警察“协助”再现。叙述过程中，一段故事接着另一段故事，一出场景转接另一处场景，则全凭记者熟练地跟拍技巧和实录技巧，再通过流畅剪辑，使剧情环环相扣，悬念迭起，令人惊心动魄，获得很好的收视效果。
（3）深度报道的调查性
调查它重在展现过程,揭示事实,记者常常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电视新闻调查是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一种,是“电视记者就某一重大新闻事件或公众关注的社会现象进行专题性的深入调查、核实、分析、解释的深度报道。电视新闻调查的优势在于有选择地直接展现调查的过程。[3 ]因而调查是深度报道的主要形式，记者通过他的调查经历，客观的将事实呈现给观众。无论是丑陋的还是高尚的。
但是在中国体制下节目调查的目标要遵循道德规范，满足社会的道德观念的需要。在揭露丑恶的同时要弘扬高尚的道德行为。在祈祷监督的同时更好的改进。调查则要求编导对节目的方向定位，找准调查的切入点。深度报道如果没有严密的构思和有力的逻辑,就不能起到说服受众的作用,更没有办法引导大众舆论,进行舆论监督,这是《新闻调查》作为调查性深度报道的客观需要。在《新闻调查》之“一个教师的意外死亡” [4]中。记者根据调查的方式采访了李老师的父亲，以及当地居民。多方位的对李老师的生平，性格做一个立体的阐述。更是从他这位“刺头老师”帮助600多位老师要回克扣的工资一事着手，将其死因外延到相关教育部门领导。但是节目却是以最终李老师的死因未明而结束。这是让很多观众感到不满和悲愤的结局。但是作为电视栏目的记者必须按照法规，尊重警方的调查结果，不应再节目中暴露过多的信息。这是一种尊重 法律同时也是一种维护道德的行为。为了公正的对待，记者只有保持中立，用镜头让观众自己判断是非曲直。、总之，新闻深度报道要根据新闻内容深入剖析发掘故事背后的故事。其中《新闻调查》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栏目,其每一期节目都经过了精心的选题,选择的都是社会大众比较关注的话题,而且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储备了广博的信息量,尤其是对新闻事件的深层次思考和对凸现出来的问题的深刻反思,让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跟随记者和编导对社会问题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思考。深度报道在被受众所欢迎的同时要注意增进自身的深化。从思路上发展改变不同的报道方式。更大的发挥其传播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广电纵横》如何做好电视深度报道栾岚
[2 ]《新闻佳作评析》孙官君孝庆元吴江宇 编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3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故事性情节在舆论监督与导向功能中的作用
———《新闻调查》节目叙事手法分析赵 丹(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篇3：采写深度报道记者应培养的能力
关键词：深度报道,采写能力
每次报社开选题会, 遇到有深度报道题材需要采写的时候, 一些记者尤其是入行时间不长的年轻记者总会有“如临大敌”的感觉。然而在日趋激烈的新闻竞争中, 面对网络等新媒体在时效性、畅达性等方面的优势, 深度报道则成为报纸吸引读者、提升媒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 积累采写深度报道的经验, 甚至有意识地培养采写深度报道的能力, 成为报社记者应扎实训练的重要“基本功”。
一、把握题材“份量”的能力
无论是任何形式的新闻报道, 对题材的选择都是放在首位的, 题材有“份量”, 首先是能够引起受众的关注, 进而才谈得上广泛的影响力。对于深度报道而言, 选择有“份量”的题材更意味着有深入的余地, 能够深入下去、扩展开来, 否则只会显得空洞, 且缺乏说服力。如何评判一篇新闻题材是否具有值得进行深度报道的价值, 首先应考虑所报道的事实是否是读者所关心的, 这一题材的报道与多少读者的切身利益能够产生关联。一些比较生僻的选题, 即使做出了深度报道, 也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无法产生社会影响力。相反, 像教育、房地产、医疗等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常见选题, 只要能够找到新的切入点, 做出深度, 就能够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其次, 考虑题材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一篇深度报道的题材, 如果有较强的新闻性, 记者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往往更能够找到新的视角来进行报道, 文章更容易出彩, 相反如果题材本身的新闻性较弱, 采访过程的动力也会被削弱不少。另外, 考虑题材是否包含丰富的线索关系。深度报道的特点在于, 不仅要报道现象, 还要抓住现象背后的本质;不仅要叙述清楚事件本身, 还要提示出事件的深层含蕴, 不仅要确认事件的现状, 还要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势。[1]正因如此, 内容比较单一的题材并不适合于做深度报道, 相反具有较为丰富的线索, 对于深度报道的延伸和拓展都是有利的, 通过多点面的线索梳理记者不仅能够使深度报道更丰满, 同时也能够将更全面的新闻视角展现给读者。
二、对题材策划“统筹”的能力
当前, 报媒处于多元化的传媒变革时期, 新闻记者的综合素质不仅体现在报道的采写上, 同时也体现在对题材的统筹策划上。一篇深度报道, 从确定选题到统筹策划, 再到记者分工协作, 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成功的深度报道, 除了采访过程中的组织协作, 精心的策划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对于记者而言,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进行深度报道策划的大前提。新闻事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不以策划人的意志而改变, 新闻策划是对报道角度、形式的统筹设计, 而不是对内容的策划。所以记者在对深度报道的策划过程中, 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切不可为了形式而更改了新闻的真实内容, 从而本末倒置。具体到深度报道的策划过程中, 记者深度报道的策划能力不仅体现在展现新闻事件报道形式的策划上, 同时也体现在记者之间分工协作采访过程的统筹上。
深度报道的策划过程, 除了要对已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还要对未来新闻事实可能发展的方向或者可能出现的新进展进行有科学依据的预测判断,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总体报道计划和具体实施细案。同时, 深度报道特别是重大题材的深度报道一般都需要发挥采编团队的团体协作。因此在进行选题策划时, 就需要根据各个记者对不同采访领域的熟知度、对不同采访形式的驾驭能力进行综合调配, 让记者各展所长,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调动各方积极性。而记者要实现深度报道策划统筹能力的提升, 就要注重平时对行业信息的了解和积累。了解领域内的最新动态、关注不同事件的发展, 对深度报道的策划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还能够避免在采访过程中做“无用功”。
三、深入采访“洞察”的能力
我们常说, 记者要成为熟悉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多面手”, 因为只有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才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 随时随地在采访中发现新闻的价值点, 对报道内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将事件最核心、最精彩的部分呈现给读者。与此同时,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应具备“深挖细追”的职业精神。深度报道的实质, 其实就是一面剖析事实内部, 一面展示事实宏观背景, 把握真实性, 着重揭示“原因” (WHY) 和“怎么样” (HOW) 两个新闻要素。 (《深度报道记者必须具备的四种素质》, 三晋都市报, 王芳) 而这恰恰也对记者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4年4月13日, 《解放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出被伊拉克不明分子绑架并扣押的7名中国公民安全获释的消息。在凌晨2点半获得新华社播发的人质获释消息后, 《解放日报》记者立即与中国驻伊使馆复馆小组联系, 当得知对方也刚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获知此消息时, 又立马采访半岛电视台卡塔尔总部。通过即时跟踪, 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 《解放日报》用了几乎两个版面的国际新闻关注此事, 并以配图形式示意全过程。显然《解放日报》的专题是记者与编辑共同策划的结果, 面对同样的新闻, 国内其他平面媒体多数只用了一句话:“最新消息, 7名中国公民已经安全获释。”事后针对这一新闻事件, 不少媒体阅评员认为, 报业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新闻的速度、广度、与深度的竞争。读者最关心的新闻要去“抢”, 决定当代媒体竞争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于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 《解放日报》此次深度报道的成功值得称道。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经过记者敬业的采访付出, 不仅展现出了报媒深度报道的活力和锐气, 同时也为媒体本身塑造了坚实的品牌形象。
四、文字写作“功底”的能力
热点的题材, 精细的策划, 深入的采访再加上扎实的文字写作“功底”, 基本上构成了一篇优质深度报道的各个环节。而诸多环节之中, 只有记者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 才能写出深入人心的力作。深度报道所涉及的多是热点事件或者重大题材。进入写作环节时, 记者通过前期的深入采访, 手中应该都已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将采访过程中所有涉及的素材都运用到文章中去, 增加字数, 扩大版面, 这样的报道写作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根据笔者的经验, 在动笔前草拟一份结构图, 将采访素材分别列举出来, 然后根据需要表现的主题, 将那些更能够体现主题核心的素材提取出来, 有取有舍, 最终写出来的报道才会更精练, 结构才能更紧凑。除了对素材的取舍, 深度报道的写作还要运用多维思考, 即不孤立地报道单体事件, 而是围绕一个中心立体地组织新闻要素。在写作时, 记者只有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立体方位的思维方式, 才能不断开拓出新的写作思路, 展现出来的文字也才更有吸引力、更能够打动读者。
在写作手法的运用上, 深度报道可以说没有固定的形式, 记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报道主题来选择表现形式。既可以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 运用分析、综合、比较等方法, 确认新闻事实的性质、意义和发展方向, 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新闻事实。也可以运用写作中的倒叙、插叙等手法, 根据内容的需要采用多种报道形式进行写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记者需牢记形式要为主体服务。深度报道篇幅较长, 利于作者发挥自己的写作才华, 但是有的作者钟情于自我欣赏的文学化描写, 忘记了讲故事不是深度报道的目的, 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往往被曲折离奇的故事本身所淹没, 这也是现在深度报道的一个通病。因此, 深度报道的写作要强化形式为主体服务的意识, 围绕主题组织素材, 不能喧宾夺主, 弱化文章阐述的主题思想, 才能写出内容、形式都称得上有“份量”的深度报道。
参考文献
篇4：提高记者素质以做好电视深度报道
关键词：深度报道；记者素质
近年来，随着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渴求多层次、全方位了解新闻事件的要求，各个电视台纷纷推出了深度报道这一形式，从目前的运作情况来看，除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少数省级电视台的深度报道节目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外，（市、县）级地方台真正有深度、有分量的电视深度报道并不多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记者的素质不够高有很大关系，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地方电视台深度报道的质量，就必须提高电视记者的素质，充分发挥记者的潜能。
一、电视记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是深度报道崛起的主观条件
新闻表现方式的改变，首先是记者思维方式的改变，深度报道的风靡一时，也应运而生了许多崭新的新闻观念。作为一名电视记者，新闻的采写面临着一种选择，在新闻作品中，不光要有宣传和解释，还要进一步担当起社会认识和社会思辨的功能，因而，深度报道中“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全息摄影的特征”，都表明了电视记者的主体意识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方向超越，更表明了驾驭深度报道的电视记者审美意识的长足进步。在新闻报道中，电视记者是对新闻事实进行思考和观察的审美主体，只有这种美学意义上的深度的审美体现，才能是观众从新闻中获得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震撼，深度报道融事实与电视记者主体意识的理性思考为一体，在作品中将宏大的历史场面进行纵横的剪辑，同时将记者的感受比较乃至困惑，真诚地留给观众。近年来，我国各新闻媒体大量运用深度报道这一报道形式，其中不乏成功之作。就中央电视台而言，出现了《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以及经济新闻中深度报道节目。在地方上深度报道节目也纷纷登场，如上海卫视的《新闻透视》、北京的《今日话题》、海南台的《今日聚点》及甘肃卫视的《今日聚焦》等形式多样的深度报道节目。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社会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反馈及时，有些节目播出不久，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
二、电视深度报道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记者
电视深度报道的发展顺应了时代的需要，现代社会的进步，电视记者必须担当深度报道的重任。随着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电视记者认识到电视同样能做深度报道，而且它更加全面生动和具有说服力。相比报纸，通过电视报道去深入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收效并不显著。真正有深度、有分量的电视新闻报道并不多见，但电视深度报道的实践更具独创性，甚至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就电视记者而言，人们更看重伴随电视深度报道而体现出的电视人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以及所形成的学者风范。但是，长期以来，电视深度报道的一些低质量节目，使社会各界，尤其是其他媒介的从业人员，总认为电视记者的素质偏低，无法与飞速发展的新闻事业相适应，而今天，当电视节目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时候，电视记者的主体意识和文化素养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个记者对社会生活是否有特别的观察和觉悟，能否把观察的觉悟和结果，通过语言表述出来，以及叙述是否准确，是衡量一个电视记者文化修养的重要标准。
三、深度报道的特点决定电视记者要不断地更新观念、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
要做好深度报道，最重要的还是要从了解电视深度报道这一报道形式的特点入手，进一步增强电视记者的主体意识，创作出深受观众喜闻乐见，融艺术性和思想性为一体的电视作品。
（一）深度报道应该有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或一个新闻事件引发的焦点，以它为基础建立一个叙述的系统，阐明真正的社会意义。比如在中央电视台1996年12月17日《焦点访谈》节目《巨额粮款化为水》中，就展现出了专业电视记者的敏锐思维和对新闻价值的正确把握。
（二）深度报道要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它在时效性的要求已不同于新闻，它虽与新闻事件、社会热点有关，但它在于对新闻事件和热点的深思和全方位的观察，不在于快速，而在于深刻。深度报道的篇幅一般都较长，必须要有一个严密的结构，观众才能很好地理解，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为此，记者通过提出问题，阐释主题，然后调查访问的过程，点出报道的主旨，从感性上升为理性，这需要倾注记者的心血和对事物的全面考虑，没有活跃的思维和理性的判断，就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 ，自然而然，不会有特色的深度报道节目产生。所以，变革记者的思维模式，对于增强节目的深度和力度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记者要有能力对中心事件展开纵向的、横向的联系和比较。比如新闻调查节目《公交能否优先》记者通过横向的相互联系、相互比较的网络，使观众对公交优先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焦点访谈》节目《看病哪能添心烦》记者逐一追踪事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人物，并提供背景材料、简历和个人特征等，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增强了新闻事件中角色份量，如果没有这些丰富的背景材料，要想使报道富有价值是不可能的。
篇5：城南学院深度报道
——关于城南学院“5+1+2”特色办学模式的报道
今年城南学院迎来了2900余命新生，在校人数突破1万。在全国仅有的11所在校生规模超过一万人的独立学院中，城南学院占得一席之地，成为我省唯一一所在校生超过1万人规模的独立学院。在高校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城南学院如何保持自身优势，立于不败之地？近日，记者带着探究竟的心情，采访了城南学院相关的领导人。
学院说： “5+1+2”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据院领导介绍，在北大学生变“大白菜”，大学生做“搓澡工”的今天，城南学院的大学生为何如此走俏？这固然与学院对学生就业工作的重视分不开，但关键是 “5+1+2” 特色办学模式，靠质量取胜。
为了了解 “5+1+2”办学模式，我们专门采访了城南学院城南学院院长袁剑波教授。据袁院长介绍：“5+1+2”模式是通过优化人才培养计划，在精简必修课内容和时间(20%)的基础上，用5个学期左右的时间完成课堂教学及实验课教学。用1个学期左右的时间完成课程设计及在校内教学基地上开展课程实习，用2个学期的时间开展工程教学。
这一模式首先从时间上强化了实践教学，使集中性实践教学时间达到60周以上，占教学计划的40%,比原来至少增加了一个学期外加暑假和寒假，而课堂教学则比传统计划短20%,学生能得到较完整的工程实践训练。“5+1+2”模式同时从空间上强化了实践教学，突出了专长培养。学生在工程实践中也分赴到多个大型工程项目，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施工周期内，能接触各种不同类型和特点的施工项目及工程内容，且有工地技术人员做兼职导师，采取“师傅带徒弟”式的管理模式，能从不同侧面进行学习，在全面实践的基础上，突出各自的技术长，增强工程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工程施工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素质较高的同学，还可以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协助解决工地复杂技术问题，培养创新能力。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学生通过参加工程实践，实践动手能力、施工组织管理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就业竞争力明显增强，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得到巩固、深化和提高。
“削减课堂教学20%会不会影响学生的基础素质呢？”
“你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5+1+2’模式在实施之初，确实遇到了不少类似的争论和阻力。事实上，当初我们设计‘5+1+2’模式，就是本着‘基础以够用为度，学以致用’的原则来进行的，这是我们人才培养定位的必然。我们在人才培养规格上，要和校本部错位发展。形象一点说，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城南学院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比一般本科学生要强，而基础理论比一般的专科学生要强即可，以彰显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不能苛求城南学院的学生既基础理论扎实，不比校本部学生差，又实践能力比校本部学生强，那我们的学生岂不全面超过校本部学生了？这只是个梦想，至少目前还不太可能。”袁院长笑着对记者说。
“但现在还不能简单地断定城南学院的学生基础就因此被削弱，至少目前还不能。不知道你最近看到研究生部公布的城南学院学生的考研情况没有？这里你尤其要留意城南学院土木工程道路专业的考研情况。共有19名学生上线，而且有7名同学分别上了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复试分数线，几乎覆盖了道路专业的全部名牌大学。这些学生全是‘5+1+2’模式的‘产物’，他们的基础课课堂学习时间比校本部少20%，而且做考研准备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工地实习。因此，至少目前可以认为，城南学院道路专业的学生基础依然是过硬的。应该声明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有组织地开展过城南学院学生的考研辅导。”袁院长说。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对这个问题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现在还不能完整地回答。如果硬要我说得话，我想这主要是我们的教学理念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采用了一种‘教会’学生的教学理念，生怕学生没懂没搞透，要在课堂上教会学生，因而采用了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教学时间当然就长了。学生学习很被动，甚至受不了。不知道学习的目的，更没有学习的兴趣，收效自然不好，尤其是遇到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内容，其效果很差。就如同在课堂上教学生怎样游泳一样，是很难教会学生的。”
“大学生的学习有三个重要渠道。一是向老师学习，这主要在课堂；二是向书本学习，这主要在教材（课后课前）或图书馆；三是向实践（社会）学习。而后面两个渠道更为重要，这是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本质区别。但非常可悲的是，我们不少人依然死抱‘教会’学生的陈旧教学理念，甚至希望教得学生和
自己一样‘专业’，最后教学时间浪费了，教学效果却没有上去”。“教学改革提倡学生主动学习而不是被动学习，相应地教学理念是让学生‘学会’而不是教师‘教会’。因此，我们一定要更新教学理念。加强实践教学是一种让学生‘学会’的教学方式，它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国外发达国家大学生的课堂教学时间比我国要少30%。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则资料，德国的大学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时间比为2：1，从这点而言，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对路的。”
社会说：城南的学生很有特色，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城南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2008年5月，“5+1+2”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高教权威刊物《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公开发表。2009年6月，在湖南省教育厅组织的独立学院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会上，城南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得到了省教育厅领导的高度肯定，被推荐作为首席单位交流发言；2010年4月，“5+1+2”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果及实践中学习、让学生学会而不是教师“教会”的教学理念在“全国公路与交通工程教材编审委员会第7次会议”及“2010中国首届校企合作（珠海）论坛”上交流，与会的有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哈尔冰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长安大学等40余所高校及中交公路一局、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人民交通出版社等多家企业的近百名专家教授、大学校长，研究改革成果在会上引起专家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巨大反响，2010年7月18日。在中国独立学院协作会2010年峰会上，城南学院院长袁剑波教授做了“实施‘5+1+2’模式，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大会典型发言，引起了来自全国300多所独立学院700余名代表的极高兴趣，得到到会的教育界专家、领导的充分肯定，并被《中国教育报》报道，学院被评为“全国先进独立学院”。
除了政府单位和高校赞成和支持“5+1+2”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外，“5+1+2”模式还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许多用人单位甚至表示城南学院道路专业学生更具竞争力，具有更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并且大力支持这一改革措施，和学院校企合作，开展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实习基地建设和“预就业”基地建设，到目前为止，已有天津城建集团、湖南路桥、广东长大，广西路桥等大型企业等17家单位和学院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学生说：这样办学模式让我工作好找
记者记得在采访2009年11月20日长沙理工大学组织的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会现场时，那次前来参加招聘会的有中国交通集团、中铁、水电八局、各省路桥公司等200多家大型企业。招聘现场被前来应聘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看着一张张兴奋而又略带焦虑的学生面孔，当时记者走上前去和一位刚刚接受完用人单位应聘面试的学生交谈起来。
“我叫王博文，是城南学院2006级土木工程专业道路的学生，昨天还在施工现场参加为期6个月的工程实践，今天请假回来参加现场招聘会。一开始用人单位只招聘学校本部的学生，对城南的学生持怀疑态度，不愿意接受。我诚恳地对用人单位说‘不求您一定招聘我，只求您提几个专业技术问题，看我是否能回答上来’。用人单位看着我执着而又晒得黑黢黢的面孔，就试探性地问了我一个边坡塌方及其防治的技术问题。他原以为这是我们专业课中非重点学习的内容，想必我回答不上，这样可以打发我走。没想到我结合现场实践，从塌方原因到处治机理和处治方法回答得清清楚楚，并介绍了我所在的施工项目上的处治措施。施工单位又问了我一个旧路改造中水泥路面施工的问题。尽管我所在的施工现场尚未开始施工，但我为了进行施工准备已结合书本认真学习了相关的施工技术规范，因此，对这个问题回答得滴水不漏。用人单位疑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收下了我的自荐材料，这不，中交公路一局已答应和我签合同了”。
望着不无得意的王博文同学背影，记者又和在现场应聘的几位校本部同学攀谈起来。“我们都有点怕城南学院的同学”，一位同学对记者说。“那为什么？”“他们参加了工程实践，回答问题信心十足，而我们过去实习时间太短，心里没底。”另一位学生接过记者的话。刚刚签约中交三航铁路分公司道路专业的彭浩、刘思洲、胡靖也满脸高兴，在成绵乐高速铁路的实习经历，让他们对用人单位提出的修建高铁方面的专业问题对答如流。
同学们的话是否真实？由于用人单位招聘人员在现场太忙，无时间接受采访。记者于是参加了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就业指导委员会会议”。中交公路一局人事部长吴松说：“城南学院实施的‘5+1+2’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上是一种创新，从我们接触的学生来看，收效确实很好，不仅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而且培养了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因此，我们在招聘过程中，丝毫没有排斥城南学生的做法，并且录用了不少城南的学生。而且，回去后，我们要认真研究，大力支持城南学院为这一改革及和用人单位合作建立实习和预就业基地的倡议。”
天津城建集团人事处长戴松岩说：“城南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充分审视了自己，过去我们对城南学院不了解，聘用中带有偏见，通过这次接触，我发现城南的学生很有特色，并且能吃苦，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
广西路桥公司人事部经理覃凤莲对城南学院的学生高度肯定，当场和城南学院签订了一份校企合作进行人才培养和预就业基地建设的协议。
据了解，今年城南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有2689人，毕业生人数是全省15所独立学院中最多的（约为全省独立学院毕业生总数的20％），签约率也是最高的。不少用人单位反映，城南学院的学生“好用”，他们身上有一种“杨柳的柔劲”，高飞低垂都行。
结束语：
在写完这些后，我们一行四人又拜访了袁院长，在谈到实施“5+1+2”人才培养模式的下一步工作时，袁院长认为主要应加强实习基地和预就业基地的建设，开展人才培养的校企深度合作，并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毕业设计是否可以和现场项目相结合，和毕业实习贯通等还需要积极探索；尤其应进一步深化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记者衷心希望再过两年，“5+1+2”人才培养模式能在城南学院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全面开花结果，城南学院“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能全面实施，其“全面发展、突出专长、强化实践、着重应用”的人才培养目标能全面实现。到那时，城南学院的办学水平一定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次采访多谢袁院长对我们知无不言，也谢谢教学部的平主任和资料科的送老师为我们收集资料，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师就不一一道谢了。最后说一句“谢谢您们，这段时间我们打搅了！”
篇6：深度报道如何写
一、深度报道的涵义
深度报道是指完整反映重要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追踪其来龙去脉，揭示其实质意义和发展趋势的一种高层次的报道方式。
深度报道源于西方，在我国，大致崛起于1987年以后，1987年被称为“深度报道年”。到现在，深度报道发展更趋繁荣和成熟，广泛渗入到广播、电视等媒体中，不再为报纸所独有。
不过，必要指出的是，目前一般认为，深度报道并非一种新闻体裁，而只是一种报道的方式。
二、深度报道的特征
(一)重要性
首先是题材重大，其报道对象多为重要的，与受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或问题，或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多为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其次是意义重大，富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感，要求满足实际工作和广大受众的需求。
(二)完整性
其完整性表现在大时间、大空间、宏观的、微观的、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既回顾过去，又剖析现在，也预测未来。
(三)深刻性
它通过对大量的、丰富的材料进行深度加工，有分析、有思辨、也有预测，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揭示事物（事件）深层的、发人深思的内涵与本质。
(一)综合性
前已述及深度报道并非一种独立的体裁，只是一种报道方式，各种体裁均可作深度报道，多种体裁的融合则更适于作深度报道。深度报道的综合性往往表现为体裁的综合、手法的综合、内容的综合等。
(五)知识性
提供大量的背景材料、涉及古今中外各类学科知识，以满足受众需求。
三、深度报道的类型
一般分集合型与单一型（或多篇类与单篇类）两大类型。集合型与单一型又可细分为不同形式。
(一)单一型
此类又可分为综合概括、分析解释、提出问题、典型传播、热点透视、对比揭示等多种类型。
提出问题类。只提出问题，这种问题一般是典型的、有普遍意义的，但又为大众所忽略的问题。文中虽不对问题进行解答，但能引发人们深层次的思考。
综合概括类。对某一方面或某一主题之下的众多事实，加以归纳综合。
分析解释类。对某些较复杂的新闻事实，或新出现的、人们普遍关注而又迷惑不解的事实进行分析、解释，揭示其实质、意义，预测其发展趋向等。
对比揭示类。通过两方面的性质不同的事实进行对比，揭示主题。
典型传播类。对工作中的典型经验或教训，进行详细叙述、深入分析。
(二)集合型
即是由多篇报道组成的深度报道。又可分成以下几种：
1、连续报道
即对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持续的报道，使受众对报道对象和内容有完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此类报道又有二种情况：
进行式连续报道。往往用来报道正在发展过程中的事物、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事件，以事物的连续性和时间的先后为着眼点，不断地发表多篇报道。
反应式连续报道。往往是重要的、典型的事件、人物或问题经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同反应，然后将这些“反应”报道出来。
2、系列报道
即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不同层次，运用多种报道体裁和形式反映同一重大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它不是着眼于时间性和连续性，而是重在深入解剖、深刻透视。
3、组合报道
即围绕同一主题、同一主线、同一问题，将内容不同、形式和体裁不同、来源不同的新闻稿件编排组合在一起（同一版面上），从而形成强势，使报道深化、立体化。
四、深度报道的写作方法
（一）选择重大题材，确立重大主题
深度报道一般要选择重大的题材，不论单篇式还是集合式，往往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社会生活的迫切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注而又迷惑不解的问题等等。多为“三点”题材，即社会中的热点、工作中的重点、受众关注的焦点。
通过重大题材的选择，对新闻事件、人物或问题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解剖，从而揭示出重大的主题。
如1987年5月，大兴安岭特大火灾震惊了全国人民。100多名记者冲破重重阻挠，奔赴火灾现场采访，一改过去简单化地将“丧事”当“喜事”办，往往把灾情与错误变成“歌德”报道的做法，对火灾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揭示。《中国青年报》先后发表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连续性的报道，从引起火灾的表面原因（“厄尔尼诺”现象与“职工违反操作规程”）到火灾背后的官僚主义弊端，进行了深层次的揭露。
（二）全方位的透视，多角度的考察
前已述及，深度报道既表现大时间、大空间，又是宏观、微观兼备，还注重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和透视。它与其他新闻、通讯体裁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其突出的个性。它要求对新闻“六要素”中的“why”和“how”进一步深化，重在“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但在“when”上，既要说明现在，又要追溯过去，还要预测未来；在“where”上，既要报道现场情况，又要兼顾其空间的延伸和波及；在“who”上，既要采访当事人、目击者，又要采访其他直接间接的有关人员
；在“what”上，既要撷取典型的，关键性的材料，又要搜集丰富的有关新闻事实的其他细节。
因此，深度报道是全面的、完整的、动态的、立体的反映。写作时应忌片面、零碎、静止和平面化。
（三）表达自由灵活，语言风格多样
深度报道与一般新闻报道在表达方式上也有不同。它既有直接叙述，又有主观议论，通常夹叙夹议、边述边评，可用思辨性的语言揭示事物的本质，也可用抒情性的议论.在语言上，深度报道既要求准确、朴实，又追求生动、形象；既可写得庄重严肃，又可写得轻松活泼。语言风格可以多样化。同时，应避免追求庄重严肃而成为“面目可憎”，追求轻松活泼而变得“花里胡哨”。
最后，深度报道篇幅一般稍长。但也并非都要写成长篇大论，可大、中、小结合、并举。深度报道之所以崛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新闻之求新、快、短，有深度、厚度和有影响力的作品不多的缘故。短而空不好，但片面追求虚假的“全”和“深”，搞“假、大、空”的深度报道，也是没有必要的。
关于深度报道的写法——预设、捕捉和集成
闫肖锋（《新周刊》总主笔）
深度报道在本文中被分为三段论：预设假说、捕捉事实和集成文章。
那么，令人困惑的三个问题是—— 采访跟社会调查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可以逼近的吗？ 编写报道跟写小说的分别又在哪里？
一、预设
采访跟社会调查的区别是什么？或许，这个问题可简化为，去采访之前是否需要一个理论预设或逻辑判断？
当矿难之类突发性事件来临时，记者能具备什么样的理论准备呢？又能形成怎样的逻辑判断呢？显然，这是荒谬的。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记者无法先有逻辑判断的，只是一些想法的碎片，诸如违法作业、官商勾结、人命不值钱之类的判断，如此而已。这些想法有待证实，而更丰富、更刺激的事实隐藏于未来采访之中，找出它们是一位记者最大的使命和挑战。待采访有效实施之后，最后自然成了逻辑判断和理论分析。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理解力以及逻辑整理能力。如果采访只是为了印证某种假设，已经判断好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强奸事实的。
但另一方面，理论是捕捉世界之网。假如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看法，注定也采访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记者是人，不是扫描仪。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决定了你能捕捉到什么。
关于是预设问题还是随机跟进，孰先孰后，应视不同采访题材而定吧。事实永远比理论更精彩，变化总是超出个人想象。但如果没有理论或逻辑武
装，采访者便沦为吸尘器，抓到什么是什么了。有理论准备的大脑，能让记者像守候在洞口的猫那样，随时捕捉话题之鼠。
理论上讲，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调查或采访。人们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论逐步逼近事实，消极地说，不可能完全捕捉到事实。但是，新闻采访与社会调查至少有两点是可以共享的：一是价值中立，二是逻辑循环链。
采访/调查时需要保持价值中立，即暂时搁置一切既定观念、看法、理论，保持某种清空状态来迎接事实的来临。尤其在采访过程中，切不可因自身成见，影响、干扰、左右了采访的对象或事实。价值中立不等于没有预先的理念或逻辑，只是要求在操作过程中要杜绝它们对捕捉事实的干扰，以便“客观”能自然呈现。举个傻瓜化的比喻，采访/调查矿难中你不能这样问：“死了这么多人，您是否觉得矿主十分可恶？”
至于采访/调查需要逻辑循环链，则直接借鉴了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逻辑关系。毕竟，新闻学不过百年历史，而社会实证研究已有二三百年历史了。那么，获取事实的逻辑方法自然可以拿来共享。这个调查/采访的逻辑循环是这样的：
以《新周刊》曾经做过的“同学会”专题为例，这样大型的报道策划，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准备或逻辑判断最终将导致方向散乱，采集上来一堆事实，难以让读者窥见全豹。对于该专题，我们曾做过一系列预设，比如：
1.现阶段，同学会已经从感情维系发展到经济利益甚至政治裙带关系了吗？
2.同学会是否出现阶层分化，是否清华、北大、吉大等名牌大学的同学会已形成C．W．米尔斯所谓“权力精英”？
3.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同学会，那么，是哪个阶段的同学会起关键作用，小学、中学或是大学？各种同学会的交流模式有何异同？
“同学会”专题操作于5年前的2003年，当下中国社会更趋于板结化，以上预设应当说只是理论预测，对2003年的中国可能是超前了。或者，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以上假设均为西方模板下的逻辑判断，中国社会则完全玩的是另一种规则或潜规则。但无论证明或否证，都是推进捕捉事实的出发点。深度报道的采访带有较强的新闻策划性质，即对新闻传播过程的谋划设计。这不单指事件报道策划、大型专题策划，也是媒体竞争的需要，广告客户的需要。
其实，并不会因新闻策划而牺牲掉传媒的客观性。吃新闻这碗饭本来就是门艺术，说科学有点抬举了，或者顶多是艺术加一点科学吧。
事实与假设之间的关系，可比之狗与尾巴的关系。狗摇尾巴，还是尾巴摇狗，英语谚语所云：“有时候，尾巴也能摇狗。”事实与假设之
间是相互制约和控制的关系，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都不是深度采访/调查所需要的。
二、捕捉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可以逼近的吗？这个问题令人联想到量子物理学中那个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按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这个世界是不可测的，因为任何测量这个世界的工具或方法，均无一例外地会干扰到测量对象，而所得结果已然不客观了。所以，悲观的认识论会说，这个世界的真相人类永远接触不到；乐观的认识论则坚信，人类有能力无限逼近这个客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量子物理只是研究了其一即自然世界，其二是更为变幻多端的人类社会。新闻人要做的事情，似乎是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
从心理学上看，任何社会观都是每个观察者的心理投射，见仁见智而已。哪个记者不是以个人的视角采访，哪个编辑不是以个人的兴趣裁剪素材，哪个主编不是以个人的偏好选择刊载哪类文章？我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世界。一次，好莱坞电影人乔治．克鲁尼答记者问时狠狠嘲讽了一把CNN和BBC所谓的客观报道，他说，在西方电视台上一条三位登山者遇险的新闻会循环播报几十次，而你知道，这个世界同时有无数的生命正在遭受侵害或面临死亡。你还能说 CNN、BBC代表着客观世界吗？
客观新闻主义无疑导源于西方，诞生了CNN、BBC。但这个“客观”太过西方中心主义了。只是，在采访或抓料、捕捉中，你尽量保持某种价值中立。新闻采访不只是话筒或录音机。而无论是麦克尔．华莱士与风云人物的唇枪舌剑、谈笑风生，还是人类学家潜入非洲部族、融入原住民生活细心体味，无不带有操作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心理投射。电影《声名狼藉》对所谓“价值中立”式的客观报道方式提出挑战。电影讲述了西方“报告文学之父”杜鲁门．卡波特的另类故事。卡波特受《纽约客》杂志之托采写一则凶杀案故事，通过深度卷入案犯内心深处，竟然发现人性根本上有莫大的相似之处。卡波特最终写出来的《冷血》与其说是一份深度报道不如说是一部小说。但作者自已以为，这种小说式写作更“客观”地接近了案犯的心理事实。
综观新闻史，的深度报道除借鉴文学笔法外，对社会学、人类学的手法也是采取“拿来主义”。这里不妨穿插着盘点一下各种方法：
1.民族志/田野法。此法关键在于进入角色，深度卷入又保持价值中立。人类学的通则之一就是：“只有当深度卷入另一种文明之后，你才能明白自己的文明是什么。”实际上，这讲了一个事实与假设互为观照的辩证关系。
新闻报道的观察法/体验式报道相当于上述田野法，一
种诉诸采访者感觉器官以及延伸物的手法，取决于操作者的思想因素、知识因素、心理因素、生理因素等。
2.直面采访法。即通常记者采用的拟好提问纲目、揣摩对方反应及时调整提问的采访法。此法要求既要尊重对方又要防止其天马行空、不着边际。面对面采访，好奇心比技巧更重要，调查性话题就好像智力游戏，逐渐深度卷入。
直面采访或访谈法、访问法，是当前新闻记者最普遍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具有双向沟通、控制性强、实用性广的特点。其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曾经的“中关村第一记者”刘韧曾总结他采访“知识英雄”们时的法则，就是深度卷入的双向沟通。刘采访时并不作记录，而是将全部经历放在探讨问题、智力交锋上。往往是，一篇精彩报道要录几盘甚至十几盘带（当时用盒式录音机），而成文不过万言而已。通常，采访逻辑是通过预设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而与高手交锋没有一定的理论准备是难以应对的。刘韧后来将这类采访集结成书《中关村方法》。
3.电话采访。此法在美国新闻界被称为“快餐式采访”。如果按深度分级别，田野法的深度胜于直面采访法，而直面采访法又胜于电话采访，电话采访则胜于MSN采访。但电话采访的好处也不言自明，可以大面积、大批量操作，可以省却舟车之苦和时间不便。对于难言的话题，电话的距离感反而能让沟通双方放松心态、畅所欲言。《新周刊》的电话访谈栏目“世界观”算是一个成功尝试，常使受访名人敞开心扉、将箱子底里的人生感悟都讲了出来。4.文献法/二手资料法，百度法/谷歌法。社会学意义上的文献是指一切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其本质是记录一切知识的载体，包括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的人类知识的载体。网络发达的今日，上述文献纷纷搬上虚拟空间。搜索引擎网站的宏伟的计划就是在网上建无所不包的图书馆。可以不客气地说，百度法/谷歌法正使新生代传媒人越来越懒，新闻器官越来越萎缩。有些文章甚至是一批关键词搜索后整合出来的结果。当然，积极方面的意义是现在实施任何采访之前，记者都能够通过百度法/谷歌法做足事前功课了。
5.书面采访法。一般针对“大人物”或时间不便的重要人物。中国通常的情况是，由受访人物口授、助手或秘书帮助整理完成。与电话采访相比，书面采访可以使对方有较充裕的时间思考问题，回答正规、措词谨慎。优点是突破时空限制，缺点是与一般新闻原则相背，不得已而为之。
6.问卷法。由于抽样理论的发展，样本代表性、精准程度越来越高，使之
成为最科学的舆论调查方法。目前业已被报刊、网络等媒体借鉴利用。例如，“新浪调查”甚至成为该门户网站的一项利器，使之一下子有了独立的民间价值，调查结果每每被传统传媒、学界、政府研究机构广泛引用。
问卷法的优势除突破空间限制外，便于对调查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将主观偏见、思维干扰降低到最小，使其科学性排在众多方法之首。且具有匿名性，是西方政治选举各方精心利用的武器，也是制定宣传策略的依据。当然，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也善用此道。
缺点是只获得有限的书面信息；不适合文化程度低的群体；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比较低；就新浪网上调查而言还存在着取样代表性的难题（仅代表愿意点击者而非网民全体）。所以，问卷法通常与典型个案采访/调查相结合，以得出互补效果。
值得指出的是，问卷法的抽样原则不独对问卷法有意义，对如何科学抽取采访对象也是重要的，否则，可能导致偏听偏信，被某类受访对象误导。抽样原理有专门论著，此处不赘述。
7.座谈会法。市场研究学称为兴趣小组法，新闻学又名调查会,是记者邀请一些人士，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本着同一主题对与会者进行采访。优点是头脑风暴、激发思路，缺点是多数与会者的看法易受意见领袖左右。
三、集成
素材采集上来后，编写报道跟小说写作的分别又在哪里？同样的原料在不同厨师手中可以做出不同口味的菜式，同样，即使一同去的采访，编出的稿子也是千差万别。
所谓好看的新闻要求二点俱佳：既要有丰富的细节，又要有严谨的逻辑，缺一不可。实际上，按细节与逻辑可分出四等文章：一等文章既有细节又有逻辑，二等文章有一堆细节但逻辑不清，三等文章有逻辑但干巴巴无细节，四等文章既无细节又逻辑混乱。
通常的比喻是记者要像蜜蜂和啄木鸟，而不是吸尘器、扫描仪，有选择地、精准地、代表性地挑选素材。但这只是第一道将垃圾挡在门外的关卡。第二道关卡在于如何编制这些素材使之成为端得出去的故事。在这一方面，记者又要向小说家或社会学家借鉴了。
曾经的“京城第一财经写手”王安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说，让乏味的题材生动化，少用解释经济术语，少用数据，要用也需显示所用数据的重要性，把经济报道写得有人情味，等等。这里又要提一下社会学想象力，如何将采访的素材与现场感觉、过往经验、宏大背景和相关理论关联起来，穿插于小场景与大时代之间，是颇考记者功力的，这也正是杂志这种报道方式优于电子视频媒体的关键所在。这里还要提一下文学情怀，故事再好
，没有一定的渲染是不好读的，当然，文学化思维就免了吧。
名记者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被作为讲解采访技巧的典范作品。其中不乏文学手法，文学的视点使其新闻作品更具穿透力，更善于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和剥离事物，展现出了许多记者“看不到”的东西。她经常运用想象力将原本不搭界的场景拼于一处产生强烈新闻效果。法拉奇是新新闻主义的成功实现者。
在国内财经类报纸上，你也会看到这样的故事开篇：
最近，Linda把一声响亮的“我靠”拍到了老板脸上，为此，她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接下来的时间，她感到悲惨和孤独。与上海淮海路写字楼里那些白领一样，Linda在网上忧郁地打着字：“工作压力使我没时间找朋友倾诉；电子社会也没建起什么来。”„„（“探寻中国网络社交背后的现实社交模式：这么近，那么远”，《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4-09）。
可见，财经报道未必是干巴巴的大讲财经理论和逻辑关系。除文学化写作外，编制好看文章的要领早已被概括如下：
1.利用好一手采访素材。新闻写作可以被看作是两次改写：被采访对象有选择、有侧重地复述“事实”，记者再对这个复述进行有选择、有侧重的复述。记者通常处理方式是：将口语变为书面语，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话题体变成故事体；冗余部分删除，留下精彩个性表明立场的话语，经典处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
2.善于作要点笔录。采访是记者与被采访对象高强度的智力交锋与交流，全神贯注、穷追不舍、斗智斗勇式的细节式采访，为便于后期整理，要点记录是必需的。不可完全依赖录音机，有时录音是最能淹没真相的了。作现场笔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理顺故事逻辑的过程，使未来文章框架初具雏形。
3.利用好二手资料。二手资料不仅可以交叉验证一手资料的真伪，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后来的新闻作品比前作更扎实厚重、丰满完善。面对纷繁庞杂的二手资料，以事件为线索整理出编年；以人物为线索整理出简历。二手资料的穿插引述亦最见记者功底。新手往往对于庞杂的二手资料惘然不知所已。
4.多次修改。第一遍修改为结构调整。确认小标题、段落前后秩序没问题后，注意力要放在自然段落间的先后秩序、语句顺序的调整。第二遍修改为字词句的润色。少用形容词、多用名词与动词、用虚词统领文章节奏、被动句变为主动句、长句分割为短句，主谓宾均衡避免大头小尾，如此等等。通常，将文章放上一两天是有益的，让文章冷下来，让自己冷下来。只有脱离了写作时的激情状态，作者才可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
对文章进行冷静修改，一层一层剥开逻辑的核，并突出立场与观点。删除过激之语，使文章具有平和的文字美外，更具令人拒绝不了的逻辑力量。
结语
所谓深度报道、深度采写、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体验式报道，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深度报道像是完成一项侦探任务，先有假设推断，后有搜索证据，最终排除或确认凶手。整个过程需要胆识和勇气、嘴利和脚勤，还需要一点社会学的想像力。先是：你找到故事了吗？然后是：你抓到凶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