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精选6篇）

篇1：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 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第四条 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复印件在开庭前交人民检察院。

第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第六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第七条 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第八条 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第九条 庭审中，公诉人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审理。

第十条 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

（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

对于当庭宣读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应当结合被告人当庭供述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一条 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二条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三条 庭审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非法取得的，举证方应当对其取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对前款所述证据，法庭应当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调查。

第十四条 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为依法、公正、准确、慎重地办理死刑案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定。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办理死刑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确保案件质量。

第二条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第三条 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

第四条 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第五条 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是指：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

（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

（二）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三）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

（四）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

（五）被告人的罪过；

（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七）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

二、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

1、物证、书证

第六条 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及签名。

（二）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或者清单；笔录或者清单是否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是否清楚。

（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者改变。

（四）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检验鉴定条件的血迹、指纹、毛发、体液等生物物证、痕迹、物品，是否通过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鉴定方式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作同一认定。

（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

第七条 对在勘验、检查、搜查中发现与案件事实可能有关联的血迹、指纹、足迹、字迹、毛发、体液、人体组织等痕迹和物品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应当检验而没有检验，导致案件事实存疑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说明情况，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补充收集、调取证据，作出合理的说明或者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调取有关证据。

第八条 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或者依法应当返还时，才可以拍摄或者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使用副本或者复制件。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九条 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物品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不详的；

（二）收集调取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无被收集、调取人（单位）签名（盖章）的；

（三）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

（四）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其他瑕疵的。

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条 具备辨认条件的物证、书证应当交由当事人或者证人进行辨认，必要时应当进行鉴定。

2、证人证言

第十一条 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证言的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

（二）证人作证时的年龄、认知水平、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状态是否影响作证。

（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

（四）证言的取得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有无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证的情形；有无违反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笔录是否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询问未成年证人，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等。

（五）证人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第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处于明显醉酒、麻醉品中毒或者精神药物麻醉状态，以致不能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言；

（二）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书面证言；

（三）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

第十四条 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

（二）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的；

（三）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内容的；

（四）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第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二）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

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相互矛盾，如果证人当庭能够对其翻证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庭审证言。

对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应当听取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出现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六条 证人作证，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

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公开证人信息、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保护性措施。

3、被害人陈述

第十七条 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适用前述关于证人证言的有关规定。

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第十八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等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被告人的侦查人员是否不少于二人，讯问被告人是否个别进行等。

（二）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笔录是否注明讯问的起止时间和讯问地点，首次讯问时是否告知被告人申请回避、聘请律师等诉讼权利，被告人是否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是否有不少于二人的讯问人签名等。

（三）讯问聋哑人、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是否提供了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讯问未成年同案犯时，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

（四）被告人的供述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情形，必要时可以调取被告人进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笔录。

（五）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收集入卷；应当入卷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入卷的，是否出具了相关说明。

（六）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

（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对于上述内容，侦查机关随案移送有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结合相关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审查。

第十九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

（二）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

第二十一条 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

（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

第二十二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本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

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

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5、鉴定意见

第二十三条 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

（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

（三）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

（四）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

（五）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

（六）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检验方法、鉴定文书的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

（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

（九）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有矛盾，鉴定意见与检验笔录及相关照片是否有矛盾。

（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是否有异议。

第二十四条 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鉴定人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鉴定人违反回避规定的；

（三）鉴定程序、方法有错误的；

（四）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

（五）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

（六）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确实被污染且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七）违反有关鉴定特定标准的；

（八）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九）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形。

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由其出具相关说明，也可以依法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勘验、检查笔录

第二十五条 对勘验、检查笔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等。

（二）勘验、检查笔录的内容是否全面、详细、准确、规范：是否准确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情况；是否准确记载了现场、物品、人身、尸体等的位置、特征等详细情况以及勘验、检查、搜查的过程；文字记载与实物或者绘图、录像、照片是否相符；固定证据的形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被破坏或者伪造，是否是原始现场；人身特征、伤害情况、生理状况有无伪装或者变化等。

（三）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有矛盾，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

（四）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能否印证，有无矛盾。

第二十六条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勘验、检查没有见证人的，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没有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人员违反回避规定的等情形，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7、视听资料

第二十七条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视听资料的来源是否合法，制作过程中当事人有无受到威胁、引诱等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是否载明制作人或者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以及制作方法；

（三）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调取的视听资料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是否有制作人和原视听资料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四）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编辑等伪造、变造情形；

（五）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

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对视听资料，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二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视听资料经审查或者鉴定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对视听资料的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提供必要证明的。

8、其他规定

第二十九条 对于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证据，应当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该电子证据存储磁盘、存储光盘等可移动存储介质是否与打印件一并提交；

（二）是否载明该电子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对象、制作人、制作过程及设备情况等；

（三）制作、储存、传递、获得、收集、出示等程序和环节是否合法，取证人、制作人、持有人、见证人等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四）内容是否真实，有无剪裁、拼凑、篡改、添加等伪造、变造情形；

（五）该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

对电子证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对电子证据，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三十条 侦查机关组织的辨认，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辨认结果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辨认不是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

（二）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

（三）辨认人的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

（四）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尸体、场所等特定辨认对象除外。

（五）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辨认结果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一）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的；

（二）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的；

（三）对辨认经过和结果没有制作专门的规范的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的签名或者盖章的；

（四）辨认记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的；

（五）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无法获悉辨认的真实情况的。

第三十一条 对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办案机关的签字或者盖章。

对破案经过有疑问，或者对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

三、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

第三十二条 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证据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且能合理排除矛盾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三条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一）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二）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三）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四）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五）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

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四条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第三十五条 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

第三十六条 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除审查法定情节外，还应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

（一）案件起因；

（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三）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

（四）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

（五）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情况，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谅解；

（六）其他影响量刑的情节。

既有从轻、减轻处罚等情节，又有从重处罚等情节的，应当依法综合相关情节予以考虑。

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七条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在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正确表达能力而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

（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不利的证言。

第三十八条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确有核实必要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庭进行庭外调查时，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到场的，法庭记录在案。

人民检察院、辩护人补充的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法庭可以庭外征求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双方意见不一致，有一方要求人民法院开庭进行调查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

第三十九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的事实及理由，有关机关未予认定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自首是否成立。

被告人是否协助或者如何协助抓获同案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导致无法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立功是否成立。

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情形的，应当审查是否已经查证属实；尚未查证的，应当及时查证。

被告人累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

第四十条 审查被告人实施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一般应当以户籍证明为依据；对户籍证明有异议，并有经查证属实的出生证明文件、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应认定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没有户籍证明以及出生证明文件的，应当根据人口普查登记、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综合进行判断，必要时，可以进行骨龄鉴定，并将结果作为判断被告人年龄的参考。

未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篇2：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第九条 庭审中，公诉人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解读】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范围：包括供述、证人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证言、和被害人陈述。延期审理。

第二条 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第十条 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解读】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采用强制性的规定，（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即只要是通过刑讯、威胁、引诱欺骗方式得来的言词证据，必须要予以排除，没有裁量的余地。即使它是真实的、可或者证据的；靠的，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没有任何的自由裁量余地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或者证据，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问的；提起公诉的根据。

（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被告

第四条 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被告人提出其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对于当庭宣读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应当结合被告人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当庭供述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第十一条 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复印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件在开庭前交人民检察院。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解读】明确规定法院对非法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供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述的合法性有疑问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

公诉人必须证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合法取得，否则就是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非法。因此，公诉人要提交讯问笔录、播放录音录像，甚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至传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该条文明确了应由控诉方对被

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

【解读】被告方对于非法证据可以主动申请排除非法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职证据。开庭前、审查起诉阶段、法庭辩论前都可以申请。责，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

得的线索或者证据，同样承担证明被告人庭前供述系合法启动权在被告一方。取得的证明责任。在控方不举证，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第六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则应当承担不能以该证据证明指控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的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和责任。

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第十二条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

【解读】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虽然控方承担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是，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

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情况。

第七条 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第十三条 庭审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非法取得的，举证方应当对其取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对前款所述证据，法庭应当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调查。第十四条 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解读】对于物证和书证可能通过自由裁量的方式予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以排除。（这也是该规定的一个重大突破）即物证、书证的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取得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可以被排除。当然，进行质证、辩论。也规定了可补正的救济。即一些技术性的违法，可以责令

篇3：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价值上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主要体现在第49、53、54、55、56条, 笔者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的一大进步, 标志着我国程序合法性审查时代的到来, 人权保障时代的开启。

要了解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就要先清楚什么是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 非法证据是指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从广义上讲, 非法证据泛指采用违法的方法所收集的一切言词和实物证据材料。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太过宽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应仅仅限于取证程序违法情况, 因为别的的情况应属于诉讼法或证据法的其他领域。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包括三种情况: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和“毒树之果”。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通过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赵作海案等等都是非法证据的典型案例。

其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早具雏形。在《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可以看到对非法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原《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 应当予以排除,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与1988年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属酷刑逼供做出的陈述为证据, 但这类陈述可引作对被控施用酷刑逼供者起诉的证据。”等等。由此可见, 在我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早就初步确立。

刑诉修正案在立法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法制的需求和进步。但是, 刑诉修正案并没有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有的法律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还有待发展和完善。

我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上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不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不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配套制度等问题。其中, 非法证据的证明是诉讼证明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我国, 涉及追诉方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辩护申请长期处于受压制状态, 辩方被要求承担极高的证明责任。例如, 法庭上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被告会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在法庭上翻供, 但是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由谁来证明, 证明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法律都没有规定。基于刑事辩护意见被采纳情况的实证研究证明, 程序性辩护在司法实践中几无立足之地。其中基于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被采纳率仅为8.7%, 而且即使是采纳了发生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 也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认定该供述笔录在真实性 (证明力) 上存在瑕疵, 并非从程序正义角度取消供述笔录的证明资格。而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明, 司法实践中, 辩护方举证证明和法院调查查明分别占了50%和33.3%。而法院要求控诉方举证并最终认定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仅有16.7%。可见, 非法证据的证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表明刑事诉讼在发展, 而刑事诉讼至今未明确非法证据存在与否该由谁来承担证明责任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应该在于控方, 即证明责任倒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要求证据要“查证属实”, 这一高标准对于控方来说是合理的, 但是对于辩方来说却是苛刻的。虽然证据法上的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但是显然, 刑事诉讼中控方享有绝对的资源优势, 控辩双方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抗。证明责任基于举证责任, 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应承担较多的证明责任, 反正, 证明责任就较小。一般而言, 为了追诉犯罪, 控方被赋予巨大的权利, 而辩方则受大量限制, 因此基于公平公正的考虑,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应该在于控方。

从根本上讲, 刑事诉讼中, 由控方承担非法证据的疑点证明责任来证明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是追求国家理性、司法理性的必然结果。

因此笔者认为,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可规定:控方应当承担非法证据证明的疑点证明责任, 而辩方,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提出存在“合理疑点”即可。

参考文献

[1]房保国.刑事证据潜规则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2]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穿梭于实体与程序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李玉华.刑事证明标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4]郑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5]林喜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话语解魅与制度构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6]黄璐.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J].旅游与法, 2011:10.

篇4：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关键词]非法证据；反贪；规定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突破及局限

该规定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共15条，界定了非法证据的概念，明确了法律后果，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操作规程，包括程序的启动、法庭审查和调查、控方举证证明标准和责任、双方质证和辩论程序、法庭处理程序及补救程序6方面内容。

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条款，《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体系主要有四个突破：

一是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和范围，在《刑事诉讼法》基础上，首次确定非法证据这一概念，②并单列一款对非法言词证据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二是区分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后果。其一，绝对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针对实体性违法的言词证据；其二，相对排除，允许补正、说明和完善。针对第14条的物证、书证及因操作性违法或不当而导致的瑕疵证据，如单人取证，遗漏讯问人员签名等；三是明确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和标准，并规定说明材料必须有讯问人员签名，将责任具体到个体。四是首次规定有条件的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制度。③

但该规定仍然存在3个不足：

1.个别条款与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冲突。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规定的用词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与现行立法不同，④对此该做概括型理解还是详尽列举型理解？此外，出庭时讯问人员的身份也与刑事诉讼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这些都给实务操作带来适用困难。

2.某些规定过于笼统模糊，缺乏应有的细化和解释。如第1条的 “暴力”、“威胁”，第14条的“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还有非法手段派生证据的效力等。这些实务部门都无法自行设定判断标准，规定对此又采取了回避态度，缺乏客观标准，非常不利于实际操作。

3.缺乏配套法律制度支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一系列完整的司法制度作基础。如讯问人员出庭作证，作为英美法系的典型制度，其背后是抗辩制的庭审模式，传闻证据规则，交叉询问规则，免证规则和法官自由心证等一系列配套体系。而本次规定更多是对有关原则和精神的更新和确认，没有规定配套性的制度，超越了现阶段的司法实践能力，势必影响到规定的落实，损害其权威性。

二、《非法证据规定》给反贪工作带来的影响

笔者认为，《非法证据规定》给反贪工作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方面。⑤从这点引申出去，实务中需要研究探讨三个问题：

（一）如何界定“非法”

根据《两个规定》和现行刑事诉讼法体系，可将“非法”理解为“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⑥然后由于立法对这些“非法”手段的规定过于抽象，又缺乏先决案例参考，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惑和争议的空间。

对于“暴力”，一般没有异议，本市反贪办案中也不存在，但如何理解“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办案中我们经常告诫对象“不要把你家里人牵扯进来”；利用“囚徒博弈”心理，在对象同案犯尚未交待的情况下，明示或暗示对象，让其产生再不交代就要吃亏的感觉；诱导性地发问“你收了多少钱我们都知道，现在让你说，是看你的态度”等等。诸如此类，这就引出这个问题：如何界定和理解“非法”与所谓侦查谋略、办案技巧？侦查谋略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具体而言：

1.威胁方法。所谓威胁，指以损害被讯人某种权益相恫吓，迫使被讯人按讯问人员的要求提供情况。威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震慑或威慑，如利用司法机关的庄严性和刑法的惩罚性后果对犯罪嫌疑人造成心理的冲击。

笔者认为，适度的威胁不宜一概而论，全盘排除，适用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禁止暴力性质的威胁。包括暴力威胁性的语言，如“不交代有你好看”，和暴力性的心理暗示。如展示手铐、警棍等器械、工具。二是禁止以与案件无关亲友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作为筹码进行威胁或精神压迫。除非亲友涉嫌共犯，或因银行账户、房产、车辆登记等原因与案件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当然仍可从亲情出发，提醒、感化嫌疑人。三是禁止用明显夸大的法律后果进行威胁。如对羁押场所或强制措施、刑罚后果进行夸大的描述，渲染恐怖气氛，进行恫吓和精神折磨。

2.欺骗方法。所谓欺骗是指为了达到目的，以虚构事实迷惑被讯人，使其感知和思维产生错误判断。在实践中，审讯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故布疑阵、制造“囚徒博弈”等方式进行审讯是比较常见的谋略。那该如何区分这些谋略与欺骗的界限？

笔者认为，任何策略或者谋略都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关键是看审讯人员是否掌握了初步的证据或线索。如果有，则是利用谋略和技巧的“示证促供”；如果没有，则属于欺骗。一般而言，讯问人员只掌握一部分犯罪线索，审讯时通过信息不对称，促使对象交待其他犯罪事实，或窝案串案地突破进入僵持阶段，所谓只差“一口气”时，以分化瓦解方法使一方相信同案犯已交待，从而促使其交待，这些都不应视为欺骗。而伪造证据，如虚构供述、交代和证人证言等，制作虚假笔录后出示给对方，则属于欺骗。

3.引诱方法。所谓引诱，是指为达到审讯目的，利用趋利避害心理进行利益引诱或使用诱导性发问。实践中较常见的有：以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认定自首、从轻判处等筹码进行“交易”，在发问中预先设定陷阱和圈套来诱使对方根据己方需要作答。如何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美国通过有关判例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手段不能恶劣到使法院和社会公众感到“良心愤慨”；二是不能使人为不实自白和虚假供述，上述原则值得借鉴。

笔者认为，在审讯中应当注意下列几点：一是诚信适度原则，讯问人员应遵守承诺，且不得做出无法承诺和实现的利益引诱。比如给予的利益引诱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或超出职权范围；二是不得指供。如诱使对方按照审讯人员描述或要求的细节进行回答，使其做出与自己掌握情况不完全相符或虚假的陈述。

（二）同步录音录像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法庭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提供同步录音录像或其他证据。相信同步录音录像将逐渐成为焦点，因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1.同步录音录像的性质。自侦部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依据是《关于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刑事诉讼法》未对此规定。因此实践中仅将其视作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工具，并不将其视为证据。而此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今后的庭审中同步录音录像在法庭认为需要时应当交由法庭审查。同时综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8条，⑦可以认为，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已经具备了证据地位。

2.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效力比较。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都是讯问过程的客观反映，但两者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如何看待两者效力？笔者认为，讯问笔录是以审讯人员主导的，以法律为视角的，对审讯内容的归纳和浓缩。笔录是讯问过程的承载和精华，并不是讯问实录，当两者不一致时，优先采信讯问笔录，除非录音录像反映笔录的内容经由非法手段获取。理由如下：一是录音录像资料的附属性。根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8条，录音录像附属于讯问笔录被审查；二是录音录像的天然缺陷。录音录像是讯问全过程的机械反映，长达数小时，且因侦查人员的讯问策略或犯罪嫌疑人心理反复等导致构罪关键信息分散、模糊，不具有讯问笔录的精炼性、条理性和法律逻辑性；三是讯问笔录需经犯罪嫌疑人本人阅读、修改、签名捺印，而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封存光盘时既无法回看讯问全程，也无从对此修改或提出异议，因此高科技条件下，录音录像较之笔录更容易被伪造、剪辑。

3.使用录音录像值得注意的问题。现行法律只对同步录音录像做了原则性规定，未涉及操作性规定，实践中也没有经验。笔者认为目前需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对使用录音录像资料的批准主体以及保管、复制、移送等做出详尽规定。录音录像资料在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等环节都要进行流转，涉及人员多，所以应当严格保密及防范措施，防止随意复制、篡改和遗失。二是审查主体、方式和标准；三是确保侦查机密不被泄露。讯问常会涉及与不宜公开的侦查机密，如犯罪嫌疑人的检举、揭发，特殊侦查措施等。公诉部门使用录音录像时，应事先征求侦查机关意见，必要时通过技术处理消除有关内容的声音，只保留图像。

（三）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规定了有条件的讯问人员出庭制度，这也是首次明确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国际惯例，在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提高刑事侦查水平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该规定过于笼统，我国刑事司法体系又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给办案带来了一些问题，具体而言：

1.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诉讼角色。明确讯问人员的身份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其是否应当接受控辩双方询问和法庭质证。我国刑事诉讼关系各方包括法院，控辩双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其他诉讼参与人，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应归于证人一类，这也是英美法系的通行规定。然而《刑事诉讼法》第28条又对侦查人员的证人身份持否定态度。讯问人员究竟以何种身份参与诉讼？笔者认为，讯问人员只有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在法庭上接受双方询问和质证，才能有效证明有关笔录的合法性，体现立法本意。但和英美法系不同，讯问人员并非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对犯罪事实作证，而只是程序性作证。所谓程序性作证是指侦查人员就自己在侦查过程中所知道的程序性事实进行证明。⑧具体而言，讯问人员在辩护方对讯问行为的程序合法性提出异议，并导致法官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就程序性的事实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官和辩护方的质证，以证明其讯问笔录的合法性。“这里的质证活动实质上具有对讯问行为的程序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性质，属于事后司法审查”。⑨

2.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前提。考虑到我国司法现状，为保证庭审的严肃性和效率性，对讯问人员的出庭作证应当限定条件，即有“必要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也体现了这点。具体理解“必要性”，结合英美法系对警察免证权的规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辩方提出证据否定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且已使法庭产生“合理怀疑”；二是控方在穷尽其他证据后，仍不足以证明讯问行为的合法性，由控方提出讯问人员出庭；三是讯问人员是否出庭由法庭最终判断决定。

[注释]

①近年来因非法取证而导致的佘祥林、杜培武、赵作海冤案使得社会公众要求提高法治水平、保障公民人权的呼声渐高。在此背景下，“两高三部”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② 《刑事诉讼法》只是在第43条原则性地禁止以刑讯逼供和威胁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③事实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早已为刑事诉讼法体系所认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 条：“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有关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但该规定中的侦查人员不包括讯问人员。

④《刑事诉讼法》第43条，《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解释》第61条均是“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

⑤近期全国均有关于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报道，如中国法院网2010年8月19：《四川乐至县原交通局长涉贿受审称遭刑讯逼供》，辩护律师以“亲情逼供”、“寒冷逼供”等为名，向法院申请认定被告人庭前供述非法。这些实例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和各国司法惯例只是明确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但并未排除适度的威胁、引诱及欺骗方法的运用。从这点看，我国规定甚至严于国际通行规定。

⑦《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8条：“对于上述内容，侦查机关随案移送有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结合相关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审查”。

⑧曾新华.论程序性作证——侦查人员作证的新解释.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

⑨薛荣，杨晓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理性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9-11.

篇5：简析各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论文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犹如双刃剑，如何取舍涉及价值选择和平衡的过程。非法证据的效力受一国法律价值、法律文化传统、犯罪状况、政治需要、司法资源和司法水平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而是附条件或有例外的适用。概言之，各国对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的排除，态度基本一致，但对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较大分岐。究其原因是由不同的国情，法律文化传统以及诉讼结构所致。本文通过对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以及联合国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作简单归纳和分析，以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论文关键词 刑事非法证据 法律价值 法律文化传统 犯罪状况

一、非法证据排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实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如果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将对审判产生不公正的影响，那么法官应行使裁量权将其排除。英美两国均强调对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所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但两者在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和内容上又有明显区别。

（一）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美国的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与英国的自白规则一脉相承。英国的自白规则是将不具有自愿性的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从证据体系中排除。美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自白可采性的早期判例便是依据普通法规则而形成的，并且从是否存在不适当诱因的角度来阐述自白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借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确立的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原则，形成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米兰达规则的理论基础是正当程序理念，其目的不止于查明案件事实，更为实现程序正义，确保嫌疑人的宪法性权利，防止警察滥用国家权力。此后，虽然对米兰达规则的适用作了若干限制，也设置了“公共安全”的例外，但该规则仍是美国法院排除非任意性自白最常引用的理由。

（二）关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美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指警察等法律实施人员违反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搜查、扣押所获取的物品、文件等实物证据，不得作为定罪根据，在审判时应予排除。美国法律注重搜查、扣押行为的合法性。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许可证的有效性，即签证人与签证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均须符合法定要求；二是执法程序要合法。在执行搜查、扣押的程序方面，联邦和各州的法律都规定，执法人员在进入住宅之前，应向被搜查人宣告来意和权利。凡不符合上述规定而获取的任何物品和文件均不具有合法性，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在英国的法律实践中，将获取证据的非法方法和证据本身区别开来，不因证据的获取方式而影响证据的可采性，法官所关注的是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以及它能否使被告人受到公正的审判。因此，英国以最大限度的采用非法证据为原则，以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排除少数的非法证据为例外。一般而言，英国对非法证据的采用：一是强调所采用的非法证据必须具有真实可靠性和相关性；二是强调非法证据的采用不得损害诉讼的公正性，即不得影响对被告人的公正审判。

（三）关于“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诉讼中特有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依照“毒树之果”理论，违法收集的证据为“毒树”，以“毒树”为线索获取的证据便是“毒树之果”。此时，“毒树”为“一级的”非法证据，而“毒树”所结的“果实”则为“二级的”或“衍生的”非法证据。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般而言，如果该“衍生证据”已被“污染”，变成了“毒树之果”，那么在诉讼中应予排除。“毒树之果”理论使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范围从 “一级的”非法证据延伸至 “二级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美国联邦宪法的正当程序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不但表达了对程序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程序公正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的限制。然而，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含着强烈的价值冲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基于高犯罪率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增加了几项例外规定，即“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 和p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实行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心证制度，强调在诉讼中追求实质真实。因此，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都成为法官的判断对象，也属于法官裁量权的范围。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并不实行口供排除规则，但禁止以非法的手段逼取被诉人的口供，从而保障被诉人的自愿性，同时反对仅凭口供定罪。

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重视通过排除非法取得的口供以保障人权，抑制警察采用刑讯、暴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在法国，对于刑讯逼供和用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在立法和判例上均持否定态度。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如果违法对被告人使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诈欺或催眠方法、威胁、许诺以及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所得到的陈述，即使经被告人同意，也不得采用。

（二）关于实物证据的排除

大陆法系各国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除禁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外，实行由法官权衡的原则，即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一种相对的、附条件的排除原则。德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宪法关于“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与“人拥有自由发展人格的目标的权利”的规定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具体适用时，法官以权衡原则为标准予以处理，对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证据原则上予以禁用，只在重大犯罪时，才有例外。法国与德国的做法接近，也是由法官根据权衡原则自由裁量决定。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际法上的规定

联合国分别颁布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两个国际法文件明确规定以酷刑等不正当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因其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而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还对酷刑的含义、特殊情况下可否使用酷刑以及酷刑的性质及法律后果加以规定。上述规定，是联合国对有关国家禁止违法取证和排除违法所获证据的继承和肯定，从而为各缔约国处理非法证据问题提供了国际法准则。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仅限于言词证据，而不包括非法搜查、扣

押所获得的实物证据。

篇6：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规定的基础上，对非法集资的行政认定、“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社会公众”的认定、共同犯罪的处理、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证据收集、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跨区域案件的处理等八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一、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

《意见》对《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向社会公开宣传”作出进一步规定，不仅“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也包括“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罗国良进一步解释说: 为依法惩治非法集资案件，2011年专门做了司法解释，《解释》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向社会公开宣传”作为认定非法集资的必要条件。行为人在吸收资金过程中是否向社会公开宣传，是判断是否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重要依据。换句话说，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是非法集资的重要特征之一。

现代社会传媒非常发达，除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典型的公开宣传途径外，实践中常见的还有标语、横幅、宣传册、宣传画、讲座、论坛、研讨会等宣传途径。行为人通过上述途径主动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都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实践中，有些行为人采取口口相传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通常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登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这些相关信息非常容易在社会公众中大范围地快速扩散。如果行为人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并未设法加以阻止，而是放任甚至是积极推动相关信息传播，这在实际效果上与主动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并无差异，因此，这类行为也应当被认定。

二、关于“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

《意见》规定：“下列情形不属于《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1.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2.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罗国良进一步解释说:《解释》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是认定非法集资的必要条件。法律禁止非法集资的重要目的在于保护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集资对象的广泛性；二是集资对象的不特定性。

有的人员没有向社会公开宣传，而是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这种情形之下，由于集资对象具有特定性，限定于亲友圈或者单位内部人员等有限范围之内，不是“社会公众”，因此不符合非法集资的社会性特征。我们这个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这种“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不属于非法集资。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最初是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但随后吸收资金的渠道发生扩散，行为人的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开始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使得集资行为呈现出社会性特征。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明知其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这个行为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根据3月份出台的非法集资的意见第三条的规定，这种情形就不再属于“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另外，有的行为人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然后再向他们吸收资金。这种情形下，集资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特定人员，而是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只不过行为人的集资手段更加隐蔽而已。根据《意见》第三条规定，这种情形也应当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三、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

《意见》规定：“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韩浩进一步解释说: 目前在社会上一些单位和个人帮助非法集资犯罪的行为人吸收资金，从中收取代理费、管理费等，这种情况在跨区域集资犯罪案件中特别突出。这些单位和个人的行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为非法集资推波助澜。这些人根据非法集资行为人的受益，广泛散布非法集资的信息，引诱群众投资，使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迅速蔓延，危害扩散。二是占有大量的非法集资款。这些人在帮助非法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按吸收资金的比例获取高额回报，有的高达三到四成，群众投入大量资金被他们非法占有。三是干扰案件正常查处。部分人员在案发后散布谣言，阻挠群众报案，或者煽动群众上访、冲击国家机关，企图以此转移群众视线、逃避打击、维护自身非法获利，实质上是继续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

鉴于这些单位和个人行为的违法行及危害性，必须依法查处，对其违法所得，必须依法追缴。其中，对于经查证认证与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的，应予刑事打击。但同时，考虑到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一般处于从属地位，主观恶意相对较弱，按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果他们能够及时退缴违法所得，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免除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在此，公安机关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一是要遵纪守法，不要为了贪图私利而成为犯罪的帮凶；二是要认清自身行为的性质，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工作，不要执意而为、一错再错。

四、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

《意见》明确规定：“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

关于将非法吸收的资金及其转换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意见》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1.他人明知是上述资金及财物而收取的；2.他人无偿取得上述资金及财务的；3.他人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上述资金及财务的；4.他人取得上述资金及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5.其他依法应当追缴的情形。”

对于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处置和集资款的返还，《意见》规定：“易贬值及保管、养护成本较高的涉案财物，可以在诉讼终结前依照有关规定变卖、拍卖。所得价款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保管，待诉讼终结后一并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刘张君进一步解释说：按照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机制，大集合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按照这个原则，涉案资产的处置一般的程序是这样的：案发地人民政府制定一个处置方案，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涉案资产追缴，这个追缴我们要求一个最大化和一个最小化，最大化是让涉案资产的追缴能够变现，让参与人的损失能最小化。按照这个原则，案发地的人民政府要开展涉案资产的追缴、集资参与人登记核对、涉案资产拍卖变现，集资款的清退。集资款的清退应根据清理后剩余的资金，按照集资人参与的比例给予统一的清退。能够追缴多少，按照最后的追缴，统一的比例，比如你投入100万，这个案件1个亿，最后清理的时候就是1500万，清退的比例就是15%，都是一样的。参与非法集资活动受到损失这部分怎么办？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五、关于跨区域案件的处理问题

对于跨区域案件的处理，《意见》首次明确规定：“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可以由不同地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处理。对于分别处理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当按照统一制定的方案处置涉案财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处置涉案财物，构成渎职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非法集资的相关规定：

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并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及要件：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