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窗法雨》有感：开“西窗”，下“法雨”（通用11篇）
篇1：读《西窗法雨》有感：开“西窗”，下“法雨”
钮楚君
刘星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我们一起跟着刘星，看着窗外的雨滴滴答答落下。
在《西窗法雨》这本书里，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不同的法与正义。
我将从四个自己印象深刻的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半法治”与“全法治”
法是中国古代法家的代表思想，其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维护社会稳定，但多数情况下统治者自己不在法律约束范围内。
现在看来，法似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并未完全脱离古代社会法的目的。在西方，近代以前，法律与统治者的关系和中国差不多，但到了近代以后，统治着也得受法律的约束，这便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作者说：“我们不必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全法治’而感到自卑，更不必因为有一种‘半法治’而感到自豪，但是真要好好想一想哪种更好”。
第二，政府旁边的法院
西方人一般相信，纠正以及防止政府犯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先表现在法院存在于政府旁边。如果法院存在于政府之中，那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及其人员的“道德自律”了。
我们转换视角，来看一看中国法院与政府间的关系。
法院和检察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国家机关，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法院和检察院是属于双重领导的国家机关，业务上是受上级院的领导或指导，而政治上是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在人事、财物上受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制约。法院的人事关系是由同级党委组织部管理，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档次由同级政府的人事局在负责管理;法院的财政也是由同级政府的.财政局支付。
政府作为行政机关，没有干涉司法机关办案的权利，并且司法独立中也明确规定司法机关组织系统独立。司法独立必然要求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在权限上分立，在机制上制衡。
但法院很多时候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受到政府的干扰。甚至还要看政府的脸色。如何才能实现公正的审判呢?若通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绝对隔离来实现，事实上这一点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
科学的思路是：法律赋予政府机关财权，政府机关在法定的职责内向法院拨付经费，但这不意味着政府机关据此就有了干预司法活动的权利。
同样的道理是，法律赋予了政府机关人事权，并不意味着政府机关在进行人事管理时就有了干涉法院办案的权力。
但如何来保证这种权力正确的实施不逾线，这正是我们司法改革要不断去完善的东西，应尽量用立法的形式将财权和人事权的行使程序明晰化，确保政府机关不在背后使绊子等。
第三，天赋人权
我们的权利是哪里来的呢?
仅仅是法律授予我们的权利吗?
西方人却秉持着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人们的某些权利是天生具有的，国家必须尊重某些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为国家制定法律权利的权利本身也是自然权利的授权，而且国家制定法律权利只能是对人们原有的自然权利的肯定，而不是什么恩赐。
本人对此看法是比较赞同的，人们因为其本身拥有权利，所以才制定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四，公法与私法
作者在这一章节中提到：“中国现在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分法，或许真会有些益处”。
如果按照这种分法都会带来什么?是否利大于弊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究。
刘星的这本《西窗法雨》从整体上来讲，篇幅短小，语言精炼，且从很多小事中映射出了大的道理，留下的问题和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
篇2：读《西窗法雨》有感：开“西窗”，下“法雨”
没有律法的枯燥，没有说教的死板，没有教条的严苛，纵览全文，《西窗法雨》带给我的是生动的案例、平实的言语以及精彩的剖析。
《西窗法雨》于1996年开始连载于《南方周末》，其后花城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共有八十多个章节，涉及法律的各方面问题。作者刘星，北京人。曾为解放军侦察兵，后为建筑设计描图员。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在美国法学院做过访问学者。曾为中山大学法学教授，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法学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若干，并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文汇报》等报刊辟有法学随笔专栏。
站在一个初次接触法律的新人的角度看来，《西窗法雨》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法律启蒙书籍。作者刘星以一种仿佛站在你面前讲诉故事一般的方式，用幽默风趣却不失严谨的言语漫谈西方法律文化，提出一个个仿佛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进行点拨评说。虽然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引发读者的思考，进而挖掘与深思中国的法律问题。全文一个接着一个的小故事引人入胜，时刻调动着读者对有趣的法律问题的好奇与探索的渴求，让人有一口气把整本书读完的冲动。而其中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
如果法律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你还会选择坚守么？在《苏格拉底的慎重》这一章节中，作者讲述了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常常把一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智者”驳得哑口无言，他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于是这些“智者”就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控告苏格拉底，并判处他饮毒而亡。临刑前，苏格拉底的学生克力同来看他，告诉他他的朋友们将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可是苏格拉底泰然自若，表示不会越狱。克力同提出各种理由来说服他，告诉他雅典法律的不公，遵守这样的法律简直迂腐，但仍然无效。最后苏格拉底还是选择了饮毒。从苏格拉底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不公律法的思考。在他看来，甚至可以说从西方法律文化的层面上来看，对于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仍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即使对待对自己不公的法律，也需要慎重。因为创造法律的初衷就是追求一个秩序。如果因为认为法律的不公而逃避法律的制裁，那么可能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所以可以看出西方人从骨子里流露出的对法律的尊重。而苏格拉底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我们中国，也许就会简单许多。仅仅从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以及水浒传中我们就可以大致知道中国人的选择：孙悟空因为不满天地秩序，自己无法像天神一般摆脱生老病死，于是大闹地府，撕毁生死簿；又因为不满自己卑微的官职，妄图与天齐，于是打着齐天大圣的旗号大闹天宫。水浒传中好汉的鲁智深、武松都是一些充满着反抗精神的主儿，恨不得跟着宋公明哥哥一股脑儿地把这在他们眼中腐朽不堪的宋王朝推下深渊。显然，中国人对不公法律的思考相对的浮躁并且暗藏着一些反抗的情绪。
而在中国，对于死刑的存废，一直存在争议。在很多西方国家，死刑早已废除，即使一些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罪人，最重的惩罚也仅仅只是无期徒刑。比如《死刑的存废》这个章节中的案例：在荷兰出现过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狂克鲁斯，他先以慈善家的面目接近一些小孩子，给小孩子送糖果、玩具来消除父母对他的戒心，然后将孩子拐走，以小孩作为人质威胁父母交出钱财，待得手后又将孩子杀害。然而这么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最后还是只是判了终身监禁，并未遭到死刑的惩罚。这在秉承杀人偿命朴素思想的中国人看来简直难以理喻。试想，如果你的亲人被罪犯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了，而这个施暴者竟然只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并且他在狱中表现良好，不出几十年，你甚至还能看见他减刑释放，生活得自由自在。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受害者的亲戚家属所不能接受的。就像现在沸沸扬扬的复旦投毒案。2014年2月18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复旦投毒案”依法公开一审。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随后，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随之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份《声明书》。此信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它迅速导致两种观点交锋——一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举动，也是舆论的一部分；另一种则痛斥“求情”是非不分，触犯了文明底线。我们且抛开这份请求信的动机所在，抛开个人观点（我的观点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杀人犯不判死刑的），单单从其要求法院改判死刑，我们就可以瞥见一些中国人对于死刑更慎重的思考。而上述两种观点的交锋，更像是对死刑废除与否的辩论。显然的，林某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深深地触犯了法律，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来说确实应该处以死刑。但是，再从多方面的考虑：比如，该犯人的社会价值；比如，社会以及国家在该犯人身上所投入的资源、精力；又如，对于本案件已经毁掉了一个家庭，为什么还要再毁掉另外一个家庭的深切思考。诸如此类的等等。似乎也能看到一些不判该犯人死刑的理由。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中国司法的进步，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舆论挟持了司法。不管怎么样，单单从司法的进程来看，这将是一个对于死刑思考的极大地进步。
《西窗法雨》全书充满着法律所不为人熟悉的智慧，单单简单的两节就能引发我们深刻的思考。掩卷沉思，中国的司法进程终将落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身上，我们所秉持的观点将深刻地影响下一代中国司法的制订。《西窗法雨》这本书中所蕴涵的西方法律的智慧值得我们的学习和借鉴。书是常读常新的，我相信在下一次更详细的阅读之后，《西窗法雨》会带给我更不一样的思考！
周金韬
篇3：读《西窗法雨》有感
时隔数年，再读《西窗法雨》时，觉得感受较之前更多，但没有改变的是，读它，仍然有一种如沐春风，很舒适的感觉。书中经典的案例，精到的剖析，最能引起我对法律的深层思考，极具启发性。
对于学法的人来说，最大的无奈莫过于遇上一个法律与道德的单项选择题，无论选择了哪个，都是对心灵的背叛，要么背叛良知，要么背叛正义。这对于那些过于感性的人来说，在道德与法律的夹缝中生存，却不能游刃有余。然而，对大多数理性的人而言，学法的价值便在于寻求法律与道德的平衡。看完《苏格拉底的慎重》，我最先的情感是无法接受苏格拉底的选择。这种慎重是否在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这让我想到“米兰达警告”,明知法律存在实体不公，却要抛弃法律的个体正义去维护法律的程序正义。那么，身为法律人则更应该理智地去看问题，将道德与法律分开，否则将深陷在情与理的纠结中不能自拔。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句话在《法律的缺陷与人的智慧》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该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叫乔治的青年闯入皇家机场内游玩而被起诉的案例。当所有人都认为对乔治的起诉毫无转机时，乔治的律师却以“禁区里”和“禁区附近”不同这样的.理由成功地钻了法律的空子。这场官司的胜利让人不得不承认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漏洞和潜在的危机，这就促使立法者必须具有更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说起人治和法治，不免想到古代中国。古代中国是人治为主、法治为辅。在古代，儒家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改造，成为文化主流，其“仁爱”的观念深入百姓心中，为统治者的人治提供合理的理由。而法治，只是在地方官判刑的时候引用一下，在统治者决策面前，毫无作用。人治不仅指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还指对人们的行为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指引。法治则不仅指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指用一般性的规则指引人们的行为。倘若人治中所依靠的道德高尚的人不再高尚，不以道德感化而是以个人情感和利益来治理国家，国家岂不是要遭殃？但是人治有一定的优点，就是可以对人们的行为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指引。就如书中乔治的案例，遇到未曾遇过的情形，可以灵活处置，依据人的智慧随机应变，灵活处断，不像法治。但人治具有不确定性，历代亡朝的昏君不就是这样的吗？法治之所以被现代国家所使用，是因为法治比人治更可靠，即使法治有保守性、僵化性、限制性等缺点。
对于法律权利和自然权利，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或认定。那么法律又有什么权利去赋予我们权利呢？在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天赋人权深入人心，许多西方人坚信，他们的某些权利是天生具有的，不论国家的法律是否承认，这些权利都是永恒的；国家制定法律权利只能是对人们原有的自然权利的肯定，而不是什么恩赐。当权利受到侵害，他们毫不犹豫地拿起法律武器反抗，不会认为这是一件多丢人的事情，只会认为侵犯我的权利，我自然会反抗，这是我的天性。但是没有经过法律承认的自然权利会不会被滥用呢？我认为法律是己方和他方的博弈，必然会有人滥用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们只要一提起法律，就有一种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正是因为这些规范的存在，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有条有理。正是因为法律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应该感谢法律带给我们的一切。
篇4：读《西窗法雨》小感
由于时间原因，仅仅读了前面的三两章，但是就是在这几章中，我就感受到了很深刻的思想启迪。看网上评论说这本书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对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播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的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迪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做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读来确实如此。
在翻开书本之前，我所认识到的法律仅仅是一种维护秩序、维护公平的手段，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公认的“公平”用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或许这也就是人类文明所在，我们试图摆脱“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强调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从而保持着人类集体的相对和谐，促进持续发展。法律的必要性在于人们的共同认知，正所谓“真正的自由是有意识地去服从控制”。
读了几章之后，我渐渐发现，我所认识到的法律仅仅是人与法律的关系本身，由于其它方面认识的局限，不可能把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也不能探寻出它的本质。而在刘星教授的文字中我发现他所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很熟悉的东西，但是它们具有某种联系，我所读到的就是这些因为他对其进行思考与独特解读而发现的联系。
在小序之后，书中第一章提到了苏格拉底的故事，他受到了法律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坚持不越狱，喝下了致死的毒药。故事最后，作者自然而然地发出了疑问“既然法律根本不公正，那么为何还要去遵守呢？”
其实苏格拉底坚持的是法律所具有的精神，而非法律本身。为了达到大家所公认的公平，就需要每个人去遵守，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如果为了追求一方面的公平而去破坏另一种公平，就会违背法律的意志，从而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破坏掉相对平衡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每个订立法律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情况都有不同，法律是否成文也有区别，这是不是就导致了相对的不公平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各个地区的不同发展状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心理认知，除了人的一些基本生存权利以外，大多数地区的文化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都是有所不同的，从而对公正、民主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不能以一个国家的标准强加于其他地方，某些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干预其它国家的内政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取的。每个民族都有自由发展的权利，即使目前的状况是“相对落后”的，但可能是最适合的，剧烈地外加力进行改变或许会把它强行拉入另一个发展阶段，但是代价必然是惨重的。因此，法律更应该是独特的“社会的方圆、秩序”。
第二章中文章分析了“法上法”的问题。《安提戈涅》讲述了一个妇女安提戈涅反对法律判决，应用宗教认知强行埋葬了她被执行了死刑的兄弟的故事。文中指出“人们认为彼岸世界比此岸世界完善并以此为武器批判现实社会中不完善的法律”。因为人类无法保证法律的绝对公正与合理性，所以把对事件的判断交给了上帝、真主以及佛祖等等洞悉世间一切的神。法律毕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此成为了自然——人类社会的子区间，无法包括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节每种情况。这时，信仰就成为了一种准绳，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在我自己看来，有信仰是一件好事，当然这不是一种迷信想法。如果将万物运行作为出于某种人类不可控力的支配下，（可以是自然定律等等）那么就会在心中形成敬畏之感。个人的行为是如此的渺小，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处于某种自然监控之下，经过某种作用总会得到应得的结果。这样的话就会将个人的发展过程建立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下，顺则生，逆则亡。那么也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了。但是这种信仰与命运决定论等想法是有本质区别的，个人的努力仍然是处于99%的地位。它只是强调了共同认知，或许现在的发展程度无法理解，但是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这个和谐系统。
然后，作者引出了“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人无法摆脱世间命运的安排，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选择自认为更好的法律秩序”。“法律优点在于有稳定性、明确性但不能朝令夕改。无法随时调整，而人的智慧可以随机应变。”在没有绝对公平与绝对真理存在的条件下，通过一个有效力的条文将一些秩序不受人的私心干扰确定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在大多数人的认知没有到达更高的高度之前，需要“责任”“代价”的明确规定才能更大范围地维护个体的利益。虽然“人治”集中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的同时需要大
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保证这部分人的利益获取，但是它最终归结于少数人的意志，无法形成一个平衡体系。
总的来说，法律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现阶段维护社会方圆和秩序的最好选择。同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不仅仅局限于增多法律条款，将更多的事情置于法律的范畴之内，而且要从精神文明建设上提高公民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
篇5：读《西窗法雨》有感：开“西窗”，下“法雨”
——《西窗法雨》有感
《西窗法雨》以其通俗的语言，将古往今来的西方法律文化向读者们娓娓道来。
很多行外人看来，法律及代表着“古板”,乍听“法律”一词，很多人脑海中便会出现满眼的密密麻麻的文字。仿佛，“法律”就是这古板的、繁杂的法律条文？非也。只消浅浅一看《西窗法雨》此书，便会颠覆你对“法律”如此偏颇的错误观点。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书中，你看到的更像是与冗长的法条书大相径庭的类似包青天断案故事的民间故事书。它几乎没有那些于我们眼中极其枯燥的法条，反而大部分文字都似乎只是在讲故事，但它确确实实从头至尾都在谈法律。如果说《西窗法雨》是活的，那么他便是西方国家的包青天了，里面写着这位包青天大人生平断过的案，案件的案情如何、最终如何判决，以及从案子中得出的总结和反思、一件事一桩案一种现象或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发现，“法”和“古板”这个词根本不沾边，反而异常地灵活多变。最让人头疼的是：法律永远都是不完美的。起码看起来是的。正呼应了那句话“人无完人”,法亦无完法。但我却高兴于它的不完美，喜欢着它的不完美。正如那句话所说：“有一种完美，叫做不完美”似乎透过它的不完美，我可以看到“法”的深邃的美。
法律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共生。《西窗法雨》在纸张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鲜活的西方社会，让我们通过案件、现象，对法律产生崭新的认识。本书最吸睛的当属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在社会运用中不断成长的“法”,让我更明晰地看到法的发展。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俗称“法官造法”的判例法，经实际经验后与衡平法互补从而实现了一种法的进步与成长。思考判例法，乍看它“法官造法”这一点，可能有人会想：法官作为社会精英阶层，更可以在案件中更公平正义地审判案件，而判例法根据相似案件采取同样判决的性质，似乎可以让“法”更公正、也更快捷。这也是判例法适用之初很多西方人的看法。然，事实远不止这么简单。随着案例增加，曾被认为很好的判例法使用下又产生了新的不公平。在书中的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有时候案情相似之下，案件本身却有很多受害者而言是不公平的，这也就失了“法”应有的正义，从而有了衡平法，秉持着“正义、良心与公正”的基本原则，在判例法的“遵循先例”无法满足时，正是衡平法维护了受害者的权益。
除此之外，《西窗法雨》在大篇幅讲述西方法律文化的同时偶尔穿插与东方法律文化的对比。同样是法，可由于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不同、案件涉事主体的复杂程度，“法”并不是可以明确断定是非的度量衡，因为有时候一些事，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是非对错之分。东西方的一些对比，让我情不自禁地思考：法律是简单好点呢还是复杂好点呢？认为“法不正义则不遵守”的观点是否可取？
……
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总能发现，无论怎么选，都注定不会完美。而本书则带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也让许许多多对“法”感到懵懵懂懂的读者对“法”的认识有了大的跃进。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法”的成长之书，书中随着社会实践经验不断成长的“法”也好，我们心中对“法”的理解之树的成长也罢，我们只消体会一点——时代会变，“法”会成长，我们要以理性灵活的思维看待它。
篇6：西窗法雨读书笔记
不要小看这短小精湛的十六开本，当真浓缩的都是精华。里面正文部分收录了73篇连载于《南方周末》专栏的短文，短文把每个英美法判例作为一个小故事娓娓道来，结合中国的世情民风，引出人们对法理的思考，将西方的法律文化洒进每个中国读者的心中。这本书最早出版于，在当年国民的法律意识尚且朦胧的时代，当真是一场甘霖。
篇篇讲法，却远胜那些厚重的只能放在图书馆架子上的法学典籍。像一位师长，更像一位游历归来的老友，拉着你的手，在三杯两盏淡酒间，讲述一个个取意盎然的故事，正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开题第一篇从苏格拉底之死讲起，我想，这也是作者从西方法律文明的开端时期讲起的一种隐喻，也是作者在敬告读者，想要了解法律了，首先，你要敬畏法律。漫谈开来，从戏剧《安提戈涅》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到18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违宪审查权的确立，从对法官的作用的思考到辛普森案中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结果迥异的考量，每一个小故事都像星星点点的火种，点燃人们对法理、对中国社会的法律现状的无尽思考。
比如，我在《官司的成本计算》这篇，获得的启发很大。“法治”的精义到底是什么?这在当前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更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过去提倡法治，要依法治国，增强公民的法治理念，最好事事都翻开法条，找一找“该怎么办”?怎么维护我们那点权利。我想，这种提倡是在过去改革开放不久人们法治意识尚很淡薄的时期谈的，经历了十余载的发展，在法治初有成效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凡是必讼”真的是好事吗?“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并且在各种治理手段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因此，法律的使用必须追究社会治理的效益，而非本末倒置，为了“法治”而“法治”，最后导致刻板地追求“事事必讼”。相反，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在承认法律在各种社会治理手段中的最高地位的同时，不可否认甚至应大力提倡多管齐下，积极运用其他社会成本较小的手段。这让我们想到中国传统的“和为贵”思想，简直是一种零成本的“低碳、环保”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社会效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为了使社会收入大于等于社会支出，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为了一根头发起诉，那么这场官司的时间、人力、财力、物力成本综合起来的消耗、付出，将远远大于一根头发的价值，那么这场官司的价值是零，甚至负。结论就是完全不应启动这场官司。因此，书中告诉我们，有许多西方人认为，“法律解决纠纷的功能最好不要无限膨胀，否则官司越多，不仅个人的收入少于支出，而且社会的收入也会少于支出”，越来越穷，显然违背了“法治”的初衷。这时，就该及时运用到道德、习惯等调节杠杆，“凡事必讼”既伤和气又浪费资源。
篇7：《西窗法雨》读后感
《西窗法雨》读后感
《西窗法雨》【版】读后感 《西窗法雨》一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西方的法律，使我对其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到一些个人对“法”的看法。由于这本书各篇文章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因而读书体会也是零零散散。当我读到有体会时，就写下来。写完再将这些体会联系起来。由于相关法律知识很有限，所写的感悟缺乏一个法律人应有的“法言法语”，甚至有一些很幼稚。但无论如何，记下的，都是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一 《苏格拉底的慎重》中，谈到苏格拉底的死。在中国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当时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但其实，法律的制定，都只能使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法律无所谓对错和公不公正，只有相对公正。苏格拉底选择死，是觉得自己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即使他知道当时制定的法律有诸多弊端，但如文中所说“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我想，他是为了这个方圆而牺牲的。西方人相信，要慎重地对待自己认为不好的法律。其实在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中，虽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权益，人民当家作主，但其实也会有让社会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公平”，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上课时老师举的一个案例：有一老人因住在工厂旁边，长期受工厂噪音影响。最终导致生重病住院。其儿女对工厂提起诉讼。但结果却是败诉。原因是该工厂的噪音程度没超过国家的指标。我们如果从老人的角度来讲，工厂的噪音已经对其造成严重的伤害，导致其住院。老人会觉得这件事上法律不公，因为没有维护他利益。但从法律制定部门的角度来说，它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只能是大部分人获益。假设立法部门提高噪音的指标，那么必然会使很多个工厂无法正常运行，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因而，法律只能“相对公平”。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是否能实现法治和人治的结合。如果可以，那么特殊情况就能得到特殊解决。有人说“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实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亦即有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的方式进行解决。如《一般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中提到的案例，同样是盗窃500元，但如何运用法律处理这三种人，就会给人们留下很多问题。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同等处理，似乎对出于良好道德动机的人不公。这似乎有悖于法律制定的本意。不同等处理，会让人觉得由法治又返回了“人治”，这会导致法治社会建设的道路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又如《法律的条文与目的》，军人将军用吉普车开进市中心公园，并停放在那里，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享受欢乐生活的同时明白幸福来之不易。但市政委员会颁布的法律却明文规定机动车不能停放在公园中。但其实我们想，颁布这一法律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不影响居民休息。而军人的作为并不影响。因而，严格依法办事其实不应该处处唯条文是举，法治才更有理性。法律的优点在于它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很多人未意识到，这个优点，其实也是它的缺点、它的局限性所在。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人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方法解决。很多特殊的情况会不断地涌现。新的问题无法用旧的规范来约束。我觉得，法治，应当是在尊重一定的法律原则、并真正地理解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的基础上，给予人适当的权利进行判断。因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如何合理调整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和怎样使这个权利得以正确的实施是关键。如果调整不好，就很难做到法治和人治的很好结合。法治里说到，法无明文不为罪，法不禁止即权利。而这种权利，或者将其扩大说成是法益，有时候会危害到未来的社会。而法律的制定者无法预测到未来，因而法律具有滞后性。正是这种滞后性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导致特殊的情况无法特殊解决。而作为人治，则会涉及到公平问题，人治总会有比较多的主观因素，即使拥有最公平正直的法官，也会在同一种情况下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因此人治和法制均有优缺点。我认为，真正公平和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将法治和人治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将两者的优点很好地汇聚起来，从而使这种治理的模式深入人心，使社会正常发展。 二 学习法，真的需要细心。很多时候，一字一句之差，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而且，字里行间，又藏在许许多多的隐含的规则。因而，必须注重细节，注意对细节的分析。《法律的缺陷与人的智慧》里的案例，帕克法官根据相关规定，无法判定乔治有罪。原因只是规定时说到“在・・・附近”是违法的，而却没规定“在・・・里”是违法的。如果按照常人的逻辑来判断，乔治的行为明显是违法的，但他却抓住这个漏洞，让自己逃过一劫。而《包细亚的智慧》中提到了那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威尼斯商人的案例。在合约里写道如果违约，安东尼必须割一块肉作为赔偿，但肉中不能带血。这让人看起来苦笑不得，但细想，却是有道理的。这种说法严格按照这个合约，能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道”。又如《隐藏的法律规则》里的一个案例，著名的拿破仑法典里提到，如果一份公证遗嘱符合下列条件，这份遗嘱的效力就算是无可争议了：1有四个证人在场和一个公证人在场记录;2、遗嘱向这四个人宣读过;3、他们都在遗嘱上签了字。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会出现如案例中巴斯蒂的特殊情况，即四个证人无法同时在场。但这么规定，言外之意，就是四个人不需要同时在场，亦不需要同在一个地方。这么分析显然不触犯它的具体规定。法律制定时无法想尽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因而就会有“隐含的规则”，就会有通过对细节的分析理解后得出的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让人拍案叫绝的结果。很多时候，在案件诉讼和审理过程中，总需要透过法律法规本身，挖掘藏在其背后的规则。也许，这看起来像是在玩文字游戏，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合理运用法来保护自己，是理性、充满智慧的行为。这些“漏洞”，有时是好的，因为它使法律更有弹性，更加灵活。而有时又是不好的，如乔治就因此而逃出法律的制裁。但无论如何，法条之中还有很多缝，在我们需要运用它们时，我们要学会看这些缝里面藏着什么，唯有如此，才能使法的运用更加灵活。而作为立法部门，在颁布一条法规时，即使无法面面俱到，也要尽量想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在・・・附近”和在“在・・・里”这个漏洞是可以避免的。很多时候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律的制定，更需要多想，不需要具体到什么情况都说到，至少，不能让严重危害社会、而运用法却没办法对其进行惩治的情况出现。 三 政府，在我们看来，似乎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我们国家，很多时候，相关政策的颁发对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有很大的影响。但作为真正的法制社会，必须如《政府旁边的法院》所说，要有“法律存在于政府旁边”。水门事件中，法院毫不给尼克松面子，即使他是总统，他也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在“达特毛瑟学院诉乌德华案”中，政府作出的承诺也不能反悔。这是法公平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政府。唯有做到真正的平等，人们才会更加信仰法律，更加崇尚法制社会。才能不断推进法制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政府被认为是除了为公共利益进行管理之外，别无特权。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的法院具有审查能力，可以手执宪法，左审右审，对立法机关规定的法律表示怀疑并作出修改、甚至废除。《法律的审查能力》中的马歇尔毫不留情地废除了司法条例第十三条，刚开始看时，我感到不可思议。感性告诉我，好直爽的决定!静下心细思，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而相关部门法的制定，围绕此展开。违宪的法规法条，确需废除。从这个角度理解，废除合情合理。但法律具有稳定性，废除却是在审理此案件的过程中废除，似乎又不合理。在此便有一个疑问。即使某条文违宪，但它已经制定出来并已用于规范和制约人的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却突然被废除。这是否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是否会使人心惶惶?难道在遵守部门法或者运用部门法来保护自己时，应先考虑是否违宪?如果这样，那么部门法就会失去其稳定性。因此我觉得，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是应更加谨慎，防止出现该案例的情况。如果有可能，要设立相关的部门对立法机关所立的法律进行审核，确定无违宪行为后再颁发。 其实，看完这本书后的体会不只这些。写在纸上零零散散的体会也没有全部打出来。只是将其中体会较深的部分整理一下，并呈现出来。从书中简单叙述的案例中，可以获得很多法律知识，有的是直接的，更多的，需要自己去思考。这是一本好书，适合初学法律的人进行自我充电。
篇8：西窗法雨读后感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
已经是第三遍读刘星老师的《西窗法雨》了。
翻开这本书，里面讲的故事，对于已经学习了6年法律的我，已是毫无陌生感可言。第一篇是讲苏格拉底宁死而保卫雅典法律尊严的故事；第二篇是讲安提戈涅中自然法大于国法的故事；„„总之，都已经很熟悉了。书中阐述的道理，也并不是深不可测，而只是给大家一些法的观念。但正是这些观念，让我们这些人成为了“法律人”。
“法律人”这个称谓，现在可能并不一定招人喜欢。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可能也不太容易找到工作。但法律人整天嘴里念叨的“公平”、“正义”、“权利”，却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我这一代的法律人，学习西方法律观念、法治观念、民主观念，要远比专业本身多，这也是我们这些人的特点。
小时候，老师总是说，好像是个著名科学家说的，把老师教会你的东西都忘掉，剩下的就是你学会的。的确，现在我们都能讲上一两个西方法律史上的故事，从故事中说出一些道理。而这些故事所折射出的道理，恰恰是我们真正学会的。
粗读《西窗法雨》这本书后，你会发现作者信手拈来的法律现象材料进行点拨评说，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人最伟大的不是教会别人什么，而是要别人学会自省。作者虽然没有专门写一篇关于“道德与法律”的文章，但却在很多其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作者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看法。本文即是以此为切入点，整理分析作者的观点，再附之以自己浅陋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现在的主流观点中，区分“法律”与“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强制性”。诚如康德所认为的，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于前者约束内心，后者约束外在行为；前者只具有说服力，而后者具有一种物质的强制力。而作者在“法律就是‘强制’？”一文中，通过亨利·拜尔的案例质疑了法律的强制性标准。他认为，如果法律的特质在于强制，则难以使其有别于强盗的命令。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律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础主要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而不是被迫服从。这种观点在“法律中的大众准则”一篇中也有所体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法律规定中免不了有许多像“合理”之类的词句需要解释，而这些词句的解释最好使用“大众标准”，而不要使用所谓的“专家标准”。因为法律的基础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如果采用所谓的“专家标准”，强迫人们去接受，去履行，则与法律的调节作用，法律的正义正当性背道而驰，这样的法律即是所谓的“恶法”。
对此我很是赞同。因为法律本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1。因而，法律不可能脱离道德而存在，法律制定的理念也不可能与道德，与人们日常所信奉遵循的大众准则相脱节。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2。亦如英国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说：“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在“泾渭分明”中，作者引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法律不能要求应做道德赞许的事情，而只能要求如何符合法律的条件；道德是“高”要求，法律是“低”要求，高要求的事情可以朦胧“审美”，而低要求的事情必须径渭分明。而在“道德的法律强制”一文中，作者又提出了一些似是与前述矛盾的观点。作者认为，法律与道德界限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当某些法律未禁止的缺德行为引起了社会强烈普遍的憎恶感、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在法律上已有足够的理由对其予以强制。这种情景下的法律似是在调整“高要求”，其实不然。因为如果将“高要求”认为是法律未禁止或未强制要求履行的事，将“低要求”认为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事或强制要求的事，则不免有法律与道德本末倒置的嫌疑，但如果将“高要求”看成是做利人的事，将“低要求”看成是不做损人的事，则上述的事项便在法律的调整范围内。因而在“各扫门前雪”一文中法官的判决便有了依据，因为各扫门前雪是不做损人的事的“低要求”，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内，况且，如果运用道德手段呼吁奉献精神，则不仅管管他人瓦上霜的人会越来越少，而且自扫门前雪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反之，运用法律手段，不仅后者会俯拾皆是，而且前者也会渐出萌芽。
《法律与道德》 梁德云 傅萍 载于天涯法律网 2 《法律与道德》 梁德云 傅萍 载于天涯法律网 在《赵氏孤儿案》里，离楼受屠岸贾指使试探程樱时说，“御医只会救人不会杀人。”法官和医生一样关乎于生命，只是前者掌管判处，后者尽力挽救。然而像医生会误诊会有医疗事故一样，法官判处时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在这里我还想谈的一点是关于法律的性质或者目的方面的问题。作者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一文中，以歌星的案例引出法律的意义或目的在于确定一种“秩序”，或者说首要的是确定一种“秩序”，因为在有限的资源下，要确保人们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秩序的确必不可少，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必备前提。对此，我很是认同。就拿我们的俗语“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来说，当一个人剥夺他人的生命的时候，最公正公平的做法便是剥夺他的生命，一命抵一命。但问题是，别人又有什么资格来剥夺他的生命？他的被剥夺的生命又该由谁来偿还？这样不断地恶性循环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公正、正义不仅没有得到实现，反而更加的沦落。因而，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法律的第一要义便是秩序。正如作者所言，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
最后想说是是“法律的最终效力”一文，看罢若有所思。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把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则当作法律，因此我们总是把国家权力、法院联系起来。从初中起政治老师就教育我们会“军队、警察、法院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当时听了就觉得心里很是不愉快：奈何代表着公平和正义的法院与“暴力机构”是挂钩的呢？那我们生活遵循的规则不都是被强制的吗？
本书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为什么法律具有效力？ 为什么立法机关颁布制定的这个规则就具有法律效力？ 很多人的看法可能是：法律就是由国家暴力机器保护的规律，你不服从它，它就会镇压你。
先不说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本书列举了西方的一些思维，他们认为法律的最终效率来源于社会本身，而不是源自国家的暴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社会上大多数人承认或接受的行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规则的活动。”
那么国家暴力的作用，其实只是保护这些“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承认或接受的行为”，因此像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黑奴法律、希特勒颁布的纳粹种族灭绝法律、我国清朝末代颁布镇压老百姓的法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恶法非法”就是说这种情况吧。
从西方人的逻辑看：法律的最终效力既来源于社会规则，而又规范着社会规则。他们希望给遵守法律的行为一个道德上的合理解释，同时也希望法律本身能成为真正的公平与正义。然而事实上社会规则往往存在着不同的争论：比如说 堕胎应否合法？
在我们的国家里堕胎是被接受的，并且主动堕胎者大约也没有西方人那么紧张的担心人权组织来找麻烦，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堕胎是不道德的，它是一种扼杀他人生命的方式，因此难以为社会的部分人所接受。君不见每届美国总统大选时，每个竞选人对公众公布其政见时都不离：就业、堕胎和同性恋这几个话题。然而不堕胎者也有他们的说法，例如斯蒂芬写的《魔鬼经济学》有提到：正是堕胎导致了美国90年代犯罪率的大幅度下降。先不判断这个命题的真伪，但是如果选择堕胎的家庭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如果强迫他们生下来，最终孩子可能由于教育、医疗不足等问题而走上歧路，确实会成为社会的问题。
那面对这些“社会上存在争论的行为”而订立的法律的最终效力又来自哪里呢？如果因此制定的法律，难免顾此失彼，因此西方人在必要的时候“会将法律放在一边，运用更高的“公正原则”来判案。”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法律的理性，西方人更愿意把法律当作是一种“工具”，相当多的人认为“工具如果不具有理性”那么法律就很有可能成为邪恶的手段，从而使公平或理性无法实现。书中也说“这时候的法律更需要的是在一般规则下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的度又由法院和法官来衡量。”
难怪柏拉图很早就说过：法官要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但更要有善恶的判断力以及在法律中扬善惩恶的智慧。
篇9：西窗法雨读后感初中
风雨敲打窗棂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走到书架前找到了刘星的《西窗法雨》，或许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这是一部有关西方与东方法律思想的一本书，这场“雨”塑造着每一个人关于法律的价值观。如果问我什么是最神圣的，那必须的是法律，因为只有法律能不管你的权势地位，真正的做到“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我们常听的话就是最好的诠释。
《西窗法雨》不仅仅是法律思想的介绍，这里还浸润着作者颇为尖端、颇为前沿的研究心得。正是研究西方法理学的学者有着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功底，也正是在这里人们认识到，社会需要方圆，但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却有不同的方圆，而什么是方，什么是圆，凭什么方，凭什么圆，如何方，如何圆都不是简单的问题，需要极大的智慧。读了《西窗法雨》你会悟到，中国正在呼唤这种智慧，而你也不会怀疑，中国人有这种大智慧。
“法”这个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孔明的军法、包拯的律法，现在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法治中国。法律意识成为我们每个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意识，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呼吁制定相关法律来保护野生动物;在面对网络暴力的危险之下，网友们呼吁官方制定法律文件，后来颁布了《网络信息生态管理条例》。对于“没有是非，只有立场”的争论，法律无疑是最好的标准。在各种情况之下人们总是能第一时间想到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可见法律的权威性。法律虽然是一堆理论，但是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近法律、相信法律、尊重法律、践行法律、守护法律，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说道法治不得不说与之对立的人治，书中提到过西洋历史中出现过短时期的人治，但是人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法治，原因是西方人认为人的自律是不恒长的。
篇10：《西窗法雨》简介及读后感
简介
这本书曾在《南方周末》以专栏形式连载，《西窗法雨》简介及读后感。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犹如一道道美味佳肴，组成了《西窗法雨》这一份可口的法学大餐。本书以精彩的案例为载体，巧妙地将枯燥的法律与文学融为一体。刘星老师更是以亲切家常、平和幽默的手法漫谈西方法律文化，使文章变得更加通俗易懂。虽然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但是它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引领读者一步一步地走进法律世界，领略“法”的奥秘。
读后感
对于《西窗法雨》，黄树森先生评价道：“我愿将全书归纳为：一袭纵横捭阖下的法趣谈，一阖学养驳杂下的法议论，一掬情感积淀下的法情结。灵动，缜密，成熟，读之，感到一种法理精神的欢愉洗礼，一种法理智慧的痛快淋浴。”这则评价是我在读过《西窗法雨》后看到的，觉得实在是贴切。我相信读过《西窗法雨》的人都不会否认，读《西窗法雨》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很舒适的感觉。
不得不佩服，刘星老师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写手，他巧妙地将枯燥的法律与文学融为一体，以活泼细腻的笔触将一份可口的法学大餐呈现在人们面前。他很懂得把握文章的长度，深入浅出，让人不会有饱胀感而又意犹未尽；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充实，正是验证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一句话，实在是言简意赅；他的写作手法极为巧妙，往往从趣事趣案下手，如药引般引导读者进入他要论述的主题，继而叙述法学原理，领你进入法学世界。
当苏格拉底为捍卫雅典的法律慎重的选择饮毒自尽时，两千多年来，这位哲人的抉择，带给人们无尽的议论和探讨，这是否为一种迂腐，一种理性的败走„„
当纽伦堡的判决一锤定音，法学家奥斯丁所宣扬的“恶法亦法”在德国纳粹分子的狡辩中被“善恶价值”的尺子狠狠地裁量为“恶法非法”
时，一切都在引发世人的思考，法律是否就是正义„„
当180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亲自审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充分彰显法院的审查权利时，西方国家的法官手执宪法，左右审视各种法律，找到违宪的便取消其“家族”资格的力量的做法引发了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人的无尽思考„„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个的小故事，告别了用晦涩的语言表达深刻意蕴的方式，却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同时，《西窗法雨》将法律与文学完美的结合，使那“雨”不仅“潜入”了“夜”，也潜入了人们的“心”。而这几点雨恰恰又是下得及时的雨，有点启蒙的思想，可贵的是这些思想，往往不是硬塞给你一些法律道理，而是带给你更深层次的思考，一种法律背后的智慧，因而在中国人面前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有时候也会思考造成中国的的法治与西方法治差异的原因在哪里？尤其是学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差异和特点以后。但是教材上的思考面比较主流也比较狭隘，然而当我阅读到“法治的假设前提”这一篇时，有了一种另类的却潜藏在内心的共鸣。众所周知，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国家就用相当成熟的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约束民众的不良行为，并在法治的车轨上越走越远。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尚属落后的“人治”状态。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诚然，法治的发展经济占了很大的因素，但是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书中所言，这是“人性恶”的结果，这种“人性恶”的认识起源于《圣经》。《圣经》里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叫亚当，亚当整天孤独寂寞，上帝便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一个叫夏娃的女人给亚当做伴，亚当和夏娃没什么事可做，上帝便派他们去看守伊甸园，并且再三叮嘱他们千万不得偷吃善恶树上的“禁果”。夏娃不听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岂料抵挡不住蛇的诱惑，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去引诱亚当，致使两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了人类的迅速繁衍。上帝知道后极为震怒，将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于是，上帝告诉后来的人类，第一父亲和第一母亲的行为是一种罪恶，人类是由于这种罪恶出现的，所以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读后感《《西窗法雨》简介及读后感》。西方人相信这个故事，也相信人性恶。所以他们认为说服教育的力量是软弱的，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言传身教无法抑制人的犯罪倾向，因此他们特别喜欢用法律，认为只有运用强制性的法律才能治理国家，因而“法治”在西方日益发达。
与洋人不同，中国人则普遍认为人性是善的，相信人性善，或许始于《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广为流传便是最有力的说明。由于认为人性善，所以确信教育的力量，感化教育可以使人改邪归正。教育，一直是中国人矫正错误的一个传统手段，先贤孔孟的教诲流传了两千多年。然而也许是国人确信教育的效力，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法治。
社会发展到今天，倘使我们去争论西方的“人性恶”和中国人的“人性善”谁利谁弊，恐怕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也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但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有效手段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不争的事实。法治的缺失，“社会将没有方圆，没有秩序”。就从这一点讲，“夏娃”偷吃“禁果”也没有吃错，然而中国的传统教育也不能丢。在中国即使把法治建设得天衣无缝，仍然需要用教育的手段实施法治，因为矫正人的犯罪手段只有两个：心灵的教育和肉体的制裁，前者是道德，后者是法律。道德的方式是一种劝说，法律的方式是一种强制，劝说是教育，强制是惩罚。因而我觉得，将法治与教育的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出路。
在上述问题中，涉及到了“道德”与“法治”这对概念，而这一对概念作为矛盾的存在是法律人最为无奈，最为纠结的。无论选择了哪一个，都是一种背叛，要么背叛良知，要么背叛正义。而《苏格拉底的慎重》为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位哲人，面对此种问题时的种种思考和抉择。很小的时候便听到过苏格拉底殉道的故事，当时内心十分不解。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遵守这样的法律简直就是迂腐！
这种慎重是否在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这让我想到了书中的另一个故事，关于二战战犯的审判，盖世太保杀害犹太人遵循的是当时纳粹德国的法律，从狭义的法律意义上讲，他们似乎没有犯罪，然而在道德上认为纳粹没有罪行是世人所无法容忍的，于是，正义的人们认为那些法令与人类最基本的正义相悖，根本不能成为任何法律的理由，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执行这样的法令。
“恶法非法”成为了一种裁量有点法律到的话的意味。那么，将法律道德化是法律的一种倒退还是升华？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是无法脱离“以暴制暴”的原则，但是，如果用一种暴力去打击另一种暴力能为我的情感所接受的话，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用生命去维护正义？哪怕这种正义并不见得完善。如果“以暴制暴”能让我们得到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对现实不满的快慰的话，那么苏格垃底的选择则是一种殉道，理性地说，那是一种伟大的震撼！
思维在此并没有停滞，康德告诉我们，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在于前者约束内心，后者约束外在行为；前者只具有说服力，而后者具有一种物质的强制力。换句话说，道德总是劝慰人，法律则总要给人一点厉害看看。在阅读到“法律就是‘强制’？”这一篇之前，我一直坚信肯定的答案，也从来没有过多的思考过“法律的特质在于强制”这样一个命题的真伪。然而刘星教授告诉我，这句话值得怀疑。因为法律的规定具有两方面，一则权利，一则义务。义务是强制的，不可放弃的，然而权利却是可以放弃的，可见这个看法的确有些瑕疵。是的，我想这或许的确是植根于一个信念：法律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础主要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而不是被迫服从。
《西窗法雨》带给我们的不仅有纵向的深度的思考，更有横向的广阔的视野。一些全新的诠释，一种锐利的彰显，都镌刻在我的内心。在大部分人眼中，法律与政治、经济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至于民俗、习惯之类的或许与法律也有些渊源，然而要说地形地貌、唯独位置、海路位置、气候状况、肤色人种与法律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恐怕很多人便会摇头蹙眉了。书中介绍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的有关“地理因素”说的内容。比如热带以及亚热带国家所以盛行严刑峻法，是因为那里的酷热容易使人脾气暴躁而失去理智；而处于温带寒带地区的国家之所以刑法较为宽和，就是因为适中及严寒的温度使人冷静和理智。那么讲这些的弦外之音在于哪里？思考一下中国的地理环境，三级阶梯，纬度跨越范围，海路分布，地形地貌十分复杂，那么中国的法律在讲究国家统一性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讲究地方区域的差异性呢？
篇11：西窗法雨周国平作品读书笔记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西方人选择了法治道路，以法律为规矩，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在很大程度是在追求法律的秩序价值。
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一文中，作者讲到了西方人对秩序的追求。在众多法的价值中，有些西方人认为，首先应该注意的是“秩序”。作者以歌星来到小镇演出的例子来说明法律的秩序价值，对于保障人们在享有权利的过程中避免混乱状态的重要作用。在西方人看来，我们生活的家园只有一个，资源是有限的，人们的诸多需求在很多情况中是先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因此，我们只好尽可能的照顾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换一个角度看，在人们的共同需求中，人与人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所以要照顾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需要。
追求法律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认识是相同的。但是，对待法律的慎重态度却是中西方所不同的，这也是中国法治建设道路上存在的一个问题。
早在千年前，苏格拉底就以生命捍卫了法律的方圆。苏格拉底为什么明知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仍然不越狱，还要依照不公正法律的判决饮毒自尽?这是因西方人慎重对待法律的态度决定的。
苏格拉底的行为在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既然明知法律是不公正的，还要去服从法律的审判，这简直就是迂腐不堪。在中国人看来，法律本身不公正就不必去服从。但是西方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对待不公正的法律，态度要慎重。我们选择法律规范我们的社会生活，就是想要给社会一个方圆，一个秩序。法律没有绝对的公正，法律有的只是相对公正。任何一部法律，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公正的，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公正标准去评判法律，而应以大多数人的公正标准评判法律。当有一部分人认为法律不公正，而不遵守法律的时候，那么人人都会找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从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