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与文化

中国古代战争与文化（精选6篇）

篇1：中国古代战争与文化

古代中国战争全集

古代中国战争全集 之一

原始社会与夏、商朝战争

一、原始时期

年表

约公元前30世纪 神农氏攻斧燧氏之战

约公元前26世纪 黄帝征服中原各族之战

约公元前26世纪

阪泉之战

约公元前26世纪 涿鹿之战

约公元前25世纪 颛顼与共工之战

约公元前24世纪 帝喾攻共工之战

约公元前23世纪 尧攻驩兜丹水之战

约公元前22世纪 舜攻三苗之战

约公元前22世纪 禹攻共工之战

约公元前22世纪 禹攻三苗之战

1.神农氏攻斧燧氏之战

相传神农氏时期（约公元前30世纪），神农氏部落进攻斧燧氏部落的作战。

一百六、七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即生活于中国大地上。至今约五千年前，在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形成若干部族集团。神农氏是古夷人部族集团的一个部落，生活于今河南东南部，以农业生产为主，已在冶陶手工业及交换市场。为开拓生产、生活空间，逐渐向东北民展，与生活在今山东西南部的另一古夷人部落斧燧（或称补燧）氏，发生利害矛盾，引起冲突。斧燧氏部落不肯屈服。神逐氏遂北上进攻斧燧氏，将其击败、兼并。随后，神农氏部落由今河南淮阳地区迁移至今山东曲阜一带。附近各部落自动归附，组成部落联盟。此战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作战行动。

2.黄帝征服中原各族之战

相传黄帝时期(约公元26世纪)，黄帝率领本部落联盟武装在中原地区征服其他部族的战争。

一百六、七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即生活于中国大地上。至今约万年时，先民足迹已北达黑龙江，南至珠江流域。通过各氏族、部落的增殖、分化及相互通婚、联盟、战争及迁徙，至今约五千年前，在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形成若干部落集团。姜姓古羌人集团生活于今关中、豫西及晋南；古戎人集团生活于今豫中、豫北及冀南；古夷人集团生活于江、淮之间及山东；古苗蛮人集团生活于江、汉之间及豫南等地，相继进入军事民主制时代。以黄帝为首的轩辕氏部族迅速强大起来，形成包括姬姓12部落的联盟。对内严密社会组织，对外加强武力开拓，对不肯归附的部族经常进行攻战。周边较小的氏族、部落，或被征服而加盟，或被驱逐而远走。黄帝逐渐成为一个较大部落的联盟领袖。专用于战斗的兵器，已从生产工具中分化出来，有了石矛、石钺、石戈、石殳及弓箭等。部族勇士组成的营卫队已形成，平时保卫首领，战时即为骨干。当时比较强大的还有炎帝部落联盟，不服黄帝号令。黄帝遂攻炎帝于阪泉之野(今河

北涿鹿东南，一说今山西运城解池附近)，经过多次激烈战斗重又解仇结盟。风姓古夷人集团，此际已繁衍分化为以少昊及蚩尤为首领的两大部落联盟。蚩尤部落联盟，史称“九黎”，善制后器，战斗凶猛，曾征服二十余部落，控制了今苏、鲁、豫交界地区，积极向西、北扩展。黄帝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涿鹿山一带，一说今河北涿州，还有他说)擒杀蚩尤。少昊与黄帝结盟，听从黄帝号令。黄帝在泰山举行了联盟大会，古苗蛮人部亦有参加。“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点评：从此黄帝英明远播，“东至于海”，“西至空桐”(今青海固原，一说甘肃高台)，“北逐荤粥”后至釜山(今河北怀来)，“南至于江”此后一些不同血缘、文化的古羌、戎、夷、苗蛮部族加速了融合，为华夏族及华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涿鹿之战

相传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6世纪)，在黄帝征服中原各族之战中，黄帝、炎帝两部落联盟与蚩尤部落联盟，在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涿鹿山一带，一说今河北涿州，还有他说)的作战。

黄帝战胜炎帝(参见阪泉之战)在中原地区初步取得领导地时．活动于今河北南部及山东等地的以蚩尤和少昊为首的两个部落联盟，逐渐发展壮大。蚩尤部落联盟，相传由81个氏族和9个部族组成，史称“九黎”。为争夺生存空间和领导地位，它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展，与主要活动于黄河以北的炎帝部落联盟首先发生冲突，并将其击败。炎帝向黄帝求援。炎、黄两大部落联盟，遂联合起来共同与蚩尤部落联盟进行斗争。经多次作战，最后在涿鹿之野展开决战。蚩尤战败被杀。九黎残余一部退向南方，一部归并于少昊部落联盟。此后，黄帝继续进行征服中原各族的作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

点评：黄帝在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加速了各部族的融合，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黄帝则被后人尊崇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4.颛顼与共工之战

相传帝颛顼时期(约公元前25世纪)，颛顼部落联盟与共工部落联盟在中原地区(今河南北部)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相传黄帝之孙颛顼号高阳氏，继黄帝为该部落联盟首领。他生于若水而居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正处黄河(约当今卫河)东岸附近。炎帝的后裔共工，已成为炎帝族分支共工氏部落联盟的首领，居九有(即九州)黄河中游河西地区(约在今河南辉县境)，在颛顼部落联盟的上流。当时，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祸及百姓。共工率领部落联盟修筑西岸河堤，防止水患。大水冲毁东岸河堤，殃及下流颛顼部落联盟。两部

落联盟发生冲突，在中原地区展开大战。颛顼终于击败共工。

5.帝喾攻共工之战

相传帝喾时期(约公元前24世纪)，帝喾部落联盟，进攻共工氏(约今河南辉县境)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黄帝之后，黄帝族部落联盟生活在中原东部高辛(今山东南部地区)一带。相传黄帝曾孙帝喾号高辛氏，继颛顼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炎帝族的一个分支共工氏部落联盟，居其上流黄河西岸(约今河南辉县境)，经常侵犯其他部落，不服帝喾管辖。帝喾遂进攻共工氏，将其一举击败。此战，给共工氏以沉重打击，巩固了帝喾及其部族的领导地位。

6.尧攻驩兜丹水之战

相传帝尧时期(约公元前23世纪)，帝尧部落联盟在丹水(今丹江，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流域进攻驩兜三苗部落联盟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尧成为中原部落联盟首领。帝尧名放勋，因其曾为陶唐氏首领又称唐尧，初居冀方(今河北唐县境)，后迁晋阳(今山西太原)，再迁平阳(今山西临汾)。他领导的部落联盟，在当时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和较强的力量。三苗族中一支以修蛇为图腾的部落联盟，生活在丹水流域，首领为驩兜。它日益强大，经常侵扰中原。尧率中原部落联盟向其进攻，在丹水岸边与之大战，终于击败驩兜，迫使三苗求和。尧将驩兜及其部族驱赶到崇山(今河南登封嵩山)一带，缓解了矛盾冲突。

7.舜攻三苗之战

相传帝舜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帝舜部落联盟在江汉地区进攻三苗部落联盟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舜继尧位，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帝舜姓姚，名重华，因其曾为有虞氏首领，又称虞舜，相传是颛顼七世孙。三苗部落联盟逐渐南移于江、汉一带，发展迅速，日益强大，常和舜领导的部落联盟发生冲突。舜遂率本部落联盟进攻三苗。经过激烈作战，将三苗击败。为防再发生冲突，又把三苗迁徙到偏远的三危(今甘肃敦煌东南，还有今四川、云南等说)。但其相当部分退至南方地区。

8.禹攻共工之战

相传帝舜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禹部落联盟进攻共工氏部落联盟(今河南嵩县北黄河附近)的作战。

原始社会晚期，中原地区生活着黄帝族系的部落联盟(今山西南部)，舜为首领。当时，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祸及人民。舜命禹治水。炎帝族系的共工氏部落联盟，长期与舜领导的部落联盟争夺生存地域，并为治水发生冲突。于是，禹率领本部落联盟进攻共工氏，将其击败并驱离治水地区，以便治水。从此共工氏再也无力与黄帝族系部落联盟抗衡。

9.禹攻三苗之战

相传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帝禹部落联盟进攻三苗部落联盟(今湖北、湖南、江西交界一带)的作战。

帝禹姓姒，名文命，继舜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生活在南方的一些三苗(又称有苗氏，或苗民)部落再度发展起来，侵扰中原。禹率部落联盟进攻三苗。战前，禹率众誓师，宣布三苗“敢行称乱”(《墨子·兼爱下》引禹誓)的罪行，以激励士气，然后与三苗进行决战，大败三苗。三苗部落从此逐渐衰落。

二、夏、商时期的战争

夏商时期战争年表

(约前21世纪—前1057年)

相传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夏禹攻有扈氏甘之战

夏王启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夏启攻益之战

夏王启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甘之战

夏王启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夏启攻河西之战

夏王仲康时期(约公元前20世纪)夏胤攻羲氏和氏之战

夏王相时期(约公元前20世纪)夏相攻东夷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夏少康复国之战

夏王相时期(约公元前20世纪中后期)浇灭相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夏少康灭浇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夏季杼灭豷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夏伯靡灭寒浞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夏季杼攻东夷之战

夏王槐时期(约公元前18世纪)洛伯与河伯之战

夏王芒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商上甲微灭有易氏之战

夏王不降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夏不降攻九苑之战

夏王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夏桀攻有施氏之战

夏王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夏桀攻有缗氏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商灭夏的战争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葛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韦顾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昆吾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鸣条之战

商王中丁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商中丁攻蓝夷之战

商王河亶甲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商河亶甲攻蓝夷班方之战

商王阳甲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末)商阳甲西征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周边各国的战争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甫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沚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周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巴方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下危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武丁攻宙方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缶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子方攻基攻缶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亘方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荆楚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归、佣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虎方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战争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土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洋方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羌方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北羌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龙方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震攻鬼方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武丁攻人方之战

商王廪辛、康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廪辛、康丁攻危方之战

商王廪辛、康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廪辛、康丁抗击羌方之战

商王武乙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商武乙攻召方之战

商王武乙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商武乙攻人方之战

商王武乙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周季历攻西落鬼戎之战

商王武乙二十四年(约公元前12世纪)周季历灭程之战

商王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周季历攻燕京戎之战

商王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周季历攻余无戎之战

商王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周季历攻始呼戎之战

商王文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周季历攻翳徒戎之战

商王帝乙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攻商之战

商王帝乙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商帝乙攻人方之战

商王帝乙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商帝乙帝辛攻盂方之战

商王帝辛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商帝辛攻东夷之战

商代末年(约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周灭商的战争

商王帝辛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攻犬戎之战

商王帝辛三十二年(约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灭密须之战

商王帝辛三十四年(约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攻耆之战

商王帝辛三十四年(约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灭邗之战

商王帝辛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周灭崇之战

商代末年(约公元前11世纪)牧野之战

1.夏禹攻有扈氏之战

相传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帝禹部落联盟进攻有扈氏(今陕西户县一带)的作战。

禹在完成治水及战败三苗(参见舜攻三苗之战)后，实力更强，威势益增。曾在涂山(今安徽蚌埠西，一说今浙江绍兴境)召集中原各族系部落首领聚会，以确立其最高领导地位。有不从者，如曹、魏、屈、骛等族，俱被禹以武力征服。此际，禹的权力已超出部落联盟领袖具有的公共权力范围。在会稽之山召集部落首领集会时，防风氏后至，竟被禹杀。与禹同为姒姓的有扈氏，是位于禹所在地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西方的强大部族，对禹的权力膨胀，颇为不满。禹遂召集所属部落进攻有扈氏。经多次交战，终未能将其彻底征服。

2.夏启攻益之战

夏王启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启率所属部落在箕山(今河南登封境嵩山)南击灭伯益的作战。

禹任部落联盟领袖时，因治水及战败三苗(参见舜攻三苗之战)，得到各族系多数部落首领的拥戴，“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尚书·立政》)。禹生前向联盟会议推荐伯益为联盟领袖继承人。伯益(亦称益、伯翳或大费)是东夷的部落首领，曾佐禹治水，但时间不长。禹死后，禹子启受到大多部落首领的支持。益则“辟居箕山之阳”(《史记·夏本纪》)。启凭借其氏族远远超过其他氏族的强大实力，立即率部向暂居于箕山的益进攻，将其杀死，夺取了中原地区的领导权，并迁居于夏(今山西夏县西北)。

3.甘之战

夏王启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启率夏军在甘(今陕西户县境，一说河南今郑州西，或说今洛阳西南)与有扈氏军的一次交战。

启击杀益(参见夏启攻益之战)后，积极组建军队、加强统治机构，获取中原各部族首领的承认，使子承父位及君主专制合法化；并在钓台(今河南禹州境)召开首领大会，将首领转化为诸侯、贵族，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原先就对禹的领导不满的西方大族有扈氏，此时对夏启的夺权及改变制度更为不服，起而反抗。启遂调集配属战车的王室卫队及诸侯族军数干人，西渡黄河，进攻有扈氏，双方对阵于甘。启在交战前，对军、政六卿及部队下达动员令进行誓师。借口“威侮五行，总弃三正”，作为有扈氏的罪行，宣布“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规定作战纪律：“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正”，即为“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有命，戮于社”(《尚书·甘誓》)。然后下令进攻。夏军初战小胜，后又经多次作战，方彻底击败有扈氏，进一步巩固了夏王朝的奴隶制统治地位。

4.夏启攻河西之战（资料不足）

5.夏胤攻羲氏和氏之战（资料不足）

6.夏相攻东夷之战（资料不足）

7.夏少康复国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少康为恢复夏后氏统治，指挥有虞氏、有鬲氏军在中原地区与寒浞的有穷氏、有过氏军的作战。

夏王太康

时期(约前20世纪中)，都斟寻(今河南登封西北)。太康终日田猎，不理民事，国力日衰。一次，他游猎于洛水(今河南境)北，十旬不归。东夷有穷氏部族首领后羿(又称夷羿)，率领部族军乘虚进入斟寻，夺取政权，拒绝太康回都。太康死后，后羿立其弟仲康继位，实由自己执政。仲康亡，后羿赶走其子相，自立为王。后羿也迷于田猎，将朝政交部属寒浞代理。寒浞培植自己势力，趁后羿田猎之机，联合后羿家臣杀死后羿，逼死其子而称王。

寒浞极欲消灭夏后氏势力，以铲除后患。相逃到同姓斟灌氏(今河南清丰东南)处，依靠斟灌氏和斟寻氏的力量，在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立国。寒浞有浇、殪二子，分别封于过(今山东莱州西北)和戈(约在今河南中部)。他派浇率领有过氏(居过地)军进攻斟灌氏、斟寻氏，将其攻灭，杀死相(参见浇灭相之战)。

相妻后缗是有仍氏(今山东济宁东南)女，逃到娘家有仍氏处生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为有仍氏牧正。浇又派兵攻打有仍氏，欲杀少康。少康逃至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东北)。少康在有虞氏积极准备复国。他做了有虞氏庖正，并娶有虞氏二女成家；不断积蓄力量，“有田一成(方圆十里)，有众一旅(500人)”(《春秋左传·哀公元年》)。

夏朝遗臣伯靡曾在后羿手下任职，后羿死后逃到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东南)处，积聚力量，并和少康取得联系，准备配合攻打寒浞。少康和伯靡乘寒浞频繁用兵，内部矛盾加剧之机，终于发起复国之战。少康采取先除其羽翼，后击其首的方略，先率有虞氏大军突然攻打过地浇的有过氏军，一举灭浇(参见夏少康灭浇之战)。又命其子季杼领兵于戈地击败豷军，杀死豷(参见夏季杼灭豷之战)。寒浞两翼被剪，伯靡即率有鬲氏军大举进攻夏故都斟寻，大败寒浞的有穷氏军，灭寒浞(参见夏伯靡灭寒浞之战)。伯靡遂立少康为帝。少康回到夏初都阳翟(今河南禹州)，恢复了夏后氏的统治。

8.浇灭相之战

夏王相时期((约公元前20世纪中后期)，在夏少康复国之战中，浇率领有过氏军攻灭相及其领导的斟灌氏(今河南清丰东南)、斟寻氏(今河南巩义西南)的作战。

东夷有穷氏(今山东西部)首领后羿推翻夏后氏。不久，其部属寒浞又篡夺政权。仲康子相跑到在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避居，依靠斟灌氏和斟寻氏力量，进行有限统治。浇是寒浞长子，被封在有过氏部族的过(今山东莱州西北)地。寒浞为铲除后患，命浇攻相。浇率有过氏军进攻斟灌氏及帝丘，一举击败斟灌氏军，攻克帝丘。相再逃到斟寻氏处。浇又率军进攻并击灭斟寻氏，杀相。相妻后缗已怀孕，急从小洞逃出

，跑回娘家有仍氏(今山东济宁东南)处避居，生儿子少康。

9.夏少康灭浇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夏少康复国之战中，少康率领有虞氏军在过(今山东莱州西北)地攻灭浇的有过氏军的作战。

寒浞夺取政权后封长子浇于有过氏的过地。太康死后，位传经仲康、相至少康。少康一家经浇追杀，几经劫难，只剩少康一人逃至有虞氏处(今河南虞城东北)立住脚跟(参见《夏少康复国之战》、《浇灭相之战》条)。有虞氏是原始社会末中原地区部落大酋长舜的后裔，首领虞思不忍夏朝奠基人禹绝后代，便任命少康为庖正(厨官)，封于纶(今河南虞城东南)，并将二女嫁给少康。少康积极聚集力量，有一支500人的队伍，准备复国。他布施恩惠，施展才华，收笼夏朝遗民，安抚夏朝遗臣；又和在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东南)的夏朝遗臣伯靡取得联系，共同行动。少康先派亲信大臣女艾到浇那里作间谍，分化瓦解浇的势力，刺探情报。然后，亲率有虞氏大军突然进攻过。浇忙率有过氏军迎战。有虞氏军一举攻灭有过氏军，为复国打下了基础。

10.夏季杼灭豷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夏少康复国之战中，少康之子季杼率领有虞氏军于戈(约在今河南中部)攻灭豷所率有穷氏军队的作战。

寒浞篡夺王位，后封次子豷于戈地。少康只身逃到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东北)(参见《夏少康复国之战》、《浇灭相之战》条)，聚集大批力量，开始复国之战。他先攻灭寒浞长子浇于过(今山东莱州西北，参见《夏少康灭浇之战》条)。又令儿子季杼率军进攻戈地的豷。季杼先至戈地，引诱、麻痹豷，使其丧失警惕性。然后，率领有虞氏军队突然进攻戈，一举歼灭豷部有穷氏军，杀死豷，为少康复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11.夏伯靡灭寒浞之战

夏王少康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后期)，在夏少康复国之战中，夏臣伯靡率领有鬲氏、斟灌氏、斟寻氏军于斟寻(今河南巩义西南)攻灭寒浞所率有穷氏军的作战。

后羿篡夺夏权，寒浞又取而代之。夏朝属臣伯靡，先转为后羿服务，后因受寒浞所逼，逃到有鬲氏(今山东德州东南)处避居。他依靠有鬲氏力量，收笼被有穷氏攻灭的斟灌氏、斟寻氏等夏朝遗民，组织力量，准备为恢复夏后氏统治而战。此时，少康已在有虞氏(今河南虞城东北)积蓄力量，准备复国。伯靡和少康取得联系，配合作战。在少康攻灭寒浞二子浇和殪(参见夏少康灭浇之战、夏季杼灭豷之战条)之后，伯靡率领有鬲氏和斟灌氏、斟寻氏大军，进攻斟寻，与寒浞率领的有穷氏军队决战。伯靡

军声势浩大，战斗力强，一举攻灭寒浞有穷氏军，杀死寒浞。寒浞政权随之瓦解。伯靡进入斟寻，立少康为帝，恢复夏后氏统治。

12.夏季杼攻东夷之战（资料不足）

13.洛伯与河伯之战（资料不足）

14.洛伯与河伯之战（资料不足）

15.商上甲微灭有易氏之战（资料不足）

16.夏不降攻九苑之战（资料不足）

17.夏桀攻有施氏之战（资料不足）

18.夏桀攻有缗氏之战

夏王桀时期(约公元前16世纪)，桀率领夏军进攻有缗氏(今山东金乡东北)的作战。

夏桀荒淫无度，残暴异常，致使人民怨声载道，诸侯时有反叛。某日，夏桀为炫耀权力，命诸侯在有仍氏国(今山东济宁东南)盟会。有缗氏是夏朝东部较大的诸侯国，一向不满夏桀的残暴统治。其国君于盟会中途，愤然归国。于是，夏桀便征调大批军队进攻有缗氏，将其击败。夏军也遭受重大损失。有缗氏国君被迫献出琬、琰两名美女求和。夏桀纳二女，而将妻妹喜抛弃在洛水一带，冷落之。妹喜因此十分不满。商国名臣伊尹乘机与之交结，离间夏王朝，终使夏朝灭亡。

19.商灭夏的战争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出兵攻灭夏属国，然后在鸣条(今山西运城东北，一说今河南封丘东)击败夏军，灭亡夏朝的战争。

夏朝末年，夏王桀政治腐败，暴虐无道，一面大兴土木。造寝宫、瑶台享乐，耗尽民脂民膏；另一面穷兵黩武．连年用兵四方，致使民众怨恨，诸侯方国纷纷叛离。此时，在中原东部崛起一个古老的部族商，相传是始祖契的后裔。建都于毫(今山东曹县南)。商王汤在国力日渐强盛，但与夏相比仍处劣势的情况下，为求得向中原发展．表面上臣服于夏朝，实际上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他对内励精图治，“以宽治民”(《国语·鲁语》)，轻赋薄敛，发展生产，得到百姓支持；对外广行仁义，大力发展同周围方国的关系，扩大影响，使“诸侯皆归商”(《史记·夏本纪》)。商族很快发展成为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夏桀对商的强大十分恐慌，下令召商汤至夏都斟寻(今河南巩义西南)，欲加谋害，但慑于诸侯拥护商汤，故闪禁不久又将其释放。商汤回毫后，为进——步查明夏朝虚实，任用贤人伊尹为相，出使夏都。伊尹目睹夏朝政治腐败，夏桀失道寡助，内部矛盾尖锐。九夷之师不服从调遣，即回亳报告。商汤组建了一支有勇士6000人、战车70乘的装备精良而又训练有素的大军，作为攻夏的突击力量，并召集各国诸侯在景亳(今河南商丘北)会盟，宣布：“夏德大乱

”，夏桀残暴，自己“受命于天”“奉桀众以克有夏”(《墨子·非攻下》)，得到各国诸侯拥护。这就是著名的“景亳之命”。

商汤基本完成灭夏准备后，即与伊尹、仲虺等制定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除其羽翼，再攻夏都的灭夏战略。商汤首先发兵攻占了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今河南宁陵东北)，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继之，调动大军向西北进攻，又先后攻灭了夏属韦国(今河南滑县东南)和顾国(今山东鄄城东北)，保障了侧背的安全。位于商西南的夏属昆吾氏国(今河南许昌)，较有实力。为扫除这一障碍，商汤亲率全国军队和各国诸侯联军，向昆吾氏国进攻，一举将其攻灭，使夏处于正面受敌地位。接着，商汤集合商军和诸侯联军进行誓师，指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揭露夏桀的暴虐，声称执行上天对夏的惩罚，并宣布作战中的奖惩规定，激发了士气。随即。亲率大军绕道从西方出其不意地进攻夏都斟寻。夏桀害怕被歼，带领夏军向故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方向退却。商军紧迫不舍，击败夏军。夏桀率军退至鸣条，欲与商军决战(参见鸣条之战)。商汤指挥大军列阵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夏军主力。夏桀只带数百人奔往三？(今山西中条山中)，不久再被商军攻破，逃至南巢(离三？不远，一说今安徽巢湖一带)，后亡于该地。夏朝灭亡。商汤班师回都，建立了商朝统治。

点评：此战，商汤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心相结合，以及先翦除夏桀羽翼，孤立削弱敌人，后进行决战以取而代之的战略，对中国以后战略战术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20.商汤灭葛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在商汤灭葛之战中，商王汤率领商军攻灭葛国(今河南宁陵东北)的作战。

夏朝末年，国家衰败。位居黄河中下游的商族，原是夏属小方国，到商王汤时国力逐渐强盛。为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决定除夏羽翼，先打弱敌，攻灭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其君主葛伯放纵无道，给商汤提供了进攻的机会。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便派人前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牛羊做牺牲。商汤使人送去牛羊，葛伯却将牛羊宰杀食之。商汤再派人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商汤又使入去帮助耕种粮食。葛伯却派人袭击给耕者送饭的人，抢夺酒饭，甚至残杀儿童，激起了商族民愤。商汤以此为借口，乘机率领大军进攻葛国。商军同仇敌忾，一举将其军队击败，灭亡葛国，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

21.商汤灭韦顾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在商灭夏的战争中，商王汤率领商军攻灭韦国(今河南

滑县东南)、顾国(今山东鄄城东北)的作战。

夏朝末年，商王汤兴师攻灭葛国(今河南宁陵东北)之后，继续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他移兵西北，将矛头指向韦国和顾国。韦国是彭姓小诸侯国，顾国是已姓小诸侯国，均为夏朝盟国、商西北的忧患。为拔掉这两个钉子，扫除侧背后顾之忧，商汤采用各个击破战法，率军首先进攻韦国，一举歼灭守军，灭亡韦国。接着向顾国发起进攻。顾军力弱，抵挡不住商军进攻，大败国亡。

点评：此战，商汤翦除了夏朝的两个羽翼，鼓舞了士气，为夺取灭夏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22.商汤灭昆吾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在商灭夏的战争中，商王汤率领商军攻灭昆吾氏国(今河南许昌)的作战。

夏朝末年，中原东部崛起的商王汤，在相继灭亡夏属葛国(今河南宁陵东北)、韦国(今河南滑县东南)和顾国(今山东鄄城东北，参见商汤灭葛之战、商汤灭韦顾之战条)之后，决心乘胜举兵西南，攻灭昆吾氏国。昆吾是夏桀最亲近的盟国，东南方面的主要屏障，实力较强。为翦除夏朝最后一个重要羽翼，并随后立即攻打夏都，商汤亲率全国军队，在众诸侯国军队协同配合下，浩浩荡荡进攻昆吾氏国，一举将其攻灭。

点评：此次作战，连同灭葛、韦、顾之战，商军四战四捷，扫清了灭夏道路上的障碍，在进攻夏都、灭亡夏朝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23.鸣条之战

夏商之际(约公元前16世纪)，在商灭夏的战争中，商汤率领商军与夏军在鸣条(今山西运城东北)进行的一场决战。

夏朝衰落，商将取而代之。商王汤都居亳(今山东曹县东南)。他和丞相伊尹等制定了除其羽翼、后攻夏都的战略，逐个攻灭夏朝盟国葛国(今河南宁陵东北)、韦国(今河南滑县东南)、顾国(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氏国(今河南许昌)，清除了灭夏的障碍，完成了各项准备。接着，商军开始大举攻夏。

灭昆吾后，商汤即集合商军和各国诸侯联军进行誓师，指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有夏若兹，今朕必往”(《尚书·汤誓》)。他还宣布了必须服从的纪律。然后，他手持铜钺亲率商军武士6000人、战车70乘和各诸侯国联军，浩浩荡荡进攻夏都斟寻。夏桀也调集军队准备迎战。

此时，被夏桀冷落的元妻妺喜向伊尹提供情报，说夏桀梦见东西方两日相斗，西方日胜，十分迷信。商汤据此把军队调到斟寻西面再向东进攻夏都。夏桀害怕，连忙指挥夏军撤出斟寻，向故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方向退却，至有贼(约在今山西永济境)迎战商军。商汤率军紧追不舍，在河

曲渡过黄河，经邴(今山西中条山麓，永济境)至有娀，击败夏军。夏桀率军退至鸣条，摆开阵势欲与决战。

商汤赶到鸣条将大军列成左、中、右三军阵，自己在中军，指挥军队各横列看齐，向夏军阵发起进攻，史称“鸟阵雁行”(《墨子·明鬼》)。商军士气高昂，阵容整齐，协同良好，战斗力强。夏军则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商军攻势。商军一举击败夏军，歼灭其主力。夏桀只带500人仓惶逃至三腹(今山西中条山中)。商军追到，击破三腹。夏桀最后逃往南巢(离三？不远，一说今安徽巢湖一带)，被困死在该地。

点评：鸣条之战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歼灭了夏朝军队，灭亡了夏朝，确立了商王朝的统治。同时也是最早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一次使用阵法的作战。

24.商中丁攻蓝夷之战（资料不足）

25.商河亶甲攻蓝夷班方之战（资料不足）

26.商阳甲西征之战（资料不足）

27.商武丁攻周边各国的战争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军在中原地区进攻周边敌对小国，镇压属国叛乱的战争。

商王朝在盘庚即位前，历经九世之乱，人民怨恨，属国叛离，国力大衰。盘庚努力“行汤之政”，加强王室统治，将都城迁于殷(今河南安阳)。经小辛、小乙二王，国力渐强。至武丁开始，为振兴殷商王朝统治连年用兵。首先以武力迫使周边时服时叛的小国完全臣服于殷，然后，陆续攻打甫、衔、缶、蜀(皆在今山西南部)等国，将其地并入商王朝版图；镇压了让(今河南陕县附近)、亘(今山西南)等国叛殷势力，并使之成为商王朝的统治支柱。又进攻周、畀、宙方、下危等周边小国，迫使其臣服，初步巩固和加强了殷王朝的统治。

28.商武丁攻甫之战（资料不足）

29.商武丁攻甫之战（资料不足）

30.商武丁攻沚之战（资料不足）

31.商武丁攻周之战（资料不足）

32.武丁攻巴方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在商武丁攻周边各国的战争中，商军进攻巴方(今湖北西南)的作战。

武丁即位后，四方用兵攻打敌对方国，消除外患，扩大疆域。巴方是南方巴人的方国。巴人出自巴氏、樊氏、相氏、郑氏等五部族，生活于山水纵横地区，发展较快，不服商朝管辖。武了征调军队，亲自率领并与其妇妇好一起出征。参与攻巴方的贵族有作先锋前导的沚？及

其他侯伯等。战前，武丁还曾谋划，令妇好领兵预先布阵埋伏，自己率军从东面进攻敌军，将其赶入妇好阵内围歼。

点评：此战中的伏击、围歼的思想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已见最早的文字所记载的。

33.商武丁攻下危之战（资料不足）

34.武丁攻宙方之战

商王武丁前期(约公元前13世纪)，在商武丁攻周边各国的战争中，商军进攻宙方的作战。

宙方是商朝周边的一个小方国，与商为敌。武丁征调步卒，配备战车，进攻宙方。癸亥一战失利。经整顿，于甲子日再战，商军一举击败宙军。

点评：此战，是 中国战争史上已见最早文字记载的使用战车部队的作战。

35.商武丁攻缶之战（资料不足）

36.子方攻基攻缶之战（资料不足）

37.商武丁攻亘方之战（资料不足）

38.商武丁攻荆楚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武丁率领商军进攻荆楚(今湖北荆山、江汉流域)地区诸部族方国的战争。

商王朝经“九世之乱”，国力衰弱。南方荆楚地区一些部族、方国纷纷反叛，不贡商廷，时尔侵扰商境。武丁即位后，重整朝政，加强实力，调集大军进攻荆楚，以征服他国，消除外患。荆楚地区山林水泽纵横交错，路途艰难。武丁指挥商军，突破荆山(今湖北荆山)险阻，攻打归(即夔国，今湖北秭归)、■(归国附近)，夺取雩方，又与南方属国相配合，击败虎方、■方等，取得重大胜利，抓获众多俘虏，征服一批部族方国，消除了南方威胁。此战，促进了各族的融合，巩固了商王朝的大国地位。

39.商武丁攻归、佣之战（资料不足）

40.商武丁攻虎方之战（资料不足）

41.商武丁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战争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商军与西北众多游牧族(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一带)军队的战争。

武丁通过对周围小国用兵，镇压叛国、争取与国，扩大了四土，使商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此基础上，武丁开始对西北劲敌——游牧民“多方”的作战。当时商王朝势力范围大致西达今陕西西部，北至河北北部，与游牧民活动地域接壤。夏商时在今甘肃、陕西北部、山西北部至内蒙古河套广大地区，以游牧为主的古族日益强大起来。社会发展正处于“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后汉书·西羌传》)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因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商人常将他们视为异族，统称为羌、戎，将其大量掳掠作为奴隶和人祭的牺牲。而经济相对发达，富裕的商

王朝也成为崇尚武力的游牧民侵暴目标。其中，“强种”如土方、羌方等，有时单独行动，有时结成联盟或互相配合，经常突入商王朝边鄙或属国，掳掠人口、庄稼、牲畜，袭击奴隶劳营，造成奴隶逃亡，对商王朝构成很大威胁。为消除边患，武丁集中力量连续多年对西北用兵，以倾国之师征？方、土方，又帅师协同蒙侯虎大军攻诸方，通过对于西北“多方”的进攻，基本解除了游牧部落的威胁。其部落有的被攻灭，首领被擒杀，土地被夺占，在那里建立起商人的邑落，有的因战败降服于商或远徙他乡；也有的一度衰败，久后崛起再度与商为敌。此阶段战争至祖庚时才基本结束。

点评：武丁对西北游牧族多方的战争，使商王朝基本解除了边患，扩大了疆域，将中原王朝的统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中原与西起甘肃，环内蒙古河套以北的地区进一步加强了联系与相互影响。

42.武丁攻土方之战

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在商武丁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商军进攻土方(今山西北部及河北西部地区)的作战。

土方是商朝北方强悍的游牧部族，时尔侵入商境攻掠。某年，上方军队突然攻入商朝西北边境，攻打城邑，抢夺庄稼，掳掠人口。还与占方配合，由东路侵入商境，攻克二邑，进行抢掠等。为消除北患，武丁多次征调数千人的大军，亲自率领进攻土方。还曾派贵族沚■率部为先导。其配偶之一的女将妇好也曾跟随协同作战。■和一些贵族军也参加过进攻土方的作战。经过多年战争，商军终于战胜土方，使北边得安。

43.商武丁攻洋方之战（资料不足）

44.商武丁攻羌方之战（资料不足）

45.商武丁攻北羌之战（资料不足）

46.商震攻鬼方之战（资料不足）

47.商武丁攻人方之战（资料不足）

48.廪辛、康丁攻危方之战（资料不足）

49.廪辛、康丁抗击羌方之战

商王廪辛、康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商军于西部边境地区(今山西、河南西部)抗击西北羌方侵扰的战争。

商王武丁时，曾对活动于今晋、豫、陕之间的羌方进行过一些小规模的战争。羌方受到打击后部分降服，部分向西退去。经祖庚、祖甲二王至廪辛、康丁时，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屡犯商王朝，常使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成为商王朝欲用兵的重点。商王针对羌方武装力量强悍等特点，战前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布置，一面命戍军暂避敌锋，待机而动，一面组织精锐部队适时增援抗击羌方进犯。由于采取积极防御

策略，康丁时抗击羌方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擒杀羌方伯，占领羌方部分土地，并派出与王族关系密切的逐、何等五族戍守。但羌方并未被攻灭，武乙及其后的诸王在位时，仍常与羌方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周武王攻纣时，羌方更参加了灭商的联军。

50.商武乙攻召方之战（资料不足）

51.商武乙攻人方之战（资料不足）

52.周季历攻西落鬼戎之战

商王武乙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季历率领周军，进攻西落鬼戎(今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作战。

周国(今陕西境)是商王朝西部迅速崛起的诸侯国。周王季历在位时，国都已踞岐(今陕西扶风、岐山交界处)。季历继承父王古公遗业，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开拓疆土，国力大为增强。西落鬼戎是北方强悍的游牧部族鬼方的一支，分徙西部，经常侵商、攻周，掠夺人畜财物。武乙三十四年，季历先朝拜商帝武乙，得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并娶商境内挚国任姓女为妻，得到商朝的支持。三十五年，季历便调集大批周军，进攻西落鬼戎，一举击败西落鬼戎军，俘获其20个部落首领，保卫了周国的安全，确保了商朝西部的安宁。

53.周季历灭程之战（资料不足）

54.周季历攻燕京戎之战（资料不足）

55.周季历攻余无戎之战（资料不足）

56.周季历攻始呼戎之战（资料不足）

57.周季历攻翳徒戎之战（资料不足）

篇2：中国古代战争与文化

摘要

战争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而在诗歌极为繁盛的古代中国，战争题材的诗歌也成了反应人们战争观的一面镜子。本文结合具体诗歌，从纵向（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战争观）和横向（古代中国人战争观的分类）两个方面对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进行了简要分析。作者认为，在主观感知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古代中国人形成了以热爱和平、厌恶战争为核心的战争观，并逐渐将其升华为忧患意识并主导着中国人的传统思维。

关键词：古代中国人

战争观

战争诗歌

热爱和平

忧患意识

自进入人类社会以来，战争就成为一个伴随人类的永恒而沉重话题，纵览古今中外，我们几乎无法回避，尽管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它的发生。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它带给人们的结果却是大致一样的，那就是：马革裹尸和家园荒芜。

战争观，通俗说就是人们对战争的看法，简言之，它是“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及与此相关的问题的看法的基本观点，包括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后果、制止战争的途径等问题。说穿了，就是人们对战争的态度问题”1。而战争诗是以战争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即“凡由战争牵动的社会各个层面及其所引起诗人心理波澜的动荡而形成的诗歌”2都可视作战争诗。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诗与军旅诗和边塞诗有交集而又不完全相等，军旅诗和边塞诗中涉及战争的内容才可称为“战争诗”。显然，一定时期的战争观是会影响到该时期战争诗的创作的，反过来，通过分析某时期的战争诗的创作特点也能得出该时期的战争观。

接下来，本文试图从纵向（即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人们的战争观）和横向（即从中国人战争观的分类角度）两个方面，结合具体诗歌简要阐释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

纵向分析

一、《诗经》中的战争观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的诗歌305首，对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据统计，《诗经》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诗篇是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数据来源：吴培德《诗经论集》）说明当时战争尽管规模也许不太大，但却是很频繁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控诉战争的残酷，着重描写了征夫、思妇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心声。

我们在中学时期就耳熟能详的一首小诗《小雅·采薇》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 12李艳辉.中国古代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战争诗

张廷杰.宋夏战事诗题材分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表。忆当初，正值春风和暖、柳絮飘飞时，和家人洒泪告别，踏上征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而现在，已是雪花纷飞的隆冬，自己总算踏上了归程，“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时的征人既有往事不堪回首之苦，又有前途难以预料之悲。种种忧伤在这雨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晓更无人安慰，——真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总的来讲，这一时期的人们暂未形成成熟的战争观，对战争主要是基于感性的、片面的、主观的朴素认识；更多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看到的是战争对自己、对亲友造成的伤害。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战争存在普遍的厌恶情绪，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的这一基调自此奠定。

二、先秦时期的战争观

这里的先秦时期主要是指春秋战国，这一诸侯兼并、动荡不安的时期，战乱频繁，不得不引起先秦诸子们的共同思考。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自始至终都是推行“仁政”、“礼治”的，他们向来反对以暴力的手段达到统治的目的，孟子甚至尖锐地指出“春秋无义战”。虽然道家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在反对战争这一点上应该是相同的，例如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应该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绝非争霸战争。以“非攻”为核心思想的墨家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在中国军事史上最为著名的《孙子兵法》也告诫后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即不要轻易发动战争。

与主流思想不一致的似乎是法家，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商鞅让秦国变成了一个全民皆兵的战争机器，并迅速地横扫六合、一统华夏，但是它却不能适应战后的和平发展期，可见主张积极发动对外战争的法家思想还是难以迎合中国人的普遍思想。

总的来讲，先秦诸子对战争的看法更加成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反战派主张是相似的，即“理想状态是‘非战’，迫不得已进行反击时要慎之又慎，同时注意反击的目的是结束战乱，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并在短时间内结束”3。而少部分主战派的战争观由于无法符合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繁盛一时后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三、两汉时的战争观

两汉时期的整体社会局面相对稳定，诗坛的发展似乎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诞生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战争诗。

提及两汉战争诗歌，我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两首经典的帝王之歌了。如果说刘邦的《大风歌》展现的是成功者衣锦还乡的壮志豪情，那么项羽的《垓 3李艳辉.中国古代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战争诗 下歌》则展现了曾经的英雄穷途末路时的慷慨悲壮。不错，帝王之歌确实展现了一代江山的功业兴亡，读起来颇有些豪迈气势；但是文学主要还是面向大众的，以广大普通民众为描写对象的两汉战争诗歌在主题思想上还是对过去的一脉相承，大力抨击了战争的罪恶和对老百姓的带来的苦难。《十五从军征》就是一例，这首征夫的怨诗描写一个老战士回乡后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仅开头“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短短十个字，就让人有一种难言的悲哀，由战争带来的兵役制度的残酷跃然纸上。

总之两汉时的战争诗虽然从帝王到百姓均有涉及，但反对战争的主题没有变。

四、魏晋时的战争观

三国两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动荡年代，但同时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曹操不但是一代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位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文学领域中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堪称开一代先河。《苦寒行》就以一个将军的口吻，极力渲染了行军之艰难。开篇描写环境恶劣，战士行军艰辛可想而知，痛苦可想而知。此情此景，怎能不令将士们心情抑郁、思念故乡呢？“我心何佛郁，思欲一东归”，但是，路再艰险也得前行，思乡再切也不能返回。战士如此，统军大将则更深知进退之间决定着生死存亡，因此必须行进。全诗总的来讲还多是站在“小我”的立场上，像《诗经》一样地描写对战争的主观看法，但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作者（曹操）心中的矛盾和一个向“大我”的过渡心态。

魏晋时的战争诗名家还有才女蔡文姬等人。但总体看来，这个时期的人们的战争观处于一个过渡和矛盾的状态。说过渡是指从主观的小我心态向更客观的大我心态的过渡，而矛盾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统一而不得不发动的战争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痛苦之间的矛盾。看惯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们，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生命主题的思考。

五、唐宋时期的战争观

唐宋时期堪称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诗歌在本时期高度繁盛，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在此时期亦已基本形成。限于篇幅，仅挑选部分有代表性的简略叙述。

唐朝时描写军旅生活的边塞诗异军突起，诞生了一批以高适、岑参、王维、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他们的代表作早已耳熟能详，在此不一一列出。唐代战争诗除有少数是表达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如李贺《南园》）外，绝大多数是揭露战争的残酷本质（如李白《战城南》）或抒发战士的离别痛苦，也有的表面在写英雄主义，而实质是对战争本质的揭露（如王翰《凉州词》）。

而宋朝战争诗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此时诞生的一批爱国主义诗人如陆游、辛弃疾、岳飞等无不展现了他们渴望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豪迈心情。这种情况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与唐朝不同的是，宋朝始终未实现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始终与宋政府对立，而宋朝统治者对异族入侵不能像唐朝样予坚决反击，而是一味退让，对入侵者采取贿赂和求和政策，因此难以实现国家安定，这怎能不让爱国诗人们痛心呢？

宋朝以后战争诗数量有所下降，而且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至此已基本形成，因此对元以后的部分不再赘述。

横向分析

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综合来看，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揭露战争残酷的本质，痛斥战争带来的破坏

这恐怕也是所有的战争诗里表现主题最多的了。提及战争，历代人们最先想到的一定都是鲜血和死亡。“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多么残酷的战争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看透了战争的残酷本质。

二、战争为征夫、思妇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

这应该是最早的战争诗所表达的主题，只要有战争，就不得不有大批百姓参与其中，多年无法回到亲人身边，甚至葬身异国他乡。“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多么痛的感悟！每当发起者发动战争时，他们有没有想到多少热爱和平的战士期盼着回归故乡，多少父母、妻子对远去的征人翘首以盼，多少原本和睦的家庭因此即将支离破碎！战争的残酷性让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它充满了厌恶。

三、渴望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情

只能说，在中国历史上，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是少数，而且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这种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战争诗的出现，大都是在政府腐败、外族入侵、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此时的爱国人士，渴望冲上战场杀敌立功，为保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流尽最后一滴血！但这同时说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民族，但绝对不是随意能够被侵略、被欺负的民族！我们不会随意发动战争，但也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发动战争。

四、古代中国人战争诗形成的思想根源——忧患意识

纵览中国历朝历代的战争诗，我们发现，这类诗作具有较为清晰的前后相承的脉络联系，而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贯穿在这些诗作中深沉浓郁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指人类一种自觉的痛苦，它是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它的产生是基于高度的历史自觉性和勇于正视人间现实的悲悯情怀。它积淀到我们民族的心理深层，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心理结构，并代代相续，成为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和基本精神。作为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反映与表现的中国文学，忧患意识一直是其构成的重要特质和基调。

中国古代战争诗中或多或少地对这种忧患意识都有体现，这其中的集大成者是杜甫。杜甫是诗人，而且是有过长期与百姓同样经历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从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战争，看待战争带来的灾难。他将忧国与忧民的矛盾和痛苦的复杂情感一一呈现，祖露出一位真正诗人对战争的真实看法。面对战乱带给人们的痛苦，他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看到战后的荒芜，他感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听说战乱平息，他高兴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后世称其为“诗圣”、“诗史”，真是实至名归！

综上所述，《诗经》中对战争的直觉的体会，奠定了中华民族战争观的情感基调；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理性共识，促使成熟的战争观的形成。后代的诗人正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将其升华为以忧患意识为主导意识。

历久弥新的古代中国人的战争观就这样形成了，个人认为，它的核心是厌恶战争、爱好和平。但爱好和平不是完全放弃战争，有的时候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制止战争；更不是不敢战争，在历史上面对外敌入侵、国家危难的时刻，无数中华儿女勇往直前、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这种战争观主导了中国人数千年的传统思想，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而如今，走过了六十多光辉历程的新中国正在腾飞，中华民族正在向着她的伟大复兴庄严地迈进。中国已多次向世人宣布我们的和平崛起立场，相信在祖国繁荣昌盛的同时，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战争观也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论文：

[1] 李艳辉.中国古代战争观及其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战争诗 [2] 卢红军.唐宋边塞诗词的比较研究 [3] 李华光.春秋战国诸子战争观研究 [4] 张兆年.三国战争诗研究 期刊：

篇3：汉字与古代战争文化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祀是祭祀, 戎是军事。意思是说, 国家的大事, 在于祭祀和军事。可见, 自古以来, 战争就在国家的各项事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实, 在真正意义的“战争”出现之前, 各式各样的争斗早就存在了。这些争斗可能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小规模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武器, 争斗的方式大多表现为徒手搏斗。争斗的“斗”的古文字字形, 很形象地将这样的场景记录了下来。“斗”字繁体字作“鬥”, 甲骨文作。在甲骨文字形中, 左右分别像两个人形, 他们都头发上竖, 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 说明两人正在为某事生气恼怒, 以至于互相伸手撕抓对方的头发, 扭打在一起, 很像现在的女孩打架。这就是当时徒手相搏的情形。所以现代文字学家叶玉森认为:“古鬥字像怒发相搏形。”

随着部落的形成和武器的发明, 小规模的徒手相搏的争斗, 便逐渐演化为规模相对较大的战争。战争必然有武器, 所以“战”的字形本来就是由两种武器组合而成。“战”繁体为“戰”, 《说文解字》说:“戰, 斗 (dòu) 也。从戈, 單声。”这里许慎把“戰”解释为形声字, 说“戈”是其表义部件, “單”是其表音部件。其实, 这里的“單”并不仅仅表示读音, 它也跟“戰”字的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單”字我们在《汉字与古代田猎文化》一文中已经讲到过, 它在甲骨文中写作、、、等形, 是一种捕猎工具, 就是绑有石块的树杈。后来, 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中, 这种本来只用于捕猎的工具, 也被用于人类之间的相互攻击了。这样“單”也就成了原始状态的战争武器。春秋时期的鲁公伐余阝钟中, 有一句“攻战无敌”的铭文, 其中的“战”字写作, 这就是“單”字。这说明, 战争的“戰”字最初并没有右边的部件“戈”, “單”字就是“戰”字的早期写法。

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 战争的武器得到了很好的改进, 金属制作的武器被大量使用, 如戈、戟、矛、戚、钺等等, 其中以“戈”最为常见。“戈”在甲骨文中写作, 像一个长柄的兵器。戈可以刺、可以砍、可以削、可以钩, 杀伤力很大, 是古代很常见的一种兵器, 在一些反映古代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它, 如电影《赤壁》便完美地展示了戈的作用。“戈”类金属武器的出现, 使得原始状态的战争武器“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时, 如果再把战争的“戰”写作“單”, 就有些形不符实了, 于是人们就在“單”的基础上增添了部件“戈”, 从而形成了新的“戰”字, 使得战争武器的变化在“戰”的字形中得到了反映。这是汉字的表意性质促使汉字形体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来看, 睡虎地秦简中就已经出现增添了“戈”的“戰”字, 写作。从“單”字到“戰”字的发展过程, 体现了古代战争武器的逐步发展。可以想见, 武器改进了, 战争的杀伤力和激烈程度也在逐渐升级。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 投入战争的兵力也会逐渐加大。此时, 对于战争的指挥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能在战场上让军队接收到自己的指令, 使军队进退有节, 从而争取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引《军政》说:“言不相闻, 故为之金鼓。”因为战场上车隆马啸, 一旦开战, 兵器交撞, 人声鼎沸, 这时指挥者即便有再大的嗓门, 也难以让部下听清自己的指令, 于是便使用金、鼓来发号施令。其中“金”是撤退的信号, 即所谓的“鸣金收兵”;“鼓”是进攻的信号, 即所谓的“击鼓进军”。关于鼓的起源, 有这样一个传说:“蚩尤作乱, 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 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遂禽杀蚩尤。” (《史记》) 据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 他们全是兽身人语, 铜头铁额, 吃的是沙石, 凶恶无比, 并且他们还能制造刀戟弓弩各种各样的兵器。 (《史记·正义》) 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刚开始时, 黄帝部族总是吃败仗。为了振奋军威, 黄帝决定制作一种会发声的“鼓”来鼓舞士气。他打听到东海中有一座流波山, 山上住着一头怪兽, 叫“夔”, 它吼叫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黄帝派人把夔捉来, 把它的皮剥下来做鼓面, 又派人将雷泽中的雷兽捉来, 从它身上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鼓槌。这夔皮鼓一敲, 便能震响五百里。 (《山海经》) 正是这夔皮鼓的作用, 使得黄帝部族军威大振, 最终战胜了蚩尤率领的九黎族, 并杀掉了蚩尤。从此以后, 凡是打仗, 都少不了要敲击战鼓。“鼓”字甲骨文、金文分别写作、等形 (见图1、图2) , 像手持鼓槌击鼓之形。左边像鼓的部件包括三个部分, 中间像鼓面, 上面是鼓的饰物, 下面是鼓架。其中像鼓面的部分金文写得很圆、很象形, 但甲骨文有时却写成了四方形。那么, 是不是说金文时代的鼓面是圆的, 而甲骨文时代的鼓面是方的呢?答案是否定的。甲骨文是用刀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 龟甲兽骨十分坚硬, 刻写的难度可想而知, 特别是遇到圆形的东西, 实在无法刻圆, 只好刻成方形或多边形, 就连甲骨文的太阳, 也常被刻成四边形或者五边形的了。

与“鼓”相关的还有“彭”字。我们现在经常用“嘭嘭嘭”来形容击鼓时发出的响声。其实, “嘭”字是个后起形声字, 本来只写作“彭”, 因为表示响声的字常加“口”旁, 所以后来“彭”字也加上“口”旁, 变成了“嘭”。《说文解字》认为不加“口”的“彭”也是个形声字:“彭, 鼓声也。从壴彡声。”但是, “彡”的声音与“彭”相去甚远, 把“彡”说成是声符实在有些勉强。宋代徐铉给《说文解字》作注时, 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按照当时的规矩, 他是不能反对许慎的, 而只能想尽办法替许慎打圆场。于是, 想来想去, 他发现“形”字中也有部件“彡”, 而“形”的读音与“彭”比较接近, 所以他说:“当从‘形’省乃得声”。意思是说, “彭”中的“彡”是“形”字的省写, 所谓“从壴彡声”可能是从“壴”“形”声。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迂曲。考察“彭”字的甲骨文字形, 写作、、等, 是在“壴” (像鼓之形的部分) 的周围加上小点, 这些小点的数量并不只是三个, 有时候还写作五个, 甚至还分布在鼓的两侧, 这说明它们肯定不是“彡”字, 更不是什么“形”声, 而是象征击鼓时所发出的激越的鼓声。在现代漫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漫画家在画声音时, 有时就采取这种手法。

古代战争, 以杀敌的多少来计功。但如何计算杀敌的数量, 却是一个难题。如果杀了一个敌人就把尸体背回来,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如果把敌人的头颅割下来作为计数的依据, 杀敌少了还可以, 如果杀得多了, 背着那么多人头又如何继续作战?后来古人想到一个巧妙的办法, 规定杀了一个敌人, 就把他的左耳朵割下来, 以此来代表杀敌的数量。耳朵体积小、重量轻, 很方便携带, 不会对作战造成多大影响, 所以这一方法在当时战争中被普遍使用。这种做法在古代文献中常用“聝”字表示。《说文解字》说:“聝, 军战断耳也。《春秋传》曰:‘以为俘聝’。从耳, 或声。, 聝或从首。”“聝”字的义符是“耳”, 所谓“军战断耳”, 就是在战争中将敌人的耳朵割下。此字甲骨文作, 从戈从耳, 正像以戈割耳形。甲骨文的是个会意字, 后来以“或”代替了“戈”之后, 此字便变成了形声字“聝”。按照《说文》的解释, “聝”字还可以写作“馘”, 古代文献中也确实有“馘”的写法。如《左传·宣公二年》:“俘二百五十人, 馘百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均写作“馘”。汉代杜预注说:“俘, 所得囚。馘, 所截耳。”唐代孔颖达解释得更为明白:“俘者, 生执囚之;馘者, 杀其人、截取其左耳, 欲以计功也。”可见, “馘”和“聝”的意义确实是一样的。

此外, 还有一个字可以表示和“聝”相同的意思, 即获取的“取”字。“取”字现在可以用来表示获取任何东西, 但最初它也是专指割取左耳的, 其甲骨文字形 (见图3) 非常形象地印证了这一点。商承祚先生说:“此字正像以手割耳之形。谊与馘同。”他认为“取”字构形所体现的意义正与“馘”字相同。从图3中所列的几个字形来看, 前四个字形好像画的是取左耳, 后四个字形好像是取右耳, 这说明, 最初杀敌以计功是割哪边的耳朵都可以的。但由于这样做很容易让人钻空子, 如果杀了一个敌人把两个耳朵都割下来, 岂不是冒领了战功!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后来便明确规定, 只有割取左耳才算数了。

篇4：论汉字与古代战争文化

关键词：汉字；战争；思想；军事术语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52—04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就是古代的祭祀活动，“戎”就是军事活动。可见在古时候，军事活动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可以从现今出土的甲骨文得到印证，大部分的甲骨文内容都是围绕祭祀和战争的。

战争既然对先民的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战争中的一些信息也会渗透到先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字是记录先民生活的重要工具，那么从古文字的字形中我们也可以探索到一些古代战争的文化信息。

一、汉字与古代军事战争思想

在生产极为落后的上古时期，生产单位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氏族公社，人民都生活在相互协作紧密的群体之中，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难免不起摩擦，从繁体的斗字可以形象地看到两个人相互厮打的场面。甲骨文中“斗”字作 [XCz1.TIF；%50%50，XQ]，左右两个符号代表两个人，一副怒发冲冠，徒手相搏的样子。叶玉森认：“古斗字像怒发相搏形。”字形中可以看出在“斗”字产生的时代，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尖锐，打斗中并不使用器械，一般也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随着部落经济的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和创造，部落间的矛盾也进一步的激化和升级，用于战斗的工具也就应运而生，从此就出现了武器。从“战”字的字形来看，它是由两个部件构成的，繁体的战作“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它是一个形声字，“單”表音，“戈”表意义。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准确性，“單”字不仅仅是表音部件那么简单，他与“战”字本身的意义十分密切，在甲古文中“單”字作等几种字形，从字形上看是一个捆绑着石块的树杈，这很有可能是狩猎时使用的一种防卫型工具，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战斗时很可能就是一种防卫型武器。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经典谓之干…。所以扞身蔽目。用扞身，故谓之干。”由此可见，“干”就是一种防卫器械。春秋时期的一个钟上铸有“攻占无敌”的铭文。其中的“战”就写作，其中的“攻”和“战”应当理解为一对反义词，即进攻和防卫。

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专门用于战场上格斗使用的武器，戈是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攻击性武器，所以“干”和“戈”结合，有攻有防，才形成了“战”的本意。可以说“战”字的出现时古代战争残酷性加剧的集中体现，群体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再停留在“斗”的水平，而是你死我活的杀戮。由此可以推断“战”字的出现应当晚于“斗”字。

关于“争”甲骨文中它是一个会意符号，左右两只手，中间一竖。意为两只手争夺某物，这其实是一个抽象意义，两只手既可以表示两个人，也可以表示两股势力，中间的一竖，更加的抽象，它有可能是具体的事物，如财物﹑配偶，也有可能是权力﹑地位等。《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争，引也。”，“引”就是拉弓紧张的一种状态，发生“争”这种状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资源相对缺少，而两种力量又势均力敌的时候。资源丰富，就不会去争夺了，力量相差悬殊也不会发生争斗。资源不足，两派又实力相差不大，人们就会为有限的资源而争，在“争”的同时可能会“斗”，甚至会因此而“战”。

一旦发生战争，参战的双方一般都是军队，“军”字在甲骨文中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它的解释是：“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车，兵车也。”从造字法角度来看，“军”字是一个会意字，即用兵车围起来。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在古代军队在止宿时，为防止敌人的偷袭，往往用兵车围城圆围，启到类似于城墙的防御作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四千人为军。”古代军队大约是以军为单位围城一圈。因此军事编制单位便与保卫共用一字。《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十阵》：“疏而不可蹙，数而不可军者，在于慎。”文中“军”的意思就是包围，又此圆围乃军队止宿之圆围，故有引申出驻扎﹑营垒等意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行军》：“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这里的“军”指的就是营垒。可见“军”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直接指代军队。

二、汉字与古代军事术语

所谓战争，其实质是政治的延续。当群体之间的利益纠葛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武力成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所以就暴发了一系列的征伐战争。在甲骨文中“武”字上部是戈（武器），下部是止（脚）。有戈有止，也就是说“武”字的意义应当与“止”和“戈”有密切的关系，“武”应当是表示征伐示威。去攻打敌人，自然要行军，所以从“止”，打仗要使用武器，“戈”字就表示武器。“武”字的本意大约指的就是与“文治”相对的“武功”，在《尚书·武成》中说：“偃武修文。”即罢黜武功，提倡文治。古人对“武”的解释是“止戈为武”，就是要表达能够真正止战的用武之道思想观念，这种解释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无疑是错误的，很显然，从文字本身的造字意图来看，就是带着武器去打仗。与人们的美好愿望正好相反，但古人的这种思想已经上升到了一种高境界的战争哲学，代表着数千年以来人们对和平的美好向往。

讨伐敌人就是为了使其俯首称臣，或者完全消灭他。“伐”在甲骨文中作，按造字法来讲，它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戈。而仔细观察这个字，我们发现戈的长刃架在了一个人的脖子上，其意思不言而喻，就是处置敌人。处置他人就意味着权威和正义，所以，在古代，“伐”一般用于上级攻打下级，正义讨伐无道，如武王伐纣。戈这种武器的一项重要威力就是砍，所以在此基础上有引申出了“砍”这个意义，在《诗经》中就有“砍砍伐檀兮”的诗句，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从“砍”这个意义上有引申出了“攻打”这个义项，而战则有可能取胜，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胜，胜利就是战争的功劳，所以，“伐”又可以当作“功劳”来讲。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且旌君伐”这里说的就是，将要表彰你的功劳。与“伐”字意义相近的还有“征”字。军队出征一般都行大道，威武雄壮，彰显出军威。在这个意义上它又和“伐”有了同样的意思，即讨伐，因而，在现代汉语中，“讨伐”和“征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前面提到，既然开战，双方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取胜，鼓励士兵勇敢杀敌是保证战争胜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按杀敌的个数来论功行赏，而如何计算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显然把杀死的敌人带回来是不现实的，于是古人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规定杀一个敌人就把左耳朵割下来，以此来代表杀敌的个数。耳朵体积小且易于携带，这一方法在在当时被普遍采用，这种记功的方法在文字的创造中也留下了痕迹。《说文解字》说：“聝，军战断耳也”意思是在战争中被割下用来请赏的敌人的耳朵，“聝”在甲骨文中作正好像是以戈割耳之形，后来“聝”的字形发生了变化，“或”字取代了“戈”字。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个字可以表达与“聝”相同的意义，即获取的“取”字。而在甲骨文中“取”字的写法多种多样，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手取左耳，一类是以手取右耳，如，由此可以推断，在开始时，杀敌后取左耳还是右耳并没有明确规定，很可能有人会冒领军功，为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便限定取右耳为准。

古人称战争胜利为“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这种说法不妥，他明显是受到当时小篆字形的影响。因为“克”在小篆中的写法是，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克”的本义应该是“胜”。在甲骨文中它像一个带着头盔的武士，引申出带头盔的武士可以取胜之意。如《三国志·隆中对》中诸葛亮说：“操遂能克绍。”这里意思就是曹操最终战胜于袁绍。后来又引申出“克制”的意思，如《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

战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在现代汉语中我们习惯把战争失利成为战败，然而当初的“败”字并非表示战争失败，在甲骨文中它的字形是，左边一个贝壳，右边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其意义很显然是用棍子毁坏贝壳，要知道贝壳在古代是一种珍贵的财物，用木棍击打珍贵的东西你，其意思是毁坏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其在造字时的本义应当时毁坏。军队失利，就类似于军队被敌军毁坏。所以“败”才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之中。

警戒是军事活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关乎着整个军事活动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环。“戒”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字形像双手持戈，随时准备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个字的意义从古至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荀子·儒效》：“胜敌而惩戒。”杨 注：“戒，备也。言胜敌而益戒备。”

三、汉字与战争装备

华夏民族一直以来都是以农耕为主，所有的生产生活都与农耕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战争中所使用的器械大多是直接来源于农业生产工具，或者是经过改造的农具。

（一）汉字与近战武器

“斤”是古代的一种常用工具，“林木茂而斧斤至焉”可见“斤”是一种砍伐工具，它的刀刃是横的，在一些落后的地区，木匠仍然在使用一种叫做“平斤”的工具，用它来在木材上刨出粗糙的平面。在甲骨文中“斤”字写作，其意思就是一种大斧头，同时这种斧头也可用于战场上，如《左传·哀公二十五年》：“皆执利兵，无者执斤。”可见它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应用于战争之中。“斧”和“斤”的唯一区别就是斤的刀刃是横的，而斧的刃是纵向的，两者都是有农具发展成为战争武器的。战争的不断升级，武器的改进也是日新月异，作兵器的斧头与用作生产工具的斧头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戉﹑我等专门用于战场上的武器，“戉”和“我”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可以明显看出具有象形性，“戉”在甲骨文中作 ，从字形上看“戉”突出了圆刃，而“我”字现代汉语中把它借用为第一人称代词，事实上它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我”与第一人称代词的关系固定下来以后，就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本来面目。在甲骨文中“我”字作，与斧头类似，带有长柄，而“我”更突出的是它锯齿形的刃部。在现代汉字中，无论“戉”还是“我”，它们的象形性已经退化了，我们无法从偶那个它们的现在的字形来推测它们最初的样子了。

斧戉不仅是战场上的重要武器，同时它们也是执行斩首之刑的主要工具，《史记·周本纪》：“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戉斩纣头，悬太白之旗。”因而斧钺又成了执掌生杀大权的象征。所以，古代帝王都用它们来标示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威。汉字“王”在甲骨文中写作 ，就像一把横放着的斧头。无独有偶，在古罗马时期，奴隶主贵族的卫队就带着一种叫做“法西斯”的刑具，里面捆着木棍和斧头，木棍用来执行杖刑，而斧头用来执行死刑，所以“法西斯”也是一种独裁和权力的象征。

矛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兵器，是用来直刺和扎挑的武器，在金文中作 ，为矛头的象形字，于省吾《骈续》：“上象其锋，中象其身，下端有銎 ，所以纳柲，一侧有耳，耳有孔，盖恐纳柲于銎之不固，以绳穿耳以结绕之，亦有两侧有耳者。”这段话大致说明了“矛”的形制和矛耳的作用。矛耳的另一个作用是挂装饰物，同时所挂的饰物不仅有装饰的作用，更具用实战功能，在战斗时，矛上的饰物可以迷惑敌人的视线，在刺中敌人后，还可以防止血流至手握之处。

（二）汉字与远程武器

杀敌于百步之外，在战争中无疑是一种上上之策，而视线这一目的就要借助于一种特殊的武器—“弓”，在甲骨文中“弓”写作 。古代军事百科全书之一《武备志》卷一○二：“弓者器之首也，故言武事者首曰弓。”可见“弓”在古代战争中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说文解字·十二下·弓部》：“弓，已近穷远。象形。古者挥作弓。”意思是说，弓能射得很远，是一个形象字，传说是挥发明了弓。它最初是用来射鸟兽的工具。《周礼》：“夹弓，庾弓以授射干候鸟者。”其中的夹弓﹑庾弓就是不同种类的弓，经过不断地改进，成为了杀伤力很强的兵器，“弓”也成了“有力”的代名词。弓并不是独立应用的武器，它和矢是配套使用的武器。共充当发射装置，而矢是发射出去打击敌人的武器，同样矢也不是独立使用的武器，一旦离开弓，矢的威力就不值一提了，矢在甲骨文中作，在金文中作，从字形上来看它是一个象形字。当今很少有人会在日常用语中提到“矢”字，只在一些特定的固定短语中才会用到它，如“矢志不渝﹑众矢之的等短语。而更多的还是说“箭”，扬雄《方言》：“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汉之间谓之侯。关西曰箭。”意思是说，箭﹑矢﹑侯本是一物，只是在各地的叫法不同而已。《说文解字·五下·矢部》：“矢，弓弩矢也。从人，象镝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可见箭﹑矢的确为一物。最初的矢可能是竹木所制，后来加上了箭镞，威力更大了。从甲骨文中的字形来看，矢字下端开叉的部分应当代表栝羽，羽毛可以保持矢在飞行中的平衡性，而栝的设计则更有利于控制发射。在矢上的这两项技术革新，提高了弓矢的远程打击能力。由此弓矢在冷兵器战争时期的威力达到了神乎其神的程度，有时候可以一箭定乾坤。射杀敌方将领，使敌营解体，这样的战例很多，如著名的鄢陵之战，楚军派神箭手射杀了晋国的大将，最终很容易地就取得了胜利。弓矢是战争中大量使用的武器，电影《英雄》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那种万箭齐发的场面，因此，它对士兵的伤害也是非常之大。在甲骨文中“病”字作。像一支箭射中了一个人，由此可以推断，在古时候的战场上，弓矢对人的创伤远远多于其他兵器。

与弓矢类似的还一种装置叫“弹”，在甲骨文中有一种写法为，字形像在一张弓的弦上搭着一个丸状的东西，类似于今天小孩子们玩的弹弓，《说文解字·十二下·弓部》解释“弹，行丸也。从弓单声…。弹，或从弓执丸。”我认为“单”字仅表音这种说法不妥，在前面我已经很详细地解释了“单”字的意思，它最初是“防卫”的意思。从造字法来看，我认为“弹”字应当时从弓从单，意为“弹”这种东西是用来防卫的，在《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的发明故事与之不谋而合。“弹生于古之孝子。孝子不忍见其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可见它主要是用来防卫的。弹不同于弓矢，它的威力有限，最初可能只是用于射杀小型鸟兽，如在《吴越春秋》中有一首古老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描写的正是用弹弓狩猎的情景。而在史书中几乎找不到把弹弓用于战场上的记载。

在中国象棋中有一个蓝色的“砲”，也有一个红色的“炮”这两个字在本源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砲”字的义符是“石”，它肯定与石头有关，《集韵》：“砲，机石也。”“机石”就是一种抛射石头的装置，借助杠杆机械力把石头抛向敌人的阵地，达到攻击敌人的目的。汉代的贾逵曾引用过《范蠡兵法》中的一段文字，“为机发行二百步，飞石重十二斤。”“砲”大概就是来源于此。“炮”本是一种烹调的方法。《说文解字》说：“炮，毛炙肉也。”后来人们发明了火药，于唐朝末期，它便开始应用于战争，到了宋代，战场上逐渐出现了热兵器，《宋史·兵志》说：“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炮，声闻百五十余步。”本来是用于烹调的“炮”字被借用为武器的名字了。两种武器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一种是借助于机械了，一种是依靠化学反应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这两种武器都在它们所在的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兵家必备的远程进攻器械。

（三）汉字与防卫武器

虽说进攻时最好的防卫，但防卫也是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所以战场上的防卫型武器也就应运而生。“盾”主要是用于防御的一种武器，成语“自相矛盾”说明盾主要是防御矛﹑戟等武器刺伤的器械。在金文中“盾”作，像人持盾之形，其中构字部件就是盾。盾体呈长圆形或者长方形，里面的几条线大约是盾上的装饰花纹。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干”是一种防卫型武器，那么“盾”和“干”究竟有什么联系，扬雄在《方言》中说：“盾，自关而东谓之（瞂），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由此可知“盾”和“干”本是一物，只是各地对它的叫法不同罢了，正如“箭”和“矢”的区别一样。

甲和盾一样也是一种防御装备，不同的是，甲是穿在身上的，而盾是持在手中的。《说文解字》对“甲”的解释是：“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目戴孚甲之象。”《释名·释兵》：“甲，似物有孚甲以防卫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铠，皆坚重之名也。”从出土的文物来看，甲大致有铁制的和皮革制品两种。甲和盾都起过很好的防卫作用，大大减少了伤亡，甲对士兵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也成了士兵和战争的代名词，如《隋书·高祖本纪上》：“赵王伏甲以宴高祖。”这里的“甲”就是指代士兵。

胄是专门保护士兵头部的防护用具，在金文中“胄”字作，这正是上古“胄”的形象，最上部是戴在头上的圆盔，在古代胄的顶端都有饰物，以示威武。如汉代的禁卫军其头盔顶端都插着一支羽翎。就“胄”字在金文中的字形来看，最上面的短竖大概就是一种饰物。从金文的字形上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古时候的胄是用于保护整个头部的，在金文中“胄”字的下部是一只眼睛，从这里可以推测出，古代的胄还应当有面罩，整个头部外面之留着眼睛。头部是人类最脆弱的部位，胄很好的保护了它。

四、汉字与军事活动中的其他必备事物

中国人使用车马有悠久的历史，大约在四千六百前，我们的祖先黄帝就发明了车，刘熙在《释名》中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夏朝的奚仲改进了车的形制，开始用马拉车，此后，马车便在交通﹑运输﹑战争﹑礼制等诸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车”字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如。在西周的金文中已经简化为，与现在的繁体的“車”字字形基本一致了。《说文解字》还收了一个籀文字体的车字，它的写法是，从两戈两车。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从戈者，车所建之兵，莫先于戈也。从重车者，象兵车联缀也。重车则重戈矣。”意思是说，车上所配的武器最早的就是戈，车上配戈，无疑就是古代的战车。这种推测从河南出土的古代战车身上得到了证实，在出土的战车上专门设有放置戈的竹筒。古人把日常所用的车改装为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战车，体现了古人的智慧，而这也类似于我们现代人把拖拉机改为坦克，把汽车改为装甲车。汉代以前，在战场上主要是车战，在汉以前的史书中，有关战争场面的记载中，总能看到战车的身影。如《左传·成公二年》的鞍之战和《曹刿论战》中都出现了战车。战车是十分重要的，在古代，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就是以战车的数量来定。如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等，其中“乘”是一个量词，四匹马驾一辆车，后从七十二个步卒，称为一乘。万乘之国在当时来讲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军”字，指的就是军队驻扎时用兵车把部队围起来，以防遭到敌人的攻击。可见战车在古时候是一种攻守兼备的装备。正因为它的重要性，所以车的

各个部件都有专门的名字。如轼﹑辖﹑轴﹑轮等。

战争的不断升级，投入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仅凭将领口喊来传达命令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让自己的部队及时地听到自己的指令，进退有节，变得尤为重要。《孙子兵法》引《军政》说：“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鼓”在甲骨文中作，其形如手持鼓槌击鼓之状，很明显，甲骨文中它描绘的是击鼓时的动作，《说文解字》说：“鼓，击也。”在《诗经，鹿鸣》中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鼓”在这里

做的也是动词。可见“鼓”在最初是击鼓而非名词“鼓”。相传“鼓”是由黄帝发明的，他用鼓声激励士气，最终打败了蚩尤部落。鼓声还是领兵将领传达命令的工具，如击鼓进军，鸣金收兵。“鼓”就如同战场上的一根指挥棒，同时对鼓声也要适当把握，如《曹刿论战》中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也正是很好的利用了鼓声，曹刿才取得了那场战斗的胜利。

在战场上除了金鼓之外，旗帜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先秦的旗本指旗帜上有熊虎图腾的军旗，熊虎喻勇猛，旗杆顶上有状叉形器，用来装饰，旗是古代召集和指挥军队的重要工具。《左传，成公二年》：“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

篇5：周易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作者：张政

【摘 要】《周易》作为中国古代流传最早的成体系书，作为更先于先秦诸子的书，从多个层次和方面体现并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首先，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商周时期的法律现象。其次，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原创文化，得以源远流长，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易经》从书面内容可以被分作经和传。经是文王所作,传为孔子所作，从理论上可以分作象、数、理三部分。本文主要从经传、易理、象数方面阐述。经的阐释主要是论述《周易》本经中所反映出的商周时代的法律制度。易理方面主要论述有《周易》体现并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现象。“天人合一”。而象数方面仅简要提及。【关键词】易经 法律 文化

一、《周易》本经中反映出的商周两代的法律现象

《周易》起于殷、周之际，易经系辞下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周王与文王与纣之事。”在易经的系辞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证据，例如：明夷卦之六五言：萁子（萁子乃商之旧臣且为同姓之亲与文王系属同代），明夷，利贞；归妹卦之六五言：帝乙（据《史记》载帝乙为殷商第二十九帝，距文王演《周易》大约有几十年）归妹；未济卦之九四言：高宗（据《史记》载高宗为殷商第二十二帝）伐鬼方，此皆为商代之事也。小畜卦：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岐山，此为周事也。既济卦之九：东邻杀牛不如西邻论祭，实受其福。汉代，“师古注：东邻谓商纣也，西邻谓周文王也。”[1]殷商和周的关系在夙已有之，武乙（据《史记》载武乙为殷商第二十七帝）之时狩猎，暴雷死于河、渭之间，而河即洛河渭即渭水，这正巧是周人的势力范围，观此事可比若《左传》所记周昭王之南征不复也，可见周早有图商之心。而且“据传周王季曾命为殷牧师，其后文丁杀季历。西伯与九侯、鄂侯又为纣三公。”[2]这又进一步说明周人对商人的活动、大事应该都是知道的，这也就是的商代的事屡见于《周易》。从以上史料可以初步断定《周易》为文王所作，且基本成书于商周更迭之际。这样一来，《周易》就可以作为研究商周时期的信史资料，其中反映了当时很多社会情况，当然不乏当时的法制状况。现在简述如下：

《噬嗑》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记述了一个肉刑和劓刑。《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记述了一个人因为拦路抢劫而遭到“天且劓”的刑罚。天，《说文》“天，颠也。”马融注：“凿顶之罚曰天”。另外，《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意即，把犯人用红绳绑住，然后割去鼻子和脚趾。《噬嗑》上九：何校灭耳，凶。“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元，读作“兀”而《庄子》“鲁有兀者叔孙无趾”可知，元亦有可能为刖刑。《归妹》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跛能履”讲的就是砍掉一只脚后人可以走路。《噬嗑》初九：“履校灭趾，无咎。”即用刑具“校”（木枷子）固定犯人的腿部，截断脚趾。《鼎》九四：鼎折足，覆公□，其形渥，凶。有人弄到祭祀用的鼎，而被割破面颜，以墨添之。另外，除了以上几种刑罚外，《周易》还记述了几种重要的法律制度。主要有：1．神判法，因为《周易》是古代占卜用书，所以就肯定保留了许多古代的以占筮来决定刑罚的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卦：《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归妹》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噬嗑》上九：何校灭耳，凶。而且《周易》中还有神羊裁判的痕迹。《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这颇似传说中的独角兽獬豸。2．婚姻制度，《屯》六二：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乘马班如，求婚媾，无不利。《归妹》卦反映了古代的媵嫁制度：《归妹》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蒙》《震》《睽》《贲》卦反映了当时的聘婚制度：《蒙》六三：勿用娶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震》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贲》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另外，《周易》中还有许多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值得发觉和考证。

二、《周易》传及后人的阐释注解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周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地位比较特殊，这就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就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首先,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典籍之一,能够反映出中国先民的一些原创性观念和文化特点．比如:在法律文化方面的 “无讼”[3]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等。其次，在秦代焚书之祸中期得以幸免，所以基本上在文本内容上不会像《尚书》那样争执不休。再次，它作为儒家六经之一，历代以来就被官方和学者所作重视，历来注疏不断。根据清代李光地所编写的《周易折中》可以看出历代治易者，计汉代十八家、晋三家、北魏一家、隋一家、唐十一家、宋九十八家、金两家、元二十二家、明六十一家，共计达二百一十八家之多。其中不乏政治家，这样一来思想就有可能转化为制度进而变为社会现实。例如，汉代之董仲舒、唐之房玄龄、韩愈、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朱熹等，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了。而且还可以知道政治思想，作为改革的根据。范仲淹认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怍易之大旨”。①《周易》下经中的革卦、鼎卦、艮卦，渐卦；睽卦都是几个言变革的卦，范仲淹一一解释，以作为其变法的依据。范仲淹通过阐释《损》《益》两卦的内容来解释损上益下的道理，从而提出养民、安民的民本思想。《易传》系辞上传说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范仲淹通过这一思想来维护封建君权和等级制度。最后，《周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所以它能以其抽象性而“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这主要得益于它是“其称名也小，其取意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它能“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它包括了诸多范畴和公式可以去囊括很多东西。比如“同人卦九五爻辞‘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照字面意思是说，一只军队先败后胜。但是占的这个卦的人不必完全照字面了解。不管他问的是什么事，他都可以了解为，他的事大概是先凶后吉。”[4]所以《周易》思想必定会渗透到政治和法律中。另外，《易经》在汉儒的阐释下以《易纬》和相关著作的形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受《河图》《洛书》影响的数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典中得以体现，例如：“三纲五常”“三宥”“三法司”“三不去”“五听”“五过”“五服”“五刑”“六卿”“六部”“七去”“八议”“九卿会审”“九刑”“九品中正”“九仪”“十恶”。这些数字中哪些是之于需要和那些是人为故意附会使然，这一点区别就可以看出数字在法典中的奇妙之处。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三、“天人合一”的观念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这是儒家“有物有则”的理论的体现，也是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表征。中国古代的祖先们极富智慧的在人与自然的生活中体悟天人之道，而形成了东方人的心智结构的特点，那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既然作为心智结构而存在其必然在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中社会关系中得以体现，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也体现着。作为中国古代法制之圭臬的法典——《唐律疏议》就体现着这一观念：“臣闻三才既分，法星著于玄象；六位斯列，习坎彰于易经。”“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5]总之这一观念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还是古代的法律制度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一观念大体看来是由《周易》首先表现与书面，而后其余各家借鉴发挥深化，渐成体系，并且对中国古代法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天人合一观念概述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儒家把这一思想最终系统化，并且逐步的在礼法合一的过程中把这一观念融入到法律制度中，因此本文主要是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作为资料依据。这一思想最早应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卜筮，并且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和《尚书》中得以显彰。所以，现在我从《易经》的象数命理和易理两个方面来论述“天人合一”的思想。

1．象数命理

坎为水(坎宫)

白虎 ━ ━ 兄弟子水

螣蛇 ━━━ 官鬼戌土

勾陈 ━ ━ 父母申金

朱雀 ━ ━ 妻财午火

青龙 ━━━ 官鬼辰土

玄武 ━ ━ 子孙寅木

坎为水: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坎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上面的图示便是六十四卦中的坎卦的六爻布卦图②。伏羲画卦时注重于人与天象，“周易实际上是一部解释天象或天象变化的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即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6]到了后来问王八卦开始注重人与社会，并对卦次作了改动，到了汉代卜筮时在六爻中就完全融入了天、地、人三者。从上图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这一点：白虎、螣蛇、勾陈 朱雀、青龙、玄武六者是就天之星象而言，然后用纳甲③的方法配之以天干地支，再用五行生克的理论配之以六亲（父母、兄弟、妻财、官鬼、子孙）。

另外，在象数命理方面反映的天人合一观念也可以从以下两个表格中反映出来：

表一[7] 表二[8]：五行类属表

2．义理方面

“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人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9]《易经．说卦传》中的这几句直接表达了天、地、人三者的合一。“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0]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11]从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易经》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天垂象，圣人则之”也即是“有物有则”。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间的种种关系和活动是对天道的模仿，而且这一模仿不仅仅是体现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上，它还从天道中推演出一行列的秩序体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 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 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这一段是《礼记》对《易经．系辞传》的发挥，体现了人间秩序源于自然界并且二者和谐统一。

（二）“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1．政治制度方面

在君主政体下，虽将帝王拟天，曰天子，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并以“后以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为称，取象二仪”[12]《晋书．天文志》“紫宫垣十五星，其西番七，东番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门内东南维五星曰尚书．．．．．．．尚书西二星曰阴德、阳德，主周急振抚。宫门左星内二星曰大埋，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饮食，主平刑断狱也。门外六星曰天床，主寝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饮食，主后妃夫人与太子宴饮。东北维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馔。”[13]这些古代文献的记载直接反映了古人对于天道和人间秩序一致性的认同。

“旧说相传，伏羲以龙纪官，神农以火纪官，黄帝以云纪官，共工以水纪官，„„，固无论矣。《周礼》一书最关后世政制，所列六官亦即象天地四时而设也”。[14]北周时期，在官吏设置上出现了复古主义的色彩，“北周仅仅是在中央机构上模仿《周礼》，实行六官制。”[15] “北周时期的六卿为：天官府大冢宰、地官府大司徒、春官府大宗伯、夏官府大司马、秋官府大司寇、冬官府大司空”其中秋官大司寇即“掌刑狱、纠察之事，相当于以后的刑部。”[16]关于司寇一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以水拟之，他说到：“北方水也，执法司寇也„清廉平，赂遗不受„．孔子是也”

2．刑事法律方面

（1）刑律的起源方面

首先，就刑而言在儒家经典文献《尚书》和《易经》中有着丰富的体现，其中《尚书》中多强调“天讨天罚”的思想，例“肃将天威”“天命诛之”“恭行天罚”等等。而《易经》中，多是以自然之象来解释刑狱诸事，《噬嗑》卦云10650：亨。利用狱。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就此卦的象而言，是口中有一硬物，上下相合而咬之，而“咬得办法就是用刑罚去掉天下之梗”。[17]所以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即是“人君象电之光以明罚，象电之威以敕法”。《丰》卦之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朱熹说：电，明照也，所以折狱。雷，象于此卦而折狱致刑。《贲》卦之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卦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此两卦一者是离上艮下，一者是艮上离下。离，火象，明也；艮，山象，止也；朱子《语类》云：慎刑如山，不留如火。诸如此类者还有《中孚》卦之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讼》卦之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正是因为这些所以唐律疏议中才说：“臣闻三才既分，法星著于玄象；六位斯列，习坎彰于易经。”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观雷电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肃杀’”。

其次，就律的起源而言，现在有学者研究发现，古代的律和音乐中的乐律有着紧密地联系“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此刻‘法’意义上的‘律’与‘音’意义上的‘律’是息息相通的，法律甚至就是音律的演化形式。”[18]。而古代的乐律本身就是自然之声。

（2）刑律的内容和实施

首先，效法五行的刑罚体系。这主要是汉代以后人们多将五行和五刑联系到一块，这可能主要是受到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例如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否定了“象刑”是一种具体的刑罚，而认为“象刑”是“象天道而作刑”的产物。五行也就做了类似的解释：“刑所以五者何？法五行也。大辟，发水之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19]后世的五刑演变为笞、杖、徒、流、死，但是仍然没有脱离“五”这个数字，也许正是基于此吧。其次，根据“天尊地卑”的法则认为人间君主贵而臣下卑，建立了封建刑法中的尊卑秩序。《唐律疏议．名例律》中解释“谋反”：“《左传》云：‘天反时为灾，人反德为乱’，然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将起逆心，悖逆常理，故曰‘谋反’”[20]与此项类似者还有古代的复仇制度和亲亲相隐制度，固人都认为这是天性使然，是天地自然之理。

再次，司法中依据“赏以春夏，行以秋冬”的原则，仍然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礼记．月令》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大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21]这一月向人君呈现的是上天好生之德，故而人君也应该着这一月推行仁政。后汉章帝召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又如：“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日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22]意思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天气渐渐炎热，降至大暑，到这时候应该体天道而恤囚，明代永乐年间首定的热审制度和清代始于乾隆年间的热审制度即是对这一思想的体现。再如“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23]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总之，这些都反映了“人君奉天出治，当顺天道肃杀之威，而施刑害杀戮之事，所以法天时，行道义也”。这一观念对古代的行刑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不只是在儒家经典中有这样的论述，其实在中国古代法典中这些思想也有着直接的制度体现，《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立春之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而决者，各章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④

最后，就赦免制度而言。《易经》中有“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这是因为雷雨乃是天威，而雨有润泽之意，威中有泽，象征刑狱的赦宥。“自宋以来之常赦而发也。至于赦宥之事由，固有多端，而于天到有关者，莫外灾荒和祭祀两事。灾荒既见，欲以赦而冀天心，以救其灾„„其郊祭大赦，宋刘裴子野称：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24]

3．民事制度

陆贾《新语》云“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25]《易经》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易经．家人》卦之彖辞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人人认为，人伦道德、尊卑秩序完全本于自然之理。天道有阴阳、乾坤之分，世间有夫妇之义。《哀公问》“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又《易经．归妹》之彖辞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以天地之合而述夫妇之义，则在礼制上，自以一夫一妻为原则”[26]《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祭义》“祭日以东，祭月以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 《易经．革》卦之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意思就是，有反一男一女之道，所以才“革”才起变化。这些思想同样体现在了法典中：例《唐律疏议》称曰“依礼，日见于甲，月见于庚，像夫妇之义，一与之齐，中馈斯重，故更娶者，合徒一年”

在父子关系方面，孝道乃是第一要务，“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像前面论及的一样，古人在寻找孝道的根据时也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说的《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圣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不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另外，在中国古代许多著述中，都有以天地之性来解释孝道的。

注释：

① 详见《范文正公文集》奏议“奏乞择臣僚令举知州通判”、“答手诏条陈十事”、“上执政书”。

② 坎卦即是长孙无忌在《进律疏表》中提及的“习坎彰于易经”中的坎，坎卦就其卦象而言为两个阴爻中间夹一个阳爻，是水象也。尔雅释言，坎，律铨也，郭璞注，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铨量轻重也。

③ 纳甲者，将干支排纳于六爻中，而干支所属之五行，及筮时时日，视其生克，以断吉凶。

④ 《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断屠日为正月、五月、九月。禁杀日为每月一、八、十、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 [2]同注[1]32.[3]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1．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47． [5]唐律疏议·卷一．

[6]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85． [7]邹学熹．易学易经教材六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76． [8]同注[7]． 138． [9]易经·说卦传． [10]易经·系辞传． [11]同[10]．

[12]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6．152． [13]晋书·天文志． [14]同注[13]．

[15]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三卷．北京：法律出版社．590． [16]同注[15]．593．

[17]金景芳，吕绍纲．周易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4． [18]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3． [19]白虎通义·五行．

[20]唐律疏议·卷一十恶之目． [21]礼记·月令． [22]同注[21]． [23]同注[21]．

篇6：中国古代战争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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