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因素（通用8篇）
篇1：制约因素
制约港口发展的因素
第一，铁路疏运能力不足。目前，连云港以铁路作为疏运方式的货种主要是铁矿石、化肥和有色金属。这些货种是连云港港的支柱货种，其经济腹地主要是沿桥地区。这三个货种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一方面是沿桥地区经济的发展，需求上升；另一方面连云港港环境的改善和临港工业的发展促使吸引量增加。因此，以上三个货种还将是铁路疏运的主要对象。但从连云港最近五年铁路疏运占全部疏运中的比例变化情况看，铁路疏运在连云港港疏运中的比重2002年达30%，而1998年只有18.5%，五年内增长了11.5%。铁路集运在连云港集运中的比重达54%，从1999年开始，港口货物的集疏运对铁路的运输依存度逐年加大，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目前港口货物运营情况看，港口铁路疏运仍然不畅，铁路车皮数量供应不足，铁路陆桥运输之间各货物流通节点的衔接还不完善，港口压货现象时有发生，增加了堆物压力，影响了港口货物通关效率。
第二，公路疏运成本较高。连云港港城之间朝阳收费站十分具有争议性。收费站一方面给连云港市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用来还贷修路；另一方面又减轻连云港市财政压力，但从目前朝阳收费站主要收费对象的情况看，主要是进出港口的车辆，主要货种是木材、粮食、化工原料及制品、集装箱等港口货物。因此，朝阳收费站的设立，从短期看，增加连云港港集疏运成本。增加客户的物流成本，影响港口的发展。
从长远看，影响连云港整体发展，影响城市发展战略的实现。因此，许多港口城市为了港口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都已果断撤消了港口周边的收费站。
第三，深水港建设欠缺。现今世界港口竞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成为枢纽港，而枢纽港的发展特点之一是航道深水化。在当前船舶大型化的趋势下，港口水深已成为船公司选择枢纽港的一个十分重要因素。而连云港港水深目前只有-11.5米，只能满足10万吨级船舶乘潮进出港，而20万吨级的原油船舶则无法进出港。青岛港由于航道水深达21米，因而原油运输船舶能够轻易进出港，去年，全国原油进口8178万吨，从青岛港进口的原油达2800万吨。连云港市要想建设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口，就必须加快深水港建设，加快大型码头建设。第四，现代物流发展水平较低。一是港口的信息化建设滞后。尽管港口信息化建设取得一些成就，如已建成港口口岸网，但与现代化港口差距较大，离“数字化”国际性大港差距更大，港口信息网络化、系统化程度低，电子口岸系统建设缓慢，信息传递效率低港口EDI中心应用有限,集装箱单证的传输、报关没有真正实现电子化，部门信息分割，信息资源难以实现共享。二是不重视港口现代物流业的建设。港口的技术装备、技术运用以及标准化建设仍然滞后，物流资源急需整合，现代物流业管理水平较低，没有认识到港口发展物流应以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为主、扩大增值物流服务的范围、在优势资源上做精做强等问题。
篇2：制约因素
目前，在中国制约物流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下几个方面：
中小工业企业在国家“放小”“扶小”政策指导下，进行改制和新机制规范运作的改变，国家对中小工业企业的信贷金融政策，以及引导中小企业调整、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措施，市场竞争、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将成为影响中小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但是，中小工业企业长期采用“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模式和经营观念，物流活动及其组织管理呈现分割和封闭状况，必定对物流公司发展产生内在的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观念的影响
中小工业企业一般实行单一的生产管理，企业经营范围封闭，缺乏进入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模式，习惯于传统的企业储运方式，重生产、轻储运，难以形成现代物流管理思想，对物流公司存在认识上观念上的障碍，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根本因素。
结构的影响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总规模不小，但组织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投入，在相当多行业形成产品供大于求、结构性过剩，普遍存在产业关联度较低，缺乏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协作，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
技术的因素
虽然信息产业给中小企业注入了大量高新技术，但资源与技术构成不合理，普遍存在设施设备老化，物流技术水平低，难以适应现代化专业物流发展的需要，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
管理的因素
大多数中小工业企业在较大程度上缺乏较为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缺乏管理组织能力在生产管理上处于混乱状态，在组织经营上处于无序状态。产前没有市场调研，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产中没有生产控制，没有营销策略；产后没有售后服务，是制约物流公司发展的基础因素。
人才的因素
篇3：投资2011:促进和制约因素
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看, 对我国今年投资的发展既有促进因素, 也有制约因素。
一、促进投资增长的因素
一是国家要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局面。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投资增长的支持。在去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 党中央提出在“十二五”时期“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并明确提出要“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12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今年要“促进社会投资稳定增长”。表明国家仍然把投资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不会过于抑制投资的较快增长。
二是我国在“十二五”时期将执行的一系列战略措施需要投资的支持。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是“十二五”规划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为实现这个主题所确定的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改造提升制造业,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发展海洋经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施都需要相应的投资支持。如为实现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二五”末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达到8%的目标, 必须有大量相关的投资建设项目在“十二五”末期投产, 其中很多项目在2011年就要开始投资建设。
三是企业效益普遍较好, 投资的积极性高。去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企业效益的同步增长;在上年效益快速恢复增长之后, 继续获得快速增长。1~11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828亿元, 同比增长49.4%。其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1924亿元, 同比增长59.1%;集体企业实现利润689亿元, 增长34.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21100亿元, 增长49.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1131亿元, 增长46.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0430亿元, 同比增长49.4%。12月底银行账面上的非金融企业本外币存款总额达到31.41万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12月底增加3.83万亿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必须不断地提高其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 这要靠技术改造或扩大生产规模去实现。因此, 企业的自有资金绝大部分要用于投资, 必然促进2011年全社会投资的增长。
四是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积极性继续高涨。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 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手段。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重视投资建设, 特别是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政府, 一直在想方设法增加建设项目, 扩大投资规模, 以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地方政府制定的各个五年规划中都有宏伟的投资建设计划, “十二五”规划也不会例外。在今年1月份相继召开的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两会”上所展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 有20个都把“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定在10%以上;其中有9个提出到2015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 即年均增长要达到15%以上。另外, 前几年“扩内需”时期, 各地政府主导开工的许多项目要在今年完成, 还需要大量的投资支持。
二、制约投资较快增长的因素
一是国家为稳定物价, 控制流动性过剩, 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确定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 2010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使之超过2007年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时期17.5%的准备金率, 就是已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物价指数在2011年上半年仍然是上涨的趋势, 今年1月20日又上调了0.5个百分点, 不排除今后继续上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我国2010年底的人民币存款总额已超过70万亿元, 每上调一个百分点就会直接冻结7000多亿元的可贷款资金, 如果加上货币乘数, 影响的数量更大。每次上调准备金率都会使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建设所能获得的贷款数量减少, 直接影响他们的投资发展
二是2010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减少将影响2011年投资的增长。我国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平均为3年左右, 开工的第二年是投资的高潮期, 一般占投资的比重在40%~60%。2009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比上年同期增加87694个, 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投资额同比增加67.2%, 对2010年投资增长的贡献超过20%。2010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比上年减少9746个, 虽然项目平均投资规模扩大, 使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投资额同比增加25.6%, 表明2010年新开工项目对2011年投资增长的贡献远低于2009年新开工项目对2010年投资增长的贡献, 大概只有10%~12%。
三是制造业竞争激烈, 企业缺乏投资热点。近十几年以来,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使全世界的制造业都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状态, 世界各国经济恢复增长将使制造业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国际市场上, 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挤压, 中低档产品一直与发展中国家竞争, 在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和我国不断提高普通劳动力报酬的形势下, 生产企业承受的竞争压力会更强烈。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能力都处于过剩状态, 国际竞争的不利地位将使一些产品竞争转向国内, 继续加剧国内的竞争。面对国内外的竞争, 我国企业努力通过自主创新、引进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竞争力, 但仍然会有企业找不到能够盈利的投资方向, 这种现象在2011年仍然会影响一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仍然需要获得有效改善。国家在2010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新36条) , 再次从政策上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文件要求各部门和各地方制定的实施办法和细则, 目前仍需要及时大力加强各部门和各地方出台具体的政策。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并没有改变“玻璃门”、“弹簧门”的状态, 一般制造业如前所述没有投资的热点,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继续, 估计这些问题在2011年将继续影响占全社会投资50%左右的民营企业投资的增长。
五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增长继续放缓。经过30多年的快速建设,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已趋于完善或饱和, 近几年的投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 甚至下降。如2009年全国城镇投资增长30.5%, 东部地区投资只增长23.9%, 中部地区增长36.0%, 西部地区增长35.0%。去年1~11月, 全国城镇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4.9%, 东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22.3%, 中部地区增长27.1%, 西部地区增长26.6%;刚开完世博会的上海市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6.1%, 北京市的投资比上年同期上升13.1%, 基础设施的投资下降将近20%。虽然这些地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将有所作为, 但发展这些产业与需要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相比, 在投资数量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六是对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的贯彻执行将影响投资的增长。按目前的状况看, 国家去年出台的对房地产业调控政策虽然制止了“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 但并没有实现一些人预期的商品住宅价格较大幅度下跌的局面。今年1月26日又出台了更严格的“国八条”政策, 要求, “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 在一定时期内, 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如果2009和2010年房地产商大量开工建设的商品房的销售量出现难以销售的状况, 将影响开发商的资金回收和新开工项目的积极性, 也使依靠房地产业筹措建设资金的地方政府可用于投资建设的资金收入减少。占全社会投资20%左右的房地产业投资的低增长或下降将影响全社会投资的增长。
三、对2011年我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预测
如前所述, 我国2011年的投资增长存在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 但投资的发展情况如何, 主要还取决于国家“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篇4：制约骑士夺冠三大因素
季后赛首轮第二场，詹姆斯在比赛中独取40分8篮板8助攻的全能数据，他的出色表现断送了芝加哥想从克利夫兰偷走一场胜利的念想。系列赛第三场，骑士虽然输球，但詹姆斯再度掠下39分10篮板8助攻3盖帽的超级数据。不成想到了第四战。詹姆斯的表现更加嗜血，劈出37分12个篮板11次助攻的豪华三双。事实上，詹姆斯除了在首场比赛中(24分6篮板5次助攻)的表现稍显亮点不足，其余三场比赛他都有神仙般的发挥。不过，詹姆斯如此高效且骇人的数据产出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们很容易看清这个事实：骑士又还原到了2007—2009三季的那支球队，所有问题都由詹姆斯自己扛。角色球员无人站出来，即便詹姆斯不可阻挡，骑士也会打得很费劲。
如果对手是一支实力一般的球队，詹姆斯这般全能的身手让他能肩负起一支球队前行的重担，但如果对手换成是具备夺得总冠军实力的球队，詹姆斯还是能体会到双拳难敌四手的滋味。上赛季骑士输给多点开花的魔术，2008年东部半决赛被凯尔特人的三巨头联手击败，再往前是2007年总决赛面对老辣的马刺被轻松横扫，这些惨痛的教训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篮球是五个人的运动。公牛正是抓住了骑士的这个命门，在系列赛第三场取得胜利——既然无法限制詹姆斯的超人发挥，那就限制骑士阵中其他球员的发挥。
所以，骑士要想在今年完成夺冠大业。绝不能还像去年那样过于依赖詹姆斯的个人能力，贾米森和莫·威廉姆斯等人必须要在适时的时候挺身而出。
2.内线实力有待开发
本赛季骑士阵容中凑齐了奥尼尔、贾米森、“大Z”、瓦莱乔、希克森和鲍维的六人豪华内线轮换阵容，这让克利夫兰的内线实力看起来显得无懈可击，尤其是在常规赛双杀由加索尔和拜纳姆组成内线双塔的湖人后，更是让这种认知深入人心。然而通过季后赛首轮与公牛的比赛，除了第一场奥尼尔在篮下占得先手外，之后三场比赛，骑士的内线球员在面对由诺阿、吉布森和布拉德·米勒组成的公牛内线时，却并未得到什么便宜。而且要是选出这个系列赛的“内线之星”，诺阿才是当之无愧的人选。
奥尼尔因为在季后赛开打后才归队，状态尚需调整，其首战的12分5个篮板4次助攻只是偶发少年狂，接下来的三战分别只有8分、6分和6分这等微不足道的贡献。贾米森在这个系列赛上过于迷恋外围投射，对篮下杀伤不足。瓦莱乔仍是守强攻弱。至于“大Z”和希克森，则是上场时机寥寥，鲍威更是还没在轮换阵容中占据一席之地。综上所述，骑士队的内线实力还有待开发，迈克·布朗应该清楚这班人马理应在比赛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3.不可过于迷恋外围投射
骑士上赛季被魔术挡在总决赛的大门外，败因之一就是对手骤起的“三分雨”，刘易斯、特克格鲁和雷迪克等一干射手在霍华德的庇佑下，随时在外线待命出手。事实上，骑士在本赛季同样拥有了一批善于远投的球员，诸如莫·威廉姆斯、贾米森、安东尼·帕克和吉布森等，颇有向奥兰多叫板的趋势。
篇5：企业内部管理制约因素
企业内部管理指的是企业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合理配置人力、物力等资源，并有序指挥及监督企业经济活动的不同职能的总称。内部管理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业运营需求而产生的，但是其运行目的和性质会因为社会制度发生改变。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讲，企业内部管理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效率而出现的一种管理模式。企业管理内容通常包括计划、技术、物资、生产、劳动、设备和成本等方面，需要全面开展企业管理工作，以便在内部管理作用下，提高企业竞争实力。
2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重要性分析
在对强化企业内部管理重要意义进行分析时，可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展开讨论：一是市场经济要求全部企业认识到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并积极参与到市场运行中。市场经济不仅被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经济，会属于一种体现法制性的经济，市场内各个企业要坚持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内部管理工作的开展，能树立起企业良好形象，并提高企业的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地位，是内部管理对企业发展重要性的体现。二是市场经济实践表明，企业内部管理实施效果与其生产成本控制水平有紧密联系，只有在保证内部管理合理开展的情况下，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实力。紧抓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扩展外部市场，是初创企业发展主要方向，同样也是企业核心主题。
篇6：制约师德发展的三个因素
徘徊镇蟒当学校教师王红兵
“教育兴则民族兴，师德兴则教育兴。”崇高的师德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当下改革与发展的主题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与改进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要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师的师德发展首当其冲。
可现实教师的师德正经受着狂风暴雨的洗礼。
一、社会风气严重污染了崇高的师德。
俗话说的好“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应坐得端、行得正才能真正担起教书育人的神圣责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们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思想日益“开放”、“灵活”。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等不良风气滋生蔓延，使得原本洁净的教育圣土开始变得乌烟瘴气起来。不想上课的，就托关系找人又送物又送钱，当个校长，钻进后勤，跻身教育办脱离第一课堂，远离孩子们，落得个舒坦。想调动工作的，就扛着“炸药包”重磅轰炸，在一定区域任其挑任其选，不理想决不罢休。这样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广大教师耳濡目染，难免不受影响，信仰逐步动摇，也开始变得“聪明、灵活”起来。无私奉献在减少，贪图享受在增长。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志存高远，勤恳敬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成为一句空话。
二、收入不均考验着教师的师德。
教师的工资不同于其他部门，视其劳动的多寡赋予相应的工作报酬。它还是传统的大锅饭，劳与不劳可以说是一个样子。在一个学校，1
一个星期上10节课和上40节课没有什么区别，上40节课跟不上课也没有什么区别，各人挣各人的工资，互不相干。学校里上课有多有少，也有不上课的。工资收入却没有什么变化，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教师长期呆在这样“不公平、不公正”的环境中，心灵逐步变得扭曲，视不公为公正，把不上课的或少上课的当成了理所当然而习以为常，甚至把人家当作“神”供着，认为这样的人都是有能耐的人，不敢惹。校长就应该不上课或少上课，有关系的就应少工作或不工作，成了人们默认的共识。教师变得软弱，事事妥协退让，遇事瞻前顾后、顾此失彼，没有一点魄力，这不能不成为教师师德的缺憾。近几年的绩效工资和职称工资更是使得教师勾心斗角，你多了我少了，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团结，更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三、繁重的工作压榨着教师的师德。
人们都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其实就是教师的工作状况。对待学生，有各种法律保护着，有全社会监督着，孩子们一个个是家里的封建皇帝，说一不二，在学校教师想管但也得慎重。每一位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学习好，但说不得、批不得、更打不得，就那样当菩萨供着。对上是敢怒不敢言，一堆堆的文件和规定束缚着教师的手脚，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通感、个案、批改手册、政治笔记、业务笔记、反思日记、校本笔记、听课笔记、教研笔记、安全笔记等，加上各种计划和活动记录，就连上课用什么教学方法，教案按什么步骤都做了细致的规定。再加上上级教育部门的各种活动安排，今天教师技能比武，明天说课
比赛，后天听课学习……事情永远永远没完没了。有人风趣的说，我们不是教师，不是教学的，我们是政府文员，天天面对的是一大堆的文件材料和各色档案。这样的环境中，教师只是一头雾水，一味的忍受，每天重复着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工作。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如何谈起。长此以往，教师岂不成了井底之蛙。
篇7：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分析
摘要：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创新。新形势下，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还存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方面的制约因素，阻碍了村民自治的健康持续发展。关键词：村民自治；民主政治；制约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on Villagers′ Autonomy
Abstract: Villager autonomy was that farmers directly performed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which was a grassroots democracy of administered their own affairs，practiced self-management，self-education，self-service.Chinese democracy was an important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At present，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r autonomy also existed including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legal constraints，hinder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villager autonomy.Key words: the autonomy of villagers;democratic politics;restricting factors;analysis
村民自治始于20世80年代初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1]。”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1] ”。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政治保证，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种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在现实的实践中，村民自治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致使出现村民自治愿望日益强烈与不能满足村民自治的现状构成了基层民主政治体制的一大悖论。经济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发展水平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政治发展的第一决定因素。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工 程，同样也不可能脱离我国农村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在80年代初中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形式实现了平稳转换并且村民自治运作效果也比较好，农村社会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被淹没在了大好形势之中。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逐渐减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村民自治的推动作用已不如改革初期那样巨大，原本隐藏的许多问题矛盾也日益突出起来，干扰和制约着村民自治和其它多项农村工作的顺利推进。
实践证明，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从许多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任何一种政治现象及其形成发展的动因都深深地根植于经济社会之中，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样会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1.1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欠缺
农村集体经济利益的存在是诱使村民参与本村公共事物的重要原因，而村民个人只有从村民自治组织获得利益,才会对自治组织产生向心力。所以村民自治组织要想有效地运作,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地方将集体资产分光,形成了许多“空壳村”。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1056万个村抽样调查,1993 年底,每个村委会拥有的资金为人均141191 元。这是全国的平均数,如果扣除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所占的份额,那么,中西部地区的“集体经济”已经成为“空壳”的就占绝大多数。在缺乏“集体经济”的地方,村民自治组织难以为群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因而凝聚力不强,运作效果不好。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衰弱，导致了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以及农村政治精英为了更好的生存而脱离乡村政治，使得农村的村民自治越走越艰难。
1.2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农村市场经济水平比较低，对村民自治实施的支持作用比较薄弱；虽然长期改革开放显著推动了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但却并没有为农村的小农经济基础带来本质性的变化。在农村,农业生产资料基本实现市场化,但农产品仍然受“定购”等政策的制约难以走向市场,计划经济和商品市场经济并行的 局面使村民自治组织经常面临乡政府的行政干预,使村民自治权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1.3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差别逐步缩小；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相对滞缓。一般来讲,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的利益关系比较复杂,需要农民决断的事务较多,民主氛围比较浓厚，使村民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相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农民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务较少,农民较少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影响了欠发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1.4乡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农村分配不公和农民职业分化使农民收入差距拉大。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利用自己占据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民主选举中谋求政治权力,富者为官成为农村的一种倾向。对此,会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部分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和较高政治素质的富裕农民成为农民群众致富的带头人,将极大地改善现有的村级干部队伍的结构,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富裕农民借助手中的权力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富,追求个人的私利。另外,贫富差距拉大使部分农民处于贫困之中。经济收入低的村民，往往生活拮据，甚至仅还处于温饱水平，为了生计，而不得不疲于奔波应付，其主要需求是物质，而不是民主。他们不关心村民自治事务，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参与村民自治事务，容易因一些蝇头小利而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政治立场不坚定，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2 政治因素
2.1国家制度供给的制约
我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不仅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约束非政府主体的行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国家大力推动的结果。党和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1987 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使村民自治走向了制度化运作。乡村民主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权力中心是否及时提供进一步的制度供给。而权力中心是否提供和何时提供进一步的制度供给,取决于权力中心所确立的社会发展总目标和当前的中心任务；取决于对政治稳定 值的判断,对综合国情的分析；取决于现行的宪法秩序,意识形态；取决于权力中心的成本收益和利益集团的约束。推行更高一层的政治民主有赖于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政治稳定性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快，但发展水平不高,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如国有企业问题、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等。冷战后国际环境又出现了许多不利因素。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的政治民主进程是渐进的、缓慢的,权力中心的进一步制度供给是逐步的。2.2 现行政治体制的限制
村民自治是基层社会民主形式,它是民主政体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结构和社会支柱。基层的初级民主可能比民主的其他方面更有价值。但是,国家形态的民主和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是其他民主或各民主目标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权力结构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大的举措,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成功转换为民主法理型政治体制，这就严重制约了基层社会民主的发展。2.3 各级国家政权态度和作用存在差异
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制度安排下的民主实践活动，其运作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态度和组织推动力量。“大致来说，在国家内部组织的层级结构序列中，层次越低的组织对村民自治构成阻力越大；相反，中央政府更多关注和帮助的地方，民主选举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在村民自治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利益考虑，中央政府大力推动村民自治主要是为了节约对于农村社会的管理成本和重振国家统治能力，并通过乡村自治权利的兴起对地方自治权力进行制衡；地方政权则因为村民自治要求依法办事限制了其权力权威的任意行使，使得一些在农村不受欢迎的国家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所以对村民自治有些漠不关心甚至制造压力和阻力。以村委会民主选举问题为例，广大村民希望选出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村干部，地方政权则希望那些能够完成政府任务的人当选，地方政权希望任“亲”为用，从中便于自己谋取私利，地方政权的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2.4 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两种相对对立的权力，一是乡镇政权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功能是在党的领导下将国家行政管理传递到农村社会；一是村民委员会代表的村民自治权力，功能是在有关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农村社会 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两种权力之间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由于村民自治的实施给乡镇政权权威的任意行使带来了许多障碍，村委会干部为维护群众利益难免就会抵制乡镇政权的不合理要求，因此乡镇政权对于推进村民自治总是持有事实上的抵制和消极态 度。许多乡镇干部纷纷要求缩小村民自治权力范围，将村民委员会下沉到自然村，并在自然村之上设立村公所作为乡镇政权派出机构,以强化对农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与此同时，许多村委会干部则对乡镇政权过度千预乡村事务相当不满，认为法律制度规定的村民自治权力并没有落到实处，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权力范围。正是在不同的利益背景影响之下，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这两种权力”在运作过程中构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奕关系，并制约着村民自治的运作。
在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之间矛盾、冲突的影响下，村干部由于同时扮演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经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乡镇政权希望村干部们能够有效完成国家任务，另一方面，村民们则希望村干部们能够保护和发展本村利益。随着经济发展和需要政府管理的农村事务日益增多，乡镇政权要求村干部完成的行政任务也大大加重，许多村干部实际上已经沦为乡镇政权的“腿”，真正为本村村民服务的时间和精力很少。特别是在如今国家宣布取消农业税后，村干部的公务员化趋势日益明显，村民自治组织对国家财政依赖程度加剧，村民自治组织的群众自治性能在弱化，其行政化倾向却越加明显。这种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与开展村民自治的精神实质是相悖的，很不利于村民自治发挥正常效能，客观上对村民自治的发展构成了很大制约。2.5 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关系尚未理顺
党的领导与基层民主建设的关系，落实到农村最基层就是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在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和党的一元化领导，村的政治权力主要由村党支部执掌，生产大队只是单一的生产管理组织。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实行政社分开和村民自治，在村一级，除保留村党支部外，还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与生产大队不同的是，村民委员会不是生产管理组织，而是群众自治组织。由此决定了，在实行村民自治的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村务管理组织一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党组织，即村委会和村支部，并由这两种组织组成农村社区 权力结构，直接影响农村社会。从理论上说，这是两个性质和功能完全不同的组织。按照宪法、法律和党章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其功能是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由村民中的党员组成，承担着对农村的政治领导责任，居领导核心地位，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其它村级组织都要接受它的领导。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当今农村的多数地方，村党支部书记才是拥有实权的领导者，是真正的“一把手”。在广大农村，在相当部分地区和相当长的时间里，党政在组织上分开了，在具体的工作职能上并没有明确的划分。在村一级组织结构中，党组织仍掌握村中大权，村里大小事情还是由村支部决定，甚至是党支部书记说了算。村委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党支部的执行机构。有些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热情不高，关键一点就是村委会拥有的不是实权，无法为他们谋利，因此农民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无用的选举”上。由于村里仍由书记说了算，村委会很难独立地办理自治事务。有的村委会也制定办理自治事务的计划，但工作上没有主动权，经济上没有决定权，办事花钱都要找书记批，有些事想办也办不成。有些村主任干脆裸挑子。据媒体报道：广东省2000年就有807个村主任因无法工作而辞职(羊城晚报，2000年)，山东栖霞市有57个村主任集体辞职(崔士鑫，2001年)。另一方面，在某种情况下，村委会自主性的增强也削弱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有些村委会干部错误地认为自治就是不要党的领导，甚至要求村党支部在村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危害村委会和党支部的正常关系，使得党和政府政策难以在农村顺利贯彻实施。2.6 村官腐败制约着村民自治的长远发展
村官腐败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基层中的形象，严重影响了村民参与村民自治实践的积极性。从不少报道来看，目前“村官”违法违纪现象十分突出，尤其是那些在村里掌握实权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据2005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消息：2003年以来，湖南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96件；2004年以来，辽宁省共立案查处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975件。村官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主要参与者，是村里的“当家人”，是党和政府传达贯彻落实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的重要依靠力量，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为保障上下政令畅通，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 动“三农”持续发展发挥了下可替代的作用。村干部是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直接面对着基层的农民，其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村官”虽小，面广量大，一旦蜕变，危害不小。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村官腐败”现象己经成为农村“内伤”，制约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给正在发展中的村民自治蒙上了一层阴影。时下，在农村流传着这样的口号；“要想富，当支书；当村长，就是爽，亲戚朋友都沾光。”尽管这话有些偏激，但它从某种方面折射出“村官儿”以权谋私搞腐败的“阴暗面”。村官一旦走上腐败，就会出现理想泯灭，信念丧失，思想退化，立场动摇，导致办事不讲纪律，不讲原则，不讲党性，不公开公平公正，以私利私欲为中心，打自己的“小算盘”，什么“三个代表”、为民谋幸福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发展己有2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不断完善、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村民自治的实施，主要靠的是基层干部的积极配合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带头人，村干部行为得好坏、得失，将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情况和村民对于党和国家政策的响应态度。自实施村民自治以来，我国出现了一大批的村干部精英，带领着自己的村民走上了小康之路，反过来，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持下，这些富裕村的村民自治能力又有了新的提高，新的模式。不可否认的是，另一方面的村官腐败现象，又给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抹上了一层阴影，使得部分社会力量对村自治能否继续进行下去产生了怀疑，无疑这些情况的存在，对村民自治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文化因素
3.1中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
“文盲是处于政治之外的。”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中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尚不高，农村人口素质相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相对于城镇人口的文化素质更显落后。虽然我国大力开展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各种职业教育，但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仍然偏低，尤其是受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农村青年人向城市转移、外出打工的现象较普遍，留守在农村的人口多为年龄偏高者，这些人的文化程度相对更低一些。这成为村民自治向纵深发展的滞障。3.2 农民价值观念在向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紊乱
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型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织。传统的差序格局、社会的传统观念如自我主义、重人情关系等仍然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又滋生了个人主义、放任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严重影响了一些村民自治组织运行的规范性和稳定性。3.3 农民参与意识淡薄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始终较为缺乏民主法制的传统与经验，农民往往习惯于接受“自上而下”的“被”管理。从目前农村村民自治的运作情况看，“无论农民的民主参与目标、民主参与形式，民主参与程序与程度都与预期理想的直接民主有距离，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都很不健全，他们的参与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为了解决经济利益，缺乏现代民主‘政治人’所应具备的权利主体意识以及由此决定的权利实现的主动性，他们的参与形式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团体，而多数是停留于历史上的个体性参与。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民主意识的淡薄使村民往往对自治置若罔闻，无法激发起亲身参与的热情。
虽然文化程度高度不是制约民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但文化程度较低必然会造成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对国家政策方针的漠不关心，对自身利益和权利义务关系的无知，也就谈不上形成积极的公民资格，不具备村民自治所要求的知识基础和意识前提条件；且文化程度较低，也必然导致农民对村委会性质和职责的不熟悉，将村委会当作是政府机构，而不是村民自治组织，这就影响到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态度和方向，无法正确地看待自身与村委会的关系问题；同时，文化程度较低也制约着农民掌握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不熟悉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技巧，难于以平等的身份和能力来参与村民自治活动。法律因素
目前，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制建设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核心，以法规、规章和其它规定性文件为补充的较为完善的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制度，一方面为广大村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愿望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另一方面，将村民自治纳入法制轨道，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成功地导入国家秩序允许的范围，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混乱，保障了村民自治的健康稳定发展。但是，总体审视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和现有 法律体系和制度，我们会发现，在目前基本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4.1 法律层次断裂，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结构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不是以村民自治为起点并围绕这一原则展开，而是以村民自治组织委员会为起点并由此展开的，使得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也不健全。表现在：首先，现行法主要是针对自治组织的，而涉及到村民自治的一系列规范很难涵盖进去，如村民的地位、权利和义务，村民会议的性质、权限等；其次，现行法以实体规定为主，强调自治组织的地位、任务及与其它组织的关系，缺少程序方面的规范：最后，缺乏中间层次的可操作性、专门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使得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性法规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它的缺位必然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统一性产生影响，甚至成为各地村民自治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4.2 步调不一，地区之间村民自治的立法发展不平衡
尽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长期统一、民族认同感极强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制建设，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各地法制建设进程不一，内容各异，发展很不平衡。4.3 内容缺陷，部分法规、规章内容与现行宪法精神相冲突
从国家立法层面上说，现有的《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行使自治权的方式等规定不够，同时，缺乏对组织或个人任意制定、委派、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等侵犯村民民主权利的行为的处罚规定。从地方立法层面上看，在我国一直缺少国务院或民政部基本法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机关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本地区的村民自治活动，且有一部分也比较完善。但很多地方性法规、规章基本是照葫芦画瓢，内容笼统重复，缺少符合本地区特点的实施细则，更严重的是一些规定直接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不一致，如，有的省的实施办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出缺时，可由乡镇人民政府征得村民同意后指定代理人选，在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的背景下，这实际上赋予乡镇政府过大的权力，必然导致对村民自治权的侵犯，与法律规定的直接民主原则也是直接相悖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试行法作了重大变更和修改，但目前很多地方的立法还是按照原来的试行法制定的，虽然有些地方已 按法律进行了修订，但仍有相当多的地方尚未完成这一工作，这无疑也是我国当前村民自治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和紧迫任务。4.4 延伸失控，一些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内容不规范
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但它是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在农村最基层单位的延伸。由于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都是由村民自治组织和广大农民直接淑定的，因而在村民心中具有了法律般神圣的地位和权威。然而，也正是由于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是由村民直接制定，而我国村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又普遍低下，所以，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存在着问题，有些甚至是明显的缺陷。这势必会对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造成一定负面的影响。
结 论
村民自治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履行自己基本民主权利的重要机制，是我国新时期农村组织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贯彻实施村民自治对我国农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但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努力解决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现村民自治各个构成元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整个村民自治系统就能更好地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富裕、社会安定和政治文明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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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制约通胀恶化的因素分析
一、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受到消费能力制约
收入的增长速度制约消费的增长速度,消费的增长速度制约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
1997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速明显慢于GDP的增速:从可比价来看,1997—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5%,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人均收入的增长慢于人均GDP的增长,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慢于供给的增长。从现价来看,1997—2010年,现价GDP年均增长13.2%,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6%,低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3%,低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4.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生产供给的增速一直大于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
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的缓慢。199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名义)增长率一直低于人均GDP的增速:1997—2009年,我国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2%,而同期居民名义消费水平年均仅增长9.7%,比同期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慢3.5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增长的缓慢,正是制约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关键所在。
二、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受到边际消费倾向弱化的制约
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大大慢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有些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绝对收入甚至是下降的。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定的情况下,少数阶层得到的越多,多数普通居民得到的就越少,造成居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小,消费增长乏力,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从居民收入增长结构来看,1998—2009年按不同收入分组的城镇、农村居民全年收入及增长情况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中困难户、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年均总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7.5%、8.2%和9.4%,而最高收入、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分别为14.5%和15.0%,大大高于困难户、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增长速度。持续的居民收入增长差距的扩大,将使低收入居民的财富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迅速扩大,影响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而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边界消费效应是最高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缓慢,影响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而制约了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下游商品特别是消费价格的上涨。
三、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受到传导机制的制约
1997—2008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30%,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到10%。尽管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高速增长的拉动,会导致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但由于居民消费能力的制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不会有效传导到居民消费价格。
2000—2010年,上游的采掘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159.3%,年均上涨10%;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56.5%,年均上涨4.6%;而下游的加工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8.5%,年均上涨0.8%;一般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上涨6.5%,年均上涨0.6%;而耐用消费品出厂价格累计则下降了24.8%,年均下降2.8%。比较可知,下游行业的商品价格涨幅明显小于上游行业商品价格涨幅,甚至是下降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工业消费品需求增长缓慢的影响。
此外,政府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控制也是影响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目前居民用电、居民用燃气、居民冬季取暖、居民用水等公共服务价格以及教育、医疗、药品、铁路运费、成品油等价格均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使得其价格不能随意上涨,因而对下游行业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特别是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影响明显减小。此外,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大,通货膨胀压力较强时,政府还可以对企业和行业的提价行为进行约谈、备案、劝说延缓提价等措施,在特殊情况下,还可直接限制企业的涨价行为,从而制约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
四、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受到社保机制不健全的制约
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保障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能力下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对普通居民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大地制约了即期消费的增长,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