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闻自由

台湾新闻自由（精选8篇）

篇1：台湾新闻自由

1.对台湾新闻自由如何认识？

我认为，台湾新闻自由虽然具有民主权利的价值意义，但是污染了媒体环境，新闻自由被滥用已经变成一种商业工具，新闻自由原本是民主政治之福，然而，由于政党之争，使得这个自由主义的新闻概念逐渐变质，发展到罔顾法律与危害公众，置个人自由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台湾新闻自由正在与媒体信赖度相背离，要想更好的发展台湾新闻自由，必须拥有三个重要支柱：其一是国家虽然不能干预媒体內容，但其管制机构必须要避免特定媒体成为托拉斯，保障媒体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公众意见不必受单一企业牵制；其

二、记者在媒体內部必须能集体捍卫新闻专业的自主性，不受老板影响；其三，公民力量必须能监督与抗衡媒体的不当报导，不要让少数媒体支配我们理解世界的途径，我认为台湾新闻自由距离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篇2：台湾新闻自由

谢清果 张汉丽

2012-7-24 20:18:24 来源：《台湾研究》2011年05期

200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日本。[1]追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其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本文从戒严统治时期、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以期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一、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台湾新闻丧失了“第四权”的本义，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言论、新闻自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无法伸张。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表明“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然而在解严前，台湾新闻自由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戒严统治时期，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和民众，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限张、限纸、限证、限价、限印”一报五禁的“报禁”，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进行严密管制，还实施了《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九项禁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报刊警告，罚款，停止发行，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害。”[2]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在威权体制下，“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极艰辛。”[3]虽有“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任务，介入媒介管理，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入到媒体检查工作中，对新闻媒体实行严厉的事前请示、事后检查制度，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遥不可及。(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侍从”。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反动言论”，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的法宝，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4]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大众媒体，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企图让人们接受权威统治，放弃抗争，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成为极权政府的“侍从”，国民党政府对媒体“不同声音”进行打压迫害。当局根据尚未公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条文，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停刊三天，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报》、《中国时报》、《民族报》、及《民众日报》停刊、三次叫停《自立晚报》、《经济日报》休刊，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长事件以及电台总经理刘晋钰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制造了传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奖励和优待，以收买人心，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政府对媒体的辅助、奖励与优待，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以及邮政法、邮政规则、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5]：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请外汇、办理新闻记者出国、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并通过暴力改组《公论报》、争夺《工人报》发行权、《联合报》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6]，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功能的局面，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为新闻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努力。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其间最早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来自对《杂志不得设记者》禁令的反对。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的争议，首开“异声”先河。“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屡次选派代表向“内政部”陈情，还在1969年2月4日以“国协字”第一五八号代电致“内政部”，请求“内政部”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杂志不得设有记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的报告，从法理、事实和性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却遭到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此场争议历时10年之久，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才宣示“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法令排除。”[7]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1991年，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邵玉铭当面告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8]。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媒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媒介和政治反对运动相互支援的现象，”[9]从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里，台湾一共出现了55种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声势和数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杂志不断冲击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当局禁忌，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尺度。

此后，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寻求极权管制下的新闻自由途径，如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于1976年1月8日公布广播电视法，成为台湾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第一个立法的法令，明确权责分配，广电业务归新闻局广播电视处管辖，频道使用和规范归“交通部”总管，结束了台湾广电事业“无法无天”的日子，电子媒体这才“脱离以行政命令为最高法源管理电子媒体的模式。”[10]

二、解严之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报刊、电视等媒体数量激增，言论相对开放，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竞争的时代。

(一)“后报禁”时代第四权理论的出现。进入政治多元时期后，台湾的威权体制日渐被“黑金体制”、政治派系所取代，黑道、金钱势力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途径利益，伴随着金钱、派系控制的强化，媒体意识逐渐觉醒，受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影响，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传播教育、研究的学者，希望媒体可以扮演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在社会当中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林子仪在《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中首次肯定新闻自由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并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念，主张新闻媒体有别于一般人民言论自由那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的基本权利”[11]。此后，学者沿用第四权的概念，强调媒体“第四权”的权利，寄希望于媒体发挥监督舆论，引导受众的社会功能。第四权的声张彰显了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的突出作用，“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目的在于使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等制度性功能。林爱翎就曾提到“民主化与商业化在今日的台湾推动着人们与社会之间产生新进的关系，媒体为其中意义的传递媒介，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也受到商业与政治两股势力的影响，并扮演民主社会中第四权的角色。”[12]

但新闻媒体事业的运作十分复杂，而且特别易受政府的操纵、压力等，伤害到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性。台湾媒体在走过传统的威权政治全面掌控时期后，按理应该努力从政治“传声筒”逐渐转变为民众“良友”的角色。无奈的是，受禁锢的台湾“第四权”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开始受到台湾政治力量与商业力量的双重冲击。原来备受媒体打压的对象试图取得媒体的经营权，政府、财团对于媒体的管控也日渐增加，新闻媒体在享受“无冕之王”美誉的同时，又如何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其在“监督政府”的提示，是否也该接受他方的监督？对此，吴文成提出了“第五权”的概念，“我听到的说法就包括：网路是第五权，电子媒体是第五权(相对地，平面媒体是第四权)，学术界是第五权，媒体观察相关的基金会是第五权，目前比较顺耳的说法是，民众是第五权。但是不管如何，新闻媒体的确是需要自律或是被民众制约，而所谓的第五权绝对不应该是来源於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机构。”

[13]

(二)“第四权”的商业化、市场化。新闻媒体报禁解除之后，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但对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力度却并未相对提升，反而有“自愿被收买”的倾向。以有线电视为例，其发展就存在膻腥色、植入式行销、政治选边站以及新闻专业的红色警报等四方面的争议性问题。资深媒体工作者吴恕认为，“置入性行销完全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功能。而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以被赋予第四权，就是要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如果政府可以透过金钱操控媒体，影响民众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是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运作，跨越了媒体与政府间的均衡界线。”[14]

2003年年12月5日，《中时晚报》与《联合晚报》卖掉整个头版，在一版同时出现了中国信托的全版广告。新闻被广告取而代之，这在台湾的媒体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争议。作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来源，广告控制新闻已屡见不鲜，许多大商家看准媒体的投鼠忌器，在某些事件爆发之际即以广告预算对媒体进行新闻控管；媒体为了获得更大利润，新闻内容往往会优先选择有“兴趣点”的灾难、情杀、重大犯罪等意外事件来报导，徐佳士就认为“第四权”的本义已经被误解、误用，甚至歪曲，媒体的利益导向取代了“第四权”的神圣使命。

1999年春节前，裕隆汽车的劳资争议案发一个多月仍无媒体问津，“究其原因，因为裕隆汽车一向是国内汽车广告的大宗客户，造成媒体在新闻处理上可能有潜在性的压力。”[15]这实在不得不说是媒体的一大悲哀。公众期待新闻媒体准确而公平的进行报道，以“第四权”监督政府和社会，为社会的发展献策出力，推动民主化的进步。但解严后，台湾媒体的公信力不升反降：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育成的“脚尾饭”影带；TVBS记者自拍的《周政保呛声录影带》；还有2004年3月，电视台在“总统”大选开票之夜集体灌票造假，欺骗受众的丑闻等等。这些都让台湾媒体的“新闻自由”蒙上了一层灰色，新闻自由的滥用不但导致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也引来了学界和业界的持续批评。

(三)“新闻自由”公共服务意识觉醒。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新闻广告化、出卖版面、植入式行销等等都备受批判。

解严之后，台湾媒体出现过一段百花齐放的竞争，但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挂帅，收视率、发行量凌驾一切，广告主掌握媒体生杀大权，“在整个转化过程中，公众利益有时候被抬得高高的，有时却被摆放在一边。”[16]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极权政治力的远去并未让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资本力的制裁和约束，让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了新的一种管制。学者们对此也开始进行了反思，“过去，我们向集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享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我们才突然惊觉，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17]因此，学者提出，媒体应成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徐佳士曾对台湾媒体乱象进行批评：“在这种风气下，读者利益便被牺牲了。第一：缺乏纯净的，客观的，平衡的报道，读者既无法认识环境的真相。所谓‘知的权利’丧失殆尽。第二：对于一切新闻事件，是是非非已经被记者们下了定论，读者的判断权利也被剥夺了。”[18]

三、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陈水扁胜选，民进党执政，台湾首次完成政党轮替。政治阵营及国家认同的分化的大背景，加之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操控，使得台湾新闻自由在政党论题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新闻自由“第四权”的沦丧。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进入低谷期，股票大跌、失业率亦创新高，媒体首当其冲，发行量、广告量直线下降。为转变经营困难的现状，各大报几乎全面“苹果化”，采用大图片，强化膻腥色新闻，将新闻广告化，甚至出卖版面接受政府及企业的置入式行销。媒体与政党关系的全盘颠覆，而快速转变的台湾政治、经济结构，还改变了媒体和政党的互动方式。这段时期的媒体“第四权”，已经完全驯服于政治力及商业利益。

媒体内部的压力来自于经营者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老板为牟取经济、政治利益会选择迎合阅听人的最低级需求，让媒体阿世媚俗，生产受众喜欢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内容。尽管部分较有历史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也希望将使命感融入媒体，“传道授业解惑”以帮助世人认清局势，引导受众更好的使用媒体信息，但媒体的发行量、阅听率一旦未达媒体老板盈利的目标，又会招致媒体老板的责难，新闻工作者只能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了媒体内部的控制外，商业、广告主也逐渐入驻媒体的运作。邱奕嵩就曾指出“除了媒体特定的立场钳制了新闻工作者外，日趋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仍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广告主发行商业及通路业者，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时有所闻，且有变本加厉之趋势。新闻工作者所谓的理想也只能在于现实压力之下，图谋有限的发挥空间。”[19]资本力的侵入宛如掐住了媒体的人中命脉，让媒体工作者的“理想”都胎死腹中，不得不为了媒体的利益要求而趟入“乱源之一”的浑水。广受争议的是政治力对媒体的控制，不同政党阵营以广告收买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

但是，总体上看“继自由化之后，台湾媒体对民主整合的两个重要指标——参与和竞争——开始发挥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段期间，执政当局逐步检讨，改善相关法案，意在创造一个更自由的媒体环境，不过除非媒体的控制权能够突破垄断性的局面，政治议程的扭曲，依旧限制了政治的竞争和参与。”[20]无法摆脱政治力的制衡，仍是媒体发展的软肋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受媒体老板、政党人物政治力及商业主三方的制约，台湾媒体第四权还是对台湾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初，新媒体(尤其是有线电视与地下电台)开始通过电波频道提供异议资讯和观点，并且大量使用“call in”的节目形式，给市民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参与社会在政治过程的机会。自由化的媒介环境不仅带来了言论自由的较大发展，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政论节目，更有专门恶搞政党以及政治人物的政论节目，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通过媒体“发声”，实现民主参与的第一步；其次民主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台湾媒体的发展；最后是“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对选举、制衡、政党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进，尽管部分媒体各自有独自的政治立场，在报道中也难免有所偏颇，但对于选举、制衡、政党政治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监督作用。

(二)新闻自由之媒体批判意识的觉醒。媒体在挣脱威权时期极权政治统治的直接干涉后，又受到了不同政党的操控。政客们都熟知媒体的特性，他们通过随时设定媒体感兴趣的议题掌握媒体的方向，还采用植入式行销的方式运用媒体进行自我报纸；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媒体为了广告收入，为了发行量、阅听率，不得不做出牺牲，更是给政客们提供了可以对媒体予取予求的机会。

责任感是媒体的良心，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所以媒体可以为了政治立场不同而误导和扭曲真实，再根据错误的‘事实’大肆评论。”[21]而这些扭曲、错误的讯息由于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会逐渐变成“事实”，还可能误导受众以讹传讹，让人们不禁质疑：台湾媒体为新闻自由贡献了多少的真理。政治先行、媒体跟进的现状告诉我们，媒体已经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锋，而成为了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场所，新闻自由扩张的空间仅仅是媒体跟进政治的步伐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政党轮替时期的媒介之独特形态还在于政媒两栖的奇特现象：“立委”可能变身名嘴大肆爆料，既享受政治利益又能和媒体相抗争；而媒体人介入政治的现象也不再新鲜，这些人在媒体、政治中均左右逢源，导致媒体在结构、品质和专业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诸多弊病。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媒体都将权力争斗、立场对立放在新闻报道重心，蓝绿两党成了政治报道的主角。加上解严后很多新闻道德的基本伦理都尚未来得及建立，使得媒体伦理约束力十分薄弱，对媒体报道的伦理道德管制也相对无力。政媒两栖、政治报道单一化等问题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威望，还将影响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并极大地伤害民主化的进程。

在媒体乱象日益突出的现状下，除了社会上普遍要求新闻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外，各行各业、士农工商也开始承担起监督、批判媒体的社会责任。学界和业界对于“第四权”提出质疑，认为如今台湾媒体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社会公器“的性质，为了生存一味的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发展，不但不尊重新闻界的专业规范，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新闻媒体第四权沦为政治特权，臣服于广告主及侵犯隐私权、“国家机密”等公私权利的种种指责，“大法官”提出了要给媒体新闻自由“减压”的要求。台湾在《“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56号解释》中，提出了“媒体自由权的‘减压制度’必要性”，在该解释书中，“大法官”首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究竟媒体的言论比一般人民所为的言论，不论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皆会有不同的‘宪法’意义。‘宪法’对新闻媒体的保障，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论权外，尚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加持’，而为后者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关涉‘国家’民主宪政发展的高度法益，而邀得‘宪法’最高度的保障(释字第五七七号解释意旨参照)。”[22]但该解释书同时提出，由于媒体的特殊性质，社会应给予宽容，适当为媒体减压，“对于必须广泛提供各种信息给多元社会下品味不同、关心点不同、教育程度、专业不同„„等读者需求的媒体，就必须考虑其必须‘快速且大量’提供信息的行业特色，否则就会被消费市场所淘汰。故对于媒体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誉的发生概率，一定比来自于个人言论自由的滥用来得频繁。因此，为保障新闻自由，使媒体能够履行其宪政秩序所赋予的任务，应当衡酌其‘行业特色’所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而给予适度的‘减压’”[23]。

不论是威权统治下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还是解严后媒体百家争鸣打破垄断的言论空间、释放禁锢的民间活力的表现，抑或是政党轮替后媒体新闻自由的乱象，都源于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总之可以说，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1]中国国情咨询网，《台湾新闻自由超美日》，2006年11月7日。http:///newsinfo.asp?newsid=97893。

[2]王天滨：《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200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128页。

[5]徐泳平：《新闻法规与新闻道德》，台湾世界书局1993年版，第471页。

[6]王震寰：《广播电视媒体的控制权》，郑瑞城编著，《解构广电媒体》，台北澄社1998年版，第414-435页。

[7]王洪钧：《对杂志社设记者的芻见》，《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691页。

[8]编辑小组，《新闻局会报已肯定杂志社可设立记者》，《“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一九五○-一九九八》，台湾“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1998年12月，第128页。

[9]李旺台：《台湾反对势力——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高雄五千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0]薛化元：《战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1945-1988)》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38页。[11]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2]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2003年政治大学广电系硕士学位论文。

[13]吴文成：《传播媒体的子弹会转弯——浅谈近来新闻传播现象》，转引苏娴雅《台湾的媒体：第四权与公共利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位论文。

[14]吴恕：《置入性行销杀了媒体监督功能》，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6日，A15版。

[15]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1999年5月1日，第11期。

[16]苏娴雅：《煞不住的下冲列车：台湾媒体批判》，台湾米罗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页。

[17]姚人多：《建构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与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基金会主办，《再造公与义德社会和理性空间研讨会论文》，第233页。

[18]徐佳士：《记者？主笔？》，台湾《中华日报》1988年4月18日。[19]邱奕嵩：《党政力量松手，报业向商业靠拢》，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2000年1月号，第17期。

[20]任格雷、蔡明烨：《危机与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与台湾电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06页.[21]李旺台：《媒体乱象谁该负责》卓越新闻基金会“报禁解除二十年”研讨会论文，转引自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页。

[22][23]台湾第6865号《“总统府”公报》，2009年5月27日。

篇3：台湾新闻自由

关键词：台湾报纸,大陆新闻,新闻框架

一、前言

自开放报禁之后, 台湾持不同党派立场的报刊开始出现。媒体的信息功能除了能够形成意见土壤之外, 还能够通过议题的设置、新闻框架的限定来表达自己的倾向。媒介偏向性、倾向性并非指捏造事实, 而是选择性呈现议题, 通过不同方式呈现议题, 以及在问题归因上具有选择性。

大陆议题是台湾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政治主张中较为核心的议题, 且分歧较大。这个差别主要体现于两党在“国家认同”方面:是否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是否承认“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是否强调台湾的“主权”等。

通过文本分析对不同报纸新闻倾向性, 特别是新闻框架进行对比, 是了解报纸核心主张的一种方式。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一种对文献内容作客观系统的定量分析的专门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探索文献的事实和趋势, 揭示隐性内容。基本做法是以转化文字等信息为数据, 建立类目, 分析意义。

(二) 样本母体与研究范围界定

该对比研究主要选取《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中的大陆新闻。

样本选取时间点分两段, 分别是从2007年5月1日至2008年5月1日、2008年6月1日至2009年6月1日, 以覆盖政轮替的时间。

而“大陆新闻”则是指新闻题目中含“大陆”或“中国”的新闻, 以及主要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陆地区的人事) 有关、或者地点发生在中国大陆 (港澳除外) 地区的新闻。《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分别是两家政治倾向较为不同的报纸。《中国时报》被认为“泛蓝”、而《自由时报》被认为“泛绿”。且两份报纸均有较长出版历史, 且发行量较大。

(三) 抽样

分层抽样, 每季度 (3个月) 抽一天。为了避免周期性, 采取季度循环抽样方式, 分别选取2007年5月5日、9月9日, 2008年1月1日、2月2日、6月6日、9月9日, 2009年22日、3月3日的报道。

《中国时报》:在国图数据库翻阅, 直接查找与主题相关的报道, 影印保存;《自由时报》:在该网站上以“大陆0r中国”为关键字搜索, 阅读并筛选。此为样本获取手段。

三、研究目的与假设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的大陆新闻框架是否有明显的差异。

H1《中国时报》的大陆新闻报道量多于《自由时报》;

H2《中国时报》在议题选择上有更多非消极的议题;

H3《中国时报》会有更多硬新闻;

H4在呈现问题新闻时, 《中国时报》更少会将问题归因于大陆, 《自由时报》则反之。

四、类目构建与新闻框架编码

从最早的形象理论到议程设置理论, 再到新闻框架理论, 无非都说明了新闻对于人认知世界具有影响。在当前大众媒体式微、传媒分众化的情况下, 大众媒体的形塑能力下降, 新闻形象也不再对社会群体有如此大的影响。但无论如何, 对比媒介的议题设置和新闻组织框架, 还是一个研究不同媒体的主张以及它们如何推行主张的面向。

在这个意义上, 此次研究依据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理论来组织操作化变量, 以验证研究假设。

(一) 议程设置理论

媒介议程中重要的部分也是公众头脑中重要的议题, 两者具有相关性。而议程设置理论在之后的发展中出现“二阶”议程设置理论, 主要看新闻情感、新闻形象呈现以及议题性质如何影响受众。

相应的操作化指标则包括一阶议程设置, 即某议题的新闻数量、新闻报道篇幅、新闻报道位置、题目大小、时长;二阶议程设置, 包括新闻情感总体偏向、新闻形象塑造等。

(二) 新闻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则是指选择性陈述事实以让某些问题在交流中更为显著, 以推出自己的问题定义、问题解释、道德判断和行动建议。

相对于硬新闻, 软新闻更容易进行问题归因和情感表达, 特别是评论。要达到框架设置, 选择新闻形式和新闻来源便显得极为重要。在新闻呈现方式的基础上, 要进行问题呈现便更为方便, 且可以让问题归因更具有说服力。

(三) 操作化定义

结合以上两种理论的测量指标与本文研究目的, 文章编码建构如下:

A.每一天的新闻篇数:篇/天

B.议题性质:消极、非消极

C.新闻体裁:硬新闻、软新闻 (包括评论)

D.信息来源:本报记者、其他信0源

E.问题新闻归因 (主要指负面问题) :大陆&中共、本地另一党派、其他

(四) 信度检测

该研究由本人独立完成, 所有的资料都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为检测信度, 笔者找来同等学力同学一名, 向他介绍研究主题和框架编码的操作化定义, 以“议题性质”、“新闻体裁”、“信息来源”、“新闻问题认定及归因”为每篇文章的编码内容。

两人完成后, 随机抽取样本量的10%, 运用Holsti信度, 直到二者相同编码的条数占总编码的90%以上, 方实施下一步研究 (2M/N1+N2≥90%) 。

五、研究结果

(一) 篇数分布

《中国时报》:2007年5月5日, 8篇;2007年9月9日, 15篇;2008年1月1日, 7篇;2008年2月2日, 8篇;2008年6月6日, 9篇;2008年10月10日, 6篇;2009年2月2日, 10篇;2009年3月3日, 13篇。总76篇。

《自由时报》:2007年5月5日, 8篇;2007年9月9日, 8篇;2008年1月1日, 3篇;2008年2月2日, 8篇;2008年6月6日, 6篇;2008年10月10日, 12篇;2009年2月2日, 8篇;2009年3月3日, 9篇。总62篇。

结果:由于两个报纸的抽样天数均为8天, 样本小于30, 平均差异分配为t分布。经过双变量t检定, t值为1.275, 小于双尾鉴定表df/p:14 (N1+N2-2) /0.05的2.144。故接受虚无假设, 两者平均数并无明显差异, 便无需进行下一步单尾鉴定看何者均数更大的必要。故拒绝H1, 并无明显证据显示《中国时报》的大陆新闻量大于《自由时报》。

(二) 议题性质

《中国时报》消极:38篇;积极:38篇。

《自由时报》消极:43篇;积极:19篇。

通过卡方分析 (chi-square) , 计算X^2=5.276, 大于3.841 (自由度为1时候的卡方表格0.05概率值) , 拒绝虚无假定。因此, 《中国时报》与《自由时报》在大陆新闻议题性质选择上具有明显差异。较为有信心接受H2:《中国时报》在议题选择上有更多非消极的议题。

(三) 呈现方式

1.新闻体裁

《中国时报》软新闻:30篇;硬新闻:46篇。

《自由时报》软新闻:38篇;硬新闻:24篇。

通过卡方分析, 得知pearson相关系数X1^2=6.502, 同样大于3.841, 因此可以较为有信心地说, 《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在新闻体裁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差异。通过阅读样本, 可以看出《自由时报》更喜欢运用软新闻来呈现大陆议题, 特别是运用评论的方式来直接表达观点。

2.消息来源

《中国时报》其他 (含评论员) :31篇;本报记者:31篇。

《自由时报》其他 (含评论员) :18篇;本报记者:58篇。

X2^2=10.326, 大于3.841。拒绝虚伪假定, 数据告诉我们两报在消息来源上具有显著的差异。通读样本, 笔者发现《中国时报》有较为固定的两岸新闻版, 主要议题便是大陆新闻。根据笔者的了解, 《中国时报》有专门的大陆新闻部, 这是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另外, 他者的评论, 特别是与自己立场符合者的评论, 也是报刊进行议题操作的较为常见的方式。

故接受H3, 《中国时报》相较于《自由时报》更多运用硬新闻呈现议题。

(四) 新闻问题归因

两份报纸的样本中, 呈现问题的新闻并不多, 《中国时报》呈现问题的新闻占总量的34%, 《自由时报》占总量的53%, 两者之和仅占总样本量的43% (49of138) 。

两份报纸在新闻问题归因方面均偏向于归因于大陆, 不同的在于《自由时报》的样本中, 相对于《中国时报》, 它更多将问题归因于台湾另一党派。由于呈现问题的新闻在样本中所占比例不大, 且在问题归因方面两份报纸的差别并不显著, 因此便不再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仅列表显示。

篇4：台湾自由行

打开灵敏的感官，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就出现在我们视线之内，有所感，有所触，有所悟，心灵就会更加充实、完善，笔端才会更加丰盈、灵动，视野才会更加开阔、高远。你看，台湾自由行中，“我”看到了台湾同胞的真诚、坦率，台湾社会的和谐、文明；安静的地铁中，“我”体会到了理解、宽容和体谅；陌生大妈的热情帮忙，让“我”深深体会到人情的温暖；在故乡的巨大变化中，传统文化被遗弃，淳朴的人情变得薄凉，这样的现实让人触目惊心，令人喟叹，沉思……

“看，菠萝包！”到达花莲街头，一家面包店里的香味扑面而来，饥肠辘辘的我迫不及待地买了一个菠萝包。待吃完面包，走过两条街，进入一家便利店准备购买生活用品时，我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朋友惊呼：“你快想想刚刚走过的路线。”我记得之前只在面包店拿出过钱包，如果是我自己落下了，应该就是落在那家店里了。奇怪的是，在折返面包店的途中，我心里并不慌张。到店里一询问，老板娘笑眯眯地说：“看来是菠萝包太香了，只顾得吃，忘了钱包了。”

拿着钱包，我不禁问自己，在异乡丢失钱包却不紧张，这份从容源自哪里？

我想起台中的一家小店，老板娘温和健谈，她对现在大陆的繁华颇为赞赏，但同时也对某些现象感到不解：“大陆的民众为什么外出时都要把背包放在前面呢？”我一愣，不好意思地小声说：“嗯……像我这样迷糊的人，是丢钱包的常客。”老板娘认真地说：“小妹，在台湾，你可以放心哦！虽然我们夜市很拥挤，但不用担心钱包被偷哦！”

我还想起，在垦丁大街的路边小店，我看到一位大哥随手将iPad和手机放在小店的桌子上，人就到外面的夜市上去买东西了。那时，小店里人来人往的，我不禁暗暗为他捏了把汗！

台中小店的老板娘在介绍夜市时，说到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说某家食品企业，因为食品出了点问题，被民众声讨，尽管该企业不断道歉，但现在已难再恢复信誉。在台湾，如果失去了信誉，后果很严重。在这自揭家丑的坦诚中，我看到了台湾民众的严苛，也看到那份坦诚后面的骄傲。这份骄傲源自台湾民众勇于面对问题。他们在抱怨之后，努力地让生活更加美好，而不仅仅是停留于抱怨后无作为的迷茫和得过且过。

三十年前，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怒斥“酱缸”文化，刺痛了全球华人；也同样是三十年前，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台湾刮起了“龙卷风”。台湾在改变着，而我们，除了谩骂，指责，是否思考过，我们真正为改变现状做过些什么呢？

回到旅店，再次翻开韩寒的一篇文章《大陆失去的，他们留下了》。这篇文章是他于某日凌晨从台湾回到大陆时动笔成文的。我还看到一些网民留言抨击韩寒“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甚至对他进行粗鲁的谩骂。这谩骂，何其野蛮，何其浅薄！

在台湾，不时能在政论节目上看到官员们针锋相对，甚至大打出手的镜头，大陆的民众说这是乱象。我曾就此现象询问一位台湾的司机，他说台湾民众绝不仅是看热闹，因为节目上讨论的事，都与百姓的福祉息息相关。

所以，你能看到一个这样的台湾：台北市中心，一栋栋高楼商厦之间，赫然出现几间年代久远的居民楼，几位老太太悠闲地晒衣晒被；台中夜市街，每天清早那干净整洁的样子让人根本无法想象前一夜人山人海的热闹状况；面对旅客对垦丁的碧海蓝天发出的惊呼，司机能得意地说：“不仅这里，全台湾对治理污染都非常重视哦！”

你还能看到这样一个台湾：公共交通工具上，几乎看不到有人接打手机。我曾好奇：他们不忙吗？但细想一下，在大陆，公共场合接打电话的，大都是闲话家常。台湾的地铁电梯中，人们都自觉靠右，左边提供给赶路的人，你听不到“让一让，让一让”的喊声，看不到没有秩序的横冲直撞。台湾的公交车上，一旦有小孩子大声说话或嬉戏打闹，年轻的爸爸妈妈会立刻对孩子做出“嘘”的手势，使其安静，并歉意地环视一下周围的人。

台湾之行，我感受最深的，并非繁华，而是有序、舒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让人感觉这是一个温暖的宝岛。

“你们是大陆来的吗？”

“是啊。”

“来到这里，感受如何？”

“很漂亮，东西很好吃，还有……”

我突然想到刚抵达台湾街头时的我：背着双肩包，有些紧张，不断摸摸后面的拉链……

篇5：台湾自由行

首批试点城市在上海、北京、厦门进行，每天限定人数为500人上限。只要是三地城市居民，必须达到以下资格审查，才可以取得自由行资格。

二、台湾自由行什么时候开放？

在第三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国台办和国家旅游局透露，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将于6月28日正式启动。

三、台湾自由行首批试点城市（台湾自由行试点城市）

首批试点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厦门三市。除此之外，双方同意开放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个人旅游。

四、台湾自由行航班和航点

在两岸航班事宜上，两岸航班的总班次将达到每周558班，增加50％以上。在航点确定上，大陆将新增盐城、兰州、温州、黄山4个客运定期航点，台湾新增台南为客运包机航点，新增台南及高雄为不定期旅游包机航点，两岸客运航点总体上将增加到50个。

五、台湾自由行费用价格

自由行价格比平常团体游平均贵出三成左右，据了解，各大旅行社6日游价格基本维持在6000元左右。如果想做一些深度旅游，行程在10到13天左右，费用可能在9000元至12000元左右。

六、台湾自由行政策（台湾自由行条件）

首批试点城市在上海、北京、厦门进行，每天限定人数为500人上限。游客须为具有三地正式户籍的居民，必须达到以下资格审查，才可以取得自由行资格：申请人必须从银行开具已有3个月存入期的至少5万元的定期存款原件或公司开具的15万以上年收入证明或到银行出具近半年的信用卡（必须是金卡）对账单。

个人游将比照团体游的双审查制，必须先取得大陆赴台证，可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个人旅游签注，然后再向台湾申请入台证，或者自行办理，或者通过旅行社办理，游客在取得入台证后，可在有效期30天内择时入台旅游，每次在台停留时间不超过15天。

七、台湾自由行签证问题（去台湾签证怎么办）

目前的赴台团体游须持双证――“通行证”到户籍所在地公安局办理，“入台证”由具有资质的旅行社统一向台湾移民署申请办理。

八、上海可经营台湾团队游的旅行社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上海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航空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国际集团新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东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九、台湾自由行适合人群

一是到过台湾的人。想深入了解台湾社会的某个方面，或者是对某个地方、某个内容情有独钟的。

二是习惯了背包旅行的人。已经掌握了丰富的交通、食宿等资讯，知道自己想看什么、能干什么的。

三是在台湾有亲朋好友的探亲族。他们在台湾的亲属会提供一些旅行便利。

四是“不差钱”的商务人士。对这部分人来说，食宿、交通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可以用三两天的时间谈业务，剩下的时间再旅游。

怎么申请台湾自由行？（台湾自由行需具备的条件）

虽然是自由行，但采取的还是“团进团出”和“半自由行”方式。某大型旅行社负责人表示，和港澳自由行不同，台湾自由行的开放将是一个“先紧后松，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开放过程中积累经验并逐渐放宽。

赴台自由行的大陆游客还是需要通过旅行社办理赴台手续。

●符合赴台自由行的大陆游客有两种：一是20岁以上的成年人，需提供不动产、存款或信用卡额度等财力证明，可携带直系血亲、配偶同行；二是18岁以上的在读大学生不必出具财力证明。

●大陆游客提供的财力证明，可以是房产证明，也可以是20万元新台币（约4.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存款证明，或者是55万元新台币（约12.3万元人民币）以上年薪证明。

●两岸不采用保证金制，而改为“双保”制度。即一方面大陆游客需提供1名在大陆的亲属作为紧急联络人；另一方面，台湾负责接待的旅行社也需负担保之责，2项条件缺一不可。

●根据出境旅游惯例，赴台自由行的大陆游客还需投保200万元以上旅游平安险。

●根据目前两岸的初步规划，大陆赴台自由行初期将严格限制人数，每日上限500人，留台期限15日。入台证有限期3个月，每次最多停留15天，可申请延长，一次最多延长7天。

篇6：台湾自由行介绍

曾经，台湾对于我地大部分人黎讲，都系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由细我地就开始接触台湾既文化，电影，电视剧，偶像明星，都令我地对呢个小岛充满住好奇，想一探究竟。记得我最影响深刻既一部台湾电影，系由桂纶镁同陈柏霖，没错，就系我地好多女仔都好喜欢既，大仁哥，主演既 蓝色大门。美丽既景色，热血既青春，台湾令我地有太多太多既遐想同期待。

盼望着，盼望着，台湾自由行终于黎啦！08年7月18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正式启动。近五年来，先后分三批开放左大陆31个省(区、市)赴台团队旅游。其中当然包括广州市啦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签证等准备工作。

赴台个人游需“两证”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之后委托本城市指定旅行社，向台湾相关机构申请“入台证”。小tips，如果你入学的时候选择了迁户口的话，就需要到学校的户籍科处借出集体户口，然后先可以去办理哦～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系台湾既停留时间唔可以超过15天。

好多朋友最关注既就系资产证明问题

旅行社方面要求游客提交的财产证明可以有三种形式，满足其中一个即可。第一种是房产证；第二种是20万元新台币(约4.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存款证明；第三种是55万元新台币(约12.3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年薪证明。

但系，好消息黎啦。年满18岁的在校学生：只需要出具目前就读学校的学生证或在校证明（加盖学校公章）。所以，趁仲未毕业，快d准备出发啦！

好啦，证件办完，我地系时候开始策划我地既行程啦！

台湾属于海洋性气候，秋天的台湾，天气晴朗凉爽，是适合旅游的好季节。对于好似我一样喜欢音乐的朋友，推荐3、4月份去台湾，因为有春浪和春呐音乐节！

台湾流通货币为新台币。人民币对台币1：4.7左右，浮动唔大。目前台湾已有好多地方开通银联，一般ATM也可以使用银联取款，只有一d旅游点会私下接受人民币找换，所以都系备齐台币或国际通用既信用卡稳整d。

好啦，讲左咁多，我地都系快d出发啦！

一般到台湾的行程以10-15日环岛最多，唔理系顺时钟、逆时钟走，都系台北-台中-高雄-垦丁-花莲的行程。今日我地先为大家介绍台北同垦丁

如果想将台北的景点都大致走过一次，最少也需要两天半时间。通常台北总统府、台北101、国父纪念馆、故宫博物院系大家必去的景点，诚品书店、西门町、淡水老街、新北投的出镜率也非常高，喜欢小清新的朋友一定要探访的九份和平溪、喜欢自然风光既朋友热爱野柳同和平岛，喜欢文艺的朋友们，台北美术馆和莺歌陶瓷博物馆是你的好选择。

如果说101大楼是台北的“地理地标”，那么，诚品书店则是台北的 “文化地标”。虽然宜家香港都已经有诚品书店了，但系一场黎到，梗系要去台北既第一家诚品书店度朝拜下啦。第二站，我地向垦丁出发！

相信大家都有睇过 我在垦丁天气晴 这个电影吧！垦丁位于台湾南部，是度假天堂，这里有小南法之称，悠闲、舒适是这里的最佳代名词，无论是戏水、冲浪或是在沙滩沐浴阳光，都能感受到百分之百的度假风情。唔单只咁，呢度既民宿风格多样，唔理系希腊风、海洋风、南法风、现代风...五花八门让人眼花撩乱。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PI最终上岸时战胜自我、重新开始美好生活的秀美海滩的取景地就在垦丁

篇7：台湾自由行办理手续

1.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及原件

（用a4纸复印，可复印在同一张纸上）、2寸白底彩照（证件照）1张，3填写《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申请审批表》，到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上海出入境管理局(民生路1500号)可以受理本市居民赴台个人游证件申请，分县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暂不接受申请）。

二、入台证：

1.2寸白底彩照（证件照）2张

2.户口本整本复印件（到第一页空白页）

3.请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2份

4.（1）银行开具的相当于人民币5万元（含）以上定期存款证明

原件。存款证明请至银行开具，并请加盖银行红章。

（2）★公司开具的年收入在12万5千元（含）以上证明（加盖

公司公章）原件。

（3）★大陆地区银行核发的金卡等级或以上信用卡，（如金卡

Gold、白金卡Platinum、无限卡Infinite之证明文件（须盖银

行红章），或信用卡正反面彩色扫描件一份（背面必须签名）。

5.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请提供大陆地区所发且有六个月以上有

效期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正本（本人须签名），须加注

个人旅游签注（G签注）。

6.大陆地区人民从事个人旅游申请书（附件1）

7.大陆地区人民紧急联络人资料紧急联络人以已成年亲属担任为原

则。请提供联络人的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及亲属关系证明

（例如：出生证明、结婚证、公安开立并盖章的亲属证明；若与申

请人在同一本户口簿上，请提供全户户口簿复印件）。（附件2）

8.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从事个人旅游行程表申请人本人用黑色

水笔完整填写表格，请填写起至年月日及简要的在台行程、所住酒

店（如已安排）在台联系人（如有）等信息。（附件3）

9.大陆地区随同亲属名册 如客人家庭出行，直系血亲（即亲生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及配偶可作为“随同亲属”来申请，填

写《大陆地区随同亲属名册》，由申请人本人提供一份财力证明即

可。十八周岁以下人士与直系血亲一同出行的，若出行人中不包含

其亲生父母中任何一方，则必须附上亲生父母的委托同意书。

旁系亲属、朋友必须分开申请，分别提供本人的财力证明及其他相

关材料。申请人本人用黑色水笔完整填写表格。（附件4）

10.同行亲属关系证明 如夫妻同行，须附结婚证原件、户口簿全本

复印件（如双方不在同一本户口簿上，双方的户口簿全本复印件均

篇8：台湾新闻自由

韩美自贸协议的谈判过程

自2006年6月起, 韩美展开自贸协议谈判, 历经8个回合、两次高层首脑会议, 耗时10个月, 最后赶在美国贸易授权法失效日前90天的2007年4月1日达成协议, 并于6月30日完成签署。许多人好奇, 为什么美国会选择韩国签署自贸协议?韩国人有什么本事说服美国人上谈判桌?这其中当然涉及许多政治、区域经济或战略考量, 若仅就经贸角度来看, 则需要从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谈起。

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导致韩国贸易政策由关注多边体系转变至自贸协议双边协定的关键因素, 当时WTO新回合谈判进度不如预期, 身处在日本及中国两大经济体的竞争夹缝中, 韩国开始思考以签署自贸协议来争取更多贸易机会, 以挽救经济颓势。金大中政府 (1998—2003年) 于1998年指定智利为首个签署对象 (2004年4月韩智自贸协议生效) , 并开始与重要出口市场如美、日、欧盟等进行谈判。

同年, 韩国外交通商部扩大改组, 设置“通商交涉本部”, 统筹对外经贸谈判事务。当时韩国遭逢金融风暴, 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接管, 经济大幅衰退, 民族自信心低落, 在金大中政府领导下, 强调市场自由化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并未遭逢劳工及农业团体的反对, 加上与智利的贸易互补性高, 南北半球气候相反对农业冲击小, 韩智自贸协议谈判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尽管如此, 韩国洽签自贸协议的速度仍明显落后同区域的日本及中国 (2001年日本与新加坡签署自贸协议,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自贸协议) , 韩智自贸协议于2002年10月达成协议后, 历经1年半才获国会批准。

此后, 卢武铉政府于2003年8月发表“FTA战略路线图”, 采取同时与多国洽签的多轨并进模式。当时短期锁定新加坡、欧盟及日本, 中期对象为墨西哥、加拿大、东盟与中国, 长期目标则是美国、欧盟与印度。韩国最早曾于90年代末与美国、欧盟接触, 表达希望签订自贸协议的意愿, 当时美、欧因关注多边贸易自由化而持冷漠态度, 韩国因此调整步伐, 先与加拿大及墨西哥进行洽谈, 以换取美方关注。

金大中、卢武铉政府都积极与朝鲜修好, 推行“阳光政策”。当时韩美关系一度陷入低迷, 加上美国担忧中国崛起, 恐影响其在东亚的影响力, 态度开始转变。紧接着, 韩国对减少本土电影播放配额做出让步 (韩美之前洽谈双边投资协定时, 即因电影配额议题未达美方要求而致谈判中断) , 以及考虑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等关键决定, 希望换取美方同意进行磋商, 当时韩国通商交涉本部长金铉宗曾两度赴美进行游说, 终于顺利促成韩美开展自贸协议谈判。

尽管当时国内反对压力很大, 但韩国政府仍坚持推动。2006年11月22日, 反对韩美自贸协议的7.4万名群众在全国13个城市同时举行示威活动, 袭击7个城市及地方政府大楼, 韩国警方出动2.5万警力, 最终仍决定签署该协议。

韩国推动自贸协议的举措

韩国为推动自贸协议, 在法制及政府组织方面做出若干调整。在法制方面, 颁布各项法令, 包括“签署FTA的程序规定”总统令, 在外交通商部设置“FTA推动委员会”, 授权通商交涉本部长主导, 15名委员来自企划财政部、知识经济部及农林水产食品部常务次长官员;另外还设置“FTA民间咨询会议”, 听取民间及专家意见, 最后提交由企划财政部长主持并召集各部会部长参加的“对外经济部长会议”决定洽签事宜。在政府组织方面, 2004年12月, 外交通商部增设FTA局, 下辖4个课, 有人员30余名。除政府机构、研究智库外,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韩国贸易协会及中小企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等民间工商团体同时进行FTA相关研究;每回合谈判结束, 民间工商团体代表可参与公开听证会, 表达意见及了解谈判过程。

为了凝聚全民共识, 减少推动FTA的阻力, 韩国于2007年5月成立“FTA国内对策委员会”, 成员一半来自各部会首长, 一半来自产、学、媒体、劳工等民间人士, 企划财政部长及民间代表共同担任委员长, 藉由民间参与意见, 提供政府谈判与制定产业损害对策的参考。该机构下设“FTA国内对策本部”, 由企划财政部次长出任本部长, 负责部会横向联系及与国会、媒体、民众及各利益团体沟通协调、对外宣导等事宜。在首尔地铁车厢、公车及各类媒体上, 处处可见FTA宣传海报及说明资料, 配合漫画, 向国人介绍FTA的好处。

2008年李明博执政后, 以极有效率的速度将18个部会精简为15个部会, 原先负责韩美自贸协议谈判的FTA局被改组成FTA政策局及FTA谈判局, 各下辖4课, 增设FTA谈判代表, 由常务次长担任。目前韩国外交通商部内负责自贸协议谈判事务的人员超过100人, 其中具有公务员资格的约60余人, 其余则为非正规职务的律师、学者以及精通各种语言的高级专业人员, 用人颇具弹性。

李明博政府的目标是在任期届满的2013年, 签订自贸协议的贸易额占整体贸易的55%, 一跃成为全球“FTA枢纽”。目前, 韩国已与智利、新加坡、美国、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议并正式生效, 已签订自贸协议但尚未生效者有印度等国家;谈判正在进行中的有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目前仍处在共同研究阶段的有日本、中国、南方共同市场、土耳其、俄罗斯、哥伦比亚、以色列及南非关税同盟等。

早在韩美自贸协议正式生效前, 韩国政府便未雨绸缪制定完整的产业救济对策, 包括修订《农渔民支援法》及《贸易调整支援法》, 对国内受损的农渔业、制造业以及相关服务业部门按类别制定救济措施及就业支援对策。其中, 2008年至2017年对农渔产业的补偿预算达到20兆韩元, 对产业及劳工提供救济。韩国外交通商部坦言, 协定生效前的产业损害评估、协定生效后的配套措施 (包括救济对策及如何提升产业竞争力) 以及协定的执行 (包括如何增进厂商对原产地证明申请程序的了解以提高优惠关税的利用率) 等, 才是推动FTA的重点工作所在。

除了争取国会批准外, 韩国政府还审慎处理岛内利益团体的关切。韩国人标榜自己“身土不二” (即劝诫不要吃外国米、外国水果、外国肉等, 以抵制外国农产品) 。韩国民众普遍认为, 农业的问题不在农业产值有多少, 而是拋弃农业即象征拋弃国土、人民健康, 甚至民族文化。但实际上, 韩国农业生产力并未因贸易保护而改善, 国内农产品价格始终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尽管韩国自产的牛肉每公斤4万至5万韩元, 而美国牛肉每公斤仅1万至1.5万韩元, 但韩国人却普遍反对开放美国进口牛肉。据估计, 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 自美国进口农产品将增长一倍以上, 国内将有13万人失业。

韩美自贸协议的内容

韩美自贸协议共分24章, 除了国民待遇与货品市场进入、原产地规定、关税事务及贸易便捷化、食品安全检疫与动植物检疫规定、贸易救济、争端解决等一些基本的FTA框架之外, 还针对农业、纺织成衣业、制药业及医疗设备业、金融服务、通信等业别进行专章讨论, 同时在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及透明化等议题上特别列出专门章节加以规范。可以看出韩美自贸协议的范围比一般自贸协议更为深入, 在免除关税障碍及市场进入之外, 也希望针对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议题进行开放处理, 超越普通的WTO规范。

在关税减让部分, 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前, 农产品名义平均关税税率为美国6.38%、韩国40.79%, 而工业产品的名义平均关税税率则为美国3.26%、韩国6.38%, 可以明显看出韩国农工产品税率远高于美国农产产品税率。

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 美国除了26项乳制品采取关税配额之外, 其他农产品将在10年内降为零关税;而韩国农产品中, 除稻米不予开放外, 其余如奶粉、奶酪、大麦、爆玉米花、食用黄豆、食用奶清、加工淀粉等采取关税配额或季节关税模式, 其他农产品则分为6阶段, 于20年内逐步取消关税;韩美工业出口产品则统一采取4阶段降税, 分为立即免税、3年、5年、10年4种方式调降, 在10年内降为零关税。

从今年协议生效时日起, 美国有87.3%的工业产品 (共7694项) 及57.54%的农产品 (共1057项) 关税立即降为零。规定零关税的主要工业产品包括韩国的纺织品, 如毛衣、袜子、化纤短纤维织品、帘布织品等, 以及撤除汽车零组件及小汽车关税等, 农业产品则免除天然蜂蜜、西洋菜、黄瓜、蕃茄等关税;3年内剩下的3.93%的工业产品 (共346项) 及0.76%的农产品 (共14项) 关税将降为零, 5年内剩下的3.96%的工业产品 (共349项) 及21.96%的农产品 (共397项) 关税降为零, 5年后总计5.23%的工业产品 (共8389项) 关税降为零, 以及79.92%的农产品 (共1468项) 关税降为零。

另外, 韩国有89.79%的工业产品 (共8577项) 及28.55%的农产品 (共493项) 关税立即降为零。规定零关税的主要工业产品包括美国的纺织品, 如:丹宁布、长纤维、强力纱等, 并立即撤除美国汽车进口关税;农业产品则免除大豆、小麦、棉花、樱桃、杏仁、开心果、威士忌、葡萄干、葡萄酒及葡萄汁等关税;3年内剩下的6.22%的工业产品 (共594项) 及9.61%的农产品 (共166项) 关税将降为零, 5年内剩下的1.92%的工业产品 (共183项) 及18.99%的农产品 (共328项) 关税降为零;五年后总计97.93%的工业产品 (共9354项) 关税降为零, 57.15%的农产品 (共987项) 关税降为零。除了稻米排除不予开放之外, 比较敏感的美国猪肉及鸡肉, 将在10年内分阶段取消关税;美国牛肉则在未来15年内分阶段取消关税, 美国苹果及水梨则在20年内取消关税。

对台湾经济的冲击

由于韩国是台湾在国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美国又是台湾第三大出口地区, 2011年台美贸易总额高达621亿美元, 占台湾贸易总额的10.5%, 因此韩美自贸协议对于台湾经济当然有很大的冲击。就总体面观察, 依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报告初步评估:台湾实质GDP将减少0.04%, 总出口量将减少0.06%, 总进口量将减少0.09%, 总产量将减少0.06%, 贸易余额减少2200万美元, 社会福利将减少1.56亿美元。

从贸易结构来看, 2011年台湾出口至美国产品金额为363.7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5.6%, 顺差达106.1亿美元, 增长74.3%。美国是台湾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然而若观察台韩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消长情况, 2011年1至11月台湾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为1.73%, 韩国占有率则为2.55%, 可以看出台湾已被韩国超越的事实。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 韩国在美国市场的优势将更扩大。

台湾与韩国的产业发展程度相似, 多数产业属于直接竞争状态。台韩出口至美国的产品有70%集中在信息电子、机械产品及汽车相关产品。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 台湾部分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相对韩国将支付较高的关税, 单就关税减免部分就会有所冲击。根据台湾“经济部工业局”评估, 2010年台湾出口至美国享受零关税的产品共计1955项, 总贸易金额为226亿美元, 占2010年出口至美国总值的66%, 因此这部分不会受到韩美自贸协议的影响, 包括钢铁、药品、玩具、建筑机械、农业机械、家具、医学材料等, 以及适用信息科技协议 (ITA) 的信息电子产品等。

然而在非零关税的产品中, 台韩原来出口美国的平均名义关税税率均在6%以上, 其中台韩竞争产品有2, 489项, 以2010年数据为例, 此部分台湾出口至美国的金额达111.16亿美元, 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2.02%, 占台湾出口至美国金额的32%, 而同期间韩国这些产品无论在出口至美国金额、市场占有率及出口占比上都超越台湾。韩美自贸协议一旦生效, 台湾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立即受到冲击, 预计中高度冲击及可能受到威胁的产品共计1211项;以2010年数据计算, 出口金额达34亿美元, 占台湾出口至美国金额的9.8%。

依据推估, 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 台湾受冲击产业以纺织、塑料中下游制品、机械业为主, 其中又以纺织业的纺织成衣、玻璃纤维、织袜、袋包箱、制鞋等业别将首当其冲, 预计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 台湾纺织品可能被韩国取代金额达5957万美元, 占台湾纺织品出口美国金额的5.15%。

其次为塑料产品, 依照其逐步降税的期程, 初期立即降为零关税产品占比较低, 因此, 初期受取代金额预计为2938万美元, 占出口美国金额的25.64%, 然而在生效5年后所受的影响将逐步扩大。至于在机械业方面, 预计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 台湾产品遭韩国取代的金额为6613万美元, 占出口美国比重的4.72%。

一般而言, 关税税率越高, 将来因自贸协定产生的贸易转向效果越大。因此, 美国目前关税高的项目受美韩自贸协定影响最大, 台湾产品在美国市场容易因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而被韩国货品取代。以电视产品为例, 台湾与韩国属同质竞争, 而美国电视关税在3.9%至5%之间, 就美国的工业产品关税来说相对较高, 美韩自贸协定的市场开放对台湾更具威胁性, 但台湾产品是否完全被韩国货取代, 仍须视台湾产业未来是否能够提升竞争力, 与韩国产品区隔市场而定。

台湾如何应对

面对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对台湾经济的冲击, 台湾岛内相关部门已提出相关政策应对, 包括积极推动与美国洽签自贸协议或是台美投资贸易框架协议 (TIFA) 谈判、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 (TPP) 、强化对美出口及开拓其他新兴市场、协助产业技术升级或转型、针对受冲击产业拟定应对措施等。

此外, 台湾也在学习借鉴韩国拟定自贸协议的战略蓝图, 制定台湾签署自贸协议的整体战略。韩国在2003年制定“自贸协议战略蓝图”, 立志成为亚太自贸区枢纽, 9年间已经与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完成签署自贸协议。韩美自贸协议谈判前后历经6年, 经过两次签署, 若无整体战略, 恐无法突破瓶颈而生效。

台湾当局一直希望与美国进行台美投资贸易框架协议 (TIFA) 的谈判, 也希望在10年内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 (TPP) 。然而因为美国牛肉开放问题, 至今在岛内引起抗议声不断, 导致TIFA延宕5年而无法继续谈下去。事实上, 从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预测报告可以看出, 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 虽然韩国农工产品大幅开放, 然而总体效益却是正面的, 韩国实质GDP将增长0.65%、总出口量将增长2.2%、总进口量将增长2.68%。台湾学者建议, 台当局着眼于整体经济的效益, 应该向韩国学习, 积极推动签署类似的自贸协议。

从韩美自贸协议的谈判过程可以看出, 台湾若无处理敏感项目的能力, 很难再进一步走向贸易自由化, 并享受开放的成果。因此, 台湾应该学习韩国在韩美自贸协议问题上如何处理美国牛肉等敏感项目的处理方式, 并在韩美自贸协议开放方式及过程中, 了解美国可能要求开放的项目以及其敏感项目, 拟定台湾与美国的谈判内容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