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20大家规家训

中国传统20大家规家训（精选3篇）

篇1：中国传统20大家规家训

〖家规祖训〗中国古代20大家规家训，持家、旺家、传家

中国古代20大家规家训，持家、旺家、传家

一、姬旦《诫伯禽书》

作者周公旦(约公元前1100年),姓姬名旦，称周公。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周成王亲政后，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

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译文：亲戚故人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有德行的人即使力大如牛，也不会与牛竞争力的大小；即使飞跑如马，也不会与马竞争速度的快慢；即使智慧如士，也不会与士竞争智力高下。

德行广大者以谦恭的态度自处，便会得到荣耀；聪明睿智而用愚陋的态度处世，你将获益良多。

赏析：《诫伯禽书》讲的是谦虚谨慎的美德。即使贵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些品德。不知谦逊从而招致身死国丧,桀纣就是这样的例子。你怎能不慎重呢?”

二、孔子家训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译文：这句话意思很明了。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就是小步快走。在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低着头，很快地这样走过去，这叫“趋”。那么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何以言“——不学诗怎么会说话？

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何以立“不学礼怎么做人？ 赏析：这个故事就叫做“过庭语”，也叫“庭训”。后来根据这个故事，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在古代就叫“庭训”。学诗和学礼，讲的是读书和做事，这是人生很重要的两个问题。

三、刘邦《手敕太子文》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

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赏析：《手敕太子文》是刘邦病危时（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三月）为确立嫡长子刘盈为帝位继承人，并对其进行谆谆告诫和嘱托而亲笔撰写的遗训。在这篇遗训中，刘邦深悔早年轻薄文人之举，并以现身说法告诉儿子为学的重要性。同年四月刘邦驾崩，五月，十六岁刘盈继皇位。

四、司马谈《命子迁》

作者司马谈(?—公元前110)，西汉夏阳(陕西韩城)人,子司马迁。汉武帝时任太史令。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赏析：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这就是司马谈的《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

五、《诫子书》《诫外甥书》

作者诸葛亮(181-234)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是古代家训中的名篇，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道理，读来发人深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译文：以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诫外甥书）

译文：一个人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慕先贤，节制情欲，去掉郁结在胸中的俗念，使几乎接近圣贤的那种高尚志向，在你身上明白地体现出来，使你内心震动、心领神会。要能够适应顺利、曲折等不同境遇的考验，摆脱琐碎事务和感情的纠缠，广泛地向人请教，根除自己怨天尤人的情绪。赏析：诸葛亮46岁才得子诸葛瞻。他很喜欢这个儿子，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栋梁。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子叫庞涣,深得诸葛亮喜爱。诸葛亮常年征战,政务缠身,但仍不忘教诲儿辈。他写给诸葛瞻和庞涣的两封家书，被称为《诫子书》和《诫外甥书》。

中国古代20大家规家训，持家、旺家、传家

六、琅琊王氏家训

琅琊王氏有中华第一望族之称，自汉谏议大夫王吉“始家臬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即开创了家族贵显的先河,后经东汉魏晋南北朝至唐末约一千年，族中竟有六百余人将名字刻在了人类文明史上,单宰相就出产了九十二位。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译文：言行能一致，是信的极点；把美名推让给别人而自己承担过失，是德的极点；传播好名声使亲人显赫，是孝的极点；兄弟和乐，宗族欢欣，是悌的极点；在财物面前没有比谦让更好的了：这五条，是立身的根本。

七、《颜氏家训》

作者颜之推(531—591)，祖籍琅琊临沂，先世随东晋渡江。他经历南北两朝，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历代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赏析：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思想学识,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共有七卷计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

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

八、钱氏家训

无锡鸿山钱氏（原籍浙水），先祖吴越王钱鏐。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玄同、钱三强、钱基博、钱钟书、钱复、钱穆、钱逊……包括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裔科学家钱永健，都是钱王后裔。三十多世，仅遍布海内外的科学院院士就有100多人。有评论称钱氏家族千年兴盛，近代俊彦接踵的原因出自家族重视传统教育的家庭教育模式，而《钱氏家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

赏析：《钱氏家训》基于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个角度出发，为子孙订立了详细的行为准则。钱鏐在临终前，曾向子孙提出了十条要求，被后世称作《武肃王遗训》。一千多年来，遗训和《家训》世代相传，更得到子孙后代的身体力行，成为立族之本，旺族之纲。

九、欧阳修《欧阳永叔集》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而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付弈。译文：玉不雕琢，就不能制成器物；人不学习，也就不会懂得道理。然而玉这种东西，有它永恒不变的特性，即使不磨制作成器物，但也还是玉，不会受到损伤。人的本性，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如果不学习，就要失去君子的高尚品德从而变成品行恶劣的小人，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赏析：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对他的教育很严格。为节减开支,母亲用芦苇、木炭作笔,在土地或沙地上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在家训中希望儿子能继续养成读书的习惯，并从书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十、范仲淹家训

范仲淹早年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志向。然后对子弟的教育也是忠恕之道，所以子孙发达，代有达人。范仲淹立范氏义庄，也是很大的功德，对子孙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也奠定家族发达的基础。苏州天平山的高义园，就是这些历史遗存。妄想莫起，想亦无益，美色莫迷，报应甚速。待人莫刻，一个恕字，作事莫霸，众怒难犯，女色莫溺，汝心安乎，淫书莫看，譬如吃砒，立身莫歪，子孙看样、果报莫疑、眼前悟出。降惊莫损，及早回头，淫念莫萌，怕有报应。暗室莫愧，君子独慎，国法莫玩，政令森严。

赏析：范仲淹为官清廉，尽职尽责，千古名篇 “ 岳阳楼记 ” 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其中的精华绝妙之句: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至今仍广泛传颁，激励后人。一生治国有略，教子有方，他的两个儿子先后都成了宋朝的宰相，继续为实现他富民强国的远大理想而奋斗。正是凭着这样的家训、家风，范仲淹家族兴旺数百年。

十一、《包拯家训》

作者包拯(999—1062)，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有“包公”“包青天”之美誉。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赏析：包拯以公廉著称,刚直不阿，执法如山。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即包拯的儿子包珙。包拯的这则家训是他生前对子孙的告诫,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载之下,亦足为世人风范。

中国古代20大家规家训，持家、旺家、传家

十二、宋·司马光《家范》

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

译文：当人母亲不担心她不慈祥，担心的是过于溺爱而不知道教导他们。对于母辈，司马光认为：慈母之所以败子，关键在于爱而不教，只是过分的宠爱和溺爱。它小则使儿女们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稼穑之艰，不晓生计之难；大则使儿女们任性孤行，不顾纲纪，无法无天，以至于干出不忠不孝、丧尽天良的事，到头来身入囹圄，身首异地，成为社会上的渣滓和罪人。

赏析：司马光自己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他说；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就研究立身处世和处理复杂的身边矛盾而言，《家范》确实比《资治通鉴》更重要，更实用。现代人需要从古训中汲取智慧，做一个世事练达之人。十三，《袁氏世范》

袁采，生年不详,卒于1195年；1163年进士,后官至监登闻鼓院,类似负责信访接待,为官刚正。《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真正做到了“垂诸后世”。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名其由。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拏，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强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译文：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最亲的莫过于父子和兄弟。然而，父子与兄弟有相处不融洽，不和睦的。父与子之间，或者因为父亲对孩子求全责备，要求太过苛刻，兄与弟之间，或者因为相互争夺家产财物。有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并没有求全责备、争夺财产，却很不和睦，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不和，有的便从这种不和中分辩是非，最终仍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概人的性情，有的宽容缓和，有的偏颇急躁，有的刚戾粗暴，有的柔弱儒雅，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糜浮薄，有的克制检点，有的放肆纵情，有的喜欢闲雅恬静，有的喜欢纷纷扰扰，有的人识见短浅，有的人识见广博，各自的禀性气质各有不同。父亲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子女合于自己的脾性，而子女的脾性未必是那个样子；兄长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弟弟合于自己的性格，而弟弟的性格也未必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可能做到相合，那么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也不可能相合。这就是父与子，兄与弟不和睦的最根本的原因。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然知忍而不知处忍之道，其失尤多。盖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发，不过一再而已。积之既多，其发也，如洪流之决，不可遏矣。不若随而解之，不置胸次。

译文：人们常说为人家能经常和睦的原因，本于能够忍耐，然而徒知忍耐而不明白如何去忍耐，其中的失误会更多。大概忍耐中有的具有隐藏蓄积的意思在内。别人冒犯了我，我埋藏隐蔽而不发露，这种做法仅适用于一两次罢了。积蓄的越多，发泄之时，越象洪流决口，不可穷尽。不如将愤懑随时发泄，随时调解，不存留于胸中为好。

赏析：袁采为人才德并佳，时人赞称“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在任乐清县令时,他感慨当年子思在百姓中宣传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袁氏世范》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所以又称《俗训》，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奉为至宝。

十四、朱熹《朱子文集》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见得五七分。见人嘉言善行，则敬慕而纪录之。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之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不拘长短，惟善是取。

译文：凡是品性忠厚为人忠诚守信，能指出并批评我过错的人，是有益的好友；那些为人谄媚行事轻薄，对人傲慢不庄重，引导人作恶的人，是损友啊

赏析：一提《朱子家训》大多人都认为指的是《朱柏庐治家格言》，即”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就完全错了。《朱子家训》和《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两篇完全不同的由两个人写的文章，不能把《朱柏庐治家格言》通称《朱子家训》，朱子指的是朱夫子朱熹。

十五、陆游《放翁家训》

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学，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自此十许年，志趣自成。不然，其可虑之事，盖非一端。吾此言，后生之药石也，各须谨之，毋贻后悔。译文：才思敏捷的孩子，最容易学坏。倘若有这样的情况，做长辈的应当把它看作忧虑的事，不能把它看作可喜的事。一定要经常加以约束和管教，让他们熟读儒家经典，训导他们做人必须宽容、厚道、恭敬、谨慎，不要让他们与轻浮浅薄之人来往。就这样十多年后，他们的志向和情趣会自然养成。不这样的话，那些可以担忧的事情就不会只有一个。我这些话，是年轻人治病的良药，都应该谨慎对待，不要留下遗憾。

十六、王阳明家训

《王阳明家训》又称《示宪儿》。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赏析：“幼儿曹”意为：孩子们。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宪儿的。王阳明的家训采用的是简短的三字句的形式，虽然简短，但是却包含了这位心学大师为人处世、以及建功立业的法门。每一个字都需要细细品读。

十七、高攀龙《高氏家训》

吾人生于天地之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

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

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不可畏也！赏析：高攀龙（1562年-1626年），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高子遗书·家训》言简意赅，影响较大。

中国古代20大家规家训，持家、旺家、传家

十八、朱柏庐《朱子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

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可以说是古代最有名的家训，流传甚广。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赏析：《朱子家训》全文五百余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十九、曾国藩家训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天下古今之人才，皆以一傲字致败。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赏析：曾国藩的家训散见于他的家书中。曾国藩家训词约义丰，包罗甚广，不少人将其称之为千古第一家训。

二十、左宗堂《与陶少云书》

学业才识，不日进，则日退。须随时随事，留心著力为要。事无大小，均有一当然之理，即事穷理，何处非学?昔人云“‘此心如水，不流即腐。’…果能日日留心，则一日有一日之长进；事事留心，则一事有一事之长进。由此累积，何患学业才识不能及人邪！

赏析：这是左宗棠写给女婿的信。左宗棠从20岁开始就参加进士考试，6年当中，3次入京考试，全部铩羽而归。就这么个看似落魄的落榜生，却成为了清朝的封疆大吏，收复新疆，成为民族英雄。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能得到他成功的秘诀。学识和才干，一天不用心，就留出一天的差距，千日不用心，就留下千日的差距。所以随时随地要留心，要勤于琢磨。不管什么样的事务，无论它怎样微小，其中很可能蕴藏巨大的信息量和规律——“均有一当然之理”。、因此，就身边碰到的事情进行琢磨，一定能琢磨出道道来，从而领悟到真理和科学原理——“即事穷理”。

篇2：中国传统20大家规家训

提到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其仁爱思想,会想到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耳熟能详的箴言警句。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何以能被普通百姓接受,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笔者认为, “仁爱”学说与其说是官方的推行,不如说是通过像家训教化、蒙学读物的传播来实现其世俗化的。本文主要探讨传统家训中的仁爱教化。

1 教育子孙涵养爱心,将 “做好人” 放在为人处世之首

《三国志》记载蜀国皇帝刘备临死之前谆谆告诫儿子刘禅: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清代 “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在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居然认为: “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 《孝友堂家训》中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 “明道理,做好人”,强调“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

许多家训还要求家人不仅要有仁爱之心,而且要有切实的行动。康熙皇帝为皇族子弟撰写的 《庭训格言》谈到自己从小喜读医书,凡是他试用过的药和能把人治好的药方,都要告诉别人。他要求子弟要将他从各地得来的药方牢记在心,因为他唯一的希望是对大多数人有益。袁采的 《袁氏世范》告诉家人,购置田产当存仁心,不可乘人之危压低价格; 将人之妻、之女买来做奴婢,一旦合同期满就要送还其夫、其父母; 未嫁人的女子,不能擅嫁他人,以免与家人长期分离。 《郑氏规范》等家训还谈到,若无疾病等原因,不许给孩子请乳母,以免使乳母的孩子忍受饥饿,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2 要求家人和睦宗人乡邻

在宗法社会里,如何处理好与居住在同乡同村的宗人邻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家训的作者们在倡导内睦家齐、外睦相济的原则下无不对此十分重视。清代官吏蒋伊的《蒋氏家训》要子弟一定要和睦邻里乡亲,不要偏听家里人的一面之词而与乡邻发生争执。曾国藩告诫家人 “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因为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明代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在家训 《高子遗书》中告诫子弟,乡亲邻里与我一律平等,不能因为贵贱、贫富、强弱而恃强凌弱,欺负穷人。

3 倡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公益慈善事业

救难济贫、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公德传统。古代的思想家们无不强调仁与爱的统一,认为离仁则无爱,离爱则无仁。仁爱的根本要求是爱人、助人、利人。这一传统在家训伦理文化中可以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和发挥。

首先,家训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高攀龙认为 “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动人不在费用多少,“残羹剩饭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郑板桥自幼家贫,为官以后生活条件才得以改善,但他并未将所得俸银留作自家使用,而是写信要堂弟将自己的俸银全部分给亲友、乡邻。《清史列传·郑燮传》 载,他晚年归老躬耕,还经常背一布囊,内盛碎银及果品零食,每每遇到故人子弟以及贫穷乡人,随时赠与。许多家训还详细规定荒年减租、免租,出谷救人。《蒋氏家训》 言: 积累粮食本来就是为了防备饥荒,所以如果遇到灾荒年景,一定要量力帮助贫穷乡亲,不得趁机抬高价格、囤积居奇。他还告诉家人: 不得逼迫穷困人还债,假如佃户交地租有困难,就要给予宽限,让他们陆续交纳; 最终由于贫穷而还不上的,就把欠条烧掉。明朝官吏许云邮在家训 《许云邮贻谋》中叮嘱家人,丰收年景,应尽家之财力,多多购买粮食储存起来,遇到歉收之年,以低价卖出; 借给乡亲们的粮食,等到丰收年景收回即可,不收利息。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提出关心、照顾鳏寡孤独之人。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纸笔墨砚,送给众同学,尤其是 “贫家之子,寡妇之儿”,下雨天留这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吃饭。康熙年间做过礼部尚书的许汝霖,在 《德兴堂家订》中要求家人婚丧祭祀从简,将省下的钱资助孤寡。《郑氏规范》对家人规定得更为具体: 乡邻死亡,无子孙者,给棺材安葬; 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地者死后埋在义冢之中。

此外,还有的家训规定置义庄、设义学。宋代的范仲淹便是做此善举的人。他两岁丧父,家贫无靠,母亲谢氏带他改嫁。他发奋苦读,考中进士、做了官后,体恤穷人生活的艰辛,先后在苏州和吴、常两县置田亩设立义庄,用义田的收入来赡养、救济贫穷的族人。义庄中还建有义学,免费教育贫穷子弟。为了教育自家子弟勿独享富贵而置族人贫苦于不顾,他还专门写了 《给诸子书》 训诲后人。各地官员、士绅也纷纷效仿,使得许多穷苦农民免遭饥寒之苦。由于范氏族人不断捐助,到了清朝宣统年间范氏义田增加到了5300 亩,义庄维持竟达八九百年之久。

4 要求家人善待下人奴婢

由于大多数的家训作者都是官吏和家道殷实的士绅,因而如何对待下人仆隶自然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论及的问题,调整主仆关系的道德准则在家训中非常具体。除了强调坚持封建尊卑原则、对仆人严加管束之外,更要求家人善待他们。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心他们的生活。《袁氏世范》从许多方面告诫做家长的要关心奴仆,“奴仆欲其出力办事,其所以御饥寒之具,为家长者不可不留意。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仆宿卧去处,皆为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婢妾无夫子兄弟可依,仆隶无家可归的,要养其老。姚舜牧的《药言》要求家人,对待年龄幼小的仆人,在饮食冷暖上要时时加以关照,“己食即思其饥,己衣即思其寒”。

二是体恤他们的辛苦。明朝嘉靖年间做过御使的庞尚鹏在 《庞氏家训》中要求家人,宴会宾客应早点结束,好让下人早些休息,特别是严寒酷暑时更要体谅厨师、佣人的辛苦。郑板桥甚至嘱咐弟弟将前代家奴的契卷烧掉,这在封建社会里实在难能可贵。

三是对待奴仆要宽恕。蒋伊的 《蒋氏家训》严格规定,“不得苛虐童仆,女人不得酷打奴婢”。宋代乐清县令袁采为了教化百姓,撰写了被誉为 “《颜氏家训》之亚”的家训《袁氏世范》,其中治家教子的规范相当具体详尽。如他分析了男仆和婢妾的几种不同类型,认为凡为家长者在使唤他们时,应该宽待他们,多加教诲,不可轻易鞭挞惩罚。康熙皇帝 《庭训格言》提出,下人犯了不可饶恕的过失,教训过以后就不应该记恨在心,更不能借一些烦细小事蹂躏折磨他,使他恐惧不安。上文提到的李氏,儿媳偶尔得到一条鳜鱼,亲自下厨烧好让小仆胡松送给婆婆食用。过了一会见到婆婆,便问鱼烧得如何。李氏开始一愣,旋即回答好吃。媳妇见状怀疑是仆人偷吃,核实后就来问婆婆没吃何以说吃。李氏笑答: “你问我鳜鱼好吃否,肯定是让仆人送过了; 我没有吃到,那肯定是胡松偷吃了。我这样说,是想不要因为我少吃了点东西,惹得下人受到惩罚。”

四是在人格上平等地对待仆人及其子女。郑板桥在给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就委托其严格教育儿子,要求将自己的儿子与下人子女一样看待。他说: “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我儿凌辱他。凡鱼香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我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 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而去,岂非割心剜肉乎! ”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洋溢着浓郁的人道精神。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家训中有关 “仁民”、 “爱物”的仁爱思想的积极方面,但也应该看到,产生并传布于封建土壤之上的家训,在向家人子弟灌输这些内容的同时,不可能不受到地主阶级道德尤其是纲常礼教的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封建主义的糟粕和唯心主义的俗见; 有些家训著作还宣传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点。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些消极内容在家训中并不太多。

摘要：“仁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古代家训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仁爱”观念,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概括起来,家训仁爱教化大致包含“仁民”、“爱物”两个部分。传统家训拓展了儒家“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社会教化的视角和领域,促进了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仁爱学说的社会化过程,对我们今天促进人心向善、道德昌明、社会和谐也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家训,教化,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陈新专,符得团.传统家训道德培育的当代启示[J].甘肃社会科学,2011(5).

篇3：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师德理念窥探

传统的家训可以单本刊行，也可以附刻于族谱中，或勒石存碑。就其功能而言，除了道德教化外，还在于通过家族内部的约束，维系家族的团结。传统社会历来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为了对子弟进行教育，家族往往要聘请贤达博学的教师为其子弟授课，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教谕应尾应箕两儿》言：“切记不可一日无师傅。无师傅则无严惮、无稽考，虽十分用功，终是疏散，以自在故也。”教师的引导与教化对于子弟的学习和成长尤为重要。因此，在家训内容体系中，就有不少涉及到师德的表述。尽管这些内容往往都是碎片化的描述，但是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整理，可以较为完整勾勒出传统家族对师德的评价和认知。光绪三十四年（1908） 奉节《邓氏族谱·邓氏宗范》云：“择师以师为人表，非品隆学优者，子弟将无从取法也。”这里讨论到良师的道德问题，即“师为人表”“品隆”“学优者”。也就是说，在师德层面上，良师必须是学生道德情操学习的楷模，具有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学问。家训中师德的范畴也概莫如此。

一、择师为慎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子弟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注重“发蒙”，认为只有从小对其进行教育才能懂得礼仪。因此，为其子弟选择教师尤为重要。家训中所规定的择师态度实际上也是对师德认知的表现。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详细记载：“旧时教儿童，注重发蒙。儿童五六岁以上，家中延师，具衣冠酒食，封红包贽敬，列硃笔，请先生点破童蒙。先生即以硃笔点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四书论语首句；先生读，学生随读，读毕，全家谢先生，是为读书儿童一生发轫之始。（案）中国社会最重蒙师，尤重发蒙之师，此种风气，宋代最甚，考宋人轶事，某门下中书还乡，必具衣冠拜于启蒙师膝下。”透过文献记载的隆重仪式也可见传统家族为子弟择师的严谨态度。

选择教师为家族子弟进行训迪历来被视为宗族重大事务。对于子弟入学年龄规定，不同的宗族有不同的规定，如明代著名家训郑太和《郑氏规范》就规定：“子孙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聘致明师训饬。必以孝悌忠信为主，期抵于道。”《柯桥蔡氏宗谱·家规》规定：“子弟初能言语即教尊亲敬长之道，六岁便入乡塾学字读书。”霍韬《霍渭厓家训》则规定：“凡子侄，七岁以上入社学。十岁以上读暇则耕或耘。十五岁以上习举业，勿耕。”又清代学者俞陛云自叙“余十岁时，延师课读，口授尚书礼记。”可见，家训中规定的学生入学年龄各有不同，尽管如此，但是都强调对子弟的启蒙教育。

对子弟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必然转化为对教师选择的重视上。家训史料中，家族对选择教师无一不是持审慎态度。《礼记注疏·学记》：“择师不可不慎也，师善则善。”教育子弟是宗族的大事，明代何伦《何氏家训·隆师亲友之规》强调：“切不可因已无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匮乏而不从师。”家族为其子弟选择教师教育子弟读书关乎宗族的发展，因此，宗族在选择教师上态度往往极其谨慎。清代郑燮家训《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言：“夫择师为难，敬师为要。择师不得不审，既择定矣，便当尊之敬之，何得复寻其短？吾人一涉宦途，即不能自课其子弟。其所延师，不过一方之秀，未必海内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误，为师者既不自安，而教法不能尽心。子弟复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学，此最是受病处。不如就师之所长，且训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从，少待来年，更请他师，而年内之礼节尊崇，必不可废。”这里所谓“择师为难”和“择师不得不审”反映了古人对选择教师以课子弟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即使更换教师，也要在其任教期限内“礼节尊崇”。可见选择良师之重要性。

家族对教师选择的重视还表现在对教师的礼敬上。一方面，在师资物质上，给予教师丰厚的束金，如清代龚炜《巢林笔谈》载：“二李先生之封翁陶庵公，宦族之极贫者，为其子延师，必丰其修脯，督课甚严。”又如清陈盛韶《问俗录》云：“（书灯田租）或一人独收，两人平收，三人均收，故建阳极贫之士颇尠，而延师修金从厚，诗书之遗泽孔长矣。”无论家族贫富情况，在聘请教师上重之以资。另一方面，在礼敬教师上，尽礼尊重，如孙奇逢《续家规十八则》就强调“隆师以教子孙”，所谓“隆师”就是强调对待教师要充分尊重。一旦对所延教师不恭，则被视为有逆伦理，为人所不齿。褚人穫《坚瓠乙集》收录了“有时少湾者，延师颇不尽礼，致角口而去”后被人“用吴语赋歇后诗嘲之”的故事，来说明延师须尽礼的重要性。

传统家族通过家训所表现出的对教师选择的审慎和礼敬态度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对教育之重视。这为师德的高要求和培养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师为人表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楷模，因此教师必须德行端正，学生才能效仿之，其行为举止才能端正。乾隆本《汉阴沈氏家训》所提出的“师者，子弟之仪型”观点颇具代表性。清人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载“或曰：文风固进矣，士习何与焉？曰：亦在择师得人而已。师得其人，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芳臭气泽之所及，有潜移默化于不自知者，夫闻风犹将兴起，况同堂乎？”可见，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的言行对其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清贺长龄《重刻四书说约序》载：“师以言教者也，言从事出。”教师的言行是师德的外在体现，也是学生效仿的楷模。故此，作为一位道德高尚的教师，必须在言谈举止上为人表率，成为学生学习的对象。李鸿章《谕文儿》：“业师足为吾儿模范，惟友朋辈尚嫌未足耳。师长常具畏惧之心，未敢朝亲夕近，虽有良师教训，难于转移学生性情。友朋等食则同席，出入同阶，惟有爱慕之心，不若师生间之敬惧而难于转移也。”李鸿章的观点认为，教师的品行影响学生的行为，必须为学生起到榜样作用，成为学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乾隆本《柯桥蔡氏族谱》规定：“择端慤师傅，将正经书史严加讲解，饮食起居严加训迪，务使变化气质，陶镕德性。”这段表述中，“端慤师傅”强调的就是教师的行为必须端正诚实，才能对学生行为举止产生积极影响。古代家族聘请教师皆为伴读的属性决定了教师必须具有端庄的举止，如郑燮所言：“至于延师傅，待同学，不可不慎。”

行为端正，德行出众，循礼而行是师为人表的外在道德体现。黄佐《泰泉乡礼》言：“或延师家塾，教以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务在朴厚醇谨，事事循规蹈矩。”材料中揭示教师要具有“朴厚醇谨”和“循规蹈矩”的行为。民国六年（1917）湘乡城江《刘氏续修族谱·修身齐家要录》：“故君子必择师延师教子，不特专事文艺，须择人品端正，方堪为师表者。”材料更明显提出，“人品端正”这才能为师之表。当然，在一些家训的择业观中，也强调子弟若学有所成成为教师也必须行为端正，如清人张习孔《家训》所强调“吾子为蒙师，必须衣冠”。

概而言之，家训对师德的要求强调教师在行为举止上的体现出来的道德意蕴。究其原因，则在于学生在从师学习过程中，主要从教师言行中得到启发，教师成为学生模范的对象。正如霍韬《霍渭厓家训》所言：“为师者晨日礼服，与诸生肃揖后，言动视听容貌起色敦切晓诲，使之勉勉循循。动由矩度。此严恭谨畏之所由起而动容周旋礼之基也。”

三、其品最正

对良师人品的要求也是家训中强调的重要内容。同治邓命辰《邓氏家训》中引学者唐翼修言：“子弟业读书作文，为之择师必学之最优者，尤必求其品最正。师非有文无行，子弟自不至无行矣。降而习商贾习技艺，亦必为之择师。商贾技艺但能不犯法以谋利，不损人以益己，不作诳语，爱行方便者，便是君子。其师君子，则与师往来者必多君子，自然子弟之友皆君子，而子弟亦可引掖而为君子矣。”唐翼修认为，教师必须品行端正，才能教育好学生。元代郑太何《郑氏规范》：“延迎礼法之士，庶几有所观感，有所兴起。其于问学，资益非小。若哤词幼学之流，当稍款之，复逊辞以谢绝之。……聘致明师，训饬必以孝弟（悌）忠信为主。”《郑氏规范》是古代家训的典范之作，其对教师的要求也强调其必须为“礼法之士”，通晓儒家伦理，才能对其宗族弟子“有所兴起”。关于良师的道德表现，《颜氏家训·教子编》做了很好的概括：“师保固明智仁礼义，导习之矣。”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所强调的“智、仁、礼、义”是良师人品的集中体现。

严师也是家训对理想师德品质的表述。家族聘请教师训其子弟，希望教师能够从严自学，使子弟学有所成。陈宏谋《学仕遗规》反对“不肯延师教训，反瞋先生太严”，认为子弟学习应该聘请严师，不能“听其骄傲”。乾隆元年（1736）重新编修的《洪氏宗谱·续训》就强调：“师严则道尊。正献云：‘人生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少矣。”汪辉祖《双节堂庸训》也对“师严则道尊”持认同态度。教育的过程在家族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子弟的未来，因此，祈望教师从严治教，才能使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张之洞《家训》所言：“无师长，苟无克己工夫者，必不能以自存。”

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收录了类似故事：“数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师道以训弟子，如李翰峰，焦镜川、董侣渔、赵高峰、黄龙冈诸先生，皆方严端正，不为苟合。课艺勉德，彬彬有条，经书性鑑，岁必一周，优劣劝惩，肃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门，文行皆有可观。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辄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爱之，即既贵显老大，悛悛执礼惟谨，毋敢慢也。”顾起元所赞赏的焦镜川、董侣渔、赵高峰、黄龙冈诸良师就具有“方严端正”的师德，他们“方严端正”和“肃如朝典”的严正姿态被后人视为典范。

四、德业兼资

传统师德的要求还包括对教师知识的要求，传统教训认为，所延教师必须是德业相兼，善化县渫湾市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本《罗氏族谱·遗训》载：“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先生长者，德业兼资。”尽管道德是伦理层面的要求，但是仅有德还不是良师的要求，必须“德业兼资”才能算是优秀的老师。又广西岑溪李氏《家训十一则》：“敬贤乃吾族人之重望也，贤者为人之师，其学有所传，礼有所学。”这里也强调贤者之师必须具备“学有所传”的知识。同样张履祥《训子语》中也持类似观点：“师必择其刚毅正直、老成有德业者，事之终身。”有意思的是，《柯桥蔡氏族谱·家规》还对明师和庸师做了对比：“训子必择师延师，贵尊敬，若不知尊敬则明师去庸师来矣。明师有抱负有识见合则留不合则去，庸师胸无学问惟阿谀苟容而已。”可见，古人重视有学问的明师而鄙视“胸无学问”的庸师。

在良师的名与实的问题上，传统家训更重视教师具有真才实学，不慕虚名，清代蒋伊《蒋氏家训》言：“子弟择师，必须博雅敦厚、束修自好者，厚其修脯，不可徒取时名。”甚至，有些家训还提出甄别良师名与实的方法，清代唐彪《父师善诱法》提出：“今人第谓蒙师贵勤与严，不必学优，皆属偏见矣。惟于三者兼备，乃明师也。人无择师之识，欲为子弟择师，不宜止询一人，恐其人以所亲所友荐，或过揄扬，未必得实；必再加体问，果学优而又严且勤者，方令子弟从游，庶几其可乎？又，毛稚黄曰：大抵举子业，求政于先达最善。先达，举业过来人也。若为子弟择师，自己不能别其贤否，以其人之文，质诸先达，先达赞其文，则知其造诣正矣。此亦择师一法也。”唐彪将勤、严、学作为明师必须兼备的因素，聘请明师不慕其名，必须通过询问有学问的前辈对其进行甄别。甚至，告诫子弟切莫师从学问浮薄之人，如明代吴麟徵《家诫要言》：“师友当以老成庄重、实心用功为良，若浮薄好动之徒，无益有损，断断不宜交也。”

对于师德的要求，传统家训还进一步强调，教师必须不能一味侧重于知识的灌输，而是要重视知识的融会贯通，如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家规》认为：“近世圈鹿栏牛，抚一金若项王弄印，其所师遂皆庸陋无识，帖括之外，他无所知。不知儒者之学，上理国，下理身，外治世，内治家，使非自少经师儒指授，讲究经书子史，只作浮文读去矣！故教子弟须择名儒，欲致名儒必尽礼敬，然后教有规矩，学有原本。”

要强调的是，有些家训对德业兼资的描述更加形象化，如宋代理学家刘清之《戒子通录》录王昶语：“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宏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呢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纯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湾，怯而义勇，在朝志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在这段描述中，道德和学问兼济，才是理想的师德表现。

五、结语

我国家训的普及是宋代之后“理学庶民化”与“礼下庶人”的结果。传统家训对教师的道德相当重视，除了要求教师要认真做好“传业”和“解惑”等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在行为上和品行上做好表率作用。家训作为家族自我管理的重要形式，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伦理道德色彩。而师德理念成为家训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凸显了我国传统时代对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则透视了古代对教师职业的要求之高。尽管传统家训在师德理念的阐述中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与传统封建统治阶级所宣传的价值观存在客观的一致性，但是，不可否定的是传统家训在师为人表、其品最上、德业兼资等师德内容的阐发与构建上做出了贡献，为新时期的教育提供了“基础性的思想材料”，对我国新时期发展教育和师德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