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2024-07-30

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共6篇)

篇1: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张晓云

杨建军

商洛市委党校

摘要:“法治中国建设”的提出是中国法治发展历程的又一个重要阶段,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具体政策目标。法治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优秀类型,对法治中国的建设起引导作用、补充作用,如何有效发挥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作用,来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是值得的探讨的一个命题。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中国建设的三个层面;法治三权

中图文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九项重要议题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如何有效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钱穆曾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因而从法治文化角度认识、着手探究法治中国建设当是事关长远又标本兼治解决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一个前瞻性的选择。

一、理解法治文化、法治中国

(一)法治文化。法律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法治文化就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已经孕育而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民社会中逐渐孕育产生了的现代的平等、正义、自由、人权和诚信的观念,并且逐步演化为社会成员普遍具备的较为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一种法律文化。”从法治文化的产生发展讲,法治文化应当是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当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全体市民对权利法律的认知、崇尚并受之支配其行为和思维方式而表现出的优秀的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从内容上讲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还有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秩序等价值理念的主体法治思维方式等。目前在法治理论研究中,一切对法治内涵的揭示,对法治社会特点的表征和遵循原则的描述与总结,法治运行机制的建构和实践活动,诸如法治的价值目标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治的实现状态等,都属于法治文化的内容。就法治文化具有的特点而言,它有时代性特点、地域性特点、先进性特点、开放性特点、前瞻性特点等,可以从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普遍实施权利本位法律制度、追求正义的法治思想、崇尚法治的公众心理等方面来提升中国的法治文化层次。

(二)法治中国。“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按汪习根对法治中国建设的解读,应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法治中国建设。从主体层面看,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法治自觉、法治自信、法治自立、法治自强的有机统一;从客体层面看,法治中国是依法治权与依法维权的和谐有序;从空间层面看,法治中国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可见法治中国的建设务必从这三个层面着手才得以完成。而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自强意识都离不开法治文化的熏陶和锤炼,对客体、空间层面来说,没有法治文化作支撑,主体也无法认识到自己在法治方面的需求和准确地判断、把握国际局势当中的法治主动权(包括话语权、治理权、发展权)。因而,法治文化与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密切联系的,有什么样的法治文化,就有什么程度的法治状态,法治状态是法治文化在一个国家各个方面的显性表现,要确定二者的先后关系,无非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关系,因此,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二、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

(一)法治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起引导作用,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文化的具体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部分中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这是对西方宪政文化的积极借鉴和汲取;它指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即要求解决行政执法主体权责不

一、多头执法的问题,解决行政执法缺乏程序性问题,这其实是对英美人的一种法律传统程序正义即“看得见的正义”的践行;它指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裁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是对“三权分立”学说的有益借鉴。总体看来法治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先进部分,它引导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以便享有国际法治主动权,同时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国家在中国这个地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一个具体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一个具体实践。

(二)法治中国建设重在法治的显性功能,法治文化重在法治的隐性功能。从中国国家法制到法治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法治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更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至上、权利保障的内涵。法治讲究良法之治,法律公正、稳定、普遍、公开、平等,其基础是民主政治,是民主和宪政的表现。法治中国建设重在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官在具体判断一个行为或者一项事实是否合法时,是适用具体的法律制度,而当在前者不存在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文化,所以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功能的显性表现。法治文化,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引导人们按照法治理念和精神,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作出文化价值判断。当出现立法空白、立法冲突时,法治文化所蕴涵的文化判断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其所负载的核心价值、内在精神、基本理念,就可以为个体行为和社会生活提供指导,解决社会矛盾冲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推进。比如说曾经各地出现的“撞了白撞了”案例。1999年,辽宁省沈阳市就率先出台了《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行人横穿马路不走人行横道线,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无违章,行人负全部责任,从而使“撞了白撞”首次以法规形式面世,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和争议。但最后经过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讨论,使“撞了白撞”没有成为法律保护的一种行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修订)》交通事故处理部分,第七十六条第(二)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很显然这是权衡了车辆通行权和公民人身权的轻重而作决定的,显然是法治文化至少应该是中国公民对法治文化的一个普遍接受程度。还有比如现在的城管制度,立法上是空白,但对于流动摊贩的治理,城管部门采取禁止、取缔的办法,绝大多数市民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就摊贩的生存权与城市的环境比较来讲,不能为了保证优良的城市环境而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谋生存权利。而这一点也是政府部门和社会管理政策方面应当着重考虑的,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民心民意的法律制度。法治文化,是法治隐含的价值理念(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一个更完整的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没有很细致的法律规章制度,公道却自在人心的原因!

(三)法治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智库,法治中国建设为法治文化增加活力源泉。前面提到法治文化是一种优秀法律文化类型,它应当是萃取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髓,吸收了国际先进法律文化与我国基本国情的具体相结合,如此它会对未来的法治中国建设起引导作用,亦如旗帜和道路的关系,它会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智库,为法治中国从老祖宗、从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理念里获得理论上的支撑。反过来法治中国建设以其具体的法治实践践行法治文化,让每一个理念、每一种精神变得具体生动,变得中国化,也为法治文化增添鲜活的事例,比如一国两制中的一个国家下的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的并存,会给我国的法治文化增添活力,也给世界其他国家践行法治文化的本土化提供借鉴。

三、如何从法治文化角度出发来建设法治中国

(一)以提升主体的法治文化素质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汪习根讲法治中国的主体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法治的主体力量。法治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导人,以法治实践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最终实现人的法律素质不断提升、法治意识得以确立。一是对法律人主要是立法、执法与司法机关、法律科研院所、律师中介机构等专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进行高标准的法治文化教育,使其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率先践行法治精神。二是对普通民众做好民主权利意识、知法守法意识的教育,帮助其树立信法、护法的法律思维习惯。以提升主体的法治文化素质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从事物发展的主观方面,即从内因上激活法治中国建设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以打造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1、政府方面,一是加大改革财政投入,建立健全法治文化建设制度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培植、激励、规范法治文化市场的发展,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二是加强法治文艺宣传。依托公共文化艺术团体、街道文化站等资源,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团体和民间艺人作用,大力创作优秀的法治文化作品,并以法治文艺下乡等活动为载体,开展法治文艺调演、巡回演出等活动,使之成为市民接受法律熏陶的主要渠道。三是开展法治网络宣传。积极建设法治网站,将网站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实现资源共享,整体联动,适时链接,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四是其他多媒体的全方位宣传。

2、以十大法治文化宣教群体为抓手,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一是建设国家公务员法治文化。对公务员采取定期进行法律法规的培训,具体法律实务的操作演练等措施,来提高公务员的执法、守法水平。二是建设法治文化机关。在各机关,以“公平、正义”为主题,与创建学习型机关、服务型机关相结合,广泛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打造富有机关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法治文化。三是建设军营法治文化。四是建设法治文化社区。在社区(村),建立完善法治文化宣传栏、法制阅览室、法律援助(服务)室、法制学校等传播阵地,充分发挥法制宣传员、社区志愿者以及社团组织作用,以“法律进社区”为载体,开展法治文化系列活动。五是建设校园法治文化。在义务教育学校、大专院校,充分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深入开展法治文化进校园活动,组织开展青少年法制夏令营、法制小故事讲演、法制漫画创作比赛、法制影视观摩、模拟法庭等活动,不断创新校园法治文化载体,增强互动效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六是建设企业法治文化。对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市场经济发展为根本动力,与企业依法自治、诚信建设、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相融合,通过设立律师事务部、法律顾问以及配备法制宣传专职干事、法制宣传员等举措,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进企业”等法律服务活动,激发企业法治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七是建设法治文化广场。结合城市建设规划,着力打造法治文化广场,并以此为依托,以群众性文化活动为载体,定期举办法制展板巡展、法治文艺演出,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咨询、发放法治文化宣传品、依法维权等集中服务活动,使广大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教育。八是建设法治文化街区。在城区人口集中街区或商业街,因势利导地利用电子显示屏、广告灯箱、公交候车亭、警务幕墙、宣传画廊、宣传横幅等开展法治文化的宣传,通过定期开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活动,形成浓郁的法治文化氛围,建立各具特色的法治文化街区。九是建设乡镇法治文化。借助原有设施,大量注入法治元素和文化特色,以古今法治人物石刻,法治名言警句、诚信格言壁刻、地雕,法治对联,法治书画展等形式,开辟法治文化景观路,搭建“法治文化大舞台”。十是建设家庭法治文化。夫妻之间互相督促做守法公民,做廉洁干部,对孩子要从小赋予法律基本常识教育。以打造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从事物发展的客观方面,即从法治中国建设的外因方面,包括法律制度的创设、执行机制、监督机制等做好硬件运行机制的完善、畅通,使得法治中国建设有抓手。

(三)以吸收、萃取法治文化理念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1、萃取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精髓。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很多有用的成分已形成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并且也有益于当今的法治文化建设,应当予以保留。同时就文化本身而言有继承性特点,即文化的发展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在改造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应当是正确的法律文化历史观。

2、吸收国际先进的法治理念。比如方向教授表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标志就是科学配置权力、有效监督权力、正确行使权力。”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传统里没有这些,得借鉴学习,才能与国际社会接轨,在国际社会享有“法治话语权,法治治理权,法治发展权”。以吸收、萃取法治文化理念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从事物发展主体的客观方面,即对我国老祖宗留下的法律文化精髓,古为今用,对国际先进的法治理念外为中用,总体是以文化优化文化,以理论提炼理论,形成更贴切、更实际的适合法治中国建设的法治文化理念,真正让我们做到“法治自信、自立、自强”,以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目标。

(四)以营造互助合作的国际法治文化环境,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如2014年8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高层研讨会上,中方建议把追逃追赃作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点内容。目前,反腐国际合作正由众多组织协力推进:一是由国际组织牵头进行合作,比如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二是区域性合作,比如亚太经合组织等;三是双边合作,即国与国之间的合作。2003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治理腐败犯罪最为完整、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部国际法律文件,已有160多个成员国。还可以就法治问题突出的领域,比如青少年犯罪问题,恐怖暴力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等等,达成国际性的共同应对意向书,营造互助合作的国际法治文化环境,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莫纪宏 “法治中国”建设的划时代意义 检察日2013.11.27 【2】 蒋传光

法治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

新浪网 2013-12-16 【3】葛洪义:《法理学导论》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 第347页

【4】汪习根 法治中国建设的三层解读

人民日报

2013.08.09 【5】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和谐江门

百度文库2009.11.11 【6】探讨法律文化在加强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百度文库 【7】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钟义见2014.6.17

【8】云书海 秦 娟 法治文化的内涵解析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年第6期

篇2: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作者:刘斌

来源:《法制博览》2014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刘斌,男,汉族,扬州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律硕士研究生。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127 【摘要】二千多年来儒学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法律,更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本文正是从儒学思想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比较我国与西方的不同,了解传统的文化对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以便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儒家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法治建设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华夏五千年,源远流长。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思想上,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对当今的中国法律和法治发展影响深远。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也是众多纷纭,莫衷一是。但仔细研究发现各自观点,发现他们之间是有相同因素、共同特征的。没有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在某些层面,儒家思想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可见,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是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例如三纲五常,就是一种法律。法律赋予家长管理的权利,将束缚人的思想行为从家庭开始。不过,这与我们目前的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相背离:法律应该让人民尽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必对臣民如家长般照顾。①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具体来看有如下特点: 1德行并施,以德为主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一直以道德的教育为主,而刑法处于辅助的地位,社会关系的调整德育才是根本,刑法只是工具。道德的教育从家庭开始,孩子的教育更是以教育做人为开始。即所谓“德主刑辅”: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修身、治国、平天下,首先人必须要有自己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服众,才能出仕为官。有学者甚至认为,无法分清哪是法律,哪是道德。可见,法律与道德的融合关系之深。古代有“为政以德”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重视德育,反对苛政。刑法只能处罚已经发生危害的事实,而德育却能够阻止危险行为的龙源期刊网 http:// 发生,即“止邪于末形”。儒家思想坚决主张先教而诛,强烈反对不教而诛的刑法。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但从历史长河发展的演进而看,这种思想限制了法律的发展,使得法律一直就是政治和德育的附随而已。2皇权一统,天下无双

皇权是最神圣的、最权威的。“朕即法律”,古代帝王位于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掌管一切生杀大全,具有至高无上的独尊帝位。在封建社会能够存留下来的思想,无不以维护皇权正统为要旨,即使不愿意涉及政治的,也只能回避这个问题。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更是极力的维护皇权,通过三纲五常,来束缚人的思想,确保大家对皇权无二心。在法律上更是对处罚皇权的行为处以最重的刑罚。“十恶”罪名,是违反封建皇权统治与纲常伦理的大罪,一旦触犯,便处以极刑,且不适用封建的“议、减、赎、当、免”等减免刑罚的制度。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帝王的“治民之术”而已。从犯罪人的主观出发,考虑行为的主观恶性。法律的出现主要是用于制裁那些不服从教化的人 3以礼统法

中国古代的法律中,以“礼”治国②,更深早于孔子的思想,后来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对“礼”的维护。西周时期,周公制定礼,维护周朝统治,周末以后礼乐崩溃,孔子周游列国希望“礼”能重建。儒家思想对礼进行概述和升华。例如,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③又如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公,类之纲纪也”。④传统礼法主张“君君、臣臣、夫夫、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封建宗族制度。在“礼”的作用下,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保护规范的是整个集体的利益,不重视个人的利益,当个人利益触犯集体时,就必须受到惩罚。当然,“礼”并不排斥法律,儒学重要思想代表人之一的荀子更是提出了“隆礼”与“重法”的主张,到了汉代,董仲舒、贾谊提出了“礼法并用”的主张⑤。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来看,礼与法虽然并用,但礼是主导地位的,违反礼的罪行要比一般违法犯罪受到的处罚要重。“法”必须要以“礼”为纲。后者在定罪量刑上也起着主导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

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法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在儒家法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的。

(一)传统法文化对法治发展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形成是经过千年的积累和完善,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的。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对当今法治的进步贡献是受限的。一方面,其思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影响着当今很多人的价值评价,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有改观。但是思想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被西方法律思想强行打破和侵入的,距离今天方才百年历史,如果要求中国走上向西方高度民

龙源期刊网 http:// 主文明的法治国家,要求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无异于痴人说梦了。目前由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才刚刚起步,其中有现代法治思想,有用千年积淀的文化思想,造成了如今导致区域法治发展的多元性、多样性的形态。使的我们难以对付和招架。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法精神就很难得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认同。因此,传统文化应该放弃,而主动接受基于工业文明而来的西方法律。⑥

(二)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击

从汉武大帝北上驱逐匈奴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最富饶的帝国。法律上更是具有先进性。⑦到了近代,西方通过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开始了。其以巨大的冲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原来的发展方向,使之在多少有些屈辱的方式中被迫转型,向一个未可知的现代社会过渡,而今天,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追求市场经济的社会势必要去改变传统法律文化中限制人身束缚的内容,以便利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活力有赖于建立起保护法律权力的环境,而这种法治环境在发达国家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⑧同时经济追求最大化利润,在追求利益上是排除道德的,利益越大,越敢背离道德。因此,市场经济下改造传统并不能全是有益于的改变,有的反而企图毁掉传统中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这时候每个立法者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懂得何时取舍,懂得如何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思想,不能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外表下,行的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面。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当前法治发展的思想分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发展的消极不利思想

“礼”和“德”作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基于其产生的根本经济基础,我们就不能否定,它在当今对于法治发展消极的一面。

第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重礼轻法,以道德为中心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泛道德主义是指伦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达到自我约束的状态,法律只起到了有限的次要作用。用礼让来调节社会矛盾,调整人际关系,夸大道德教化功能,轻视法律的作用。

第二,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泛刑主义思想。泛刑主义指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刑法的性质,几乎所有法律关系领域都可以用刑罚手段来调整,甚至在现代人看来完全应由道德来调整的行为,也往往被刑罚所覆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法即刑,刑即罚,法律即暴力,它是且仅仅是镇压的工具,这样泛刑主义传统在现实社会中也时有体现,直到今日,有些人仍然认为违反法律,就一定追纠刑事责任。

第三,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坚持“人治主义”思想。人治主义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力主“人治”高于“法治”,其核心思想是反对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它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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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区域法治发展的积极有利因素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法律文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至今对于人的影响都是深远和深刻的。

传统法律文化追求“和谐”思想,重视“德治”的思想。人应与自然和谐,应与人之间和谐。法律一直追求“天人合一”的状态,这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在最求的一种积极的精神境界。“社会关系之所以不和谐根本原因是利益协调的问题”,⑨中国传统法文化将和谐定位为法律的价值,在立法上的表现就是以严格维护礼确定的和谐局面为出发点,在法律的实施中也以维护礼所确定的“和谐”为目的,“和谐”成为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用礼来分配利益,评判法律的好坏,不是看正义、自由和效益,而主要是看法律在法治国家中,把国家和谐是否安定有序作为评判的标准。对于“德治”的思想。古人认为应“以德服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熟敢不正”“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⑩在儒家看来,法治近于霸道,与道德相比是较低一等的统治方式,因为法律主要是通过人对惩治的恐惧而起作用的,是对外在力量的屈服,是强迫与被迫的结果。而德治则是人的内心感化,通过道德力量改造和净化,从而消灭邪恶,这才是理想的治国方式。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古的传统美德,对于当前区域法治来说,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也是应有之义,而市场经济需要诚实守信。而这就是传统美德的内容。德治思想,其核心是指规范人们在社会中为人处事的法则。是依靠“良心”办事,修身齐家必须有良心,良心好坏是评价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

四、走东西兼采、德法并施的中国法治发展之路

东西方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传统的差异,从历史角度来看,西方的区域法治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提出的“城邦文明”思想这对后世西方法律文明演进有着深远的影响。○11西方法律强调法律的客观,反对主观归罪,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法律的有效性,制定客观标准。它又有消极一面是单一性,只用法律来调节社会的矛盾。无情理性,造成了很多合情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理的问题。复杂性,由于所有矛盾都有通过诉助于法律,使得司法成本很高。中国传统法文化坚信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作为价值的主体是很主动、很自觉地”,○12坚信人具有自我觉悟,自我行善的可能,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与感化矫正,因而人的行为调节应当主要通过道德的形式而非法律的形式与此不同,西方法文化主张法治在治理国家的依据与标准上,它以法律为唯一的根据,在价值取向上,它强调客观意志,强调普遍有效的行为规范。西方文明主张性本恶的理念,西方文化把个体作为社会的本位。而每个个体又是有欲望的独立的,追求利益的个体,人与人之间处于对立矛盾的,在追求个体利益的过程中,人们之间必须发生利益的冲突,彼此利害冲突的个体不具备教化,感化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必须受一种客观意志的规范约束。另外,“自然科学最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态”○13于是,必然排斥德治而选择法治。西方选择法治之路,在某种程度是对人性丧失信心的必然结果。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法律的世界不再单一,有了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的可能。而将道德充分与法治结合起来,才是未来中国法治发展的真正之路。和谐社会,需要德法并施的历史要求,法治是主导,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

龙源期刊网 http:// 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法治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姜涛人之图像与刑法实质解释[J]政法论坛,2013(3)

②开篇即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及”纯粹是道德的规劝,却视为法律

⑤[M]徐超,王渊明译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5 ⑥郝铁川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⑦[美]波罗肯尼迪

⑧[美]波斯纳为经济发展构筑法治框架[J]陈炜恒译经济学家,2003 ⑨张敏杰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浙江社会科学,2005(3)

○11姚介厚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的设计[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篇3: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建设途径探析

一、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1. 立足民族。

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影响下积累、形成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以及思维方式, 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法律心理和法律性格, 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也在影响着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如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强调“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等积极思想, 已经作为法治文化构建的本土资源得以利用;再如重道德教化, “明德慎罚”、“德主刑辅”, 这对于探索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有效地预防、矫治犯罪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开放多元。

尽管中国的法治文化植根于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但它绝不是封闭、桎梏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法律文化成果, 特别是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法律制度的移植和借鉴, 对西方法学教育的交流和回应, 与西方发达国家法治接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 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国际元素、西方元素也在增多。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 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必将越来越相契合。

3. 与时俱进。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其经济基础, 是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精神文明紧密相连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市场经济即是法治经济, 要求用法律和规则来维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快发展, 需要法律主治的新文化, 要求中国特色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因此,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也在不断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发展, 不断更新完善法律理论, 突破法律悖论, 推动法律进步。

二、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重要功能

1. 论证法治的功能。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设施、法律机构等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 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法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 但同时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又对法治建设存在反作用力, 能够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构建是法治的基础性工作, 离开了法治文化构建, 法治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体来讲,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具有对法治的正当性、合理性、规律性、现实性和实践操作性等做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和论证的重要功能。

2. 整合社会的功能。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体系, 这一文化体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权、权力制约、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内涵, 以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观念为基本构成要素, 以依法办事为行为方式的文化。通过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传播、渗透与认同, 可将多元的社会整合于具有共同的法治理念和法律价值、形成在统一的法治秩序下运行的有机共同体。

3. 凝塑群体的功能。

文化具有吸引力的作用, 在众多接受这种文化的群体之中, 具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 文化会增加理解, 化解矛盾。有共同文化信仰的圈子中人与人之间具有共同的追求, 从而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法治社会由于共同的法律信仰, 因此,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是凝聚公民力量的精神纽带。

4. 指引个体的功能。

文化具有规范力, 在社会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 文化可以形成一种“场效应”, 内化为人的个体思想, 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 使社会形成有法律并且被严格遵守的状态。中国特色法治文化从精神意识、价值观念到行为规范再到行为习惯, 完整地指引个体的思想和行为, 并促使其最终形成符合中国法治社会要求的法律素质。

5. 弥补法制的功能。

文化具有批判力, 当人们无法对复杂多变的现实进行准确判断时, 就会借助自己的文化观念对法律规范进行反思、修改, 使之与一定文化相适应。发挥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先进性、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作用, 可对法制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予以及时有效的弥合、补充或补救。

6. 繁荣文化的功能。

法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而且是社会文化中的“显文化”即主体文化。法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创新、融汇, 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多元文化体系的繁荣发展的。因此, 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三、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途径的几点思考

1. 政府主导, 加速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政府是法治建设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是法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强而有力的政府力量和权威是加速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生成的有力保障。一是政府要守法, 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 这是当代中国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用法治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限制政府权力, 将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制在法律的明确规定之下, “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二是政府要积极倡导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核心理念。着力建构起以自由、正义、平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立法、执法和司法是法治建设的制度基础和外在表现, 而法治文化则是其内在和精神核心。三是建立健全法律体系, 协调公民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公平, 依靠法治的力量, 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通过立法, 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 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2.. 文化熏陶, 扩大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宣传与普及

一是要培养公民法治观念。使全体社会成员进一步了解宪法和法律的主要内容, 更新其对宪法和法律的认识, 全面把握宪法和法律的内涵。既认识到宪法和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具有国家强制力, 也认识到宪法和法律是公民的生活规范, 包容了一个社会最美好的理想、情感、价值追求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普法宣传教育。进一步普及法律意识, 普及公民的法律常识, 使普法工作做到全覆盖、宽领域、深入人心。可以根据公民社会分工﹑生活区域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分区域、分层次、有重点地全面推进全民普法教育活动, 加大法治宣传力度。三是不断加强法治文化熏陶。加强对法治文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途径形成以法治化为取向的文化氛围, 教育和影响公众的理念、态度和行为取向, 并通过社会组织的宣扬、行动, 使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基本理念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深入到社会成员的意识与行为中。

3. 广泛参与, 拓展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进程中, 民众的广泛参与尤为重要, 他们不仅是法治文化内容的受众, 更是法治文化生成的动力。文化最深刻的社会基础是民众, 文化特质的改变最根本的是民众观念的改变, 因此必须积极推进民众的广泛参与, 使民众意识到自身的法治主体地位。一要积极培养公民权利观念。权利意识的增强才能致使民众自觉认知法律, 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生成追求法治的理念, 产生对法治价值的认同。二要培养公民法律至上观念。在生成中国特色法治文化中, 强调公民对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除了公民自身的法律实践, 还需要国家的宣传和教育, 需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尊重信仰、遵守服从与严格执行, 这对公民具有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感染力。

摘要:中国特色法治文化既具有人类法治文化共有属性, 又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具有独特性。同时包含着论证法治、整合社会、凝塑群体、指引个体、弥补法治和繁荣文化等重要的功能。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应具体从政府主导、文化熏陶、促进公众广泛参与等多角度进行构建。

关键词: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齐艳苓.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J].理论月刊, 2007 (6) .

[2]刘雁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构成要素[J].社会科学家, 2014 (11) .

[3]邹慧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J].法制与社会, 2013 (1) .

[4]闫弘宇.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社会化[J].兰州学刊, 2013 (8) .

[5]孙育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与实践[J].学习与探索, 2014 (4) .

篇4: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一、传统和传统法律的概念

对于传统一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概括。例如龙应台先生就提出:“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1]郭奇勇教授也认为“在当今中国有三大传统,即中华六千年的传统,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两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及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传统。”[2]传统法律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从时间上说,主要指前近代以前的古代法律,而法律传统则是“指一定国家、地区、民族或若干有着某种共同特征的国家集团的全部法律活动的产物和结晶,是现行法和法律实践中所包含的知识、智慧和经验”[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指的是中国持续几千年来各个朝代所有支配法律内容的原理、规则、意识,一般是指延续几千年来的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其核心是“仁”的儒家文化,集道、法、儒家思想为一体的新文化。这一文化影响我们的法制进程。[4]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述

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产生、发展以及运行机制的各种观念的总和。

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态。

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人类实现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对社会活动进行有目的的设计、控制、引导的水平。

最后,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与宏观、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其主要特点是,把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思维视为统一的整体或过程来把握和分析的,其目的在于探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礼法结合,伦理为本。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礼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宗法等级制度,即“别贵贱、序尊卑”。在中国古代,法就是刑,刑就是赏与罚,并没有现代法治的意义;二是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德主刑辅,教化为先是儒家大师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他们认为,教化可以使犯罪消失,达到社会平稳的状态。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人人不犯罪并非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使人们拥有荣辱之心才是治国之本。虽然教化花费的时间较长,但教化一旦形成,人心已正,只要心术不变,便可永不为恶。所以,教化是一种恒久的回报。教化可以使得社会长治久安,而不像法律只会有暂时的功效;三是追求和谐,调解息讼。息讼是礼治的产物,而争讼是法治的结果。息讼在中国的形成有深厚的根源。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特点是强调整体的和谐,而忽视个体的权利。儒家所追求的不是明辨是非,而是要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儒家认为,与伦理道德相比,法律处在次要的地位,应以礼让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1.依礼制律,礼法合一

依礼制律是以儒家主张的纲常礼教作为制定法律的指导原则和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礼法合一就是指礼的要求与法的规范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简单的说,就是“法律的道德化,道德的法律化”。

2.以行为主,诸法合体

从法典的整体性质上看,一直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而强化刑法恰好适应这种需要。

四、传统法律以及传统法律文化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

传统法律是法制现代化的基础和逻辑起点;传统法律可以为法制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智知支持;传统法律可以弥补法制现代化的漏洞,矫正法制现代化的偏差。传统法律可以凝聚民族精神,为法制现代化提供所需的集体认同。[5]

不可否认,现代化的法律制度深深的受着传统法律的影响,传统法律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公丕祥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中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建立秩序的责任体系等,可以成为完善现代法律调整机制的历史借鉴。[6]在当今刑事领域中,有这样的条款:“自首者要减轻处罚。”而翻开唐律,你会惊奇地发现,早在唐代便有相似规定。诸如此类的刑法、民法规则,我们都可以在传统法律资源中找到其相同或相似的规定。和谐思想是传统法律的中心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和谐主要依靠道德教化来实现,而“礼”和“法”的关系又是道德教化的关键之处,中国传统法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和原则。[7]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也。”[8]以此来制止纠纷,调整人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当今我们的法治进程中,我们肯定“礼之用,以和为贵”。法律调整有其局限性,因此必须坚持传统法律礼之原则,以此来解决法律无法管辖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龙应台.《尊重谁的文化差异?》,卢伯华译,林贤治主编:《读书之旅》,1999年第2辑,第1-7页

[2]郭齐勇.《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3]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查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4]黄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及意义》,《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39页

[5]张万洪.《法制现代化与传统法律资源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0卷第5期697页

[6]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和前景》,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7]金俭,李伟恒.《论法治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秩序》《法学论坛》,2010年第1期,第25卷,第60页

[8]《后汉书.陈宠传》

作者简介:

张锐洁(1989.04.27~),籍贯:山西运城,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非法学),研一。

篇5:论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传统法律文化

关键词:法治建设、传统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其中古代法典编纂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巨作,”(2)“有关正式的中国法律的文献不仅数量多,容易理解,而且其适用的时间,比所有现代国家法律的历史都更长久。”(3)至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对周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虽然到了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被强行拉入了世界体系范围,在欧风美雨面前,中华法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竟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从晚清“新取”开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从那时起,中国法治变革的参照物就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与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备受冷落,沦为受批判乃至受攻击的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因此,“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如规范是适当的。”(5)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它根植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内在的合理性,那种单纯地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只注重二者的分野,并进而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落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上不至于妄自菲薄以致进而失去前进的勇气。

2.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我们知道,英美文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借鉴。在英国,不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衡平法传统,均是其法制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则主要继承了英国式的经验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对英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绩效是明显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传统法律文化陈陈相因,“在古代就获得了体系上的高度和谐与超常稳定,传统的法控制指令,潜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它控制着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使法律在社会实现过程中向既往的历史回复,”(9)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废弃而无效了的观点是天真的。”(10)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文化却命运多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不是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的,而是迫于西方的压力,针对外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回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其中从体制到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往往被忽略乃至抛弃。影响至今,当前我国立法工作中仍在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规模,盲目迷信立法手段,在制定和移植外来法律时往往割裂了历史传统和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以被民众认同、消化、吸收,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时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11)

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于法律文化的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2)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13)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14)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15)

三、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

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例如,西方二十世纪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是从个人本位向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同时强调社会本位,突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社会本位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16)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来说,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不应过多的强调集体本位,相反更应大力弘扬的却是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无法建立。又如,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牺牲个案正义的结果。但是,对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更应受到重视的却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不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不确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司法公正就根本无法谈起。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和内在的危机而对东方文明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东方文明的世界了,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人,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17)

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3.必须正确地看待法律移植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从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寻找零星点滴的资料更能提高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相比,法律移植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更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诚如学者在论及中国法学如何走向世界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说来,我们继受的主要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8)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3)[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马恩全集》第4卷,第121页

(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年,第2页

(6)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评价与借鉴》,载张国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鹭江出版社,1986年

(7)、(1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第36-77页

(8)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9)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0)、(15)苏力:《(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第10页

(1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12)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4)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1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篇6:法治文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论文摘要]法治城市的基本特征是有序化、公信度、民主性和自由度。法治文化奠定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我国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相对落后,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民间组织、法律职业群体和广大民众等主体的积极作用,建设法治城市。

[论文关键词]法治城市 法治文化 建设

一、关于法治城市和法治文化

(一)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

(二)法治城市的概念

法治城市是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指在城市实行依法治理,确立法律在城市社会调整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它实现了对城市社会关系基本领域的全面控制和调整。法治城市建设实行依法治市的基本方略,实现在城市社会中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城市要建立完备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严格的执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等。

(三)法治文化的概念

法治文化是指存在于特定环境中的,与法治紧密关联,体现着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原则、制度、运作实践和生活方式的进步文化状态。

二、法治文化与法治城市建设的关系

法治城市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状态,建设法治城市的关键在于人,一切法律都要靠人来执行和遵守,才能产生法治的效果,人是否能够守法,既取决于他所具备的综合素质,更取决于城市法治环境。

(一)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

法治城市的内涵关键是看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是否在法

治的框架内依法、规范、有序、自觉的运行。城市法治文化是一个城市全体市民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城市和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法治文化奠定法治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

在任何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和效果总是取决于其自身特定的文化环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并非我国社会的主导性秩序模式,人们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使我国成为了“熟人社会”,人们依赖社会的程度不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体系内,交易各方的一切经济活

动都必须在法律规范内进行,按市场规则办事。法治,作为最好的城市生活制度安排,需要有相应法治文化的支撑,法治城市的实现与否,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建设。

(二)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必然要求

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个矛盾,就是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的矛盾。法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人是否能够依法,既取决于他所具备的综合素质,更取决于社会整体的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关系着广大民众法治意识、法治情感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与法律制度同样的作用,因此,只有当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才能催生出法治建设的丰硕果实。

(三)法治文化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在推进城市法治化的进程中,首先要普及必备的法律常识,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法治的权威、法律的信念、法律的理念、民主的意识、人权的意识等。有了这一系列意识,才能有效推进法治建设,没有城市社会主体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有城市的法治氛围。当今社会存在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现象,就是因为社会缺乏应有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氛围。

三、我国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上缺少法治文化的传统

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历史,应该说我们并没有现代的法治文化,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是理治和德治,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人治。古代统治者主张的法治也不是今天法治的含义,实际上还是一个权大于法,法受制于权力的人治。

(二)法治文化内容形式单一,文化融合不足

法治文化内涵涉及到法治的体制形态、法制体系、法治思想、社会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现有的法治文化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都较为陈旧,不能有效地吸引民众。

(三)群众文化程度较低,缺少法律文化培育土壤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也较低,因此人民群众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培养法治氛围相对更难。

四、加强西部地区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一)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弘扬法治文化,重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要通过普法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内容,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二)立足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文化建设,深入开展法制宣传

一是加强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围绕服务和改善民生,进一步

加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二是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三是抓好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广泛开展适合不同对象参与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推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

(三)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质,促进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尊法,依靠法制宣传教育可以实现。但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文化观的真正形成,从根本上讲要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却破坏了水源。”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损害得到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矫正,其威信才能树立,其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义法治价值体系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和抓紧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动员社会力量,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文艺创作,营造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围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要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过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

(五)发挥党组织和政府的带头作用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其中就有“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此,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在宪法内活动并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坚持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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