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治文化

俄罗斯政治文化（共6篇）

篇1：俄罗斯政治文化

论析公民文化的构建与俄罗斯政治发展

自俄罗斯启动民主化改革以来，其政治发展进程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公民文化的构建对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俄罗斯目前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政治现状，无疑对其构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战。

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自建立“超级总统制”以来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设计等结构性难题，导致其政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威主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尽管在破解俄罗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为现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认同的同时，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种继续推进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公民文化是俄罗斯走出其政治发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一、公民文化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创建和运行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在创建与运行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说公民文化的构建。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二者是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区别在于:政治制度的变迁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刚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最具体的判断因素;而公民文化的变迁是内在的、本质的、柔性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相对隐性的判断因素，但却是决定政治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性要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最直接的成果，可以为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提供推动力;而参与型公民文化的构建，同样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有利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对民主成果的巩固将起到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为例。首先，摧毁一个政治制度是从政治文化的变迁，即公民对于现有政治制度认知的转变开始的。苏联时期，由于国家秩序一直是处于一种低层次的有序状态，集权、僵化、低效一直是描述苏联体制的修饰语，这一方面导致了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的政治制度产生疏离感，甚至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国内一切危机都是苏联制度造成的，尽快打碎这一制度成为俄罗斯人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俄罗斯人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遍认为只要在俄罗斯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种政治认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其次，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创建与运行不能逾越其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土壤。新的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行，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有一个适宜的运行环境。由于俄罗斯人只是把民主当做解决俄罗斯面临的各种危机的灵丹妙药，一旦这种渴望落空后，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就会心灰意冷，其政治发展就会出现向权威主义回归的迹象。例如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休克疗法”的失败，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热情急转直下。1994年，詹姆斯·亚历山大在对俄罗斯两个城市的调查中发现，尽管大部分被调查者希望议会能够更加规范化，但是由于对议会的失望，人们已经更加倾向于对强势领导、总统权威、个人权威的支持，议会中的反对党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在目前的俄罗斯还不可能建立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所以说，“超级总统制”是俄罗斯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底蕴与西方民主思想融合的时代产儿。

可见，从旧制度的瓦解到民主制度的创建与完善的发展程度是与俄罗斯公民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在公民文化构建过程中，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在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时，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甚至会占据公民思想的主流。因此，要巩固政

治发展的成果，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从而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二、公民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专制主义色彩浓厚，与之相对应的是“臣民文化”。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在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两种文化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这对于培养和提高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树立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意识，以及培养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见的精神构成了巨大挑战。考虑到俄罗斯精英政治的特点，构建符合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兼有时代性和现代性的公民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课题。

俄罗斯历经几百年的专制统治，在民众中形成了崇尚权威和被动接受专制政治的思维习惯，恰达耶夫说:“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这生动地体现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家长制特征，臣民们对“父亲”的崇拜与依赖溢于言表。此外，受东正教以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弥赛亚精神、强大帝国心理在俄民众中盛行，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平等主义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表现出典型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在俄罗斯人的行为中表现为缺乏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似乎天生与公民生活相抵触，社团生活也不成熟。俄罗斯民意基金会于2001年6月对1.5万名俄罗斯居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73 %的公民不愿意为任何公共组织工作，只有巧%的人愿意为公共组织工作;80%一90%的俄罗斯人不愿参加任何志愿性组织。俄罗斯人参与公共组织的人数很少，大约仅占人口总数的5%。由此可见，俄罗斯人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公民意识较缺乏。用科尔顿的话来说，“历史使俄罗斯人先天地倾向于不信任，禁欲主义地接受政府所做的一切而不是信心十足地影响它”。这导致诚信、守法、宽容等公民社会的积极品质难以成为俄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社会基质。

因此，俄罗斯要实现政治发展，首先应解决其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即要完成构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任务。而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为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化。

公民文化，尤其是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与运行，而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这种参与有利于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这不仅能够保证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公民只有通过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才能真正发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断促进国家的政治向前发展。因此，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经历过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通过构建公民文化来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而培植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最终实现政治发展，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三、俄罗斯的政治精英集团与公民文化的建构

去除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一些外部力量条件，在发展中国家，精英的互动和领袖的推动通常会成为推进其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民主政治是一场由国家和公民社会中的少数精英参与其中的博弈”。例茹，在民主改革的准备阶段，主要包括民主思想的启蒙，一般都要由一个国家中思想最先进的群体—新政治精英来完成，并由他们来主导民主化开启的进程。在民主改革的第二阶段，即决定阶段，各种势力，包括新政治精英

与旧政治精英之间围绕着政治游戏、民主规则的设计与制订，通过互动、博弈、妥协最终决定政治发展的方向。其中精英们根据利益取向，一般会被划分为执政派与反对派，保守派与改革派，温和派与激进派。当民主化进程进人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时，针对重新构建的民主制度等各方势力已基本形成认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则多数以妥协为主了。在这一阶段，推动国家政治发展的重担就落到了广大的公民身上，因此一个健康的公民文化能否形成，将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起着最重要的推动作用。

历史证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从开端到目前的整个过程就是在政治精英引导下的自上而下的转变过程。“对俄罗斯而言，当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政府政策选择不再为以民主化为中心的政治转型提供资源的时候，社会精英及其行为便成了政治转型成败的关键”。从1985-1991年的准备阶段或者叫民主启蒙阶段，到1991-1993年的决定阶段，即民主政治制度的构建阶段，再到1993年至今的权威主义转向阶段，无论是民主理论与改革思想的准备，还是具体过程的操作都是在苏联的旧政治精英和独立后俄罗斯新政治精英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民主化改革主要是由俄罗斯政治精英推进的。然而，在精英主导下，如何发展自己的公民社会，将决定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动力与方向。

目前，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在整个政治转型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承受的弱势地位，因此，公民社会要取得发展就不得不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偏好选择。如果政治精英对于建设民主国家的意识不强烈、意志不坚决，那么公民社会在俄罗斯的发展至少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国家的支持，甚至会遭到挤压而逐渐萎缩。叶利钦执政时期，政治精英关注更多的是任期、政府和立法机构等事关自身权力的问题，对构建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培育公共性活动组织，乃至于政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给予关注。普京执政后，认识到公民社会不仅仅是对于民主，而且对于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便采取了一系列发展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普京对于发展公民社会所做的努力，似乎证明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已经意识到，现代民主政治是广大民众的实践，而不可能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一相情愿。因为从一个社会结构变迁到另一个社会结构，必须要经过人的主观活动才能形成习惯，进而是自觉，并最终形成文化。而构建参与型公民文化正是发展中国家巩固民主成果，实现其政治发展的关键一环。

尽管如此，在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在俄罗斯由政治精英主导一切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种精英主导下的政治不会给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提供太多的机会。而没有国家支持的社会组织通常是非常弱小的，由于国家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单纯依靠少数积极分子的热情来维系，开展组织活动更是无法长期坚持下去。正如俄罗斯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认为的那样，“私有产权、法治、有效立法机构的确立以及正常运转的市民社会等自由主义的基石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来安排”。这里所说的国家，就是指政治精英主导下的国家，而非一切由选民决定的国家。所以说，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俄要发展自己的公民社会，在努力做好自下而上的思想准备的同时，要把重点放在寻求政治精英支持上，在他们的主导下着手公民文化的构建，进而带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综上所述，关注俄罗斯公民文化的动向，也就把握了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作为政治发展核心要素的公民文化的构建，将是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篇2：俄罗斯政治文化

徐向梅

 2011-03-09 21:18:44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

[内容提要] 普京担任俄联邦总统六年多来对俄罗斯的政治进行了综合治理，基本理顺了国内各种政治关系，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可控的“主权民主”制政治格局。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使普京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面对即将到来的2008年总统换届选举，普京何去何从，俄罗斯政治棋局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 俄罗斯 治理 政治走势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7)01-0131-05

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集权与专制，从人民来说，对权威主义的接受程度要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甚至骨子里就含有对 国家的依赖和对最高统治者的尊崇。普京通过六年多时间对俄罗斯进行了综合的治理，彻底改变了叶利钦时代混乱的政治局面。政治治理的成功成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普京也因而赢得了俄罗斯人民广泛的支持。

一、普京的政治治理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失控是造成其经济改革难以取得成效、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普京上台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政治进行整肃。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普京向俄罗斯百姓承诺，要“在法律专政”下建立“强大的国家”。普京强调，实行“法律专政”不是要扼杀民主，而只是要执行法律，让这个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剧变中失控并导致1998年危机的国家恢复秩序。

普京的政治治理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稳定政局，理顺与国家杜马的关系。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坛风云激荡，政府要员走马灯一样轮换，政治方面根本谈不上什么治理。普京上台，一方面注意保持政治的继承性，避免出现政局和社会的动荡，一方面以低调、平稳的方式逐步实现了政治高层的更迭。到2004年新一届总统大选之前，叶利钦班底被彻底更换，以弗拉德科夫为总理的新政府班底是一个更听命于总统的技术型执行内阁。在普京第一和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高官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圣彼得堡帮和出身克格勃系统的人员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人在普京的政治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叶利钦时代，总统与杜马的关系是激烈对抗的。在1995年底的议会选举中，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政党获得胜利，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议席，事实上控制了议会，使叶利钦签署的许多政令和法律议案无法通过，1998年叶利钦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两次遭到国家杜马否决，国家杜马还屡次以弹劾总统相要挟。

1999年末普京执政前夕的议会选举使形势完全改观，尽管俄共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占据了按比例制方式225个议席中的67个议席，但是位居第二的坚决支持普京的“团结”联盟紧随其后，获得64个议席，如果加上也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领导的右翼力量联盟的支持，俄共就失去了左右议会局面的机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叶利钦用了七年时间都没能使杜马通过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而普京当选总统后只用了几天时间就顺利解决了，克里姆林宫和议会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

2003年12月7日，俄罗斯新一届议会选举，共有23个政党及竞选团体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从“团结”联盟发展成“团结党”并与“祖国”和“全俄罗斯”合并而成的统一俄罗斯党取得了37·1%的选票，稳坐杜马第一大党的席位，俄共仅获得了12·7%的选票，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他忠实于总统和政府的力量获得了超过2/3的议席。俄罗斯《消息报》为此刊登一篇评论，题为《杜马的控股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认为今后的杜马将成为一个更加容易控制的“生产法律的工具”。总统和议会之间新型关系的形成使克里姆林宫推行的任何方针政策都能顺利获得通过。

第二，整治联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构建垂直国家权力体系。

在1999年岁末《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就讲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是俄罗斯的 传统，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在过去的十年里，正是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软弱无力，使即便是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普京指出，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这些思想是普京从苏联和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得出的结论。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叶利钦为反对苏联中央政权，曾经许诺地方领导人“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加之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政局动荡，权力斗争激烈，地方势力成了总统、议会及其他政治力量争夺中的筹码，更加鼓励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地方分离主义运动猖獗，各联邦主体领导人控制着地方税收、决策、媒体和自然资源，他们不服从中央管理，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甚至无视俄联邦宪法，擅自通过与宪法相违背的地方法律规章。

2000年5月12日，普京签发总统令，决定俄罗斯将按地域原则建立由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组成的七个联邦区，原89个联邦主体分别划归这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并有权罢免选举产生的州长。这样一来，总统真正实现了垂直管理。

在普京第二任期，鉴于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国家面临的严峻的反恐形势，普京提出要确保国家政权的一体性，中央与地方必须联合参与地方政府的组阁。为此进一步改变了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由当地民众直选改为由总统提名并经地方立法会议投票认可，然后再经总统任命。这样，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如同联邦政府总理的产生方式，总统在地方机构组建中具有了决定作用。尽管地方议会仍将就总统的提名进行投票，但这种投票的实际意义有限，因为无论如何，地方议员都只能选举由总统提名的候选人。驻七大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拥有向总统提供全国地方主要官员任命名单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总统制下的垂直控制体系。

2005—2007年是俄地方长官换届的高峰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绝大部分联邦主体的长官得到了总统的重新任命而得以留任，只有个别地方长官是总统新提出的人选。但是无论如何，总统对地方长官的人选和地方权力机构的形成拥有了绝对支配权，叶利钦时代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地方长官各行其是的局面得以彻底改观。

在整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普京还在合并联邦区、恢复强力部门和政党体系在地方的权威、划分联邦预算和税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强联邦权力的重大政策调整。

第三，惩治寡头，控制媒体。

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休克疗法特别是私有化的推进，从前苏联权势集团中蜕化出来的一批精英阶层迅速实现了对国家财富的合法占有甚至是掠夺，形成一个庞大的寡头集团，并日益渗透到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传媒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寡头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地涉足国家政治并干预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和重大决策的产生，对中央权威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普京上台后明确表示要改变俄罗斯寡头干政的状况，要求寡头“平等地远离政治”，宣称，“我们将同这种寡头做无情的斗争”。[1]

但是普京打击寡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规则，那就是专门针对那些敢于干涉政治的胆大妄为者。俄最大的传媒帝国的领头羊古辛斯基最终远避以色列。古辛斯基赖以批评政府的主要阵地——独立电视台也被政府收购。叶利钦时代最能呼风唤雨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逃往伦敦申请政治避难，而且在克里姆林宫的压力下被迫卖掉了他控制的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电视台。这样，俄罗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三家电视台——俄罗斯电视台(本来就是百分之百国有)、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独立电视台都掌控在了国家手里。曾为俄罗斯首富、年轻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因为经济犯罪(当然不只是经济犯罪)而要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度过他漫漫的九年刑期。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打击还加强了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控制。

正像流亡在外的别列佐夫斯基所坦言的：“无论是1996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的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与相处友好的寡头们一起联手反对那些不友好的寡头们，都不再存在。总之，通常概念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了。从寡头手中把国家抢回来所用的时间要比寡头们为把国家搞到手所用的时间少得多。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再是通过总统来管理国家，而只是羞答答地建议总统领导他们这些资本家。”[2]普京在他的两个任期里使俄罗斯彻底摆脱了寡头干政的局面。

第四，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车臣战争曾经是普京总统声名鹊起、铸造辉煌的契机，然而车臣问题并没有或者说从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普京就任总统以后，车臣非法武装以每年数百起的速度频繁制造恐怖事件，包括震惊世界的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剧院人质事件、别斯兰学校人质事件等。对此普京的态度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普京打击车臣恐怖主义的政策和行动有几个特点：(1)对待恐怖分子坚决打击、决不妥协。普京总统的一句名言是：“我们要彻底消灭恐怖分子。即使他们藏在马桶里，我们也会将他们冲掉。”(2)加强军事清剿的同时谋求政治解决的途径。2003年10月5日，车臣共和国进行了总统选举，在联邦政府的强大支持下，车臣共和国行政长官卡德罗夫以80·84%的高票当选车臣总统。尽管卡德罗夫后来被恐怖分子炸死，但普京总统“以车制车”的战略仍在继续。(3)对内强化反恐措施，包括出台《反恐怖法》、延长恐怖分子刑期、加强内务机关改革等。(4)拒绝西方的指责，谋求反恐国际合作。“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逐渐淡化了对俄罗斯车臣问题的指责，这为俄罗斯对车臣叛军的打击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普京执政的这几年中，车臣非法武装的几大匪首(哈塔卜、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相继被剿灭，特别是2006年7月巴萨耶夫的被炸死被认为是车臣战争的转折点，车臣现任总统阿尔哈诺夫更称是为俄军反恐行动画上了句号。当然，三大匪首被消灭后，车臣反政府武装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乌马罗夫，但是其威望和整合不同派别武装的能力受到质疑。

第五，整合各派政治力量，构建成熟的政党体制。

苏联解体以后，尽管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多党制原则，但是没有一个专门规范政党行动的政党 法。按照1995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的规定，根据年满18岁的3个俄联邦公民的倡议就可以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联合组织。因此转轨之初以至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党林立，政党活动非常活跃，党际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政党体系。正因为如此，普京上台以后逐渐对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改造，提出要在俄罗斯实行有两三个和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把政党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在议会中形成支持政府的稳定多数派。

2001年7月，经过多年讨论反复修改的《俄 联邦政党法》正式颁布。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规定成立全国性政党的主要条件是人数必须在一万人以上，在半数以上联邦主体设有分支机构，且每个分支机构的人数不得少于100人。只有符合这些要求的政党才能注册并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2004年《政党法》修订时再将这些指标提高到党员总数不少于五万人，在半数以上联邦主体设分支机构且每一分支机构人数不少于500人。2005年4月出台的新的《选举法》还将进入国家杜马的门坎从5%提高到7%。上述这些措施使得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不得不进行重新整合，为培育全国性的大党创造条件。尽管今天的俄罗斯政党还不能像西方的政党那样发挥系统的作用，因为俄罗斯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但可以想见，2007年的议会选举，能够突破7%大关进入议会的政党将进一步减少(2003年只有四个政党进入议会)，俄罗斯向两党制或三党制发展的趋势更趋明显。而普京对政党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及其对政权党的支持，已经使议会形成了支持总统和政府的稳定多数。

普京走上俄国政治舞台之后的一个半任期内，通过对俄罗斯政治的全面整肃，有效地化解了府院之争、削弱了地方势力、打击了干政的寡头，将俄罗斯政坛上的各大主体——政府、议会、各联邦主体、各主要政党和媒体悉数控制在手中，在宪政体制的格局内一种中央集权的垂直的国家政权体系得以确立，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可控民主”制度基本形成。

“可控民主”作为转轨之初特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过渡形式，作为俄罗斯强国路途中的一个步骤，应该说是基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的一种合适的选择。2005年春天俄罗斯官方更把这种“可控民主”演绎成“主权民主”。“主权民主”依然是“可控民主”，但却是普京对国家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和延伸，可控不只是控制国内的政治秩序，还不允许西方的染指，同时，也是对国内意欲倚仗西方势力伺机而动的反对派提出警告，进一步压缩反对派的活动空间。从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到普京时代的“可控民主”再到“主权民主”，反映了俄罗斯在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正在做适合本国国情、追求国家利益的逐步调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总统和联盟中央权力的集中和加强。总统的绝对控制力量保证了各种政令、法案的通过畅行无阻，克里姆林宫各项改革政策能够顺利推行，但总统的权力超越了一切社会政治力量之上，国家的行政、立法 和司法之间也就失去了有效的制衡，在国家统一和可控的目标下潜藏着一种危机，那就是俄罗斯的命运过于维系于普京。随着普京第二任期过半，俄罗斯各界开始对2008年国家何去何从感到担忧。

二、俄罗斯未来政治走势分析

俄罗斯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分析中心最近两年内以“是否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使普京总统连任”为主题作了多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越到普京任期临近结束，俄罗斯人越显示出“不愿意让普京离开”的情绪。2006年6月公布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59%的被调查者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使普京总统连任。[3]有人认为这样的民意调查也许有克里姆林宫操纵的痕迹或者导向，但是普京在任总统的这些年里带领俄罗斯走出经济困境实现快速增长、摆脱社会动荡、实现政治稳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俄罗斯国家地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任期内的社会支持率居高不下，老百姓舍不得失去这样的总统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俄罗斯来说，普京的去留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人政治权力的延续问题，它关系到俄罗斯国家政权和制度的继承性，关系到国家的发展。

从普京本人来说，从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申他将会维护宪法的尊严，不会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但是不谋求连续第三个总统任期，不表示普京要退出俄国政坛，在不久前与百姓进行直播连线时普京曾表示，将继续对国家形势保持影响。在2005年4月访德时普京自己还说过：“宪法并不禁止非连续性地第三次参选。”

事实上，俄政权高层和亲普京势力一直在谋划现政权的连续问题，比如说就修改宪法赋予总统第三任期的权力举行全民公决；比如说通过组建俄白联盟国家使普京出任联盟国家总统，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继续其第三任期；比如说选出一个普京信任的人担任总统，而普京先作为“统一俄罗斯党”领袖组阁成为握有实权的总理，也有提 法是普京先在联邦委员会主席或者国家杜马主席位置上过渡四年。最近还传出一个说法，说克里姆林宫正考虑创建一个新职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2008年将由退休的普京接任，总之是让普京2012年再重返总统宝座。有关2008年普京何去何从的争论从没停止过。

我们就可能的几种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修改宪法，就普京连任进行全民公决。

这样的声音一直存在，2006年7月俄罗斯56个联邦主体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但是，这一方案基本上不可行。一方面普京总统坚决反对，他对宪法的尊重从未动摇，另一方面俄议会两院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和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以及俄中央选举委员会鉴于总统的态度逐渐与总统保持了一致，对公决的提议分别明确表示了拒绝。

第二，组建俄白联盟，使普京出任联盟国家总统。2006年9月21日，俄白联盟国务秘书博罗金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当年12月将就组建俄白联盟国家未来前景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俄白联盟国家进程的突然提速又给人以普京将可能继续执掌俄罗斯的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希望。但是，俄白联盟国家的组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磕磕绊绊，俄政权高层的愿望未必就能付诸实施。而且，俄联邦宪法规定，全民公决不能在俄联邦总统、国家 杜马任期的最后一年以及在选举活动期间举行。国家杜马的换届选举将在2007年12月2日举行，因此在2006年12月2日之后，法律将不允许进行任何全民公决。从今天看，第一种倡议和第二个愿望事实上已经破产。

第三，寻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让普京在政府或议会的位子上过渡四年。前面的两种可能基本上被否定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看来是惟一现实的选择。2005年11月普京增设第一副总理职位，任命原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一职由西伯利亚地区秋明州州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接任，同时增设一个副总理职位——任命俄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担任并兼国防部长，此外还更换了俄总统在地方上的两名全权代表。这是继2004年初总统大选之前的那次政府改组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府人事变更，且也是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将半社会各界纷纷猜测接班人选的时候，因而普京的这次行动在俄罗斯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纷纷将此举与2008年的大选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普京此次所作的政府人事变动拉开了接班人竞争大幕。有人看好梅德韦杰夫，有人认为伊万诺夫潜力更大，还有人认为新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索比亚宁机会也不小。身兼议长、议会党团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三大要职的格雷兹洛夫和联邦会议上院主席米罗诺夫也被推到前台。

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这几年里蓬勃发展起来，从最初的“团结”联盟，到“团结党”，然后与“祖国”和“全俄罗斯”合并成为“统一俄罗斯党”，今天已经在国家杜马450名议员中有370名议员、89个联邦主体中55名行政长官，汇集了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政府副总理茹科夫、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等一批国家政要。该党成员在2003年议会选举前夕有60万，2004年6月增加到80万，到2006年4月，已超过100万，超过其他各派政党的总和。[4]普京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今后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政党，将有权提名联邦主体的领导人，最后由总统批准。“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年进行的20个地区的议会选举中，在18个地区位居第一，在其余两个地区名列第二。“统一俄罗斯党”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权党，其他政党无与争锋。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历史是俄罗斯政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像普京之迅速崛起和超高支持率是俄罗斯现代政治生活的神话，而这二者无疑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党派斗争已经不再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所要关注的重点，该党开始谋求新的政治理想——发挥执政党的作用。2005年11月26日该党六大把其工作重心转向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2006年12月该党七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家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问题。

从前段政府人员的变动及俄政权党的发展情况看，寻找合适的接班人，普京作某种意义上的过渡还是存在可能的，尽管普京目前还不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不过也仅仅是存在可能而已，因为俄罗斯是总统集权制国家，新任总统即便没有普京那样大的魅力和威信，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并不缺少什么。新总统上任后能否顺利过渡，普京在2012年能否重返总统宝座显然还存在太多的或然因素。况且届时普京本人的意愿如何也是个未知数。

注释：

[1]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6月11日俄文电。

[2]参见[俄] 2001年1月26日《政权周刊》。

[3]参见俄罗斯新闻网2006年6月7日。

篇3：俄罗斯地缘政治及战略

一、从沙皇到苏联的地缘政治状况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 周围是广袤的平原, 北面濒临北冰洋, 缺少抵御外敌的屏障。造就了俄罗斯对于外界的不信任感, 自从沙俄时期开始, 它就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来保卫自己的疆界安全。

到18世纪初, 俄罗斯已经通过不断的武装侵略和地域蚕食, 把领土扩展到1400万平方公里, “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系来说, 陆地是足够的, 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系来说, 水域就变的比不可缺少了”。[2]1700-1721年的“北方大战”, 使俄在波罗的海获得了出海口, 并通过不断发展的海上发展, 使俄国由一个内陆国家扩张成了濒海国家。1713年, 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位于波罗的海岸的彼得堡。

欧洲是沙俄从彼得一世就确定的扩张重点, 其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都在欧洲, 俄国极需要通过同欧洲的往来来增强自己的扩张实力, 改变自己落后的经济状况。俄西部是一片一望无际的中欧平原, 俄极需要通过扩张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以抵御欧洲列强的侵略。波兰成了俄兼并的重点。维也纳分赃会议上, 俄兼并了波兰十分之九的领土, 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处于沙俄的统治之下。

与此同时, 沙俄在东、南两个方向上也在极力扩张。黑海是俄国经济贸易的主要运输区域, 巴尔干半岛是地跨亚非欧的交通要塞, 是欧洲东南部的门户, 二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经济价值。俄国的扩张野心是“使君士坦丁堡成为自由城, 把从博斯普鲁斯进入黑海的入海口置于俄国的监督之下”[3], 最终引发了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俄战败, 独占君士坦丁堡和黑海也随之化成了泡影。在东方, 俄罗斯在我国东北修建港口, 夺取太平洋的入海口, 把势力扩展到远东后, 便把野心伸向了朝鲜, 这与日本利益相违背, 从而爆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 战争失败后, 俄丧失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一切特权。

十月革命后, 波兰等国纷纷独立, 在此很长的时间里,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都是平定国内叛乱, 巩固国内政权。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秘密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和芬兰东部, 建立了一系列的亲苏政权, 使东欧变成了其“缓冲地带”。在中国, 又以外蒙独立和大连国际化等条件, 出兵东北, 基本上恢复沙俄时期的对外政策。

冷战时期的的苏联基本上是沿袭了沙俄时期的地缘战略, 德国闪击波兰震惊了苏联, “既然无法找到可以确保其安全的天然疆界, 那么将邻国变成其防御缓冲区就成了唯一的选择”[4]。通过华约组织, 苏联建立了在东欧绝对的领导权。此后, 苏联明确表示要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势力, 导致了苏美一次又一次的军备竞赛, 使国民经济迅速下滑, 在与美国争夺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盛极而衰, 最终解体。

二、冷战后的俄罗斯地缘政治

苏联的解体, 使俄罗斯的地缘环境面临着历史性的巨变, 国土面积由2240万平方公里变成了1700万平方公里, 周边环境极其恶化, 西边华沙组织的解散, 使其原有成员迅速的倒向西方, 尤其是乌克兰的独立使俄罗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失去了一大块潜在的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宗教上同俄罗斯极为接近的5200多万人”[5]。此时的俄罗斯, 自身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资源锐减, 经济滑坡, 政治动荡, 昔日的超级大国沦为第三世界的大国而已。

这时产生了三种对俄罗斯地缘政治产生影响的思潮:大西洋主义, 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

大西洋主义:强调“同西方建立伙伴和同盟关系”甚至不惜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西方国家的援助却是“口惠而实不至”。“俄罗斯总是世界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同时也是世界秩序潜在的威胁”[6]。大举北约东扩强烈伤害了俄罗斯人民的感情, 大西洋主义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民族主义:主张保存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1992年叶利钦在一次谈话中提出, 东西方都应该是俄罗斯工作的重点。在同西方的关系上, 俄罗斯不寻求对抗, 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西方的关系, 另一方面又认为应“消除对俄国家利益日益增长的威胁”[8]。

新欧亚主义:仍然是从俄国的地理位置出发, 强调东方和西方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建立强大的“欧亚联盟”, 主张在原苏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共同体”, 主张俄罗斯应以一种“中介”的身份在东西方之间寻找制衡点, 以在欧亚国家间占领导地位, 全面实现俄罗斯的复兴。这种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俄罗斯的当局者们, 包括俄前总统普京。俄罗斯全方位, 兼顾东西方的战略便是此种思想的结果。

三、俄罗斯地缘政治的走向和对外新战略

通过对地缘政治环境的分析, 伴随着对各种地缘政治思想的相互交锋, 冷战后十几年来, 以现实主义, 大国复兴的强国思想逐渐形成。俄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是“保障边界不受侵犯和领土完整, 防止国家宪法体制受到他国侵害, 巩固俄作为一个大国和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中心之一的地位”[9]。

俄罗斯的战略重点首先是应对北约东扩。北约东扩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所采取的战略, 主要是吸收前华约组织成员, 逐渐形成对俄罗斯的包围圈, 防止其东山再起。俄罗斯由于国力衰弱, 经济落后, 无法阻止北约东扩, 只能在妥协中采取遏止政策, 最大限度的保卫国家安全。俄以集体安全和双边协定为基础建立独联体安全体系, 并在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和一致的行动, 以此来保卫国家安全。在经济方面, 加快以俄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使俄有效的掌握独联体的经济命脉。通过这两点的合作, 最终形成独联体国家统一的军事, 经济, 安全空间。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言:“最惹人注目的地缘政治大动作是, 俄罗斯企图恢复他过去在莫斯科控制全部地区之霸权。莫斯科以维持和平的名义, 寻求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莫斯科保护体制。”[10]

第二个战略重点是是亚太地区和中国。俄罗斯亚台地区外交的总原则:与该地区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致力于加入亚太地区所有多边体制, 参与该地区发展。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伙伴”试图建立一种长期的, 开诚布公的, 不针对任何人和国家的互利互惠合作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战略协作的一个重要舞台。中俄双方都把上海协作组织视为反对“宗教极端势力, 民族主义, 分离主义”的地区性组织, 同时, 双方又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两国在全球和地区实现自己战略意义的有效地缘政治体制。如果上海合作组织能够与其他地区组织进行有机的协调和合作, 将可能成为从西欧到亚太的欧亚“稳定弧形地带的中心环节”。就在今年, 中俄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 双方彻底解决的历史上遗留下的边界问题, 为中俄的发展铲平的道路。

在南部, 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也面临着最为现实的威胁。自沙皇以来, 俄罗斯南部向来都是最脆弱和最动荡的地区, 车臣危机势力之强, 加之与前苏联成员国一些“不甚明确”的边界问题, 更使南部显的尤为脆弱。俄在南部的主要任务包括, 以俄罗斯利益为重, 积极调解地区冲突, 防止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阻止土耳其, 阿富汗等国损害俄经济、政治的企图;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高加索地区的泛滥, 防止该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分立主义危及俄罗斯的联邦体制。

俄罗斯的历史表明, 地理对俄罗斯的重要性超过许多其他民族, 但是, 自从独立以来,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一直处在不断恶化和紧张的状态, 这深深的激起了俄罗斯人民内心的不安全感, “地缘政治统一性的丧失引起的伤痛, 要比马列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的破产更加使广大公众难以接受”[11]。在试图借西方解决自身安全问题初遇挫折之后, 俄罗斯开始向传统安全回归, “重点防御西部, 整治南部, 稳定东部”。

但是, 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发展同时受很多因素的制约, 从经济方面来说, 在恢复经济实力之前, 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与其经济相匹配的地缘战略, 以守取攻。其次, 日本, 韩国都是美国的亚太盟国, 他们在发展同俄罗斯关系的同时, 将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 况且, 日俄之间还存在着“北方四岛”问题, 这势必会成为两者发展双边关系的障碍。

总的来说, 俄罗斯毕竟有着非常清晰的复兴轮廓, 如何将这一战略与俄罗斯的实际国力协调一致, 这将是对于掌握俄罗斯命运的政治家们的一次重大考验。

摘要：国家的实力与其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例如, 地理位置, 领土面积, 气候, 资源, 人口等。地缘因素, 作为国家构成中最稳定的因素, 对一国外交具有重大的影响。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俄罗斯, 其特殊的地缘环境, 使俄罗斯民族有着一种浓厚的地缘情结。尤其是再失去了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后, 这种情结对俄罗斯未来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都显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俄罗斯,地缘政治,对外战略

参考文献

[1]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152页。[1]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152页。

[2]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人民出版社1972年80页[2]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内幕》人民出版社1972年80页

[3]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87页[3]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87页

[4]刘雪莲:《地缘政治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182页[4]刘雪莲:《地缘政治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182页

[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1页[5]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1页

[6]基辛格:《大外交》海口出版社1998年755页[6]基辛格:《大外交》海口出版社1998年755页

[7]方永刚:《大国逐鹿:新地缘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84页[7]方永刚:《大国逐鹿:新地缘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84页

[8]《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总统令第1300号1997年12月17日) 。[8]《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总统令第1300号1997年12月17日) 。

[9]基辛格:《大外交》海口出版社1998年755页[9]基辛格:《大外交》海口出版社1998年755页

[10]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0]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篇4：俄罗斯双头政治变奏

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刚满一周年，俄罗斯人已经怀疑梅普组合正在走向分裂。这种怀疑更早来自西方世界，因为在俄罗斯的政治历史当中几乎没有长久维持的“双头政治”。

在过去两个月中，梅德韦杰夫连续两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普京掌管的政府在经济危机中行动过于缓慢，效率低下。这些表态不仅将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形势展露于世，也将他自己推到了俄罗斯的政治前台。

普京时代的繁荣已经结束

过去9年，普京一直是俄罗斯的英雄，权威不可动摇。叶利钦也曾有过这样的黄金时期，虽然相对短暂。1998年的危机使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地位和威信降到最低点。现今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多个城市爆发游行示威，反对派将矛头指向普京，认为普京应对危机不力，要求其引咎辞职。

俄经济学家杰里亚金认为，“普京时代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但主要还是由于这些年来俄国政府没有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石油的依赖”。

“石油经济”是俄罗斯人脱离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的稻草，也是普京时代繁荣的法宝。它使得“普京主义”受到热烈欢迎，也使得它逐渐演变成一种恢复帝国雄风的象征。它的单一性适合普京“可控管理”的经济原则，也符合“民主主权”的政治原则，但是它却不符合全球化时代下多样化的经济发展原则。

在普京执政的8年中，石油出口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也逐渐成为拉动俄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过度依赖能源产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也为俄罗斯经济埋下了隐患，它使得俄罗斯经济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

俄罗斯财政部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俄罗斯依靠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共获得47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其中的72%用于国家财政，而其余部分则用于政府经常项目支出。

但是由于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期货原油价格迅速下跌，俄资本市场随之产生剧烈波动，仅在2008年11月一个月之中，俄罗斯外汇储备便缩水了288.7亿美元，而卢布也急速贬值。

目前三大国际信誉评级机构中，除Moody's给以俄外汇市场正面的评级外，其余两家S&P和Fitch都给以了负面的评级。

“由于金融危机对全球资本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的高度传染性，俄罗斯在经济危机中难以独善其身，而俄罗斯经济以单一的能源出口为主，它可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冲击。”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汪宁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评论说。

当前，俄罗斯乌拉尔(Urals)原油价格是俄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判断依据，但这也使得俄经济政策包含诸多的不确定性。2009年俄政府的财政预算以每桶95美元的平均价格计算，2011年则为88美元。

但是，3月13日纽约国际原油期货交易价格为46.25美元每桶。这也使得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按此情形发展下去，俄政府赤字将会不断扩大。政府制定的经济刺激计划也不可能不受影响。

较早前，英国《卫报》刊登了一则重磅新闻，指普京正考虑下台。有传闻说，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公众不满的焦点，普京正考虑辞去总理之职。

梅德韦杰夫的民主化道路

自从梅德韦杰夫被选举为俄罗斯总统以来，就有人预言他只能在位18个月左右，然后就会下台，为现任总理普京重返总统宝座铺路。

梅德韦杰夫上台后一个最引人注意的决定就是向格鲁吉亚开战。然而在俄格交战期间，人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更多的是普京，而不是梅德韦杰夫。

但金融危机给了梅德韦杰夫挑战普京的机会。

“我们的动作太过迟缓，在危急时刻这令人无法接受。问题不在于宏观经济或是全球金融崩解，纯粹只是行动不够快速和效率不高。”2009年2月20日，梅德韦杰夫在西伯利亚东部城市伊尔库茨克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批评政府在经济危机的表现。梅德韦杰夫要求俄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将经济计划更为明确具体地传达给俄罗斯人民。

俄联邦统计署数据显示，1月份俄罗斯工业生产值下滑了16%，创历史新高。而CPI依旧高达13.9%。

在表达对政府不满的同时，梅德韦杰夫也开始了一系列政府“换血“的行动。

由于不满地方在经济危机中作为，梅德韦杰夫免去了俄4个州州长的职位，并且这4名州长都是普京提名的人选，而新任命的州长中还包括非执政党人士，梅德韦杰夫希望通过“换血”的方法重整地方经济。

地方政务是普京作为“实权总理”的重要标志。俄罗斯的政治传统是，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任免，地方政务由总统办公厅负责处理。但普京在卸任总统前夕签署一项法令，规定地方行政长官的年度述职报告要先提交政府，由总理作出考评结果，然后呈报总统。

关于这场人事变动，梅德韦杰夫此前就做了“预警”。他曾在电视讲话中指出，克里姆林宫不会对“无能、懒惰和渎职”的官员熟视无睹。

根据俄通-塔斯社消息，3月13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任命年轻的叶琳娜•思科林尼克为新的农业部长，代替戈尔杰耶夫。此前，戈尔杰耶夫已担任了将近10年的农业部长。

叶琳娜•思科林尼克是一位拥有医学和商务管理学双学位的CEO，典型的政治圈外精英。根据俄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的新人选获得了俄罗斯工业界人士的好评。而叶琳娜•思科林尼克也因此将成为俄罗斯政府首位女性农业部长。

在过去几周中，梅德韦杰夫走完了俄罗斯过去多年未曾走过的民主化道路。

他否决了杜马扩大叛国罪的提案；恢复俄罗斯人权理事会的运作并任命了新的人选；要求改善监狱条件，鼓励犯人通过使用电子手铐(外形似手链，可确定犯人位置)代替羁押；降低俄杜马门槛，给以较小政党团体以更多的权力，并且会见独立媒体代表和任用反对派人士。

3月10日，梅德韦杰夫第一次主持了俄罗斯反腐败委员会的工作会议，并将打击腐败工作列为其工作的重点。在同一日，他还在签署了为期5年的俄政府行政改革草案，目的在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对持自由派思想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从没有服过兵役的总统正在开创自己的政治新路，走一条比他的前任更自由的路线。

他们还没有分裂

但是，当前经济形势下，俄罗斯比以往更需要梅普的合作以稳定经济社会发展。而现实情况也表明，“梅普组合”也继续在发挥着作用。

“梅普之间政治关系可能出现了裂痕但是还没有分裂。因为在目前条件下梅普之间还不存在明显的冲突。” 加拿大卡雷顿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罗伯特•卡特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季马科夫瓦是梅德韦杰夫的新闻发言人。每当媒体询问她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不同之处时，她总是给出同样的回答，而她的答案和最初普京所说的是一脉相承的：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工作关系正像宪法所规定的那样，他们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也是有清楚的界定的。

目前没有传出任何有关普京对梅氏“反击”的报道。在梅德韦杰夫在对俄政府经济行动表示不满后，俄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更为明确地介绍俄当前实施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加大经济政策的执行力度。

3月11日，普京在向国有煤矿公司的煤矿工人介绍完俄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后，又在当日的政府与地区发展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俄政府对于地区的经济援助将上升至3000亿卢布(约85.7亿美元)。他要求地方政府认真履行职责利用好每一分钱，防止重蹈以前的错误。

篇5：俄罗斯现在的政治经济情况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2倍。

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 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 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

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 至1万卢布不等

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注：最新汇率10卢布=2.9731 人民帀)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3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我们再看看剧变后的东欧,到了2006年已经有两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馀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苏联解体16年，俄罗斯为什么崛起这么快?

俄罗斯从前苏联手中接过百废待兴的国家后,目前外汇储备达8000亿美圆(人口不到2亿),他们的崛起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能否从俄罗斯以下提供的与前苏联不同的政策加以思考:

一、在俄罗斯公民随时可以进行游行和示威，罢工也被认为是解决劳动纠纷的合法方式规定到宪法中。因此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红场上的游行队伍。

二、在俄罗斯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宗教都可以自由地在俄罗斯进行传播，目前俄罗斯归还了前苏联时期被占用的教堂给宗教团体使用，现在城市最漂亮的建筑又恢复为教堂等建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良心自由和宗教团体法》的保障。

三、在俄罗斯人民获得了新闻自由，发行少于1000份的刊物，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保障。在俄罗斯联邦根据这部法律成立了数千家私有的大众媒体，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

四、在俄罗斯确立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按照需求生产，企业效率得到了恢复。欧盟和美国已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

五、在俄罗斯实施了多党制度，政党只要到司法部进行登记备案就可以成立了。多党制度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保障。政党的所有经费由各政党自己解决。

六、在俄罗斯联邦实现了自由选举。包括总统大选和议会大选。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选举频繁。从1991年到2004年，全民公决就有7次：4次议会大选，4次总统大选。自由选举由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法》。

七、俄罗斯联邦实现了司法独立。联邦法官统一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工资和待遇完全由联邦财政支付，法官不得成为任何党派的成员。保证法官独立。

八、俄罗斯联邦实现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任何政府成员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并且与磕?月1日前申报上个会计的收入和财产变化情况。这些申报可以通过媒体公布，以便公民监督和举报。由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政府法规定和保障。

九、俄罗斯完成了卢布的国际自由兑换货币的转变。卢布6年来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状态。俄罗斯公民允许自由迁徙，取消了户籍制度，俄罗斯人实现了拿著护照和卢布到世界各地观光和工作。

十、俄罗斯加入了欧洲人权条约，实现了和平时期不执行死刑的承诺。俄罗斯被列入不执行死刑国家。俄罗斯人可以到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俄罗斯联邦侵犯人权问题，俄罗斯取消死刑执

行。

十一、俄罗斯提前偿还了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所有1150亿美金的债务。其中提前偿还了巴黎俱乐部的债务近500亿美金。免除了伊拉克的90亿债务。

十二、俄罗斯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前苏联时期的外汇储备。超过了包括前苏联时期15个加盟共和国的总和。

十三、俄罗斯恢复了十月革命前粮食出口大国的地位。前苏联的70年基本上是粮食进口大国。目前俄罗斯是粮食出口大国。

十四、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在福布斯前100排名中已经达到27人。仅次于美国。

十五、俄罗斯在商用航空器发射市场中名列前矛。美国航天飞机失事后长达2年半的时间里独自维护国际空间站。最近更推出了国际旅游计划。最近宣布将发射载人航天器登陆火星。

十六、莫斯科在全球城市中综合实力排名为第12名，超过纽约。莫斯科有7个火车站，世界最漂亮和便捷的地铁。莫斯科1000万人口。莫斯科每3个人拥有一辆小汽车。城市交通秩序井然。

十七、俄罗斯实施统一的13%个人所得税税率，是欧洲国家中个人所得税最低的国家。

十八、俄罗斯银行基本上都是私人所有。英国《银行家》杂志日前刊登了2004年世界银行1000强，其中俄罗斯有22家银行入选。2004年俄罗斯银行的平均利润值上涨了26.1%。

十九、俄罗斯住房，水，电，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有的收费只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多家庭不知道水表是什么。

二十、俄罗斯除了总统以外，包括总理在内的任何官员退休以后就是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二十一、俄罗斯联邦保卫局目前只需要保护下列人员：总统，宪法法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仲裁法院院长，联邦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主席，总理。

二十二、俄罗斯是八国集团的成员，2006年八国集团峰会将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召开。

二十三、俄罗斯的电力供应主要靠核电站，为此保护了环境，节省了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

二十四、俄罗斯的汽车基本上由本国生产和供应。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最近刚刚庆祝其第2300万辆汽车下线。

二十五、俄罗斯总统的专机全部为俄罗斯自己生产，包括：图154，伊尔-96-300等；俄罗斯国内航线的民用飞机也基本上是国产。

二十六、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四个路线图计划，根据该计划俄罗斯联邦与欧盟之间在基本问题上实现了统一。包罗万象：司法领域，通讯领域，航空发射领域，工业标准，药品标准，教育标准，甚至高速公路标准和航空标准等均实现了统一。

二十七、俄罗斯联邦总统每年与美国总统举行8次以上正式会晤。包括双方互访各两次以上，八国集团会议期间，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美欧峰会期间，等等。

二十八、俄罗斯总统至少每年一次举行电视直播回答公民提出的任何问题；俄罗斯联邦总统至少每年一次举行大型新闻发布会。回答来自世界各地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俄罗斯联邦总

统在国家发生突发事件时候，立即发表电视讲话。

二十九、俄罗斯联邦实现了学龄前教育，基础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强制性和完全免费。大学教育也实行高额奖学金制度。

三

十、俄罗斯联邦治病不需要支付挂号，检查和治疗费用。药品的费用由国家控制并有高额补助。

三

十一、俄罗斯联邦所有公职人员，在其就职的时候必须向人民宣誓。上到总统，下到宪法法院法官，普通法官，人/权全权代表，在就职的时候都必须要进行宣誓。总统的宣誓仪式最隆重。要现场直播。总统的宣誓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核心就是捍卫人/权。法官就职也必须宣誓捍卫人权和对宪法和法律负责。政府总理和各级官员在就职时都必须宣誓。宣誓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履行职务的时候捍卫人权.三

篇6：浅析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

潘德礼

 2011-03-07 08:20:27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普京执政以来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强大的“政权党”。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不利因素和不定因素。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执政当局造成振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叶利钦 政治发展 “可控民主”

【作者简介】 潘德礼,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经历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政治动荡以及叶利钦时期的激烈政治纷争,俄罗斯进入普京时期。作为叶利钦选定的继承者——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职务后励精图治,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国家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消除政治斗争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干扰;有步骤地利用法律手段和政治压力打击寡头,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经过第一总统任期内的治理整顿,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前景逐渐清晰起来,即放弃空洞的“民主”口号,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为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一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

叶利钦执政8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它们从各个不同侧面影响着国 家政局的稳定。然而,核心的问题是政权问题,普京针对政治领域最突出的3方面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扭转了政治混乱局面。

第一,叶利钦时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联邦制问题,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普京顺利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领导的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军事打击,而他当选总统后最先也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展开调整和改革。

在整个叶利钦时期,特别是他执政中后期,由于改革政策的失误,强大的反对派始终对执政当局保持着巨大的压力,迫使执政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反对派,不断地与反对派占据多数的国家杜马进行斗争、协商和妥协。在此背景下,叶利钦采取了中央向地方领导人让步换取地方精英支持、保持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的策略,相应地在对待议会两院的态度方面叶利钦更多的是利用聚集着地方领导人、“地方精英”的联邦委员会(上院)来制约云集了各种反对派的国家杜马(下院)。这种政治形势使得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和控制大受影响,除车臣问题更为特殊之外,各种地方势力、“地方精英”自行其是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同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俄罗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地方上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发挥各自的潜力,探寻不尽相同的发展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对减轻中央负担与活跃地方经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地方对中央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依赖性减弱,尤其是总统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地方当局的依重,导致地方开始摆脱中央的控制,各搞自己的一套。地方行政长官从原来的由总统任命变为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之后,其权力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时也为他们违背总统和中央政府意志,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自行其是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许多地方权力机关藐视联邦宪法和法律,对联邦统一的政治法律空间构成威胁;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处理当地事务中独断专行,形成一个个权力中心,联邦中央政令不畅。

针对这种状况,普京从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一方面,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维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把搞民族分裂的恐怖主义和团伙犯罪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严加防范和打击。另一方面,在他就任总统后立即着手消除叶利钦时期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严重脱节、地方官员自行其是的现象。普京强调指出,经济纪律、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联邦主体彼此负责,这是俄罗斯民族政策的3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心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权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领导。为此,于2000年5月出台了设立七大联邦区的改革方案,并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一整套有关改革联邦体制的法律草案,其中包括《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以及《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设置原则的修正法案》。正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普京提出了要实行“法律专政”的主张。可以说,不处理好联邦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就谈不上俄罗斯的政局稳定。

普京在联邦制改革方面的步骤是十分清晰的,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使联邦中央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成为管理国家和推行其他联邦制改革措施的直接保障;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通过《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决策的能力。在其第二总统任期开始不久,以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为契机推出了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普京认为:“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和成分复杂这一角度来说,由地区民众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地方立法机关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总统提出的州长人选进行投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没有违背民主原则,也没有违背俄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的民主原则。”[1]

经过对联邦制一系列改革,俄罗斯的联邦制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去俄罗斯个别地区实际上不受俄联邦法律的制约,我们消除了这种绝对无法接受的局面。现在对于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地区来说,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至高无上已成为生活的准则。”[2]而说到底是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长期以来影响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政局稳定的车臣问题得到了控制,在车臣恢复了法制,建立起了符合俄罗斯宪法的地方政权,非法武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遏制。

第二,叶利钦时期,形形色色的党派利益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实施。在这方面,普京上任以来采取了有步骤的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自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苏联和叶利钦掌权伊始的俄罗斯实行多党制以来,俄罗斯的多党制一直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之中,到普京上任时远未发育成熟。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为同执掌国家政权的苏共进行夺权斗争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政党、政治组织和运动,这种以“街头政治”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多党政治局面带来的是社会政治动荡。经过俄罗斯建国初期两大权力机关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洗礼、筛选,到1993年新宪法通过生效后,随着政治斗争从无序到有序、从“街头”转到议会讲坛,混乱的政党斗争局面逐渐清晰起来。此后,通过不断的分化组合,特别是多次国家杜马选举,政治力量格局处在动态的稳定当中。

尽管如此,在整个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仍然很不成熟。其一,派别林立,而真正符合议会制原则、能够反映不同阶层选民意愿的政党却寥寥无几。除俄罗斯共产党之外,几乎所有政党本身都缺乏明确的纲领、组织和稳定的社会基础。各政党及其领导人对政权当局的态度乃是决定其政治空间的基本因素,而各集团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对现政权的态度与意识形态宗旨的性质之间,相互关系十分模糊,而各政党的纲领口号和它们领导人的实际行为,也很不一致。当对政权当局的态度成为政党自我定位的基本标准的时候,“赞成-反对”这一最简单的轴心开始占据优势地位。结果,整个政党体制都被吸引到两极化当中去,尽管实际上任何时候也没有到达两极化。而且,许多党派的立场、观点又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纲领性宣言来简单地加以判断。例如,根据当时对叶利钦政权的态度,也可以将所有的政党分为两类,即支持叶利钦政权并在其中有自己代表的党和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这个政权的党。反对派的党几乎包括所有左派、大部分中派力量以及一部分右派;拥护现政权的党包括一部分中右派、大部分右派激进分子以及部分极右派。

其二,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尤其是反对派——俄共长期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状况,叶利钦执政时期依靠强力部门、以“金融寡头”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来实现其统治,到其执政后期又出现了非选举产生的总统办公机构、“家族”势力暗中操纵权力的现象,而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防范与限制的策略,将党派争论限制在立法机构范围内,始终坚决反对成立联合政府,反对议会多数党派决定政府的组成,而主张政府应当是无党派色彩的专家政府。这对党争不断的转轨初期来说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有助于政府远离政治斗争的旋涡。然而,这种做法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议会多数党派不能直接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更无法建立议会多数派政府,从而影响了政党政治的发展。

普京任总统以后,随着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党派格局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支持、拥护普京总统和政府的派别开始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左派共产党人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右翼自由派甚至被挡在国家杜马大门外,大多数党派对普京和政府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寻求妥协、合作的意愿。

然而,正如普京所说,“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显而易见,“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3]“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政党弱小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政权当局有好处,这样政权当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规则行事。”[4]为此,普京上任以来积极促成成熟政党体制的形成,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当然是以扩大“政权党”的力量,削弱主要的反对派政党,特别是俄共的影响为前提。

2001年7月出台了《政党法》,以规定政党最低组成人数、明确提升政党在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方式促进政党联合的趋势。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推出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修改现行的国 家杜马议员选举办法,取消单一选区制,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均以采用政党名单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所有这些措施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政局的稳定,而更重要的是为了着眼未来的政治发展。

第三,在叶利钦时期,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寡头们和“家族”势力干预国家政治进程,影响国家政权机关决策,致使国家政权机关威信扫地。普京执政后不久便明确了国家政权与寡头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关系,随着叶利钦“家族”势力退出,个别“不驯服”的寡头受到法律制裁,寡头势力虽然不可能被消灭,也起码受到了遏制。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以 瓜分国有财产的方式造就了一批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融工业集团,出现了金融寡头干预国家政治进程的现象。他们在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同时,寡头们借助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媒体,肆意操纵公共舆论,兴风作浪,甚至凭借金钱的力量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背后操纵国家。特别是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谋求竞选连任的叶利钦遭遇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有力挑战,这时正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们出钱、出力给叶利钦竞选总统以大力支持,并在叶利钦连任后获得了丰 厚的回报。金融寡头们与叶利钦“家族”势力相互勾结又勾心斗角,成为叶利钦执政后期的一种政治现象。

削弱寡头势力,让其“安分”地从事经济活动,排除寡头对政治进程的干扰是普京巩固其权力的重要步骤。既要严厉打击寡头对政权的渗透和腐蚀,又要考虑到寡头手中资源对国家的特殊影响。

要协调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体现社会公正,就要解决寡头势力这个“黑洞”,但是出于稳定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需要,又不可能大规模重新审视过去的私有化。为了实现政治稳定,普京在执政初期曾与他们达成不得干政、政府支持其合法经营的妥协。普京同时希望垄断寡头能够配合他的强国战略,大力发展经济。然而,问题是追求强国目标、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当权者与靠瓜分国家财产发家、控制着国家80%经济的寡头势力之间不可能保持永久的相安无事。普京执政后,在保证不重新审理私有化结果的同时,开始清理寡头的媒体王国,夺回舆论报道的主导权。接着又以法律手段打击不听话的寡头,2000年便开始对“不听招呼”的寡头的经济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流亡国外,2003年10月又将俄罗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结束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显然,普京总统反寡头行动就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挤压寡头集团的势力范围,力图使他们成为对政权有益无害的民族资本,同时使国家政权控制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更多的资源。

普京治理俄罗斯的基本方略可说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经过这种治理整顿,政治秩序得以恢复,国家政权得到了加强,普京因此而得到多数党派的支持和广大民众的拥戴。

二 普京的执政方式与俄罗斯政治现实

经过5年多的执政实践,政治领域诸方面消极因素受到了抑制,政治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政治形势保持了稳定,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然而,俄罗斯国内外,有关总 统集权、民主发展受阻的议论和指责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在俄罗斯国内针对普京总统的批评毕竟大大少于赞誉。

与叶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时期的俄罗斯政治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新俄罗斯两位最高执政者执政方式上的不同,特别是对民主的理解不同。

作为苏共的叛逆、苏联的掘墓人,叶利钦虽然从未明确主张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但他的政治立场还是十分清晰的,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维埃制度,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作为新俄罗斯第一任总统选定的“接班人”,普京在继承叶利钦所开创的“民主大业”基础上,对有关国家发展道路和国 家未来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他所坚持的基本点是在承认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否定苏维埃发展道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5]。也就是说,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然而,这种“大方向”上的一致并不妨碍普京采取一系列不同于叶利钦的政策、方针对俄罗斯进行重新改造。

叶利钦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苏维埃体制,建立所谓的民主政治,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以总统集权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政权结构,这个过程已经完成。而叶利钦时期又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上的混乱民主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又是与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相联系的。对此,普京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指出,“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我们正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6]

普京执政后在政治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政权,使之有效率。为此他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各种有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势力:打击地方分立主义、“削藩”,将地方精英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分化、压制反对派,扶植“政权党”占据议会多数,形成与总统合作,甚至听命于总统的立法机关;打击、削弱寡头势力,夺回对舆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显然,作为一个强势总统普京在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全国统一法律,加强中央政府的行为能力,确保政令畅通的同时,形成了新型的权力结构:普京依靠广大民众的社会支持、官僚行政体系的实际运作,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牢牢地将国家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总统集权,总统的权力已很少甚至基本不受制约。

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民主混乱期的俄罗斯,普京强势总统的执政方式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种强势总统执政方式显然不同于专制独裁、极权统治,甚至也很难说它导致民主的倒退,因为它并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终遵守基本民主原则,起码是保持了程序民主,但也确实不同于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并因此而不时受到俄罗斯国内外“民主捍卫者”的批评、指责。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国内民主问题的“关注”、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批评,普京不止一次地作出回应,强调“俄罗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大的欧洲国家。经过欧洲文化锤炼而获得的自由、人权、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数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社会明确的价值方向。”“俄罗斯是自由国家。”[7]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有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有权自主决定民主发展进程,西方的民主实践也并不是无懈可击,也存在着弊病。“„„美国政府和公众对我国的政治进程有不同的看法,应当说,我们也不赞同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会倾听;如果是想把水搅浑,我们就不理睬它。”[8]

普京执政方式的核心是国家主义,这是由他认定的振兴俄罗斯的强国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为了振兴国家经济,不得不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而这一任务也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俄罗斯人发明的“可控民主”这一提法是对普京时期政治现实和普京执政方式较为准确的概括。普京的执政实践恰恰证明,尽管他也致力于法制建设,处处依法办事,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使其能够事实上成为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这种“可控民主”的实质也就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在俄罗斯目前的发展阶段,“可控民主”的确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并因此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经过4年多的治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俄罗斯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正如普京所说:“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9]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民众已经厌烦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思想政治倾向性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为那些立场相互敌对的极端主义政党所左右。整个社会开始由两极逐渐向中间靠拢,从而使社会对立程度大大降低,希望社会安定、国家政权发挥更大作用的社会情绪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在此背景下,人民群众接受了普京的“可控民主”。而随着普京执政以来一系列强化国家政权措施的实施,国家的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国家政权机关对社会政治进程保持着有效的控制,在遵守新闻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舆论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监督与控制,对包括因车臣问题而引起的恐怖袭击活动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也表现出一定的及时应变能力;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所有这些无疑增进了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和依赖程度,在开始新一轮社会福利改革之前,民众对普京总统和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第二,形成了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社会转型初期,政治精英处于分散状态,不仅各种类型的精 英是分散的,而且就是同处一个阵营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各种政治力量构成及政党格局中。同样,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他们之间也在不断地勾心斗角,以求更多地靠近总统,影响国家高层决策。社会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政治精英们失去了以往苏维埃时期那种思想组织约束,到叶利钦执政中后期寡头干政现象的出现更加剧了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争斗程度,腐败现象丛生[10]。当时的许多政策,特别是有关国有资产的拍卖活动几乎都是精英们——上层统治者、官员、议员和寡头之间幕后交易的结果。与叶 利钦时期相比,普京执政以来,坚定地依靠行政系统和强力部门,大量启用“带肩章”的人——有军队、克格勃背景的人,努力消除寡头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干扰,加之普京本人作为强势总统对国家政权机关控制能力的加强,保持了精英集团、干部队伍的稳定与相对团结。尽管精英之间的明争暗斗不可能完全绝迹,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十分尖锐,但与叶利钦时期相比精英集团之间的争斗明显弱化了,或者说更加隐蔽了,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起码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安定团结。

第三,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对地方当局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如上所述,通过实施一系列加强国家垂直权力体系的措施,以设置联邦区和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方式,使联邦中央、总统拥有了对地方当局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制;将裁定地方领导人、地方议会违宪行为的权力收归联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联邦中央约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预机制;将地方领导人的影响力限制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预、影响联邦中央的能力;改变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实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权。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联邦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和遵守的共同规则——联邦中央在政治上加强管理,地方当局在经济领域拥有自主权,地方当局、地方精英对联邦中央和总统表现出了尊重和服从的态度,叶利钦时期经常出现的那种不服联邦中央和总统管的现象基本没有再出现过。然而,这是以联邦制本质性的变化为代价的,尽管普京认为“我不认为我们应转向单一制国家,尤其是苏维埃式的单一制国家。”[11]

第四,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党”,党派斗争烈度大为缓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普京时期,随着社会情绪的变化,政治力量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大势已去,主张恢复苏维埃体制的左翼和主张全盘西化的右翼自由派 都已丧失民心,中间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左右两翼纷纷向中间靠拢。在此背景下,当权者对仍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左派共产党人进行了有步骤的分化、排挤,使其活动空间日渐缩小。与此同时,“政权党”的实力不断增强,实际上成了议会的主宰。

当然,俄罗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基本政治现实是:普京作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强势总统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根本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国家政权机关软弱无力的状况。

三 俄罗斯政治发展趋势

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以及对叶利钦政治“遗产”的扬弃,保持了俄罗斯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然而,随着普京第二任期的开始,随着2007年议会选举尤其是2008年总统选举的日益临近,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角逐,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问题又显现了出来。

4年多来,俄罗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确取得了明显成就,完成了能够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迅速见成效的各项任务,这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以法律的通过和实施所能完成的任务,如上所述的改造联邦制,改革政党体制,破除寡头干政同时建立对舆论的控制等几方面的任务。所有这些无疑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总体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俄罗斯积累的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这些问题尚需时日,而随着新一轮政权更迭的临近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将对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包括:第一,普京的“可控民主”,即强势总统的执政模式首先面临的是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效率和廉洁问题。普京的所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而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构成这一体系的各级官员来实现。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傲慢的集团,把国家公务看作是一种生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头号任务仍是提高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官员严格守法、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12]。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可能一蹴而就,行政改革“„„不只在政府中慢,整个国家都慢。我虽然愿意像希望发生大激变的人一样高兴,但却没有看到激变,没有看到大的变化。还是让我们客观地看看现实吧。我国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是超官僚主义的经济和超官僚主义的国家,官员有权自作主张地决定一切。不仅官员,连同官员无关的人都这样想。所有的人都等长官决定„„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但我觉得我们是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政府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13]在进行这种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他们或明或暗地抵制甚至反抗。

第二,无论是联邦制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党体制改革,确定制度、机制,明确“游戏规则”还仅仅是第一步,虽然是关键性的一步,而使这些硬件设置发挥作用,取得实际效果,除了要靠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保证外,还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在这里,中央与地方关系、官僚集团与掌握着 国家大部分经济的财阀、寡头之间关系仍然是问题的关键。普京的联邦制改革和打击寡头行动取得了成果是事实,然而真正理顺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前者解决起来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叶利钦时期的教训说明,地方离心倾向发生于中央政权软弱之时,也正因为如此,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

至于说到国家政权、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普京削弱寡头势力、消除寡头干政现象可说是见了成效,不听招呼的寡头受到 了法律的制裁,其余的寡头们“守规则”了。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来自国内自由派阵营和西方国家就破坏民主、干预自由经济活动等对俄罗斯政府的指责,实际上也使得国内投资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普京出于政治、经济多方面考虑开始对寡头采取怀柔政策,试图用为包括寡头、财阀在内的生意人提供财产安全保证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中立,使他们安心经营活动,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从长远看,金钱必然要影响政治,使寡头们完全脱离政治、失去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国家政权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叶利钦时期精英集团与寡头、官僚集团与商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不少官员实际上从这种关系中获取经济实惠,以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同寡头、商界人士进行利益的“等价交换”。这种状况当然是隐蔽的,很难限定它们的范围和影响程度。

第三,2005年开始的社会福利改革触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满情绪,普京的社会支持率也因此而下降。左派共产党人、右翼自由派都在借机而动,传统的左翼力量如俄罗斯共产党以劳动者利益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右翼力量联盟以恢复民主价值为口号,大量的小 型政党和非政府组织则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在此情况下,民众的抗议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普京政权的基础。

第四,车臣问题一直是影响俄罗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车臣恢复重建工作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暂且不提。近年来,俄罗斯境内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有关。因此,对国家政权来说反恐任务十分艰巨,此项任务关系着社会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政局产生影响。

第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未因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使其国际环境得到改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从未停止过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北约东扩的压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机积极向中亚国家渗透,在中亚地区保持了军事存在。近来一些独联体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使俄罗斯周边环境不断恶化,这些经“颜色革命”形成的政权大多依仗美国人在背后撑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如果这一进程不断延续、发展,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势必会再次抬头,对政权当局产生巨大的压力,普京的外交政策难免会受到批评,引起精英集团的不满,从而影响执政当局的威信。

第六,最近一个时期,西方国家推动的“颜色 革命”在一些独联体国家频频得手,并有进一步蔓延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俄罗斯的反对派,特别是自由派、民主派政党。对此,俄罗斯政权当局是有警觉的。普京指出:“如果说到整个后苏联空间,令我不安的是用非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这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搞不断革命。一会儿是‘玫瑰’革命,一会儿是‘天蓝色’革命,或是别的什么。一个社会的内部应当建立某种规则和机制。当然,需要关注、支持和帮助民主。但如果走上不断革命的道路,对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没有任何好处。整个后苏联空间就会陷入一连串的没完没了的冲突,造成沉重后果。”[14]在2005年4月25日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作的国情咨文中,普京以大量篇幅谈及民主建设、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道路问题,显然是对“颜色革命”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国内妄图借“颜色革命”寻机而动的反对派势力的警告。

当然,以上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消极因素,还只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目前尚不足以影响俄罗斯政局的稳定。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罗斯,能够对政权当局造成震动的恐怕也只有来自精英集团内部、来自官僚体制内部的挑战。

随着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对象。普京多次 明确表示他将尊重宪法,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届满时移交总统权力。这将是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国家政权牢固程度的一次重要检验。正如普京所说:“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跨过2008年这个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界线。需要尽一切努力以应有的民主方式举行俄联邦总统的大选。”[15]可以预计的是,由于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作为得到了俄罗斯社会多数的拥护,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政治体制尤其是权力体系基本定型并得以强化,各种反对派难有施展自己抱负、向选民展示自己治国才能的空间,尽管各派也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但出现“黑马”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最有可能来自执政集团。对照叶利钦后期当政者为最高国家权力交接问题煞费苦心的情景,可以清楚地发现,普京时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叶利钦面对来自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领导的中左派力量的强有力挑战,又有强大的反对派政党俄共的掣肘,采取了一整套战术手段把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普京推上向国家最高职位发起冲刺的制高点,为其当选俄罗斯总统做好了各种铺垫,创造了最好的时机。而普京时期反对派力量均已无法构成对政权的那种强大冲击力,同时由于普京执政以来他本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在俄罗斯上层精英当中始终没有出现有相应政治影响的出类拔萃人物,而使得未来的最高权力交接变得困难和神秘,同时也增加了偶然成分。

(责任编辑 向祖文)注释： [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2]2003年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3]〔俄〕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载《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82页。[4]同上。

[5]前引书:《普京文集》,第5页。[6]前引书:《普京文集》,第10页。

[7]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所提交的国情咨文。[8]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http:///chn/? SID=21&ID=631 [9]前引书:《普京文集》,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