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2024-07-22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通用6篇）

篇1：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使国内与国际经济互补互利，在对外经济与合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利用外资

5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利用外资，但形式单一，规模很小，只有19亿美元，这其间主要是利用苏联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156 个项目。60--70年代利用外资，主要是通过中国银行在港、澳吸收存款，并通过贸易信贷从西方国家引进工业成套设备。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主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经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随着改革的深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利用外资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结构趋向合理，区域不断扩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投资呈阶段性上升，总量已具相当规模。自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为了吸引外资，中国首先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对建立的“三资企业”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继而扩大地方审批外商投资的权限，并逐步完善立法。上述政策和措施，初步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调动了各地利用外资的积极性，使所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持续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商投资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吸收外资的环境和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发展较快。

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更大改善，吸收外资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1995年6 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8年，党中央又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外商投资的规模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越来越多国际化经营的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有了较快发展。

到1998年末，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2.4万个，协议外资额5732.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56亿美元。近十五年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速高达32.9%。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流量已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二）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区域不断扩大。80年代初，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0多个，目前已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形成。从洲别看，1998年亚洲地区投资额为313.3亿美元,占实际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额的68.9％；欧洲地区投资额为43.1亿美元，占 9.5%；拉丁美洲地区为45.6亿美元，占10%；北美洲投资额为43.3亿美元，占9.5％；其它国家和地区为9.3亿美元，占2.1%。以香港、维尔京群岛、美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澳门、马来西亚、凯曼群岛、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为最多，合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89.8％。外资投向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1998年外商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实际投资比重分别为87.3%（包括中央部门）、9.7%和3%。

（三）投资项目规模扩大，跨国公司投资增多。外商投资平均规模由90年代初期的不足100万美元，增至1998年的 263万美元。目前，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 多家在华投资，其投资的规模大、领域宽、覆盖面广，对扩大中国外商投资的整体规模和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外资投资领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经过２０年的发展，在继续保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前提下，外资已经覆盖了农业、石油勘探开发、工业、交通邮电业、商业贸易、饮食娱乐业、金融保险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部门和领域。随着投资领域的拓宽，产业结构也有所改善，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投资领域已从初期的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扩展到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此外，金融、保险、商业、连锁、零售、外贸等行业试点引资的数量和地域也在不断地扩大。

二、借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健康发展，被世界投资者、金融界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目前，中国借用外资方式主要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五个部分。从1979年到1998年，中国共签订对外借款项目1579个,协议金额1301.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271.3亿美元。优惠贷款在对外借款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1998年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优惠贷款约占 50%以上。中国的金融、财政部门从80年代起陆续在新加坡、日本、德国、英国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累计筹措资金约80亿美元。这些贷款和债券支持了大批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改革，繁荣了国内金融市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营业性机构达178家，其中外国银行驻国内分行146家，中外合资银行７家，外资独资银行7家，外资保险公司11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家。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贷款用于境内，贷款项目多为中长期项目。

三、利用外资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利用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国家税收和外汇收人；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引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吸收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一）缓解和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外商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199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达15%，比1983年增加了14.1 个百分点。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迅速增长，1991年为 542.1亿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 ；1997年为13311.8亿元，占22.8%，年平均增长 70.5%。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二）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加速国有企业改造。通过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带进了国外一系列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许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得到了更新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吸收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在相互竞争和配套协作中推动了国内相关工业的技术进步，弥补了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领域通过利用外资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了一批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如中国迅达、天津奥的斯、上海三菱等电梯合资企业使中国电梯行业从手工控制一步跨入电脑制动的90年代水平。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汽车、电子、通讯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国产品在质量、工艺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增加财政收人，创造就业机会。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建立和投产开业，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来源。1997年，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达 993亿元（不含关税和土地费），比上年增长29．97％，占当年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3．16％。自1992年以来，涉外税收一直是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目前，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1750多万人，约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0％，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

（五）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日趋明显。在1987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突出，1981年出口额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0.1%，进口额占0.5%。到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达12.6％，进口额比重超过20%，达23.1%。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猛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进出口额随之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80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4.1%，进口767.2亿美元，占54.7%。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对海外的投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海外投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中国的海外投资已初具规模。中国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在实施对外经贸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对外投资取得一定进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已初具规模。截止1998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共5666家，中方总投资额为63.3亿美元。其中,贸易性投资企业3288家,中方投资37.8亿美元；非贸易性投资企业2378家，中方投资25.5亿美元。在这些境外投资企业中，驻港澳地区的贸易性企业有1821家，中方投资33.8亿美元；非贸易性企业246家，中方投资2.1亿美元。从投资规模分布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其中，在澳大利亚投资所办企业的规模最大。到1997年底，中国在澳大利亚兴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的总投资规模达12.4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为3．3亿美元，约占中国在海外投资（非贸易企业）总额的二成。其他逾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有：加拿大7 亿美元，美国5.7亿美元，香港3.6亿美元，泰国 2亿美元，俄罗斯1.9亿美元，南非1.1亿美元。从资金来源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资本金多为国外贷款，或以中国现有设备、技术、专利等折价投资，真正从国内调出资金很少。90年代以来，中方在海外企业的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总额的一半左右。

二、中国的海外投资涉及到多方领域。在目前海外投资企业有两类，一为主营进出口贸易的贸易型企业；二为非贸易型企业，后者投资涉及的领域包括：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及加工、装配企业、工程承包、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医疗卫生、咨询服务、旅馆旅游及中餐馆等。

三、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世界五大洲。从投资地域看，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发展较快。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已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企业分布状况看,美国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投资兴办非贸易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97年已建257家,占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12％，紧跟其后的依次是俄罗斯有234家，泰国有134家，澳大利亚有98家，日本有86家，加拿大有78家。此外中国还批准部分国内大型商场在独联体国家兴办中国商店，目前，原苏联地区已成为中国实施市场多元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四、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就总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正在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大型外贸企业、企业集团在国际化经营的转化中，通过到国外办企业、设公司，利用当地资源、市场扩大营销，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海外投资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无息、低息贷款或无偿援助的主要方式有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少量现汇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历程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950年至1963年的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尽管百业待兴，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国对朝鲜、越南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支持他们抗击外来侵略和战后的经济恢复及建设。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亚洲、非洲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

1964年至1970年的发展阶段，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被称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从此，中国对外援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更多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根据这些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先后帮助受援国建设了一批工农业生产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并提供了物资援助。

1971年至1978年的增长阶段，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增加，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支出总额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 个成套项目。在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创立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真诚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和高度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与改革。其发展大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1979年至1994年的调整阶段，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调整。通过统筹安排，扩大了援助面，主要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将中国援助同联合国多边援助、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相结合，在投入较少援款的情况下推动双边、多边经贸业务，促进援外与互利合作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中国共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对不同项目采取技术合作、管理合作、合资经营等方式，提高援助效益；进行援外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由试行投资包干逐步开始试行承包责任制。

1995年以来的全面改革阶段，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精神，中国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外援助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采取政府赠款、政府贴息贷款等优惠贷款援助，由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以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双方企业的投资合作，带动中国设备、材料和技术出口。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以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

在此阶段，中国援外工作在改革中稳步推进，先后同31个国家签订了38笔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新的援外方式得到越来越多受援国的理解和拥护。

5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先后向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中国援外人员以精湛的技术，全心全意为所在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及人民的信任和欢迎。中国不少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获得了所在国政府授予的各种勋章和嘉奖。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是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发展政治、经济友好关系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事业始于70年代末，起步较晚，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创业初始，中国仅有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国家开展业务。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O年来，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发展经历了起步、逐步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2年为起步阶段，中国共批准了29家从事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企业。中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主要业务集中在西亚、北非。1983年至1989年为逐步发展阶段，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公司遵循守约、保质、薄利、重意的经营原则，不断扩大业务量，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市场逐步扩大，为90年代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以来则是稳步发展阶段，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企业由流通领域的窗口型公司为主转向生产领域的实体公司为主，这些公司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综合，有专门在某一地区开展业务的，也有全方位开展业务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在外承揽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高，市场多元化战略已初见成效。

截至1998年底，中国累计签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份数 16.1 万份，合同额83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83.7亿美元，外派劳务超过 177万人次。中国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在发展中所显示的突出特点是：

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70年代末，初登国际承包市场的中国专业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仅签订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36份，合同金额仅仅 0.5亿美元。经过20年的发展，1998年中国签订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已达2.6万份，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均已突破 100亿美元，分别达到117.7亿美元和101.3亿美元。全年有26家公司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逾亿美元。从国别、地区看，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21个，新签合同额共计75.7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4.3％。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有35家。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34个，完成营业额共计75.3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完成营业额的74.3％。

二、合作区域不断增加。中国在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创业初期，仅在中东地区和少数国家开展业务，截止1998年末，中国已同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技术合作区域所占比重分别为：亚洲59.9%，非洲16.6%，欧洲3.3%，拉丁美洲0.9%，北美洲3%，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国境内工程及其他14.3%。

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对外承包工程公司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仅争取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同时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正在向成建制的总承包发展。劳务合作的内容也由单纯提供劳务发展为与外派技术、管理人员相结合的服务型、管理型的多层次、高技术劳务输出。海外企业已从单一的合资发展到参股、合作、合资、独资相结合。合作领域则从森林采伐、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公路建设、渔业合作逐步向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等技术密集行业发展。

四、企业素质和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中国国际合作公司积极贯彻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向窗口型和经营管理型结合转换的过程中，以实业化为基础，加快集团化、国际化进程，按照“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制定公司的经营战略，把经济效益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由注重合同向注重合同与效益并重转换，由单项经营向综合经营转换，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化市场转换，由分散单干向联营集团转换，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水平与层次不断提高，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五、企业队伍不断发展。中国从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队伍由改革开放之初仅几家企业从事这项业务发展为一支由近千家企业组成的门类比较齐全，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队伍，业务范围向技术性较强的领域不断扩展，项目越做越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在1997年美国《工程新闻杂志》（ENR）评选出来的世界最大 225家国际承包商中，中国企业有27家。为适应新形势，外经贸部授予部分边境、沿海开放城市及部分大型规划设计单位、外贸公司和一批大型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劳务业务经营权，从而形成了一支具有多行业、能在世界市场上与外国大承包商较量、竞争的群体队伍。截止1998年底，中国具有国外经济合作经营权的企业达900 多家。1998年，位居前50名的企业的合同额合计占合同总额的68.8%；专业性实体企业的合同额约占合同额的70%。1998年新签的大项目大多数由专业公司承揽，其骨干力量明显，充分显示了发展优势和潜力。

篇2：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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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趋势渐缓

现阶段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呈现短缺，在没有相对稳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土地清理整顿等因素引起的利用外资调整期”的临近结束，外商直接投资摆脱了2005年持续负增长的局面，进入缓慢的增长期。今年1～5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229.8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预计今年外商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从国际环境来看：

首先，从全球经济形势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4.3%。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市场日趋活跃、投资便利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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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制定和实施等因素，将推动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

其次，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期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今后国际直接投资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仍将继续。尽管从中期来看，可能会受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恐怖活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而转弱，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直接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的活跃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明显的特征，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越南等)的比例有所上升。面对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跨国公司通过产业转移降低成本、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动力仍在，空间依然较大。数据显示，2005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49.0%，比重上升到43.2%。说明新一轮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特点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并购投资增长将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些背景对于我国吸收跨国投资无疑会成为利好因素。

第四、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吸引更多的跨国投资，近年来，各国政府不断加大引资的政策和措施力度。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也纷纷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措施，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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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吸引外资构成压力。另一方面，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对本国能源产业和重要经济部门的保护，为外资市场准入设置障碍。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本国产业的对外转移，或鼓励跨国公司回到母国投资，以求留住就业和增加本国的就业，尤其是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

从国内形势来看：

首先，2006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市场前景较好，产业基础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比较优势仍较明显，为我国利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和质量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据专家预测，2006年国内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会保持8～9%左右的速度;同时在温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下，投资需求虽然可能低于2005年水平，但仍有可能实现15～20%的增长速度。2006年国内经济将保持较快增长，继续为外商投资中国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正不断提高;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国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新的投资机会不断涌现。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我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实际上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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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的，且有不断提升之势。

第三，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过渡期的临近结束，目前仍然保留着一些市场准入限制的领域，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将为跨国公司，特别是金融保险、商业和运输服务等领域的跨国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第四，我国十一五”规划已经把区域平衡发展列为重点方针。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背景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发展态势，以及这些地区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为外商投资中国提供了新的商机。

第五，随着2006年入世”过渡期临近结束，我国根据入世”承诺将可能调整利用外资政策，目前外商投资企业所适用的特殊所得税制度等优惠政策随着国民待遇的实施可能会有些变化，一定程度上使外商担心企业成本提高、利润下降，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预期也给吸引外资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六，由于能源价格高位运行和汇率波动等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升产生分流效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引资竞争日趋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吸收跨国公司投资的外部环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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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资本能流出多少到发展中国家，还是个未知数;另一方面，在流向亚洲的国际资本中，资金投资对象不仅有中国，还有韩国、东盟各国、印度等，流向相当分散;况且，东南亚国家经过金融危机后也在调整吸引外资的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与中国一争高低。现在我们国家的优惠政策与周边国家地区和其他不少国家相比，优势并不明显，仅靠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难以在吸收外资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尤其现阶段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资源又短缺，在没有相对稳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应该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综上述分析以及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及政策变化，以及跨国投资的流向，预计外商直接投资将出现以下趋势：

1、长三角仍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区

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带和沿江产业密集带的接合部，具有得天独厚的江海交汇、南北居中的区位条件，是我国最具活力与竞争力的经济区域之一。近年来，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依靠改革和开放两轮驱动，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细胞被激活，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被释放。去年在全国利用外资增幅下降较大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仍然增长了40%以上，说明外商仍然看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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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

2、环渤海和中部地区将成为投资的热点区域

以京津唐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这一区域经济增长率在中国三大经济圈中连续3年居第一，经济总量目前已占全国GDp的23%，尤其是，京津唐主要城市间在城际高速交通体系建成后将构成30分钟经济圈。这些地区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为外商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

中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拥有便捷通达的水陆空交通网络，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产业门类齐全，可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国务院于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为促进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提出了36条政策措施，为外商投资中部地区提供了政策保障。

3、服务业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领域

随着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服务业市场将全面开放。国际服务业对华转移放量增长期”几成定局。由于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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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购并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最重要力量。而传统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的跨国购并，也在更深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目前，中国服务业开放度为62%，发达国家一般是80%左右。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0%，发达国家占60%至70%，香港地区接近90%。因此，中国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很大。

4、外资在金融领域中的地位将不断提升

随着中国入世”后过渡期临近结束，目前仍保留着一些市场准入限制的领域、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作为服务业开放中最引人瞩目的银行业，去年12月6日起我国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扩大到汕头和宁波，并提前开放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南宁5个城市。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资产、存款和贷款的年增速均在30%以上。随着对外开放战略重点向金融等服务业的转移，外资入股金融企业的案例将越来越多，外资持股比例将逐渐增加，外资在金融企业中的地位将不断提高。

纵观上述分析，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广阔，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仍具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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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跨国并购会日益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格局也将由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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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隐性危机

FDI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对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引进FDI确实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近几年, 我国吸引FDI的成效并不显著。FDI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其负面效应日益凸现。

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引进FDI主要有一下几点好处:第一, 刺激出口, 增加外汇储备;第二, 刺激国内竞争;第三, 适当缓解就业问题;最后, FDI主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 而且相对而言风险较小。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引进FDI在微观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然而从宏观上来讲, 引进FDI是解释不通的。有研究认为,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由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内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资金从东道国流进和流出, 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着更大的波动性。还有研究认为, FDI有两个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进FDI国的本国投资的盈利能力会相应减弱;其次是由此导致的本国投资者对未来投资的消极心理, 从而减少继续投资。这两个方面都给本国经济带来了危害, 减少了本国的投资利润, 不利于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甚至还有研究认为, 外来的FDI实质性质也是为了获取利润, 而这种利润输出会恶化本国国际收支, 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三、危机应对策略

对于以上危机的解决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 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 尽量减小风险。关于资本的稳定性问题, 可以从根源出发, 严格控制引进外资规模, 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首先, 降低国际收支对外贸的依存度。由于各个国家都尽力保持贸易收支平衡, 因此, 进口依存度也就相当于出口依存度。对我国来说, 现有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算高, 因此,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应贯彻的一项基本国策;与此同时, 贸易的各个产业分配还有待改善, 地区贸易分布也应有所分散。

其次, 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本土自我创新。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直接优惠方式, 二是间接优惠方式。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再次, 尽可能将我国外汇储备发展为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的“良性”外汇储备。各国政府管理和经营外汇储备, 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个原则。但是, 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 各国在经营外汇储备时, 往往各有侧重。总的原则就是利用投资组合策略分散风险,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

最后, 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制度, 防止商业机密泄露。与之相对应, 外商投资企业内部交易税收问题也呈现明显特征。我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时应尽量避免外商对企业的控制, 将其控股比例严格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四、总结

我们需要合理利用外资, 控制引资规模, 提高引资质量;优化引资结构, 加强产业政策;取消超国民待遇, 制定反垄断法;坚持独立自主, 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应该积极地引进债权而非股权,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摘要：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金额迅速增长。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一把双刃剑。本文将重点对比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负面影响,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隐性危机,FD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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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岳福琴.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及对策[J].出国与就业 (就业版) , 2011 (06) .

篇4：西部应该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2004年发表的专题工作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全球对FDI最具吸引力国家。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达570亿美元，创历史性最高，占亚太地区外资流入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大量涌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极度不平衡分布的特点。

历年来，东部一直都是中国吸引FDI的主要聚集区位，比重大多在85％以上，而中西部的比重仅7％一16％区间，尤其1990年起，西部的比重为最低，大约只占到4％左右。

尽管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不均衡趋势并未得到有效转变，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从1997年的5．58％到2003的3．25％。

为什么FDI不向西部集聚呢?有的学者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北上”趋势有所加快，而“西进”的趋势则不明显；从长远看，外商对西部地区的转进不可能是“大跨越式”的。其原因是西部改革开放严重滞后，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更令人担忧，此外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行政办事效率低，手续复杂繁锁，增加了交易成本。

有的学者则认为，外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原因是，西部地区观念落后，配套能力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供应不足，东部地区政府不愿意外资从本地转移出去。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外商对西部缺乏了解，害怕上当受骗和安全没有保障。尽管中央对投资西部有优惠政策，但他们有的不敢贸然进入西部投资，有的还没有投资的打算。

优惠政策效应趋弱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国家陆续在东部和中西部等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优惠政策对各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表现在下述两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先于中部、西部实行优惠政策；二是三大区域的第二轮优惠激励政策的时间不同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首先赋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1992年起中部、西部地区也开始享受东部地区原先的优惠政策，而这时东部地区因更全面开放及累积效应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但中国实施开发大西部重大战略，并赋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即西部地区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却是从2000年起。

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的确比较明显。以中部地區为例，1992年以后，中部地区开始享受先前东部地区FDI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飞速增长，从1991年的16734万美元到1993年的234273万美元，仅仅两年的时间，增长了13倍。

不过，从长期效应看，这种政策效应已逐渐呈弱化趋势，如2000年起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近几年对西部地区吸引FDI影响不显著。这可从2000年至2003年西部的FDI占比4．64％、4．15％、3．82％、3．25％等四个逐步下滑的比值中得到验证。这表明，在新的引资发展阶段中，各区域不应过度开展区域间优惠政策的竞争。

低劳动力成本不再是获得投资的优势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似乎一直是中国各区域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东部引资的初期阶段，低成本优惠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因素，但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及高质量外资进入，在东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存在了，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倾向于以较高成本留住高素质优秀人才。

通过研究发现，当前东部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步消失，而且职工平均工资还有了提高。比如在1986—1991年第一阶段，职工平均工资每降低1个百分点，FDI就增加0．409个百分点。然而，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2年到2003年期间，职工平均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反而促进吸引FDI提高了0．39个百分点。

这一新的变化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地区的职工素质提高了，无法以原来的低成本获取足够的劳动力，这可以从该阶段后期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缺工”显著现象得到证实。如果不适当提高工资，这一地区的“缺工”现象将持续。二是东部地区FDI已从第一阶段的以低质量外资为主转向以高质量外资为主，即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等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陆续进入我国，他们更愿意通过高工资来吸引高素质人才。

而目前进入西部的还是低质量的FDI，对劳动力质量要求不高，更偏好于低成本的劳动力。但随着高质量FDI的进入，低成本劳动力对FDI的弹性影响存在弱化趋势。所以，西部今后若要提高FDI的质量，还需通过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加强人才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劳动力质量，以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流入。

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东部吸引外资的初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还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萌芽状态，市场很不成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更愿意选择GDP大的地区。而且，从东部地区在1986—1991期间的企业结构分析看，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为能享受到外资优惠政策，纷纷戴上“洋帽子”、“红帽子”，这部分企业也大多以国内市场为主。

但重要的是，在东部引进外资的初期，FDI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型产业，这与打造“中国制造”是吻合的。在东部199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或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均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东部。

然而，这个趋势在1992年后有了新的变化。1992年以来，中国的FDI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即随着大量高质量外资的进入，提高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东部。

不过，在西部，迄今为止第三产业比重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人的反向影响仍然十分显著。统计显示，西部第一二产业的总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FDI流入量会增加2．50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西部引资的整个历程里，FDI更倾向于投资其第一或第二产业。

目前中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存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是2200多万吨，企业的开工率目前仅仅是40％左右；焦炭行业的产能也超过1亿吨，同时还有在建和拟建的各3000万吨。

从对外资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外商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必然会减少甚至逐渐淡出；另一方面，原本打算投入这些领域的国内资金，会改投其他领域，从而对其他领域的外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从长远来看，西部在通过信息化改造来提升第一、二产业的附加值的同时，还应重视研究如何能更好地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来推动更多外资流入。

篇5：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摘要：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到的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区分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通过企业本身较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广东省FDI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的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地影响着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当前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经济增长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到19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6万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为什么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相较于对外借款、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等其他的外资利用形式而言，FDI在引资数量上并无优势，一些FDI厂商甚至在东道国当地筹措资金。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利用外资的实践中，FDI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平均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FDI则成为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角：其在外资利用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9%猛增到的77.6%。现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各省的对外政策都竞相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包括更低的所得税率和更长的免税期、进口关税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等。这些优惠措施都是合理的吗?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 从形式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根据外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企业，FDI从进入时起就展现出其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Balasubramanyam等,)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这一定义表明：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在当地使用本地和外来资金的效率比外商低。所以，在现阶段的外资利用中，应该注重的不是资金的数额，而是该资金引起的带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效应。这才是当前我国FDI迅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研究中用FDI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来说明这一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所做的正是将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考察FDI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解决FDI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情况，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基本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用于实证检验;第三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四、五部分分别就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结论并作简要评论。二、FDI的技术溢出：文献回顾与模型设立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MNE)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的收益，从而影响长期增长。事实上，FDI对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FDI向某一区域的集中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如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水平等等。这些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效应，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FDI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呢?根据相关文献对FDI外溢效应的理论阐述，FDI外溢效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渠道。第一，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 effect)，即Kokko(1990)所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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