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建设经验启示

瑞典社会建设经验启示（通用6篇）

篇1：瑞典社会建设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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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2332

P数：2P

瑞典老年社会福利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文/黄加成瑞典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早在1996年，就已成为世界上25个高度老龄化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实现“老有所养”，瑞典把对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作为政府的责任，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为各国广为效仿的养老保险模式和老年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了一套由国家承担的比较完善的高福利养老保障模式。

规范的老年社会福利管理体系

对于老龄工作，瑞典实行的是中央、省、市三级分权管理。国家议会和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方针，通过颁布法律和财政投人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各省议会负责制定卫生和医疗政策；市级地方政府的责任是贯彻实施老年福利服务政策，提供各项具体的社会福利服务。另外，由国家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和其在各省的行政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社会福利服务项目)对各省及市的社会福利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和评议。

瑞典政府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事务部负责老年保障事务，具体的管理服务环节则由社会养老机构中介组织来承担，如社区、各种基金会、老人院及老人协会等。瑞典国家养老服务工作机构设在卫生部。地区和县配置相应的工作机构，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健康和社会照料服务等工作。县级政府将有能力、有经验、有爱心的人聘用到社工组织中来。社工组织对当地政府负责。社工组织负责对本地区老年人收入、健康状况做出评估，并就老人应不应该享受服务及补贴做出决定。照料服务的次数和范围根据需要而定，有的是只提供一个月一次照料服务，有的则一天里要提供几次照料服务。

健全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在瑞典，养老金制度惠泽每个社会成员，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保证。养老退休金包括基本年金和附加年金，大约为退休前工资的70%，再加上老人平时的积蓄，老人退休后，一般都能过着富裕的生活。瑞典现退休人员平均每年可领取基本年金和补充年金约11-12万克朗，其中基本年金约7.2万克朗。政府统一发放基本养老金为养老提供经济保障，所有定居瑞典的人，年满65岁的就可以根据居住年限领取数额不等的养老金。

政府对所有低收入退休者提供住房补贴。地方政府提供分级的医疗服务保障，老年人退休后仍能享受象征性交费的医疗服务，并享受两种特别医疗保健服务：一是请医生、护士到家看病；二是长期住院治疗，各医院都为老人设有相当数量的专用病床，保证他们有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居家的老人生病，可以得到家属的照顾，照顾老人的家属可以得到适当的津贴。老人若无亲属照料，可以享受护士的照料，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得到国家免费提供的服务。长期住院或进行有难度的手术等，老人去医院就诊，只需交挂号费和少量医药费，其它绝大部分费用由当地保险机构支付。

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2002年，瑞典颁布了新的《社会福利法——2002年1月以后你将有哪些权利？》，明确了国家老年福利政策的目标：确保老年人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独立生活并有所保障，得到社会的尊重，享有良好的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法案明确规定老年福利政策必须为老年人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独立生活创造条件。当老年人无法独立生活时，则可以申请人住老年福利

机构，由专业人员提供照料服务，并由国家负担开支。

为了“最大限度地让老年人住在自己家里养老”，瑞典政府规定，由地方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保障，在地方建立政府服务网，市级社会服务部门负责安排居家护理服务，根据社区大小，设立不等的家政服务区，开展社区服务、定点定期上门服务，满足社区老年人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瑞典社区服务，根据老年人的需要设立不同的服务机构。一是家庭帮助服务中心。由一般工作人员、护士、社会工作者组成，提供24小时的上门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冬季扫雪、理发、洗衣、做饭、生活监护以及到医疗护理等；二是日间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日间聚会、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场所，让老年人进行各项康复锻炼、健身和娱乐活动。三是日间照料中心，轮流接纳生活在社区家中的老年痴呆患者，让照料他们的子女和亲属一周内有一个休息的日子。在瑞典，全国参与社区服务人数近25万人，有50万老年人在社区享受到细致、周到的各种照料服务。

多层次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

按照瑞典《社会福利法》的规定，市级地方政府须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兴建老年福利机构。各地在建设老年福利机构时都遵循“尽可能让老年人独立生活在自己的寓所”的原则，竭力做到使在福利机构中的老年人像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老人们可以自行选择不同的单元房。人住时，还可以搬来自己的家具和个人用品。目前，瑞典全国有7%的65岁以上老年人长期生活在各类福利机构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中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更高达17%。瑞典的机构养老服务设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入户服务公寓（Service-homes or service-flats）：入住老年人租住一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单元房，由市政府社会工作部门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各项入户服务。

二是老年公寓（Old people’s homes）：生活无法完全自理并需要经常性照料的老年人，可以租住面积不大但是带卫生间、客厅和餐厅的单人间。工作人员将提供24小时的照料服务，定时提供膳食。

三是疗养院（Nursing homes）：配备训练有素的护士专门负责照料患老年痴呆症、晚期重疾以及需要经常性医疗护理的老年人。

四是类家庭（Group homes）：一种选择性的福利机构，主要收住存在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一个类家庭通常人住6个老人，各自有独立的房间，有专业工作人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提供24小时服务。

瑞典高福利的养老保障建立在经济发达、国家富有的基础之上。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未富先老、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分布不均衡、为老福利服务设施缺乏等基本国情，在国家财力和政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国的老年社会福利只能是低水平的，走瑞典式国家高福利的养老保障的路子并不现实，我们应学习与借鉴瑞典在老年社会福利建设方面的经验，努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老年社会福利体系。

篇2：瑞典社会建设经验启示

一、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加强领导

××市为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二元结构，全市人口1060万，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而我市也为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二元结构明显，农业人口比重大，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市的经验对于我市加快经济发达区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市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绩，首先源于该市党委、政府对发展形势和地方实际的科学判断，源于对城市化的正确认识。该市主要领导多次提出，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境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全市上下思想统一，认识到位，从而为上下联动，左右呼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我市最近几年也高度重视城镇化的发展，市委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明确了目标、任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经济发达区域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和认识还不够深入、系统，对其内涵理解还不够透彻。通过对××市的调研，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尽快转变观念，寻求适合我们自身特点的发展思路。

在组织领导上，有必要借鉴××市的经验，成立由区（市）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工作机构，确定分管领导具体抓这项工作。同时，要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和对群众的宣传力度，使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对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刻内涵有更深的认识。

二、因地制宜，正确选择适合我市实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市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建设上大胆创新，超前运作，所推出的国色天香模式、五朵金花模式以及安仁模式，以土地流转制度为核心，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我市地域面积广，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何结合各地区实际，选择正确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应该说，××市所推出的国色天香模式、五朵金花模式以及安仁模式，在我市都具有推广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要深刻分析各地区发展实际和自然条件，寻找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我市在都市区部分地区也探索出了一些成功模式，例如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发展“农家乐”特色经济，这些做法都亟待归纳总结和加强引导，提升档次。

三、抓住重点，加快我市经济发达区域和近郊区新农村规划编制

××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中，十分重视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切实将城乡规划放在基础和龙头地位。××市在规划编制方面的经验集中体现在：一是明确提出城乡规划全覆盖理念；二是注重在规划编制中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明确分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重点，凸现区域经济的特色；三是注重推进镇乡规划和村庄整治规划的编制，直接指导新农村村容整治工作。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市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快速推进，规划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到目前，都市区新一轮总规确定的82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中，已有460平方公里实现控规覆盖，其中两山之间的主城核心区及山外主要拓展用地如大学城和茶园地区等已基本实现控规全覆盖。另外，在编控规220平方公里，也即将形成成果。都市区单独编制的36个小城镇规划，除极个别城镇因特殊原因适当延后外，其余均基本完成。这些为都市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规划基础。

但是，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控规编制，特别是加快城乡结合部和城市拓展新区的控规编制工作，尽快实现都市区控规全覆盖；积极做好控规维护和更新，增强规划的指导性和权威性。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快城市综合交通、市政设施、公共设施、环境资源保护等重大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切实引导都市区城乡协调、健康发展。

另外，要结合我市实际，尽快开展农民新村规划编制和都市区范围内农村新型社区的规划工作。试点启动村庄整治规划编制工作，特别是充分借鉴××市的成功经验和我市亚太市长峰会环境综合整治积累的宝贵经验，尽快出台适合我市实际情况的村庄整治规划编制导则，引导村容整治工作。

四、完善规划管理体制，强化规划对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指导力度

××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新农村的战略中，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规划工作，打破城乡规划分割的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管理新体制。该市理顺规划工作关系，将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的村镇规划管理职能划转市规划局。不断健全城乡规划管理机构，在主城五区设置规划分局，负责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实施管理工作。设置××市规划执法监督局（市级行政二级局），负责全市城乡规划监督管理工作。市规划执法监督局由市规划局管理。设置市政府派驻区（市）县城乡规划督察专员。注重加强镇乡规划管理，设置区（市）县政府派驻镇（乡）规划助理员。这些举措对我市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市规划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特别是都市区规划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为规划管理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目前都市区规划管理体制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乡镇一级规划工作机构薄弱，导致了乡镇一级规划管理的缺失。目前，都市区规划管理范围由2002年前的2500平方公里扩大至5473平方公里，新增96个镇乡，均无专门机构，无专职人员，无经费来源。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了都市区的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不利于新农村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在继续坚持和完善都市区城乡一体化规划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切实加强乡镇规划管理机构建设。都市区内的每个建制镇，均需要建立规划管理办公室，形成“市局—分局—规划办”的城乡一体化管理机构体系。同时，为加强规划的统一管理，强化对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规划指导，需要进一步调整村镇规划管理职责，建议将村镇规划管理职责，统一划归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对远郊区县，目前大多数区县未设立单独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规划管理的行政职能仍由建设主管部门代行。而镇乡一级的规划管理更是严重缺位，从而导致规划无法有效监管。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区县城乡规划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按照城乡一体、集中统一的要求，帮助其健全城乡规划管理机构，将规划管理职能延伸至镇乡。应尽快帮助万州、涪陵等区域性中心城市，按规定成立独立的政府序列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稳步推进行政辖区人口超过50万人的区县，按规定成立规划局；帮助辖区人口不足50万人的区县，根据需要参照设立规划局，或者完善现有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划管理的职能职责。积极帮助各区县在其辖区特大镇，建立规划办公室，其它镇配置专职规划管理助理员，建立起“区县规划局—规划办（规划管理员）”的管理体系。

五、抓好试点，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效应

篇3：瑞典多维度廉政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中国的反腐防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既有显著成效,也存在相当大的不足。当前腐败的特点是四高,即发案率高、涉案金额高、腐败分子级别高、查处难度高。学习瑞典的廉政建设经验,能对中国治理腐败带来有益的启示。

瑞典的政治清廉是与其多维度的廉政建设是分不开的,包括了政治、法律、社会几个方面。

一、限权和监督是廉政建设的基础

瑞典是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其政治体制的根基是强调公共权力起源于人民,人民授权于议会,议会授权于政府。人民通过代表制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委任给议会议员,议会通过问责制制约平衡政府权力,政府通过任命制控制整个行政系统,官僚组织执行政府的决定,其执行效果和效率再由人民通过民主链条反馈。人民始终是权力和权利的核心,也是反腐的重要力量。为了防止腐败,瑞典在自身政治结构建设中设置了多维的权利制约机制。

议会监督是瑞典政治结构中的基本机制。瑞典实行比例代表制、多成员选举制,政党按照所获选票的比例获取议会中的相应席位。获得席位的政党再按照一定的比例组阁,建立政府,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负责监督政府工作,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出不信任案,要求政府下台。因此,议会监督制度为议会进入腐败事件监督提供了可能,议会可以就腐败问题质问政府并要求给出适当的解释,必要时,可以要求重组内阁,这对防腐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政党监督也促进了瑞典的廉政建设。西方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就是政党权力之争。瑞典目前主要有八大党派,为了获得议会中的席位,八大党派之间会相互联盟,获得选票后联盟政党共同组建内阁。政党之间的监督是非常严格的,党员的腐败很容易成为其他党派攻击的把柄。特别是执政党内部的腐败更可能被无限放大,导致政府垮台。

二、规范与维权是廉政建设的保障

瑞典特有的法律监督体系为反腐工作也提供了大量的保障。瑞典先后制定了《反行贿受贿法》、《审计法》、《新闻自由法》等,对政府和公务员的行为都有严格的界定。瑞典的司法系统是法院和行政法院并列的体系。也就是说,瑞典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院和审理行政案件的法院是分开的,但是两者的层级机构设置基本一致。法院独立审判案件,不受行政和立法权的干预。这对防腐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可以看出,瑞典的司法权并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司法权,行政案件主要还是行政法院审理,政府干预。这种司法体系在预防腐败的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缺陷。政府很有可能将腐败问题内部化,这也是瑞典生活中,大部分的腐败案例发生在市议会和县议会中的重要原因。

特有的申诉专员制度确保了瑞典的廉政建设。申诉专员制度是瑞典独创的机构设置,主要是处理生活中的歧视案件、监督政府和法院。1809年,瑞典建立了议会申诉专员办公室,以后几年里,申诉专员的设置陆陆续续增多,逐步扩大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儿童服务。任何瑞典的公民认为自己受到了政府的不公正待遇都可以向申诉专员投诉。不仅如此,瑞典申诉专员还会主动去调查政府数据报告,深入群众,解决一些个人、组织团体之间潜在矛盾。瑞典申诉专员每年平均会受理7000件申诉案件,公民可以直接检举、揭发腐败行为。一般情况下,申诉专员可以要求政府减少犯错官员的薪水,严重情况下,申诉专员可以直接起诉公务员。申诉专员由政府任命,但是独立于政府和政党,其预算和任务都是由法律规定。任何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都可能成为申诉专员调查的对象。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国家是公民的对立面,国家权力的扩张就是对公民权利的约束,因此,西方理论学者特别注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保护。申诉专员制度就是对个人权利保护的一种体现,为处于弱势的群体提供了权利救济渠道,同时,又将公权力置于公民的监督之下,真正体现了权源于民,权为了民的思想。

三、自由与参与是廉政建设的环境

瑞典人民热爱自由,并能够运用法律保护的自由权利来表达和实施自己的廉政需求。瑞典是成文法典国家,宪法由四部法律组成,其中,出版自由法和言论自由法是两部基本法律。媒体言论的自由有宪法的直接保证,而享有言论自由的媒体监督是瑞典防止政府腐败的重要措施。在西方,媒体已经成为三权分立中第四股制约公共权力的力量,媒体通常会将政府腐败行为公开化,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瑞典的媒体基本都实行市场化运作,言论自由。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大众媒体往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政府行政过程的各大丑闻,并放大成社会效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普选时期,虽然媒体往往成为各大政党美化自身,丑化其他政党的重要手段,但在客观效果上起到了对腐败吓阻和警告的作用。

瑞典特有的社会意识对廉政建设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瑞典是一个女权主义国家,妇女在议会中占45%的比例。不仅妇女参政意识强烈,似乎瑞典的公民不论大小都倾向于参与政治。虽然最近几十年西方政党党员人数急剧下降,但是瑞典参与选举的人数比例却一直很高,2010年达全国人数的90%。如果政府有了腐败案件不加以处理,公民也可以成为反腐的主要力量,他们可以走向街头组织游行示威,给政府施加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参政意识,促进了瑞典公民关注政府的动态,也关注政府的廉政建设。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以外,瑞典的文化和政务运行模式在廉政建设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瑞典政府政务奉行的公示原则。政府实行公开化、透明化的运作和管理方式。任何公民可以随时要求查阅政府的公文文件,政府任何的文件都必须注册备案,以备公民查看。政府的公文,除了法律规定的为特殊机密外,其他的一切公文都应当接受公民的监督。部分被规定为机密的公文,记者还可以要求工作人员告知其内容,但是记者必须保密[3]。在这样的制度管理制度运行下,腐败的发生的频率就会大大的减少。

四、瑞典廉政建设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财富在不断地增加,如何在财富增加的同时,保证这些财富价值的有效性,如何预防、监督政府的腐败,保证政府的廉政,这些都是摆在中国发展面前的难题。虽然瑞典和中国采用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有所差别,但是他们同为治国之道,也有相通的地方。中国的发展也可以建立在吸取瑞典廉政建设中精华的部分上,再结合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之路。

廉政建设需要多维度实质配合。中国的廉政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却是往往相互不兼容的。因此,中国要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进行结构优化,有效实施依法治国,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监督作用,强化清廉文化的价值,并一定要使这几个方面交互作用、彼此支持。如果这几个方面形成实质性联动配合,中国的廉政建设将会出现这样精彩的一幕:一旦发现贪腐行为,在没有官本文化的压力下,公民会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的渠道通畅,社会媒体及时跟进,详细报道;政府迅速启动调查和问责机制,依据相关法律做出裁决;最后,蔓延的腐败现象得到了遏制,中国的国家清廉指数大幅上扬。

现实中国的廉政建设形势严峻,治理腐败需要的是合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合力,也包括中国已有经验和世界先进经验的合力,还包括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民族复兴国家和平崛起的合力;这些合力经过有效协调,一定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维度廉政建设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http://www.transparency.org[EBOL].透明国际网.

[2]反腐败形势为何依然严峻[N].南方日报,2012-10-10.

[3]Larsson,Torbjrn and Bck,Henry(2008).Governing and Governance in Sweden.Lund:Studentlitteratur.

[4]Bale,Time(2008),European Politics.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2nd edition.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

篇4：瑞典的廉政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摘 要]北欧国家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在廉政建设方面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其中瑞典更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瑞典在监督体制、信息公开、文化建设等方面彰显出自身的特色，构建了先进的廉政体系。瑞典反腐败的很多做法值得借鉴，在扬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发展廉政文化、深化信息公开等渠道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开创更为有利的反腐新局面。

[关键词]政务公开；社会诚信；监督体系；瑞典

[中图分类号] D75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8-0057-04

瑞典作为典型的北欧国家，在廉洁程度和反腐败领域一直保持较高的口碑。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12月公布的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报告，瑞典以89分与芬兰并列第三，而中国只以40分排在第80位。[1]在反腐败斗争日趋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瑞典的廉政建设模式对我们推进本国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瑞典廉政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积极推进立法，构建法律体系。瑞典作为典型的北欧福利国家，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相当先进。早在20世纪初叶，瑞典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方面的法律，强调预防和惩治相结合。1919年、1962年、1978年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2]在刑法的有关条款中，对受贿罪作出明确规定。1977年修改了第二十二章第二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将贿赂犯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公务员扩展到企业的职员；1999年，再次对该条款作出修改，使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展到欧盟委员会成员、欧洲议会成员和欧盟法庭的法官。瑞典法律还明确规定，不仅要惩罚受贿者，根据情节轻重可以对受贿者判处罚款直至最多六年的监禁，而且必须惩罚行贿者，凡构成行贿罪的，一律判处罚款或二年以下的监禁。这些立法对有效预防腐败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此外，瑞典在民主平等、新闻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三个重要方面也积极立法，根据这些法律规定，瑞典的各个职能机构、新闻媒体和公民都有权依法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监督，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保障了监督的实效性。同时瑞典的各个监督机构都相互独立，彼此不存在隶属关系，可以依法独立开展工作，彼此有效地从业务角度进行相互制约和监督。

（二）落实政务公开，提高透明程度。政务公开，信息高度透明是瑞典廉政建设的一个突出方面。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展信息公开工作的国家之一，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信息公开的原则，比美国早了200余年。根据这项原则，任何一位瑞典公民都有权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要求查阅该部门的所有文件及相关政务信息，包括财务方面的文件（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和法律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除外）。如果有任意公民怀疑某位政府官员公款私用或者挥霍公共资金，就可以向监督部门或媒体举报，随后有关方面就会立即开展调查。任何部门或个人都无权调查举报的来源，受理举报的部门或媒体在法律上有义务为举报人保密。同时，瑞典作为信息技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不仅推行电子政务，还实行信息公开和财产申报制度以及金融实名制度。任何人想了解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的收入情况，可以直接给税务局打电话咨询，税务局并不查问。正是这种将公开透明做到极致的做法，使政府各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完全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最大程度地杜绝了贪污受贿现象的发生。这种公开透明的制度也强化了公职人员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保证了瑞典政府各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的高效廉洁。

（三）监督体系完善，制度针对有效。瑞典的监督体系相当完善，主要包括党派监督、议会监督、政府内部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复合型的监督体系中议会监督体系即监察专员制度尤为受人关注。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由议会专职监督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制度，被誉为反对官员腐败的“一大杰作”和“对世界统治艺术的贡献”。根据法律规定，监察专员全部由议会选举产生，候选人要求无党派且熟谙法律、正直可靠、社会威望较高（通常是律师或法官），任期4年，可以连选连任。议会监察专员的职责主要为监督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司法活动，享有调查权、视察权、建议权和起诉权。他们受理民众的举报和申诉，并对其中重大的和可疑的问题进行调查。近年来，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署每年受理投诉近5000起，对其中20%进行调查，提出批评等处理意见的约占10%-15%。[3]监察专员视察和调查后，可以随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且建议一般都会被行政主管部门采纳；如果未被采纳，监察专员可以向议会有关委员会报告情况，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通过舆论压力促使问题得以解决。对于调查或视察中发现的确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官员，监察专员甚至有权向法院直接提起公诉。由于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很好地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因此，行政和司法系统中的腐败现象一般很难成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也逐步增强，社会矛盾得以缓解。

（四）突出社会诚信，引导价值取向。完备的社会诚信体系是瑞典社会追求的目标。国家把个人的信息联网成一个系统，可以备各监督部门随时查阅。在瑞典，每个公民的诚信记录，对于其能否立足于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在任何时期、任何领域违纪违法的不良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而且这种记录在就业、晋职时都将放在重要位置进行考虑，对个人前途产生极大影响。在这种视诚信为生命的社会氛围中，公职人员倍加重视自身形象，在公务活动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都会要求自己自律检点。同时，以议会监察专员为主的监督机构在视察过程中，对违反相关规定的政府公职人员并不都是诉诸法律，处罚主要是通过进行批评、提出建议。但是，被批评的部门和个人却都非常重视，因为他们都害怕留下任何污点、失去社会诚信。一旦留下污点如受到开除处分的公职人员，虽然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不允许再找相应的工作，但由于有不良记录，在就业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瑞典如此重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社会和公民的价值取向积极正直，推动了整个国家的道德建设，也造就了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二、瑞典廉政建设的主要特点

（一）监督体系网络化。瑞典在司法、立法、行政三权相互制衡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分工合作，使各部门建立起完备系统的廉政监督制度。全国二百多个部门，大部分都有相应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实施对本部门的监督。同时议会监察专员办公室、国家纪律处分委员会、司法办公室等机构积极受理投诉，构成外部有效监督。各种监督制度又相互衔接，最终构成网络，形成合力。网络化不仅提高了监督实效，也有利于发现问题，及时堵住制度漏洞。1995年，瑞典前副首相萨林女士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引起非议而被迫辞职。此前，政府官员可以直接使用公务信用卡消费，自从丑闻曝光后，瑞典出台新的制度规定，杜绝用公务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的行为。[4]萨林的问题暴露了制度的缺陷，但在网络化监督的环境中，漏洞无所遁形，会在第一时间得到弥补。

（二）公众参与广泛。公众积极参与，整个社会进行监督是制度执行的有力保障。瑞典的民众公民意识强烈，大多追求公正、公平的价值观，将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当成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的高税收制度导致纳税民众非常关心政府如何使用税金，所以瑞典民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积极性非常高。无论是吃饭自带烈酒（瑞典是个禁酒的国家）、超速行驶、还是学龄儿童失学，政府机构都会遭到投诉举报，如此，公职人员就始终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瑞典民众还通过参与工会等社团组织发挥监督作用，这些组织代表会员的利益独立行事，一旦发现政府有侵权和不作为行为，工会既可以向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投诉，又可以直接进行公开批评。正是由于瑞典的公众参与度如此之高，才造就了其稳定良性的外部监督环境。

（三）文化价值观成型。正确的社会价值理念，为推动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提供了文化依托。在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奉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以公平、公正、平等为自身追求的价值理念，由于其价值体系和理念深入人心，逐步成为瑞典人最为崇尚的精神品质和社会主流行为规范，民众都自觉以贪腐为耻。在瑞典民众看来，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是平等的，都希望且有权利得到公正的对待。假使个人收受贿赂或贪污腐败获得好处，就反衬出他人遭受到不公正待遇，这是无法原谅的，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规范并影响着瑞典的民主政治。瑞典公职人员清正廉洁和克己奉公的职业道德来源于自身认可的公平、公正的社会道德，而他们所投身的政府部门的道德取向又反过来示范和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趋势，两者相互推动、相辅相成。这种积极、公正而又带有先进性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有力地支撑着瑞典政府的廉政建设。

三、瑞典廉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廉政建设。瑞典的监察制度如此高效，虽然得益于其完备的监督体系，但是其中议会专员监察体系最为有效。如前文所述，专员拥有调查权、起诉权等，并可以通过媒体等公开渠道“强迫”单位接受改正意见，分析其运作规律。不难看出这种监督制度内含着高度的权力统一设计。因此，中国的廉政建设和监督制度要更进一步发展，首先需要从权力有效统一的角度开展顶层设计，避免权力分散后的推诿和不作为现象。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尝试，如中国第一个整合反腐败相关职能的机构——珠海市横琴新区廉政办公室，去年9月正式揭牌成立，该办公室将整合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职能，由“协作反腐”转向“整体防治”。这种新型的组织架构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精简了机构，突显出反腐败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它集合了诸多部门的职能和权限，可以有力开展反腐监察工作。应该认识到，这种类“大部制”的机制改革更能发挥纪检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为反腐倡廉的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顶层设计可以考虑利用高薪养廉的办法从侧面辅助廉政建设。福利社会和适当的高薪，为政府和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廉政建设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的。瑞典是一个高收入和高福利的国家，其高薪福利制度比较成熟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工资收入普遍较高。瑞典公务员人均月工资为2.6 万克朗（1克郎≈0.94人民币），最高15万克朗，最低1.3万克朗。[5]高额的工资收入，足以让他们过上富足、安逸的生活，由于机会成本的大幅上升，公职人员就不可能倾向于从事风险高、效益低的贪腐之事。我国目前也在进行有益的探索和改革，无论是“383”改革方案中提出的廉洁年金制度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探索实行的官邸制，都可以视作高薪养廉的表现形式。它们都从一定程度上给予公职人员更多的经济利益，由正面引导和督促他们更好地立足本职工作，拒绝贪腐诱惑的有效手段。因此，在今后的廉政建设中将高薪养廉理念和模式纳入顶层设计，目前来说是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高薪养廉的主要作用领域是倡廉和预防，对于已经贪腐的行为还是需要靠法律规章的强制性加以约束。在目前的国家法律体系中，对于官员的贪腐惩治是严厉的，但是同瑞典不同的是，对于行贿人的惩罚往往过轻。由于鼓励行贿人转为污点证人，其惩治往往流于形式。瑞典法律则明确规定，凡构成行贿罪的，一律判处罚款或二年以下的监禁。因此，我们在顶层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法律制度覆盖的全面性，“重点治污”，将行贿行为纳入严厉打击和惩处的范畴，以此规范公务交往行为，从源头上切断腐败的根源。

（二）加强诚信建设，发展廉洁文化。诚信清廉是瑞典廉政文化的显性特征。一方面，瑞典受到自身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国民普遍认为腐败行为极其羞耻，几乎没有人幻想能够通过贪污受贿来发迹。在瑞典，不管是政府公职人员还是普通公民，都很害怕污点记录。一旦个人的不诚信行为造成污点，就很难在国内社会乃至欧洲地区立足。乘坐公共交通逃票将影响一个人的生活3-5年，偷逃税更将影响10年。这无疑为反腐倡廉提供了积极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瑞典高度重视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从儿童时期就对国民进行这方面的培养，而且由于瑞典的高福利性质，其个人税非常高，因此人们格外关注政府的廉洁程度，以防自己交纳的税款被人滥用。在这样的基础上，瑞典形成了“全民监督”的环境，媒体、民众都是“检察官”。[6]这种诚信清廉的社会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我们目前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也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具体体现。因此，充分考量瑞典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从三个途径加强诚信建设，发展廉洁文化。

一是注重对青年人社会诚信意识的培养。在十八大报告中，党和国家将“诚信”明确定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也突显出它在整个国家价值观塑造中的地位。因此，通过校园廉洁文化“三进”（进课堂、进课本、进头脑），强化文化育人功能，加强青年人的诚信意识，使他们将诚信的品质内化为自己立身社会的根本，指导自己的言行，并在今后步入社会后将诚信升华为自身的公民意识，这样就可以从意识源头上切断腐败的萌芽。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典的诚信教育从儿童时代就开始的原因。

二是从严监督，促进公职人员的诚信建设。由于我国的诚信意识相对发达国家较弱，总有公职人员抱有侥幸心理，这也是贪腐事件时有发生的重要心理诱因。此时就需要纪检监察机构充分履行职能，从严监督，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通过施加外部压力促使国家机关内的公职人员秉承诚信的准绳，继而廉洁奉公。当前，我们正在探索施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试图通过公开手段有效开展监督，但是，如果没有诚信作为底线，干部申报的信息就会真伪难辨，因此这种依赖自觉的方法也会存有瑕疵。此时就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加强监督管理，不定期对个人财产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抽查，通报弄虚作假的个别干部，并于事后进行相应处罚。如此，才能从外部环境上建立起诚信的氛围，并逐步由点及面，衍化为公职人员间的诚信廉洁文化。

三是坚持正面引导，构建廉政文化大宣教格局。文化是人化的环境，要构建理想的社会廉政文化，主体还是需要正面的宣传教育来引导的。瑞典就通过历史的积淀将诚信意识深深地根植于国民思想的深处。因此，借鉴其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多管齐下，积极利用各种媒介载体发挥宣传合力，形成反腐倡廉“大宣教”格局，并通过开展形式丰富的廉洁教育活动，推动社会的诚信建设，发展廉洁文化。

（三）深化信息公开，拓宽监督渠道。信息公开是公认的有效监督手段，也是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抓手。与我们的有条件公开不同的是，瑞典的信息公开非常彻底，任意公民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公职人员的收入情况，税务局并不查问。因此，吸收借鉴瑞典的有益做法，并结合我国廉政建设的实际，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才是有效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最佳途径。

首先，要加强信息公开的主动性。瑞典信息透明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管理信息公开问题始终坚持主动原则，且在公民的监督下进行，让公民享有完整的知情权。与我们依申请公开不同，瑞典政府的决议首先公布于众，信息公开细化到操作的具体方式、政策进度和困难预估。这种主动的公开对廉政建设起到相当明显的承托作用。同时，瑞典的主动信息公开受到立法保护，法律规定公开信息是每个公务员的责任。主动公开信息是政府与国民间对话的基础，而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保障信息公开则是廉政的基石。国民不了解政府的实时信息，就无法对政府进行外部群众监督，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也就无从谈起，公职人员便有进行暗箱操作的空间，继而营私舞弊。[7]

其次，要拓宽信息公开的渠道。瑞典的信息公开渠道非常通畅，网络作为新兴媒体是公开的主要渠道。2003年瑞典即修订法令，规定网站有权公开转载政府的各项数据。各家网站便借此直接将税务机关的纳税信息链接到自己的搜索引擎上，从而创造了完全透明的神话。[8]我们要深化信息公开工作，拓宽网络渠道也是重中之重。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正式开通，标志着国家纪检监察工作开始利用网络这一重要平台拓宽信息公开的覆盖面。目前，该网站正以远超其他政府网站的点击率和浏览量发挥着自身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充分反映了信息公开渠道拓宽的迫切性。在拓宽网络使用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扩大民众监督的途径。通过对反腐败成效的民意调查，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深入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并将民调结果提交各级领导层决策。如此，即可以将民众监督的实效性充分发挥出来。

最后，要确保信息公开的准确性。作为信息公开的另一主体，媒体监督兼具实效性和时效性，但是难以避免不实报道，其造成的错误引导往往对社会稳定影响巨大。在瑞典，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建立了由报社和记者出资的新闻监察专员办事处，专门负责监督媒体报道的公正准确。任何公民和单位可就失实报道向监察专员申诉并获得道歉和经济赔偿。审视我国现状，媒体作为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却缺乏有效监督，导致党和政府的形象不断受损。因此，要探索纪检监察机关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合作可能，建立专门的媒体监督机构，确保信息公开准确到位，才能进一步推动廉政建设。

参考文献：

[1]青木. 透明国际：中国清廉指数连续三年上升[EB/OL]. 环球网，2013-12-04，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12/4627118.html.

[2]瑞典、挪威廉政建设带来的启示[EB/OL]. 国家预防腐败局， 2010-10-01， http：//www.nbcp.gov.cn/article/gjjlyhz/tszs/201010/20101000010385.shtml

[3] 阎群力. 国（境）外廉政建设与反腐败考察研究[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14-15.

[4] 李秋生. 说“北欧公务员想腐败都难”[J]. 人民论坛，2006（5）.

[5] 张本平. 瑞典廉政建设的经验及启示[J]. 中国监察，2007（19）.

[6] 孙晓莉. 国外廉政文化概论[M].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16-17.

[7] 汤益诚. 促进社会和谐的瑞典经验：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169.

[8] 宁宵宵. 瑞典全民收入公开：无隐私社会[J]. 世界博览，2010（7）.

篇5：社会救助的国际发展经验及其启示

认真借鉴西方各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经验，研究东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做法，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结合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及运行实际，是当前我国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过对有着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完备的社会救助制度的国家，包括英、美和北欧等实际情况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总结出它们在社会救助工作方面有着以下几点共同经验。

1.注重社会救助立法。立法的完善是社会救助工作的根本保证，从英国、美国的实践来看，做好立法工作是社会救助实施和改革的关键。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社会救助实施和改革的关键。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社会救助的法制建设。我国于1997年8月颁布的《关于在我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和1999年9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探索到建立的完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救助工作的立法已势在必行。只有通过立法的完备才能保证社会救助工作的正常进行，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保证，也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顺利实施的法律依据。

2.强调社会救助内容的多方面和多层次性。如丹麦分为基本救济金，住房费用补贴和特定支出的救济金；芬兰分为基本部分和一定费用的补偿部分；德国分为涵盖生活费用的援助和特殊情况下的援助；我国香港的社会救助包括了五项内容；日本的包括了七项内容。这样既有助于充分发挥最后一道“安全网”应有的保障作用，因为他是根据所需提供相应救助，又利于救助资金的合理利用。

3.立足于受助者的基本需求。如芬兰对于居民、难民、学生、军人家属有不同的规定；瑞典对单身和已婚同居夫妇的规定也不同。不同的人口数其维持生活所需的费用不同，一般情况人数越多所需资金越少。

4.有明确且稳定的社会救助资金来源。如丹麦资金来源于一般的税收；芬兰中央政府出资48%，地方政府出资52%；德国社会援助计划的资金来自国家及地方政府；瑞典社会援助由地方收入税支付；我国《低保条例》规定基本生活救助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

5.明确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注重分工协作。丹麦地方政府机构管理此项计划；芬兰社会援助的管理和监督是中央的管理部门、社会事务和卫生部的职责；德国联邦社会援助法的实施由市政府及乡村社区负责；日本各级政府负责实施，各个城市的市长负责城市贫民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则由都道府县的知事负责；我国由各级民政部门负责。

6.发挥促进就业功能已经成为社会救助发展的大势所趋。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救助的改革及其成功，给包括英国、北欧在内的世界各国社会救助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在我国失业问题已相当严重的今天，一味强调对贫困者的基本生活救助在思路上是有失偏颇的。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水平。要制定促进救助对象积极就业的扶持政策，建立救助与就业的有效衔接机制。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有了一个大框架，但其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西方社会救助的成熟经验为我国的救助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1.制度发展的动力源。首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制度建立完善的根本动力，“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社会下贱女士正式我们加快发展社会救助制度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什么相关制度建立完善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如政党及国家的意志、人民的关注情况等；制度建立以后，它的执行情况事实上还受着执行组织及执行人员个体情况的影响，当然他们的背后是管理的绩效考核及管理人员的动力激励机制等。如果再深入一步看，一个新制度出台后，必定要随着具体存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当一个新制度诞生后，我们要正确看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在它存在的条件未彻底改变之前，我们不应该轻易地全盘否定该制度，而是应积极地区改进完善。同样，当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改变后，我们也不要因循守旧，而是要及时地用新的制度去代替旧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完善也必须要遵循这样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

2.在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过程中，必须要转变观念，深入理解现代社会对贫困概念、贫困成因、公民权利、政府责任，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要着力处理好救助标准和“养懒汉”问题，避免出现诸如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等问题。

3.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社会救助的不同内容，是政府工作的职责，是社会救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纵观这些国家社会救助的内容，都包括了对低收入家庭或劳动者的救助。借鉴各国经验，我国可以设立三个部分：（1）基本生活救助金，是满足生存需要的部分。按照我国的国情，救助的程度即满足生存，每个被批准享受救助的人都可以享受，但应根据家庭户的规模在金额上有所区别，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假设1人户家庭所需的金额为1元，2-3人户则为0.8-0.85元，4人及以上户为0.75-0.80元；（2）特别需要救助金，是视需要而给予救助的部分，如医疗、教育、交通、以及老人、病人、残疾人所需要的护理费用等。它所采取的方式类似于实报实销，但规定一个人最高限额。（3）酌情发放的救助金，主要是指购买比较耐用的家用物品的资金。例如棉衣棉被，买一次可用若干年，所以可根据需要救助，当然也要根据各地的实际工作和财政能力来决定提供单列。

篇6：瑞典社会建设经验启示

摘 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出台一年来，全国各地政府纷纷加快推进和规范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一方面公众可以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起步早，实践丰富，在扶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方面有一些通行做法和经验，对推进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2-0040-03

社会组织通常指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和民间协会的集合，有时被称为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如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创新的趋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方式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通过加快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让社会组织壮大起来，对政府形成倒逼作用，理顺政社关系，推动政府向社会还权，更有利于集中精力做好政府应做的事

情。因此，分析发达国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基本做法和经验，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有价值借鉴和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达国家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做法

（一）美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做法

1.制定健全的法律体系。美国是最早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家之一，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相当完善。美国国会以《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作为政府采购的核心，其所规定的采购政策和标准都非常严格。

2.出台多种优惠、激励政策。实施报酬与绩效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以鼓励社会组织踊跃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并且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另外，政府在采购时会优先照顾少数民族、妇女等设立的组织，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参与到采购中来。

3.在多个领域开展购买。美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非常广泛。除基础建设领域外，还包括养老、就业、教育等民生方面的公共服务，数据处理、咨询服务等信息服务业，垃圾收集、路灯维修、街道维护等各个方面。

4.以合同出租为主要形式。合同出租是政府制定要购买公共服务的标准，由社会组织负责提供，政府与其签订供给合同并依据合同内容对其活动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政府的办公设施、城市道路、学校等大都是以合同出租的方式购买的。

美国政府还通过特许、招标等公私合作的方式，让私营部门参与或提供公共服务。

5.坚持透明公平的商业化运作模式。美国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始终坚持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特别重视透明和公平。美国政府可以与不同的社会组织签订不同内容的合约，促使签约的各个社会组织进行激烈但公平的竞争，最后政府从中选出最适合的组织。

6.实施严格的政府财政预算。美国政府对购买公共服务进行严格的财政预算，每笔经费都有详细的预算。一般情况下，如果采购部门没有预算就不允许进行采购，并且严禁挪用采购预算金。

7.购买过程进行信息化管理。美国总务管理局为政府购买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美国总务管理局在采购信息系统发布有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告，社会组织和企业则将自己的信息输入数据库并注册会员，这样政府和社会组织能够随时了解到相关信息。

（二）英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做法

1.重视立法和政策制定。英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过程中，一直重视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出台了很多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以便更好地发挥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作用。

2.通过竞争确保服务质量。英国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过

程中引入竞争机制，强制实行非垄断化，并极力推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对于像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成本高、风险大的领域，英国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在指定的领域必须实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公开竞标或合同出租。

3.根据购买内容制定不同合同。英国政府部门采购都是采用合同制。由于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不同性质，所以购买合同会存在很多样式。在签订合同时，政府会根据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合同。

4.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机制。英国政府在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绩效评估机制。英国政府在各部门开展能力建设，确保每个部门的人员都能明确自己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发布“公共服务协议”，明确政府部门自身的服务目的及对象，增强政府的责任感和服务能力。

5.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英国政府推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鼓励各方参与其中。在购买过程中，不断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所存在的问题加以修订和改正。

（三）日本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基本做法

1.坚持立法为先的原则。日本政府开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时间虽短，但取得了显著成效，关键在于始终坚持立法

为先的原则。日本政府在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之前，就已经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

2.注重政策的连续性。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政府在规制改革的基础上开始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日本政府内阁虽然几经更换，但每届政府都会在总结上届的问题和经验后，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各项政策制度，保证其持续顺利的推进。

3.遵循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日本是签订 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招标模式来进行购买服务。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公平、公开、透明等原则，任何社会组织不享有特权。

4.灵活运用三种招标形式。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有三种招标形式。一是公开招标，适用于高于十万日元的服务购买。二是选择招标，购买部门公告说明要求投标人的条件，筛选后符合条件的一部分社会组织进入到竞标中。三是单独招标，就是政府直接指定社会组织。原则上，社会组织要想参加公开性或选择性投标，必须要有当地政府购买服务部门的资格认证。

5.发挥政府与社会的合力。日本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政府与社会的合力。一方面，日本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指导机关是官民竞争监理委员会。其

主要成员是来自民间的私营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等。另一方面，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时，要在相应的地方进行公告，方便公开收集群众意见并根据意见及时调整购买活动。

二、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经验

（一）根据市场和社会的成熟度确定购买模式

根据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国外发达国家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倡导市场竞争和坚持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导向，鼓励社会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使公共服务供给更高效灵活。二是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欧洲模式，坚持有限市场化导向，只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采取购买的方式提供。由此可以看出，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不同模式本质上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成熟度。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产物，其核心就是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实践，以达到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服务成本的预期。市场越开放，市场机制越完善，社会组织越成熟，且基本独立于政府，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参与度越高，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越高，政府购买过程的竞争性和市场化就越充分。反之亦然。

（二）以价值判断和服务特性来划分购买范围

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学术界看法各异。最极端的观点是所有公共服务都可以外包。但更普遍的观念是，能

否外包应该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并非所有的服务都适合外包。比如：相对于政府核心职能，一般性公共服务职能更适合购买；以公共服务的可描述性、监督的难易度、服务质量的量化衡量度及竞争程度等为标准判断是否适合购买等等。纵观各国实践，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通常可以从价值判断和服务特性这个方面来界定。通常，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的公共服务主要是那些需要更多的责任感、需要更多个性化和志愿服务、无利可图或只产生微利的服务，大多集中于环保、卫生、教育、扶贫助弱及社区服务建设等公益领域。

（三）灵活运用多种购买方式

根据竞争程度的不同，合同制可以分为竞争式招标购买、有限竞争协商购买和定向购买等几种的情形。发达国家倡导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鼓励其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因而普遍采用竞争式招标购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于一些特定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则向指定的供应机构进行定向购买。补助制是由政府拿出财政资金补贴给服务提供者，以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租借场地等方式资助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凭单制是政府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围绕特定公共物品或服务发放消费券、食品券等，由消费者自主选择可以接收凭单的服务提供者。社会效益债券，也称作基于绩效给付的债券，是指向外部投资者筹资，资助社会项

目，项目成功后投资人可获得回报。社会效益债券首次推行是在英国。发达国家政府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有效降低了服务供给的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改善了服务质量。当然，取得这样的效果，也离不开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有效监管。从实际情况来看，各国通过登记、税收、预算、审计、绩效评估、司法等多种方式形成依法监管的合力。

三、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启示

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改革的成果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对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中国政府来说，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有效改善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健全法律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呈现零星推进状态，大多数服务领域和地区进程缓慢，并且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或隐患。另外，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活动的主要依据是《政府采购法》，然而该法侧重规范政府购买货物、工程项目等内容。只有加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法制保障，才能提高购买服务的规范化程度并确保购买服务的效果。健全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坚实保障。随着购买公共服务的日益推进，政府须尽快出台全面、系统的法律法规，或者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制度规范，明确规定购买主体与客体及二者关系、购买内容与范围、购买方式及限定条件、购买效果评价标准以及购买行为发生后的救济途径等，方能保证购买过程的规范与结果的良好。

（二）培育引导社会组织

2013 年 5 月 13 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构。这样既能加快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又能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对企业、老百姓和政府，都是“惠而不费”的好事。社会组织发展成熟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高低。我国的社会组织存在数量较少、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尚难以承接更多的公共服务。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一方面加快减少对社会组织的行政性干预，增强其独立性，逐步让渡一些公共服务职能由社会组织承担；另一方面通过贷款、税收、人才、场地等多种优惠措施大力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不断壮大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质量。同时，政府要继续保持对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合法性、有效性等进行监管，使社会组织演变成政府的“另一只手”。

（三）建立规范的购买程序

首先，必须确定目前公共服务的供需情况。公众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所购买的服务内容之间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与执行中的偏差，这将是影响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广开渠道，全方位、多方面收集社会和群众关于公共服务需求的信息，切实了解社会需求，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从而确定需要向社会组织购买的公共服务项目、数量和质量。

其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必须严格规范。政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开进行招标，严格审查，平等竞争，择优购买。制定购买的价格标准时，除考虑当地的财政能力、物价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外，还应适当维护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利益。必须提高采购资金预算透明度，并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规范政府购买行为，避免暗箱操作或权力寻租。

（四）提高数字化水平

对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追求高效优质的服务。首先，从市场信息库、用户信息库、合同数据库等逐步建立起政府购买的相关数据库，提高信息化水平。科学、权威的数据库，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面的变化情况，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科学依据。其次，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电子化水平。有步骤地推行网上招标、投标、评标、竞价等电子化购买方式，积极探索预算、购买、支付、统计等系统的有机整合，构建便捷、高效、优

质的数字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五）完善评估监督机制

在经济利益驱使、制度存在漏洞等情形下，购买过程很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甚至腐败问题。因此，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估监督机制，杜绝监管空白和例外，意义重大。

首先，建立从政府部门、服务对象、社会公众角度建立全方位监督评价机制，使整个购买过程都处在监督范围之内，力争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其次，建立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各个环节以及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每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的审计、监察和绩效评估，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再次，重视第三方监督。由信誉度高、专业性强的第三方独立评审机构或者专家学者对购买程序、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服务提供质量等进行监督和评审。在评估这一环节主要是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产品进行整体性评估，这项工作贯穿于整个购买过程的后半段，可以随时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改和调适，保证购买更加公平公正，使群众享受到丰富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