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腐败问题

论中国腐败问题（共6篇）

篇1：论中国腐败问题

目录

一、以法律制约权力，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３

二、建立以三权分立为中心的权力制衡机制是现代国家防止和反对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６

（一）三权分立是世界发达国家民主宪政的治国方略„„„„„„７

（二）要逐步建立、健全根据分权制衡原则设置的政府机构，切实保证体制内各国家机关不致越权或专权„„„„„„„„„„„„８

（三）要逐步建立、健全多元的社会制衡机制，切实保证人民从政府外部对政府进行民主监督„„„„„„„„„„„„„„„„„8

三、民主是腐败的天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民主反腐败才会彻底„„„„„„„„„„„„„„„„„„„„„„„„„„９

（一）民主的功效之一就是实现权力制衡并在权力制衡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即机会均等„„„„„„„„„„„„„„„„9

（二）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要有选举权，民主选举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10

四、结束语„„„„„„„„„„„„„„„„„„„„„„„12 参考文献„„„„„„„„„„„„„„„„„„„„„„„„14

论中国腐败的防治

【内容提要】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其中最使朝野关心和忧心的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权力缺乏制约是腐败的根源。因此，防范权力腐败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反腐败是一项社会工程，既要治标，查处腐败，抑制腐败现象，又要治本，从根本上预防、杜绝腐败的产生。

【关键词】中国 腐败 防治

改革开放不但给我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改变了曾经高度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的面貌，在第一个20年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以后，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看来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其中最使朝野关心和忧心的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虽然党和政府领导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反腐倡廉的口号，近年来更加强了宣传教育和“严打”的力度，但是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转机。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有种种典型表现：(1)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这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它以腐败者拥有的公共权力作为基础，利用这种公共职位，其可以不遗余力地从事图谋私利的类似经营的活动，从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生产资料的侵占，使腐败从生计型向致富型方向发展。(2)利用经济上的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其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贿赂。贿赂的延伸，发展为变相送礼、大吃回扣、强拿硬要等。在贿赂中，受贿者丧失原则，行贿者以较少的成本获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诱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3)偏离公共的角色滥用职权，泛指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在现代，腐败的核心问题是以权谋私，腐败的形式也已经从经济上的小打小闹、小偷小摸，发展到了政经勾结的腐败类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极度损坏。(4)以亲疏之别、远近之别、上下之别、情感之别的私人关系决定公共关系的确立和维持，在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体系中，形成裙带网络。在中国，腐败拥有着地缘与人情的肥厚土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网络会导致权力腐败在民间的延伸，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普通的公民对此安之若素。(5)公共权力的“人治化”行使，体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官员们制造着一种浓浓的“官气”，集权现象、家长制现象、神秘化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普遍存在；渎职无能、擅离职守、抛弃责任、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强迫命令、任意决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乱、道德失范等等，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6)腐败还带有行业垄断色彩，多发生在权力较大的经济管理部门和执法司法机关，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门和行业权力进行勒卡索要。于是，人们又在探讨立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行业腐败的特征及其根源。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权力缺乏制约是腐败的根源。因此，防范权力腐败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腐败现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复生，这使历代的统治者在对其“辐辏攻之”中疲于应付。但无论是“天子们”的自我约束，还是包拯、海瑞之类清官的竭忠辅弼；无论是将整饬吏治任务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还是在腐败面前缴械投降 的昏君，哪朝哪代的“万世江山”都逃脱不出因腐败的政治统治而社稷山崩的命运。现代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1992年，意大利政界爆出受贿丑闻：仅1991年，意大利各政党非法收入高达83亿美元，贿赂和回扣使这个国家的公共开支增加了30-40亿美元。一位官员形容：“当人们用刀刺透官方记录的表层时，腐败便显露出来，人们甚至在没有看到时也能闻到它的气息”。“这类事件将战后依旧纷乱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总理温家宝3月初在人大开幕式上强调了反腐的决心。他强调“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制度、教育和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久前也承认，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和滥权。反腐败是一项社会工程，既要治标，查处腐败，抑制腐败现象，又要治本，从根本上预防、杜绝腐败的产生。要标本兼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法律制约权力，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

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指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轨的公共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个运行环节上都受到法律的制约，一旦行为“脱轨”，便有法律依据制裁这种脱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有庞大的法院和行政司法机构，如日本实行检察官一体原则后，指挥协调相当灵活。同时，他们有充足的办案经费和优良的侦查装备，尽管许多渎职官员规避法律的行为极其诡秘，但仍逃脱不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回溯中国反腐败过程，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即主要靠道德约束和政治运动抑制腐败，这要从专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政治统治中，极为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 才能，而其素质和能力的判定，有赖于上级的赏识、道德的约束和自我的克制。在法律监督 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均属于皇权的组成部分，也即行政权的附庸，没有 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这一历史留给今天的痕迹是极其发人深省的，它导致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为度量范围，而是以长官意志为标准边界，行政权力从未受到过法律力量的实质约束。现代社会，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控制腐败甚嚣尘上之势，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序公正。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规范具有道德规范所不能比拟的普遍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②

①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确要求，首先是必须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国颁行了诸如《反腐败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公务人员职责法》、《官员道德标准法》、《官员弹劾法》等，对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宪 法、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已就法律监督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颁行了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经商受礼的规定、关于禁止挥霍公款的规定、关于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营私舞弊的规定、关 于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规则。这类文件的及时出台，不能说在监督问题上无法可依，但我国的监督立法比较简陋和粗糙，对于腐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都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还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规则，实现制 度的预先控制。

不仅如此，权力监控还必须从严。汉密尔顿曾经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霍布斯也强调，“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法律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法律规则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监督者有违法擅权行为，能有被察觉、防范、制止、惩戒的可能，反之，如果监控机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会使违法者有恃无恐。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挪用、豪赌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使法律责任成为腐败行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这种控制和惩罚，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犹如一种动力，能够推动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不法行为会有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受到了立案查处，但“漏网之鱼”仍然存在，“特权阶层”仍然存在，对一些官员处罚的“轻描淡写”也仍然存在，致使存有侥幸心理和抗拒法律的人会继续腐败。因此，只有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正有利于遏制腐败。如上述意大利事件发生后，该国警方逮捕1350人，受牵连者约2500人，卷入了8个政党，5名内阁部长辞职，多名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企业家受到司法调查、审讯、逮捕或拘留，这在意大利政界虽是一件丑闻，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从中可窥见一斑。

二、建立以三权分立为中心的权力制衡机制是现代国家防止和反对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

一般地讲，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权力分立学说提出政府的三种功能（立法、执行、判决）应分别赋予三个政府机关（立法、行政、司法），其目的在于分割政府权力以便保护自由并控制专制，其在形式上要求独立，各部门不能有人员的重合，但它们还意味着互相依赖，以分享权力的形式保证制约与平衡,遏制腐败。

所谓权力，是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政治学中的权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关系，即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而制衡则是由制度性分裂所形成的政府体系的内部张力。

（一）三权分立是世界发达国家民主宪政的治国方略 三权分立，是人类最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三权分立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其意义，不亚于人类第一次钻木取火。

三权分立是一个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立法、行政、司法是国家机器的根本要素。早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一有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其二有行政执行机能；其三有审判机能。”但三权分立的思想最早则是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来的。他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三者必须分立。并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而建立的。”三权分立的最本质特征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这是防止政治权力重走专制主义老路的最有效的体制。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

三权分立最早在英国宪法中得到体现。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封建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经过长期政治斗争才最终取得这样政治成果。它不是哪一个智者发明的治国方略或政权设计蓝图，而是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产物。英国的榜样和孟德斯鸠的理论概括，使这种先进的政治体制形式成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仿效奉行的共同模式。尽管各国情况不同，国③ 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也有著明显的差异，但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原则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贯彻。

（二）要逐步建立、健全根据分权制衡原则设置的政府机构，切实保证体制内各国家机关不致越权或专权

不仅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且“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第一，设立专门的立法机关，其成员由公民普选产生，以保证人民对其制约；第二，设立专门的行政机关，该机关作为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由后者产生并对后者负责，保证其切实执行立法机关所代表的民意而避免专权；第三，设立司法机关，该机关由立法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保证司法独立，避免任何其他干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机关均应在同一政治平面作为政治互动，无所谓“最高权力”的优先存在。

（三）要逐步建立、健全多元的社会制衡机制，切实保证人民从政府外部对政府进行民主监督

在我国，根据现行宪法，集中体现在代议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约，也体现为各国家机关内部专职监督部门的活动，还须建立、健全政府外部的社会制衡机制，包括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公民及新闻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这就需要实行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需要实行新闻自由，保障人民的议政权，使公民有权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三、民主是腐败的天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民主反腐败才会彻底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胡主席在美国访问时多次说过的，其涵义不仅深，而且“覆盖面”还很广！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民主就是社会的阳光，没有民主这个基础和前提，所有设计和规划只能是技术层面的修补术，永远也摆脱不了人治以及人治下的法制窠臼，也永远无法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之下的法治。

一个真正的和最基本的民主社会首先要实现体制内的权力制衡。而要实现权力的制衡就必须有中立的文官系统、自立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和以立法机构为中心的社会咨询机构以及受法律保护的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等等。民主没有特色，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等。仅仅是外在表现的不同，其内核绝对是一样的，否则无论怎样吹嘘和标榜，只能是专制的、腐败的和有违社会潮流的。也不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民主的功效之一就是实现权力制衡并在权力制衡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即机会均等

当然民主并不是万能的，民主也有自身的缺点。在一些民主制度还不尽完善的国度，民主不一定就能实现权力制衡。如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民选的领导人任期内往往掌握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并进而产生许多的腐败，如菲律宾、印尼等国。确实，民主和法制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要知道，没有民主就一定不会有权力制衡。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民主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而选择专制。而且，就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民主还是一种费钱和费时的行为方式，也根本不符合效率的原则。正因为民主的费时和低效，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民主浪费了大量的资金、时间和效率，政府运作的低效使社会资源无法像专制国家那样得到迅速、及时、有效地利用，市场分配社会资源的优势一时还无法体现出来；也不能向专制国家那样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在社会发展初期，民主国家远没有专制国家发展的快。但是，当越过初期的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时，民主国家的优越性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弥补民主的低效，而民主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基础环境，而专制国家其不受约束的权力所产生的弊端也会逐渐显露出来，不但无法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会产生无法抑制的各种腐败现象。最终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渐被各种腐败所侵蚀。专制国家的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都不可避免地重复着一个“兴勃亡忽”的周期率。正是由于专制制度的先天不足，其矛盾和潜伏的危机天天在增大，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这是任何专制国家永远都无法摆脱的恶梦。

（二）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要有选举权，民主选举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

民主选举制度下，每隔一定时期就进行一次选举，候选人在一次选举中失败还可以在下次选举中获胜，而获胜的候选人也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失败。民主选举中，在选民平等参选、候选人自由竞争和被普遍认可的选举规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权力结构，有效地防止了少数集团长期垄断权力。而且在民主选举制度下，掌权者只能在自己任期里组织政府而不能长期占有权力形成集权。

长期的权力集中，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集团长期控制政权的过程中，就会逐渐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利用垄断权力和地位进行权力分配。垄断集团把持国家政权必将导致国家的腐败。国家腐败不同于官员的腐败，其显著特征是它的政策总是优先代表少数特权集团利益。

而民主选举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自由竞争的选举，构建一个开放的政权，不使任何集团长期垄断权力。在民主选举下，任何个人或集团对政权的掌握只是暂时的。权力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人掌握，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权力垄断和腐败，使权力真正地为公共利益服务。

但中国选民的选举权利是非常有限的。2004年10月，中国修正了选举法，这仍然是一个恶法，全文只有7000多字。例如，正常情况，选民应该有21项民主权利，但在这部选举法中，选民的21项民主权利没有一项得到保障。没有保障的权利，就等于没有权利。湖北省选举细则，全文只有6000多字，含糊其辞，令人不明不白。美国怀俄明州的选举法有13万字，这还不要说选举的监督、宣传、筹款、媒体报道等等。中国的选举法，所有的关键环节都没有如何操作的细节，如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程序、计票程序等等，这样的选举法在实际中不能使用。政治改革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官员和公众之间要有权力授受关系。如果人民真正获得选举权，他们就会选出自己的议员、及政府官员；如果议员和政府官员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和选举，他们就必须代表民众权益，主持公正，遵循法律。因此，把选举从人为操纵下解放出来，让人民真正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一场政治改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体现。走到这一步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成功。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只有将它真正付诸实施才会变成好东西。

四、结束语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遏制的。林则徐说过：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有位先哲还说过：位卑未敢忘忧国。让我们跳出狭隘的利益局限，站在人类文明之巅，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的尊严鼓与呼，让科学与文明主宰我们头上的天空。

注释：

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②日本的检查官作为独任制的官厅（一种机构），分别行使检察权，但它是全国统一的4级组织（即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区检察厅），具有上命下从的关系，所以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从事检察业务。日本检察厅作为行政官厅，以法务大臣为首长从属于法务省，服从法务大臣的指挥监督。日本为了检察官行使检察权不受内阁政治压力所左右，《日本检察厅法》第14条规定：法务大臣对检察官的业务进行一般的指挥监督，而对每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只能由检事总长（最高检察厅长官，类似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指挥进行。

③刘玉安等.西方政治思想通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参考文献：

１．孙立平：《中国社会的腐败扩散令人心惊》，2006年9月29日，博客中国网，http://.net。

４．张宇燕、富景筠：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J].《炎黄春秋》，2005，(8)。

篇2：论中国腐败问题

一、当前中国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

1.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三、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系机制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制度是关于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它规定和塑造着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制度作为规范、规则和惯例的总和，是社会秩序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组织获取一种共识信念，从而使得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邓小平非常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以说，合法性政权和良好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有效的政府能力和经济绩效即制度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持久强大的根本保证。因此，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许多体制存在缝隙和漏洞，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条件。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动深入到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门，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同时，要加强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要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和规范国家工作人员从政行为的制度，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当前，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 1

度改革和创新，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有关制度，三是深化财政、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四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五是建立市场配置资源制度，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要严格贯彻执行各项制度，要充分认识到，贯彻执行制度才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方面。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当前，领导干部面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可能受到的诱惑越来越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些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一些领域和地区是非、美丑、善恶界限不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各种价值观念都开始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市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越来越强。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也缺乏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在这种局面下，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促进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洁从政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抵御风险、拒腐防变。

反腐倡廉教育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环节，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目标，进行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国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反对和防止腐化堕落，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记“两个务必”，自觉经受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17] 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就是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管理方法，增强预防腐败工作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一手段可以提高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主动参与监督和积极化解廉政风险的意识，促进决策民主、程序公开和运行规范。同时，也要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遏制腐败文化的传播，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促进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当前，要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

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相对独立与高效运行。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国家职能实现的具体体现，分属国家三种彼此相对独立的职能机构。权力行使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在各种权力行使过程中不被其他权力所左右和控制。国家权力的高效运行要求配置或设定权力要以科学化和实效性为原则，以保证各种权力独立行使时能最大值地发生正向作用。在确保国家机关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相对独立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从而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当前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建设要突出四个重点：第一，加强党内监督。党内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都要加强，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第二，加强人大监督。要合理界定党委、人大常委会和政府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明确人大和政府的职权界线，完善人大监督政府的法律、制度和程序。第三，加强法律监督。从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看，法律监督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督促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法定职责时严格依法办理;二是通过追诉犯罪的活动伸张法律正义，督促全体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三是通过参与诉讼发现和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维护法律适用的合法性;四是通过对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维护司法公正。[18]第四，加强舆论监督。当前，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并在推进改革、防止腐败和保护公民权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加强新闻立法工作，推动舆论监督法治化，完善舆论监督外部环境的制度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总之，要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监督体系和网络，完善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4.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惩治无力，教育就缺乏说服力，制度就缺乏约束力，监督就缺乏威慑力。依法依纪查处腐败案件，是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中国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加大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力度。2009年，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20]当前，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案件，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

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篇3：论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制度反腐

一、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

腐败在哲学上引申为事物的异化, 而人们最经常引用的腐败定义大致从“以权力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等三个角度来定义腐败。简单来说, 腐败是一种由公职人员趋利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权力蜕变、资源滥用、制度化逃避现象, 从而引发消极的外部效益。中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开始了“刮骨疗毒”, 从公认的腐败高发区如垄断行业、权力机关以及金融证券、建筑、工商、税务等经济管理、资源分配部门, 到食品药品安全部门等民生领域的关注, 重拳出击, 全面开花, 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数据统计, 在2003—2008年的六年间, 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13 242件250 666人。其中, 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6 616人 (包括厅局级1 111人、省部级39人) [1]。但这些数据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依然处于高发、易发、多发态势, 从近几年反腐案件的研究来看,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腐败主体的级别向基层渗透, 高官腐败数见不鲜。在“权力趋于腐败”的铁律中, 一方面许多腐败现象的主体可能仅仅是科级干部或普通人员, 他们试图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假借上级的影响力来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一把手”腐败并不少见, 而且多腐败窝案、串案, 贪官金额不断升级。如位列2006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榜首的上海社保基金大案涉及款项达32亿人民币, 涉及包括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在内的大小官员等逾百人, 涉及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夫人 (或情妇) 外交、“资本运作”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内容。

2.腐败形式层出不穷。传统的腐败形式包括贪污、行贿、受贿、索贿、徇私舞弊、侵占国家资产、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敲诈勒索、“卖官鬻爵”、严重失职、渎职等等。而在新形势下, 在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中出现了新的腐败形式包括权力期权化腐败、不良债权贪污、用职务之便以低价托买或高价托卖、干股获利、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买税”、通过政企联谊的“中奖”等方式行腐败之实等, 如2006年全国首例金融不良债权处置过程中的特大贪污案———吉宜军、陈力案;2007年全国首例“特定关系人”受贿案———赵詹奇案;湖南干股受贿第一案———高力初、罗腊梅夫妇“干股”受贿案等。

3.腐败行为多元化、复合化。腐败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 腐败活动并不纯粹受拜金主义或物质主义的驱使, 而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堕落于一体。权钱、权色、权权交易相互交织, 跑官、卖官、买官和骗官现象滋长。典型如湖北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福建周宁县“三光书记”林龙飞、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 以及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等。目前的“腐败先锋们”基本上都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约, “拔出萝卜带出泥”,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4.“裸官”、“逃官”现象突出。“裸官”就是以各种名义把家人送出国, 自己在国内做“光杆司令”、“裸体做官”、能腐败多少就腐败多少, 随时做“野鸽”逃离的“潇洒派”蛀虫官员。近年来, 裸官已成黑数, 被掳走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等都是“裸官”中的佼佼者。根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过去十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 携带出逃款项达6 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些裸官、逃官的泛滥加剧了反腐治理的成效。

二、制度反腐: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

(一) 制度反腐的发展状况

近几年, 中国为改变滋生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和结构, 进一步加强了“国法”和“党纪”两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 (1) 在反腐的法律建设方面, 2004年施行的《行政许可法》、2005年施行的《信访条例》、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2007年施行的《反洗钱法》、《物权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8年施行的《反垄断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为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的刑法系统在2000年通过了《引渡法》, 在刑事法律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刑法》中依照罪刑法定原则, 除了明确规定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罪名外, 在2009年又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新罪名。 (2)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制度反腐体系———“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4年中央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007年颁布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2009年中央又连续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试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2]。为堵塞贪官外逃之路, 通过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的相关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 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 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 (境) 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二) 制度反腐任重而道远

1. 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防腐反贪制度。1994年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项目, 但因技术原因而作罢。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等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指导性的铺陈。近年来, 舆论对官员财产公开化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 更将其称为反腐败的“阳光法案”。一些地方也在试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比如2008年新疆阿尔勒地区率先在当地廉政网上公开官员财产和2009年浙江慈溪市的“廉情公示”[3]。如果能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入法, 就可以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对象和范围, 充分发挥人大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通过审核、公示、质询、追究、信用记录等环节, 有效阻断官员不明财产的无限膨胀, 使灰色收入在阳光下现形, 真正做到防微杜渐,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 建立和完善金融实名制。

实行金融实名制,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是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有力武器。中国从2000年4月开始实行公民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 但这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实名制”还很遥远。金融实名制是对个人金融资产的出入进行监控, 要求每个公民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和进行金融交易时, 都必须使用实名, 并留存包括身份证件、职业、居住地址、通信地址、纳税信息、账单周期等在内的个人信息及相关金融交易信息记录[4}。中国也可借鉴韩国实施金融实名制的经验, 如规定金融资产在限期内进行实名确认、凡未进行实名确认的任何金融资产不得提取等, 清查匿名存款, 打击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金融实名制的建设离不开一定的技术支持, 需要所有的金融机构联网操作, 防止非法资金隐性藏匿或外逃。此外, 还要增强国家的金融监管力度, 健全金融结构的责任制度等, 让腐败行为难逃法网。

3. 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

网络反腐打破了传统的反腐格局, 拓展了公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的渠道。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 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和18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也相继开通了举报网站。截至2009年6月, 26个省 (区、市) 、100多个地级市、200多个县建立举报网站[5]。除了官方的网络举报, 还有诸如博客、论坛等网络载体成为民间网络反腐的首选阵地。2008年8月13日湖南省株洲市出台的《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是国内首个纪委网络反腐办法, 成为中国网络反腐迈向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出口关键在于三点:一是网络举报制度的建设, 如建立和完善保护举报人制度、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及补偿制度、网络举报信息受理、处理、时效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等。二是建立网络反腐信息监控与报告制度。中国近3亿的网民力量显示的是最廉价的监督, 可能是合理的怀疑、证据充分的“有罪推定”, 也可能是民主的非理性抑或网络暴力, 这就需要认真组织收集和监控这些网络信息, 引导网民理性监督, 如杭州市纪委监察局推出专人监控“反腐贴”, 另外, 还可对网络反腐舆情监控实行每日报告制度等。三是建设和完善政府网上电子监察系统。如苏州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探索出了惩防体系建设的新路, 先后开发、运行了行政审批网上监察系统、工程建设网上监察系统、政府采购网上监察系统、行政权力电子综合监察系统等, 实现监察工作从事后监察向全程监察的转变, 大大提高了行政效能和防腐反腐力度。

摘要：新时期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渐入“深水区”, 鲜明地树起了“依法治国、制度反腐”的大旗, 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逐步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现有的反腐败法律制度仍然存有很多制度空隙, 亟待完善, 如建立和完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金融实名制、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等。

关键词：制度反腐,金融实名制度,网络反腐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EB/OL].http://www.spp.gov.cn/site2006/region/00018.html.

[2]郭晓果.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现状和缺陷[J].经济研究导刊, 2008, (9) .

[3]郭中军.官员财产公开的破冰之旅[EB/OL].东方网, 2009-03-27.

[4]王明高.三大制度破解“外逃魔咒”[J].人民论坛, 2009 (, 7) .

篇4：浅论我国外逃腐败官员的引渡问题

关键词：外逃腐败官员；引渡；瓶颈；解决途径

反腐早已成为这两年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实际生活中腐败官员为了躲避制裁想方设法，而外逃“避罪”的方式则倍受青睐。如何把这些腐败官员引渡回来并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引渡制度概述

引渡制度是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有关国家有效行使管辖权和制裁犯罪的重要保障。所谓引渡，是指依据有效的双边或多边条约或基于国际合作等目的，一个国家根据另一个国家的请求（前者通常被稱为被请求国，后者通常被称为请求国），将在其本国境内而遭到请求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移交给请求国进行审判或处罚的行为。

就目前而言，引渡制度已经由最初的君主之间政治交易的手段，转化为国际司法协作的行为，对遏制国际犯罪，保障世界和平，维护世界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腐败官员的外逃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滋生了大批的腐败官员。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查处的官员数量更是触目惊心。

但我国究竟有多少腐败官员外逃，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2004年8月商务部研究院《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调查报告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2008年6月《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腐败分子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我国外逃的腐败官员数量之多、涉案金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

三、引渡腐败官员问题中的瓶颈

在实际的生活中，引渡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它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引渡来实现腐败官员的追逃还存在着许多瓶颈。

1.缺少法律依据

一方面，我国引渡条约不足。目前，欧美国家作为我国外逃腐败官员的主要藏身之地，大多数与我国都尚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并且其中一些国家在引渡合作问题上坚持条约前置主义。这一点不足极大影响我国引渡外逃腐败官员工作的进行。

另一方面，我国反腐败犯罪相关法律规定也存在不足。我国虽然于2003年也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与该公约的规定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在实体法方面，我国对腐败犯罪的定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及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存在差异。在程序法方面，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引渡外逃腐败官员方面也存在一定制度性的缺陷。这些都极大地制约着我国腐败官员的引渡工作。

2.“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限制

死刑犯不引渡原则中的“死刑犯”是指可能被判处死刑或执行死刑的人，“不引渡”是指被请求引渡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请求国请求引渡的人，会成为死刑犯，依据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或者其国内法律而拒绝引渡被请求引渡人。从国际引渡条约的内容和实践来看，不管是存在死刑制度的国家还是废除死刑制度的国家，都接纳了死刑犯不引渡原则。

与国际潮流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刑法中目前仍广泛存在死刑。从犯罪情节上看，腐败官员的确未必都需要判处死刑。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出逃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巨大，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几乎都会被判处死刑。实践中，若我国坚持对外逃腐败官员主张死刑，通常会受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制约，遭到被请求国拒绝而难以引渡。

3.“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限制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即凡请求引渡所涉及的犯罪为被请求国视为政治犯罪或与政治有关联的犯罪，则不予引渡。对于政治犯罪，至今未确立一个统一的定义，每一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标准解释和界定政治犯罪，可能会阻碍引渡合作。尤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也是不言而喻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与我国订立引渡条约的积极性，他们更多地会顾及因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分歧、对立而导致的政治问题。因此，西方国家通过对贪官适用有关政治难民保护条例，并对其提供政治避难的方式而排除引渡。

四、解决引渡瓶颈的途径

1.完善法律依据

一方面要积极与那些欧美国家签订引渡条约，尤其是将外逃犯罪分子极易躲藏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作为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重点。

另一方面，积极完善我国反腐败犯罪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腐败犯罪，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应当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国外立法相关规定而予以修订，积极参与国际接轨，消除差距，为引渡工作打下良好法律基础。

2.灵活运用“不判处死刑承诺”

我国《引渡法》第50条规定：“被请求国就准予引渡附加条件的，对于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可以由外交部代表我国政府向被请求国作出承诺。”所以，实践中当我国是请求国时，如果被请求国以不判处死刑作为引渡的前提条件，我国通常会做出“不判处死刑承诺”。由于腐败犯罪的死刑在我国刑法规定中的广泛存在与国际社会对于死刑的普遍抵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不判处死刑承诺”在此时则显得尤为重要。

3.腐败犯罪非政治化

在一些外逃的腐败官员往往强调出逃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隐瞒自己的经济犯罪，由于各国法律对于政治犯罪的规定存在差异，我国司法机关在试图引渡时就存在很大的困难。然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要求各国在开展引渡合作时，应明确区分刑事犯罪与政治性问题，把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洗钱等腐败类犯罪认定为刑事犯罪。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某些国家出于利益或意识形态的需要，把某些案件政治化从而使外逃腐败官员逃避司法的企图。所以，我国国内立法及在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引渡条约时应采纳该规定，推进腐败犯罪的非政治化，从而追逃外逃的腐败官员。

篇5：中国腐败问题

世界各国皆有腐败现象，并且自古有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国家对公务人员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因此，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必须正确看待这些腐败现象，既不要大惊小怪，也要给与足够的重视。腐败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

从历史根源上分析，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

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

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

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检察部门要充分履行职责，对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使腐败行为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腐败行为产生的收益，这样，公务人员在考虑到腐败要付出的代价后才能望而却步。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国家工作人员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筑牢腐败的防线。要继续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和政绩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三是健全各项社会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经济制度，加强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权力必须加以监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构成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才能有效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以上几方面多管齐下，构筑全社会健全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利用好这张网就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科学的反腐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财产公示制度，财产身份号码识别制度等等，国外的好经验要吸收利用起来。小平说过“制度好，坏人不敢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二是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腐败出在哪里？多是中层领导干部以上，小鱼小虾们边都沾不上，更别说是喝点汤了。伟人早就讲过，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事情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恰恰要命的就是反腐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腐败的人（或相熟的人）。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中国民间文化有一种弊端就是酱缸文化。与传统的物质贿赂不同，百姓眼中的腐败多是带着所谓“感情色彩”的贿赂，包着人情的外衣，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最终盯着的还不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么？久而久之，靠领导去反腐终究变成了“窝案”频发，不了了之的结局。

三是要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法宝在何时何地都是用之有效的利器。真刀真枪的反腐败，就不要当“右派”，也不要搞形式主义。那些一谈财产阳光就说时机不成熟，时不时地向官员们重复发个禁令，来点廉政短信提醒，送送廉政台历，让官员做廉政操之类的动作，还是少搞为好，多务实一些，扎扎实实地抓教育预防、抓制度的建立，抓查处。让黑社会和杀人犯时常为反腐败“立功”，而我们的反腐败部门却在做反腐败的“偏师”，岂不是贻笑大方。

四是要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国际上把举报人称为“深喉”，中国深喉的命运有一部分是比较凄惨的。中国的腐败案件70%来自群众举报，而70%的举报者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打击报复或者变相的打击报复。这是中国“深喉”的生死劫。比如郭志成、李文娟、胡为民等人，举报前也算基本小康，举报后就是牢狱之灾。现在全国每年因举报腐败遭受打击报复而致死致残致伤的恶性案例高达1200多起，而上世纪90年代每年还不足500起，之前的80年代类似案件很少发生。至于“穿小鞋”，找个茬儿给你个党纪政纪处分、开除、解聘、扣工资奖金、“调整工作”、“考核考评”等等“整人”的把戏，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以随手拿来，毫不费劲又堂而皇之地把你整得个灰溜溜、臭哄哄，让你时时感受到举报的可怕与恐惧。

还是一句话，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只要党下决心要干的事情，没有干不好的。这个决心要真下，快下！百姓期待一网网尽天下龌龊之官！二、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的特点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坚持“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取时间”的理念，既打“老虎”，又打“苍蝇”，突飞猛进，保持了高压态势，体现了从严治党要求。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突出了惩治腐败。从严治党重在治，也就是要“打”，打“老虎”、打“苍蝇”，“打”就是要求要行动。中央纪委先后派出两批次巡视组，深入中直机关部门单位和省市区进行巡视，可以说是收获不小，效果明显。从打的角度来看，目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经达到两位数以上，与往年相比，今年落马的“老虎”人数年可谓“巨大”，“老虎”名单年底前还有望扩大！

二是突出了群众参与。推行网络反腐，中纪委和和省级市区纪委推出了自己的网站，形成了反腐败投诉举报的“网群”，接受群众的投诉举报，进一步畅通了群众参与支持反腐败的渠道。纪检监察机关与群众的互动增强，让群众进一步明了如何监督，有序发挥好群众的监督作用。

三是突出了领导带头。2012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决议。在八项规定之前，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进一步突出制度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反对特权，不允许有特权党员、特权干部。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更是把纠正“四风”列为主要内容，奢侈浪费问题、公款吃喝问题、公务消费问题等等都得到了遏制和规范。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支持，赢得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四是突出了制度规范。除了“八项规定”之外，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来规范权力行为，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应该说，在党的建设方面，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起来，制度纪律的执行质量提升起来。

篇6：论中国腐败问题

1.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

群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利用职务之便，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20世纪70年代前，特大经济犯罪基本属个体犯罪;20世纪80年代后，群体腐败越来越多，贪污、受贿、渎职等案件许多是窝案、大案、串案，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近年来出现的腐败大案，很多是以群体腐败形式出现的。

2.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

[3]从近些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例可以发现，一些腐败分子因为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往往是一边腐败堕落，一边还被提拔重用。

但是，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也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趋势。腐败的公开化表现为腐败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并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公款请客送礼、借考察学习名义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部门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等等。

3.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

当前，腐败存在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的不良态势。一方面，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甚至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腐败受到查处的案件越来越多。从解放初期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省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犯罪者很少。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高层干部屡屡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4]说得更明确一点，这些干部把任何一点点权力都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约束。

4.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