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程序法专题研究

民事程序法专题研究（共6篇）

篇1：民事程序法专题研究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研究

【内容提要】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从西方各国民事诉讼发展来看，其共同发展趋势是由偏重开庭审理活动转为审前准备和审判活动两者并重，审前准备程序已日益成为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我国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长期以来被民事立法和司法，甚至被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所忽视，至今尚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这正是多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未能走出困境的症结之一。本文在考察各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认真分析其设立旨意和诉讼……

前准备程序是指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到开庭审理前所运行的一系列诉讼程序的总称。其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从西方各国民事诉讼发展来看，其共同发展趋势是由偏重开庭审理活动转为审前准备和审判活动两者并重，审前准备程序已日益成为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在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长期以来被民事立法和司法，甚至被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所忽视，至今尚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现在看来这也正是多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未能走出困境的症结之一。所幸的是，随着司法界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已开始被关注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在考察各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认真分析其设立旨意和诉讼价值的基础上，深入检讨我国当前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现状及其弊端，并结合我国实际以及借鉴吸收西方各国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提出构建设想，以期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机制和促进公正高效司法有所裨益。

一、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比较研究

（一）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立法模式

就国外情况来看，各国民诉法都设置了审前准备程序。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和法院职权主义审前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是看程序的启动、延续以及终止取决于谁，如果取决于当事人，则为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如果取决于法院，则称法院职权主义审前模式。

1.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

实行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英、美、法等国。纵观西方各国民事诉讼发展历史，诉讼模式经历了曲折的变化过程，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形成和制定的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国民事诉讼法，确定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其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也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整个审前准备程序结构的重心都置于当事人一方。直到今天，这一诉讼模式一直被坚持和发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英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是典型的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票令状的送达阶段，原告以传票令状通知被告应诉，并要求被告承认送达，将送达收据送回法院。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承认送达或未作防御表示，法院可根据原告的请求作出不应诉判决；第二阶段是诉答阶段，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和事实主张作出答辩和驳斥，未作驳斥的视为默认，原告对此不需再举证。被告若反诉，则需在法定期限内送达反诉状。在此阶段当事人双方交换的诉讼文书必须载明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主张，这样使法院审判更为集中，也可减轻对方举证压力；第三阶段是证据发现阶段，即当事人双方将所有与诉讼有关的证据资料向法院或其他诉讼当事人披露的阶段，一方若不开示，对方可申请法院裁定强制发现，当事人仍不服从，则法官可命令勾销当事人的请求或答辩书，同时做出其败诉的判决或以藐视法庭行为予以制裁；第四阶段是庭审指导，是指当事人就一些事项，如修改传票令状和诉讼文书，请求作诉讼细节，请求宣誓答复等向法院申请指示的过程。（注：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2页。）英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具有对抗制的一般特征，即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对等性、相对性。当事人在这一阶段起主导作用，传票令状、答辩状等诉讼文书送达，证据发现等都由当事人依法自行进行，法院一般不去干预，仅起客观指导、监督作用。英国一般案件都要经过审前准备程序，才会正式进入审理登记，但有些案件，当事人无实质争议，则可协商申请法院不使用诉讼文书审理而庭前解决，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费用。在英国，审前准备程序非常重要，它可以为审理排除障碍，使审理能顺利集中进行，更重要的是可以排除大量不经审理就能解决的案件。高等法院中案件最多的王座庭只有百分之二的案件进入审理阶段，百分之九十八的案件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就得到解决。英国专设主事法官来负责审前准备工作，可以排除预断，促进程序公正。（注：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0页。）

美国也是非常典型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其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诉答程序(Pleading)，即当事人之间交换诉状和答辩状的诉讼程序，具体是由原告把诉讼状及法院书记官签发的传唤状送达给被告，简单说明请求什么，救济什么。被告必须在期限内向原告送达答辩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自认或否认。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否则法院可应原告申请作出不应诉判决或制裁。发现程序(Discovery)，（注：亦译为“证据开示”程序，见刘荣军：《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版，第422页。）即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者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一项程序。通过发现程序，双方当事人充分了解对方所拥有的证据，进一步明确和整理争点，并且固定主要证据，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庭审中的突然袭击。法律对发现的范围仅限于不享有保密特权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或证据。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以当事人为主进行的发现程序到了八十年代，被严重滥用，造成诉讼效率过低、费用过高的不良后果，为此1983年修改的《联邦民诉规则》加强了书记官或主事法官的职权，通过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召开审前会议，旨在指导、管理当事人进行发现程序，防止当事人拖延诉讼。美国审前会议召开的次数及时间没有严格规定，但在最后一次审前会议中，法官则以最后审前裁定列出审前会议所协定的争点范围、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其他同意事项。庭审活动不得超出最后审前裁定的范围。美国审前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促进当事人和解。美国96%以上的民事案件是在审前通过和解方式或不经审理的判决得到解决，只有不到4%的极少案件才进入庭审阶段。（注：〔日〕浜野惺译：《美国民事诉讼法的运作》，日本法曹会版，第105页。）美国负责审前程序的主体，在各个联邦地区各不相同，有的有magistrate（下级法官）负责，有的引进英国主事法官制度，由主事法官负责。

法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保留了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英美两国大体相同，但也有其特色之处。诉讼开始后由准备程序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召开审前会议，协商对案件进行分流，对简单、不需审前准备的案件直接排期开庭；对相对难解决的案件，再准备一段时间，再协商决定是否需进入审前准备程序；对复杂案件，已经过两次协商还未达到可判决状态，则指派准备程序法官监督和管理当事人进行审前准备。

法国这种审前准备程序很有特点，比较巧妙地处理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利和法官适当介入管理的关系，而且大大加快了审前准备程序进度。（注：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虽然英、美、法各国审前准备程序具体做法不同，但综合起来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其一，当事人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主要诉讼主体，该程序的主要诉讼活动权利义务归属当事人；其二，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准备是全面而充分的，一旦进入审理阶段，他们将不能举新的证据；其三，负责审前准备阶段的审判主体和负责庭审活动的审判主体分开，可以使审判法官保持中立，公正、客观地审查和判断证据；其四，预审法官无权调查、收集证据，不能对案件进行实体性审查，只能行使组织和监管职权。

2.法院职权主义的审前模式

实行法院职权主义审前准备程序的主要有德国、日本、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日、奥等国在制定或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鉴于法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审前准备程序模式存在拖延诉讼的现象，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德、日、奥等国为了加快诉讼，提高诉讼效益而加强了法院的干预，从诉讼一开始就由法院依职权指挥诉讼运作，以法院职权主义模式取代当事人主义模式，将审前程序和审理程序合并在一起。（注：参见白禄铉：《论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浅见》，《中外法学》19第1期，第40页。）对德国等国在坚持当事人主义模式实质精神的基础上，为了加快诉讼进程而改革诉讼运作方式，加强法院职权作用，在法社会学上称作后现代化现象。（注：季卫东：《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法与社会——参加法社会学国际协会第31届学术大会之后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第7期，第5页。）它和中世纪封建社会职权主义诉讼制度有本质区别。

德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为了避免当事人故意拖延诉讼，取消了审前程序，实行“一步到庭”。但因当事人审前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就马上开庭审理，并允许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可随时提出证据，反而造成重复开庭，拖延了诉讼。这不仅不经济，还易导致当事人搞“突然袭击”，使诉讼失去公平、公正，其结果有悖于改革初衷。为了克服这一弊端，1976年出台了《简化诉讼程序法》，对民诉法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重点改革“一步到庭”，把法庭审理分为审前准备和主辩论期日（法庭审理）两个阶段。根据修改后民诉法为了充分进行审前准备，法官可以采用早期第一次口头辩论程序或书面准备程序（以当事人之间限期交换书证）两种方式，任选其一来进行审前准备，以保证一次开庭集中审理终结案件。而且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改为适时提出主义，加强了证据失权效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保证了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辩论权，加快了诉讼。

日本最初民诉法同德国一样没有明确区分审前准备程序和法庭审理程序。而经修改以后，现行的民诉法（年修改颁布）明确规定了辩论及审前准备程序。案情较复杂的由法院直接决定进入准备程序；无法确定的，进行最初口头辩论，辩论不能终结的视为案情复杂，进入准备程序。日本民诉法设立了三种准备程序：一是预备性口头辩论，主要对一些公害、药害案件审理时采取公开性预备口头辩论；二是辩论准备程序，是法官或书记员召集当事人出席的不公开、非正式的对话；三是在一方出庭情况下，法官通过电话联络和证据调查等工作的一种审前准备程序。此外日本新民诉法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的原则。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无论德国还是日本的民事诉讼，都经历了一个从没有明确审前准备阶段，导致多次重复开庭到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提高庭审效率的改革过程，这也是一个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多次尝试、理论的累积深化以及法律的修改等方式不断努力改革或改进审理的过程。目前，两国仍在完善审前准备程序改革。

综上分析，国外两种传统的审前模式的优、缺点都是客观存在的。英美法系民事诉讼采用的当事人主义审前准备程序的优点在于有利于提高开庭审理的效率，使案件得到集中审理，但因法官过于消极，难以避免当事人滥用审前程序，拖延准备阶段。而传统的大陆法系虽然加强法官对审前准备程序的控制，防止当事人拖延审前程序，但因其审前准备很不充分，加上采用随时提出主义，致使重复开庭，拖延庭审活动，甚至造成诉讼程序的浪费。因此德、日两国都对审前准备程序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从其改革方向，我们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在坚持以法院运作诉讼程序前提下吸收了英、美、法等国加强庭前准备和规定证据时效的做法，逐渐向当事入主义审前模式接近和靠拢。同样英美法等国也加强了法院对当事人运作程序的监督和管理，以防当事人滥用审前程序，拖延诉讼。由此可见，在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下，各国民事诉讼法在审前准备程序运作方式上相互吸收各自优点，呈现趋同的特征。

（二）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立旨意及其诉讼价值

诉讼程序的价值籍着结构实现，而诉讼程序结构的设置，要以一定的设立旨意为指导。程序价值的.实现对设立旨意的反馈情况，直接可以权衡出程序结构设置是否妥当。

1.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立旨意

充分考察西方各国关于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立法体例和纷呈的学说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其设立旨意主要有以下三点：(1)诉讼民主。即审前准备程序的结构必须围绕保障诉讼民主来设计。民事诉讼所解决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民事主体在法律范围内，有权自主地进行权利处分。在民事程序法上，当然要对民事主体的权利进行保障。审前准备程序主要是一个当事人自行收集证据或与对方交换信息的过程，因此更应该充分贯彻诉讼民主这一理念。(2)诉讼正当。即审前准备程序必须围绕着公正与妥当来设计。诉讼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实体正义，这是主宰几个世纪的诉讼学理。但进入现代社会，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在追求实体正义的目标中，也关注起程序正义，即把程序保障也作为诉讼的目标或价值判断的标准，把实体的正义被理解为在程序正义的制约下力图最大限度予以实现的价值。这一观点成了欧美国家法学思想和立法的主流。各国在审前准备程序立法上也充分体现了正当诉讼理念。(3)诉讼效益。即审前准备程序必须围绕保障诉讼迅速和廉价来设计。各国有关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从无到有，从粗线条的勾勒到细致入微的设置，诉讼效益的价值取向体现得十分明显，当然是在服从民主和正当的基础上追求最大的效益。

2.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诉讼价值

审前准备程序诉讼价值的实现是以其设立旨意及其结构建设为条件的，不同的设计理念和结构会体现或倾向于某些价值。就目前各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立旨意和结构及其实际操作效果来看，其诉讼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在提高诉讼效益方面的价值。首先审前准备通过事实整理和争点简化，将审判焦点集中于明确、具体的问题上，使辩论和质证集中地、有计划地进行，使法官在准备程序基础上快速有效地发现真实，并及时裁决；其次由于失权制度的保障，当事人不得也不能利用诉讼程序拖延诉讼；再次，法官审前准备程序管理和监督权之行使，起到了监督、督促当事人为适时诉讼行为的作用。(2)在防止庭审中突然袭击方面的价值。法院要想得

到能使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律师）信服的裁判，就必须在诉讼过程使当事人均可尽攻击、防御之能事，使诉讼的结果在诉讼进行中能找到根据，并可预见。审前准备程序通过攻防手段和诉讼资料之公开交换，法官心证有限的表明以及对不必要证据的排除，有效预防了当事人遭到未能预见到的攻防手段而使自己遭受不利于已的诉讼后果，也有效预防了法官不遵循正当程序之规定，迳行以心证作出的判决。(3)在促进诉讼和解方面的价值。充分的审前准备程序使当事人能预见裁判结果，从而促进双方权衡利弊，相互妥协。如美国和英国一向被认为是爱诉的民族，但其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在审理前的发现程序和审前会议阶段即终结了，而且和解的比率相当大，这无疑是审前准备程序和解价值的体现。(4)在提高裁判质量方面的价值。各国审前程序各环节诸如事实整理、争点减缩、证据开示等，为庭审充分的辩论和质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保障了审判程序有效、顺利进行，这些都有效地保证了裁判的质量。

二、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之检讨

（一）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现状及其弊端

全面比较研究各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以及总结其设立旨意和诉讼价值，有利于深入检讨我国当前民事诉讼审前程序，而深入剖析其现状和弊端，又有利于在改革和完善时对症下药。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受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和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影响，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而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立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我国现行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尽管对审前准备作了具体规定，但存在理论认识误区，即没有认识到“审前准备”独立的程序价值，审前准备只是第一审普通程序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依附于庭审程序。同前述几国的审前准备程序相比，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立法具有如下特征：(1)主体是法官。审前准备程序基本由庭审法官依职权包揽所有活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代理人基本不介入，不发挥作用；(2)目的单一。主要是寻找案件的争议点，积极查明案件事实，便于法官审判职能的行使；(3)内容上既包括程序性准备也包括实体性准备。法官除进行程序上的活动外，还包括对证据材料在内的各种诉讼材料进行详细、全面的实质性审查，以了解案情，并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4)形式不公开。法官对书面材料的审查活动是封闭的，并无当事人参加；(5)由于采用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以及未设立证据失权制度，因而不具备当事人确定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的功能。可见，在我国立法上，民事审前准备并未形成完整的诉讼程序，其只是庭审活动的一个阶段，且不存在程序上的法律效力。这与国外结构完善、价值凸现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立法相比显得异常滞后。

滞后的立法，给审判实践带来了许多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基本由庭审法官包揽，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基本不介入的超职权主义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的弊端日益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庭审法官负责审前准备工作，审前准备行为与审判行为相混淆，容易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先定后审”，使庭审活动流于形式，违背了程序正当的要求。我国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审判主体就是庭审中的审判主体，庭审法官包揽审前准备和审判工作，且我国现行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诉讼实务中的操作程序，混淆了审判行为和审前准备行为。我国民诉法第116条就庭前准备阶段规定法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最高法院在《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合议庭成员应当认真审核双方提供的诉讼材料，了解案情，审查证据，掌握争议的焦点和需要庭审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这实际等于明确授予法官对实体问题进行预审的职权，要求法官在审前阶段就必须对案件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全面核实。这必将导致“先审后开庭”、“先定后开庭”的结果，使庭审中举证、质证、辩论等一系列对抗式活动形式化，使严肃的庭审活动形式化。这实质上是一种预先进行书面审理的过程，与现代诉讼中所确立的公正、公开、辩论和直接言词等诉讼原则相违背。

2.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不当，严重偏离当事人，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违背了诉讼民主的要求。我国立法设置的审前准备程序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严重偏离当事人，整个阶段几乎都是法院、法官的工作程序，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基本上不参与，属于他们的审前权利义务非常有限，而且现行的诉讼机制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这有限的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履行，由此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两方面：弊端之一是不利于调动当事人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虽然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享有起诉、反诉、变更诉讼请求、撒诉等处分权，但又把法院负责查明案件客观真实作为诉讼基本原则，从而否认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决定权和支配权。法院可以调查案件事实为由，限制和干预当事人处分权，如法院撤诉允许权、依职权追加当事人等权利和做法，均一定程度违背了“不告不理”这一民事诉讼重要原则。弊端之二是审前准备程序中权利义务向法官严重倾斜，不仅加重了法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容易导致法官专断，往往更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3.审前准备工作不充分，不能有效地防止庭审中对方突然袭击，违反了诉讼正当与效益的要求。审前准备程序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当事人从程序到实体都作好充分的准备，防止一方当事人突然袭击，确保庭审活动的集中、顺畅进行，这是各国审前准备程序的共同性原则。但是我国未建立有效的证据交换制度、证据时效制度，未规定被告答辩义务，当事人的庭前准备工作很不充分。这一弊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有所改善，但因与民诉法有关规定相冲突，实施效果不容乐观。

4.我国当前审前准备和民事诉讼所支出的诉讼成本偏高，违背了诉讼效益的要求。我国民诉法规定原告起诉被受理后，法院包揽诉讼文书的送达、审核，调查必要证据等几乎是整个审前程序的工作，这样虽然可以有效地控制审前程序的进程，但为此却支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和“办自己的事花自己的钱”的市场经济观念格格不入。这样也等于法院替民事活动中过错方分担大部分诉讼费用（理论上应由过错责任方承担）。如果审前准备程序以当事人为主导，由当事人自行送达交换诉讼文件，收集、提交、交换诉讼证据，确定诉讼争点，法院仅作为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则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还可以大大减少司法机关的诉讼成本。也许有人会提出改由当事人进行庭前准备，虽减少法院支出，但却增加当事人的费用支出。这是现实存在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规定由过错方适当承担受害方的诉讼开支来弥补和解决。

5.审前庭审法官为了调查收集证据，积极与双方当事人接触，尤其是与单方当事人接触的机会增多，这为司法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违背了诉讼公正的要求。民诉法对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和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接触没有具体规定，承办法官为了了解案情，查明事实，收集证据，往往要积极与当事人单方接触，这为当事人提供了贿赂法官的机会。

（二）我国当前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司法改革述评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和发展，上述弊端引起了司法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最近几年，特别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出台后，司法实务界积极推行了系列审前准备程序改

革，一些新生的改革措施，在与现行民事诉讼法激烈碰撞、挤压后破土而出。司法实务界的民事审前准备改革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1.90年代中期，各地法院普遍采用“一步到庭”，取消审前准备的改革措施。当时主要是基于杜绝案件承办法官在庭审前与当事人接触，减少滋生司法腐败的条件，强化庭审功能，保证庭审活动公开进行等方面的考虑，而采取取消审前准备的尝试。但是，此项改革一开始就暴露了致命的缺陷，即在审判实践中一旦遇到较复杂的案件，法官庭前又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一无所知，庭审活动就变得杂乱无章；而且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互不了解对方证据，庭审中当一方当事人突然提出的大量证据，另一方无法进行有效的质证，法官也无法有针对性地组织、指挥庭审的进行，从而导致一案多次开庭，案件久拖不结，诉讼成本增高，效率明显低下等弊端。这实际上在走德国和日本最早期民事诉讼的老路。“一步到庭”很快便以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抨击而告终。

2.90年代末期，一些法院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准备程序启示下，开始推行“分布到庭”的审前改革措施，即在立案到庭审中间，插进一个对双方证据及争议焦点进行整理的审前准备阶段。6月，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各地法院的改革经验，通过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了法院在开庭前，对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比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从而把庭前证据交换做法规范化和制度化。之后，上海、北京、广东等高级法院在制定本辖区民事经济案件的办案规则中，相继制定了庭前交换证据的具体操作方法。

3.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全国不少法院扩大立案庭职能，将审前准备工作交由立案庭负责。庭前交换证据规范化后，推行证据交换的法院为了隔绝庭审法官与审前准备工作的联系，避免“先定后审”和滋生司法腐败，在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体制的基础，将审前准备工作纳入立案庭职责范围。有些法院实行了书记员单序列管理改革，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和调配书记员，并把书记员作为审判流程管理的枢纽，由书记员辅助立案庭完成审前准备工作。至此，司法界审前准备程序结构发生了巨变。

4.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审前准备程序改革作了建立科学的案件审理流程管理制度、完善举证制度、提高人民法院各项管理工作的科技含量等规定。一些改革步伐较快的法院根据有关精神，开始推行以“大立案”为表现形式，以“审判流程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审判管理改革措施，将审前准备工作纳入立案庭，使立案庭基本成为审判程序的“调度中心”，统管案件程序方面的事宜。有的法院为了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试行了案件繁简分流审理的改革，将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晰，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实行即来即调，快审快结。

5.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证据交换、被告答辩等作出具体规定，这标志着庭前证据交换和证据时效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从上述改革来看，司法实务界的审前准备程序改革为促进我国审前准备制度的建立作了很好的尝试，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各地法院在改革探索中，从实际出发，设计出了一些先进的制度和做法，如建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和证据时效制度，设立法官负责证据交换和调查取证等，这些制度和做法有利于保证当事人做好较为充分的审前准备工作。但在肯定改革成绩的同时，笔者认为司法实务界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主要体现在：1.各地法院的改革大多具有自发性，缺乏通盘考虑、全面规划和整体布局，各地做法不一，改革也有些流于枝节和浮面。2.缺乏系统理论研究。当前审前准备程序司法改革在民事诉讼立法滞后情况下，过分注重实践探索，轻视系统理论研究，许多错误观点未能澄清，导致改革不彻底。3.审前准备程序改革中存在一些误区。如当前最为普遍的以大立案改革，从其运行情况和理性分析来看，不难看出其仍有不足之处。其实比较典型的审前准备程序应是突破民诉法对立案工作原有单一立案结构的局限，在结构上扩充立案庭配置，以庭审前各个程序环节为工作重心，使立案庭充分履行立案审查、文书送达、证据交换、证据调查、诉前保全、管辖权异议、排期开庭等程序职能。但是如果将审判流程管理和监督职能与审前准备程序相结合，很有可能影响了各种职能的充分发挥，导致审前准备与流程管理和监督职能都不能很好落实。

导致上述改革局限性的原因，有些是司法实务界的主观原因，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包括相关立法滞后和设立审前准备程序的制约条件在内的客观原因。如司法改革制定了庭前交换和固定证据、固定诉讼请求、证据失效等规定，但因这些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冲突，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当当事人坚持按照民诉法或其他规定在庭审中提出新的证据、增加诉讼请求、提出反诉等，法官也只能允许。在审前准备其他问题上也存在同样的困境，直接影响到审前准备程序功能的发挥。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诸如当事人普遍素质低下，难以适应以自己为主导的审前准备程序，律师人数少，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某些传统的司法体制和制度根深蒂固等客观原因也是制约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因。

三、构建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之思考

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属法院超职权主义模式，这显然与当前民事审判所面临的任务不相适应。同时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司法制度尤其是民事司法制度与世界接轨的角度考虑，构建我国审前准备程序已是势在必行。我们应当针对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大量吸收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司法实际，积极探索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

（一）完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立法应遵循的原则

明确完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立法应遵循的原则，对于克服立法和司法改革的盲目性很有必要。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立法应遵循以下重要原则：

1.有利于审判公正原则。公正历来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美德和所崇尚的价值目标，也是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失去了诉讼公正的诉讼制度必然会走向死亡。因此设立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必须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审前准备作为诉讼的一个环节必须为审判公正服务。为此，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应根据实际情况，排除预断和先定后审，合理配置法官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建立健全证据制度，防止突然袭击，以确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2.公开、效益原则。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应该向当事人及社会公开，应避免法院“暗箱操作”。审前必须告知当事人承办法官名单，以确保当事人回避权的行使。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必须在审前向对方公开，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也须在审前向双方当事人公开，以确保当事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为解决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司法任务繁重与艰难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重视诉讼效率和效益。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尽量减轻法院在审前准备中不合理的负担，减少司法机关的诉讼支出。

3.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其中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中包括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申请回避权、平等权、处分权

、变更诉讼请求权、请求调解权等等。改革后的审前程序，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才能调动当事人积极性，提高庭审效率，节省诉讼开支，才能预防法官专断，实现审判公正。

4.方便审判活动原则。充分的审前准备是审判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这个充分主要是针对当事人而言的。基于集中有效的庭审需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整理争点、收集、提交、交换证据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庭审活动顺畅、集中进行。

5.吸收、借鉴和适合国情原则。我们进行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时必须对国外的，尤其是英、美、法的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的审前准备程序及诉讼机制进行认真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比较，扬长避短。对其中科学的、进步的、合理的，要大胆吸收、借鉴，为我所用；对其不适合或部分不适合的要果断舍弃或进行改进。同时我们在借鉴他们有益经验时，要注意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审判实际情况，而不能全盘照搬，对我国民事诉讼优良传统要加以坚持和发扬。

（二）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具体制度设想

基于我国有关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方面的立法滞后于司法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做法不一的现状，笔者认为，当前设立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应从加强理论研究和统一规范司法改革两方面着手。笔者认为，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均应涵盖如下内容：在庭审前设立准备程序，由当事人确定争点，决定审判对象；实行被告强制答辩制度；建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使当事人充分了解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及相应证据和信息，并建立证据失权制度，使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真正处予平等对抗的地位；设立准备程序法官，加强对准备程序的管理，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当事人审前和解，降低诉讼成本，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设置准备程序法官，专门负责指挥和管理审前准备程序，排除预断，促进审判公正。把审判法官从审前准备工作中脱离出来，专门设置准备程序法官来组织和管理当事人进行补充和更改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点等庭前准备工作，以便集中审理，提高庭审效率。庭审法官不负责审前准备工作，有利于排除预断，进行居中裁判，避免庭审活动形式化，而且当事人可以不必顾虑不接受法官的让步和解建议会使自己在审理时处于不利地位。当前，司法实务界试行的大立案改革，即在立案庭设置准备程序法官统一负责庭前证据交换等相关审前准备工作，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即经准备程序法官初步审查，认为属于复杂的案件，则组织当事人整理争点、提交和交换证据，并进行排期开庭，完成这些庭前准备工作后，移交业务庭开庭审理；对那些属于简单的案件，则无须进行庭前准备，直接交由“简易法庭”或“速裁法庭”处理。

2.合理配置审前程序中法官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针对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审前权利、义务配置严重偏向法院和法官所产生的弊端，我们必须切实配置和落实当事人以下审前权利、义务：起诉权、反诉权、申请回避权、平等权、变更诉讼请求权、自由处分权和应诉和答辩义务，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义务，整理明确诉讼的争点义务等。我国一直以来实行法院送达诉讼文件，这种做法是否真能提高效率和效益，值得商榷。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这在前面已有论述。笔者主张在立法明确送达期限、拒收文件法律后果和加强法院监督和管理下将诉讼文件送达义务配置给当事人。我国现行民诉法将被告答辩规定为诉讼权利，这是一种过时的、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平等原则内在要求的做法，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容易给被告在庭审上制造“证据突袭”的机会，也不利于开展其他审前准备程序。按照对等原则原告向被告提交起诉状，被告则必须提交答辩状，而且这样也有利于审前交换证据，确定争点，提高庭审效率。因此应实行被告强制答辩制度，规定被告不答辩，视为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当然我们在配置审前权利义务时，必须掌握合理程度，既可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全面、充分地进行审前准备，又可以有效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

3.建立完善的举证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最早见于罗马法，现代世界各国大多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古老的法律制度。我国虽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原则，但因立法不详尽和法院职权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得到真正贯彻执行。要想建立完善的举证责任制度，真正贯彻“谁主张谁举证”诉讼原则，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必须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明确划分当事人及法院收集证据的范围。除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以外，法官原则上不能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活动，而且法官调查取证活动应当以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申请为前提，法官调查取得的证据须经法庭质证才能作为裁判依据；(2)立法明文规定当事人不履行举证义务所应承担的具体法律后果，以提高当事人举证自觉性；(3)不断扩大和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和程序，对当事人举证进行指导和引导，在当事人取证确有困难时，可以考虑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发出调查函，强制有关单位、个人协助、配合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尽量减少和避免法院直接调查取证；(4)建立举证时效制度，立法明文规定当事人必须在庭审前规定时间内提交所有证据，有正当理由除外，否则视为放弃举证，由其承担不举证的法律后果；(5)建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立法明文规定证人拒绝作证、作伪证的制裁措施。

4.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必须立法规定庭前交换证据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审前法定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必须交换各自所有的与本案件有关的证据和信息。当事人收集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未经审前交换的，不予质证和认定，即承担证据失效后果，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也必须在审前出示给双方当事人，并在庭审中进行质证。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防止突然袭击，使对抗双方审前充分了解对方的主张和证据，从根本上保证双方平等的辩论机会。

5.设置审前会议制度。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发现程序被当事人滥用而引起的拖延诉讼和审前费用过高的弊端，有利于加强法官对审前程序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确保审前准备程序顺利、充分地完成。针对我国当事人诉讼素质较低和不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现实状况，我们可借鉴这一做法。具体做法可考虑由准备程序法官与案件书记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审前会议，来明确和简化诉讼争点，修改诉状和答辩状，对诉讼请求进行自认，确定证据，确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及开庭审理的日期，试行和解等等审前准备工作，以此来指导、监督、管理当事人进行充分的庭前准备工作，确保庭审活动公正、公开、有效地进行。

当然，一种民事诉讼程序的良性运作，取决于诸多要素，一方面它要求诉讼法学理论上对此种程序的深入学理探讨，另一方面又要求审判实践的配合，积累经验，总结教训，学习他人，改善自己。由于当前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主体条件还不是很理想，如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律师人员的素质和法律服务质量尚待提高、国民法律意识普遍还比较低，这就要求我们对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完善应当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笔者主张先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试点法院进行审前准备程序试点，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制度，然后通过立法，在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时，制定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法律规范，以在全国范围内

普及推广。在对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正式立法前，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有关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操作规程，以的要求，按照中央的部署，共同完成司法改革的宏伟大业

 

篇2：民事程序法专题研究

三、国外准备程序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以上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民事诉讼中有关准备程序的概况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想围绕几个重要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这是一些国外民事诉讼准备程序的设计时和运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相信对于我国民事诉讼准备程序的重构也极具参考意义。下面想分别考察的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体现在准备程序中的正当性与效率性的关系;当事人的准备与法官的介入;准备过程中法官进行调解的问题。

1.准备程序中的正当性与效率性

1995年于意大利召开的国际民事诉讼法学会上，一位日本学者在对各国报告内容进行的总结中指出，民事诉讼的普遍理想在于实现妥当、公正、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注：小岛武司，上揭，《诉讼法法系之再考察》中的总结报告。)妥当和公正的价值可以大致分别理解为实体的正义与程序的正义。在欧美的法律传统中，实体的.正义尽管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却不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来追求的目标。实体的正义被理解为在程序正义的制约下力图最大限度地予以实现的价值，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诉讼的正当性概念。另一方面，迅速和廉价则可以被视为诉讼效率性最主要的内容。正当性和效率性的要求贯穿整个诉讼过程，既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又时时可能处于某种相互抵触或矛盾的紧张状态中。对于准备程序的构成与运用来说，正当性与效率性的关系同样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为了考察准备程序中正当性与效率性的关系问题，首先有必要转换视角、拓宽思路，从第三者进行的一般纠纷解决过程这个角度考虑一下区分准备阶段的必要性。在任何有中立的第三者参加的纠纷解决过程中，只要第三者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帮助或促进双方当事人交换信息，而是达到了提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说服或命令双方当事人接受这种解决方案的程序，则第三者对纠纷状况的把握了解就成为必要。但非当事人的第三者对纠纷情况的认识了解总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可以依认识逐步深入的程序而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尤其是情况比较复杂的纠纷，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整理把握争议的焦点或问题之所在，才能再进一步弄清围绕这些焦点或问题的事实关系。一般的纠纷解决过程中第三者对纠纷情况的了解把握总是呈阶段性，以及这种阶段性常常体现为纠纷焦点或问题的整理和事实关系的查明-这两个特点就给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之一种的民事审判划分准备阶段、设计准备程序提供了一般的事实性基础。从上面介绍的比较法资料可以看到，各国民事诉讼中的准备程序往往意味着审判者对案情进行了解把握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的任务往往被限定于整理争执焦点及确认即将被提交的证据。

但是，力图解决纠纷的第三者认识了解纠纷情况的过程一般呈阶段性，且不同阶段的认识内容有所区别这一事实性状态，并不能直接带来在民事诉讼中应该划分准备阶段或设定准备程序这种规范、结构性的要求。因为仅仅从了解把握纠纷状况乃至进一步解决纠纷的效率性这一角度来看，在制度上把纠纷解决的过程结构化，固定为准备与开庭审理等形式性阶段的作法，并不一定比非结构性的、把了解把握纠纷情况的方式方法交给第三者灵活掌握的纠纷解决过程更为有效。以典型的调解过程为例，调解者可以不拘形式地分别或同时询问当事人，随时着手调查有关的事实，而且几乎任何时候都能够尝试说服当事人以达成某种合意。一般而言，这种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方式方法的作法比起按照一定程式化的阶段和形式来了解把握案情的形态来说，更容易也能够更快地“吃透案情”。然而，在制度上以获得判决为目标的民事审判中，审判者却被要求必须主要通过开庭审理这种场合或形式来了解把握案情。这一点正是准备程序存在的前提，也是该程序被名之为“准备”的含义所在。应该说，这个规范性的要求并不来自于把握了解案情以至解决纠纷的效率性，而来自于作为判决基础的正当性原理。为了使通过审判程序而达到的判决本身获得正当性，作为判决基础的证据以及被证据所证明的主张

篇3：民事送达程序违法情况研究

在基层检察院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中最常见的申诉理由之一便是送达程序不合法, 造成送达程序不合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本文通过办理民事申诉案件的现实经历, 从本地区的特殊劳动市场方式、基层法院实际办案情况、展开分析和阐述, 以期对基层法、检部门办理民事案件及申诉案件有所启示。

一、安义县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

安义县地处赣西北, 属省会南昌市郊县, 共109个行政村, 1093个自然村, 人口26万, 其中农业人口20万。但是安义县城镇、乡村常驻人口总共不足6万, 常驻人口大部分为老人、留守儿童、政府、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常年在外创业人员多达20万, 并且分布与中国各省市地区。

随着现代交通、通讯设备的发达, 安义籍在外创业人员的工作特殊性, 更换创业地点、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成了家常便饭, 当产生纠纷时, 原告通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章的管辖规则, 选择被告住所地即安义县法院为管辖法院的占80%, 法院能够了解到的当事人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可能早已变换, 最原始的地址可能就是其祖籍地址, 而在家留守的人员往往是不识字的老父母, 甚至家乡已经没有相关亲属了。这使得基层法院办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 送达法律文书成了一大难题。

二、申诉案件中最常出现的关于送达程序中的违法情形

(一) 邮寄送达程序不合法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月1日实施的《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在邮寄送达时应“交由国家邮政机构以法院专递方式有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快递企业不得经营由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 不得寄递国家机关公文”, 法院的法律文书属于国家机关公文, 快递企业依法不得寄递。然而在实践中, 仍有一些法院出于节省费用等原因, 没有使用法院专递方式进行邮寄送达。当事人以此为理由上诉, 即使一审判决完全正确, 这种程序“瑕疵”也可能造成案件发回重审。

(二) 未经其他送达方式便直接公告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 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 公告送达”, 而基层法院在受理民事案件后, 未经过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却直接以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审判决书等诉讼文书。在其他任何可能实行的送达方式没有穷尽之前, 便使用公告送达, 剥夺了被告的答辩权、举证权、上诉权, 到检察院民行部门提交申诉状的申诉人通常是直到执行阶段才知道自己被起诉、被缺席审判的事实。

(三) 公告送达程序中张贴法律文书不合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8条之规定“公告送达, 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 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 应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公告期满, 即视为送达。”而在实际送达过程中, 法院工作工作人员往往忽视了必须在法院公告栏和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同时张贴的要求, 导致受送达人无法得知自己被起诉的事实, 从而丧失了答辩权、举证权。

三、法院违法送达的原因

(一) 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

随着公民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 基层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不断增多, 而法院的政法编制并没有增加, 众多复杂繁琐的案件纷至沓来, 使得法院审判人员所要处理的案件日益增多, 不堪重负, 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 加之安义县的特殊情况, 办案人员无法确保能将所有案件的法律案件的法律文书送门到户。

(二) 基层院审理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

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多数审判人员看重的是实体程序中民事、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合法, 往往忽略了庭审前程序的合法性。在我院受理的申诉案件中,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 法院办案人员无法直接找到被告本人, 通常做法是到被告所在村委会、村小组, 询问村委会主任或村小组组长, 确认被告系此村村民, 制作简单的笔录了事, 要求村委会主任或村小组组长代为转达诉讼一事。

(三) 当事人与法官恶意串通

原告为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 恶意与审判法官串通, 法律文书送达程序中明知被告住所地、联系方式

篇4：民事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调解；适用范围；救济程序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

（一）小额诉讼程序概念解析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诉讼标的额在一定金额以下的诉讼案件或其他一些特定民事纠纷所适用的一种简易化民事诉讼程序。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

1.程序简便、非正式化。小额诉讼程序允许法官、当事人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案件的庭审，不用受到严格程序的限制，否则将会出现本末倒置。德国法规定：法官在决定案件的审理方式上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为保障当事人的法定听审权，当事人做出“进行口头辩论”申请时，法院必须开庭审理。

2.注重调解。调解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受到重视，是与“小额纠纷的标的额小，纠纷发生的日常化”分不开的。对于750欧元以下的财产案件，德国在审判中引入强制调解的程序。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应当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前提。正如棚濑孝雄所说的“对于理想的调解而言，程序的开始以及最终结果的确定，都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前提”。

3.严格限制上诉。我国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突破了民事审判两审终审制度。有的则国家完全采用一审终审，不得上诉。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限制上诉，允许复议。但是，如果诉讼程序严重违法可以作为例外，允许当事人上诉，由第二审法院裁定是否受理。

（三）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关系

“一切知识、认知均溯源于比较。”小额诉讼程序相对简易程序而言，它是一种特殊诉讼程序。

1.产生的时间不同：简易程序先于小额诉讼程序制度产生。简易程序一直可以追溯到教会法[1]时期。至于完全严格意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是20世纪初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进步才出现的。

2.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相比较下，小额诉讼程序只适用于标的额小的案件，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个人借贷、一般侵权、邻里纠纷、租借纠纷、交通事故[2]等。

3.小额诉讼中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在小额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没有受到诉讼程序的严格约制，法官对案件的审判指引就变得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法官的内心判斷将直接影响着小额诉讼的判决结果。

4.鼓励当事人本人参加诉讼，不提倡律师参与，这样更有利于纠纷的和平解决，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当当事人有时会因为得不到律师的帮助而无法得到程序方面的救济时，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县小额法庭的做法：登记员可以在庭前程序中向当事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同时，法院可以向当事人提供便宜的专家证言以实现当事人间的平等。

二、小额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

（一）现行民事诉讼程序存在缺陷

随着经济的发展、诉讼爆炸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小额诉讼案件出现，其在使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案件压力增大的同时，也暴露了现行民事诉讼程序一些明显的缺陷[3]。

1.诉讼费用过于昂贵。为了小额案件的解决，当事人需要付出很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甚至有时会超过可以通过诉讼程序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其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设立的初衷——当事人不敢通过法律手段或利用司法资源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小额诉讼程序的诉讼费用比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低廉，当事人也会获得比较公正的审判结果、付出比较少的成本。

2.简易程序案件的审结期限过长。小事件的时效性一般比较强，超出了案件审理的最佳期限，证据不仅难以收集，最后即使案件获得了公正处理，可能对当事人来说却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而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审结期限较短，使证据搜集、案件审理得到了有效保障，更有利于纠纷的及时高效处理、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3.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界限模糊。简易程序是指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4]。但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操作性不够强，以至在实务工作中出现了“简易程序不简化，普通程序不规范”的现象。而设置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予以明确，就能使小额事件都可以利用小额诉讼程序得到解决。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需求

作为一种新型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应运而生，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分不开的。它不仅对民事案件进行分流，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也实现司法的大众化，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服。小额诉讼程序使有限的司法资源解决越来越多的小额事件，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

1.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小额案件的审理程序必须具备两个要素[5]：第一，必须是简单的民事案件，小额诉讼程序的特点就是“简单”，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小额诉讼案件的程序定位，发挥其程序功能。第二，案件标的额须符合规定的标准，此次修改采用了相对数而非绝对数标准，立法机关的这一规定一方面可以与各省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另一方面，可以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的发展情况做出调整。

2.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审判程序

小额诉讼案件适用的审判程序与其他一般的简单民事案件是一样的，即民事诉讼法第13章规定的“简易程序”，所不同的是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实行一审终审，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小额诉讼程序共同特征。基层人民法院及它的派出法庭做出的判决或裁定即为生效的裁判，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

3.简易程序中的某些规定也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简易程序中，可以口头起诉、当即审理、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等规定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同样适用。此外，对小额诉讼程序相关法规也作了相对于简易程序的特殊规定，例如人民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安排在晚间、休息日进行调解或开庭，可以灵活地安排询问证人的时间；适用小额诉讼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内审结，到期不能审结的，应当转化适用普通程序。

四、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

即使案件经过两审终审也还可能会出现错误，小额案件一审终审之后的判决可能出现错误是无疑的。在我国，小额诉讼是否可以提起再审？再审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再审的启动困难，当事人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济，但是对小额案件而言，不公正只会在极小的范围内存在，给予救济实际上是一种谨慎的预防，所以启动再审程序进行救济当然应成为最佳选择，而且这样一来也防止了正义的迟到。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当剥夺小额程序使用者的再审诉权。从另一方面看，以再审程序对小额案件的当事人进行事后程序救济，也有助于对审理小额案件的法官形成心理上的约束。依小额程序做出的判决，当事人认为存在法定再审事由的可以再审。（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黄慰：“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的异同辨析”，《法制与社会》，2011年，（257）.

[2]徐超：“浅论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兼论与简易程序之关系”，《法制博览》，2012年，（226）.

[3][日]棚濑孝熊：《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4]章武生：“简易、小额诉讼程序与替代性程序之重塑”，（33）版，第266页.

篇5：民事程序法专题研究

易 前 刘长河

我国民事诉讼庭前准备活动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审前准备程序，更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来对待。较诸实质意义上的、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我国民诉法规定的、审前准备还存在诸多缺陷，例如：主体过于单一，缺乏实质性内容，缺乏法律效力，法官的中立性难以保证且易造成诉讼拖延等。

笔者认为，构建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案件进行分类，由法官、当事人讨论决定是否应进入审前准备程序

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有一些案件并不复杂，证明材料也不多，通过举证通知，当事人一般能够提交比较充分的证明材料。因此，对那些真正属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直接开庭审理。对于其他案件，可以根据涉及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分类，由当事人申请，法官、当事人择期召开会议协商确定案件是否进入审前准备程序。这种做法一方面可确定进入审前准备程序的案件，另一方面也是对案件的繁简分流，而且既能保证尊重当事人意志，也能减轻庭审负担，提高诉讼效率，进而提高办案质量。

二、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法官适当干预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模式

根据现代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法理，结合我国司法环境和改革方向，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应当以法官管理指挥下的当事人主义为其模式。当事人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主体，负责提供证明诉讼主张所需的证据材料，法官不再介入当事人收集调查证据的活动，以充分发挥当事人保护自身利益、解决纷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法官享有对于准备程序的控制权，负责组织、管理、主持、监督准备程序的进程。具体来说，由当事人提出主张和证据，相互交换证据，进而确定争点。为防止当事人滥用审前准备而拖延诉讼，法院应行使必要的监督、管理与主持程序的权力。

三、建立专门的准备程序庭和准备程序法官

审前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日益成为各国改革的基本趋势。笔者认为，建立专门的准备程序庭和准备程序法官较为合理，其优势是：

第一，从目前立案庭的任务来看，其所承担的任务已相当繁重，在立案庭中成立准备程序组不太现实。在审判庭内部成立审前准备组，一则不能起到各部门明确分工，案件繁简分流功能;另外，也不能完全确保审前准备程序的独立性。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专门成立审前准备程序庭。这可能会带来人力资源方面的冲击，但从将案件繁简分流，通过充分的审前准备减轻法官负担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只是在现有法官资源下的人员再分配过程。当然，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是我国法院当前面临的急迫问题。

第二，既然我们设想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将民事诉讼划为庭前准备和开庭审理两个不同的、各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的实施主体也必然要求分离。由庭审法官包揽准备性工作，虽然有利于其了解案情，及时处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但庭审法官不可避免地与当事人、律师进行大量接触，容易受到各种法外因素干涉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设立专门的准备程序法官，有利于庭审法官排除预断，进行居中裁判，避免庭审流于形式，在制度上保障法官不受外界干扰，也在当事人与承办法官之间建立了

隔离带。庭审法官可以从庭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专门裁判;而与当事人频繁接触的准备程序法官则不参与案件的审判。

四、建立完善的举证和证据交换制度

在笔者看来，完善的举证和证据交换制度是构建审前准备程序的前提和保障。对举证和证据交换制度的建立，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探讨：

第一，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对证据的失权效果作了规定，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但考虑当事人举证能力的欠缺，我国也还未有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笔者认为在失权的处理上应该谨慎。程序的不可逆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也不能把它绝对化，避免失权的绝对化处理。

第二，建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证据交换是审前程序的重心，《证据规定》对证据交换作了选择性规定，即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的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二款中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审理前交换证据。笔者认为，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但应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并且应当将规定明确化，增强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五、建立强制答辩制度

《证据规定》中规定了被告应当在答辩期间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这条规定对审前准备程序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这使得在程序设计上，对被告就起诉状作出回

应既无制度上的激励、又无制度上的约束。笔者认为，为了保证审前准备程序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被告的强制答辩义务，也必须规定未答辩的法律后果。因此建议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被告必须在答辩期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答辩状;如逾期不提交，即视为被告对原告起诉的事实予以认可，法院可根据原告的申请和主张的事实予以认可，径行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

六、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

由于在我国实行律师强制代理主义的不现实性，实务中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的情形较多，在起诉、应诉中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在我国法官的释明权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难以适应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的实际情况，人民法院将“指导当事人举证”作为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实务中主要有两种做法：1.书面指导。《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这种指导是一般性的。2.口头指导。即由法官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这种指导因个案和当事人而异。

事实上，书面指导往往要辅以口头指导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当事人可能会向法官咨询应如何操作。口头指导的长处在于较具体，便于当事人理解和操作。其缺陷也很明显，法官若没有把握好界限，容易使自己的角色变为当事人的律师。我们认为，既然法官口头指导当事人举证在实务中是不可避免的，为使法官既保持中立者身份、又能妥当地指导举证，可以借鉴德国法建立法官释明权制度来涵盖口头指导举证。

篇6：民事程序法专题研究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张彬

【摘要】审判监督程序从法律的设置目的来说，应当是当事人行使自己诉权的一个方式。但是由于之前立法方面的冲突，导致目前审判监督程序反而导致了当事人之间诉讼的无休无止，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这一点要求必须能够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造，使之能够成为真正由当事人行使的一项诉权，并赋予审判监督程序的终局性，来获得司法资源与司法公正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确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价值，并对现行立法进行必要的改造。

【关键词】审判监督程序 终局性 客观真实 诉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原理，司法应当是一个社会中终极的纠纷解决办法。因此，民事判决应当拥有既判力和执行力。非经特定的程序，法院的民事判决的效力不得被推翻，同时必须无条件的得到执行。

在我国，民事判决的这一终局性效力依然有待商榷。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根据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也就是再审的提起，并不需要非常严格的法律标准。一般来说，只要程序违法，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判决，只要经过当事人的申诉，都可以提出再审。

这样一来，理论上的法院两审终审制，就不再具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而是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从理论上来说，审判将成为一个没有尽头的程序。就像一个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学者说的那样，如果民事诉讼只要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可能的判决错误，都要提出再审的话，那么民事诉讼将永无尽头。但是如果我们放着明显的审判错误而不去纠正，那么明显的也违背了司法的目的和目标。

在司法上，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是有很大的联系的，但是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如果承认法官并非全知全能的神，就必须知道，我们的判决总是会与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这样的差距由于任何客观事实都无法真实的重现而永远无法得到消除。那么，对于客观事实的追求在司法上不是一个可以欲求的目标。那么司法追求的应当是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需要法律上的证据予以确定，而在客观世界里，由于矛盾的普遍联系，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个行为都会在客观世界上留下一定的痕迹，而这些痕迹也会引起别的关联。客观世界里发生的行为本身就会如同水面上的涟漪一样，产生永无止境的证据链条。那么哪些证据能够采信，那些证据必须放弃，也成为了确定法律事实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一味的强调发现新的证据就可以推翻过去的判决，进行再审，毫无疑问将是法院判决的终局性遭到破坏，最终损坏的是法律上的权威。法律真实在理想情况下应当与客观事实吻合，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当中，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越接近，需要动用的司法资源也就越多。有限的资源与客观事实的无限接近而不可抵达性，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矛盾。而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就应当在这一对矛盾中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尽可能的在社会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去追求司法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

如果我们要探究一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构建一个民事诉讼程序，就不得不从民事诉讼的功能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民事诉讼的功能与民事再审的功能。

民事诉讼的功能主要是对民事争议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判决和裁量，以满足民事主体的权利要求，要求民事主体承担相应的义务，以实现法律的规定，使得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成为实际生活中的法律。

按照诉权理论，民事诉讼的提出，是由当事人启动的，当事人的这一权利，是为民事诉讼法上的诉权。

诉权的性质是公法意义上的还是私法意义上的，还存在争论，一般而言，诉权是当事人民事实体法律上的请求权在诉讼程序中转化而成的。但是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国家的法律，主要是民事诉讼法进行明确的规定，否则诉权的存在就是一个无根之木，以至于在法院里会得到否定。同时，也并非所有的请求权都会自然而然的在法律上转化为诉权。一项请求权能够成为当事人的诉权，主要的依据还是在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那么诉权在民事诉讼法上，可以被分解为，一审案件的诉权和二审案件的诉权，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诉权。一二审的诉权的分立，是为了实现程序的正当。即，任何法律的救济都必须得到监督和检验。二审的诉权就是为了给一审的当事人提供救济。二审的诉权是由当事人独立进行行使。二审的诉权就是为了实现当事人对正义的需要，实现正当程序，起到最终能够使得司法具有终局性的一个步骤。

但是再审过程中，提出再审的主体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提出再审的主体主要有三个。第一，当事人对于二审的终审判决可以提出再审请求。第二，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于生效的民事判决提出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判决。第三，法院自身可以对自己产生错误的民事判决提出再审。

虽然在一个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再审的提出，规定了三个主体，但是再审提出的主体与二审提出的主体的差异，正是我们探究二审与再审的制度设计渊源的起点。

再审的主体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人民法院提出再审，其中包括原审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提出再审，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这里的再审的提出，法理上的依据是我国宪法上，对于上下级法院的监督与被监督的规定。在组织架构上，上级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当然有权提出再审，这一提出，并非是当事人诉权的体现，而是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而本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有权提出再审，是由于在法院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及法院院长和审判监督委员会的负责制所推演出来的监督权。

而再审主体的第二个，是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提出抗诉。这一抗诉提出的法律依据也是来自于宪法上对于人民检察院职权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设立的专职的法律监督机关，那么由其对于法院判决的监督提出也是来自于国家公权力对于民事诉讼的介入。

再审提出的最后一个主体是当事人，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和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可以像原审法院或者是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但是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办法单独的发动再审。当事人提出的再审请求必须按照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由法院对再审理由进行审核，满足条件的时候才可以启动再审。而在我国，当事人对一二审证据的发动，是不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核，而仅仅符合立案的程序性要件审查，既可以发动。由此可见，由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并非是民事诉讼法当中，对于当事人诉权的再次确认，也不是当事人对自己诉权的行使，而是通过国家机关，将来自私人的诉请转化为国家公权力色彩的审判监督。

换言之，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并非作为诉权的行使，而是作为国家机关发现审判错误的线索而被容纳进当前的民事立法。

综上所述，再审程序，也就是审判监督程序，并非是基于诉权的民事诉讼程序，而是国家公权力为了保证其自身的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而介入民事诉讼的行为。再审的设立，是基于公法上的理由，而非私法上的理由，与当事人的诉权也并非有实质性的联系。

那么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公权力对于民事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私权利处分的介入是否具有正当性？同样我们还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当事人依据自己的私权利提出的再审申请是否必须经过法院的审核，进行私权利到公权力之间的转化才可以启动。

二，国外的立法例

《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四种情形可以成为提出再审的依据：1，判决做成后发现胜诉方的欺诈2，判决后取得胜诉方扣留的对案件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书面材料。3，判决是根据判决做成后被承认或经判决宣告为伪造的书面材料做成的。4，判决系根据判决做成后经判决宣告为伪造的证明，证言和誓词做成的。

从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来看，提出再审主要是依据了当事人对于证据材料的欺诈和伪造，换言之，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过错而产生的再审的申诉权利。

德国的再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取消之诉，适用于严重违反程序法规定的情况，比如法官人数不满审判的要求。二是恢复原状之诉，即由于当事人之一，证人，鉴定人的犯罪行为，导致判决的依据是假的，从而引起了判决的错误。

法国和德国的再审申请的提出，都是能够引起我国立法思考的。反观我国的再审提出，往往都是基于原则性的要求可以提出再审，对于法院和检察院发动的审判监督程序，往往仅仅原则性的要求，确实存在错误，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则可以发动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 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一）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但是纵观上述的理由，与法国和德国的立法进行比较，能够明显发现，我国提出再审和欧洲的主要两个大国提出再审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国侧重点在于证据本身不足的，而法德侧重点在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存在过错的。

三，我国与外国立法比较及我国现行再审条件的立法冲突

这种差别的背后原理差异是巨大的。当一个国家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过错的时候，那么申诉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的过错的行为。是对行为的纠正。而我国的再审是基于证据不足，也就是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异被发现的基础上的，侧重点在于对于法律事实的纠正。这种巨大的差别涉及到在本文开始部分，对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差异。如果我们承认法律事实永远只能接近客观事实，而无法到达客观事实，就意味着，如果是为了确定客观事实，那么法律的诉讼将会由于证据链条的无穷无尽而陷于跳不出来的陷阱。而且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确立了证据失权制度，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以后提出，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因为没有证据效力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既然证据失权制度已经合法化，那么我国民诉法第179条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作为法定再审事由之一，就与该制度存在明显的冲突性和对抗性，必须予以修正。二是现行规定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例如，判断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充分，涉及到证明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如对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选择，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判断等。当事人和法院对这些问题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认识，由于证明标准和证明力的大小很难量化，发生分岐时也往往难以判定谁是谁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这一再审事由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新型案件、疑难案件，本身有时就存在几种可能的处理结果。

按照以上的分析，我国目前提出再审是与我国目前的证据规则存在冲突的。在这种冲突中，将会使得我国目前的证据规则和体系，陷入虚无化的境地。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根本不重视举证期限，举证责任，往往在法庭上进行证据突袭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很多当事人也能够把握法院对于证据的举证期限和举证责任的不严格，而故意将很多证据拖延到再审的提出，为自己能够知晓更多对方当事人的情况进行诉讼谋划。这一点导致了在我国，虽然有着实际审理期限，但是依然会有很多当事人耽于讼累，就是由于，再审实际上已经使得我国的民事判决的终局性受到了损害。

四，确立再审终局性的必要性与措施

再审终局性的确立，其实就是在客观真实的追求与司法效率的追求之间寻找平衡点。究竟将哪一级地审理，当做终局性的，与国家的实际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审理的终局性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他还与我国目前存在的其他权利救济途径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访制度。信访制度在我国一直是一个民间情绪的发泄渠道，同时也是政府对于民间的权利救济对于官员的行政监督的重要途径。但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困境就在于，信访制度归根结底是一个行政处理方式，不具有任何的终局性，而且将很多的资源浪费在了信访的过程中，而中国的于建嵘教授也在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如果想要走向法治，就必须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乃至取消，换言之，将民间的纠纷，当然包括民事纠纷，纳入到法律管制的渠道中。既然存在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就必须反思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救济是否能够真的满足民事诉讼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两审终审制。但是目前来看，两审终审是不能够满足民事诉讼的要求的。那么我们有必要将再审作为对于两审终审的一个救济性的诉讼措施加以改造。使得审判监督程序能够真正的成为对于民事诉讼的监督，对于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从层面上的救济。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使得民事法律关系尽快的得到稳定，就必须树立民事诉讼的终局性，这一终局性应当体现在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法定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中。

具体来说，审判监督程序目前设置方式非常的模糊。那么第一步，就是需要将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进一步的明确化，取消目前的法院和检察院认为有错误就可以无限制的提出审判监督的规定。这一规定，虽然主观目的是好的，可以有错必纠，但是事实上，无限制的提出审判监督程序，可能成为一个诉讼陷阱，让当事人不断的陷于诉讼，而回避了诉讼中矛盾的真正的解决。

同时，在审判监督程序中，需要将民事诉讼主体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再审权，改造为独立的诉权。因为只有将这项权利改造为诉权，才能够真正的将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个民事权利主体自我救济的一个法定渠道。避免国家公权力对于民间私权利的介入。这也符合目前民事诉讼法改革的大方向。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