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精选6篇）

篇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孙中伟评】胡云腾解读最高法院关于刑诉法的解释 孙中伟律师事务所 /北京死刑辩护律师网 /孙中伟死刑辩护网

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法学博士

【孙中伟律师评论】说得很好的一部司法解释，希望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刑诉法解释)，已经于2012年12月25日正式向社会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个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史以来条文数量最多的司法解释，也是内容最为丰富、最为重要的司法解释之一，与此前的司法解释相比，确有很多亮点和特点。

刑诉法解释荟萃了全国法院的审判经验

刑诉法解释的起草工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起草司法解释的过程就是总结审判经验、凝聚社会各界司法智慧和共识的过程

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实施法律的重要机制和裁判依据，司法解释的内容有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司法智慧，有的来自全国法院的审判经验。刑诉法解释的起草工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起草司法解释的过程就是总结审判经验、凝聚社会各界司法智慧和共识的过程。

从渊源上看，刑诉法解释是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起草的，并吸收、整合了其他刑事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解释、关于死刑案件二审开庭的解释、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关于死刑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关于量刑规范化的指导意见等等。我们对这些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有价值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吸收，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类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系统总结和整合。

从时间上看，刑诉法解释集中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法院的刑事司法智慧和刑事审判经验，是一个长期实践不断积累的产物。从1980年1月1日刑事诉讼法生效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就很注意总结刑事审判经验，汇聚刑事司法智慧，并适时将经验和智慧转化为普遍的指导意见，用来指导全国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刑事诉讼法的很多规定、司法解释的很多内容，都是广大法官实践经验和理念创新的结果，例如，刑诉法解释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司法解释，多数都来自少年法庭审判实践开拓创新的成熟经验和科学理念。印证了法治是慢慢生长、逐渐积累的客观规律。

从起草过程看，刑诉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也是集中全国法院审判经验和司法智慧的过程。部分初稿还是分别委托8个高级法院代拟的，这些高级法院在起草司法解释代拟稿的过程中，也认真总结了当地乃至全国各地的经验和做法。稿子形成以后，起草小组的同志们先后进行了难以计数的讨论，仅分管院领导就带领起草小组的同志讨论了多次。形成初稿后，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范围内还组织了多次讨论，充分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的意见。形

1成比较成熟的征求意见稿后，下发到全国法院广泛征求意见，明确要求各省市高级法院认真研究并注意听取下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一线法官的意见，许多中基层法院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讨论。每一个高级法院都向最高法院反馈了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对于修改完善司法解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形成的送审稿，分别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刑事例会、审判委员会刑事专业委员会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经广泛征求意见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可以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是最高人民法院广泛动员全国法官解决司法实际问题，总结审判经验的过程，也是集中法院系统的力量共同研究法律实施的过程。

刑诉法解释反映了社会各界的法治智慧

起草、制定司法解释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是有效落实司法民主和践行司法公开，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全社会的法治智慧推进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

严格按照最高法院现行的司法解释工作机制操作，起草、制定司法解释的过程，就是反映社会公众关切、集中各界法治智慧的过程。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司法解释的工作规定，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已经成为开放的程序、民主的程序和规范的程序，通过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邀请专家学者参与研究以及与有关部门共同讨论协商等程序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在各方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法律的实施。

在刑诉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中，我们分别征求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中央政法机关的意见，对这些机关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高度重视并予以采纳，避免了刑诉法解释与其他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特别重视并多次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刑诉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法工委对解释稿进行了逐条研究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和建议。最高法院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严格按照法工委的意见对解释稿进行了修改，确保解释符合法律。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但实践中必须解决或者下级法院反映强烈的重要内容和争议问题，尽力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反映意见并研究沟通，法工委同意的则加以规定，不同意的不作规定，确保刑诉法解释正确把握和反映立法原意，体现立法精神。

刑诉法解释很注意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把专家学者当作刑诉法解释起草的顾问和老师，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前后有几十位。在解释稿的最后修改阶段，我们还邀请了刑事诉讼法学界1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对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认真加以研究，许多意见在司法解释中得到了反映和采纳。司法解释稿还公开征求了广大律师的意见，司法行政机关和全国律协对司法解释提出的修改意见，特别是对解释稿个别条款的严重关切，我们高度重视并认真作了考虑，对有关方面反映强烈的个别问题，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作了修改，体现了对相关群体的尊重。

不仅如此，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还曾经被放到互联网上，面向国内外征求了社会公众的意见，我们非常关注公众提出的修改意见，将此作为反映全社会共识的机会。我们认为，起

草、制定司法解释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小而言之是确保司法解释质量的必要机制，大而言之是有效落实司法民主和践行司法公开，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全社会的法治智慧推进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

刑诉法解释坚守了规范公权力不得扩张的原则

我们在起草每一条条文时，都注意全面领会法律精神、忠于法律条文原意，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注意不通过司法解释扩张办案机关的权力，不违背立法的初衷

秉持忠于宪法、法律的理念，不为部门争利益、不为办案图方便而解释法律，这是我们起草司法解释时始终注意的问题。社会上有人一度担心，刑事诉讼法公布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都在搞自己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且每个文件的条文都不少，所以担心这些机关是否会出于方便本部门权力行使的考虑而解释法律，以致把法律中的价值和精神解释丢了。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也是我们起草刑诉法司法解释时非常警惕的。

我们在起草每一条条文时，都注意全面领会法律精神、忠于法律条文原意，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注意不通过司法解释扩张办案机关的权力，不违背立法的初衷。对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重点关切的规范司法机关权力行使的内容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内容，如庭前程序的运行，庭审程序的展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操作，辩护权的保障，证人出庭制度的落实，以及一些新制度的实施等，都格外注意依法规范、依法操作。具体讲，司法解释在以下问题上，坚守了依法解释的底线。

一是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力，不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增加。这是依法解释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权力行使的基本规则。如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或者听众旁听人员起哄、喧闹或者发表蔑视法庭、污辱法官的言论，在国外，这是藐视法庭的罪行，法官可以径行定罪量刑。而在我国，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法庭直接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权力，因此，对这种严重妨害诉讼活动的行为，司法解释规定法官可以采取制止、训诫、强行带出法庭或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对于构成犯罪的，则由公安机关侦查，由检察机关起诉，法院不得直接定罪量刑。

二是对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司法权力，不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扩张。刑事诉讼法就是授权和规范司法机关刑事司法权力的法律，确保司法机关依法、规范行使司法权力，是司法解释始终追求的目的。比如，对于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司法解释就进行了明确规范，防止权力扩张，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文书必须由院长签发，审判人员不得签发，以免滥用。同时，强制证人出庭不同于拘传被告人，故不得采取拘传的强制方式，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强制证人出庭可以使用戒具。

三是对于容易发生权力不当使用的重点环节，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例如，刑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判处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在法定量刑幅度以下判处刑罚，但必须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为了防止下级法院不当适用这一自由裁量权，刑诉法解释专门规定了一章，对作出减轻处罚的法院如何层报上

级法院核准，上级法院如何复核，复核后如何处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核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以确保这项制度正确适用。

刑诉法解释贯彻了保障私权利行使不得克减的原则

刑诉法解释在解释这些条款（人权保障）时，坚持对保障人权的内容不作克减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是人权保障法，本次修改自始至终贯穿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条主线，规定了大量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刑诉法解释在解释这些条款时，坚持对保障人权的内容不作克减性的规定。其中，对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内容，在具体落实时不仅没有加以克减，而且对法律没有禁止的，可以扩大的，能够做到的，甚至作了增量性的规定。

比如，关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律规定在开庭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到场。刑诉法解释则进一步规定，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但审判时已满18周岁、不满20周岁的，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时，也可以通知其近亲属到庭，从而最大程度地体现对犯罪青少年权利的保护。

再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时候，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证据，申请法院调取有利被告人的证据，而在律师担任委托代理人的时候，法律并未规定律师是否享有同等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律师担任委托代理人时，参照律师担任辩护人的规定，从而可以行使上述权利。

将有利于保障人权的立法规定具体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救济性，是司法推动人权保障进步的惯常做法，也是司法解释一直努力实践的经验。将法律没有规定、但有助于人权保障的内容，通过司法改革创造性地加以规定，这是司法机关推进人权保障又一重要经验。例如，早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通过司法解释规定，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二审程序一律开庭审理，而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这样要求，但最高法院认为有利于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的人权、有利于保证死刑案件质量，所以先于立法加以规定。

又如，对于死刑复核程序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先行规定的，再如，关于量刑程序的构建，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及辩护人关于量刑建议的权利等，至今仍未见诸法律规定，但由于有利于保障量刑公正，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故司法解释也都作了超前性的规定。

刑诉法解释践行了“应当做到的坚决做到、可以做到的尽量做到”的司法要求司法解释对应当、必须做到的内容，没有变通或者打折扣，而对于可以做到的要求，尽量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刚性要求

刑事诉讼法对执法办案的要求，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应当”，这是必须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刚性要求，否则就是违法。另一种是“可以”，这是授权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情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柔性要求。需要说明的是，柔性要求在具备特定条件时，也是必须作为的刚性要求，不是可为可不为的要求。比如，刑诉法解释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因被告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得附带民事诉讼判决难以执行的案件，根据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申请，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未提出申请的，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保全措施。这里虽然规定的是“可以”，但如果发现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为了逃避履行赔偿责任而转移财产等情形，不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是否提出申请，人民法院都应当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以维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刑诉法解释还尽量对司法实践如何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作为或者不作为提出了明确要求，避免出现选择性司法，影响法律统一实施。比如，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对符合逮捕条件但具有特殊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既提不出保证人也未交纳保证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以监视居住。如何执行本条规定的“可以”，刑诉法解释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监视居住的，“应当”核实其住处；没有住处的，“应当”为其指定居所。这样规定就把具有选择性的可以转化为必须实施的“应当”，避免了“可以”沦为“不可以”。

总体而言，司法解释对应当、必须做到的内容，没有变通或者打折扣，而对于可以做到的要求，尽量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刚性要求。又如，刑诉法要求非法言辞证据一定要排除，非法的实物证据符合法定条件的，也要排除。司法解释为了贯彻这一要求，用9个条文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做了颇具操作性的规定，严格按照这9个条文操作，实践中发现的非法证据，不论是非法言词证据还是非法实物证据，都能够有效排除。再如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关于证人出庭的规定，从形式上看有三个要件，一是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二是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三是人民法院认为证人确有必要出庭作证。但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一规定具有克服目前证人出庭少、今后的刑事诉讼要鼓励证人多出庭的要求。因此，刑诉法解释第202条到第216条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不是仅仅拘泥于如何细化这三个条件上，而是从构建具有操作性的作证程序和切实可行的证人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刑事诉讼法鼓励证人多出庭的价值蕴含体现出来，加以落实。在起草司法解释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建议弱化证人出庭作证的第三个条件即法院审查这个条件，以便鼓励证人多出庭作证，这一建议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不从证人保护制度的整体构建上考虑问题，从源头上解决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仅仅淡化法院的司法审查这一条件又有何用？所以，通过系统解释、配套制度建设等方法，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通盘考虑，对落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制度意义重大、作用显著。

刑诉法解释较好地解决了法律实施中的疑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本次发布的刑诉法解释，主要目的也是立足审判工作需要，有效解决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

最高法院本次发布的刑诉法解释，主要目的也是立足审判工作需要，有效解决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充分发挥刑事诉讼法的惩罚犯罪功能、人权保障功能、规范司法权力功能和推进法治进程功能。总起来看，刑诉法解释从以下8个方面明确了法律适用问题：

一，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的尊重、保障人权原则、司法权力要严格依法、规范、公开行使原则、追究刑事犯罪要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刑事诉讼活动要围绕以法庭审判为中心原则、定罪量刑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要平等保护被告人权利与被害人权利原则，以及刑事诉讼要体现相互制约、相互配合、接受监督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等，在司法解释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对刑事诉讼法中的概括性规定加以解释，使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的抽象规定、模糊规定变为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以确保这些规定得到贯彻实施。

三，对法律规定有空白的地方加以解释，以确保法律的空白规定得到实施。

四，对刑事诉讼法中理解有分歧争议的规定加以解释，统一提出理解与适用的意见，使之成为诉讼参与人普遍遵循的规则，以确保争议规定得到贯彻实施。

五，对刑事诉讼法中一些专门性很强的规定进行解释，使之成为公众能够理解的规范和概念，以确保这些规定得到贯彻实施。当今世界是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信息社会快速扩张的时代，现代科技信息技术进入诉讼活动势不可当，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诉讼活动方式，也给诉讼活动提出很多专门性问题。司法机关既要善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效率提升能力，也要迎刃而解各种专门性问题。

六，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制度、新程序进行解释，使之成为能够具体操作的规定，以确保刑事诉讼法的创新得以贯彻落实。

七，对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由于对有些问题是否修改没有把握，或者有关部门对是否修改、如何修改的意见不一致，以及根据实践发展需要进行探索的问题，根据立法精神和解决实践问题的需要加以解释，以确保刑事诉讼法得到更好地贯彻实施。

八，对原有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内容，经实践证明是不妥当的内容，作了修改删除或重新规定，从而使新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顺利更替、有机衔接。刑诉法解释对最高法院此前出台的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要作了五个方面的完善，一是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新内容，作了大量的新规定；二是对原解释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需要，作了规定，解决了实践中的问题，如关于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问题等；三是对原解释中规定的经实践证明不适应需要的内容，作了修改或者废除；四是对原解释的篇章结构和文字表述，作了大量修改，使得新解释更加易懂好用；五是确立了程序从新的原则，即从2013年1月1日起，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除了已经进行的程序以外，都得适用刑事诉讼法新规定的诉讼程序，不得适用旧法规定的程序。

由于刑事诉讼法内容非常丰富，起草和调研的时间紧促，实践问题很多且很复杂，认识能力和水平有限，司法解释不可能一一作出稳妥规定，存在各种不足不可避免。在社会快速发展，法治滚滚向前，舆论高度关注，公众特别是网民能够畅所欲言的时代，我们起草和制定司法解释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检验司法解释是否正确、科学、有用的社会实践刚刚开始，我们真诚地感谢社会各界对司法解释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也期待公众继续提出修改完善司法解释的意见和建议。

篇2：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释》的精神解读人民法院报

◇ 裴显鼎 刘为波

--------------------针对当前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为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效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猖獗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解释》共22条，点多面广，内容较为丰富，为便于实践理解和把握，现围绕《解释》规定，对《解释》起草时确立的相关原则精神阐释说明如下：

一、严密刑事法网，明确犯罪界限

针对各种新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层出不穷，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存在顾虑和不同认识的客观实际，《解释》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领域较为突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梳理分类，并根据刑法规定分别提出了法律适用意见，较为系统地解决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基本实现了对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全面覆盖。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象全覆盖。除食品之外，影响食品安全的还有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鉴于实践中对于食品范围的理解以及食品添加剂等是否属于食品等存在不同看法，为统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根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解释》区分不同对象分别明确了具体的定罪处理意见：一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基本罪名的对象不仅包括加工食品，还包括食品原料、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等，以后者为犯罪对象的同样应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食品添加剂和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包括餐具等食品相关产品不属于食品，以这类产品为犯罪对象的，应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二，链条全覆盖。如果说前述有关犯罪对象的规定解决的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横向延伸问题，那么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链条的法律适用规定解决的则是该类犯罪的纵向延伸问题。鉴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链条长、环节多等特点，为有效打击源头犯罪和其他食品相关产品犯罪，《解释》作了以下两方面的规定：一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流通、贮存环节的滥用添加和非法添加行为，将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细化为“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明确加工、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以及餐饮服务等环节中的添加行为均属生产、销售食品行为；二是明确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禁止食品使用物质的行为，包括非法生产、销售禁止用作食品添加的原料、农药、兽药、饲料等物质，在饲料等生产、销售过程中添加禁用物质，以及直接向他人提供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等，均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应依法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犯罪全覆盖。如前述所提及的，除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个基本罪名之外，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还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等犯罪。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发挥刑事打击合力作用，《解释》对各种危害食品犯罪行为的定罪意见以及罪与罪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规定，主要有：一是针对食品违法添加中的突出问题，明确食品滥用添加行为将区分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分别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一律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理。二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所谓的食用油等，明确此类“反向添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三是为堵截病死、毒死、死因不明以及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流入市场的通道，明确私设生猪屠宰厂（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活动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四是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各种帮助行为，扫除滋生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环境条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以及食品虚假广告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五是鉴于食品安全犯罪与一些部门监管不力、一些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包庇纵容有着较大关系，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定罪处罚意见予以了明确。

二、依法从严从重，确保打击效果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明显的常业犯、团伙犯特征，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屡教不改，在受到处罚后又重操旧业甚至变本加厉；一些社会人员受非法利益驱使竞相加入。为有力震慑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功能，《解释》通篇贯彻了依法从严从重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细化量刑标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均有多个量刑档次，两罪的法定刑分别高达无期徒刑和死刑。由于刑法规定的各种加重后果及其他加重情节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实践中在一些案件的处罚上存有顾虑，为稳妥起见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为防止重罪轻处，依法从严惩处严重犯罪，《解释》花了较大篇幅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加重情节一一予以了明确。

第二，明确罪名适用原则。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常常同时触犯多个罪名，存在大量犯罪竞合的罪名选择适用问题。为体现依法从重惩处的精神，防止重罪以轻罪处理、有罪按无罪处理，限制食品安全犯罪以非食品安全犯罪罪名处理，确保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解释》作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鉴于《刑法修正案

（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罪名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等规定，且该两罪的法定刑规定通常要重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其他罪名，明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应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只有在同时构成其他处罚较重的犯罪，或者不构成这两个基本罪名但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下，才适用刑法有关其他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二是为依法严惩食品监管渎职犯罪，不给案外因素干扰留下法律空间，明确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应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定罪处罚，不得适用法定刑较轻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处理；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应当依照相关犯罪定罪处罚。

第三，提高罚金判罚标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为贪利性犯罪。有效阻遏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必须加大犯罪成本，不让犯罪分子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得到便宜；必须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剥夺其再次犯罪的动机和条件。为此，《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的立法精神，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了远高于其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罚金标准，明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金额的二倍以上判处罚金，且上不封顶。

第四，严格掌握缓、免刑适用。为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接受必要的教育改造，预防其再次犯罪，确保刑罚执行效果，《解释》强调，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符合刑法规定条件确有必要适用缓刑的，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第五，严惩单位犯罪。单位实施的食品安全犯罪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为体现从严打击的政策精神，同时考虑到食品企业中单位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解释》明确，对于单位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依照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三、强化司法认定，方便实践操作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业性强，行政法律法规依赖度高，证据事实认定难，为便于实践认定，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实现行业鉴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解释》根据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特点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的一些事实要件或者从实体上或者从程序上进行了技术处理，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转换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入罪门槛的认定思路。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首先需要满足“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法定危险要件，而作为主要定案证据的检验报告通常仅就送检食品是否含有致病性微生物、污染物质及其理化数值发表意见，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存在明显的断裂。为解决这一司法认定难题，《解释》基于现有证据条件，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一些典型情形予以类型化，将一个原本属于个案认定的问题置换为一个规则认定问题，明确只要具有所列情形之一，比如“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即可直接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从而有效实现了证据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对接。

第二，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认定法定化。“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是成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对象要件。受检材，检验标准、技术、方法，以及现有知识等客观条件限制，实践中对于“有毒、有害”物质的查证极其困难。考虑到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基于非法添加物质具有的严重毒害性对食品非法添加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解释》明确，凡是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物质可直接认定为“有毒、有害”物质，而无需另做鉴定。当前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陆续公布了各类禁用物质名单，何谓禁用物质一目了然，《解释》的这一规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提供了极为便捷的认定路径。

第三，确立人身危害后果的多元认定标准。以往司法实践仅从轻伤、重伤的角度对“人身危害后果”这一加重结果要件进行理解和认定，存在标准单

一、与相关鉴定意见不能直接对应等局限。为全面反映危害后果，提高办案效率，《解释》结合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特点，从伤害、残疾程度以及器官组织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等多方面规定了人身危害后果的认定标准。

第四，明确相关事实的认定程序。尽管《解释》对“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和“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认定予以了类型化和法定化，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在具体个案作进一步认定的问题，比如，《解释》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具体情形当中规定的“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禁用物质之外的“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为此，《解释》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该规定具有以下几点意义：一是明确检验报告的证据地位，消除了检验报告能否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各种争议；二是要求司法机关应当综合案件证据材料自行裁量，强调了司法机关在事实认定当中的主体职能作用；三是在借鉴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引入辅助专家证人制度，增强了司法认定的客观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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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一) 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 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

(三) 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

(四) 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五) 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

第二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一) 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

(二) 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

(三) 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 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 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第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 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

(三)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属于婴幼儿食品的;

(四)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

(一) 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

(二) 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 造成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四) 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 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第五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第六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 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二)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有毒、有害食品的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

(三)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属于婴幼儿食品的;

(四) 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 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五)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的;

(六)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本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八条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 使用禁用农药、兽药等禁用物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 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 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 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 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一条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 违反国家规定, 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违反国家规定, 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兽药, 饲料、饲料添加剂, 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 情节严重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 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违反国家规定, 私设生猪屠宰厂 (场) , 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 同时又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有毒、有害食品, 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 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但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 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有毒、有害食品,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一) 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的;

(二) 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贮存、保管、邮寄、网络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

(三) 提供生产技术或者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四) 提供广告等宣传的。

第十五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 利用广告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 但构成前款规定的其他渎职犯罪的, 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 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七条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

第十八条对实施本解释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 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条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和悔罪表现, 对于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的犯罪分子, 可以适用缓刑, 但是应当同时宣告禁止令, 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第十九条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条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 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 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

(三) 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四) 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第二十一条“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 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通知有关专家出庭作出说明。

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 以本解释为准。

篇4：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一、三类案件纳入法院受案范围

1、社会保险争议将有区别地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调解仲裁法》确定了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但是否应把所有的社会保险争议不加区别地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一个在实践中争议广泛的问题。此次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

对于那些已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保手续,但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发生的争议,由于这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带有社会管理的性质,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因此,应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处理,不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2、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予以受理。针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政府行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企业职工下岗、整体拖欠职工工资是企业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不是履行劳动合同中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由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统筹解决,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不应以民事案件立案审理。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改制已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不局限于政府或相关部门主导。对于企业自主改制引发的争议处理,完全是在法律规定的层面上进行的,因此,司法解释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3、加付赔偿金争议可由人民法院一并审理。针对加付赔偿金引发的争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应当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但由于立法技术的原因,对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加付赔偿金案件没有规定。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工秩序,稳定劳动关系,司法解释规定,加付赔偿金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二、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及其出资人要承担责任

实践中,劳动者付出劳动后,有的用人单位往往以自己不具備合法经营资格为借口逃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主要包括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这三种情况。非法用工主体由于违反工商登记的规定,理应受到行政处罚,但行政违法行为不应影响到其民事行为的效力。只要非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不是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共道德的劳动合同,即便存在非法用工,也应当承认其劳动关系的存在。这样,当纠纷发生时,就可按照法律倾斜于劳动者的原则,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当用人单位不存在或者无力承担责任时,出资人应当依法予以承担责任。

三、以挂靠等形式借用资质的,出借方要承担责任

实践中,经常会有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形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这一现象,当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后,应当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对此,司法解释规定,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

就出借营业执照一方而言,由于其出借行为导致了劳动者有理由相信招用他的用人单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甚至认为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即是用人单位。正是基于这些足以使其产生合理认识的表象,劳动者才付出了劳动。因此,当劳动者因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亦应当把出借营业执照一方列为当事人,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论以挂靠等形式出借营业执照是否为有偿,均不影响其作为当事人的地位。

四、企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等可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实践中,有的企业在职工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为减员增效,允许一些职工停薪留职或者让一些职工提前退休。这些职工又到新的企业中找到了新的工作,那么这个职工在新的企业里面,能否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对此,司法解释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停薪留职人员、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与新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动关系。相应地,劳动者与新的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也应当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具体来说,第一,新的用人单位有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在停薪留职、提前退休、下岗待岗、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等情形下,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第二,发生工伤事故时新的用人单位有赔偿的义务。根据相关政策、法规依据可知,在劳动者于新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应当由新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的各项义务。第三,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新的用人单位有补偿的义务。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有关解除权的产生、行使以及解除或终止后的法律后果包括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事项,都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实践中还会遇到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有很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仍然被返聘到一些岗位工作,那么这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我们认为,对于企业返聘人员来说,如果企业职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办理完了退休手续,以后相关企业又返聘其到工作岗位重新工作的,那么返聘人员与所在单位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因为返聘人员已经享有了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等待遇。对此,司法解释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五、追索加班费案件中用人单位也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劳动者起诉向用人单位追索加班费的案件大幅上升。由于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加班证据极其有限,这类证据大都由用人单位持有,劳动者很难取得。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者举证证明其加班天数及加班费数额的多少,将置劳动者于不利之地。反之,若将加班费列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由用人单位举证,当用人单位不提供加班证据或提供不出否认加班事实的证据,则推定劳动者所称的加班事实成立,这样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会诱使劳动者不顾客观实际随意主张加班费。因此,为了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管理,引导劳动者正确行使权利,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篇5：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两高”办理盗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解读

数额标准之考量“数额较大”之特别规定四类特殊盗窃行为之认定不起诉或免除处罚之规定文物保护之特别规定财物数额之认定方法盗窃未遂之处理单位组织指使盗窃之处理

4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韩耀元，就《解释》所涉焦点事项予以了详细解读。

司法解释出台背景

【焦点】盗窃犯罪是最为常见多发的一类犯罪，在各类刑事案件中，数量一直居首位。据统计，2011年、2012年人民法院一审盗窃刑事案件数量分别为190825件、222078件，占当年所有一审刑事案件数量的22.72%、22.51%。

【解读】孙军工表示，1997年刑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以下简称《98年解释》），对依法惩治盗窃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变化，盗窃犯罪案件审理中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刑法修正案

（八）》也对盗窃罪作出重大修改，为指导和规范司法实践，“两高”出台《解释》。

数额标准之考量

【焦点】《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解读】胡云腾表示，盗窃犯罪是侵财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大小主要通过盗窃财物的数额体现出来。在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国民收入增长情况的基础上，结合盗窃犯罪的社会危害，《解释》明确了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与《98年解释》相比，数额标准均有所提高。数额标准作出如上调整的原因，主要基于四点考量。

一、1997年至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4.6倍和3.7倍。盗窃犯罪是侵财性犯罪，其定罪量刑标准的设定，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二、近年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均对数额标准作了相应调整。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审理诈骗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规定为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上和20万元以上。2011年“两高”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则相应调整为3000元至1万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盗窃罪数额标准的确定，应当与类似犯罪相协调。

三、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不仅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还考虑现实治安状况和人民群众安全感。当前，盗窃罪仍处高发态势，盗窃罪入罪数额标准，不宜大幅提高。

四、“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作较大幅度提高，并拉大幅度空间，目的是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更好地适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实际。

“数额较大”之特别规定

【焦点】《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等八种情形下，“数额较大”标准可以按照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解读】胡云腾表示，本条是“数额较大”标准的特别规定，目的是根据司法实践情况，避免“唯数额论”之不足，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八种情形的第一、二项，是依法惩治具有盗窃惯习的人的规定。调研显示，盗窃犯罪行为人除部分初犯、偶犯外，多数具有盗窃惯习，受过刑事或者行政处罚。有针对性地惩治此类人员，是打击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必然要求。

第三项至第八项是情节恶劣和后果严重的规定，多角度评价了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充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尤其是第六项“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盗窃“救命钱”，客观危害相对更大，主观恶性更为严重。

四类特殊盗窃行为之认定

【焦点】“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不仅侵害公民财产权，还对公民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刑法修正案

（八）》将此三类行为明确规定为盗窃犯罪行为。为统一认识，指导、规范实践，《解释》对此三类行为分别作了规定，还结合有关方面意见，对“多次盗窃”予以明确界定。

【解读】胡云腾表示，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应当认定为“扒窃”，不要求必须盗窃贴身携带的财物才构成犯罪。对于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不起诉或免除处罚之规定

【焦点】盗窃犯罪案件数量多，情形复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时，如何区别对待，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直是司法机关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之一。

【解读】韩耀元表示，理解《解释》第七条规定，应把握两点。一是“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针对的是盗窃财物数额达到较大标准的行为，即构成犯罪的行为。二是综合全案，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判断情节轻微的标准是：第一，行为人认罪、悔罪，且退赃、退赔；第二，同时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2）没有参

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3）被害人谅解；（4）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而确有处罚必要，可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文物保护之特别规定

【焦点】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文物价值不断提升，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成为促进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与《98年解释》相比，《解释》加大了对盗窃文物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完善了相关规定。

【解读】韩耀元表示，《解释》首先是加大了对盗窃国有馆藏文物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了量刑幅度。《98年解释》规定，盗窃国家三级文物、二级文物、一级文物的，应在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所对应的刑罚幅度内处刑。《解释》则根据当前文物价值增长的实际，规定盗窃国有馆藏一般文物、三级文物、二级以上文物的，应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即降低了入罪标准，提高了量刑幅度。

其次，《解释》修改了民间收藏文物的数额认定方法，将《98年解释》规定的“按国有文物商店的一般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修改为有有效价格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

财物数额之认定方法

【焦点】《98年解释》，根据财物性质不同，对盗窃财物的数额认定方法作出了规定。《解释》的认定方法，则采用了一般性规定和特殊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对于一些无法委托估价的特殊物品，规定了专门的数额认定方法。

【解读】胡云腾表示，《解释》的认定方法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98年解释》的不少规定已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如“黄金、白银按国家定价计算”、“不属于馆藏三级以上的一般文物，包括古玩、古书画等，按国有文物商店的一般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等，国家相关权威部门明确提出，这些物品均不在政府定价之列，相关部门无权也未曾公布过“核定价格”。

二是目前我国90%以上商品的价格已经实行市场调节，各种价格形成机制各有不同。故对有关被盗财物，如无有效证明确认其价值的，由司法人员根据市场中间价格作出认定，实际无法操作，只能交由专业机构估价。

盗窃未遂之处理

【焦点】《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以数额巨大的财物、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虽然盗窃未遂，也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解读】胡云腾表示，上述规定与刑法规定相一致，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盗窃犯罪是侵财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主要通过窃取财物的数额体现出来。对于盗窃未遂，尽管没有实际窃取到财物，但如果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仍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组织指使盗窃之处理

【焦点】《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单位组织、指使盗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本解释有关规定的，以盗窃罪追究组织者、指使者、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

【解读】孙军工表示，司法实践中，以单位形式组织、指使员工盗窃的行为时有发生，如一些公司、企业组织、指使员工盗窃国家电力的行为，近年来不断增多。为此，《解释》第十三条作出如上规定。

篇6：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就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罚。

第二条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中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二）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六）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七）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八）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第三条

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条

本解释第三条规定的自诉案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 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第五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一般由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告人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第七条

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第八条

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拒执罪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问：请介绍一下出台拒执罪司法解释的背景。

答：首先，出台拒执罪司法解释是司法实践的需要。近年来，法院执行工作坚持“一性两化”的总体思路，不断加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规范化和信息化，为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打开了新局面，其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进一步加强执行工作强制性的一个重要抓手。随着执行工作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入，司法实践中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时，在定罪量刑以及追诉程序上存在的争议问题愈加凸显出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强制性作用的发挥，需要及时予以解决。

出台拒执罪司法解释也是司法形势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完善惩戒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的重要决定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了“要集中打击拒执犯罪”的指示。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开展了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

为了使中央的重要决定落到实处，使专项活动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效果，同时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势在必行。

问：起草制定拒执罪司法解释的过程中，遵循了哪些原则？

答：起草过程中，我们主要把握了以下原则：一是确保相关规定符合立法精神，充分考虑与现有的立法解释相关规定和即将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九）》的内容衔接。二是兼顾刑事审判及执行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确保解释符合审判、执行工作实际。三是充分体现刑罚的谦抑性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入罪条件，明确酌情从宽处罚、酌情从重处罚情形。

问：拒执罪司法解释主要规定了哪些方面的问题？

答：解释全文共八条，既有对拒执罪定罪量刑的实体规定，也有对拒执罪追诉及管辖的程序规定。

实体方面，主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拒执罪“情节严重”情形的具体表现，列举规定了三类共八项可以构成拒执罪的拒执行为；还分别规定了量刑的酌情从宽和酌情从重处罚情节。

程序方面，一是规定了部分拒执罪案件可以按照自诉程序进行追诉。解释明确拒执罪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按自诉案件立案受理；同时，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自诉人在宣判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从而把拒执罪案件的追诉程序由单一的公诉程序改为公诉与自诉并行的程序。二是规定了对拒执罪案件的一般管辖原则。明确一般情况下拒执罪案件由执行法院所在地法院审理。

问：符合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答：除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中规定的四种情形外，本解释列举了三类八项情形可以构成拒执罪。第一类为“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情形，比如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执行为，被采取民事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应属情节严重情形；第二类为“致使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或者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情形，比如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等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行为。这些行为多是“发生在法官眼皮底下”的拒执行为，且具有一定的暴力性，极大侵害了司法公信力，阻碍了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应严厉打击；第三类是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问：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告人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出于哪方面的考虑？

答：主要为了在打击和惩罚拒执犯罪的同时，鼓励被告人积极履行判决、裁定确定的法律义务，使执行案件得到实际执行。适用此规定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予以从轻的期限为“一审宣判前”，即在一审宣判前，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履行执行义务的，均有机会在量刑上获得从宽处罚。二是履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均可以从宽处罚，至于从宽的幅度，由刑事法官根据其履行义务的份额、案件具体情节等综合考量，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

问：规定部分拒执罪案件可以按自诉案件处理，会不会导致拒执罪的自诉案件数量激增？

答：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拒执罪案件都以自诉程序进行追诉，而是公诉程序与自诉程序并行；其次，进入自诉程序的拒执罪要同时满足法律规定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申请执行人要有证据证明：

1、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2、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法院认为符合自诉案件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审理。至于立案、审理等具体操作程序问题我们将下发通知进一步细化和明确。预计《解释》发布后会有部分案件由公诉转为自诉程序，具体案件数量还有待实践去检验。

问：如何理解“一般由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

答：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及犯罪结果地，而拒执犯罪行为的主要结果就是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所以，执行法院所在地可以纳入犯罪结果地范围，由执行法院管辖合乎法律规定。

2007年“两院一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拒执犯罪案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司法机关管辖。实践中，执行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对拒执行为的惩处缺乏积极性，不利于相关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不利于对拒执犯罪的追诉和打击，因此有必要对管辖的一般原则进一步明确；同时，兼顾到拒执罪案件审判的级别管辖问题，执行法院与审理拒执罪的法院会出现不一致情况，故规定为“一般由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

问：本解释与此前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效力如何衔接？

答：《解释》在起草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了与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相互衔接，基本上是对原有规定的补充和进一步细化，原有的相关规定本解释没有进行重复规定，仍然适用；原有的相关规定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具体说来，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有以下方面：

1、关于第二条第（五）、（六）、（七）项拒执行为的定性。按照2007年“两院一部”通知规定，一律以妨害公务罪处罚，本解释则规定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实施了上述行为之一，以拒执罪处罚。如果具体案件中存在与其他犯罪行为的竞合、牵连等情形，以及负有执行义务人以外的其他人实施规定的相关行为构成共犯的，由刑事法官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2、关于追诉程序。1998年六部委规定，将拒执罪案件规定为公诉案件，但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六部委”重新作出《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拒执罪案件是否属于公诉案件未予明确。本解释则规定可公诉、自诉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