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共8篇）

篇1：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 东方原本只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在历史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其所指称的东

方是不同的。近代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即把欧洲以东的地区（其中主要是亚洲）称之为东方，如日本、朝鲜、印度，以及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我们理解的东方，更多的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亚洲地区，包括部分非洲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和哲学体系.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来集合了我们众多先贤们前辈们的智慧结晶。它既包括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与历代圣哲学人的研究探索的成果，也吸收了其它民族文化的精华。它涵盖了自然、社会、人体自身、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现如今我们还不断学习、不断研究、这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瑰宝。现代人们所论及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形成于上古的“易经文化”后来的儒道文化、佛教文化与历代学人的文化学术著作。

（二）儒家文化常识

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主流。作为先秦一个学派，虽为孔子所创立，但它的文化精神却上继三代、下承周公，直接继承了我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传统，因此，人们在特定环境下往往称为儒家文化，有时也泛称东方文化。这是因为它两千年间影响到整个东亚文化圈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为了理想社会的实现，中国儒家文化要求社会成员要完善自己的人格，要有“仁者爱人”的胸怀；要有“以天下为已任”的胸怀；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重于个人一已私利，要求人们能“克已复礼”；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治世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科学文化落后的古代，由于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使中华民族的发展避免了类似欧洲中世纪时期“政教合一”式的落后、蒙昧。这也是儒家文化有别于其它文化的主要标志。

（三）道家文化常识

道家文化是对自然与人类、社会与个人、主观与客观、肉体与精神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与冷静的思考后所产生的更具超前意识的思想体系。广义的道家文化除老子、庄子的著作

外，也包括上古的巫文化、后世的术数文化，东汉以后形成的道教炼气术长生不死的有关典籍。甚至人们将其追溯到中国的人文始祖黄帝，将其与道貌岸然家创始人老子并称为“黄老”。这样一来，兵法、阴阳、星占、卜筮、堪舆、中医、养气等学说，均被归入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在哲学上的最高成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古代辩证法与庄子著作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齐生死，等贵贱” 的观点，这是上古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四）佛教文化常识

佛教文化固然是一种宗教文化，与其它宗教相同的一点是需要“信仰”，而与其它宗教文化不同的是它有一套完善而符合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允许信众质疑释疑进而“开悟”，不是让信众盲目的迷信与遵从。简单来说，佛教文化是以宇宙与人体生命为研究对象的一种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之世界发展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三教之统一的东西即一个“和”字，这也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一般说来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而真善美这统一即为“和”。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得也正是这个“和”字。现在，党和政府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社会”的意义也正缘于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除因重视教育而使“江山代有才人出”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所独具的兼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不象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从9-11事件以来几年间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即可证明），因此才能在历史的发展中吸收其它民族文化精华，进而丰富、充实、完善自身。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传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它的一些负面因素的确已落后于时代；但让它影响到近现代发展的则是生活在近现代的人，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当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地理的封闭致不同文化的交流欠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还是统治者自身的落后无能与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鸦片战争固然是西方国家对华进行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但也因此而加速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正是多年来的文化交流，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文明的重新辉煌，将在我们手中变成现实

文明建设，应该也需要把我们精神文明建设也应该着重发展，塑造高素质的民族。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对现在社会建设的价值是无限的，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与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当今社会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与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巨大的促进作用。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他是有鲜活的生命力的，并且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相信在以后的社会建设中，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魂魄将会被演绎的更加绚丽，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我们离不开传统文化，更离不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精髓和文化底蕴，它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忽视的重要作用。康德说过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可是当这星空蒙上灰垢烟尘不再璀璨，道德还有依旧被膜拜的理由吗？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必须要借鉴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也要继承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不能闭门造车。要通过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和调查研究，根据当代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发展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个显著特点，即社会发生急剧变革，或者受到其它文化冲击之后，便会产生一次自我调整，进而产生一个巨大的飞跃。这已为几千年的文化史所证实。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挤压的今天，它必然如同经历涅磐洗冖的火风凰，显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焕发出更加绚丽的色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篇2：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对现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意义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我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贫富分化，公共权力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由于人类自私利己的本性，加之权力易被滥用的特点，贪污腐败现象也随之产生,到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加之民主制度的缺失，腐败现象更为盛行。过于泛滥的腐败往往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抗争，从而危害统治阶级统治基础，因此，我们的祖先总结出了深刻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大众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实践并形成的关于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廉政行为的道德规范意识、社会评价，廉政时代与廉政人物颂扬与传播的艺术方式等方面的总和。它们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结合中国实际对廉政问题的缜密思考，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卓越智慧。我们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同时，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就有大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大力宣扬。

一、借鉴古代廉政文化产生的途径来推动中国廉政文化 的产生。

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是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构建了一定的政治结构为前提的。没有相应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廉政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廉政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紧密相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带头廉洁自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形式，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此充分说明了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成为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为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推动了中国新时期廉政文化水到渠成的产生。

二、借鉴古代廉政文化的特点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

1、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严惩贪官污吏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注重立法，运用法律来规范官员行为。早在夏商时期，对贪贿就有了正式的刑律。《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意思就是说司法官皋陶订立了昏、墨、贼的罪名，墨就是指贪婪败坏官纪，规定犯此罪者处以死刑。战国时期李悝制定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中《杂法》规定的六禁之一金禁就是惩罚受贿行为的规定。秦朝时期法家思想得以大放异彩，法家较早意识到官吏腐败对国家的严重危害，秦朝的法律就规定了任人不善、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等罪名。西汉时期惩治贪污贿赂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特别是制定了独立的监察法规，在处理贪污腐败案件时也基本上是以监察法规为主要依据。主要规定有：第一，官员不胜任者要被免职。第二，详细规定了失职渎职行为。不仅丢失印信、文书，甚至消极怠工，不积极举报违法的同僚与部属都视为失职和渎职。第三，防治官员以权谋私。汉代赃罪分为盗和赃两大类，盗指官员们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共有财产，赃指接受下属、吏民的贿赂。第四，禁止官员实行苛政。及到后来的唐宋明清，中国古代的刑法对贪贿的惩罚进一步加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惩罚贪贿腐败的刑法。纵观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采用重刑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现代中国的廉政文化的形成也必须有严厉惩罚贪贿腐败的刑法作为强有力的后台。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法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对贪污，受贿，渎职等腐败行为都规定了比较完善的具体的惩罚措施。但是

还是有部分不法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法律上的漏洞进行各种腐败活动，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建设首先就要进一步健全和规范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治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建立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官员腐败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防范官员腐败方面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它起始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备于明清，是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并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虽然不论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如何严密周全，都无法解决封建王朝固有的内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但从封建社会吏治实践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系统的确设计得十分精细严密，监察机构在纠举不洁，惩恶扬善，澄清吏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确实查处了平时发生的不少贪污受贿案件。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严厉、完善的监察机制是绝对不可少的。廉政监察是针对各种政治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的职能活动。其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执行廉政制度的情况、查处各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的违法违纪案件，促进廉政建设进行廉政教育，以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及国家公务员的为政清廉。这跟古代的监察系

统的功能大同小异，的所以我们可以大力借鉴中国古代的严密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国现有的纪检监察制度，建立有效的权力监控体系，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虽然构建完善的监察制度决非一日之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制度必将随着实践不断发展，日益成熟和健全。

3、加强廉政思想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以及严密的监察制度是廉政制度文化建设，而与之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就是廉政思想文化建设。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廉政思想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对现实问题高度关注，也在廉政问题上做出了许多理论思考与总结，这其中既有通过设官分职来加强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具体设想，也有通过理想教育来提升个人的道德情操实现其为政清廉的目的，还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揭示腐败对政权的危害。如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康熙也曾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廉政思想文化的大力发扬，也涌现出了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文三汤巡抚汤斌四知先生扬震等尽职尽责、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历史上吏治清明，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也都是统治者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都证明了这个问题。历代思想家的廉政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层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后向现实转化。历代诸多有为的帝王、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往往都鲜明的体现着思想家的智慧。这些古代的廉政思想文化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精华所在，我们应当结合现代各种新的廉政思想以及现代涌现出的各种值得表扬和学习的典型事迹和人物，形成独特的现代廉政

思想文化，采取不同的方式，不拘泥于形式大力宣传。推动廉政思想文化进机关。大力倡导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公道正派、秉公用权的思想理念，增强机关干部廉洁从政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推动廉政思想文化进企业。把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纳入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与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相结合，培育企业员工依法经营、廉洁从业的理念。推动廉政思想文化进农村。围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广泛传播廉政文化，移风易俗，倡导文明风尚。把廉政思想文化作为密切农村基层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有效途径，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调动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廉政思想文化进学校。遵循学校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把廉洁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与大中小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相结合，与和谐校园建设相结合，与师德建设相结合，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推动廉政思想文化进社区。确立为居民服务的理念，突出文化特色，贴近居民生活，开展多种廉政文化创建活动，让人们从富有趣味的活动中受益，从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化作品中得到熏陶。推动廉政思想文化进家庭。针对领导干部家庭，大力宣传家庭助廉的重要作用，提高家庭成员的廉政意识、法律意识和自律意识，倡导文明风尚，树立清廉家风。使新型的廉政思想文化深入人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创建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要有选择的继承。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丰富的内涵。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仍然可以从中吸取和借鉴有益的成分。例如从制度层面来看，古代廉政文化中重视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多层次监察的廉政意识，官吏选拔中德才并重原则的强

调，以及官僚制度中运用设官分职、加强考核的方法来防止腐败、激励勤政的措施及其所形成的经验积累，不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也还有启发甚至具体问题上的借鉴意义。从廉政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许多经典表述，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仍是激励人们树立高尚情操的思想基础。他们对廉政、勤政方式方法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对腐败所造成国破家亡危害性的深刻剖析，仍对我们今天有着借鉴和警示的意义。

对待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我们要勇于继承、善于继承，也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继承。首先，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尽管有丰富的内容，也体现了历代有识之士对廉政问题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但是古代国家国体、政体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反腐倡廉的科学机制。因此，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现代化意义也只能从相对的角度进行考察。其次，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要作辩证的分析。例如，作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的“民本”思想，其实并不是统治阶级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它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压迫。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有许多从设官分职的角度加强廉政建设的思想，但却很少有对专制君主进行权力限制、监督的思想，即便有，也难以从制度层面得以实现。中国古代加强对官僚的监察监督思想内容很丰富，但这种监察监督往往是在维护专制主义权力运行机制下的思考，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剥削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这种权力交给社会，交给人民。所以，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

篇3：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体育的历史, 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体育思想与实践的真实记录。从整个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历程看, 它是在经过不同时期的流传、融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除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外, 中国古代体育还包括了在历史长河中由其他民族传入并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展的民族活动。中国古代体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原始的朴素和谐的思想、宽和精神, 就决定了其竞争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带有强烈对抗性的形式, 而是更加向注重礼仪和实用性。与此同时, 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 又使中国古代体育的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殊为明显。华夏民族长期所积淀形成的清净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 天人合一、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思想及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精神, 还促进了保健术的产生, 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重要形式, 形成了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西方体育文化

近代以来的西方体育文化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背景, 是在欧美文化土壤中培育出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以欧美文化价值观念为基础, 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 以奥林匹克运动为最高形式的体育文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 在以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格言的召唤下, 西方体育文化在促进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凝聚社会成员的认同感等方面上发挥了强大功能。但是, 在强势的西方体育文化发展进程中, 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忧虑和困惑。以竞技体育为主的西方体育文化在促进人类超越自我的同时, 也使人类自身陷入失去自我和功利化的困境。现代社会中, 人们在体育竞赛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边缘化, 在越来越多新闻媒体的渲染下国家荣誉的争斗, 金牌至上、物质利益的膨胀, 使得比赛场沦为“名利场”。竞争本身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竞技体育在促进人们享受运动带来的身体娱乐和视觉感受, 更好地改善自身生活方式的同时, 也付出了失去健康、阻碍和谐发展的代价。因此, 一种呼吁以人为本的新人文思想在现代社会逐渐兴起。重建一种全新的人文精神, 不仅是人类体育文化伟大复兴的内在需求, 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新人文精神是相对于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以人为本”的思想而提出的, 它将更为合理地引发人们内在公义、良知情感, 并成为现代社会自觉寻求健全人格的价值目标。

三、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传承对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以儒道思想为特征的中国体育文化在运动观、价值观上强调“以静养生”、“和谐对称”、“天人合一”, 与西方体育文化中的“运动健身”、“超越自我”、“竞争无限”等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将注重和谐、宽容, 融入到体育运动中, 同时还努力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生命品质, 使之具备较为完备的道德与智慧, 在促进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发挥深远影响。这都是传统精神文化特有的魅力, 将有助于克服和缓解现代体育文化中遇到的现实困惑。今以奥林匹克运动为最高形式的西方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整个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 非西方价值观的一些文化形态要登上世界舞台或流行于世, 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极大阻力。全球化趋势不可能使得一切非西方体育文化完全趋同或消亡, 文化独立性的保持是以文化自身不断创新和加强自身发展为前提的。因此,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在体育文化的发展中必须加强他的内核的独立性。体育文化必须在追求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下, 不断开拓自身发展的空间, 要在相互借鉴和交流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的创新性发展。我们通常把文化分为3个层面, 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首先, 物质层面的文化最容易发生“趋同”, 一些典型的东方体育运动也在使用西化了的服器械、设施等。其次, 是制度层面的文化, 一些体育比赛的规则、竞赛制度、体育训练的方法、体育管理的先进经验等。再次, 精神文化或核心文化, 表现在生命诉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文化特质方面。这些文化的内核部分具有较强稳定性, 其心价值不容易被“同化”或“趋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仍然广泛认同的根本所在。因此, 全球化背景下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在加强文化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交流的同时, 加强精神层面的提炼和传承。21世纪是全球化愈加深入的时代, 以西方竞技体育为主导的现代体育文化将受到挑战, 当代体育文化只有在不断地与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借鉴与融合中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在全球化浪潮中, 东西方体育文化只有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与其他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和融合, 才能在世界大舞台上大放异彩, 促进世界体育文化的繁荣。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对平衡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 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 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人类的可能性, 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 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 在形成巨大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 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 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强调天人合一, 目标是修身、养性, 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 使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 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龄化的时代, 老年体育必然会受到青睐, 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 中国传统体育的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摘要：文章对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描述, 指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对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以促进我国体育文化事业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体育文化,传统,现代,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曾玲华.体育道德失范与人文奥运的冲突及其对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7, 8.

[2]吕晓标.大众文化与当代体育的文化转型[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9, 4.

篇4：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如何有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管理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旌表制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在传统社会，国家通过旌表制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响与渗透下深入人心，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东方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仁”与“礼”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两个基本内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个人道德品质为依据，“礼”以社会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基础，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思想中“爱有差等”的基本原则，规整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仁”与“礼”犹如两块基石，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巩固维护着封建统治，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它们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仁”与“礼”的有序结构结束了这一社会核心价值出现之前的无序与困惑，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适应了封建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道德论，至此，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并获得了社会的法律认可，得以确立。之后，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倡导，以此作为伦理导向与秩序约束，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仁”与“礼”的思想构成了“三纲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礼”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体现。“纲”原指网上的总绳。《尚书·盘庚篇》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总绳，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条不紊地带动起全网来，引申为主导、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妇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只要解决好这三种关系，就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1]，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所谓“五常”，原指处于特定关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应当遵从的特殊道德规范。《尚书·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颖达曰：“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纲五常”比喻为一张网，“仁”就好比一条横向的网线，从主体内在修养与家庭伦理的层面提供价值准则；“礼”就好比一条纵向的网线，从社会外在约束与宗法秩序的层面提供行为规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确切的位置，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有具体的约束和规定。这样，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 “三纲五常”就以“仁”与“礼”为基本内核，从家庭伦理与宗法秩序两个层面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将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规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它将政治强制和道德自觉相统一，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纳入各自轨道，使社会行为带有模式性。这种模式性的出现，正是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三纲五常”的出现不但从理论上总结了先秦直到汉代多种流派发展的结果，而且在社会实践上适应了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统一思想，统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儒家思想对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春秋时代，社会急剧动荡，思想界百家争鸣，大倡己说，各诉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正所谓“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了“仁”与“礼”的思想，用以匡正社会规范和道德伦常。儒家的“礼”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过程，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作用。在尊贤有等，亲亲有术的等级秩序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个人在宗法血缘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受到具体的约束和规定。儒家的“仁”又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仁爱思想为在失序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儒家“仁”与“礼”思想既是封建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评价依据的依据，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中国传统社会在“仁”与“礼”的导向下，产生了超常的稳定结构，社会处于长期稳定和团结的局面。

二、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义授予奖励的国家表彰制度。通过为民众树立榜样，表彰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彰显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旌表活动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远扬、荣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民众中扎根。“三纲五常”成为主流评价标准[1]。

“旌”的原意是一种旗帜。《周礼·春官·司常》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为仪范、表率之义。“表”与“标”音同义通，意指立木来标志、彰显、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谓：“犹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谓立木为标，有所告示也。”后来“旌”和“表”通用均为表彰、表扬之意。如《左传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旌”、“表”连用意即树立匾额、碑石、牌坊等标志以示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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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书·毕命》中记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3]“宅里”即居处，“淑慝”即善恶。“旌别淑慝”、“彰善瘅恶”即对善恶作出区分，表彰善、惩治恶。春秋时期，齐桓公曾令各州：“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4]齐国对慷慨捐献、乐善好施、佐国家之急的“义民”用白泥粉刷门墙、增高里门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时旌表的对象除佐国家之急的“义民”之外，还包括殷遗民中的善者以及作为前朝贤达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确定。后世则明确将忠、孝、节、义之人作为国家旌表的对象。秦汉时朝廷多次表彰对国家对人民有杰出贡献或者品节高尚之人。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族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5]，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础，很少有为恶作乱的。对于“孝”的重要性，《孝经》有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儒家看来，孝乃“百行之冠，众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汉代实行察举制，通过举孝廉选拔的人才最多。《文献通考》记载：“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通过孝廉选举出来的人才不再经过考试而直接被任用。汉代皇帝如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顺帝都学习过《孝经》。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体现孝道理论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汉代重视学校教育对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无论官学、私学，入学弟子除《五经》之外，均需学习《孝经》。吕思勉说：“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6]汉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通过学校教育，“孝”在社会得到了广泛普及，儒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自汉以降，孝成为重要伦理精神支柱，在治国安邦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代以孝治国的做法，并开始以载入史册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义传”、“孝友传”、“孝感传”和“孝行传”等表彰孝行的类传都是对笃行孝道之人进行旌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规定在立太子时要旌表孝子节妇，表其衡闾，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渐成为定例。隋朝已见旌表详案，如：“田德愚，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闻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并赐帛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2]可见，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赐物、旌门、授官等多种形式。

唐朝在《册府元龟》旌表部中对旌表的教化功能与目的详加阐述：“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聳善也表烈士；所以與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榖帛以至復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變薄俗民德歸厚有耻且格……”（《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规范“忠”、“孝”、“贤”、“义”作为评价标准。为使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众明善而效仿，朝廷对被旌表者授以爵禄、赐以榖帛、旌其门闾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与此同时，民众通过这些醒目的、显见的、外在的物化标志，能够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致竞相效仿，蔚然成风。

自秦汉以降，旌表制度成为朝廷对臣僚百姓的一种最高荣誉和奖赏，不仅从对象、程序上进行了规定，而且规定了多种旌表方式，并逐渐成为定例，沿袭传承。旌表对象是符合儒家礼教的模范人物。《后汉书·百官志五》明确指出：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也规定：“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元史·百官志八》亦谓：“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高年曹德。”可见，历代王朝均对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忠君、孝悌、贞节、贤义成为朝廷确定的旌表对象。旌表方式灵活多样：“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谷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过树立物化标志、给予经济奖励、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种手段对“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加以旌表。

树立物化标志主要有表闾、立阙、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庙等形式。表闾、立阙即由朝廷官府或赐匾额悬于门上、或于门前建立高大门观以崇声势，亦称旌门、旌闾。立碑即将碑立于村头街坊、孝子庐墓之所。一人贤德，里闾增辉。立牌坊、立祠建庙即建牌坊、建置祀庙于其里巷，如各种功德牌坊、孝义牌坊、贞节牌坊、科举牌坊、关帝庙、岳飞庙等。牌坊匾额上题有“乐善好施”、“义方世训”、“力孝遗芳”、“嘉德懿行”等字样，并记载着主人的姓名、功勋、事迹。这些醒目的物化标志一方面是表彰个人忠、孝、节、义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树立道德楷模、行为典范。给予经济奖励主要有赐给实物和减免课役两种形式，以米、绢、金银等实物作为奖赏，或减免税赋课役以示旌表，给予旌表者以经济补偿。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赐爵和授官等形式。赐爵即给予名誉爵位，授官即给予官职，以示表彰。唐宋时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资格。虽然由此谋得官职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见。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更易地名、赐予名号、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多种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乡里的名称，赐予名号即赐予如“孝义”、“贞德”等名号以示表彰。载入史册即将旌表者事迹列入史书记载。二十五史中的《孝子传》、《烈女传》、《忠义传》等记载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许多人并不能幸运地踏上仕途，“英伦沉下僚”的现象在所难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称“三不朽”，是儒者的毕生追求。为鼓励这些归于民间的读书人“立德”，朝廷官府通过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手段，为难以“立功”的读书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们在基层民间发挥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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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颁发的最高荣誉，且一般情况下终生享用，这在崇尚礼仪的时代是莫大的荣耀，因此受旌表者不仅本人深受乡里仰慕，子孙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样的示范下，人们纷纷为光耀门庭而身体力行。通过旌表制上下互动的方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引导着民众评价活动。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内化为民众的价值信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迹、条件、荐举人的权限、上报公文的格式、审批的程序，以及审查和检测制度等。明代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和检测制度，防止出现腐败和不作为现象，保证旌表制度落到实处。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诏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恶，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覆实入奏。”[1]里老上报的请旌名单需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严厉把关，层层核实，同时还需乡邻担保。如经监察部门审核发现问题，须承担连带责任，朝廷将予以严厉打击。

清代旌表制度更为完善。建立一个贞节牌坊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手续繁杂。可见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为严格。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旌表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了旌表手段的落实和旌表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礼乐教化的不断强化与引导，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规范。

三、结语

旌表制度的发展史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引导方向及评价标准的最终确定。旌表的目的在于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教育民众忠君、孝悌、贞节、仁义。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等多种形式，使民众在对荣誉的追求中认同并遵循儒家礼教，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内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发挥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导向作用，通过旌表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行为，树立标识、引导民众，从而实现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渗透与认同。在旌表活动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发挥了权威评价的强制作用与导向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对此，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这样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2]在人们内心深处，“三纲五常”实际上已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这正符合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礼法融合的趋势。

旌表制符合民众心理，促进了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与认同。人们从匾额、碑、祠、牌坊中获得具体的教谕。这些物化标志传递着忠、孝、节、义的价值信息，成为“一种凝固的社会记忆”[3]，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传承的重要载体。赐物、赐名号、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诱民众争相效仿实践。自周至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众对旌表的追求始终不变。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而绵延不绝。

儒家思想的产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度遭到排挤和消解。强调秩序和整体观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评价机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民主、自由观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面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儒家思想如何为现实社会、为未来社会服务是当代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途径。一方面继承、发掘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内涵；另一方面，开放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传统文化的囿苑，彰显其现代价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着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

核心价值体系是以共通性的价值共识作为依据和导向的。赢得全社会广泛认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基本品格。这表明，核心价值体系内在地包含了其赢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品格。民族文化是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为社会大众广为接受，并已进入大众无意识层面，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的影响潜在而深刻。因而，植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核心价值体系赢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

社会的发展不仅体现为物质财富的积累，更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取向。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总是自觉或潜意识地受制于自己的价值目标。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沿革反映了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特质和时代品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一种核心价值体系？如何使其赢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如何正确地选择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植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核心价值体系赢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在现代社会，文化建设仍然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已取得普遍共识。如何解决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传统社会的成功做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篇5：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下列不是依法行政存在的差距的是（）

A．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 B．制度建设反映客观规律不够，难以全面．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C．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 D．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增强

2、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内容的是（）A．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B．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C．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回访制度 D．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

3、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主体是（）A．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

B．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 C．国家

D．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及其所在机关

4、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内容的是（）A．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B．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 C．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D．认真贯彻行政监察法，加强行政复监察工作

5、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形成（）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的目标。A．高效．便捷 B．公开．公平C．公正．全面 D．便民．诚信

6、胡某系某个体音像行老板，因为被怀疑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而被县行政执法机关将其全部光盘没收。胡某不服，于是向市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不仅没有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反而对胡某又处以1000元的罚款。后查明，胡某并没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胡某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胡某应当向何机关提出行政赔偿？（）

A．应当由复议机关赔偿对其造成的全部损失

B．应当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C．县级行政机关应当对其没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复议机关应当对其加重处罚的部分承担赔偿义务

D．胡某可以向二者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要求赔偿损失

7、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主体是（）

A．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

B．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 C．国家

D．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及其所在机关

8、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9、林某于1995年8月某日早晨4时许，到县火车站仓库中盗窃化肥1包，价值约100元。在用自行车载回家的路上，被乡治安联防队员抓获后，关押在乡政府一间办公室内。联防队员见林某态度不老实，遂对其拳打脚踢，导致林某全身多处外伤，因心脏休克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不正确的说法是：（）

A．乡政府的治安联防队享有行政职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B．应当由乡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乡政府是委托治安管理权的行政机关 C．林某死亡后，其父母有权要求赔偿

D．如果林某生前还抚养了一个丧亲的侄女，该侄女也可以要求赔偿

10、胡某系某个体音像行老板，因为被怀疑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而被县行政执法机关将其全部光盘没收。胡某不服，于是向市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不仅没有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反而对胡某又处以1000元的罚款。后查明，胡某并没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胡某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胡某应当向何机关提出行政赔偿？（）

A．应当由复议机关赔偿对其造成的全部损失

B．应当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C．县级行政机关应当对其没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复议机关应当对其加重处罚的部分承担赔偿义务

D．胡某可以向二者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要求赔偿损失 11、1995年8月5日上午，田某和朋友在家喝完酒后骑车去商场买东西，从商场出来后，听见有人说：“你车胎没气了。”田某低头看车胎有气，随与其（张某）争吵并厮打在一起。民警赵某正在执勤中，见状即上前将田某抱住，并说：我是派出所的，别动。田某想要挣脱，赵某便将田某的腰带抽出，将其左手套住，正欲套右手时，田某向反方向用力，失去平衡，头部着地倒下，赵某遂将田某送至医院。经鉴定，田某视神经萎缩。田某于是向公安局提出赔偿请求。则本案中：（）

A．派出所民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田某伤害，公安机关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B．赵某的行为是正当的职权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C．赵某的身体伤害与民警赵某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D．如果公安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赵某只能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

12、下面选项中不属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是（）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 B．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C．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

D．政府各职能明确分工，互不干涉，各自执法。

13、关于赔偿请求人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的说法中，正确的是：（）A．赔偿请求人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最先侵权的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

B．赔偿请求人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最先被确认违法的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 C．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要求赔偿 D．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协商酌定

14、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A．质量 B．数量 C．总量 D．积累量

1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的是（）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注重政绩 D．高效便民

16、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主体是（）A．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

B．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 C．国家

D．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及其所在机关

17、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18、《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秩序得到有效维护。A．经济社会 B．政治社会 C．文化社会 D．生态社会

19、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不包括()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程序合法 D．高效便民 20、1998年2月张某驾驶其父亲张老大的东风牌卡车行至城南环路时，因为逆行，又无驾驶证，被县公安交警支队执勤民警谈某等人将车扣押。该车在返回交警队停车场途中，谈某遇

到路障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导致汽车底盘受挫，引擎报废。交警支队在事故认定书中认为事故并非民警操作不当所致，张老大不服，遂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维持了交警支队的处理决定。张老大不服，于是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张老大的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 B．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造成了违法的结果的行为 C．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扣车行为并未被确认为违法行为，所以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张老大的诉讼请求

D．张老大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

21、公安局对叶某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后随即执行。叶某申请复议，上级公安局作出维持原判处罚的复议决定。叶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维持拘留决定，叶某上诉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公安局对叶某的拘留处罚违法。此时，应如何处理本案？（）

A．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拘留决定，判令公安局赔偿叶某的损失

B．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将全案发回重审

C．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将行政赔偿案件发回重审

D．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拘留决定，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告知叶某就赔偿问题另行起诉

22、某男雇佣一女冒充其妻子到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手续，镇人民政府未经审查即发给离婚证书。该男妻子知道后，精神上遭受极大刺激而导致入院治疗，花去医疗费3000余元。事后，其妻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家赔偿。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因为镇政府的行为不是违法行为 B．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包括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

C．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因为镇政府的行为违法且造成了物质损害 D．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因为对精神损害不给予金钱赔偿 23、1998年2月张某驾驶其父亲张老大的东风牌卡车行至城南环路时，因为逆行，又无驾驶证，被县公安交警支队执勤民警谈某等人将车扣押。该车在返回交警队停车场途中，谈某遇到路障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导致汽车底盘受挫，引擎报废。交警支队在事故认定书中认为事故并非民警操作不当所致，张老大不服，遂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维持了交警支队的处理决定。张老大不服，于是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张老大的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 B．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造成了违法的结果的行为 C．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扣车行为并未被确认为违法行为，所以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张老大的诉讼请求

D．张老大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

24、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内容的是（）A．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B．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

C．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D．认真贯彻行政监察法，加强行政复监察工作

25、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下列属于国家不予赔偿的是：（）

A．某地政府为挽救当地一濒危倒闭的国有企业，强令另一企业与该国有企业订立订购合同，该企业不服，政府将其银行帐户冻结 B．税务局工作人员钱某与一个体户赵某素有嫌隙，以赵某偷税为名借税务局名义没收其价值5000元财物

篇6：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为什么传统节日渐渐被忽视，而“洋节受宠”？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有人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青年生活方式趋同；有人从文化的角度认为，西方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而我国传统文化缺少适合年青人的文化内涵；还有的人则把它归结为商家和媒体的炒作的错误方式，认为现在过节只注重形而下，形而上的精神全被抽空了，缺少传统文化产业去丰富、发展传统节日的内涵、外延，这样变味的节日过起来只能是空虚无聊。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根本问题是目前传统节日中形而上的精神内容被掏空了。传统节日里，月饼、元宵、粽子等都是商家绝不肯放过的利润点。然而，过分地强调饮食使传统节日变成了“饮食节”。春节吃一顿年夜饭、元宵节煮一锅汤圆、中秋节送几盒月饼、端午节吃几个粽子，节便过完了。传统节日给现代人留下的似乎只剩了饮食，节日中大量美好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民俗意境，则变得越来越淡了。没有繁

琐仪式要求的洋节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圣诞节的彻夜狂欢、情人节的互赠礼物、万圣节的魔鬼面具，洋节的随意简单让都市人很容易找到情感的发泄渠道，于是它们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

我国不缺乏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节日，缺乏的是传统文化与时代交融的过节理念和过节方式。要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只有不断开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让更多的人了解节日的文化渊源，才能把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如在传统节庆日给出专门时间，组织大型、健康、寓教于乐的活动，不断倡导、继承、创新节日文化。从商家的角度，应该把眼光放得再远一些、更宽一些。挖掘传统节日的情感价值，不仅仅是扩展销售规模，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消费者与企业、品牌间的情感联系，这是企业的最大利益所在。节庆消费要深刻挖掘消费者的情感价值，消费者最深层需求便是情感消费，这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对传统节日的情感价值挖掘得不够是厂家和商家的一种短视行为，传统节日其实有很多独特的价值，从目前来看，反倒是一些跨国企业独具慧眼，将中国的传统节日的营销做得非常到位。

我国传统文化深刻而久远，而传统节日则正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光大传统节日内容，传承传统节日精神，是凝聚爱国意识、民族意识的强大力量，更是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手

篇7：11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统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担负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就是儒家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吸收、承传、改造和发展，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血缘传承、礼仪道德、语言文字、心理状态、行为习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一）儒学的创立——孔子

在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世道都有自己选择的余地，遇到乱世或者遇到一个难以自我发挥的世道，这些知识分子就选择出世；如果遇到太平盛世或者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些知识分子就会选择入世。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其先祖都是鲁国的贵族，但是到了孔子这一代家族就没落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早逝，母亲把孔子拉扯成人，由此孔子的精神和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一，孔子本人对家庭的责任；第二，孔

1，子对鲁国的责任。他的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等论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二）儒学的发展——孟子

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二、儒学思想及其于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儒家经典代表著作有“四书”和“五经”。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在此，我们就儒学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并结合现在企业管理的需求进行剖析。

（一）五常——仁、义、礼、智、信

1、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仁字，表现为“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为人，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

“仁”对于现代管理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要使整个企业形成融洽和谐的氛围，在追求高绩效的同时，也要适时为员工着想、关心其生活，使员工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对于员工来说，在工作上要真诚踏实，取得领导的信任，帮助身边的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整个企业在社会上也要扮演“仁”的角色，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仁，对于近期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负面事件来看，都是企业缺乏“仁”的一种表象。

2、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4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义”对于现代管理来说，要求企业要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帮危扶弱的社会责任，例如汶川地震之后，全国的企业纷纷捐赠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义”的表现。

3、礼：礼者，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

“礼”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应该正立于社会中的形象，做到遵纪守礼，树立品牌影响力。并把顾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对客户以礼相待，对于面向顾客的一线人员来说，也要掌握一些必要的待人接物的知识与技巧。

4、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智”对于现代管理来说，企业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让企业当中的人都能够不断的学习与提高。

5、信：信者，不疑也，诚实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信字，表现为“人”和“言”，人言不悔，方为有信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

“信”对于现代管理也尤为重要。企业经营诚信是第一位的，同样也适用于企业

内部的管理方面，企业管理者要建立威信，不能朝令夕改，员工之间也要坦诚相待，不能尔虞我诈。中国企业界的很多问题，就是在“信”上出了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也逐渐扩散的社会的其他层面。

（二）《中庸》——中庸之道

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5其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不偏不小人而无忌惮也。”○

倚，谓之中庸，此乃中庸之道。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孟子曰：“民

6”强调了以人为本、注重和谐。另外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注重企业团队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1、五达道

五达道主要是运用中庸之道调节五种人际关系。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将君臣关系视为上下关系，这五种人际关系就是天下通行的人际关系。

2、三达德

靠什么调节五达道那些人际关系？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是智、仁、勇。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品德，是用来调节上下、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

3、九经

九经就是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的九项具体工作。这九项工作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

（三）人和 自强

1、《孟子》——人和

7由此可见，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上至国家，下至企业，想要办成一件事，都离不开“人和”的理念。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一语道破真谛：“现代的企业，必须使公司反应更灵敏，更易与人沟通，并鼓励员工同心协力，为越来越挑剔的客户服务，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故企业要通过各种措施，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女里营造融洽的公司内部氛围，才能更好更快地使企业走向成功。

2、《周易》——自强

8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古便奉行刚《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优良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一）重伦理而轻科学，导致保守思想长期沉淀，不利于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管理思想中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形成“大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易对现代企业管理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多，信息缓慢，企业活力个性被磨灭，竞争意识、冒险意识不强，趋向保守僵化的消极影响。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不利于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建设，更不利于决策的民主化。很多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出现一言堂，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就是明显的例证。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以权谋私，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比较严重，容易阻碍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三）重均同而轻个性，易使企业产生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平均主义式的企业文化。

在现代企业管理内部管理机制上，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出现在许许多多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些时期某些场合。从具体行为来看有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平均，不讲业绩；讲公平，不讲效率，论资排辈，忽视能力和差异，强调共性，强调大局整体，忽视甚至故意压制个性，极大地影响优秀人才的发挥发展。

（四）重人情而轻法制，不利于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导致有法不依，制度被人扭曲的现象。

儒家具有较强的伦理性，它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从而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尤其严重的是，对人情观念的看重，会在整个企业甚至社会造成关系林立，极大地阻碍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进程。

（五）重中和而轻竞争，不利于良性竞争的发展。中庸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品德，如果把握不好尺度，一味地求“中和”，将严重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发展、进步。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绝大多数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产生积极影响，是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资源宝库。充分利用其精华是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发展的方向。但一些负面思想也已成为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企业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注释：

1《论语·卫灵公》 ○

2《论语·雍也》 ○

3《孟子·离娄上》 ○

4《论语·里仁》 ○

5《中庸》 ○

6《孟子·尽心章句下》 ○

7《孟子·公孙丑下》 ○

8《周易·乾》 ○

参考文献：

[1]《中庸大全集》，子思，雅瑟，新世界出版社，2010（1）。

[2]《儒家式现代秩序》，秋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3]《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干春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

[4]《管好员工就靠这几招》，宗权，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

[5]《儒家文化研究》，郭齐男，三聊书店，2012（1）。

[6]《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李宗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

[7]《天地人和——儒家君子思想研究》，李长泰，人民出版社，2012（1）。

[8]《儒家》，百度百科。

篇8：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意义

一、文化视野下的“数”思维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 每一种文化体系都有其独特的数字结构。”“数”不仅具有客观的特点, 并且作为人类的深层思维结构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从生活的实际出发, 数字结构和实际是同构的。不同的文化系统有着不同的数字结构。人们对世界不同的认知模式, 如功能主义、结构主义、逻辑主义等等, 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数字构造。数字系统并不是纯粹的知识, 它涉及日常生活中因决策之用而存在的知识。中国古代的数字系统高度发达, 从人自身出发的数字系统, 关涉到命运、经济、政治、社会关系、音乐等方面。

二、中国“数”思维的发展历程

中国“数”思维根植于中国文化当中, 漫长的中华文明蕴藏着丰富的“数”思维传统, 到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当中, 中国“数”思维一直不断地接受来自于另一种“数”思维的挑战, 两种“数”思维的不断融合一直在进行着。洋务运动时期, 郑观应就预见了两种“数”思维的发展趋势。“今西人由外而归中, 正所谓由博返约, 五方惧入中土, 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而折入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被精研, 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 直可操券而卜之矣。”

《易经》作为一种预测之用的书, 是先民的经验总结, 其中包含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高的智慧, 其体现为卦爻辞、其实质是数字法则的运用。这部书之所以无所不包, 就因为它是对中国“数”思维的体现。易为源头, 从中发展出了丰富的文化内容。易本身的发展也在不同的层面展开, 主要被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从“数”思维的角度, 象数义理本是一体, 没有义理的象数之学已经不是易学;没有象数的义理流于空泛, 不能得易之要旨。南怀瑾认为, 学易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可以讲理, 但要是讲数, 就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其差别就在于只有“数”才是核心, 只有“数”的体系才能包罗万象。

“自然之数, 不得而更者, 内象内数也。他皆外象外数也。”邵雍认为, 象数有内外, 自然不可更易者, 内也。如三画八卦之内是也。内谓之贞, 不得而更者谓也。其象则乾健为天, 坤顺为地之类。其数则乾一坤八, 乾九坤六之类, 他若六画, 因重之六十四卦。每一生八, 更易不定, 是谓外也。外谓之悔, 其象其数, 各因变而命之, 而不可为典要者也。由此可见, “内”与“外”区分的标准是“变”与“不变”。象数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象数于形, 数起于质, 名起于名, 意起于用。有意必有言, 有言必有象, 有象必有数。”“数”为质, 说明在“内象”与“内数”之中, 把握“内数”是关键。“内数”不仅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 同时也是归纳的最后环节和运用的初始环节。

关于“数”与“理”, 邵雍认为, “天下之数出于理, 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于术, 故失于理也。”也就是说, 对易“数”的认识不能视之为“术”, 而是要认识到数理一体, “数”背后的理才是“数”所要表达的关键。这种对理本身把握的方式是中国“数”思维的特点。邵雍把自己论述的篇章以“观物”命名, 体现了他是以自身之“心”为出发点, 观物之中也包括自身。“以物观物, 而不以我观物”既是体现其理论体系的客观性, 同时也说明其“数”正象隐藏在万物背后的规律一样, 支配着世界的变化。

这是中国“数”思维的传统时期, 直到洋务运动时期,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人开始了对另一种文化形态下的“数”思维的学习。其实这个过程是艰难的, 即便是认识到要从“数”开始才能真正把握西方文化的整体也是费了很大功夫。从“数”思维的发展来看, 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只有认识到这个新的“数”思维的本质特点, 不断地结合自身的“数”思维, 才能真正获得自身的发展。中国人近代的历史也许证明了另一种“数”思维创造的文明是完全不同于中国“数”思维创造的文明。中国人在近代的失败也许只能是两种“数”思维的一次交锋, 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看, 中国“数”思维还没有败。实际情况是, 不少当时的思想家也预见未来中国“数”思维的优势。从两种文化同等地位来看, 数思维之间的纷争还在继续, 并且也在不断融合。

从中国“数”思维的发展历程看, 中国人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学问的同时仍然没有离开其本身“数”思维的特点。明末的徐光启从传教士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学之后, 就要建立一个“度数旁通十事”的体系, 这和中国“数”思维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被现代人所批判的中国人的一大缺点, 总是喜欢把握世界的整体。

三、中国“数”思维的未来

在现代汉语中, 科学这个词就具有排他性的正确性。科学是真理的代表, 甚至科学等同于真理。西方的思想、制度在上两个世纪统治了世界, 我们很容易把西方的发展当作是正确的代名词。实质上科学技术的今天也是两种“数”思维融合的产物。

尽管当今社会逐步兴起了国学热, 但是仅仅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挑出几部经典学习, 如何能为处于高度繁忙生活中的现代人提供有益的帮助?只有穷究中国文化之精神之核心, 中国“数”思维的本质一旦被重新发现, 中国人必将树立起自信, 真正在生活中实践中国数思维, 使中国文化融入当代社会, 而不是回归到读经典当中。当我们将思维回归到活生生的人类生活现实时, 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越来越需要中国“数”思维, 未来社会也许就是要求我们同时具有运用两种“数”思维进行思考的本领。一种来自于微观的层面, 对于实际的操作技能有帮助, 一种来自于宏观的层面, 对于人类社会, 国家形势, 个人命运有一个把握能力, 也许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要运用不同的数思维方式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国荣.科学的形上维[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南怀瑾.易经杂说[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3]袁运开, 周瀚光.中国科学思想史[M].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