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共11篇）

篇1：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农民，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字眼。人口占80％以上，仅这一点就不得不让人承认，农民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

历时已久的“二元”分割，使得农民囿于有限的田园，为温饱而奋斗。

农民命运的改变从离开土地开始。改革开放后，浙江农民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率先“洗脚”上岸，开始了改变命运的伟大实践。如今，他们功成名就。

一方面，农民离开农村，改变了农村资源的配置状态，使得人多地少的农村，实际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得到改善，并且使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农民离开农村，为二、三产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日益庞大的城市提供了自食其力的消费者。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的根本性瓶颈，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状态。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状态最直接也最自然的力量就是大批农民自发地脱离土地。农民为改变自身命运而采取的壮举，恰恰为国家改变发展的瓶颈制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任何人命运的改变都是艰难的。更何况，农民在知识、技能和资金的积累上长年处在弱势状态。全社会应该为农民 这种艰难的命运改变，提供缓冲地带。中国需要造电脑、造火箭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同样需要让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发挥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当我们在核算产值、利润等等经济指标时，千万不要忘记考察当地产业的农民参与度。浙江的实践表明，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前进的推动者，因而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社会进步成果的分享者。

在浙江，人们欣喜地看到，独特的“块状经济”，让农民真正成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并且创造了参与世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在浙江，人们还欣喜地发现，是政府的开明才为农民走出大田撑起一片蓝天，从而出现了“百万农民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的生动局面，使得农民普遍得实惠，长期得利益。如今，面对正在改变命运的农民，浙江各级政府更是在社保、医保、就业、教育等方面推行一系列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政策，使得农民离开田地后不再徘徊于社会的边缘。在农民改变命运的征途中，浙江是先行者、探索者，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浙江作为先行者，其根本的动力来自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认识：没有农民的发展就没有全面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康。从这个意义上说。

篇2：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人的性格形成，与他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有的人含着金钥匙出生，他一下地，锦绣前程早就铺好了，所以他阳光开朗春风得意；有的人喝着苦黄连长大，他睁开眼睛看到的全是人间不平与苦难，所以他激进愤慨满怀悲伤。我看过一张郑板桥的画像，破衣烂衫的郑老先生眼光幽冥神情悲悯，是多年夹着尾巴做人形成的乞相，他在家书中告诉家人：要饱想饥晴思雨，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轿迎面来赶紧绕道走——板桥先生人格为何如此萎缩？这是中国文化长期高压而成，专制的文字狱、吃人的礼教、封建八股——整体文化有了这样的悲剧命运，传统文人灵魂卑微性格扭曲就一点不奇怪，一个个发配充军任人宰割乃至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更不奇怪。你看看那些生于豪门出洋留学的，性格则完全迥异——徐志摩、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胡适，一个个倜傥风流浪漫多情，他们西装一穿洋风一吹，自由独立的大我意识在心胸鼓荡，寒酸气早被太平洋上温暖湿润的季风吹得一干二净，命运决定了他们这种飞扬的性格——李敖龙应台这样的人不会出现在大陆文革时期，沈从文汪曾祺这样的人也不会生长于欧美国度。

篇3：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2007年5月14日, 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向师生们作即席演讲, 其中讲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 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 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 学会做人, 学会思考, 学会知识和技能, 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1]

那么, 怎样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学会做人, 学会思考, 学会知识和技能, 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呢?早在2001年11月23日, 杨叔子院士就为我们找到了答案:科学求真, 人文求善, 现代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绿色教育是一种减少心灵污染的环保教育, 是一种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的生态教育, 也是一种开启思维、培养兴趣的可持续教育。

一、教育的内涵与主旋律

美国教育家福布斯说过:“教育的目的是用能工巧匠接受新思想的头脑去取代一个空虚的灵魂。”所以, 杨叔子院士常告诉学生:“你们来大学干什么?三件事:一是学会如何做人, 二是学会如何思维, 三是学会掌握必要的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三者相互联系, 相互支持, 相互渗透, 不可分割。但是, 如何做人是基础, 如何思维是关键, 掌握必要的知识及能力则必不可少。”[2]

1. 教育的最高目的和基本标准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 是承接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3], 是一个引导人自我完善的过程, 其最终目的或最高目标是德育[4]。因此, 教育具有两个标准:认知标准和道德标准。认知标准包含知识、理解力和认知洞见三部分;道德标准包括的内容亦有三, 即教育必须包含善良的意图或道德的目的, 必须包含有价值的内容或产生有益的影响, 必须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或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5]

2. 什么是受过教育的人

英国教育学家约翰·怀特在《再论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大家熟悉但又未必真正能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受过教育的人?”他认为, 受过教育的人从拓展的意义上考虑他的自身幸福, 他把个人幸福推及他人, 把幸福融入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之中。这不同于一般的观点, 即把拥有知识作为受过教育的人的主要特征, 而是把美德放到了中心位置。受过教育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倾向于某些行为方式而不倾向于另一些行为方式, 他具有诸如审慎、关心个人利益等一般性的品质 (也包括派生出的诸如勇气与克制等品质) ;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 还应该包括那些更具有道德意味的品德, 如仁慈、公正、诚实、宽容、讲信用等。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内涵

科学文化的功能是认识客观世界, 了解客观世界, 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文文化回答的是精神世界的问题, 强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人文文化不回答是什么, 而是回答应该是什么, 应该为什么, 应该如何做。所以, 科学与人文交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1. 人文教育开发和培育人性

教育首先是教如何做人, 而人格是做人的核心。人格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古今中外, 大凡事业有成者, 其人格一般都较为高尚。

高等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任, 尤其应该重视如何做人, 特别是人格的培养。同时, 人文是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 是关心人、集体、国家、民族、社会、自然界, 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 是人要成为人的精神需要。人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 是求善。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 它关系到七个方面:民族的存亡, 国家的强弱, 社会的进退, 人格的高低, 涵养的深浅, 思维的智愚和事业的成败。[6]

2. 科学教育开发和培育灵性

科学是研究、认识、掌握客观实际及其规律, 是符合客观实际办事, 是顺乎客观规律办事。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 是求真。科学教育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生产力发展源泉的科技知识教育, 正确思维基础的科学思维教育, 事业成功前提的科学方法教育和求真精神的科学精神教育。

科学文化异常重要, 是“立世之基”。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 就没有社会进步;没有现代科学技术, 就没有现代文明。毋容置疑, 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发展中对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也带来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但科技发展是一柄双刃剑。我们要让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而不是造祸, 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 取决于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尊重自然规律, 能够把人的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科学与人文同源实践, 共生互动, 相同互通, 相异互补。科学求真是立世之基, 人文求善为为人之本。所以,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应该交融, 可以交融, 而且必须交融。交融则两利, 盛则俱盛;分离则两弊, 衰则俱衰。[7]因此,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

三、做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教育旨在教人做人, 其核心是道德教育。“人的知识不如人的智力, 人的智力不如人的素质, 人的素质不如人的觉悟。”要实现这一目标, 从开阔学生的视野入手, 培养学生高尚的品格, 引导学生追求真理, 督导学生奋发成才, 或许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1. 做一个视野开阔的人

一个小朋友会为了得不到一个大苹果而大哭大闹, 因为在孩子的眼里, 大苹果就是整个世界。当代大学生则要放开眼量, 正确看待得与失, 有长远目标, 跳出个人狭小的圈子,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去致力于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另一方面, 要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 托尔斯泰曾精辟地指出:“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结果是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 那他的一生将永远是抄袭和模仿。”

美国哈佛大学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提出, 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教育的人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比后者视野开阔。中国有教育学者也指出, 一般来讲, 我们给学生的东西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识, 这是最低层次;第二层次是方法;第三个层次是视野。[8]早在2001年10月25日, 《中国教育报》在《新世纪教育文库》出版时明确指出, “大学系列”侧重学术、视野和责任领域。哈佛大学把“为增长智慧走进来, 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作为校训, 我国的大学生更应把“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作为座右铭。

2. 自觉把“求真”与做“真人”结合起来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 充满着无穷的知识和无尽的智慧。但是当今大学校园也存在不关心集体和他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品质等不良现象, 亦有随波逐流、没有追求目标、沉迷网络、悠闲混日子等消极现象。这些负面现象反映出今天的一部分大学生存在创新意识不强、实践能力不足、适应能力弱、心理素质差、责任感缺失、心胸狭窄等问题。如果在学校期间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 将来对社会的贡献就会打折扣甚至为负值。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 (新) 民, 在止于至善。”杨叔子先生给此的注解是:大学教人的道理, 在于使人们净化个人的心灵, 陶冶个人的情操, 培养个人的善良美德, 在于团结群众, 教育群众, 弃旧扬新, 从而使人们达到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由此来看, 大学生在校期间, 一方面应该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沿的知识, 领会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想, 自觉培养创新意识和科学品质, 使自己具有潜在的发展能力和基础, 即继续学习的能力、表达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以及发展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 则要培养高尚的人格, 这种人格最重要的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9]

人没有思想, 根本也不会有什么精神。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在当今这个略显浮躁的社会里, 根本缺乏的可能就是精神。所以, “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的精神, 在今天应该更加发扬光大。

3. 成为有思想、善思考、爱反思的人

(1) 有思想。“人之所以为人, 在于人有思想;‘人为万物之灵’, 这个‘灵’就是思想。”“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思想, 它是一种心智活动, 一种理性工具, 一种价值选择, 一种历史沉淀。所以, 只有具备积极进步的思想, 才能拥有无悔的青春, 进而为献身祖国、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物质、精神和文化基础。其实, 不只是在学生时代, 就全社会而言, 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 一定是拥有进步思想的人。

(2) 善思考。“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说:“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是人类的智慧, 是独立思考着的精神。”思考即“思索、考虑”, 是指导学习和实践的重要枢纽。经过思考后的学习和实践是对前一次的否定, 是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不仅要“三思而后行”, 还要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 通过不断思考, 自我完善, 自我提高。

(3) 爱反思。反思, 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和心理感受的思考, 对自己体验过的事物的理解或描述。出发点是理清思路, 找出问题, 寻找方向, 从思想上形成理性认识, 从而不断积累提高。反思应该是周期性的, 而且要“三省吾身”,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一般来说, 反思有三个途径, 即自我反思、学习书籍和与人交流。[10]这三者相互补充, 携手并进, 共同为人类的进步提供智慧和力量源泉。

大学是“痛恨愚昧的人孜孜求知之所, 领悟真理的人诲人不倦之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四年大学时光珍贵美好而短暂匆匆, 大学生们唯有珍惜光阴、把握机遇, 见贤思齐、奋发成才, 才能“今日独善其身, 明日兼济天下”。

注释

1[1]温家宝.《仰望星空》做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N], 2007-9-4.

2[2]杨叔子.德治、育人、人格[J].高等教育研究, 2002 (5) .

3[3][5]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4[4]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5[6][7]杨叔子.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J].中国高教研究, 2002 (11) .

6[8]田建国.启动学生成才的三大杠杆——谈视野、情商、个性[J].山东教育, 2001 (19、20) .

7[9]贺定修.高校实施研究型教学教师应具备的素质[J].教育探索, 2004 (6) .

篇4：他就是巴勒斯坦的命运

无疑，阿拉法特把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巴勒斯坦人民，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象征和标志。

少年：政治实习生

1929年8月24日，阿拉法特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个望族。和所有的风云人物一样，少年时期的阿拉法特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阿拉法特13岁时，通过别人介绍，到埃及(当时他家已迁移到埃及)议会当了一名端茶倒水的服务员。这个不起眼的职务最大的好处，是能使阿拉法特自由地出入要人们的政治聚会场所，亲耳聆听埃及上流社会上的政治倾轧和斗争，初步触到了政治的残酷性，明白了政治游戏需要智慧和狡猾的手段。

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年阿拉法特开始尝试着从事真正的政治活动。当时在巴勒斯坦出现了反对英国当局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武装斗争，对武器的需求非常迫切，因此居住在埃及的巴勒斯坦人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向巴勒斯坦的地下组织偷运武器。阿拉法特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17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偷运武器的专家。这一壮举，使少年阿拉法特成为了巴勒斯坦人中的勇士和英雄。

大学时代：学生联合会主席

1948年，19岁的阿拉法特进入埃及一所大学念书。当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宣布后，巴勒斯坦与犹太人的冲突不断升级，阿拉法特毅然中止学业，回到巴勒斯坦开展武装斗争。两年的战火洗礼，使他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他明白，巴勒斯坦正在成为一块肥肉，成为一些国家，尤其是大国借用的政治财富。因此，他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为改变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而奋斗。

1950年，阿拉法特重返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为能得到一种可以公开与开罗的革命者取得联系的身份，阿拉法特开始竞争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职务。1952年，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换届选举中大胜。当选主席后，阿拉法特很快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成功地与阿拉伯联盟协商，帮助巴勒斯坦学生解决了学费问题；积极利用主席的身份，频繁拜访埃及的部长、总理，甚至总统；说服埃及当局批准学生联合会创办第一份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杂志《巴勒斯坦之声》。一时间，阿拉法特名声大振。1955年，阿拉法特以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在华沙召开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向世界各国的青年介绍了巴勒斯坦问题，展现了杰出的外交和演讲才能。

青年：百万富翁

1956年7月，阿拉法特完成大学学业后，以少尉身份成为埃及军队的一名军官，但考虑到作为埃及军人，难以开展解放巴勒斯坦的活动，因此不久就毅然谢绝军队的挽留退役了。1957年，阿拉法特作为一名工程师到达科威特，旋即在一家英国和当地政府开办的建筑公司任职，年薪为3万美元。当时，正值科威特石油大发现，小小的科威特迅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市场。阿拉法特决定不再为别人打工，自己当老板。不久，阿拉法特和朋友们合伙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承揽各类大型工程。由于经营有方，一年多后，阿拉法特一个人就分到了几百万美元的利润。多年后，阿拉法特自己也说：“当时我一下子成为了百万富翁，光汽车就有六七辆。”但发财的阿拉法特并没有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几乎把挣到的钱全部贡献给了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主动承担了巴勒斯坦地下组织的印刷、出版、联络、交通等费用。

不过，阿拉法特的百万富翁生涯并没有持续多久。当他认识到，要解放巴勒斯坦，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时，阿拉法特中止了富翁生活，和伙伴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武装斗争的生涯中。

而立之年：成立法塔赫

从1957年开始，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友阿布·吉哈德酝酿成立地下抵抗组织，创办地下刊物。虽然这个地下组织只有两个人，但他们坚信，总有一天他们会组织起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实现巴勒斯坦的解放。因此，到1959年，他们将自己未来的运动名称定为“争取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个名称的阿拉伯音译为HARAKATAL－TAHRIRAL－WATANIAL－FILASTINI，细心的阿拉法特发现，这个名称的缩写“HATAF”是死亡的意思，于是他将这五个字母颠倒过来，便成为今天广为人知的“FATAH”——法塔赫。许多年以后，阿拉法特曾自豪地说：“法塔赫这个名字是我想出来的，她来自我们的圣典《古兰经》，意思是‘打开胜利之门’。”

在阿拉法特和阿布·吉哈德的大力宣传和鼓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阿拉法特的行列中，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法塔赫的领导，已成为决定今后斗争的重要问题。1963年2月，在阿拉法特的推动下，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随后，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巴勒斯坦人民开始了针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不惑之年：卡尔玛战役一举成名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在战争中，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但遭到失败。联合国通过242号决议，将巴勒斯坦人称为难民。在此背景下，阿拉法特率先打响了武装反抗以色列第一枪，使巴勒斯坦问题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卡尔玛是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名字，位于约旦境内。1968年的一天，数千名以色列士兵开进了这个难民营，声称要捉拿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当时法塔赫只有297名战士，根本无力抗击装备精良，且几倍于法塔赫兵力的以色列军队。但阿拉法特感到，在阿拉伯国家普遍陷入失败情绪中时，武力抗击以色列，即使失败了，也能振奋阿拉伯人民的精神。

果然不出所料，战斗打响后1个小时内，法塔赫就牺牲了近百名战士，许多人当时认为阿拉法特败局已定。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战前一直保持中立的约旦军队被法塔赫的勇敢感动了，突然从侧面向以色列发起进攻。备受鼓舞的阿拉法特立即改变了战术，把剩下的战士分成40个战斗小组，穿插到以色列的阵地空隙进行袭击。这一战术很快起到了作用，以色列人经不起约旦军队和法塔赫的前后夹击，扔下了22具尸体和18辆毁坏的坦克，仓皇撤退了。

阿拉法特胜利了！法塔赫胜利了！阿拉伯人第一次打败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迅即，卡尔玛大捷的消息传遍了阿拉伯世界的每个角落，阿拉法特立即成为阿拉伯的民族英雄。

知天命之年：流亡斗争

卡尔玛大捷后，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得到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大力支持，实力大增。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灾祸。设在约旦的阿拉法特和法塔赫的活动基地对约旦王国的政权构成了威胁。1971年，万般无奈的侯赛因国王决定改变政策，出重兵扫荡了在约旦境内的法塔赫力量，迫使阿拉法特转移到黎巴嫩。

早已对黎巴嫩觊觎已久的叙利亚，对阿拉法特在黎巴嫩的立足十分恼火。叙总统阿萨德巧施妙计，引发了阿拉法特的再次自我放逐。

美国人因怀疑阿拉法特参与恐怖事件而对其怀恨在心，以色列更是把阿拉法特当做心腹大患，黎巴嫩的两股主要政治力量特别害怕阿拉法特会打破既有的政治平衡。上述势力出于不同的目的，在美国牵头下，联合在黎巴嫩制造混乱。1975年黎巴嫩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处于夹击中的阿拉法特试图以局外人的身份调解黎巴嫩内战，但是没有想到，黎内战的起因，就是阿萨德驱逐阿拉法特的一计。因此，当阿拉法特带着他的和平计划，在阿拉伯国家旅行了18个星期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肯支持他。屋漏偏逢连阴雨，1981年7月16日，以色列著名的鹰派人物贝京当选为以色列总理。当天，他就下令轰炸法塔赫在黎巴嫩的基地，拉开了第五次中东战争的序幕。在以色列猛烈的炮火下，阿拉法特和他的士兵们坚守了67天，但最后，为保存实力，他被迫同意在联合国保护下，将他1.2万名士兵分15批撤离到八个阿拉伯国家。阿拉法特也含泪乘船到达北非国家突尼斯，在那里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总部。

耳顺之年：与宿敌握手

在长达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阿拉法特已经成为了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化身，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声誉。以色列人认识到，要解决巴以问题，阿拉法特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而阿拉法特在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也认识到，光靠武装斗争，难以实现解放巴勒斯坦的目标。但由于巴以之间积怨甚深，难以迈出第一步。

在胶着状态下，阿拉法特找到了他的老朋友、挪威作家奥兹，这位著名的作家同以色列人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他的周旋下，巴以之间开始了秘密谈判。1993年8月18日，巴以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

阿拉法特和以色列人签署协议后，立即将有关情况通报给美国总统克林顿，克林顿对此大吃一惊，他意识到不能错过这次历史机会，遂决定于1993年9月13日，由美国主持在白宫前举行协议的正式签字仪式，开启了巴以和平进程。

和平进程的初始阶段是较顺利的，1994年7月，阿拉法特回到加沙，随即巴勒斯坦开始自治。但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后，巴以和平急转直下，此后不断陷入僵局。

古稀之年：两难境地

进入古稀之年的阿拉法特健康状况令人关注。有人猜测阿拉法特患了帕金森综合征，自然关于其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阿拉法特的弟弟法提是一位在开罗的职业医生。他认为，阿拉法特终年四处奔波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健康状况出奇地好。从实际观察看，阿拉法特的身体似真无大碍，最有可能置其于死地的还是凶险的内外处境。

篇5：命运,就是这样作文

海风呼呼的吹着，可他却宁愿相信这是个梦，凉爽的海风丝毫不能吸引他，因为事实就是事实——邮轮沉了，若不是那关系生死的一跳…恐怕…他踉跄地站起来，凭着直觉，或许说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就这样，他爬过一片树林，到了一个小镇。

繁华的小镇吸引了他，“如果还是在昨天，我一定要买下这个小镇！”他下意识的把手放进口袋，却只是夹着贝壳的烂泥。

他是个富商，过去是而已。

篇6：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古今贯通。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籍，而且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砥砺，相互激发，共赴患难，成为事业的基石。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现实生活中，因选错朋友而跌跤子、摔跟头，甚至掉脑袋的领导干部真不在少数。诸如接受朋友周坤２０００万元“回扣”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笑纳朋友周雪华３１０万元“馈赠”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喜得“铁哥们”赖长星54万多元“好处费”的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等等，他们最终走上断头台的可悲命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

1999年8月，在公安部密令缉捕赖昌星的关键时刻，身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庄如顺竟背叛原则，打电话向赖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反复催促赖昌星逃往境外，逃脱警方的追捕。赖逃到香港后立即向庄通报，庄特地叮嘱：香港也不安全，要走得越远越好。胡长清的朋友中，“交情”最深的算是周雪华了，他不仅送大把的金钱，还送妓女，还出资帮着胡长清包养情妇。这被社会上一些人视为“够哥们”的所谓仗义行为，其背后都是赤裸裸的钱权交易，是彼此间的相互买通，相互利用。所谓朋友的情和谊，都是被利益之水浸泡了的。

篇7：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观看《国家命运》心得体会

文/李雄辉

近日，我认真看完了讲述我国“两弹一星”研发历程的29集大型纪实性主旋律革命史诗大片《国家命运》。那一个个高大的形象，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一个个不世的功勋，让我们不禁为这些“两弹一星”功臣们感慨万千，肃然起敬。探究功勋的背后，不难发现都源于他们都有一种强力的改变国家命运的信仰，是信仰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信仰是奋发图强的“催化剂”。“两弹一星”研发业绩是令人称颂的，但是研发的背景和条件却是令人咋舌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正处于创业的艰苦时期，白手起家，百业待兴。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公开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新中国的最高层清醒地意识到：要打破美国的核威胁，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百年耻辱，重新站起来的新中国如何才能改变受人讹诈威胁、仰人鼻息的不利局面，国家领导人和前辈高瞻远瞩，运筹帷幄，选择了“两弹一星”作为突破口。通过“两弹一星”的研发，实现了国家科技工业和国防实力的跨越式发展，改变了国家命运和形象，使中华民族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人定胜天。只要我们有着执著的信仰、坚定地信念，不管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都会直面苦难，迎难而上，直至取得成功。一是缺仪器设备。按照当时的条件，研发“两弹一星”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剧中有一个场景，任新民用自制仪器对导弹进行通电测试，苏联科学家施尼亚金见状大怒，当场摔坏仪器。可当时这自制的仪器还是跑遍了北京市科研单位才借到的。一个国家，一台像样的通电测试仪器都没有，贫穷的状况可见一斑。但是他们只能千方百计想办法，绞尽脑汁破难关，自己动手研制改进测试仪器，二是缺科技人才，对于“两弹”工程来说，最大的难题还不是钱，而是缺乏科技人才。原子弹方面，宋任穷和钱三强一起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导弹方面，钱学森却苦于无人可调。聂荣臻为此专门召集会议，向各大学要人。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将一批技术人才输送到筹备中的导弹研究院，有些大学却不肯放人。陈赓为此发了火，还是无济于事。最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解决了问题。三是缺生活保障。恶劣的自然环境不说，研制“两弹一星”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剧中有两个场景，看了让人揪心的疼：一个是邓稼先连夜跑回家中找食物。为了大家，他不得不拿走了女人的生日礼物一盒饼干。另一个是一些忍受不住饥饿煎熬的人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李觉失声喊着：“大家走好！情况好一点儿了，大家可要回来啊！”还有一些人挨饿也决不肯离开一步。饥饿袭击着全国人民，也袭击着两弹工程的指挥员、科学家和所有工作人员。面对重重困难，他们依然坚持下来了，最后取得了成功，这一切都归功于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创造奇迹的灵丹。这部史诗大剧讲述了“ 两弹一星”及其信念 ﹐记录了贫困经济条件、薄弱的技术基础和艰苦的工作条件下﹐60年代的科学家们以惊人的智慧与毅力﹐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民族奇迹。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历史性跨越。“两弹一星”的研发不仅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凡奇迹，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为了改变国家命运，“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牺牲小我、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们的卓越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烙印在了中华儿女的心上，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篇8：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一部《白鹿原》，令陈忠实在中国当代文坛声名鹊起，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把他推上了中国文坛领军人物的地位。《白鹿原》面世后好评如潮，畅销不衰，出现了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虽然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精品就是精品，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这部杰作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陈忠实不会客套，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看到最多的是他那刀削斧刻般棱角分明的脸上时常流露出的憨厚笑容。只要陈忠实说话，就知道他是地道的西北汉子。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从一个时代来评价，这个时代不愧为伟大的时代。您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陈忠实：改革开放以来，眼看着我所生活的这块土地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有经济总量的翻番、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村各方面条件的不断改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等等。

今天，任何人都能感受到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经历了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各方面遭受巨大破坏的“文革”时期, 面对当今社会, 几乎多有不可思议的感觉, 这个时代用“伟大”一词来评价毫不过分。

与此相对应的, 文学,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也有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发展。现在我国年产长篇小说两千多部, 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年两千多部长篇小说, 平均一天就有近乎6部, 谁都不可能阅读完。所以创作的繁荣也是不可思议的繁荣。

近几年来, 关于伟大作品的产生, 或者说能传留于世的作品产生, 已经成为文学界议论的突出话题, 甚至超出了文学界, 成为社会话题。有一句古话说“各领风骚数百年”,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 文坛上已经是各领风骚一半年了——一部作品出来火上一半年很快就被遗忘——一部作品怎样能提起读者较长时间的阅读兴趣, 成了文坛自身都感觉到的一个问题。

记者:当今我国的文学创作非常繁荣, 您认为这是不是产生一批伟大作品的基础?

陈忠实:我认为, 当今的时代, 应该有能引发读者在较长一段时间持续发生阅读兴趣的作品, 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作品创造出来。伟大的作品需要时间的考验和沉淀, 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应该问一问, 我国一年出版的两千多部长篇, 有多少能在文坛产生阅读兴趣, 又有多少能引起评论家及普通读者的关注?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繁荣无疑是产生伟大作品的社会基础, 在繁荣中肯定会出现独翘一枝的奇葩。

以唐代诗歌为例, 反观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 留存下来并进入中国文学史的, 大约只有几十位诗人, 被读者所千年常咏的也就是李白、杜甫等一批诗人的作品, 被淹没的诗作是以数万首计的。今天, 我们已经有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基础, 已经形成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 可以期待会有伟大作品的产生。

记者:目前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有许多流派和倾向, 您认为在文学创作中, 出现伟大作品的根本因素是什么?

陈忠实: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出版不久就悄无声息了, 这其中有网络对读者分流的客观原因, 但主要因素还在于作家的作品。现在很多评论家都提出了创作中的根本性问题, 就是作家必须有思想, 这种思想不能被庸俗地简化成一个时期的具体政策。

作家以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创作, 这也符合通常的创作现象。但不能停留或满足于生活体验的层面, 而应努力争取进入生命体验的更深层面。

就我的理解而言, 决定作家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的质量以及独到性的关键因素, 还是思想。越深刻、越独到才能独树一帜。尤其是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 决定其深刻性、独到性的关键就是作家的思想。我们都读过世界名著, 与这些名著的创作者同时代的作家很多，但为什么只有这个作家写出了代表那个时代的作品?在我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个作家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尤为深刻的思想，所以才能对他所要写的那个时代开掘到别人开掘不到的深度。伟大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马尔克斯，他们的作品揭示了时代的本质，会告诉人们未来时代的走向，甚至能够预示民族发展的走向和民族性格的塑造，让人们从中看到普遍的文化意义。

创作伟大作品的作家无一不是思想家，无一不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只有有深刻思想的作家，他才对他所表述的时代有最深刻、最独到的理解，很自然地就会把这种理解转化为他的体验，用一种最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述出来，这样一个伟大作品就产生了。

记者：您说过，创作伟大作品的作家无一不是思想家，无一不是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那么又如何提升作家的思想修养呢?

陈忠实：我有一年去一家钢铁公司的厂房参观，受到了很大启发。从车间这一头进去的是钢锭，从另一头出来的是薄如纸片的钢皮。我当时就想，思想对作家创作的功能就可以比喻成像钢厂冶炼精钢一样，手段越先进，质量就越高。粗钢就相当于一般的文学作品，精钢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冶炼手段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对生活的体验不仅是一种积累素材的过程，更是对生活素材的冶炼过程，思想的深刻程度决定着对生活素材冶炼的质量。

我以为，要提升和深化思想没有捷径，就是靠学习，这种学习来自于自身的勤奋。不但要学习古典的文学创作理论，也要学习新的文学创作理论，更要读一些哲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方面的杂书，不仅扩大知识视野，也自然会提升思想。

记者：现在一些作家的学习途经发生了变化，借助新媒体成为他们认识社会的主要方式，您能否结合自身学习经验谈一些看法?

陈忠实：现在一些作家由于媒体发生了新变化，以电影、电视和网络取代了对经典作品的阅读，这可能会导致艺术视野的相对狭窄。在我理解，作家多是在研读了大量经典之后才能进入自由创作状态，否则很难达到一定高度。

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是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期，也是文艺创作最活跃的时期。那段时间在我读过的理论书中，最感兴趣的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和陕西这块土地的历史的解读，对我的创作有帮助和推进作用。同时我还阅读了一些关于日本的历史、现状及发展道路方面的书籍，很自然地作为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参照进行思考，对理解我们民族的那一段历史(辛亥革命前后)大有裨益。

其中重要的一个启迪，是我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的理解。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很难在政治体制的变化中很快发生相应的改变，且不说有高深文化的人，即使是中国乡村的文盲，他们通过民间文化传播的方式，接受并信奉儒家思想的审美善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心理结构。要打破原有的心理结构，必须获得新思想，才能打破原有的心理结构框架，从而完成新生式的心理结构的建立。

在我的创作中，就是想要透析中国从封建社会制度解体以后，生活在关中农村的各种人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

记者：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就要根植生活，要和老百姓接触，要体验生活。您能结合自身的体验谈谈吗?

陈忠实：作家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色，他接触的社会层面，无论城市、农村，还是知识圈、行政圈，都会产生相应的生活体验。作家把自己的独特体验表述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写他直接体验到的生活，写他所体验到的社会生活演变、人的精神心理变化，可能产生好的作品。

像我这种出身农村的作家，经历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演变，我的创作正得益于我在乡村工作的20年。我生在农村，先在农村中小学当老师，后来又在区一级文化部门工作过4年，尤其是有幸在公社(即乡镇)工作了10年。那时我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而是以公社干部的身份进行工作。那10年是我对中国乡村的体验、理解及生活积累最重要的时期，对农民世界的了解和感受，为我后来创作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当时我基本终止了自己爱好的写作，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乡村工作上，公社所辖的三十多个自然村不知跑了多少回，有好几个村子我一住就是大半年，各家人都能叫上名字。这些经历让我对农村和农民世界有了理解，对我后来的创作非常珍贵。

现在看来，乡村工作20年给予了我最大的收获，是当老师、做乡镇干部让我对中国乡村有了体验、理解以及生活积累，成为后来创作最重要的基础。

要深刻理解、体验生活，需得关注生活的运动和发展，不但要深入，而且要沉下去，让作家真正到基层去体验生活。在中国文坛上，许多作家都是这样的姿态，他们平凡朴素、淡泊达观，却始终不忘关注国家、关注民族命运，依然默默坚持着文学创作。

记者：您的一部《白鹿原》让您一举成名，同时《白鹿原》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您怎样看待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陈忠实：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话题。实际上，文学始终都处在边缘上。普遍的社会结构里，首先是政治和各级权力机构，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永远都不会转变的话题。文化以及文学欣赏都是附属于这些而存在的，处于相对的边缘是正常的位置。

记者：现在在作家创作中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不但大多数新生代作家选择了商业化道路，一些坚守传统创作的老作家也开始了商业转型，有人甚至不惜借炒作出名，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陈忠实：商业化写作并不是中国独有，比如美国，虽然传统文化根基不如中国久远，但也出现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同时美国更有一批完全进行商业写作的作家，创作内容以情趣性和猎奇性为主，他们的作品纯粹是供人们消遣用的。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作品包装也很简单，读完乃至没有读完，随手就丢废物桶了，对社会也不会产生伤害。

现在政界、商界、农民、打工者，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这既是正常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并不能把所有出格的事情都简单地归类为炒作。我听说西安闹市区有一个女孩，她以20万元叫卖自己的一部小说作品，当时觉得是炒作就没在意。不久从媒体上得知这个女孩是因为得了绝症才这么做，随后记者和我联系，希望能帮助这个女孩，我就找了一家出版社帮助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记者：您曾经说过，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能详细解读一下吗?

陈忠实：尽管文学处在边缘，但它讲述的却是心理层面的历史。历史总是以突变方式演进的，最近如封建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是“历史性的”变化，这是历史学家要研究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更着重于关注这个历史事件对人精神心理层面的影响。

比如辛亥革命具有标征意象的事是剪男人的辫子、解放女人的小脚，作家要研究的是，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小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除了观念的更新，这种“一剪一放”的变化，带给人心理上的冲击是颠覆性的。封建理念封建道德构建的心理结构心理秩序被颠覆了，得有一个重建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一个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比如巴金的《家》，小说所写正是兄弟三人原有的心理秩序，面临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浪潮冲击时的种种情态，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人们经常形容一部作品伟大说像史诗，史诗不是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时代的人的精神和心理历程。

记者：陈老师，您是从白鹿原上走出来的作家，您还创办了白鹿书院，您认为作家能“培养”出来吗?

陈忠实：我国历代的书院作为传统教育最高的形式，培养出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和人文学者。成立这个书院，一个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另一个就是搞一些文学活动，比如文学创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个具体作家和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尤其是针对青年作家创作的一些普遍现象，甚至包括图书出版等。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关键在作家自己的兴趣和追求，社会各方提供辅助和诱导是有益的。白鹿书院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和环境，促进他们创作发展。

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一个词，培养。如果能培养作家，我为啥不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作家?我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创作的。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作家的能力。

最近大家比较关注所谓陕西青年作家“断代现象”，陕西被称为中国文坛的重镇，陕西作家群也被称作“文学陕军”。目前陕西40岁以下的作家，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大约不下百人，却缺少能在全国打响走红的作品。这些作家普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不是文化素养的问题，文学的神秘性可能就在这里。我相信会有杰出的作品出现，拭目以待。

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有传承性却又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性。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诞生是个自然过程，很难有规律可循。成立了白鹿书院，就是多搞文化和文学交流和探讨，促进作家的发展，促进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

记者：陈老师，能谈一谈有关《白鹿原》的写作吗?

陈忠实：有关《白鹿原》的写作，我写过一本取名《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小册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句话，是海明威说的。读到海明威的这句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作家创作这种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一句话说透了。这句话很准确，要准确就不容许夸张;这句话又很形象，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如同勘探者寻矿源;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

任谁都一目了然，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文字的句子，“句子”在此不过是一个形象比拟。海明威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他说的“句子”，自然也包括艺术体验，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作的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我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从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第一篇小说，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只是那都是无意识的盲目，是从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开始的。许多年后，当我在经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探索，进入到长篇《白鹿原》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欲望不决定结果。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只是写到寻找过程里的一些零碎的事，却不表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句子。

记者：近些年，在我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80后”“90后”作家，他们的作品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您如何看待“80后”“90后”作家?您如何看待文学批评?

陈忠实：我接触过的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不多。我看到过一些议论，“80后”“90后”几个代表性的作家都拥有大量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这个现象应该理解，也值得研究。但有一点，这些作家很年轻，他们对社会的理解、体验也在发展，今天是这种创作形态，过几年可能是另一种形态。作为社会、作为文学界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说，要多看他的长处，也要指出他的短处，来促进这些作家创作的发展。

关于文学批评，我不由得想到在陕西上世纪80年代文艺刚复兴时，陕西理论界由作协及高校的一批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人组织成立了“笔耕”文学评论小组，关注陕西刚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定期研究这些作家创作的新动向、新发展，谁的优势、弱点，谁的创作发生了什么变化等等，很敏感，对我们那批作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篇9：主宰命运的最大力量就是自强

自强虽说是个老话题，但看了这些新闻后，我认为很有必要再老调重弹一下。

其实，细心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无不倚靠自强而得以生存和发展。

自强是那路边持之以恒、矢志不移地拖食的蚂蚁；是那墙角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忙碌着结网的蜘蛛；是岩石缝中那顶破岩石，顽强生存的小草；是那悬崖边上扎根岩层，倒挂绝壁，抵抗风霜雨雪的苍松……大千世界因自强而充满生机。

自强更是那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的求知进取；是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奋发图强；是矮小的拿破仑骑马征服欧洲国家的英姿；是贝多芬扼住命运咽喉，抵抗疾病折磨的坚强意志；是司马迁身遭腐刑，忍辱负重，奋笔史书的巨大忧愤；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言壮语；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壮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昂扬进取……人生因自强而丰富多采。

因为自强，20岁不幸身染重病，下肢瘫痪的史铁生，苦苦求索，经过长期努力，从一个初中毕业生最终成为著名的作家；因为自强，在体操赛场上不幸受伤，以致瘫痪的小桑兰，勇敢地面对不幸，笑对人生，最终成了凤凰卫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世界上主宰自己最大的力量，就是“自强”。

要“自强”，必须丢弃失败后的挫折感。人人都有失败的经历。人人失败以后都难免会有挫折感。挫折感是阻碍人们成功的一大绊脚石。因此，要坚决把它丢弃！有的人经过一次挫折后，便一蹶不振，一败涂地。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挫折，只要我们能汲取经验，经受磨难，则愈是历经困难挫折，愈是磨练意志，将来就愈能成就一番大业。所谓“经一分挫折，得一分识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面对挫折，只要你不气馁，必能增长你的才能。跌倒了，勇敢地爬起来，自然会走得更远。

要“自强”，必须摒除不轨的行径。为人“正直”两个字最重要。孔子云：“吾日三省乎己。”每个人都要经常自我检讨、自我反省。合法合德，则问心无愧；逾规越矩，违法乱纪，丧失道德，或是为大众所不认可的行径，都要坚决将它摒除。你不摒除不轨的行径，不以为辱，反以为荣，最后不轨的行径必将会成为你人生的拖累，成为你前途的障碍。所谓“要做事，先做人”、“小富靠智，大富靠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许多原本很有前途的贪官，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不轨行径，最终难免要身败名裂。

要“自强”，必须克制自私的念头。常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一个心胸狭隘，处处与人计较的人，最终是难成大器的。纵观古今，那些成就大事者，无不处处以国家和他人利益为重。自私自利，为人刻薄，不仅人见人厌，而且对于自己的心身都极为不利。唯有那些大公无私，乐于助人者，心中常是一片光风霁月，时时刻刻都能活得心安理得，心旷神怡。这样的人，别人也很愿意拉他一把。

要“自强”，必须忘怀难堪的屈辱。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即使是一个再伟大的人物，也难免会受到一些屈辱。耶苏曾被门徒出卖，钉在十字架；释迦牟尼曾受提婆达多毁谤，甚至施加伤害；韩信曾受胯下之辱；苏秦曾有父母不以其为子之耻，等等。所以，愈是难堪的屈辱，愈要忍受，愈要忘怀，并要积极化屈辱为上进的动力。如果整日沉浸于屈辱之中抬不起头，不仅会惹来更多的耻笑，自己也难有出头之日。

篇10：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国家命运》读后感

王钊

为何眼中常饱含泪水,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读完《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让人久久不能平静，阅读这本纪实文学的过程本身也似两弹一星的诞生过程一样曲折跌宕，为这些开拓者们的艰辛和困苦而悲，为原子弹、导弹研制成功、卫星顺利上天而喜，看到动情处，和着这部“命运“交响曲般的宏大乐曲甚至留下激动的泪水，是的，书中这些伟大的主人公们，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也赋予了他们深深爱着和信仰着的国家以顽强的命运，那三个让历史铭刻的时点是他们给自己也给这个国家烙上的永恒标记，这里，没有幸运也没有侥幸，只有无数的强者用生命火光点亮的追寻信仰之路，这一路留下的满是开拓者的足迹和披荆斩棘的悲壮。

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历史事件，这里有一群人自强不息的奋斗，有一个民族昂扬向上的拼搏，有一个国家不畏强权的崛起。那一群人里有着这本书中那些闪亮的名字：钱学森、周光召、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在如此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完成了西方人看来根本无法成功的事业，而且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办到了。这些创举的背后是什么，作为后来人的我们从这些夺目的数字和成就里能学习到什么，看罢这本传记文学后，我不禁掩卷沉思。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的作用。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但，和“富二代”、“官二代”、“高富帅”一起火起来的是一种叫“拼爹”的游戏，潜规则千千万万，背后逻辑只有一个，无非是物质的比拼和权利的竞逐。我们失掉的是气概，沦丧的是自强，塌陷的是信仰。《国家命运》中的主人公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物质背景，仅仅依靠勒紧裤腰带的精神力量，支撑起了一个大国尊严和实力，他们是名符其实的“科一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国家的奠基者和铺路石。自此以后，中国人都挺直了腰杆，几亿人不再需要生活在核讹诈的阴影之下。

事实一再说明，精神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信仰的坚实才是生命的充实。这个国家的命运因为有这么一群视信仰为生命的开拓者们而改变，这些拥有信仰的人因为爱这个国家而成就了彪炳史册的辉煌。作为中国核事业的晚辈，面临着和平利用核能的新课题，我们仅凭对物质回报的斤斤计较是无法成就哪怕一丁点事业的，任何开拓之路都是伴随着激情的燃烧和信仰的升华不断向前的，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回到祖国，邓稼先、周光召等不断钻研最终完成原子弹理论设计也是如此。做出一番事业，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不计回报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时代也许不再提倡谁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没有奉献精神，只是打工态度和捣糨糊的思想是干不好工作的，任何人的生命都需要信仰的力量，这个信仰可以来自对国家的热爱，可以来自对事业的执着，可以来自对生命的热情，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积极向上的力量，是生命之火永不熄灭的绚丽光芒。

篇11：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

樊志民，1957年3月生，陕西省洛川县人，1982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晋升为教授并被遴选为农业经济史方向博士生指导教师。提出杨凌为“中国农业圣地”的第一人。

主要职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代表作：《秦农业历史研究》(19出版，国内首部断代农业史专著。)

5月10日，记者采访樊志民时，他刚刚度过他50岁生日。答问从其50岁生日开始。

记者：祝贺您50周岁生日。冒昧地猜测，您过50岁生日的时候，一定细细盘点过自己50年的风雨人生。

樊志民：谢谢。在我50周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宣读了《五十感言》(给记者轻声读)：“……50岁是一个渐趋成熟的季节。每当成熟的季节，农夫总要盘点当年的耕耘与收获。我也曾把自己譬为农夫，在《问稼轩农史文集》里回顾了自己的耕稼历程……从学缘层面讲，我从90年代迄今招收博、硕士研究生近百名……作为导师，我追求的是鞠躬尽瘁，不愧后学……”

记者：“鞠躬尽瘁，不愧后学”这应当是您50年人生经历的一个盘点结论。可以这样理解吗?

樊志民：可以，这是我受过高等教育带来的一个结果。我原本是名农村娃，陕北黄土高坡上的穷孩子，现在我能有这样的生活条件，是学习文化，给了我这样的转变。

记者：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考上大学，将您的的人生引领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我想，您对30年前恢复制度的深刻意义，或许有更强烈的认识。

樊志民：今年我50周岁，也是参加高考30周年。高考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对于恢复高考制度意义的理解，应当上升到这个制度的恢复是国家和时代命运的一个有益的拐点。隋唐开端的科举考试，比“九品中正”的荐举制度更加开明和公正。上世纪初实施全国统一高考，在选拔优秀高中生以培养精英人才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之后，中断高考，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导向，这就是“不读书时代”。

“不读书时代”的后果很可怕。一些人因为“不读书”而无法消除蕴藏在自己身上的“兽”性，野蛮、愚昧、狂热、落后之祸患开始蔓延( 停顿，摘掉眼镜，陷入凝思……)

1977年的恢复高考，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和兴旺的基本!

记者：具体来说，它还有哪些意义?

樊志民： 以30年后的眼光来看，这一被世界媒体称之为“最残酷的竞争方式”的恢复，并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入学考试的恢复，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的重建。它还恢复了公平与公正，恢复了理性的回归，为一切纳入规范化，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才基础。

记者：当年参加高考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樊志民：对于每一个参考者来说，那都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记得高考的第一天，我和村里的几个人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的洛川中学参加考试。不知道怎么回事，临进考场前，脑子里一片空白。考场外用白石灰划了30米的“警戒线”，监考不像现在考试这么“森严”。进入考场后，一看卷子，脑子恢复了记忆。

记者：您考了多少分?

樊志民：数学没有完整地答完任何一道考题，20来分吧?那时候有个规定：“百分不放，零分不录。”很庆幸，我的数学没有考零分。我的平均分是72分，但没有考100分的。

记者：“百分不放，零分不录”什么意思?

樊志民：有一门考了100分，就必须录取，反之，有一门考了零分，坚决不予录取。

记者：除了数学，你的历史、地理、语文、政治都在八九十分以上。那时侯您在农村，学习历史、地理、政治方便吗?

樊志民：我喜欢看报纸。不少政治知识从报纸上来。地理知识，得益于一张世界地图，蒙上眼睛，问什么国家，我能指到哪个国家。历史知识，从“毛选”上学到很多。那时候流行学习《毛泽东选集》，书中有很多历史典故，文章下面有详细的注释，我很喜欢熟读和背诵注释。

记者：30年前的事，现在许多年轻人不了解，甚至不理解。您还有哪些难忘的事情?

樊志民：到兰州上学，我从洛川老家坐了一天的车，先到铜川。在铜川坐火车到咸阳，从咸阳再倒车到兰州。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见火车，第一次见到高楼大厦，第一次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那么多的书……一切都很新鲜。大家都闹过不少笑话，如有的同学把香皂当水果吃。还有，报考志愿的盲目性很大，我报考兰州大学时，不知道兰州离家里有多远，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市，也不知道当时的兰州大学在全国是名列第六的好学校。当时，许多人惟一的念头，就是能考上就行，考上哪所学校、是大学还是中专、学习什么专业等都不考虑。

记者：再问一个题外话。人们普遍把杨凌誉为中国的农科城，中国农业硅谷，而您为什么一直执著地把杨凌誉为“中国的农业圣地”，最终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