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共8篇）

篇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为广泛宣传中国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进一步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于2006年2月12日至3月16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2月12日上午十时，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隆重的开幕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国家民委副主任周明甫、财政部部长助理张少春、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文化部原副部长吕志先、刘德有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主持，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致开幕辞。孙家正部长在致辞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创造积累的重要文化财富，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相继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评审暨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工作的启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此进入的一个新阶段。

开幕式最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共同为展览揭幕。

此次展览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9个成员单位即文化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国家宗教局、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

这次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型展览。展览着重当前，突出重点，坚持整体性和概括性相结合，民族特色和现代风格相结合，集中展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果。这次展览按照综合和地方两大版块的设计思路，分别对我国政府、相关部委、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就进行宣传和介绍，使参观者能通过一次展览，系统了解各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情况。

展览一方面通过文字、图片、影视和多媒体等手段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梳理和描述；另一方面通过传承人的表演，利用动静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展览的可看性和互动性，同时也将传承人的保护问题纳入民众的视野。

为配合展览，还将在民族宫举办三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专场文艺晚会”，主要内容以三批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项目：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及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合审报成功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为主，同时展演部分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录的节目。所有的项目都代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天才的创造性、独特的艺术性和极高的欣赏价值。

展览采取了集体组织免费参观和零散观众低票价参观相结合的方法。凡单位和集体组织参观以及军人、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参观此次展览，一律实行免费。其他零散观众，采取较为优惠的票价。

篇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剪纸艺术大赛）

临沂商城实验学校优秀展演奖名单：

篇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为更好地把握近期文化遗产发展趋势,受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于2009年11月承担了“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两项课题。两项工作都以当前遗产保护领域的热点问题为研究对象:“新型遗产文化线路的认识、申报和保护”以及“中国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课题组在系统地梳理国际已有理论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中国实际状况的调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面向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文化线路申报和保护的工作,通过对国际已有研究和成功案例的整理,比较分析我国具备申报世界遗产潜力的重要文化线路资源,总结文化线路申报的特点和工作策略,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指导建议。该研究在内容上分为“文化线路保护国际理论阐释与案例评析”、“我国线路遗产资源梳理与系统架构”、“我国文化线路遗产资源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总体策略和技术措施”三大部分。课题极大地促进我国对文化线路类型遗产的理解,同时,一份基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也将帮助世界同行认识中国丰富的线路资源和相关保护的进展。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旨在掌握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总体状况,建立“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核心评估指标、评价方法,探讨遗产保护对自身和所在城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效益和影响,提出有利于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该研究是我国首次从保护经济学角度,关注遗产地与所在城镇的依存关系,系统地收集遗产地及所在城镇相关评估数据(共收集26处文化或混合遗产)开展多方面的分析。内容涉及:“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与所在地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现状调查分析”;“重点案例研究”(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福建土楼、泰山、澳门历史中心、敦煌莫高窟和平遥古城五处遗产地);“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及相关案例研究”。

1 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特殊类型遗产的资源保护和申报建议

1.1 文化线路的定义阐释

“文化线路”这一概念最初在1994年的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上正式提出,当时将文化线路称为“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1]。在2005年,“遗产线路”的名称出现在《操作指南》的参考类型之中,与当时已有的文化景观、历史城镇与中心以及遗产运河等其他三种特殊类型并列。2008年,ICOMOS-CIIC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使文化线路的定义得到了最终的确认1),并反映出文化线路类遗产具有如下特征:

(1)文化线路是人类有目的创造的具有历史功能的人类交流或迁徙的路线,其形态可呈现多样性。

(2)文化线路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大跨度且多样的,因此能够在多文化和多地域上产生足够深远的交流影响。

(3)文化线路具有一个从整体到部分的意义体系,理解文化线路的意义首先应当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其构成元素是多样的:物质遗产(因素)、非物质遗产(因素)和自然地理环境(背景)都是组成文化线路的一部分。

(4)文化线路具有动态性,动态性是指文化线路产生的动力和维持文化线路持续的机制都是动态的。它的突出表现是沿文化线路发生的人口、物品、知识、思想的往复迁移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以及这种交流和交换所产生的结果。

1.2 中国文化线路资源分析

本课题在参考2003年ICOMOS发布的全球战略的各种分析框架[2]的基础上,结合形成中国文化线路的自然背景、人文背景和历史上相关对外交流活动的特点,提出并分析了以路径形态、年代-文化地域、及文化主题为背景的分类框架,识别潜在的中国文化线路资源。这不仅可以系统地认识、发掘我国的线路资源,而且可以填补世界遗产分析框架中关于中国部分的空白,为平衡世界遗产名录的代表性作出贡献。

(1)路径形态组合框架

根据中国的交通条件与交通建造历史研究,可以将中国的文化线路按照路径的不同形态分为:(见表格1线路形态基本组成元素)

(1)呈单线型;

(2)鱼骨型,如中国大运河与阿根廷塔夫拉达·德·乌玛瓦卡山谷;

(3)放射型,如中国秦直道;

(4)网络型,如丝绸之路。

对于一条具体的文化线路来说,可以符合路径类型中的一种类型,也可以是几种路径类型的组合。这种分类方式使我们在认识一条文化线路的时候,能够明确遗产形态,便于更准确进行价值研究和遗产元素的甄别。

(2)年代-文化地域框架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课题引入了“文化区”的概念,即“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特殊文化的人在地球表面所占据的空间”[3]。以此为依据建立的年代-文化地域框架可以在“文化区(一级文化区)——文化亚区(二级文化区)——文化副区(三级文化区)——(四级文化区)……”的模式下,提供中华文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层级划分系统。普遍认为,中国的文化区有东部农业文化区和西部游牧文化区两种,其下可分为不同的文化亚区,如,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传统农业文化亚区等(表2,中国文化区划的基本框架)[4]。虽然这一文化分区框架是针对当前状况的分析结果,但是其中基本的文化分区在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该系统结构应是开放式的,能为各种已知或未知的文化类型提供补充的空间。以年代-文化地域框架来识别与评估文化线路是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时,首先需要对其所联系的不同文化区(两个或两个以上)对于全人类的重要性进行识别。

(3)文化主题框架

ICOMOS提出的世界遗产的“主题框架”,其制定的逻辑是提出世界范围内、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对全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一系列主题,这也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结构。该框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类来诠释文化线路:

注: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课题组绘制,表格选自《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报告,第156页

注: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课题组绘制,表格选自《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报告,第158页

◆文化线路的目标与功能的分类,即线路存在的主要目的和用途,例如朝圣之路、商贸之路等;

◆文化线路的运输系统形态的分类,如水路、陆路、铁路等;

◆对应文化线路而产生的相关交流主题进行分类,如社会的互动与交流(语言、音乐、文学等)。

本研究按照这三方面的归纳,补充了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并将中国文化线路的主题分为表3所示的内容。

注: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课题组绘制,表格选自《文化线路申请世界遗产研究》报告,第162-163页

归纳以上分析,参考中国交通史、民族学、水利史、漕运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全国重点文物建筑保护单位名录中出现的案例,本研究共筛选出中国潜在的文化线路资源26项。其中包括重要的国际/洲际交通路线,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吐蕃尼泊尔交流线路等11处;全国性路线,如,大运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等6处;国内区域性交通路直线型陆路线,如,灵渠、川盐古道等9处遗产。

1.3 中国文化线路申报工作的策略建议

对于文化线路类遗产来说,由于其尺度和涵盖的内容可能非常庞大,这类遗产的申报工作需特别关注遗产申报的类型、遗产要素和结构的选择问题。在遗产要素的认定环节,文化线路类型需注意遗产所反映内容与形式的整体性、动态性与丰富性,强调环境与非物质元素的意义。而就我国目前文化线路遗产申报工作而言,首先,与文化线路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尚未建立完善。其次,文化线路遗产仍缺乏针对这类资源的保护体系,这使一些线路的历史遗存和相关环境不断的受到威胁和破坏。针对以上现存问题,本课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基础研究,应组织对文化线路遗产资源的发现、评估、认定以及保护有支持作用的学科研究,强调学科间的沟通与互动。

(2)纳入国家战略,将文化线路遗产资源的申报计划和保护工作与国家大政方针接轨。例如,与中央相关决策部门联合设立研究专题,确立重点项目和总体的战略体系和相关规划,为每一个文化线路的申报项目明确国家层面的根本动机。

(3)完善保护管理,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形成各级保护管理制度;设立国家级文化线路的申报标准和认定程序,给予文化线路遗产类遗产以保护身份;成立相关综合性的管理机构,对文化线路保护、管理和利用进行监督。

(4)引导社会参与,使公众成为遗产价值传播和延续的媒介和保护力量。文化线路应成为社会纽带,起到增进理解,加强沟通的作用,发挥文化线路独特的遗产价值。

2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状况

2.1 保护经济学:正确看待文化遗产的效益与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以保护经济学(conservation economics)为核心理论。保护经济学的基础在于承认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价值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如此,我们可以把文化遗产如普通商品一样置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进行分析。作为一种文化资本,遗产可以产生一系列长周期的成本和效益。其中“效益”应至少具有三个层次的意义。[5]一是使用效益,即项目产生的直接产品和服务。二是非使用效益,如:遗产的内在价值;存在价值——遗产的存在、选择价值——为其他人或者后代保存对遗产消费的选择权利;遗赠价值——遗产的价值能可持续地传给后代人。三是外部效益,即对其他经济领域的连带影响。如果对其进行更细致的划分,还可以根据影响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

在实际遗产项目中,遗产的内在价值和使用效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利用初期,遗产的内在价值会由于人们认知的深入而增加,其经济价值也会由于开发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经过一定时间后,两者都会趋于稳定。而当开发强度达到某一特定值时,遗产的内在价值会受到破坏而下降,这将直接导致经济价值或效益的降低。因此,保护经济学强调,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产,应同等重视遗产的使用效益和非使用效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也就意味着延续和管理我们未来共同的经济收益。

2.2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直接社会-经济效益和发展状况

基于以上对遗产效益的认识,本研究从社会、经济两方面综合地思考遗产地保护带来的效益及其自身发展状况,针对遗产地和针对遗产地所在地两个部分建立了系统的指标体系,由基础数据和核心指标构成(见文末附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经济发展评价核心指标)。鉴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就我国遗产利用对遗产地范围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发展状况作一介绍2)。

(1)社会收益

选择价值,当代遗产关注、参与者获得的选择价值(Option value),即为其他人或者后代保存对遗产消费的选择权利,这包含了经济价值的因素,更关系到人际公平和代际公平。

消费者剩余,旅游等相关产业消费者获得的超出实际支付价格的价值,对于文化遗产,它与遗产的“内在价值”和门票价格有较大关联性。如世界遗产缺乏保护而“内在价值”下降,或遗产登录成功后门票价格上涨,都将影响到消费者从世界遗产地利用中获得的消费者剩余。

工作岗位和劳务收入,对于社区居民或其他相关人群,遗产地带来大量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从而为整个城镇的就业率做出了贡献。以承德市为例,在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管理机构就职的人员在2008年即超过2000人。除此,2006年全市直接从事旅游业的人口达到40000人,占全部从业人口比重的15%;从事旅游业相关行业的人员更达到200000人。这些数据与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遗产地旅游的发展密切相关。

邻里关系增强,世界遗产使社区居民获得地方自豪感,增强邻里凝聚力,促进地方文化认同、城市自豪感的形成,这得到调查问卷结果的支持。以泰山遗产地为例3),2009年对于“因为遗产地而产生了自豪感”这一陈述表述强烈同意的居民达到62.19%,表示同意的居民占到34.33%;以承德为例4),75%的居民同意或强烈同意世界遗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主要表现在城市知名度上升、环境改善、就业岗位增多、公共交通改善等方面。

对于遗产地社区教育、交流与对遗产的宣传认知的贡献,调查数据显示,在承德,68%的被访居民表示愿意参与遗产相关的志愿者工作,而36%的居民表示会在工作生活中宣传自己家乡的遗产地。在平遥古城、澳门历史中心等案例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2)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主要指遗产地管理机构所获得的支付价格,包括门票收入和直接经营收入。其中门票收入是我国遗产地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门票收入涉及参观人数和门票定价两个方面。

参观人数,综合比较我国各处遗产地的统计结果(图1)可以看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参观人数整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除2003年SARS传染使得全国大部分遗产地参观活动受到影响)。90年代以后申遗成功的遗产地,在申遗成功年份左右,由于世界遗产宣传平台和相应活动的推广,多数遗产地参观人数大幅增长。这说明“世界遗产”称号作为名誉或品牌资源,对地方吸引力的显著影响。相似的情况也反应在门票收入的增长状况上(图2),而较早期申遗的遗址地申遗前后门票收入变化则并不明显。

(3)遗产地发展状况

本研究还关注遗产地管理机构的收入、支出的构成及主要内容所占比例,特别是其基本支出(运营支出)与门票收入的比值,将这些指标作为评价遗产地发展状况的核心指标。总体而言,我国世界遗产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主要为门票收入)和拨入专款;次要收入则包括经营收入、国际援助或捐款和其他收入。其中,主要收入一般占到各遗产地每年总收入的60%~95%。而遗产地的主要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基本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公共支出,即遗产地自身运营的成本;次要支出由经营支出、税金和其他支出构成。主要支出一般占遗产地总支出的70~95%。

从收集的案例数据来看,多数遗产地的总体收入均逐年上升,不过仍较大幅度地依靠财政拨款与门票(图3)。而遗产地的基本支出与门票收入的比值,如图4显示,早期部分遗产地的基本支出与门票收入比值较高,至2000年前多呈下降的趋势。而此后,大部分世界遗产地的这一比值达到了100%以下,说明遗产地自主获得的收入已一定程度满足了自身运营成本,对国家拨款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

注:李建芸绘制,各遗产地申遗年份数据点用较大的方形在折线上进行了标注;图片选自《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第31页

注:李建芸绘制,各遗产地申遗年份数据点用较大的方形在折线上进行了标注;图片选自《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第34页

注:李建芸绘制,各遗产地申遗年份数据点用较大的方形在折线上进行了标注;图片选自《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第39页

注:李建芸绘制,各遗产地申遗年份数据点用较大的方形在折线上进行了标注;图片选自《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第32页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归纳了收入呈现明显提升趋势的世界遗产地特点,发现它们多有如下共性:

地理位置,申遗后收入显著增加的遗产地一般地处偏远,距城市有相当的距离,而申遗期间对区域交通等必要基础设施进行了较大改善。

知名度,申遗后收入显著增加的遗产地在申遗前多不尽为人知,而“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可和宣传平台使得其知名度大为提高,如丽江古城、福建土楼等。

管理运营模式,申遗后收入显著增加的遗产地多有较为清晰明确的旅游发展与经济促进方面的战略措施。

可见,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遗产地价值的宣传、明确而多元化的旅游和经济促进措施都能够有效地促进遗产地的经济发展。不过,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遗产地自身类型和开放条件、参观吸引力等因素都会导致遗产地之间成本收益的差异。如高句丽(由于参观可达性、知名度和参观吸引力相对低)、敦煌莫高窟(由于遗产脆弱,开放条件受限)等几处世界遗产地基本支出与门票比值相对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本研究建议,国家财政的相关政策、基金支持的分配应根据世界遗产自身特点、相关经济社会效益和成本收益进行相应统筹、调整。

注:卢刘颖绘制,对附表遗产地部分的主要核心指标(年度数据)解释如下:·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按照核定的预算和经费领报关系收到的由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拨入的各类事业经费。·上级补助收入:事业单位收到上级单位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如门票收入等。·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下属独立核算单位经营活动取得收入中上缴部分。·拨入遗产保护/科研专款:事业单位收到财政部门、上级单位或其他单位拨入的有指定用途,并需要单独报账的专项资金。参考《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中的指标解释(p447~459),对附表遗产所在城镇部分的主要核心指标(年度数据)解释如下:·城市化率:城市非农人口数/总人口数5)×100%,较客观地反映城市化进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年末户籍人口数6),反映城镇经济实力的关键数据之一。·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7)/年末户籍人口数,反映城镇财政能力。·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00%·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二产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00%·旅游收入与GDP比值: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旅游业发展趋势。·人均旅游消费:旅游总收入/接待游客总人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旅游业发展程度。·遗产地旅游人数占城镇旅游人数比重: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世界遗产在地方旅游资源中的地位。·遗产地旅游收入占城镇旅游收入比重: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旅游业对世界遗产的依赖程度。

参考文献

[1])《文化线路宪章》中对“文化线路”的定义:“无论是陆上、水上,或是其他类型都有实际的界限,并且也因其服务于一个特定而明确的目标而自身具有特殊的动态和历史的功能而呈现特点,都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a)必须来自并反映人们的互动行为,以及民众、国家、地区或大陆间在重要历史时期进行的多维、持续及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b)必须要在时空上促进受影响文化间的交流,使它们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上都反映出来;c)必须要集中在一个与其存在有历史联系和有文化遗产关联的动态系统中。”

[2])如关注遗产地对所在城镇和区域的综合影响,请见《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经济发展研究报告》第二章第3节。

[1]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Cultural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UNESCO).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Report on the Expert Meeting on Routes as a Part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Madrid,Spain,November1994)[R].Paris,1994.

[2]Jukka Jokilehto.The World Heritage List:Filling the Gaps-an Action Plan for the Future[R].Henry Cleere,Susan Denyer,Michael Petzet.Paris,2005.

[3]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人·地·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4]王会昌著.中国文化地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篇4：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此次大展以41个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主，从全国精心选取了188项在非遗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项目参加展览，邀请了近170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展出珍贵实物近2000件，分为绘饰生活、文明天下、抟泥成器、点石化金、锻造辉煌、品味醇美、经纬天地、锦绣人间、悬壶济世和春色满园10个展示部分。

开幕式上，文化部蔡武部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已初步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新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蔡武指出，生产性保护方式统筹协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发展的规律，不仅有利于增加传承人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收益，提高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而且能够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文化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工作，此前命名公布了第一批4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树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典型，并将印发《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为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提供科学指导。

蔡武强调，这次成果大展是文化部等部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措施，目的是在总结非遗生产性保护基本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集中展示各地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取得的丰硕成果，引导全社会充分认识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意义和内涵，促进其健康深入开展，同时丰富节日期间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这次展览对于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工作方针、发挥非遗资源的独特优势、促进非遗生产性保护深入开展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也将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是迄今为止文化部等部门组织的规模最大、展示门类最齐全、技艺最精湛、作品最丰富的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展览展示活动。为烘托节日气氛，展览期间还在新馆门外广场举行舞龙、舞狮、秧歌等具有濃郁节庆气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精彩演出。

篇5：浅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奚宇，1110758 自19世纪以来的多场战争和猖獗的文物盗卖行为，已使得人类文化遗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虽自1972年世界遗产巴黎公约以来，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加强并日益引发人们强烈的关注，但前者尚未得到解决，新问题却接踵而至。

相应的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也遭受了巨大的搓折，文化大革命中的对传统文化不公正的批判导致了大量文物惨遭破坏；而改革开放以后，以GDP为第一的主义的盛行和城市化进程更是使得一大批文化遗产蒙难；自近十年以来，文化产业的提出，使得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更是屡屡见诸报端，大部分文化遗产遭到了掠夺性的开发。

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以下几类问题：

1)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法律法规欠缺或者是与现实差距较大，标准模糊。由于我国对文物保护起步较晚，相应的法律不健全；而一些法律没跟上时代的变化，逐渐失去效用。因此，应当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

2)盲目挖掘和破坏性的修复。随着改革开发以来的经济发展，考古挖掘也越来越热。各地纷纷着手，但一些挖掘计划不严密，评审不科学，使得文物在历经千年的沧桑后毁于一旦。受限于当今的科学条件的限制，一些原本应该留待后人的项目早早上马，很多文物一出土便消失了，造成了难

以估量的损失。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破坏性的修复，现在一些文物景点尤其是古建筑群，为了吸引游客，将旧物毁去，依原样建了一个新的，这样“以新换旧”。

3)过度开发和管理混乱。现如今，国家提出了文化产业论，各地纷纷将自己的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景点来打造。这原本无可厚非，用市场化来为文物保护提供资金，可以减轻国民负担。但目前由于职能划分不明确，监管的缺乏使得大多数著名文化遗产遭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导致了许多问题。如每日游客量过载；景区内三废过多；管理混乱，服务质量差等等。著名的国家景区嵩山遭遇摘牌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三皇寨禅院毁树建房招致争议，到十方禅院收钱算命游客大呼上当；从港中旅入主嵩山景区引发“上市”揣测，再到世界小姐在少林景区大秀身材……少林寺的一系列行为使得少林寺作为文化遗产的名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接下来，则是国外的文物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国文化部遗产司戈万先生认为，要说法国在遗产保护政策上的特点，那就是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1913年法”至今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

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

印度文保部门对文物的抢救和修复工作一贯秉承他们在1932年的原则，即“对古建筑残迹的修复，不论多么简单，第一责任不是修旧如新，而是保护残迹”，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原物。

印度在文物保护，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的保护和维修上相当成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多方参与筹措经费。

首先，建立国家文化基金会。国内外团体和公众在免税的情况下，通过基金会对特定或普遍的项目提供资金或捐赠。其次，鼓励本国私人企业参与保护和修复工作。最后，寻求国际合作。自1977年以来，印度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积极支持者，并与一些国际机构紧密合作。

二、先进的专业技术人才。

印度有着一支技术比较先进的文物保存和修复队伍。早在1917年，“印度考古研究所”就设有一个化学处理处，负责博物馆展品和其他文物的化学处理和保存工作，分析研究古迹的材料来源和和古迹损坏的原因，从而发现改善和保存它们的方法。经过他们的努力，印度考古界成功地应对了不同情况下不同原因造成的问题。

三、广大民众的支持。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这是印度文物界对外宣传的一句口号。印度决定每年的11月19至25日为“世界遗产周”，每到此时，印度文物考古界就大力进行文保宣传，提高民众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近年来，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在逐渐提高。在印度各地参观时发现，这里基本上没有在古迹上乱涂乱刻的现象。印度的古迹一般面积都比较大，但除了少量经允许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和食品店之外，没有店铺泛滥的情况。

在墨西哥，古代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认同、主权和凝聚全体国民的基本要素之一，保护和传播古文化遗产是国家的责任。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和属下的文物保护单位，所需经费由国家出资，不靠门票收入。一些古迹区和博物馆一个特点，就是门票便宜和各种优惠措施。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局文物保护工作中做到“三个结合”。一是保护文物与扶贫结合。大多数文物古迹都位处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把文物保护工程同扶贫项目结合起来，吸收文物古迹所在地居民参加文物古遗保护工作，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同时，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二是保护文物与合理利用结合。以保护文物为前提，开发以古文物遗址为主要内容的旅游项目，充分发挥古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三是国家为主与公众结合。搞好文物保护，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方面。保护文物的观念在墨西哥公众中有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墨西哥有很多公众自发成立的保护文物古迹的组织和文物保护志愿者。

我们可以从上述国家中借鉴很多，下面则是我的一些想法。

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它是全民所有的，人们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去享受，它不应在市场化过程变成少数人的赢利工具。文化遗产市场化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作贡献，减少财政上的压力。

我认为有两种模式可以作为参考:

一． 西湖模式：西湖身处繁华的杭州城中，每日游客络绎不绝，也是杭州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西湖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景点，却是没有门票的，但景区赢利很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西湖景区转变思路，从收取门票费向以周边服务业为赢利来源，从而做到景区与游客共赢的局面。这种模式适用于位于大城市繁华地段的景点，以服务业来赢利。

二． 门票模式：由于不少景点所处位置偏僻，平时游客少，而节假日景区超载运行，不得不以门票作为收入来源。这些景点应公布财务详情，确保景区的收入是用来使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应公布门票收费的详情，使游客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一点是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水

平，确保游客看的舒心。

篇6：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前言：简略论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现状，努力从中找出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点.摘要：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近年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但是，在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不同的人往往看到遗产不同的价值，而其经济价值与经济效益往往成为很多人关注的头等目标，更加倾向于将文化遗产看作一种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资源，这就必然带来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矛盾问题。如何做到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和谐统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商业价值开发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觉得文化遗产的珍贵,近现代工业化过程以及其他人为和自然灾害对这世界遗产所造成的破坏,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随着时间的不断流失，和世界上的所有物种和文化一样，一些稀有珍贵的东西也会慢慢消失。地球上的东西是亿万年逐渐演变而来，保护世界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物质，非物质遗产等)都对人类对历史的了解与人类的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有着

莫大的关系，保护世界遗产，爱护生命，爱好和平，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才会转得更久...所以，合理开发与保护世界遗产刻不容缓！确定并保护世界遗产,对于我们今天传承文明、审视生命、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进一步改善和创造人类的生存环境,意义重大。它的认识价值绝不是任何文献资料和用文字写成的历史书所能替代的。中国的29处世界遗产，绝大多数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为中国和世界所知，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大量游人，这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过分开发世界遗产的旅游潜力，又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拿敦煌莫高窟壁画来说，因旅游人数的倍增，呼出二氧化碳增多加速了壁画氧化。另外张家界景区因为滥建房屋，游人过多，导致植被和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泰山景区因增加观光缆车方面引起诸多争议等等。早在1998年,中国社科院环境和发展研究中心就写过“国家风景名胜区不宜上市经营”的报告,有关部门和领导1999年作出了暂停国家风景名胜区上市的决定。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陶伟博士认为,世界遗产绝对不仅仅是来旅游的,是世界遗产的名声扩展了旅游资源,而不是本末倒置。我们国家申报的世界遗产很多已经成为旅游的目的地,申报本身带有功利性,出发点有了变异。时至今日,许多风景点不顾其本身是否达到“遗产”标准,而把旅游的不景气归咎于遗产申报未获成功和不得力。在他们看来,世界遗产是一块“金字招牌”、一棵“摇钱树”。已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些风景名胜

地区同样如此,都仅从地方的局部、眼前、短暂的利益出发,任意地进行所谓的开发利用。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行为,是对世界遗产的这一称号的亵渎。

所以我们要从长远发展的过程看待和实施对世界遗产地的开发与保护！

由于迄今为止未能建立起国家公园体系,也未能对国家遗产立法,缺乏统一管理和规划,即使国家已暂停风景名胜区上市,风景名胜区盲目企业化、商业化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地方政府存在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普遍认识不到遗产资源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还存在将遗产资源混同于一般经济资源的错误认识。因此,我们既要考虑到社区发展的需要,但更要考虑到保护遗产以满足千秋万代发展的需要,切莫为了一时的蝇头小利而造成宝贵的遗产毁于一旦。“发展是硬道理”绝不意味着短期的局部经济利益是硬道理,也绝不意味着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我们的惟一目标,而其他都可以不顾。应该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发挥国家风景名胜区的主要功能,推动旅游事业发展,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在保护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加强立法和执法！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森林法、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在此基础上，建议出台自然文化遗

产保护法，同时特别要加强执法力度。只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法规体系，加强执法力度，才能确保世界遗产资源按照遗产保护的有关要求，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我们的新闻媒体要挑起负责任的监督和正确导向的重任。我们要客观分析正确看待媒体中一些关于开发与保护的报道。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专家和新闻媒体经常忽视旅游业发展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改善巨大作用的主流，把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把个别地方出现的问题当做全局的问题，经常用一些歪曲之词加以攻击。在信息时代，媒体的观点和导向直接影响到社会舆论的取向，为此，在世界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选择中，媒体必须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引导舆论，在对世界遗产地负责、对地方经济发展负责的前提下发挥媒体的监督和促进作用，成为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不是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增加混乱。

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有很强的专业性、政策性和敏感的国外影响,根据我们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理解,保护、保存是介绍、利用遗产的前提,也是世界遗产传承、永续利用的基础。“利用”主要是利用其价值,如利用其科学价值进行科研、科教、科考活动,利用其美学价值进行游览、观赏,利用其文化价值进行考察和传播历史文化知识。遗产利用的性质主要是精神与科教

功能,而不是经济开发功能。因此,对遗产地的保护、利用、规划和管理,都必须有文化、建设、宗教、林业、园林、旅游等方面的专家参与,否则这一切都只能流于空谈。对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为体现其真实性、完整性的价值,“保护第一,利用审慎”是不容置疑的。我国从定海古城被毁、泰山索道修建,到鄱阳湖污染,都是以保护者的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对“保护第一”方针上存在错误认识和法律机制的不健全。我们不希望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保护第一限制了资源开发利用”等的“理论”与“实践”继续对中国的世界遗产构成威胁。只有坚持“保护第一,利用审慎”,才不致使遗产成遗物、遗憾,才能有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获得的不仅是世界遗产的光环,更是沉甸甸的责

1.苏全有，韩洁《近十年来我国世界遗产研究综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

2.安定明，张锦《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战略思考》，2007年。

3.陈述彭《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地理研究》 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篇7：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发展报告（2017）

篇8：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拟定全国风景名胜区的发展规划、政策并指导实施;负责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审查报批和监督管理;组织审核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会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审核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申报和历史文化名城(镇、村)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已经达到187处,占国土面积的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57处;有24处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城市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资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度重视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城市园林和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认真贯彻“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统一管理、永续利用”的工作方针。在资源评价、规划管理、保护监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了遗产地法规建设和保护规划编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严格贯彻《城乡规划法》、《风景名胜区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在遗产地保护方面,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强化了保护规划的编制和执行。不断加强遗产地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遗产地开发建设行为逐步得到规范。

(二)强化科技保护,遗产地保护监管步入世界先进水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十分重视引入先进科技手段对遗产地实施监测。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指导下,大部分遗产地均建立了以景区卫星遥感监测、景区容量监测等尖端科技监管系统为代表的科技监管体系,实现了对遗产地土地利用、建设工程、生态环境、火警突发、自然灾害、游览秩序等保护管理工作的实时动态监测,尤其是景区卫星遥感监测系统的运用,大幅提升了保护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从而实现对遗产地规划实施情况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状况的定期与不定期监测。通过对遗产地实施大面积的景区卫星遥感监测,提高了遗产地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的管理水平。

(三)坚持服务社会,合理利用遗产地珍贵资源。20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致力于引导各遗产地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在保护的基础上服务社会,促进遗产资源永续利用。各地以世界遗产、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城市园林为主要载体发展旅游事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一些地处偏远、贫困地区的遗产地内外的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安置了大批就业人员,带动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此外,各遗产地非常重视遗产的科普教育功能和展示展出功能,开展了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全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识。

三、进一步加强我国遗产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尽管在遗产资源保护和规范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我国遗产保护管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针对目前我国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进一步加强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以及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和完善重大文化自然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体系,完成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审批。科学划定核心景区,加强核心景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把核心景区划定作为强制性内容纳入总体规划,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严格实施。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建立健全重大文化自然遗产监督检查和保护管理绩效评估制度,加强对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保护管理状况的监督检查,优化重大文化自然遗产长效管理机制。做好《风景名胜区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宣传贯彻工作。研究制定《风景名胜区管理技术规范》和《历史文化名镇(村)遗产资源分类与调查评价标准》等技术标准与规范,促进文化自然遗产资源的标准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