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平衡美文

寻求平衡美文（精选6篇）

篇1：寻求平衡美文

搞平衡木运动的体操运动员，精湛的表演全靠身体平衡，一旦平衡失控，人就会从平衡木上跌落。

精神的平衡与身体的平衡一样，一旦失去平衡，就会苦恼，就会忧郁，就会犯病。

常言道：“人心是杆秤。”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架标准的天平，是非、黑白、真假、善恶、轻重、曲直、清浊、美丑，尽管有时慑于外界的利害不能公开表示爱憎，心里却都明白透亮。然而，生活是复杂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合理，各人的遭遇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公平。除了个人的真才实学之外，还必须讲究机缘、机遇、机会，这往往不是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千万不要攀比，俗语“人比人，气死人”就是这个意思。

各人的发展道路不同，难有统一的轨迹，即便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度、同一个班级毕业的同学，十年八年后各人的境况也会大大出人意料，有的得意，有的失意，并非当时学业好的人就一定比学业差的人成功。千万不可钻牛角尖，应豁达大度，正视现实，向前看，焉知前面没有你大展宏图的机会？！

有涵养的人自制力强，容易调整心态。生活上与低于自己的人比，工作上与高于自己的人比，心理就会满足，很快平衡了。

老年人讲究心理平衡，心态平和，有益于长寿。平日清心寡欲、宁静淡泊、知足常乐，这也是医生所要求的。

当然，矛盾是永恒的，平衡是暂时的，要在不断的矛盾中寻求平衡，当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篇2：寻求平衡美文

8月，王强从一家休闲食品企业跳槽来到乐万家公司ZZ市做KA(重点零售客户)经理，负责与大卖场进行客户销售工作。王强在前一个企业做的就是重点客户经理的角色，因此对于ZZ市的数十家大中小型零售企业都很熟悉。该市是一个北方的省会城市，城市的人口总数在600万左右。在这个城市里有四个大型连锁综合超市的零售企业，分别是本土零售企业好生活、外来的国内零售企业众乐和家福、外资零售企业爱家超市，其中本土零售企业好生活在ZZ市开设了9家大型综合超市，众乐和家福分别是5家和2家，外资零售企业爱家只有一家。

面对上述企业，王强深知外来的零售企业都比较好合作，毕竟他们的经营管理都比较正规，所有的销售和合作都是按照固定的流程进行发展，只要按照规定提交了对方需要的各项资料，就可以安心等结果了。而本土零售企业好生活却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主儿。

好生活超市成立于，是一家经销机电设备的企业投资开设的。企业当时看到国内大型综合超市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于是邀请了北京一个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全权管理该超市的发展。好生活超市开业一年后，销售异常火爆，一下占领了ZZ市的城东市场。于是，投资方干脆来了个卸磨杀驴，辞掉了原来的管理咨询公司，由自己近些年培养的人员进行管理。虽然看着超市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由于企业发展速度快，人员素质不高，存在很多经营商的问题，只是这些所有的问题如今都被飞速增长的销售额所掩盖。在这些年中，企业3年开了8家过万平米的门店，年销售额超过了12亿元，一举成为ZZ市最大的零售企业。

欲要取之，必先给之

王强此次上任乐万家公司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与好生活超市的合作问题。虽然乐万家企业在当地的粮油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二，但是由于以前的合作问题，好生活超市与乐万家企业的竞争对手、位列市场第三的锦源粮油达成了伙伴关系。由于锦源粮油近期在终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在好生活总是会将锦源的食用油放在醒目的位置上。

如何攻下这一关成为衡量王强工作能力的“试金石”。

好生活超市负责粮油商品的采购是孙浩，他在好生活超市已经工作了3个年头了。在与孙浩的首次接触之前，王强先是对好生活超市粮油品类的商品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粮油类商品在好生活超市中销售业绩一直不佳。孙浩在采购部的所有15个采购中位列倒数第二，排名仅次于图书。

眼看着中秋国庆将至，孙浩也正在发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让自己在采购部中的位置能有所改变。与合作伙伴锦源商量?好像不合适，这种事情不是要政策就是要费用，这不成了与虎谋皮了吗?正在孙浩发愁之际，乐万家公司的王强来了。孙浩心中暗乐，看来有人给我出招了。

王强的此次拜访绝非匆忙之举。他根据以往在方便面企业的工作经验和对本地粮油行业的市场分析，制定了一个“阻断锦源”的作战计划。一见到孙浩，王强与他客套了一番，毕竟以前做休闲食品销售的时候也经常遇到孙浩。此次会谈王强采取了“开门见山”的方式直接提到目前超市中粮油品类的销售不畅的问题：

首先，超市的商品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好生活超市作为一家大型综合超市，食用油品类的商品由4个供应商、7个品牌组成，包括菜籽油、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共28个SKU市场，商品价格从9.9元到67元不等，其中2升以下的小包装油品占有16个，占整个品类的57%，5升包装的有12个单品，价格集中在40～67元的档次上，

而从目前的市场销售统计来看，食用油市场上小包装油品的销售在该地区的销售占比为28%，5升包装的油品占到了一多半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好生活超市面对的多是一次性购物的家庭主妇，他们更希望购买到便宜而实惠的商品，因此大包装的商品明显要比小包装油品的销售更好。

其次，好生活超市存在定位不准确的问题：超市的商品组合中大部分的商品都是菜籽油和大豆油，因此商品的价格定位主要集中在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中地端市场，虽然有时看着企业的销售很好，但是普遍存在利润较低的情况。以上半年的销售统计来看，好生活超市的粮油销售在ZZ市KA渠道的市场份额不到10%，而该超市其他品类占据KA渠道的市场份额在16%左右，粮油已经明显成为了好生活超市的一个短板。

第三，当粮油品类销售日益下滑的时候，厂家对于好生活超市的资金投入和费用支持也是越来越少，就连富锦粮油现在也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出手阔绰了。

第四，由于好生活超市粮油销售不佳，只能通过收取厂商费用来弥补经营上的不足，导致厂商对好生活超市普遍存在敌对情绪，供应商对待零售商提出的每一次促销策划都只是被动的应付，缺乏厂商与零售商的合作意识。

……

孙浩原本只是想和王强进行10分钟左右的简单会谈，结果随着王强对于超市粮油品类商品的深入分析，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后来还是因为超市下午的紧急会议中断了这次会谈。最后，王强非常诚恳的将乐万家公司购买的当地市场食用油调查报告和销售趋势预测的资料送给了孙浩，建议他可以好好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

三天后，孙浩非常高兴的告诉王强，那个资料是他从事至今看到的最专业、最翔实的市场报告，让他对于终端的零售市场有了更多的理解。结合市场报告的分析，孙浩计划采取引入、退出、重新组合的方式，对现有的商品结构进行调整，希望与王强所在的乐万家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同完成好生活超市的食用油品类计划的调整工作，由乐万家公司担任该品类的品类舰长，负责对该品类进行市场和门店的销售分析和调整建议。

一周后，孙浩非常高兴的告诉王强，自己根据王强的建议制定了好生活超市食用油品类的商品调整计划，已经得到了公司的批准，下面他们准备用一周的时间集中调整商品库存结构问题，同时还计划引入一批新品来应对国庆的销售高峰。

此时王强借助商品结构调整的机会将乐万家公司的一系列新品介绍给了孙浩，其中包括定位高端的橄榄油、葵花子油、山茶油、玉米油等等。通过此次调整好生活超市的扩大了商品的品种和价格带分布，从中低端的市场竞争中走了出来，当然其中收益较大的也有乐万家公司，他们成功在将新品引入了终端。

王强的同事看着他近期来忙碌的工作终于见到了回报也非常高兴，纷纷讨教如何应对卖场的策略。王强对于自己近期的工作做出如下的总结：

与零售商合作不能总是被动的应对，应当积极主动的去引导零售商。虽然对于零售商来说可能认为自己比较了解终端需求，其实并不是这样。在零售与供给需求上，厂商和供应商相对更加了解市场上的风吹草动，尤其是在整体市场的控制力上，厂商相对更加具有优势。如今很多零售商过分关注上游市场供给的情况下，忽视了终端市场的需求。这是很危险的，好生活超市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过分挤压上游的市场，只是知道向厂家获取费用，却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零售商应当更加关注终端的市场变化，此次，我给王强ZZ市食用油市场分析报告就是这个原因，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看来我这一步走对了。

“欲要取之，必先予之。”

篇3：寻求“高效数学教学”的平衡点

课堂规范的建立———宽严相济

在呼唤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一直坚守课堂的规范。因为我认为：只有课堂规范了，学生的注意力才能高度集中在学科本身。尤其对于抽象性极强的数学，随意松散的学习状态是不可能使探究真正走向深入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重建数学教学中的规范》，在文中我倡导，不仅要构建外在行为的规范，更要构建学生内在思维的规范。有了双重规范的制约，学生才能驶进课堂教学的高速公路，从而避免数学教学的高耗低效。

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然而只有规范势必造成学生兴趣的丧失和情感的抵触。所以，在规范的前提下，教师还要学会赏识、学会鼓励。课堂是认知提升的训练场，是生命成长的舞台。尤其对于数学，在教学之前，学生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往往是笼统的、片面的、孤立的甚至是存在偏差和错误的。教师不要盯着学生的不足，而要善于从学生的发言中，发现闪光点，并进一步从学生的思维出发，引领他们获得正确、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由衷地赞美学生，赞美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赞美他们敢于表达的勇气，赞美他们使我们的探究变得丰富和深入。吴正宪、华应龙、黄爱华、张齐华，这些名师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值得我们借鉴。

规范让学生快速步入高速运转的轨道，赏识让学生在前进的路上义无反顾、一往直前，这样的课堂当然是高效的课堂。

教学内容的选择———主次有别

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可以分为很多知识点，这些知识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有主次之分的。如果教师在每一个知识点都同样用力，力量是分散的，留给学生的印象也是模糊的。一堂课如同一首歌，应该有轻重之分，起伏跌宕，舒卷自如，才能冲击学生的思维，成就高效课堂。例如，《圆的认识》这节课包含三个知识点：画圆、圆的各部分名称、圆的特征。其中画圆又包括用圆形物体画圆、用自制圆规画圆、用圆规画圆;圆的各部分名称包括圆心、半径、直径的概念、名称和字母表示;圆的特征包括：直径、半径的条数，半径与半径的长度关系，直径与直径的长度关系，半径和直径的关系。从整节课来说，认识圆的特征是教学的知识重点，但是教师的教学重点却应该放在各部分名称的认知上，因为准确把握了各部分的概念，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现了圆的相关特征。相反，忽视概念，直奔特征的教学是舍本求末，不利于学生探究的。再从其中的一个知识点“画圆”来分析，方法的多元化是出于对学生生活经验的尊重，但是用圆规画圆是最重要的方法，需要人人掌握，其他几点便可一带而过，不可喧宾夺主。最后从其中“同圆内，所有的半径都相等”这一特征来说，目标的三个层次“认识—理解—应用”同样也有轻重主次之分，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把重点放在“理解”层面上，才真正把握了问题的关键，抓中间，促两端，从根本上促进学生认识的提升。

教学目标的确立———远近兼顾

高效最容易走向的极端莫过于“急功近利”。为了实现课堂的高效，有些教师采取了“题海战术”，美其名曰“提高训练密度”。似乎一节课做了很多题目也就实现了教学的高效;还有些教师采取“堂堂清”，把教学目标转化成具体的题目，当堂考察，人人过关，似乎过关率高了，教学也就高效了。不容置疑，这样的方式会给数学教学带来显著变化。但是这样的做法是短视的，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教师往往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抓显性知识，不管隐性目标。一些渗透性目标，例如数学思想的渗透，数学活动经验的获得，探究过程的经历，学习情感的呵护，这些涌动的地下河，没有人再去问津。仅仅关注冰山一角的行为，让我们丧失了更多看不见的东西。这样的高效教学实际上来自于教师的高压催熟和学生的单纯模仿，势必造成教学的单调、乏味和压力重重。长此以往，学生兴趣丧失，能力退化，高效教学开始出现重重阻力。可见，以牺牲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短暂高效是不值得提倡的。真正的高效，不仅仅需要关注当下的教学目标，更应该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多一些方法的渗透，多一些思维的培养，多一些情感的熏陶，使学生更好更快地发展。

学习方式的选择———动静结合

传统的数学教学是枯燥的，单调的，学生处在被动的位置，安静地听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课堂少了一点活力;新课改下的课堂是有趣的、丰富的，学生处在主动的位置，活跃地“发现、合作、交流”，课堂又少了些静静地思考。高效的数学教学应该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从而使数学课堂走上理性的回归之路。“动”是必须的。小学生处在直观形象思维的阶段，他们的思考在很多时候必须借助手部的动作和直观的图像的帮助才能完成，因此我们提倡学生动手操作。发现能带给人成就感，表达自己的发现是获得别人赞赏和肯定的途径，自主发现的东西记忆更加深刻。交流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智能优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但是，“动”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著的。学生不愿意倾听，我行我素;学生不愿意思考，一味依赖;学生不能够深入思考，只能在数学宫殿的围墙外打转，不能深入。动静结合，是高效数学教学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教师要引领学生不急于动手，多做一些头脑中的“预演”;引领学生不停留在操作层面，多做一些操作后的反思追问;引领学生先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再进一步学习倾听和吸收;引领学生不满足于发现，进一步学会论证。动中有静，就能让“动”的价值更加彰显，静中有动，就能让看不见的思维活力无限。

学生差异的处理———以点带面

学生是存在差异的，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样做是出于对个体的尊重，实现个体的高效。但处理不好，课堂会乱成一锅粥，有时是百家争鸣，有时是错误百出，学生无所适从，造成了整体的低效。如何处理这对矛盾?需要教师善于捕捉和调控。面对学生的精彩的发言，教师要善于从中发现值得借鉴的东西，放大亮点，借助个体的认知形成整体的认知。面对学生的错误，教师要善于从中找到普遍的思维误区，引领全体同学辨析比较思考，在反思中使全体同学的认知走向深入;面对与教学内容无关紧要的发现，教师要学会淡化和忽视，把学生的思维引到在更有价值的探究之路。总之，教师要善于抓“点”，以点带面，使个体的思考为整体服务，使分散的个体形成合力。这样，不仅使每个学生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同时又可以丰富和精彩我们的探究过程，强化全体学生的认知，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构建高效的数学课堂。

篇4：全球寻求再平衡

诘难的背后

对中国的压力并不是无中生有。美国国会中两党都认为，同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已经挤占了美国人的工资与就业机会。而中国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在滋生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失衡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足以为这些施压提供基础。从2006年到2008三年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其ODP的比重平均为10％。而2001年到2003年间仅为2％。

当然，衡量全球失衡的风险，不应该仅仅关注一国的经常账户状况。对任何顺差而言，都必然有另一方存在逆差。很明显，美国在全球失衡中站在逆差的一方，其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创纪录地达到了GDP的6％，而2001年到2008年八年来的平均值约为5％。这样来看，很难指责中国为后危机时代阻碍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障碍。使全球经济回归平衡的有效努力需要来自美国和中国双方。

对于美国未来的预期很难令人振奋。本土储蓄的严重不足，美国已经非常依赖海外市场上的盈余来帮助国内增长，通过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吸引资金流入。虽然最近美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有周期性的收窄，但潜在趋势并不乐观。鉴于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仍将保持上万亿的财政赤字，其储蓄和经常账户失衡的前景恐怕仍难乐观。

同时，有理由相信中国将采取措施平衡本国经济，有效并持续地降低其经常账户盈余。2008年到2009年的危机，给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以沉重打击。发达国家罕见的同步衰退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外部需求下跌，使得中国出口在仅仅七个月的时间里从巅峰跌入低谷，从2008年7月的年增长26％转为2009年2月的负增长27％。由于出口占中国GDP的份额已经从2001年的20％增加到2007年的36％，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打击沉重。中国GDP增长(按环比计算)在2008年未几近停滞。出口重地广东省有接近4000万的农民工失业。

结构?货币?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忽视这些问题，反而将这一次的危机和衰退看做警醒之机，别无选择地将其GDP的增长源泉从外部市场转到内部市场。我对于中国2011年即将贯彻的第12个五年规划保持乐观。它将包括刺激消费的主要措施，特别是社会保障网络的发展、农村收入提高以及发展大规模消费服务业的蓝图。若如我所期，中国至2016年将使消费占ODP的份额从现在低点35％提高到45％至50％。当消费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经常账户盈余将相应地减少，在未来五年中可能减半。

最后，对世界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国对消除自身失衡和参与解决全球失衡的意愿。国际社会有权要求中国和美国共同参与，消除导致危机的全球失衡。然而，对于评估未来一年再平衡的前景，有理由对中国保持比美国更为乐观的态度。中国怎样应对这一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的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那些深受其经济反弹所惠的亚洲贸易伙伴们，应该更关注于结果，而非其为了达到结果所采用的措施。

中国似乎更倾向于通过结构调整来平衡其经济，而不是西方所希望的货币解决方案。中国已经明白地表达了保持人民币稳定对其尚不成熟的金融系统的重要性。这一逻辑很难挑战，特别是中国提出了用其他方法来降低其经常账户盈余。当然，中国将继续面对其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尤其是不稳定的外汇储备激增。但是，这是中国的选择，而在过去的十年其已被证明可以应对自如。

寻求再平衡

然而，至今世界仍注目于中国的货币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货币调整在过去20年中对于全球失衡的改善乏善可陈。上世纪80年代，日本被迫升值其货币，随之而来的是流动性激增和巨大的资产泡沫。日本至今仍在努力从这悲剧性的经历中重振旗鼓。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时，曾被建议通过大规模货币贬值走出危机。而这导致了整个区域的衰退，只有坚持了人民币稳定的中国除外。

同样地，美元贬值也是美国解决其经常账户逆差的传统政策手段。从2002年到2008年初，美元贸易加权汇率对一揽子其他货币下跌了25％，而同期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从占GDP的4.3％增加到5.2％。出于地缘政治压力，中国于2005年7月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允许人民币在随后的三年中对美元升值约21％。但这对改善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并没有作用。

可见，解决大规模世界经济失衡，货币调整最多是一个最迂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问，货币弹性似乎在减小，贸易失衡看起来更深层次植根于结构性储蓄不均。依赖于资产和债务的储蓄模式将美国推至过度消费的悬崖，现在美国摒弃了这一不计后果的模式，回归到传统的基于收入的模式，相比于进一步贬值美元。这使得其经常账户赤字得到了更为有效地改善。但如上面提到过的，财政赤字是这个等式中的最大变量。同样，中国通过建立社会保障网络来降低其家庭过度的预防性储蓄，将比选择人民币升值更能有效的改善其经常账户盈余。简而言之，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结构性的转变将比调整货币利率更为重要。

篇5：寻求平衡美文

一向不温不火的电子书一夜间突然成为电商巨头的“宠儿”，随着京东商城高调宣布推出电子书业务，加上已有的当当、汉王、盛大云中书城，电子书，尤其是传统出版物的电子书市场竞争越演越烈。电商的加入，使得1.0电子书的数字版权分发和销售的渠道拓广，而电商新势力的加入必然会打破以往的市场格局，经历过动荡后，1.0电子书会重新寻求到利益平衡点。

Part1 定价之争

“定价将是优质电子书(传统书籍电子版)成功的关键。”早在2月京东商城电子书刊上线时，百道网CEO程三国便一直强调这点。到底一本电子书卖多少钱呢？可以让买书人心甘情愿掏钱、传统出版商不用担心会影响纸书销量、作者能拿到应得的钱、电商平台也能盈利„„

三大电商售卖数十万本电子书

由于担心影响纸书销量，传统出版商对于书籍的电子版权销售一直十分谨慎。2011年8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上海版权保护协会副会长张宏在接受《IT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的信息是，除了民营出版公司比较积极外，国有出版社几乎很少将电子版权签给第三方渠道。电子书1.0的数字版权分发、营销和销售，始终未能出现突破。知名作家慕容雪村去年发微博抱怨，一本电子书上线三年只分得300多元。然而，当当、京东商城、亚马逊的加入或许将改变这个市场。

这三家电商先后杀入电子书市场，当当推出“数字馆”，签下10万本图书电子版权；京东商城推出“lebook”电子书终端，年底前上线30万本电子书；亚马逊中国虽然还未正式宣布，但记者从业内人士中获悉，其已经开始内测电子书线上销售系统。“我们看中的正是电商的流量和消费人群，他们和传统书籍的购买者重合度非常高，基本都是学历较高、相对成熟的白领阶层，他们也很有可能接受电子书。”华文天下总编辑杨文轩的说法，正是目前大多数与电商合作的传统出版商的共同想法。京东商城副总裁石涛透露的数据是，京东商城已经与超过200家电子书供应商签订了合作协议，人民出版社等大型传统出版社也是其合作对象。

低价竞争惹争议

在京东商城、当当、云中书城中，不少电子书以纸书价的3折、4折销售，但一些促销书，如当当正在促销的《大魔术师》，纸书定价25元，电子书仅售1.99元，低于1折。“这肯定低于出版社的限价。”一位出版业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目前在售的优质电子书，定价通常是纸书的70%，电商在销售时，同样采用打折方式，但折扣一般不得低于纸书的25%，新书一般不低于30%。通常出版社在与电商的合同中，会很明确地写入最低限价，他认为，京东和当当的这种价格战，会直接影响出版社的收益。

程三国认为，“中国出版商目前对电子书的定价都偏低了。”由于中国电子书市场起源于网络文学，受益于三大运营商手机阅读业务的推广，因此早期电子书2.0的定价都很低，“一般不超过5元，否则就卖不动。”这种模式直接影响了电子书1.0的定价。不少出版人津津乐道的是，在美国，亚马逊销售的电子书价格为纸书的6—7折，“而且亚马逊鼓励作者高定价，根据规则，低于2.99美元的书籍，亚马逊与作者的分成为3:7,亚马逊占7，但如果超过3美元，分成比例正好相反，出版方占大头。中国电子书起码定价应为纸书的5—6折。”程三国说。

不过，对于一些民营出版商而言，电商平台是否冲破限价，定价多少，并不十分重要，“和纸书不同，电子书销售的关键是跑量，只要事先和出版商打过招呼，电商短期的促销行为，不会有太大影响。”华文天下市场总监王溪桃并不认为目前京东和当当在打价格战，“不过是营销策略罢了。只要以此带动了下载量，各方面的收入自然也会增多。”

Part2 渠道之争

事实上，当出版商、电商平台纠结于到底一本电子书“价钿”几何时，电子书销售渠道正慢慢发生变化，而这种改变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改变整个电子书市场，改变电子书的定价模式。

手机阅读遭遇“天花板”

如果问出版界，是谁让它们率先尝到了电子书赚钱的甜头，答案一定是移动运营商。随着电信、移动、联通相继推出“手机阅读”服务，一些出版商确实从中拿到了数字版权的收入。2011年，中国移动的电子阅读销售额有15亿元，其中20%来自电子书1.0，这在国内还是“头一份”，它由此也掌握了电子书渠道的话语权。一名出版人便透露，他们和中国移动合作时，移动根本不执行最低限价，往往都是通过包月等方式，开放给用户，“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屈从它。”他还透露，和移动运营商合作很密切的魔铁文化，便受牵制很多，“比如，回款不及时，移动拖几个月很正常。”

但随着京东、当当、亚马逊等电商的进入，移动运营商一家独大的形式很可能会被打破。京东商城副总裁石涛认为，移动运营商尽管早期“挟持”和“绑架”一大批内容提供商，但这种局面不会长期存在，“原因很简单，中国移动的分成和回报模式其实跟内容商的预期差距非常大，内容商通过中国移动提供的平台没有挣多少钱。”程三国持同样观点，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中移动的分成比例是4：2：4，运营商占40%，SP占20%，CP占40%，但即便PC拿到的这40%，抛去各种费用，出版商能拿到手的基本只有40%的四分之一，作者能拿到的更是微乎其微。尽管和盗版相比，也算是有一定收入，但这种模式，在石涛看来，既不能体现内容提供商的价值，也不能让内容提供商感到被尊重，“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合作？”

当移动运营商希望进一步进入内容领域时，较低层次的阅读人群、较低的收费定价，使手机阅读这个最成熟的电子书收费模式遭遇“天花板”。

电商或将打破垄断

电商带给出版商的利润便高很多。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电商与出版商基本比例为七三或者**，出版商占大头，出版商与作者之间通常为五五开，这样算来，只要电商卖出100元，作者起码可以拿到30—35元。

出版商对此显然是喜闻乐见的。随着数字版权分销渠道的增多，一本书的总体收益也在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书商对于电子书挤压纸书市场的顾虑。据王溪桃介绍，于丹的《趣品人生》便采取了电子书和纸书同步营销的方式，纸书发售不到1个月，便和移动运营商、京东、当当等平台签订了电子书上线协议，“甚至还拿到了一部分预付款。这在以往数字版权领域是很难做到的。”

其它在电子书市场中相对弱势的电信运营商，显然也能搭上顺风车，中国电信天翼阅读负责人肖伟并不担忧京东、当当的加入，对他来说，能一起把电子阅读这块蛋糕做大，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从电子书市场中掘金，传统出版商的信心似乎正在增强。今年王溪桃明显感觉到了压力，“去年电子书究竟要完成多少额度，没有人给我下指标，但今年目标很明确，至少是纸书的10%。”

网络分销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今后的电子商务也势必会朝此方向发展，要想在互联网上快速的抢占市场份额，早日占得先机。

V5快分销整合威博集团内部优势资源，借力第三方合作平台，打造基于系统+服务的新产品线，为企业搭建网络分销体系，提供专业的渠道招商服务，实施专业分销软件系统。助力企业快速进入网络分销业务！

篇6：寻求平衡美文

【字体 大 中 小 】 作者：罗大珍 时间：2010-11-10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 阅读次数：

4关键词：高校管理权学生法律权利冲突

摘要：由于学生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与高校自主管理的教育规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从高校设立起就开始存在。近几年，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日趋激烈。文章从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冲突的原因、冲突的表现形式及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高等学校在保障学校管理权的同时，应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以此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高校实现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基于法治的理念，这种管理应当以学生权利为本位、以法律制度为导向、以高校必要的教育教学秩序为目标。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高校作为办学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享有管理权。在公民权利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两种权利在行使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本文所论及的高校是指公办高等学校，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这个范畴内展开的。

一、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我国高教领域的法治建设确定了基本框架和大致轮廓。2005年版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出炉，可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这为依法治校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但是，高校管理现状却不容乐观。学校不断被学生“送”上法庭的事实也凸现出高校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1996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在考试过程中，随身携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学校按照先前颁布的“068号通知”，认定田永考试作弊，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但是，学校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他办理退学手续。临近毕业时，学校教务处突然通知田永不能毕业，不发放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等。田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令学校发放毕业证、学位证等。

二、冲突产生的原因

1.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实际属于司法上的界定。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力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如果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受司法审查，学生管理也就无所谓违法与否，“侵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学生管理中就毫无意义。进而，就会出现“法外治权”，高校也就会成为法治社会的“空白地带”，但这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理应纳人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

2.法律制度的缺失、滞后和失范，致使高校学生管理无据、无序和错位。法治要求循法治理，法制自然就成为法治的前提基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不曾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高校教育的管理均是依政策、上级指示而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制定了一些诸如

《学位条例》《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但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来得太晚，加之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权利规定的过于笼统，因此存在不少问题。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起歧义。还有第六十五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但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不是对违纪党员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政治思维的怪圈。另一方面，高教领域的管理制度较严重地存在着违法现象。从法理的角度看，各级法律规范间存在着严格的效力等级，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得与法律或法规相抵触。不少学校在所谓“从严治校”的理念指导下，制定远比相关法律更高的要求标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更严厉的纪律处分，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对上位法的违反，对学生权利的侵犯。最典型的就是不少学校把英语四、六级考试及计算机等级考试与学位或学历相挂钩，这一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不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所支持认可。

3.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程序瑕疵。高教领域法制的不健全、高校管理不规范的操作程序，从而催生了高校管理中无视程序、偏重实体的现象。这当中，最明显的是程序的忽视导致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缺失。通常认为，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而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那是恩惠。学生在面对学校的管理权力时也必须要享有相应的权利救济，从而防范权力的专横与失范。《教育法》等法规已经在学生的权利救济上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学生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但是这些规定的执行既有来自学校管理层的重重阻力，也有学生自身的权利意识淡薄的消极无为。如在田永诉讼北京科技大学案中，田永虽然已经“根据规定”被取消了学籍，但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本人。正是这些只注重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学生的权益。而特别权力学说则更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界定为一种特别行政关系，此领域是排除诉讼的，从而也就断绝了学生通过诉讼程序来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可能。同时，一些学校在学生的课程安排、教科书的指定、作息时间的规范、学生学籍的停、复、转、退等事项上都存在着不符合程序正当性原则之处。

4.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呈现出非法治化的状态。学校在实施其管理职能过程中侵犯学生权利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这对学生来说是影响至深至远的伤害，因为教育权的享有与否与学生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学校无视教育法规，随意开除学生，使学生的受教育权被不合理剥夺，而此点往往被当做学校严格管理而获得人们的道德认可和情感支持。二是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和隐私权。隐私观念的引人，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的保障。一些学校为了达到“以做效尤”的目的，通常要把学生“越轨”的细节公之于众以示警诫，也有学校为了给学生努力学习营造“必要的竞争氛围”而把学生的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学校以管理之名置学生的法定权益于不顾，这既是学生权益保护的消极不作为，也是对既定规范的挑衅，这是与依法治校的理念相悖的。

三、冲突的表现形式

1.学校的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教育平等权是基本人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将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联合国文件《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反对教育歧视建议》。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在规定教育权利的条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贯彻了反对教育歧视的原则。1990年，联合国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该宣言第三条重申了反对教育歧视。至此，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已经十分明确。我国现行((宪法》于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平等权，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受教育权。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而现行各高校的校纪校规中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规定很多，如由于学生拖欠学费禁止学生参加期末或毕业考试，由于违纪开除学籍或不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以上高校种种不准参加考试、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开除学籍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权利。在这些案例中，“齐玉菩案”具有代表性。1990年齐玉菩考取济宁商业学校，但陈晓琪领走齐玉等的录取通知书，并假冒其姓名到济宁商业学校报到就读。毕业后以齐的名义被分配了工作。1999年齐得知情

况后，以陈等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为，陈假冒齐名字上学的行为侵害了齐的姓名权，应承担赔偿责任，但齐的受教育权未受侵害。齐不服，提起上诉。针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菩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此案，齐玉答胜诉，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赔偿近十万元。

2.高校的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隐私权是指公民不让别人所知悉的个人私事。而高校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无意地涉及学生的一些隐私，如高校在处分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时，将其处分决定在校园公布或广播，以警戒其他学生勿犯类似错误；在助学帮困的工作中，高校往往将其贫困生的名单在校园中公示，让其学生监督或举报其是否为真正的贫困生；有的高校为了更好地管理学生，还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学生宿舍安装探头，来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虽然这些学校的出发点或意图是好的，但其行为却损害了学生的隐私权。

3.学术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学术行为是高校特有的一种教学科研活动，如对大学生研究能力的评价、学业成果的认可、毕业结业的控制等。学术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比行政权力更加难以监督和制约的特点，其几乎完全仰仗学术权威的道德和良知来实现。在学业评价和毕业证书发放时，学术机构完全是代理行政机构行使国家公权力，高校学术机构可以凭借其艰深的专业性知识背景屏蔽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如北大博士刘燕文诉母校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在校硕士研究生王青松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等。而目前的救济措施尚无法覆盖学术领域，所以探索新的监督模式以及拓宽行政、司法救济渠道势在必行。

4.私人主体的公权力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某些私人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维持着私法行为的外观，但实际上乃是一种行政公权力的运作行为。这是因为，行政公权力在社会化的形势下为了更好地维护秩序、提高效率、满足专业化需求而授权给私人主体一定范围的公权力，形式上是一种权利转移行为，这种因权力转移而造成的侵权在本质上仍是公权侵私权，如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中的侵权行为。问题不在于公权力可不可以转移，而应该分析哪些权力可以转移，以什么形式转移，如何监督等，如大学生毕业证书发放是典型的国家公权力，但却与高校后勤部门的某些私人单位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如果大学生欠交物业费(主观恶意除外)，就不发给学位证，这种公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普遍。

另外，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冲突，还表现在使用学校教育资源权(是指大学生充分合理地使用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书刊资料以及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等的权利)、知情权(是指大学生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学校的发展状况、自己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对本专业的师资队伍水平、课程设置以及经费投人等基本情况有全面了解的权利)、选择权(是指大学生有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由选择课堂和教师的权利)、监督权(是指大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以及课堂教学质量，对学校教学经费投人情况等进行监督的权利)、奖贷权(是指大学生有按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或助学金的权利)、婚姻权(是指在校大学生拥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权利)等方面。这里不一一详述。

四、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策略

1.整合法制资源，完善、实施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高教法规的不够明确、不够完善受到不少人的指责，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已经在开始改变。2005年《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和以往的教育法规相比，它的内容在很多环节上已经向法治的方向迈出了不小的步子。它取消了已往法规中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禁止在校学生结婚的规定，明确了学生与学校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无疑既有利于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又有利于界定、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都必须要有法治观念，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同时它对处分学生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和程序与实体方面的规定，即要求处分学生要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但是由于一些教育立法缺少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使其不确定性增加，现实操作性降低，致使各高校纷纷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导致“政”出多门，标准各异，极不统一。即使为学者普遍看好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是由教育部以部长令的方式颁布的，其在法规体系中的地位较低，而且需要细化的地方很多，这也为学生的继续被侵权“埋下伏笔”。所以，要真正调整好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一整套完整的、配套合理的法律规

范是必不可少的。清理既有的教育法规，使之实现法制资源的有效整合，减少法规间的不协调和脱节，将是建立和谐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重要环节。

2.健全和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学生的权利救济属于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学生权利救济的内容应当在校规中得以体现。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没有救济也就没有权利，由此可见权利救济的重要性。以前高等院校的相关校规对此是个空白，致使学生的救济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从依法管理的角度对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予以完善和重构，显得十分迫切。《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4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即使学校处分学生，也应当遵守新《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召开校长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履行送达程序。必要时不妨引进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如果排除了学校与学生间的特别权力关系，那自然也就应当应允学生通过几条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主要包括：一是通过校内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二是在省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置专门管理学生投诉的职能机构；三是通过仲裁的渠道。因为学校与学生在有些领域是民事关系，完全可以借助仲裁这种准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益之争；最后是司法途径。即诉讼的方式，它是保护学生权益的最后屏障。那种完全排除司法途径的作法是对学生权利的变相剥夺。笔者认为，不妨在诉讼法中建立起关于学生诉讼的特别程序，扩大受案范围，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以有利于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程序的建构一方面可以使学校与学生间有一个各自行使自己权利(权力)和履行各自义务的基本步骤，也为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权益纠纷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分门别类地处理高校与学生间的权益纠纷。西方名言“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一思想对我们处理高校与学生关系不无启发，也与“分而治之”的思路是吻合的。既然学校与学生间存在着行政的和民事的双重关系，那么在处理二者纠纷时首先要对纠纷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识别，在此基础上确定它应当属于哪一个领域的规则来调整。如果属于前者，那么二者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遵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来处理。如果是后者，则学生与学校间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平等、诚信、权利不得滥用等原则将成为支配他们的一切行为的准则。那种“一刀切”的模式，即妄图把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法律关系的做法是简单、粗暴的，也是导致高校与学生权益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制定出“以人为本，合宪合法，合理适当”的校纪校规。除了对已经产生的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解决外，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高校应当制定出“以人为本，合宪合法，合理适当”的校纪校规。首先，以人为本的要义，无疑要求高校的各种管理制度的价值取向应是人文的，高校应使教育和管理真正成为“人性化”的教育制度，而不是侵犯学生的权利和束缚人发展的“牢笼”；其次，合宪合法即高校的各种校纪校规首先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原则，其内容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不仅要内容合法，程序也要合法；最后，合理适当即在实际与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高校在制定校纪校规时应当从实际出发，从学生的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使学生的权利得到较充分的行使。

总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的冲突由来已久，并且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它，而不应该回避它。各个高等学校在保障学校管理权的同时，应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以此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