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家园

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家园（共9篇）

篇1：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家园

有关保护地球家园的作文：保护地球—人类共同的家园

在浩瀚的宇宙中,现在只有地球是唯一能够供人类生存的星球。在地球上有几十亿的人类生命。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人们在不断地消耗着地球上有限而所剩无几的宝贵资源,眼看着一些动物灭绝,我们又怎么会不心痛呢?我真为它们感到伤心,可转念想一想,造成这一切的是谁呢?对,是人类,可人们在悲痛的同时,谁又在想过造成这一切的是自己呢?可经过这一切后,人们还是在大量捕杀一些国家级保护动物、污染我们的水资源……其实不只是动物,植物也会受到这样残酷的待遇。大街上的树木原本挺拔而粗壮,可随着时间的变化,那些树木变得越来越稀少了。唉!一定是有些人乱砍伐造成的,没有真正很好保护我们的环境。那次我和妈妈去上街亲眼看到的一件事证明了这一切。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的星期六,我们刚一出门就看见一个人把一刚补栽的小树苗拦腰折断,后一个人好象是无意的用脚又将剩余部分踏在了地上,我们去想将小数苗扶起重载就不能了。那天我心里很不高兴。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他们毫无愧色扬长而去?如果我们再不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地球上的资源迟早有一天会被消耗光的,到了那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人们啊,该醒悟了!一起来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吧!

篇2：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家园

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家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优美的环境里。可是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破坏自然的行为越来越多，地球母亲越来越承受不了这种重荷，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日益危机四伏。一个个新问题出现在人类面前：地球变得越来越暖，气温在逐年升高，海平面也在升高，长年封冻的南极冰雪在融化；土地板结、沙化；森林面积逐年减少，珍稀物种濒临灭绝；江河湖泊被污染，空气被污染，人类生存的空间被我们自己破坏得越来越狭窄。

当人类发明了种种工具，挖掘出我地球用亿万年时间积累下的宝藏，然而还不满足，人类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根本就不考虑好好地保护地球。

当人们把清水留给自己，把污水排向大地时，江河在呜咽；当人们把斧锯挥向森林时，山河在哭泣；当人们把山珍海味端上餐桌时，那些珍稀物种、野生动物们在哀鸣；当人们以车代步，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时候，臭氧层在示警……自然的警钟已轰然响起，我们必须清醒，必须汲取教训。大自然已经愤怒了，一个个黄牌警告昭示着我们人类：水质污染、土地沙化、山洪海啸、水土流失、食物中毒、海洋红潮……地球上每天都有几十种生物在做着垂死挣扎。

前些天，我们刚刚学过《敬畏自然》这篇文章，从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不应该太狂妄，应该意识到自然是人类的朋友，是我们的弟兄。应该敬畏自然，保护自然，从而求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否则，我们人类真的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使我们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真的会走进我们人类自己挖掘的陷阱。

现在，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切实行动起来，保护自然、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不难做到的。我们青少年学生在这方面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每个学生都能够积极投入到宣传、实践中去，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定会把我们周围的环境治理得很完美。

讲文明，迎奥运，树新风，让我们都来争做环保小卫士，积极投身到保护家园、保护环境的活动中去。在生活中自觉地做到：节约一滴水、一张纸；不乱扔纸屑、果皮；不要随地吐痰；不践踏草坪，不攀折花枝；不乱涂乱画……而且，我们还应该积极地向周围的人们做好宣传，让全社会的人们都行动起来，共同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同学们，当你走在大街上，不经意间看到脏东西时，你应该弯腰把它拾起；当你看到有个小同学要攀折花枝时，你应该上前去劝阻；当你看到邻居乱到垃圾时，你应该好言相劝，并向他们提出好的建议；当你看到自己家的水龙头还没有拧紧时，你应该自觉地把它关上……同学们，这些小事其实不难做到。也许你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争做环保小卫士，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作者：夏晴

单位：古城子学校八年四班

指导教师：袁余香

篇3：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家园

记者观察:现在社会上“国学热”如火如荼, 不光学校设立国学研究机构, 学生家长们也推崇起了《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启蒙读物。那么, “国学”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提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刘毓庆:“国学”这个概念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启用的。五四之前, 西方物质文明进入中国后, 西方的价值观也输入进来了。中国的一批学者在这种情况下启用了“国学”。“国学”这个词不是中国人创造的, 是日本的。在西方文化输入日本的时候, 日本本国的一些学者把他们本国的传统学术称为“国学”。19世纪末期, 中国的一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 把“国学”这个词带回中国, 来指称中国的传统学术。按“国学”的概念, 每个国家的人都可以称他们自己国家的传统学术为“国学”。它不是一个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科学概念, 而是带着一种民族情感的概念。

而当时提出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和西方文化对峙。在上一轮的世纪之交, 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的嚣张气焰中, 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机。以章太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 一个国家如果文化存在的话, 即便是政权灭亡了, 这个国家还有复兴之日;如果文化与政权一同灭亡了, 这个国家也就彻底完了。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民族要想继续存在下去, 就必须保证文化传统的承传。章太炎先生为什么一直在讲国学呢, 先在日本讲, 后在北京、上海、苏州讲, 一生不离讲国学, 原因就是要保护民族文化传统, 即民族存立之根, 他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 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尽其毕生之力。

记者观察:山西国学的发展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它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又有什么特点呢?

刘毓庆:山西国学要谈也只能从这个时候谈起。章太炎先生的学生山西籍的有好几位, 如李亮工、景梅九、景耀月、王用宾、刘景新、郑云飞、刘一化等。他们对于国学传统的承传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在高校教育方面。章太炎先生的弟子中, 有4人在山西大学执过教。在解放前有李亮工、黄侃先生, 解放后有柏逸荪、姚奠中先生。特别是李亮工、姚奠中先生。李亮工先生曾先后任山西大学校长、山西大学国文系主任, 1947年去世。姚奠中先生1951年回山西大学执教, 在此长达半个多世纪, 曾任中文系主任。这便使得章太炎先生的学术血脉在这里得到承传。

章先生的这样一个学术传统, 也可以说是学派, 有什么特点呢?我的理解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治学方法, 以小学为基础, 贯通文史哲。由小学入经学, 由经学通文史, 而后归于诸子。章太炎曾说:“朴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小学是基础, 也是开启中国文化之门的鈅匙, 有了它, 才能打通经史之门。

第二就是他的文化使命感。为什么章先生一生都在讲国学呢, 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 传承文化的使命就在自己的肩膀上。他强调他的学术是“以诸子为归”, 原因在于诸子思想是对现实难题进行的思考, 根本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学者, 也要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难题。这种精神在章太炎弟子中真正能够贯穿下来的不多。用姚先生的话说, 真正继承章太炎先生革命精神的是鲁迅。

记者观察: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年初。在此之前, 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 都成立了国学院。与其他地方相比,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特点是什么呢?

刘毓庆:高校办国学院, 这是好事, 但大家对于国学的理解不完全相通, 甚至在一些高校还发生了争论。山西大学主要有章太炎先生的这个传统, 因此没有出现太多的歧议。我们对于国学的理解是:国学是一个知识系统, 也是一个价值系统, 同时也是一种治学门径和研究方法, 而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其实国学在大学里是被绝大多数老师排斥的, 因为国学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科, 它包括了文史哲, 但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 这问题不是属于哲学的, 就是属于文学的或史学的, 这样还等于是分开了, 国学成了空架子。现在学科分科越分越细, 学者们的研究面越来越小, 强调“精专”而不大提倡“博通”, 学科之间又在不断地划地为界。如果你的本行是研究文学的, 你闯到了历史领域, 搞历史的人便会对你的成果置若罔闻, 不屑一顾。因为他已经把你定位到文学研究领域了, 你不该侵犯别的学科。如果你说研究国学, 那便是文史哲都研究, 面太广了, 人们更接受不了啦, 认为你的口气太大。其实这是个误解, 不应该把国学当作学科来理解。现在一些学校把原来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的部分学者整合起来, 办国学研究院, 而在研究上, 搞历史的仍然研究历史, 搞文学的仍然研究文学, 这样就失去了国学的意义。国学强调文史哲不分, “不分”不等于合。前几天《文史哲》编辑部的人来, 要姚先生为《文史哲》创刊60周年纪念题辞。姚先生题的是:“贯通文史哲, 为国学精神之所在。”这代表了我们对国学的理解。因此我们成立国学研究院, 并没有拉历史、哲学的人入伙, 而是坚持章门学派的学术传统, 坚持走以小学为基础、融通文史哲的研究路子, 并有意发扬这个传统。

但是民间老百姓谈国学, 情况就不同了。有些学者认为国学热是少数人炒作起来的, 其实这种情况少数人是炒作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关键是普通老百姓和学院的学者对国学的认识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学院的学者是把国学按照学科的要求来对待的, 而普通老百姓是把国学作为一个价值系统来对待的。他们知道国学代表着中国的传统道德与文化。特别是学生家长, 看到社会上青少年犯罪的那么多, 谁不担忧自己的孩子呢, 于是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一点传统道德教育, 学《弟子规》《三字经》等。

企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道德危机的问题。比如, 老板看到一个小伙子是个苗子, 就花重金把他送到国外培养, 花了几十万把人才培养成了, 结果小伙子回来后就跳槽了, 原因是这里给的工资低, 别的地方给的工资高。人的信誉降低了, 没有了道德约束, 哪儿有利就往哪儿走。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企业老板想着通过讲国学, 让他们的职工接受点传统道德教育。国学就是这样兴起来的, 是老百姓的呼唤。他们用“国学”这个词来概括, 是因为这是传统的、我们国家所有的。很简单, 他们理解的国学就是一种价值观念。

记者观察:有一种提法叫做“章黄学派”,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2年第二期刊登过一篇文章, 叫做《章黄学派初探》, 文中将章黄学派界定为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 以研究小学为基点, 兼涉经学、哲学、史学、文学等层面的学术流派。从章黄学派到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 您认为是怎样发展的?他们之间有何异同?

刘毓庆:现在很多人习惯提“章黄学派”, 这种提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章和黄不是一回事, 他们两个完全不一样。黄侃从章太炎先生那里学到的是文字学、音韵学等小学的基础, 但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化使命感、社会责任感, 在黄侃先生那里似乎看不到。“章黄学派”其实是黄侃传下来的一派, 而不是章先生学派。姚奠中先生这一派就和黄侃毫无关系。姚先生为什么从事政治活动, 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文化使命感, 他在研究、学习中都贯穿了这种精神。

章太炎先生有一种文化担当精神、救世精神, 也就是鲁迅先生提到的革命精神。太炎先生本名学乘, 字枚叔, 后改为太炎, “炎”是顾炎武的“炎”。章太炎先生之所以把字改成这个, 主要是仰慕顾炎武的为人为学。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他还提出过两个概念, 一个是“国家亡”;一个是“天下亡”。“国家亡”是一朝一姓政权的灭亡, “天下亡”是指道德沦丧, 率兽以食人。救世就是要挽救世俗堕落的道德。章太炎先生继承了顾炎武的这种精神。他一生讲国学, 正是他救世精神的反映。

记者观察:您是姚奠中先生第一批研究生中最小的一位, 与其他人年龄差距很大, 姚奠中先生对您在培养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姚先生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刘毓庆:我们同时上研究生的, 年龄最大的是40岁, 我是24岁。平均年龄比我大13岁。其他同学, 姚先生让每人选一个题目研究, 对我则要求从从根本上来, 打小学基础。

姚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先生的为人。他非常大度, 心胸开阔,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心中没有仇恨。据人说“文革”期间曾有些人对他“非礼”, 而且有名有姓, 别人都能说得出来。可是先生从来没有提起过那些不愉快的事, 对那些人他都原谅了。他对人宽容, 可是很讲原则。违背原则的事他绝不做。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时, 考的是第二名, 年龄最大的是40多岁, 是我老师辈的人, 许多有十几年中学教龄的人都没有考上。有些人就说姚先生把题透露给我了。其实这种事姚先生是绝对不会做的。这方面他的原则性很强。他可以指导你读哪些书, 但是绝对不会漏题的。姚先生对于不讲原则、一味装好人的行为是不赞成的, 他称这种人是“乡原”, 即孔子说的“乡原, 德之贼者也”的“乡原”。他认为这种行为没有正义可言, 因此不能提倡。同时与自己有成见的人, 先生也从不在意, 在关键时刻也不会借机报复, 而是实事求是、客观地对待事物。他是一位长者、仁者、智者, 凡事从大局出发, 关心文化事业超过了关心他的子女。他把自己价值数百万的书画作品捐给山西大学, 又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建立“国学教育基金”, 这都是很好的说明。今年他已是98岁的高龄了, 提笔变得困难起来。但要是关乎文化事业, 他都表现得十分兴奋, 愿意题字。前几天不慎腰部骨折, 站立困难。《文史哲》编辑部的人来, 为纪念创刊60周年向先生索字。先生提起《文史哲》杂志来, 赞口不绝, 说这个杂志影响很大。于是带病书写了题辞。有人说先生题字是收费的。其实先生从来没有谈过什么润笔费的问题。只是子女及弟子们为了保护先生, 不让先生太劳累, 才用润笔费的方式“挡驾”的。

再一个是他的思维方法。他看问题从来不过分追究抓细枝末节, 总是从大处着想, 抓本质, 抓主流。能够居高临下, 统观全局。表达事物要言不繁, 非常精辟, 以人清楚为准, 不多说一个字。我听过他两轮文学史课。一轮是半年的课, 一轮只有8个课时。他都能根据给予的时间, 把课讲完, 重点还无一处遗漏。现在一些老师讲课, 老是抱怨给的课时少, 课讲不完。其实是他们没有把课程内容的主次分开, 不会抓重点。先生给我们讲作品, 经常是一篇课文, 用两个字或者一句话就把要点概括了。我们想, 如果一篇课文你总结了10个要点, 这等于你没有抓住要点。如果只总结了一个要点, 这个要点一定要把握得非常准才行, 这是水平问题,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我的那本《国学概论》的写作, 在思维方法上就受先生的影响很大。虽然写得很简单, 但是有些结论是我思考了几十年才敢说的话。

记者观察:您带研究生的时代已经与姚奠中先生那时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因扩招而导致生源质量参差不齐, 还有很多人上研就是为了拿个文凭。面对这种情况, 您是怎样将姚奠中先生的学术传统坚持下来的, 在培养思想和方法上又有怎样的变化?

刘毓庆:每个学生有不同的情况, 而且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 这明显和前些年不同。如果这个学生是一个学术苗子, 就按学术苗子来培养他。如果要到社会上工作, 那就要注重基本能力, 培养一种思维, 充实一下他自己, 提高个人素质就可以了。对这类学生, 只要你在课堂上讲的知识、道理他懂了, 对他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有帮助就行了。不一定非让他们记多少东西, 背多少古文。社会上招聘人, 绝不会因为你背过300首唐诗、200首宋词就招聘你做经理的, 而要看你的基本素质。所以要看情况。若他确实是个苗子, 就扎扎实实把小学基础打好。

记者观察:文学院院长郭万金就是一个例子吧。听说他非常勤奋, 这是不是您特别喜欢他的原因呢?

刘毓庆:他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 放假也不回家, 大年初一中午就来了。勤奋是他成功的关键。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虚心。《论语》中有一段孔子评论颜回的话, 说:“吾与回言终日, 不违, 如愚, 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以前我觉得这几句话毫无意思, 用今天的话就是:“我和颜回谈上一整天, 颜回都傻呆呆地在听, 一言不发, 好像个傻子。看他的行为他却不傻。颜回不是傻子。”这不过是在解释颜回不傻, 这有什么意思呢?可是从小郭的身上, 我理解了这几句话的深刻意义。我与小郭谈话, 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听, 偶尔轻轻点一下头。过后看他写作业, 他却不但把你的话理解了, 而且还会查很多资料来补充、发挥。我多年的教书经验告诉我:在讲问题时, 一言不发耐心听讲的学生, 最有培养前途。因为他是虚心地在接受。孔子实是用这种方式表扬颜回, 希望其他学生也能像他那样。有两种学生很难培养, 一种是不等老师把话说完, 就急急忙忙地回应, 以为自己理解了;另一种是不考虑自己知识积累是否充足, 就自以为是地向老师提出挑战。这两种情况都是自满的表现, 很难接受新的知识、新的观点, 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看法。对老师来说, 当然是喜欢虚心的学生。一般来讲, 家长希望孩子怎么样, 喜欢什么样的孩子, 老师就喜欢什么样的学生。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 也就希望你的学生怎么样。孩子是自己血脉的传人, 学生则是自己学脉的传人。

作为一个老师, 要保护自己的学生, 他怎么发展对他有利就怎么发展, 不要对学生记仇。他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适当的机会、适当的地方和他说一说, 你当着他的面可以严厉地批评他, 但绝不在背后说学生坏话。一旦学生遇到什么难处的话, 你就要想到假如是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办。

记者观察:小学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 您也多次提到小学是国学的基础。如把这些运用到咱们现在的小学教育中, 您觉得可行不可行?

刘毓庆:完全可行。现在不可行, 是因为大人的一种观念在制约着。大人们用大人的思维去思考, 他们考虑的是逻辑。但孩子们用儿童思维去思考, 他们的逻辑思维不发达, 而对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却会很感兴趣。可是我们现在却忽略了这一点, 反而让孩子们记一些抽象的概念。我曾在讲到小学时, 多次举过一个例子:我儿子上一年级时, 一次南城区通考, 试题中有一道题, 让分析“司”字是什么结构。有一位朋友的孩子也在一年级, 学校虽不同, 考试题则一样。两个孩子在我家里为了答案吵了起来。一个说是“独体字”, 另一个说是“半包围结构”, 他们的根据都说是老师给特意讲过的。正好这两个老师我都认识, 我就向她们请教“所以然”。让人吃惊的是, 两位老师都回答说:我不知道, 是某某所编的参考书上这样说的。原来她们的分歧出在参考书的不同上。于是我给她们说, 假如我要讲这个字, 我会从根本上去讲。“司”字在古文字中, 像一只手搭在口上的样子。因为以前没有扩音器, 这样声音可以传得远些, 让众人都能听见。这是大会上向人们讲话时采取的姿势。那么什么人才有权力在大会上讲话呢?是领导, 是管理的人, 因此“司”字有管理的意思。“司法局”是管理法律的部门, “司令员”是管理命令的人, “司机”是管理机械的。字形上把它用抽象的笔画表示出来, 便成了“司”字。这样, 学生不仅容易掌握字形, 同时把它的意思也就记住了。这样讲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让小学生去记结构呢?那样有什么意义?关于字的结构, 是专家们研究的内容, 不是小学生该记的。如果老师在传授知识的时候, 能把每一个字都找到根据的话, 对孩子既是一种知识的传授, 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训练。培养他们从根本上把握问题的思维。比如, 我这段时间看电视, 发现人们爱把土匪叫做“胡子”, 对一般人来说, 知道胡子指土匪也就算了, 可是我就要从根本上了解土匪为什么叫“胡子”, 这就是长期研究文字训练出的思维特点。胡是胡人, 是北部的游牧民族, 在马背上生活;农耕民族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作。在与北部游牧民族接壤的地方, 经常就会有胡人骑着快马来抢东西。所以他们就说:“胡子来了!”后来胡子就演变成了对土匪的称呼。

记者观察:有些人也认识到了这种教育方式很实用, 那么如何推广呢?

刘毓庆:至于推广, 最理想的方式是能纳入当前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现在只能先具有这种意识。你不要强调让孩子从头到脚都要记住, 只意识灌输就行了。他在学习写字的时候, 先让他认识, 然后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写, 为什么这样解释。为什么这么写是帮助他认识这个字, 让他记忆深刻。即便这个字认识了, 背后的原因忘记了, 但是慢慢积少成多, 这种意识就培养出来了, 这个并不难。

记者观察:据了解, 在2007年的时候, 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2008年, 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开讲, 免费向社会开放。经常会有很多学生家长、社会人士去听讲。这些是否也是出于向社会推广、普及国学的努力呢?

刘毓庆:早在1999年, 我就给山西大学领导写过成立国学研究院的报告。如果那时国学研究院成立起来的话, 绝对是国内最早的。在2007年的时候, 国学研究院终于成立了, 这对学校、对学科来说是有影响的。

国学大讲堂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的老师讲课, 后来就请一些外来的老师, 经费上就比较紧张了。我们是免费向社会开放的, 源于国学本身的精神:国学本身是弘扬一种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是以道义为核心, 向社会传播一种价值观念, 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而不是拿它来赚钱的。有自称是北京大学的人就给我打过电话, 要我给他们办的国学班去讲课, 我拒绝了, 因为他们是拿国学赢利的。这就使国学变了味。

记者观察:章太炎先生在百年前曾振臂高呼“以国粹激动种姓”。您认为, 国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将向何处走去?

刘毓庆:国学救世到底能救到什么程度, 这很难说, 但起码能阻止人类精神滑坡的速度。章太炎先生那个时代讲国学, 目的是要挽救中华民族覆灭的命运。现在不同了。因为我们中国也强大起来了, 不存在“亡国”的危险了。现在重要的是“天下亡”与“人类亡”的问题。“天下亡”是道德沦丧的问题。“人类亡”则是人类实体的消失。

中国的价值观念和西方不一样。西方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包括科技的发达, 都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 为了维护群体的利益, 必须有一个约束。所以, 西方的法律就起了这个作用。他们的法律把人想成最坏的, 认为最坏也能控制住。但是超出这个法律实施的范围, 如不在一个国度, 你就没有权利管他了。这样在利益竞争中, 一些不正当、非道义的手段就派上了用场, 甚至为了利益不惜诉诸战争。

在西方价值观的引导下, 人类发展了才200年的时间, 就出现了种种危机, 一种就是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 比如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人们感到忧虑。霍金提出了一个难题:“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100年?”因为在科学与技术的无限度发展中, 人类的地球家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按现在的发展模式走, 人类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很困难了, 可能等待人类的是墓地。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行, 一些科学家们就把目光转向了东方的智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一次报告中就说:“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世界的主导, 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也说, 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了的心灵, 学习东方智能。在1998年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 瑞典科学家汉内斯也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回到公元前6世纪之前, 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科学家们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思维是循环的, 考虑到了事物的还原与再生;而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线的, 不考虑还原、再生问题。所以, 中国传统文化与积累了5000年的智慧, 对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意义非常重大。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以道义为核心的, 不是以利益为核心的, 它的终极目标是“万世太平”, 而不是利益获取。因而我们的地球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才能获得安静。

记者观察: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 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

刘毓庆:信仰危机是必然的。原来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强调无神论、唯物主义, 打破了对神鬼的信仰, 这样人们便无所畏惧。原来还怕做了坏事有鬼神报应, 现在知道没有鬼神, 自然也不怕了。而马克思主义因为社会的腐败, 也失去了部分人对它的信仰。这样既没有了道德约束, 也没有了鬼神恐惧, 而法律又不怎么健全, 于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了。

国学对拯救信仰危机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传播国学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如今的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是工具性的。而大学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高一级知识群体集聚的地方, 这个群体拥有着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文化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谈, 大学是一个社会的大脑。大脑应该引导人类走向健康的方向。可我们现在是, 大学跟着社会走, 不是社会跟着大学走。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道德修养的高素质人才, 即《大学》篇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大抱负的人才。《礼记·学记》也说:“九年知类通达, 强立而不反, 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 近者说服, 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学应该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 引导人类走向健康、快乐、幸福的方向, 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我们倡导“国学”, 在一定意义上就要传达这种精神, 向社会、向人类负责的精神, 一种献身精神。而现在大学丢失了在这种精神。

记者观察: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能做些什么?

刘毓庆:我们不敢说一定要怎么样, 只能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比如说国学大讲堂, 以这种方式, 向在校的学生、社会上的人士传达这种精神。再一个, 我们进一步考虑在大学里怎么开设国学这门课, 比如把大学语文利用起来传播传统文化。大学最重要的不是传授技能而是传授价值观。

篇4：张俐娜 肩负保护地球家园的使命

领导支持成大业

自1973年由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到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张俐娜一直是武汉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课题组组长”。她常说，自己是一只“笨鸟”，只不过愿意付出比其他人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和学习。正是这种对工作的热爱和执著，几十年不懈的艰辛探索与创新，成就了她的事业。“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些科学成就，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并成为有名的科学家，这些都离不开武大历届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而且武大的学术氛围和环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张教授言由心生。

1963年，张俐娜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是系里优秀毕业生。但毕业时她没能留校，而是被分配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由此，她与在武汉大学任教的丈夫杜予民分居了整整十年。因为她的出身太特殊了，且不说父母都是“臭老九”，单是一个堂伯父张国焘，就让她被打入另册。那时，出身不好的她如果想调回武汉，仅有的选择是武昌车辆厂、汉阳枕木厂或者小研究所；而杜予民在武大当时很受重用，学校不会放人。无奈之下，杜予民只好鼓起勇气找到时任武大党委书记纪辉，他一句“不能唯成分论”的贴心话，让夫妻俩激动地犹如听到了天籁之音。很快，在纪书记的亲自过问下，张俐娜如愿调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当了一名助教。“如果没来武大，我55岁就退休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果。”张教授感慨说。

1985年，张俐娜获日本政府学术振兴协会奖学金（JSPS）赴大阪大学研学一年多。这是难得的出国学习机会。“那个时候，公派留学是轮不上我的，但是当年刘道玉校长很重视人才，在日本奖学金还没有批下来时，刘校长就拍板给我批了出国留学费，让我顺利地去日本留学。虽然后来只用了2个月就拿到了奖学金，但对刘道玉校长的果断政策我还是感怀至深。”在日本留学期间，张俐娜不仅学到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科研方法以及日本人搞科研的那种不怕辛苦、攻坚克难的精神。

张俐娜非常珍惜在武汉大学的助教职位。“当年我一调到武汉大学就是埋头干活，一心想让武大满意千万不要开除我。”于是长期以来，张俐娜心无旁骛，多年坚持潜心研究。“当时我的团队比较弱，又一任校长侯杰昌和书记任心廉不仅在业务上给我支持鼓励，还在政治上给了我信任和地位，推荐我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这给我一个平台使我能够更方便的专心地做科研。”

对于武大的现任领导——校长李晓红、原书记李健和现任书记韩进，张教授给出的评价为“有远见、有创新性、有魄力、求真务实”。“他们来武大一个月之内都来看过我，表示支持我的工作。”“申报院士需要有6位专家推荐，可我跟化学部的院士都不熟，于是，李晓红校长就亲自帮我找人。可以说是在校领导的关心、鼓励下，在化学学院周翔院长、李资远书记的支持和全校同仁的团结一心下，我顺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张教授心中，评上院士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继续再工作，可以为国家继续做事。”

情牵武大比翼飞

武大有名的伉俪——张俐娜院士和杜予民教授，都是国际知名学者，他们带领各自团队协同攻关，共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在化学学院和资源学院都是零的突破。当年，两位学者就是在武大的校园内相识、相知并且相伴走到了今天。

从小到大，张俐娜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生。1955年，张俐娜初中毕业时，适逢国家扩大师范招生，拟为农村及偏远地区补充小学教员。她本来响应号召，报名师范。后来班主任马叔南老师和校长商量后，觉得以张俐娜的潜质，报考中专是埋没人才，遂以“组织决定”要她改报南昌一高中。张俐娜一直到现在都记得马老师的嘱咐：“你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她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1958年从南昌一高中毕业后，以高分被武大化学系录取。

张俐娜的先生杜予民，其实是化学系比她高两届的师兄，只是她进校后一直埋首书海，两耳不闻窗外事，认识杜予民时，她已大学五年级了，而杜予民则作为优秀毕业生已留校任教。

谈到杜予民，张俐娜充满感情和感激，她说，正是因为有志同道合的先生一路携手，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这一路走来她的事业才不孤独，人生也没有遗憾。“家庭对我的支持非常大。”张教授说，“我的人生和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遇到过很多困难，也摔过跤碰过壁，但家庭给我的从没有埋怨和指责，都是支持和鼓励。”

在武大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俐娜对分配给她的工作来者不拒：做实验，带学生，校对别人的书稿等等。“我不怕做小事。做每一件小事都认认真真。而且我还非常喜欢做实验，几乎到废寝忘食。”应该说，除了经常忘记到幼儿园接孩子，张俐娜是一位完美主妇。她不仅能烹饪出可口的饭菜，还能利用节假日给孩子们裁剪出得体漂亮的衣服。两个孩子从小被她培养出良好的学习习惯，姐弟俩先后从华农和武大研究生毕业后，又凭他们自己的实力，到美国深造并留在美国工作。

杜予民、张俐娜夫妇每天的日程大多围绕三个地方：教室、实验室和家。他们惟一的消遣，是在宁静的校园内散散步，手牵着手，一边走一边交谈，这短短的半个小时是他们交流经验的最好时光。然而这看似轻松的时刻，两人的话题仍然离不开科研。温馨的家庭、孝顺的孩子让张俐娜没有后顾之忧，不仅使她夯实了学科基础，也为她以后的科研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许是因为研究领域同属生物质大分子范围，使分属不同学院的张俐娜、杜予民各自领导的两个团队联系格外紧密。迄今，他们的科研小组在SCI源刊发表科学研究论文分别为460篇和200篇以上，发明专利授权分别为80项和60项以上；他们两人还分别担任了几家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多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两个实验室不仅实验仪器、设备共享，思想情感也是“共享”的。张俐娜的博士生吕昂副教授说：“我们两个实验室经常互相参加彼此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也经常请教杜教授或张教授问题。” 这对伉俪生活上互相体贴、共度艰辛，科研上相互促进、比翼双飞，在武大校园传为佳话。

责任在身多做实事

21世纪，利用可再生动植物资源生产环境友好材料，并且不使用也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已成为国际前沿领域。出于战略上的直觉把握，张俐娜于1993年在武汉大学建立了天然高分子与高分子物理科研组，开始了她在这一天然高分子科学与材料领域的创新之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风度优雅的女学者开篇便说：“我从事这项研究，是有强烈的使命感。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建设好这个国家。”

纤维素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然而纤维素的溶解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国外主要用有机溶剂和高温加热溶解，成本高、能耗大、污染严重。2000年1月，张俐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开始了纤维新溶剂及材料的研究。经过十年努力，张俐娜团队对纤维素新溶剂取得重大发现：他们利用价廉、无毒的氢氧化钠和尿素的水溶液预冷到-12℃时迅速溶解纤维素；并建立了低温溶解大分子的崭新理论。这是对传统方法的重大突破，因此在国内外已产生深远影响。在国际上被评价为：“这是无污染、简便、快速、安全的新一类溶剂，开拓了纤维素新材料领域；它是纤维素加工技术上的一大里程碑。”张俐娜也因此获得国际上纤维素与可再生资源材料领域的最高奖——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她亦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出于对国家和全人类资源前景的深谋远虑，她用高分子物理理论和方法研究天然高分子，这些也构成了她特色鲜明的研究战略框架。由于新溶剂的低成本和快速溶解能力，很快进入了纤维素通过“绿色”技术纺丝的工业化试验。同时，她带领的团队继续深入研究高分子低温溶解的机理，并成功实现了难溶性甲壳素和聚苯胺的低温溶解。他们利用“绿色”技术创造出一批基于天然高分子的新材料，其中部分产品可望替代石油基高分子材料。

当上院士后，张俐娜更忙了。“每次我都在想，要减少点工作。领导、同行和朋友劝我要注意身体，但是又都希望我支持他们的工作。”两年来，张教授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方面又跨出了一大步。她和她得团队成员不仅深入解决了天然高分子材料中一系列基础科学问题，而且其中不少成果正在进行产业化试验，包括唐山三友、湖北化纤、英国联合利华等六家公司。同时，她主编的10本天然高分子系列丛书已通过终审，明年初将作为精品丛书出版。

2013年是武汉大学120周年，也是张俐娜和她的同学们毕业50周年。回忆起当年的同窗情谊，张教授依然记得。初进校园时，自己因为想家而落泪难过，是同学们陪着自己，逗自己开心；大学几年中，周末时间都是和同学们一起在图书馆度过……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同学们都伸出了友谊之手，五年大学生活留下美好回忆，尽管现在每天的工作日程繁忙，但校友会的活动张教授都积极参加。这次校庆她又从以前已结题的横向项目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支持校友返校交流活动。“这是我对母校，对同窗学友们的一点回报。”张教授说，“我对武汉大学充满感情，很感激有这样一个环境让我专心致志搞学问，并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一点贡献，这是我感到最愉快和幸福的事情。”

篇5：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家园

关于保护地球家园作文：保护美丽家园地球

阳光，空气，水，土壤，植物，动物…..构成了无我周围的环境。我们人类也是其中的一员，人类与环境相互依存，我们离不开周围的环境相互依存，我们离不开周围的环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面临的问题也逐渐则多。目前，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地球是大家“，地球仅有一个是人类唯一的家。地球为我们提供资源，可他却受了伤。因为人类的破坏，地球变得千疮百孔。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请保护地球我们唯一的家园。

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赖以生存、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之一。可是现在小河、小水沟都是“黑呼呼”的，并且发出一股股臭味。严重的水污染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会引发一系列疾病。

空气也是人类需要的基本物质之一，空气污染与工厂、交通等有密切关系，他们每天都排出大量二氧化碳，真的成了“不见天日。空气污染也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建康，会引发呼吸疾病，皮肤癌等疾病。同时会是植物叶片枯黄减少。作文

除了上面说的，垃圾也会造成污染。有的垃圾是可回收利用的：但有的却不能。我们尽可能不使用一次性用品，不用一次性塑料方便袋、包装纸等。如果垃圾不处理好，也会引发各种疾病，甚至危及人的生命。

篇6：保护地球保护家园作文

尊敬的环保局局长：

您好!

我是罗田县实验小学六(4)班的一名学生，我在罗田生活已有之久。感谢您对罗田环保作出的贡献，您让罗田变得更加美丽，让我快乐地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中。

罗田虽然是山青水秀，但是也有一点美中不足。不足之处是义水河的污染、水土的流失、空气的异味、森林里的树被滥砍乱伐……。我们罗田有一个化肥厂， 厂里的人总是把一些有毒的物质，不经过处理排进义水河，导致义水河里的水又脏又臭。以前放假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到外婆家去，看见一个农民到山里去砍几棵 树就走了，临走时他没种一棵树。

我走在路里，就像走了垃圾堆一样，臭得我们不敢走。那些都是小学生的作为，它们总是随地大小便，才会臭得我们不敢走。

为了不再让罗田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城市受到破坏，我在此向您提出几个建议：

一、多植树造林，争取每人每年种一棵小树苗。

二、通过广播、网络、电视向人民进行环保教育，增强环保意识。

三、在人多的地方多放几个垃圾桶。

四、写一块很有创意的告示牌，插在垃圾桶旁边。

五、让卖烧烤的人换一个地方卖。

六、叫生产有毒物质的工厂，不把不经过处理的废水排进义水河。

七、复印一些保护环境的宣传纸，发给群众。

篇7：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作文

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作文

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山东省兖州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六班 郭天豪当你走在海边，闻到一股臭气时，你不觉得恶心吗?当你仰起头欣赏空中的白云时，突然看到一股黑烟，你不觉得扫兴吗?当你静坐在教室中，安心学习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噪音，你不觉得烦躁吗?你看!马路上不讲文明的人把瓜果皮随手一扔，街道上总是有扫不完的垃圾，来来往往的`汽车一路喷出黑糊糊的尾气，小河被污染，森林树木被砍伐，小鸟、青蛙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味佳肴……环境被破坏，生态得不到平衡!大自然对人类的不文明行为给以了惩罚：美国加洲刮起特大龙卷风，印度发生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孟加拉国年年闹洪水……人类啊，地球只有一个，保护地球，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啊!(指导老师：臧美娟)

篇8：保护环境共建家园

为纪念“六·五”世界环境日, 天津市河东区于6月5日在中粮大道销售中心举行“保护环境共建家园”美术书法摄影展。

活动由河东区环境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主办, 区环保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区摄影家协会、区美术家协会、区书法家协会、天津粮滨投资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得到了广大书法摄影者和环保爱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共收到各类美术书法摄影作品3000余件, 作者中有6岁儿童, 也有80岁高龄的长者, 还有美术书法摄影协会会员、环保系统干部职工、学生和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作者。经过精心挑选, 共展出140余幅作品。该活动持续到6月7日, 市民可免费参观展览。展览活动为丰富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 普及环保知识, 提高社会环境意识, 推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篇9：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家园

在第36个世界环境日之际，世界自然基金会将首个“自然保护杰出领导奖”授予贾治邦，以表彰中国政府及国家林业局为中国的生态建设与保护付出的卓越努力和贡献，感谢国家林业局在中国的森林和湿地可持续管理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网络上所作的工作。

硕果——中国林业对全球生态建设和保护事业贡献重大

中国林业是全球生态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中国林业发展对全球生态保护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保护，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林业建设，不仅为改善中国生态状况、保护中国自然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球生态建设和保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我国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沙治沙、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重点工程，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运动，极大地推进了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贾治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些年来，全国造林绿化步伐明显加快，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近几年年均造林660万公顷，累计退耕还林866.6万公顷，封山育林1333多万公顷，有20%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天然林保护工程使9533万公顷森林得到有效管护，累计减少森林资源消耗4.3亿立方米。目前全国森林面积已扩大到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18.21%，人工林保存面积达到5325.7万公顷，居世界第一位。

“同时，还不断强化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管理，把资源管理工作纳入了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 贾治邦说，多年来，我国把自然保护区建设作为生态建设的重点之一，不断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目前，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已达2349处，其中林业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区1706处，面积达1.2亿公顷，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2.6%。林业部门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使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45%的自然湿地、85%的野生动物种群、65%的高等植物群落、20%的天然优质森林得到了有效保护。

思路——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国际自然保护组织一直关心并大力支持中国林业事业，积极来华实施各种规模的自然保护项目，为中国的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贡献力量。”贾治邦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开展林业对外经济合作、科学技术合作、专项合作，以及履行国际公约，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国家林业局已同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工作联系和合作关系，同34个国家签订了部门间林业合作协议，代表中国政府同8个国家签署了10个政府间协定，与24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秘书处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在林业发展战略和林业建设的优先领域，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国际科技合作。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湿地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和相关国际进程，推进了世界林业的发展。

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实施了一大批富有成效的自然保护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向中国提供了约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援助，并以其他形式支持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近些年，双方的合作更加密切和深入，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项目已由最初的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与水资源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等诸多领域。这些合作项目对中国林业建设，特别是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和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前景——生态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林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的限制，林业建设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难题，加快林业发展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生态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依然薄弱，木材及林产品供需矛盾还在加剧。特别是在生态产品供给方面，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贾治邦表示，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有信心和决心，通过全体务林人的共同努力，把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好、建设好，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