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世界八大演说家

近百年来世界八大演说家（精选4篇）

篇1：近百年来世界八大演说家

近百年来世界八大演说家

赫塞尔（1860--1904），这位犹太奥地利作家，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者，面对当时欧洲汹涌澎湃为“反犹太人”浪潮，力争犹太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最终导致以色列在中东建立家园。

苏珊•安东尼（1820--1906）这位美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与组织天才，更是著名的雄辫家，她为美国妇女争得了投票参政权。

弗拉基米尔•列宁（1870--1924），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具有惊人的说服力，他号召俄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沙皇统治，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局势。

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这个被指为狂人的杀人魔王，是公认为“最具有威力的演说家”，他由默默无闻，到将整个德国驱入疯狂的杀戮战场。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这位任期长达十二年的美国总统，遭遇美国历史上两件大事一一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和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都能运用自己的权力和说服力，使美国人民保持充沛的自信，以度过难关。

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国黑人牧师兼民权运动领袖，曾获一九**年诺贝尔

和平奖，他使美国人民相信种族隔离主义是不公平和不道德的。

温斯顿•邱吉尔（1874--1965），这位近代史上的英国政治家，在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处于黯淡的劣势时期，以其精辟的演讲振奋了英国人民的士气，使英国人民深信战争终将获胜。

甘地（1869--1948），毕生倡导“不合作”运劝，终为印度赢得独立

篇2：近百年来世界八大演说家

治近百年史的,论到人物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提到曾国藩。曾氏气魄之雄厚,人格之伟大,及其在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之建树,其不可磨灭处,纵然近人有好持异论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认。至论学术,曾氏也有他自己一套独特之旗帜与地位。述说近百年来之诸儒读书论,曾氏是极可注意的一人。

曾氏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后陈澧一年。卒同治十一年,先陈澧十年。曾、陈是同时代的人物。陈氏尝自说:“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而湖南在清代学术史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曾氏又是一个农家子,所以在他少年时代,没有受到当时时髦学派之锢蔽。任何一个学派,一到时髦,则无不有其锢蔽者。陈氏又说:“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结果不幸言中,不久天下果然乱了,而曾氏则是力挽狂澜,为当时平乱的人物。曾氏读书,生平力主一“耐”字诀,一“恒”字诀。他说:“一书未完,断断不读别书。”那时的天下,被读书人懒而躁,不肯读完一部书的风气弄坏了,却恰恰在一书未毕,决不换读别书的人的手里平定了。我们便把这一件小事,两两相照,尤可见读书人的习惯与风气,对于世道,真有偌大的影响。陈氏常提倡“士大夫之学”,说:“士大夫之学,略观大义,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曾氏做学问,恰恰是走的这条路。他为陈氏所说的“士大夫之学”做出一个好榜样。因此,我们把曾、陈两氏的言论学术,对照比看,便会更觉有味了。

二

曾氏在当时,亦曾极力提倡一种新的读书风气,散见于其有名的《家书》《家训》《日记》及《文集》中。照理,曾氏的《家训》之类,谁都应当涉猎过,用不着在此特地再介绍。下面也只偶举几点,为近来有志提倡读书运动的人作参考。

曾氏自己说:

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致刘孟蓉书》)

原来曾氏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会试中式,即已是年成进士。及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馆授检讨。那时曾氏年已三十,而他实在是从那时起才开始走上讲学的路径。这时距今恰是九十多年。他有名的家书,亦从庚子开始。然今刻《家书》里所收,则只有庚子二月初到京后的一函。在他家书里正式开始讨论到读书和做学问的,还要到道光二十二年壬寅的秋天。

那时曾氏的读书课程是: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他自己说:

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

当时的曾氏,已是清廷翰林院的检讨,国史的协修,在三十二岁的年龄,才开始点读前后《两汉书》。他说“早不自立”,实非过自谦抑。曾氏在早年,用功的只是八股时文。谁料到中年是一个得意的阔官了,却再发愤读书,而将来也竟有如许成就。这一点,使我们感到读书运动的对象,不该老是一辈大中小学校里的青年和儿童,或是推车卖浆不识字的贫民,而社会上的中年人物,站在领导地位的缙绅士大夫,尤其应该是我们读书运动的第一对象呀!至少他们都应该“稍事学问”,庶乎希望可再有曾氏般的人物出现。否则青年们纵是努力读书,若将来涉足社会,便可不学无术,另以一种捷径高翔,那岂不是任何学术全成了八股?此其一。

曾氏自成进士,入翰林,以后官位日高,由侍讲侍读擢升内阁学士,历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又做过好几次主考阅卷大臣。自道光二十年到咸丰二年放江西正主考官,以丁艰回籍,前后十三年。虽处境较优,而“应酬之繁,日不暇给”(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家书》)一类的话,在他的家书里,屡次见到。可见他在当时,已并不能摆弃一切,专意读书。此后则从事兵戎,生活一变,更不是读书的环境。然他从咸丰二年创办乡团,直到同治三年攻破南京,前后又恰是十三年。在这宦海纷纶,乃至戎马倥偬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曾氏却建立了他学业上卓绝的成就。这一点,又使我们感觉到,读书并不定要一种特殊的环境,乃及一种特殊的生活,而实为社会一般人所能从事的。至于达官阔人,政军大僚,以及社会上各色各行的领导人物,他们已然担负着国家社会更大的重任,那么他们更该“稍事学问”,奉曾氏为模范。此其二。

三

至论曾氏学问、事业,何以能互相辉映,而各有其卓绝的成就,一面固是由于其意志之坚毅,生活之严整;而另一面,则在其眼光之远大,与方法之切实。此则关于为学择术之点,我们尤当注意。曾氏本是一个做时文八股的举子,一旦入京华,走进读书讲学的世界,其初颇得益于朋友交游之启示。他道光二十二年的家书上说:

吴竹如近日往来甚密,来则作竟日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

又说:

子序(吴嘉宾)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这是曾氏最先讨论到学问的一封家书。他所述两位朋友的言论,已大体规定了曾氏将来学问成就之规模。若不是“老守一井”从“约而专”上用功,则博雅考订,乾嘉以来的四库翰苑之学,实与曾氏将来的事业生活不相容。若老守一井,而注意不在“身心国家大道理”上,则不贤识小,谀闻浅见,不仅对其将来事业无所裨补,而他的学问地位亦绝不能高卓。所以如用“约”的工夫,便须先从“大”处着眼,这是相互为用的两面。

曾氏用“约”字诀读书,屡见其《家书》《家训》中。如云: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则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又说:

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若经史之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他又说:

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阿兄数千里外教尔,仅此一语。(道光二十四年三月)

那时曾氏对于“守约”的读书法,已有十分坚确的自信。他的此项见解,至老不变,实与当时博雅考订之学,绝然异趋。他以后教人“耐”字诀,“恒”字诀,“拙”字诀,“诚”字诀,以及“扎硬寨,打死仗”的口号,凡曾氏功业上的成就,和其从事学问的精神,处处呼吸相通。

四

读书既主守约,则选择不可不审。所以他说:

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子厚自述所读书,亦不甚多。本朝善读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凡十六种;《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余于《四书》《五经》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之《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咸丰九年四月。其他曾氏所述书目散见者尚多,然大体相类似。)

读书能选择,实为守约之第一要义。而选择的标准,应该“先务乎其大”。最可代表这种精神的是曾氏的《圣哲画像记》。他说: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王、周公、孔、孟之圣,左、庄、班、马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诸葛亮)、陆(贽)、范(仲淹)、马(司马光),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朱、张,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引之父子),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大凡有意指导人读书,终不免要做一番开书目的工夫。清代乾嘉学全盛时期的代表书目,便是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以及接踵而起的《皇清经解正续编》。这一类繁琐的考证学,除非特殊环境以内的特殊人物,无法接近,亦无法研究。陈澧已识其锢蔽而思有以变之,然陈澧劝人读注疏,仍不脱经师经义范围。曾氏则不然,正因他早年没有受锢蔽,故能彻底摆脱当时传统考据学之束缚。此所以陈氏仍还是“博士”之学,而曾氏始得谓真是“士大夫”之学。而曾氏却又能相当的采取考据学之长处。其《家书》中多有不取考据的言论,而《家训》中则主采考据训诂之长,此是曾氏学问与日俱进之一证。又曾氏论考据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五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至少这样一来,更与陈澧所举“于世有用”的目标,更易接近了。而陈澧《东塾读书记》的价值,所以不免稍逊于顾炎武之《日知录》者,其主要关键亦在此。所以曾氏在考据学上特提杜、马两人,实在是深具意义的。

曾氏曾从唐镜海闻义理,又私淑于姚姬传学古文法,而曾氏之言义理文章,其识解意境,也均超出于唐、姚二人之上。曾氏与唐、姚之异点,也正在唐、姚空疏,而曾则博大。此等处,均见曾氏学问实有所精深自得,实有另辟户牖、别开途径之气魄与抱负。

孙鼎丞《刍论》,追溯洪、杨乱源,深归咎于汉学家言。而曾氏为之作序,谓孙讥之已甚。此犹汉学家讥评阳明提倡良知学,酿成晚明之祸。如此刻深立论,其流弊终不免同陷于党仇讼争。而曾氏对乾嘉汉学,其立论似转较陈澧为持平,此尤不可及也。曾氏序文,作于咸丰九月己未,时曾氏尚在军中。可见曾氏为学,实能抉破乾嘉以来义理、考据、词章三派之藩篱,而求能从大处着眼,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他的《圣哲画像记》,平心论之,不能不说他的识解气魄,与其指示学术途径,确已越出江藩、陈澧之上。就现在平心立论,也必如曾氏为学,乃庶可有当于陈澧之所谓士大夫之学。亦必如此,乃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略观大义,并非忽略粗疏之略。所谓大义,亦非陆象山所谓“着意精微转陆沉”之义理。此层学者贵细辨。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最近的学术界。似乎领导学术者,其存心多只看重了博士之学,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学。因为有此趋向,所以我们当前的学术空气,渐渐和一般社会分离,形成为一种特殊环境里的一种特殊生活。一个有志读书的青年,他们的最要条件,便是盼望能走进像样的大学,浩博的图书馆,完备的研究所。而论其学问之成就,则只是一种近乎博士论文式的著作。我们并不说学术界不该如此,却不能认为学术界只该如此。若我们放大眼光,为一般社会着想,便见学问并不全是关门而做的事。有一种是专门博士之学,为少数人所专攻;另有一种则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学,为社会多数智识分子所应领解。曾氏《圣哲画像记》所论,若以专家博士的眼光来评量,有人不免将目其为浅陋。但若注意到社会上一般人物之陶冶与进修,则曾氏的见解,实在是极可取法了。

六

惟专就曾氏个人论,曾氏亦并不仅是一个具有开明常识的读书人,曾氏实还是一个有学术上特殊地位特殊贡献的学者。自然,我们该先具第一条件,再希第二条件。曾氏在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即是他的诗古文之学。曾氏对此,亦屡屡自己说过。他说:

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惟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此乃曾氏开始自觉地寻到他学问的前程,那时他已是三十四岁了。他那时自定一个每日熟读的书目是:

《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这一书目,亦即就他自感最有希望的诗、古文的前程上来选定。曾氏自说:

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鼐)启之。(《圣哲画像记》)

然曾氏对诗、古文的见解,其精深博大处,实非姚氏所及。曾氏对于指导研究文学上最宝贵的意见,即在劝人读专集,而不要读选本。他说:

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家书》)

又说:

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家书》)

曾氏从不要汩没性灵的见解上,来劝人勿读选本,这真是研究文学一种极可珍视的意见。

曾氏又主诗文以声调为本之说,此层则源自姚鼐。曾氏姚氏皆主以声调探取性灵,从此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欣合。此乃从文学上的探求来接触古圣贤的心情,使读者与作者呼吸相应,不啻同堂而觌面。此一境界,与当时博雅派所主从训诂考订上来认识圣贤真理者,其实也是各得一边,双方未见有十分的高下。所以桐城派古文家在乾嘉朴学极盛时代,终还有其相当的位置。

曾氏研攻诗文,最爱韩愈、王安石,盖取其雄直之性趣,倔强之格调,与己相近也。曾氏说:

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求阙斋日记类钞》壬戌)又云:

阅陶诗全部,取其大闲适者记出,将钞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辛未)

盖雄直倔强,曾氏性格之所长;恬憺闲适,曾氏性格之所短。曾氏研攻诗文,着眼在此两点上,切就己身,释回增美。纵使不以诗文名家,而此种研习方法,对于自己性灵修养上,也会有绝大益处。此仍是士大夫之学所以与博士学不同所在。

七

然若专重性灵,则往往易陷于空虚,而曾氏则并无此弊。曾氏尝谓:“雄奇万变,纳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圣哲画像记》),此可谓是曾氏论诗文所悬一大标的。至其对于学术大体之见解,归纳以文学为全部学问之中心之一点,则见于其《致刘孟蓉书》。故曾氏既选定了一部《十八家诗钞》,主从专集求性灵,又选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则义理、考据、辞章,兼收并蓄,一以贯之。曾氏认为此三者,莫非为文之所有事。今天的我们,必须参会曾氏此两选本,细细研寻,庶可得曾氏论诗文学之整部见解。如近人专拿“文以载道”一语来轻蔑桐城、湘乡派古文,此亦只见为是近人之浅见而已。

然曾氏学术,论其对自己个人人格及事业上之影响,可说甚深甚大。而就其在近百年来学术界上之影响言,则究竟还嫌不够。这又是何故呢?我想:

一则曾氏从事学问,已在中年,又久历兵戎,日不暇给,实嫌其在学术上未能自竭其能事。

二则曾氏幕府宾僚,相从于戎马之间者,究以功名事业之士为多,未能深细接受曾氏论学之渊旨。

三则曾氏论学,除对诗古文辞有独特卓见外,究竟也还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其家书、家训,谆谆然恰是一个贤父兄之教训其家人子弟,而究异乎一代大师之暮鼓晨钟,发扬大道。这是曾氏为学根本缺点。

故论曾氏学问上的成就,到底只在文学一途多些。论义理,则仅较唐镜海诸人差强。论考据,则曾氏虽见及有杜、马、顾、秦这一路,而他自己在此一条路上,全未能建立起规模来。因此曾氏幕僚中的学者,也只有吴挚甫、张濂卿一辈文士,稍有成就。曾氏以后人,崇仰曾氏者,以道德、文章、经济俱备之一点,把曾氏与阳明并论。实则曾氏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远较阳明为大。而论学术思想,则视阳明望尘莫及。近百年来第一个伟大人物曾氏,论其在读书运动的成绩上,因此竟亦暗惨地没落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时代一个极大的损失。

篇3：近百年来的湖南琴家师承概览

关键词：湖南琴家；师承

作者通过查找翻阅工具书、古琴论著、笔记日志、文集、史志类、报刊、年谱、石刻等文献来搜集近百年来关于湖南琴家的相关资料。根据所查找的文献已整理出湖南琴家①78人，待考15人，共计94人。关于湖南琴家的师承整理如下：

一、以杨时百为核心

杨时百（1863—1931），名宗稷，字时百，号九嶷山人。湖南宁远人。清末贡生。1908年从黄勉之学琴。后设九嶷琴社在北京授琴。1922年赴山西太原育才馆任教。最先将《碣石调·幽兰》译为减字谱。著有《琴学丛书》，包括《琴粹》、《琴话》、《琴学漫录》、《琴学随笔》、《琴学问答》等共四十三卷。

杨时百受业于黄勉之，此后开始收集整理古琴资料和记录琴事，于三年后开始教琴。以苍劲坚实，吟猱有节为演奏特点，开创了九疑琴派。杨时百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参加上海晨风庐琴会时是以北京地区的琴人身份参与。

二、以邱之稑为核心

邱之稑，字榖士。浏阳人。由监生议叙八品。自幼喜读书，好音乐，精通律吕，以为乐之所由起，乃符合天地自然规律。清道光九年（1829）主持浏阳文庙乐舞，并设局，按律制作乐器，率众学习，历数十年。又博采群书，辨伪正失，著《律音汇考》及《丁祭礼乐备考》行世。复谙习医理，精医术，救人甚众。终年六十九。

三、以顾玉成为核心

顾玉成，字少庚，四川华阳人，在湖南作知县，得青城张孔山道士亲授能三十余曲，以流水一操，最得张之神髓。藏明朱权（宁王臞仙）所制中和琴，九德俱備（即名飞瀑联珠）。著谱曰百瓶斋，未刊行，但传抄甚多。清光绪丙子卒于长沙，享年六十九。

四、以吴兰荪为核心

吴建，字兰荪，斋名琴園，湖南汉寿人。

五、以龚庸礼为核心

龚庸礼，字子徽，湖南大庸人。贫家子，习木工手艺，能绘事。离鄊至荆沙间谋生，遂能琴，自云受自川鄂边区某野老。光绪初年转至武汉，以雕琢小木器，及用大树根琢成几櫈，设肆出售及卖画生理，亦不时教琴。其琴艺有二类，一曰操缦，二曰琴歌。操缦指法较繁，多短曲，如空山思故人，平沙落雁，求于强弱尺寸（轻重疾徐另作深解）中，发挥技巧，以取得“絲情”；琴歌旨在伴唱，指法取明净，避繁芜，须以唱歌者之抑扬、顿挫，为指下强弱尺寸之据，其常伴者为嘅古吟，渔樵问答，客窗夜话。自称川派，却与唐（彝铭）张（孔山）以来川派风格不侔。光绪末卒年七十餘。

作者在翻阅《历代琴人传》时记载：“清龚光表，字嶧暉，湖南大庸人，龚庸礼之子。琴传父业。”②可知龚光表随其父龚庸礼习琴。《查阜西琴学文萃》记载到查阜西跟随过龚光表和龚庸礼的弟子田曦明学习琴歌。龚庸礼→龚光表→查阜西；龚庸礼→田曦明的师承是毋庸置疑的。在《历代琴人传》中有段话是这样：“清夏正彝，湖南益阳人，清末秀才，能琴，諱言师承，其所奏渔樵问答，陋室铭与龚子徽所传无二致。”③故夏正彝的师承很可能来自于龚庸礼。

以杨时百为核心的是湘籍琴人在北京的一个发展，以吴兰荪为核心的是湘籍琴人在苏州的一个发展。而在湖南本地发展的有三个：一为以邱之稑为核心；二为以顾玉成为核心；三为以龚庸礼为核心。以邱之稑为核心的特点是对传统雅乐的传承与捍卫；以顾玉成为核心的注重琴技；以龚庸礼为核心的更加注重琴歌。

【注释】

①湖南琴家，作者将其分为三部分：一为湘籍琴家；二为外籍琴家长期在湖南；三为外籍琴家在湖南展开过短期短期古琴活动。

②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历代琴人传》（清、民国），内部参考资料192号，1965.08，P68

③同上

【参考文献】

[1]常俊衍主编.九疑琴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2

[2]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历代琴人传》（清、民国），内部参考资料192号，1965.08

[3]黄旭东、伊鸿书、程源敏、查克承编.查阜西琴学文萃[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1995.08

[4]唐中六著.巴蜀琴艺考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9

篇4：近50年世界八大政变

1965年的“九三Ｏ”事件，是印尼人的一场噩梦，这一事件引发了印尼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大屠杀。

印尼独立后，国内政局一直不稳定。当时印尼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除了政党以外，还有一支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陆军，它是坚决反共的。1965年9月21日，由40名陆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将领委员会”准备于10月5日发动政变。这些阴谋活动被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获悉。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向当时掌握强大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将军汇报了情况。

9月30日夜22时，翁东等人采取了行动。7名陆军将军中只有一人翻墙逃匿。

事发后，一直不动声色的苏哈托迅速指挥陆军进行了全面“反击”。10月1日，他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苏加诺被迫下台。

史无前例的大逮捕和大屠杀随之拉开了序幕。保守统计，政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约有50万人被捕，25万多人被杀。当时的梭罗河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遇难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他们的亲属甚至同情者。这次大屠杀已被称为世界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

苏哈托执政期间的印尼骚乱不断，他于1998年辞职下台，随后因腐败持续接受审判。2001年7月23日，苏加诺的长女梅加瓦蒂当上了印尼第五任总统。

1969：利比亚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中东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中东的新闻一半出自卡扎菲。”“未见卡扎菲，白做中东记者。”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宣布退位。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形势更加混乱。卡扎菲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1人被打死，15人受伤。这场政变称为“九·一”革命。1969年9月1日6时30分，卡扎菲在公报中宣布，一个新的利比亚诞生了，这是一个拥有主权的自由共和国，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西方国家一直将卡扎菲视为疯子、坏蛋和恶人。经过35年紧张的关系后，卡扎菲却要成为西方国家的新朋友了。

1970：柬埔寨红色高棉推翻朗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扳倒了由政变上台的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这天，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日子。越战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到国王西哈努克的拒绝。从1969年3月起，美国不断派飞机轰炸柬埔寨领土，并开始扶持朗诺将军，不断组织反西哈努克的示威游行。

1970年3月，西哈努克出访前苏联。3月16日晚，朗诺派陆军逮捕了效忠西哈努克的公安人员和十几名高级军官以及几名重要省长。3月18日，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被坦克包围，中午13时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并决定由朗诺出任总统。忠于王室的柬埔寨子民不能接受国王被驱逐的现实，红色高棉趁机推翻朗诺政府，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使柬埔寨的百姓开始陷入极其荒谬的处境之中。

1973：智利另一个令人心痛的“9·11”

1973年9月11日，一场血腥的杀戮被永远镌刻在智利人的心中。冷战开始后，美国在智利的最大利益，就是防止智利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所采取的办法，就是挑选自己的代理人出任智利领导人，最终他们选中了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将军。1970年，支持左派的阿连德当选总统。这是西方阵营所不能接受的。1973年9月，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开始筹备国庆，皮诺切特借机大量向首都调兵。9月11日凌晨，大批坦克、装甲车出现在首都街头。阿连德总统与叛军激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此后，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府在智利统治了20多年。期间，智利国内许多人士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超过10万名智利民主人士流亡国外。而对皮诺切特而言，1998年是一个致命的转折，这一年他终于尝到牢狱之灾的滋味，开始接受程序复杂的审判。

1977：巴基斯坦前总理被秘密绞死

1977年7月5日凌晨1点30分，布托刚上床休息，一名忠于布托的警察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布托，军队正前来捕杀他!布托这时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两天前，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亲自向他宣誓表示军队对他的忠诚。凌晨2时，士兵们涌进了布托的卧室，为首的军官说：“布托先生，您被捕了。”2点30分，巴基斯坦电台向全世界报道：巴基斯坦武装部队接管了政府，军队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 长刘亚·哈克将军为军政府的首脑。

而这一切都源于1977年3月的大选。人民党取得胜利，布托再次当选为总理；而反对党联合组织——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指责布托伪造普选结果，要求重新选举，并开始组织大规模反政府行动。布托被迫让步，同反对党就重新举行大选进行谈判，然而谈判最终破裂。

1979年4月4日凌晨，被巴基斯坦军法管制当局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前总理布托，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被秘密绞死。

齐亚·哈克当政的11年中，大力发展国内生产，促进国际贸易。但他并没有消除巴基斯坦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巴基斯坦一直处于政权更替的动荡之中。在执政11年后，齐亚·哈克本人也因一次神秘的飞机失事而罹难。

1979：韩国政变被政变推翻

1961年5月16日，实权在握的军人朴正熙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政权，结束了“文职人员掌握权力的局面”。上台后，朴正熙培植了大批亲信，满心盘算要当个“终身总统”，可是，他那帮亲信常常相互争权。1979年10月26日晚，政府发生内讧，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在宴会上向朴正熙开枪，朴当场毙命，总理崔圭夏出任代总统。

朴正熙的18年统治以牺牲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为代价，为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增长。但民主政治并没有因为朴正熙的死亡而降临韩国。朴正熙一手提拔的保安司令全斗焕利用国内混乱状态，于12月12日再次发动政变，掌握了韩国军政大权。

全斗焕执政后进一步强化独裁统治，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光州大惨案”。在全斗焕执政的7年中，韩国各地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此起彼伏。1987年年底，全斗焕卸任。1988年，全斗焕向全体韩国人民发表致歉声明，这是韩国的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向韩国普通百姓公开道歉。1996年，全斗焕被判处死刑，后被特赦。

1999：巴基斯坦飞机上发生的政变

1999年10月12日下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沙拉夫将军正乘飞机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飞往卡拉奇。在飞机上他得知：他已被总理谢里夫罢免，与助手们紧急商谈后，穆沙拉夫决定：飞机不降落，在卡拉奇上空盘旋，等待地面接应。

谢里夫总理刚任命原三军情报局局长齐亚·乌丁为新任陆军参谋长，但穆沙拉夫的军队也开始了预先计划好的行动。6时30分，谢里夫和新任陆军参谋长等人被软禁起来。

穆沙拉夫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近40分钟后，果断命令在机场强行降落，同时，忠于他的军队控制了机场。晚些时候，穆沙拉夫宣布谢里夫政府被“解散”，由军方接管。

在这个有政变传统的国度，军人们又以特有的方式发言了，一向低调的穆沙拉夫将军，顷刻间成了媒体明星。

2006：发生在泰国的雨夜政变

2006年年初，泰国总理他信的家人把家族所有電信集团臣那越公司以19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新加坡国营的淡马锡集团。这项交易引起了公愤，因为他信家族等于是把重要的国家资源拱手让给外人，同时不必付任何的税。也就是这项交易，成为日后军事政变的起因。

以华裔出版商、抗议领袖林明达为首的反他信势力，原本就几乎每个周末都举办活动,抗议他信上台以来的“贪腐滥权”，臣那越集团交易案更是让反对派声势大振，参加街头反他信集会的人群愈来愈多，终于迫使他信在2006年4月2日举行国会改选。

但这场改选遭到反对党抵制，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虽然赢得大选，但因席次难以全数选出而无法组织国会。法院随后判决选举无效，并初步定于2006年10月改选。他信被迫让步，在4月5日宣布下台，担任看守总理至新国会选出为止，并表明选后将不会出任总理。

然而，他信随后种种恋栈的行为让泰国军方对他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于是，2006年9月19日晚上，在大雨中，泰国陆军总司令颂提率领千余官兵与多辆坦克包围了泰国政府大楼，并宣称成功控制了政府的各个机构。

这时，泰国总理他信远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当天晚上，尽管他信试图通过电视对国内民众发表讲话，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是，整个局势已经完全落在军人的掌握之中，他信已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