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农业政策历史变迁（通用6篇）
篇1：国家农业政策历史变迁
中国环境保护战略政策70年历史变迁与改革方向
战略政策发展演变历程
1.1
非理性战略探索阶段(1949—1971年)
建国伊始，国家主要任务是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上当时人口相对较少，生产规模不大，环境容量较大，整体上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大多是局部个别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尚属局部性的可控问题，未引起重视，没有形成对环境问题的理性认识，也没有提出环境战略和政策目标。尽管政府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方针，倡导了“爱国卫生”和“除四害”等运动，但主要是针对当时物质匮乏、环境污染威胁到人的生存时的本能反应，并不是有目的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1]。该阶段只是在水土保持、森林和野生生物保护等一些相关法规中提出了有关环境保护的职责和内容[2-3]，包含了一些原始性的环境保护要求[4]。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一些环境保护萌芽，但总体上是一个非理性的战略探索阶段。“一五”时期，工业建设布局将工业区和生活区分离，建设以树林为屏障的隔离带，减轻工业污染物对居民的直接危害[5];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导致“三废”放任自流，污染迅速蔓延;从1966年5月开始的“文革”──“十年**”，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也迅速地由发生期上升到爆发期[3]。
1.2
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建立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1972—1992年)
该阶段是我国环保意识从启蒙期逐步进入初步发展的阶段，最后提出“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
从“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环境保护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经济发展形势，对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监管处于失控状态，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1972年发生的大连湾污染事件、蓟运河污染事件、北京官厅水库污染死鱼事件，以及松花江出现类似日本水俣病的征兆，表明我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同年6月5日，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推动下，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自此政府开始认识到我国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问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拉开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6]。之后一段时期内，环境保护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1982年，国家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境保护局，结束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10年的临时状态[7]。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了“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1988年建立了直属国务院的原国家环境保护局，自此环境管理机构成为国家的一个独立工作部门开始运行。
该阶段主要推进“三废”综合治理，环境管理基础制度逐步确立[8]。1979年9月，我国第一部环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开始步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其中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等基本法律制度，并于1989年对其进行了修订，为实现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8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1982年颁布《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排污收费制度正式建立。1989年4月底，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系统地确定了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的三大政策，以及“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先以国务院政令颁发，后进入各项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在全国实施，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三大政策八项管理制度”体系，有效遏制了环境状况更趋恶化的形势[9]，一些政策直到今日仍还在发挥作用。
1.3
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强化重点流域、区域污染治理(1992—2000年)
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3月，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了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地位.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998年原副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局被提升为正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但由于这一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开始进入第一轮重化工时代，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粗放式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全面爆发，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总体呈加剧趋势，流域性、区域性污染开始出现，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污染防治工作，环保投入不断增大，污染防治工作开始由工业领域逐渐转向流域和城市污染综合治理。
1994年淮河再次爆发污染事故，标志着我国因历史上污染累积带来的环境事故已进入高发期。同年6月，由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原水利部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沿淮四省共同颁布《关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决定(试行)》。这是我国大江大河水污染预防的第一个规章制度。1995年8月，国务院签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明确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标[10]。1996年，《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突出重点、技术经济可行和发挥综合效益的基本原则，提出对流域性水污染、区域性大气污染实施分期综合治理。流域层面启动实施“33211”工程，即“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两控区”(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危及人民生活、危害身体健康、严重影响景观、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问题[11]。
该阶段开始启动重点城市环境治理。1998年我国政府批准划定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涉及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5个城市/地区，总面积约为109×104km2，推进“两控区”大气污染防治。其间，大部分城市实施燃煤锅炉改造，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建立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开始规模建设城市污水治理设施，采取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质量。这一时期，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开始实施，初步建立了以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主要内容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环境管理模式。
1.4
环境友好型战略：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推进生态环境示范创建(2001—2012年)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2005年3月12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2006年4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战略思想。2011年12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积极探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环境保护新道路”。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着力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12]。总量控制制度最早是在1996年8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其中明确要求“要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建立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和定期公布制度”。“九五”期间实施的《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明确提出了“一控双达标”的环保工作思路。“十五”期间虽然制定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0%~20%的目标，但五项总量控制指标并未完成，基本上是“有总量无控制”，总量控制目标“基本落空”。“十一五”期间总量控制提升到国家环境保护战略高度，环境保护规划实现了由软约束向硬约束的转变，其中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作为两项“刚性约束”指标。这一时期在总量控制制度设计、管理模式和落实方式上进行了大量创新，突破了“有总量、有控制、重考核”的制度关键，实施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三大减排”战略，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双双超额完成减排任务。“十二五”期间，总量控制进一步拓展优化，在“十一五”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基础上，将氨氮和氮氧化物纳入约束性控制指标;同时，将农业源和机动车纳入控制领域。“十二五”末，四项污染物的总量控制计划圆满完成[13]。在总量减排推进过程中，环保投入大大增加，“十五”期间较“九五”翻了一番，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1%;“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加大，相当于过去20多年对环保的总投入[7]，有效提升了当时欠账较大的环境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升至72%，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52%升至78%，火电脱硫装机比重由12%升至82.6%。
这一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创建工作蓬勃开展，在全国初步形成了生态省(市、县)、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的生态示范系列创建体系。海南、浙江、福建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生态省(区)建设，近500个县(市)开展了生态县(市)创建工作。全国有389个县(市)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629个镇(乡)被命名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各地在生态示范创建过程中，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推进生态人居建设，培育生态文化，促进了所辖区域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围绕环境保护的重点城市，启动了大规模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相继评选出70多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8]。大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创建、绿色社区创建等社会环保示范创建活动。
同时，在环境友好型战略驱动下，这一时期的环境监管和政策管理整体能力进一步提升。2008年成立环境保护部，组建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六大区域环境保护督察中心;并且，在实行总量控制、定量考核、严格问责的同时，多种政策综合调控开始受到重视，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14]，政策体系基本成型。《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适应新形势再次进行修改，《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相继出台;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账户首次设立“211环境保护”科目，在财政预算账户里开始有了环保户头，为以后深化环保财政改革打下了基础;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启动并逐步落地实施;2008年，国家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建设开始启动，环境与灾害监测小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环境监测预警体系进入了从“平面”向“立体”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2月16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中国积极参加多边环境谈判，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务实合作的精神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1.5
生态文明战略：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和“美丽中国”建设(2013年至今)
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中。中央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文化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统筹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主战场，环境质量改善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的核心目标和主线任务，环境战略政策改革进入加速期[15]。2015年4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写入《宪法》，这就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国家根本大法遵循。特别是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第八次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成果，为环境战略政策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指南[1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经成为指导全国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国际层面也提升了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
这一阶段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建设，改善环境质量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也是响应社会的迫切需求，环境政策改革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17]：①环境法治体系向系统化和纵深化发展。2014年4月我国修订完成了《环境保护法》，这是对1989年版本25年后的新修，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随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继完成修订;新出台的《环境保护税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也开始实施。②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这有望大幅度提升我国生态环境监管能力。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③推进建立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随着污染治理进入攻坚阶段，中央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部署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中央名义对地方党委政府进行督察，如此高规格、高强度的环境执法史无前例。④环境经济政策改革加速。明确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方向，补偿范围由单领域补偿延伸至综合补偿，跨界水质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建立;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出台了国际上第一个专门以环境保护为主要政策目标的环境保护税，也意味着自1982年开始在全国实施的排污收费政策退出历史舞台;加快推进建设绿色金融体系，由我国主导完成的《2018年G20可持续金融综合报告》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18]。
环境战略政策体系构建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变迁和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了符合国情的、较为完善的环境战略政策体系，对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美丽中国”伟大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这一体系主要包括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法律、体制、责任制、政策、共治等五大领域和方面。
2.1
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从1978年《宪法》首次将环境保护列入，1979年我国第一部环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2014年完成新一轮《环境保护法》重大修订，到2018年3月生态文明进入《宪法》，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随着环保工作的不断推进，经历了一个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中，依法治国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强大动力，对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国不仅在《宪法》《民法通则》《刑法》等基本法律中明确了有关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范要求，而且在《城乡规划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法律中也明确了环境保护的立法目标;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水、气、土、固废等各要素污染防治法以及环境影响评价、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专项法或单行法已经出台实施并不断完善，共制定环保法律13部，资源保护与管理法律20余部，生态环保行政法规30余部，基本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增设了查封、扣押执法权限，并在处罚方式上增加了行政拘留、按日计罚等硬手段，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开启了系统的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加上实施最严格的环境执法，长期以来“环境违法是常态”的局面正在扭转。2018年全国实施行政处罚案件18.6×104件，罚款数额152.8×108元，同比增长32%，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前(2014年)的4.8倍。
2.2
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体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环境行政机构历经五次重大跨越，环保机构不断升格，生态环保职能逐步健全，环保机构和能力不断增强，环境监管不断提升。“三废”污染催生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成立。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持续加剧，环保工作日益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临时性的环保机构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保护部在各个环保历史阶段的需要下相继设立。随着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需要整体性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散交叉、所有者与监管者职责不清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实施生态环境统一监管，增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就进入了改革议程，2018年成立生态环境部。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的基本职责定位统一行使生态环境监管，重点强化生态环境制度制定、监测评估、监督执法和督察问责四大职能，坚持所有者与监管者分离，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实施统一监管执法，污染治理实施城乡统一监管。为了解决现行以块为主的地方环保管理体制存在的难以落实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等突出问题，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启动并逐步推进。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七大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设立，作为生态环境部设在七大流域的派出机构，主责流域生态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相关工作，海河、珠江、太湖流域还统筹了相关海域生态环境监管，太湖统筹了东海海域的监管职能，统一为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日益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改革为我国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打下了扎实的体制基础。
2.3
符合国情的生态环境目标责任制
我国在通过行政性管制政策来推进落实党委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责任方面开展了许多创新性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制;“十一五”开始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十二五”增加了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减排目标责任体系注重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开始关注政府相关部门常态化的环境保护分工机制;“十三五”期间，环境目标考核从强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调整到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特别是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的考核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强调建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部门常态化的分工机制。2016年以后，我国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建构进入了新阶段，引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考核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通过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19]，目前完成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通过制度得到了落实。在企业生态环境责任方面，推动从以环境影响评价为主向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共抓转变，正在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目前，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不断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入全国试行阶段，全国已经核发完成24个重点行业约4×104张排污许可证，管控大气污染物主要排放口48 556个、水污染物主要排放口33 083个。
2.4
生态环境市场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在我国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总体上是一个上升发展趋势。我国环境政策改革创新的历史进程就是由过去单一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向多种环境政策手段综合并用转变的一个过程，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越来越多，调控范围也从生产环节扩展到整个经济过程，作用方式也从过去的惩罚性为主向惩罚和激励双向调控转变。目前已经形成了环保投资、环境税费价格、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金融等在内的政策体系，在筹集环保资金、激励企业环境行为、提供环保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体呈现增加趋势，2017年达9 539×108元，占GDP的1.15%;已经建立绿色税制，环境税费改革已基本完成，资源税、消费税等环境相关税收也在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进行调整;绿色金融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力量，我国成为全球绿色金融的积极倡议者，目前已经构建形成绿色金融体系，2018年全国绿色信贷余额近90 000×108元，发行绿色债券1 963×108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市场;全国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2017年为16 000多家企业提供的风险保障金额约300×108元。积极创新探索运用市场机制与模式，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在污水、垃圾处理领域探索实施PPP、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截至2018年8月，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地方试点一级市场征收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累计118×108元，在二级市场累计交易金额72×108元，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政府这样大范围探索排污交易试点，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利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的强烈意愿。生态补偿制度不断完善，补偿范围基本覆盖重点生态功能区与流域以及大气、森林、草原、海洋等重点领域，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生态补偿格局。
2.5
多元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环保发展史也是一个不断强化治理主体责任、保护相关环境权益、推进环境共同治理的过程，实现了从初始的政府直控型治理转向社会制衡型治理、从单维治理到多元共治的根本转变，充分发挥各个治理主体的功能，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推动、企业实施、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随着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环境信息公开等系列立法政策的实施，到2018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从注重对公众环境实体权益的保障，向同时重视公众的环境程序权益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的治理模式。政府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公开环境信息，各级政府的网络信息平台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平台，包括专题听证、投诉电话、信访体系等多种方式，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成为社会各方参与和监督政府环境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基本建立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特别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向社会各方提供便利渠道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功能。民间环保团体在环境教育、倡议和利益表达上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环境法律实施执法检查，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为污染防治攻坚战贡献了“人大力量”。环境司法制度在不断加强，加强环境司法能力建设、完善司法救济功能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环境资源审判来落实最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
新时期环境战略政策改革方向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战略政策体系，为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坚实保障和支撑，但是依然面临一系列挑战。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变化对环境政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与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环境战略政策改革需要回应社会基本矛盾变化产生的改革要求，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为发展转型阶段提供新的动力。另外，环境政策无法满足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新需要。当前的环境政策体系还存在对行政管制型、市场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政策的边界和分工不清、认识不到位等问题，各个治理主体发挥的作用不平衡，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环境政策体系尚未充分体现对各类治理主体的有效激励和约束，社会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法规和标准体系仍需要顺应环境质量转型、环境健康维护、生态系统安全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监管的需要，适应“山水林田湖草”这一“生命共同体”统一保护、统一监管需求等做出不断的改革和创新。
3.1
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基本走向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和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战略安排，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需要保持和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2035年之前，环境质量改善仍然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线，要继续稳步推进水、大气环境质量达标和土壤污染安全管控;协同推进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减排，促进实现2030年碳减排达峰目标和同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历史性原因造成的结构性、布局性问题导致环境风险事故进入高发期，环境风险管控成为常态性工作，需要加快提升环境风险管控水平;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实践，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以及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增值，已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推进落实生态环境空间评价和分区分类管控，加强生态环境空间监管，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形成党委、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协调推进流域、区域、地方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3.2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目标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推进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实施、企业落责、社会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大格局，也要重视统筹发挥好人大、政协、法院和检察院的作用，形成各司其职、互相监督、互相协作、互相促进、均衡有效的治理架构。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治建设，提升各级党委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水平，落实各级党委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领导责任;要落实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责任和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达标要求，充分调动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要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效率水平;要实施最严格的环境管理和监管执法，落实企业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要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环境权益，形成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的社会环境，发挥社会公众的治理力量。
3.3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方向
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对生态环境政策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创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紧紧围绕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改革[19-20]。
a
深化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核心，基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强调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和“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管理，强调流域综合治理和区域生态环境关联性，强调所有者和监管者分离。研究成立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强化对资源管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决策协调;继续完善国家、区域、流域、地方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和能力建设，整合涉及土壤、农田、渔业水域、森林、草原、湿地、荒漠、野生动植物等所有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内容，进一步突出生态环境的独立性监督和生态环境统一监管;明确规范各相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权责，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统筹协调和陆海统筹协作;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点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监管;推进中央机构改革后地方机构的职责巩固和能力提高，强化基层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将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工作纳入统一监管体系，探索不同乡镇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与模式。促进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生态环境监管，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弥补政府能力有限和监管不足的缺陷。
b
构建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生态化“改造”，对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进行修订。推进长江流域、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立法。加快修订《土地管理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制定和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保护、国家公园、海洋、应对气候变化、排污许可、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进绿色生产消费、生态环境教育等方面的相关立法，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加强流域、区域和地方环境标准制定和实施的引导和规范，积极支持和推动地方制定地方环保法规或者规章。健全环境行政执法和环境司法衔接机制以及环境案件审理制度，强化公民环境诉讼权的司法保障，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程序。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法合作，推动“一带一路”环境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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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制度。国土空间的资源属性和优化配置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需要强化生态环境空间管控的前置引导作用，建立生态、大气、水、土壤、海洋等要素环境管控分区，明确各要素空间差异化的生态环境功能属性和管控要求，形成以“三线一单”为基础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作为生态环境参与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和标准等的主要平台，同时强调空间管控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的基础性作用。强化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要求的落地性，把“三线一单”作为环境综合决策的手段，作为国土空间“双评价”的前提或基础，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区域开发、资源利用、城乡建设、空间规划和产业准入提供依据，为地方制定出台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土地、产业、投资等细化配套政策提供支撑，作为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论证的基础依据之一，为“放管服”改革提供支撑。推动生态环境空间管控的基础数据规范化、技术方法科学化、管理制度完善化，形成基本完善的“三线一单”数据标准、技术规范、配套规整和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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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生态环境市场经济机制。改革节能环保财政账户，健全生态环境财政预算制度，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稳步增长机制，实现中央和地方生态环境财权和事权相匹配。探索建立生态产品核算和评价体系，建立政府主动购买生态产品的机制，在“绿水青山”优化“金山银山”方面做好“加法”，增加生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研究将挥发性有机物等特征污染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继续推进资源税、消费税、所得税、增值税等环境保护相关税种的绿色化。全面建立自然资源有偿、生态环境补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充分体现地方发展权保障和生态产品贡献的生态补偿政策，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深入调整生态环境资源生产关系，从根本上理顺经济关系和生态环境资源关系，促进各方全面建立生态环境资源资产价值理念。推进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全面建立环境权益交易的MRV(监测-报告-核查)能力，完善交易平台和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碳交易市场，推进碳交易机制成为碳排放2030年达峰的重要手段。在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的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产品的市场化属性，创新推广不同的绿色金融产品，引导和鼓励长江等重点流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探索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继续推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环境污染责任险等，不断完善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绿色贸易，从国内外统筹考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24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一场专题集体采访活动，介绍有关阅兵活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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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新闻媒体，依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实施全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行动计划，提高公众环境行为自律意识，加快衣食住行向绿色消费转变。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统一发布机制，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公开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信息，全面落实排污单位、监管部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环境信息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健全环境立法、规划、重大政策和项目环评等听证和评价制度，在基层推进网格化监管和人民环保监督员制度，引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对政府环境管理与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和深入参与;理顺环境公益诉讼体制机制，及时化解群众纠纷;建立健全环境舆论监测制度，提高环境社会舆情分析、研判和引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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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绩效评估和责任机制。完善党政绿色发展监测、统计、评价、考核、责任和奖励体系，建立充分体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地区特征和绩效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建立尽职免责的环境监管制度，完善环保督察巡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生态环境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督察制度化、规范化、精简化，形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省级政府环境监察体系合理分工、高效协作的督察制度，发挥对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震慑和“靶向”监管落责功能，强化对地方党委政府履责的监督力度，通过督察，强化落实“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以排污许可、环境司法、损害赔偿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基于地方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的排污许可证“一证式”管理制度，积极推动建立企业排污许可信息耦合企业环境信用评价，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壁障，强化社会各方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和激励。
篇2：国家农业政策历史变迁
当前房地产行业的产业战略环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从房地产产业化看，以住房分配的货币化政策和二、三级市场政策促进房地产产业
化，拉动房地产个人投资和梯级消费；通过取消住房建设中的不合理收费和减免各项税收等政策控制房价。
2.从土地政策看，2002年以来出台一系列土地政策，严格土地管理，加大对土地政策的调控力度，土地开发面积增幅回落，土地交易价格持续上涨；
3.从金融政策看，提高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项目（不包含经济适用房、保障房），资
本金比例从20%提高到35%及以上；
4.从消费信贷看，提高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门槛，各地采取了期房限转、中低价配套房
篇3：法语的历史变迁与法国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语言政策是对有关语言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的有意识的选择,是语言冲突和矛盾的产物,是表明一国对国内多元化语言种类存在的态度和规划。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其本国某种利益为目标, 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和手段对语言进行规划,并落实所选择的语言政策。例如,为了抵制英语对本国的过大影响, 法国和意大利都采取过保卫本国语言的协调行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魁北克省政府开始致力于恢复法语单语制度。首先,加拿大政府批准建立法语署,监督魁北克省内法语的语言质量;其次,“法语宪章”的确立标志着法语为魁北克的唯一官方语言。
二、法语的历史变迁
法语为罗曼语系和印欧语族的一支,起源于拉丁文。西元九至十四世纪间为古法语时期, 这段时期所讲的古法语具有的构词特色与之前的拉丁语截然不同。从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法语经历一项构词变化,即双变格为系统转为如今法文形容词和名词的格位体系。十三世纪,卡佩王朝为了加强王权统治,需要解决语言的标准化问题。当巴黎逐渐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法兰西岛方言的地位超越其他方言,逐渐成为民族共同语,由此便产生标准古法语。古法语真正用于官方文书始于十三世纪初,法语的民族性地位因而得以巩固。到十五世纪,虽然仍受外来语的影响,但法语在构词和句法方面已逐步呈现现在的光景。当时的皇室逐渐集中掌权,因此以法兰西方言为基础的宫廷方言排挤其他方言。十六世纪,文学团体“七星诗社”最早提出统一民族语言的主张,促进了法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这种主张回应了那个时代法语在政治、司法及文学等领域所处地位的要求。1593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赦令, 规定今后的公证文书及法庭判决必须使用法语,这标志着法语正式取代拉丁文,真正成为法兰西全民族的语言。
1635年 , 法国以规范语言使用为宗旨 , 创立了法兰西学院。自此,法语比其他欧洲语言要遵守更多标准,再通过法国语言学家和法兰西院士们的雕琢,法语变得更严谨而精确,法语便当之无愧成为欧洲文化交流和宣传启蒙思想的最佳工具。在宫廷、科学院、文学沙龙中,政治家、学者和上流社会人士都以讲法语为荣。由于法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欧洲各国君主也都乐于同讲法语的人交流合作。在十七世纪末,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国际外交语言。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 曾经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政府垮台,法语开始丧失其优势。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法语在国际外交中的特权地位,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英语逐渐取代法语成为国际第一语言。尤其法国商界人士认为,掌握英语能够极大地促进经贸发展。许多英文被列入法文字典,例如:le budget(财政计划 ),le rugby (橄榄球 ),le tunnel (隧洞 ),le radar (雷达),le boomer(haut-parleur de graves低频扬声器);以及法国人日常生活方面常用的:le tee-shirt(T恤),le sandwich(三明治),le week-end(周末 ),check-in(酒店入住 )等。
三、法国制定新的语言政策
法语社会语言学家克拉维认为:“语言政策是在语言和国家生活里进行的有意识的选择, 语言计划是寻找和制定实行语言政策所必需的手段。”语言政策不仅停留在声明阶段,而且付诸行动,进行具体的政策干预,计划、治理和实行语言的规范化。制定语言政策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加以干预。但需要遵守两项基本原则,即个性原则与区域原则。选择语言应该服从个人权利,任何个人都有从国家获得使用国家语言的权力。面对英语的入侵,法国政府不得不颁布一系列法律,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为语言立法的国家之一,对语言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并设立多个负责贯彻实施语言政策和法令的机构,如“国际法语高级理事会”、“保卫和传播法兰西语言高级委员会”和“技术用语研究委员会”,等等。
战后的法国国际政治地位的衰退直接导致法语的国际性语言地位的衰退。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法国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发生改变,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语言,并愿意接纳外来语言,这就促进了现代法语的演变。比如现代人用于沟通的“电子邮件”,很少有人用传统法语的“courrierélectron-ique”,大家都惯用来自英语的“email”。甚至有人将已存在的法语词汇丢弃,比如不用logiciel(软件),courses(购物),却使用对应的英语software、shopping。电视、广播节目及报刊、网络等媒介中也充斥大量英语借语。另外,法语俗语、俚语经常出现在正式场合、媒体报道和文学刊物上,甚至法国国家领导人在发表讲话时,也会偶尔使用通俗语。这种现象同样引起了法国语言工作者和文化界人士的担忧, 他们提出相应的语言政策,希望保持法语的纯洁性,抵制英美国家的文化扩张。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法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法语的语言政策,如1975年的巴-洛里奥法(La Loi Bas-Lauri-ot)和1994年的杜邦法 ,明确规定了法语中的官方正式词汇 ,并规定了所有报价、广告、商品介绍、发票等必须使用法语。1994年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了新的《法语使用法》,对1975年颁布的《法语使用法》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增加了关于教学、广播、电视等方面的语言使用内容。1996年法国政府还制定了“视听产品保护法”,规定在电视台播放的影视作品和歌曲中 ,法语内容至少占四成。法国政府还在许多国家建立了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的“法语联盟”,所有的法国总统都自动成为其名誉主席,目前全球有1100多个机构分布于130个国家和地区。
篇4：国家能力的历史变迁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蒂切克（Mark Dincecco）在《经济史研究》（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15年9月刊上发表论文《有效国家在欧洲的兴起》（The Rise of Effective States in Europe），试图对欧洲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能力和生产能力两方面）进行历史性描述，将国家能力的进步与长期经济繁荣以及福利国家的出现相互联系起来，从而为政治发展与创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选择从财税角度进行观察，为有效国家的建立设定了两项制度条件：国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建构（1）税率统一的税收体系和（2）公共支出的规范框架，由此才能在政治发展的意义上实现从以财政分权和绝对支出控制的“旧体制”（Old Regime）向以财政集权和议会监管支出的有效国家的转型。文章调取了奥地利、比利时等11个欧洲国家自1650年至191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发现有效国家的人均收入显著高于旧体制，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体现为国家汲取能力（即税收）和人均GDP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效国家的建立有效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基础。在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有效国家的欧洲模式可以为后发国家提供三方面的经验。
首先，必须以政治改革增强国家效能。危地马拉的国家税收在GDP中占比不足10%，直接影响到司法与执法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而该国的暴力犯罪比率一直高居世界榜首。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有足够的政治和行政能力去汲取公共财税，如此方能提供安全与司法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也必须强调公民在财政决策的政治过程中享有参与权。要想建立一个强大的财税体制，必须要注重“税收+代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次，欧洲经验突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与征服的作用。政治团体（如地方精英）在旧体制下往往据守着大量寻租性利益，只有在外部或内部的巨大压力下，才会支持旨在推进社会总体福利的政治改革。最典型者当数法兰西共和国与拿破仑的军事征服给全欧洲所带来的暴风骤雨般的政治变革。事实上，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军事冲突和国家能力的强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据此也可推论，由于缺乏外部威胁，同时又接受着慷慨的国外经济援助，当今的非洲统治者愈发不必与国内公民进行政治协商，遑论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制度。
篇5：江西的历史变迁
我的家乡在江西，江西人的生活与发展受着历史事件的巨大影响。
中世纪的江西曾经相当繁荣发达。江西有着悠久的历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江西大部分地区属于九江郡。西汉初年设豫章郡，下分18县，始有明确的行政区划。唐开元21年（公元733年），全国分为15道，江西境内大部分地区属江南西道，“江西”之名由此。，江西又是江南地区东西交通的要冲，通过信江、赣江和袁水的航运，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与湖南、四川、广西等地联结起来。便捷的交通使江西成为经济和文化的流动、汇聚之区，大大促进了江西经济、文化的繁荣，并将江西与江淮及中原连成一片。
然而好景不长，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解除海禁。上海新辟为通商口岸，联江通海，使赣江—大庾岭商道转衰，江西由此失去南北主干道的地位。随后铁路新起，陆路交通替代水运成为主要交通形式。京广路通，彻底抢走了江西交通要道的地位。从此，江西开始变得闭塞和沉寂。
真正促使江西走向衰退的，是江西失去南北交通主干道的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放口岸（五口通商），解除海禁，我国东南近海一带海运日昌。上海新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其进出口商品量很快超过闭关锁国时代中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广州，—跃而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广州港在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上海所取代以后，进出口物资经由江西过大庾岭的数量也就相应减少，赣江航运业便风光不再。加之随后铁路于19世纪末叶在我国兴起，20世纪初叶京广、京沪等铁路相继建成，陆路交通终于替代水上交通，江西顿失要道之宠，开始偏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江西而言，其东面是越来越兴盛的海运，其西面是越来越繁忙的京广铁路，江西的主干道作用终于终结。江西逐渐被边缘化。
历史证明，拥有交通优势便拥有发展优势，失去交通优势也就失去发展优势。近代以降，江西彻底失去原本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交通主干道优势，这就注定了它的衰落。所以说，丧失南北交通主干道的优势地位是江西落后的物质原因。这是根本性的原因。
近代史上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开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到上饶集中营茅家岭，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据统计，1955年至I965年、被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籍将帅人物共325位，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总数的20%。据统计，全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5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无名烈士更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和极其光荣、伟大的牺牲。
江西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在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中，江西是他足迹所到最多的一个地方。从萍乡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许多地方他还不止一次到过，他曾十次赴萍乡，建国后二次上庐山。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来到了江西。在萍乡的安源煤矿，他下矿井，办夜校，访贫问苦，宜传马列主义真理。次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与李立
三、刘少奇一起，发动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此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光辉一页，1927年月，大革命失败，到处腥风血雨，全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这危难时刻，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他走铜鼓，下修水，跑萍乡，率领千人的秋收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经莲花、永新、宁冈，于1927年的10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战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照耀了中国革命，点燃了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大井的故居、茨坪的田野、茅坪的八角楼……井冈山的名字永远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初开始，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他率领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战东固，打吉安；他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他在兴国、寻乌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在那火热的岁月里，毛泽东儿乎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8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他率领中央苏区的军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中华苏维埃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是中国的希望。这期间，毛泽东曾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依靠军民，坚持斗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是他永远与江西人民心连心的见证。1934年11月18日傍晚，他跨过于都贡江上的浮桥，和主力红军一起，开始了万里长征，从此北上抗日，一别江西多年，但正是在江西这块红上地上，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求索，是不懈的奋斗，他的伟大足迹正如他的诗篇所云“无限风光在险峰”。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的交通建设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了不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更是有新的进步。江西境内也修了南浔线，后来又有了横穿江西东西的浙赣线。20世纪末京九铁路修通也建成。这才使江西偏隅一角的交通局面有所改变，江西有了恢复交通主干道地位的可能。在红色旅游的交通条件方面，江西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开辟了更多的国际航线，井冈山军用机场改扩建为旅游机场，现已开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经过瑞金的赣龙铁路已通车，吉井铁路也正在抓紧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三年增加10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达1500多公里，使井冈山、南昌、瑞金、萍乡、上饶等红色旅游景区都有高速公路相通。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
游局和大江网联合评选的江西“十大红色旅游景点”出炉。这十大红色景点分别是：井冈山黄洋界综合景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安源景区、瑞金叶坪综合景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万载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策源地、景德镇新四军改编旧址。进入新世纪后，江西的思想解放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江西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从近几年江西的发展态势看，江西也是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江西崛起是大有希望的。从2001年起，在“中部崛起”的浓烈氛围中，江西加快了发展步伐，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了
2.53%。2004年，江西的GDP达到3500亿元，超过“十五”计划预期目标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3.2%；同样是2004年，江西引进外资项目数、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三项指标在中部地区位居第一。
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游局和大江网联合评选的江西“十大红色旅游景点”出炉。这十大红色景点分别是：井冈山黄洋界综合景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安源景区、瑞金叶坪综合景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万载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策源地、景德镇新四军改编旧址。
历史证明，怎样的一段历史必然会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的家乡——江西，从繁荣到衰弱再到如今的飞速发展时期，正证明着历史的变迁对经济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这更告诫我们要把历史发展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能再重蹈历史覆辙，那样我们会失去对自己发展的控制。我们要强大起来了！
篇6：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一 元白文略说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纯粹的骈文，有些则是在散体中包含许多浅显明白的骈句，形成富艳浅易的风格特征，与当时的流行文风比较接近，在当时享有盛誉。(注：关于唐代流行文风，请参考王运熙先生《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收入《王运熙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版。)。诗赋、策论和判是唐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主要文体，也是流行文风的重要领域。这四种文体元白都非常擅长，元白诗的富艳平易已是众所周知，不必讨论。元白的律赋也非常富艳，李调元《赋话》：“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驰骋才情，不拘绳尺，亦惟元白为然。”(注：李调元《赋话》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当年应制科为第一，他的策论被《旧唐书》认为堪与王维、杜甫的诗歌相提并论，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旧唐书・文苑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唐文归》认为元稹的对策远在张说之上，在整个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东观《唐文归》卷十八，古香斋刻本。)。白居易与元稹同年应制科，入乙等。《新唐书・艺文四》有《元和制策》三卷，就是专收元稹、白居易、独孤郁三人的对策，可见元白的对策在当时很有影响。判文是唐代的一种重要应用性文体。唐代士子经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职。吏部考查的主要项目是身(长相风度)、言(语言表达)、书(书法)、判，其中判最为重要。(注：关于唐代判文的情况，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学出版社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负盛名，据白居易自己称：“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注：《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元稹也说：“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注：《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诰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质，在唐代非常受重视。元白都曾任翰林学士，掌制诰。元和末，二人一起对制诰的写作进行改革，提倡自然流畅内容充实的风格，但并没有改变用骈体写作的惯例，相反，他们有的制诰还是非常精致的骈文，如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选非常严格的《唐宋文举要》乙编(注：参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诰当时影响很大，白居易编成《白朴》，专门传授制诰作法，人们“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注：元稹《酬乐天余思未尽加为六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策、判、制诰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体，也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流行文风的主要载体，判要求用骈体来写作，制诰自魏晋以来就经过骈化，主要也是用骈体来写作，策论是为了考查考生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能力，但长期以来受时代写作风气的影响，考生在文字表述时，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经常插入大段的骈句。元白在这些领域享有盛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类文章有大量浅显的骈句，或者干脆就是骈文，与时下流行文风相吻合，本身就构成流行文风的一部分。
如果说策、判、制诰都是公文，元白在写作时必须遵守当时的规则，他们这类文章表现出的富艳浅易的风格还有可能是出于对惯例的尊重，是一种被动的表现，那么他们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体现写作个性的文章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种文风是否出于他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和追求。
让我们先来考察白居易的情况，请看以下例子：
矧兄遇疾于路，路无药石;归全于家，家无金帛。环堵之室，不容客;稚齿之子，未知哀戚。(《祭符离六兄文》)
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草堂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
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决。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间，孰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祭元微之文》)
这些段落都是用浅显的骈句来铺陈，句式整齐，极少用典，一、三两例甚至还采用了类似于民间歌谣中顶针的修辞手法。在白居易的散文中，经常出现大段大段的骈句。以上四例，从写作手段来看，分别是叙事、写景、议论和抒情。从时间跨度来看，第一篇写于贞元年间，中间两篇写于元和年间，最后一篇写于大和年间，分别是白居易早、中、晚年的作品。可见这种文风贯穿白居易一生，体现在他的创作整体中。《旧唐书》评论白居易云：“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拈出富艳二字来形容白居易的风格，是非常准确的。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元稹的创作中。《诲侄书》虽是主要以散体写成，但其中穿插了许多骈句，如“吾窃见吾兄，自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其间半是乞丐羁游，以相给足”，“及今思之，上不能及乌鸟之报复，下不能减亲戚之饥寒”，“吾自为御史来，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等等。这些骈句非常简单，句意显豁，用典极少也极平常，穿插在散体中形成富艳的效果。
从以上所举的骈句，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元白文的平易特征。实际上，平易是元白文的整体风格，尤其表现在构思和用字方面。从构思方面来看，元白文立意浅显明白，结构清楚简单。如白居易的《草堂记》先以草堂为中心，写经营草堂的经过和草堂生活的舒适，然后推扩到草堂周围的美景，最后发表适意知足的人生感慨。又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先回顾自己创作经历，然后叙述编纂诗集的原因，最后说明编纂去取的原则。这种构思有自然平易的优点，但有时不免显得比较平弱。这与韩愈古文的特点正好相反。韩愈古文通过倒插、铺垫、转折等安排，显得构思新警，虽然有时不免费解、做作，但读者在阅读时的确能体会到那种“如赤手捕长蛇”(注：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孙樵集》卷二，四部丛刊本。)般因险见能的审美愉悦。从用字来看，韩愈古文有时因喜欢用奇字重字而流于怪僻晦涩(注：详细的分析见《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而元
白文则避免了这种弊病，所用的字词都是十分常见的，有时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如白居易《祭李侍郎文》“大开口笑，满酌酒吃”，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等句中的吃、名声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