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

基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精选4篇）

篇1：基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

关键词：档案；权力清单；权力清单制度；普法；法制宣传教育

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档案保管机构，均应重视这一工作。并通过加强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来推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1 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是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制定与实施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必要条件

按照职权法定原则，权力清单的制定必须于法有据，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现有行政职权进行全面梳理、清理、调整。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予取消。这样，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过程中，具体从事设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工作的人员，就有一个知法、懂法、用法的问题。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完成后，不仅需要对外公布，同时还须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档案事业机构中的全体人员知晓，并遵照执行。这样，所有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档案事业机构中的全体人员，也有一个知法、懂法、用法的问题。

很难想象，一群不知法、不懂法的人，会知道哪些法律授予了我们权力；会清楚授予了我们什么权力；会明白这些档案行政权力的行使条件、范围、对象、程序；能梳理出合法、合规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会正确行使这些档案行政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是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制定与实施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必要条件。从另一个方面看，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和制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过程，也是一次难得且重要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良机。

2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对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影响

2.1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是一次专业性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首先是对档案行政权力的梳理。这些权力主要来自以《档案法》为核心的档案专业法律法规、地方档案法规、部门档案规章和各级政府制定颁布的档案规范性文件。从这个角度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自然就是一次档案专业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事实上，宣传和普及《档案法》及其相关的档案专业法律法规，一直是档案界普法和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一五”普法，正值《档案法》颁布实施，国家档案局召开了全国学习、宣传、贯彻《档案法》会议，交流学习和宣传《档案法》的情况。各地纷纷将《档案法》列入普法教育的内容之一。

“二五”普法期间，《档案法》仍然是各地普法教育的主要内容。例如：“1991年4月2日，云南省委发出了批转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的通知，在这个规划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1]

“三五”普法期间，结合《档案法》修订后重新颁布实施，各地档案部门根据国家档案局的规划，制定了本地区“三五”档案法制宣传教育规划，还有将《档案法》列入本行政区域“三五”普法规划。例如，甘肃“省档案局与省委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司法厅联合发文，将《档案法》列入我省‘三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内容”。[2]

“四五”普法期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系统“四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中要求使用《档案法实施办法释解》和《档案行政执法手册》作为专业法教材。深入开展档案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制实践活动，全面推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

“五五”普法期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系统“五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中要求，深入学习宣传《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档案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广大档案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意识。

“六五”普法期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系统“六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中要求，学习宣传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习宣传与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贯彻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深入开展档案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档案普法与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由单一的《档案法》，向《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档案法》法律体系，再向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不断拓展。但《档案法》及其与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始终是档案普法及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

按说，经过近30年的《档案法》宣传教育，档案工作者应当对《档案法》及其相关法律体系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就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多数参加调查者能正确选择出全国法制宣传日。对自己基本法律知识评价较高与一般的占比相同，总比接近90%”，但“近六成受访者错将‘国际档案日当作‘《档案法》宣传日，回答正确者大约只有四成。清楚《档案法》是行政法的人数最多，但占比不到四成”。[3]

因此，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应当与“普法”规划相结合，再进行一次档案专业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毕竟大部分档案行政权力是由《档案法》及其与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所赋予的。

2.2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是一次综合性、系统性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虽然，《档案法》及其与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了档案行政权力中的绝大部分，但作为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档案行政管理人员，同样要在宪法和行政法的框架下依法行政，受宪法和行政法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规制。从这个角度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不仅是一次档案专业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还是一次综合性、系统性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而现有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中的“共性权力”就来自档案专业法律法规之外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授权。

在多年的普法与档案法制宣传教育中，我们将重点放在《档案法》及其法律体系上是必要的，但从整体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来看，显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一五”普法规划）中，就将普法基本内容规定为：我国的宪法、刑法等“十法一条例”的法律常识的学习和普及。

1991年，全国“二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的学习教育。其中专业法如：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法、食品卫生法等，各部门、各系统要根据业务工作需要，有重点地学习同工作、生产相关的法律知识。

1996年，全国“三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以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为重点内容。重点了解和掌握宪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以及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行政执法人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法律素质，秉公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001年，全国“四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宣传与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法律知识，宣传与维护社会稳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社会发展迫切要求普及的各项法律法规。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努力实现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

2006年，全国“五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宣传宪法，宣传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宣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法律法规。

2011年，全国“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入学习宣传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

由此，可以看出，全国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由具体的某一法律、某些法律，向部门法、专业法，再向法律部门、法律体系不断拓展。这一点，在全国档案系统“四五”“五五”“六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越来越综合、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宏观。仅仅了解或熟悉一两部或者少数几部法律，只了解或熟悉与本行业、本专业、本领域相关的行业法和部门法，已经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依法行政与法制社会建设的需要。因此，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是一次难得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

3 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开展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的思路

3.1 全员参与。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工作中，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制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只是涉及一两位档案行政管理机关领导者，或者是具体承担这项工作部门的事，与己无关。事实上，由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涉及档案行政管理和档案实物管理的方方面面，进而涉及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具有档案行政管理权限的事业单位及其全体工作人员。而从近期的一个档案工作者“普法”及档案法制教育情况调查结果来看，虽然“无论是对基本法律知识‘几乎都不了解的人；或搞不清，或搞错《档案法》属于哪一类法的人；无论是搞不清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哪一天的人，还是记不得《档案法》宣传日日期的人；无论是表示没有接受过普法教育的人，还是‘觉得法律没用的人；都说明法制和档案法制宣传存在死角和盲区。从这些人的占比数来看，有大有小，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将这一比例用在全国十几万档案工作者身上，其绝对值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4]

这些人一旦在具有档案行政权力的岗位上，运用档案行政权力，就可能产生错误，给档案事业造成损失。因此，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开展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坚持全员参与的原则，让所有档案工作者都参与到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中。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继续进行普法教育，加大普法教育的力度与持续性，直到消除法制死角与盲区，进而提高全体档案工作者的法制意识与法制能力”。[5]

3.2 系统学习。系统学习，就是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开展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中，全面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包括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方面的法律。

学习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包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税、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和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环境和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进科技进步、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学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土地征收征用与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抗灾救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学习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信访、投诉、调解等相关法律法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文艺、网络电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

学习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包括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和廉政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条规。

系统学习有关法律是因为档案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档案行政管理也同样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法律中的有关档案方面的规定，既是档案行政权力的范围，也是档案行政权力的边界，还是档案行政管理的职责所在。同时，更是档案行政管理依法行政、合法行政、善于行政的必备法律素养。档案行政管理要真正做好依法行政，完全落实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职责，按章办事，系统学习与熟知这些有关法律是必不可少的。

3.3 突出重点。面对庞大的法律体系，要求所有档案人员都进行全面深入的学习与熟知是很困难的。这就要求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开展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中，突出重点，有所侧重。重点应当是：其一，作为公民必须遵循的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其二，作为档案工作者必须遵循的与档案工作相关的《档案法》及其相关法律；其三，作为档案行政管理人员必须遵循并执行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与依法行政相关的行政法。还应当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的档案工作岗位的特点，开展与之相关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以增强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3.4 注重实效。注重实效，就是要围绕提高全体档案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提高档案工作的法治化管理水平，推动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工作环境形成的档案普法和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目标，坚持档案法制宣传教育与档案法治实践相结合。对于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档案法治实践来说，就是用档案普法和档案法制宣传教育引导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与实施，加强档案普法和档案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与档案事业的依法治理。

参考文献：

[1]刘卫邦.云南把《档案法》纳入普法规划[J].档案工作，1991（8）：28.

[2]兰台普法十三秋——甘肃省档案法制工作综述之一[J].档案，2000（4）：34～35.

篇2：基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

关键词：法制政府建设；“三定”方案；档案；行政权力；权力清单

吴雁平在《档案管理》2015年第6期发表的《论建立和推行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认为：“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行政权力亦由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三定方案等规范性文件规定。”[1]同时，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过程中，各级人民政府关于同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三定”方案，作为档案行政权力的依据，频频出现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颁布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与实施依据当中。

但从法制政府建设的角度，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笔者认为依据不属于法律法规范畴，由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同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三定”方案，来制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并不妥当，有一定的局限性。这里提出来与吴雁平商讨。

1 “三定”方案与权力清单概述

1.1 “三定”方案

所谓“三定”方案，亦称“三定”规定，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机构编制委员会为规范同级政府各职能部门职能配置（单位有些什么权力和职责）、机构设置（单位的性质，如行政、事业等）和人员编制（单位各种编制的人数，内设机构数，领导职数等），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简称“三定”，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

“三定”历来都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由同级人民政府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政府机构的设立必须确定是干什么事情的，有哪些内设机构，内设机构的职责是什么，部门有多少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等。

1.2 权力清单

所谓权力清单制度，一般是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把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对每项权能进行细化后制成“清单”，并详细说明每项行政权的职能定位、管理权限、操作流程等。而权力清单则是指各级政府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授权，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以清单方式列举汇总出来的关于职能、权限、权力数量、种类、运行程序、适用条件、行使边界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或文件。

2 “三定”方案与制定权力清单关系认识的演进

2.1 依据

在推行权力清单之初，无论是理论界的学术讨论与研究，还是实务界的工作实践与应用，“三定”方案均与法律法规一道作为制定权力清单的依据。

在学术界，有学者认为：“行使政府职能所具有的责任，通常来自法律的原则规定、‘三定'规定中的规定；行政职权是从职责中梳理出来的，在法律条文中一般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要先明确职责是什么，再从职责中梳理出权力。”[2]也有学者认为：“三定”规定就是“党政群机关每一个工作部门的权力清单与权力运行图”。[3]

在实务界，不仅认为“三定”方案是梳理权力清单的依据，比如，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的公布中，就认为“权力清单制度是指政府及其各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和‘三定'方案，梳理和界定政府权力边界，并按照行权基本要素，将梳理出来的权力事项进行规范化，以列表清单形式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自觉促进依法行政的实践活动”，[4]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执行与操作的，比如，2006年最早实施权力清单制度的河北省要求：“全省各级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三定'方案，对所行使的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审核。”[5]部门权力清单“原则上以法律法规规章、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机构编制‘三定'规定为依据，没有合法依据的，不纳入编制范围，原则上予以取消”。[6]

至今多数省、市仍然将“三定”方案作为制定权力清单的依据。如《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清理行政权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三定'规定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本部门实施的行政权力全面摸清底数，做到不漏项、不留死角，并分门别类进行梳理，逐项列出名称、实施依据、行使主体等，形成权力清单。”[7]《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部门职权清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工作的实施意见》中要求：“各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对本部门现有职责和权力事项进行认真梳理。”[8]《济南市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实施方案》中要求：“按照谁行使、谁清理的原则，市、县（市）区各部门（单位）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规范性文件，部门‘三定'规定等，对现有行政权力事项（截至2014年8月31日）进行全面梳理。”[9]哈尔滨市权力清单中的行政权力事项，就是“严格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和部门‘三定'规定确定的行政机关的职责为依据”。[10]同时，一些省、市更是直接由编制管理部门来承办这项工作。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自治区编办，具体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实施。”[11]济南市政府成立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编办”，[12]并要求“各县（市）区也要建立相应工作机制，统筹负责该项工作”。[13]

在档案界也是如此。最典型的要数广东省档案局。其公布的86项行政权力事项中，有46项的实施依据就包括《印发广东省档案局（馆）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粤机编〔2011〕7号），占到了全部档案行政权力事项的一半以上（53.49%）。

2.2 融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推进，一些地区或单位将“三定”方案和行政权力清单并列或融合起来使用。“按照‘三定'方案和部门行政权力清单规定的相关职能、依据、权限和流程等履行职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14]同时，逐一厘清与行政职权相对应的责任事项，明确责任主体，健全问责机制，“在权力清单基础上结合职能职责‘三定'方案，提出本单位责任清单”，[15]并向社会公布。也有人提出，应当“把权力清单运用与机构改革部门‘三定'规定的修订工作相结合，使权力清单这一核心要素成为编制资源有增有减的法定依据，就是说权力清单的增减决定部门编制数额的增减”。[16]这方面，一些城市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如，南京市探索将权力清单的成果作为政府转变职能、“三定”规定的核心内容，“明确规定权力清单、职责清单作为部门‘三定'的组成部分向社会公布”。[17]再比如，六安市将清单建设成果与“三定”有机结合，分类列出外部权力、内部权力、公共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事项清单，依据分类定性、清单定量，破解编制管理有定性无定量，编制配备有数量无标准的难题。[18]

2.3 质疑

对于这种将“三定”方案作为制定权力清单的做法，亦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质疑，指出：“现在的权力清单，是行政部门自己做的，把各种法律规章规定的部门职权罗列在一起，其中有一些并无法律依据，而是根据‘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来的。”[19]由于“三定”方案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20]从权由法定的原则看，依照“三定”方案设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并不妥当。

2.4 清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以保证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依法定职责、法定职权、法定程序行政。“今后就不能够再根据‘三定'方案来规定政府权力清单了，也不能由行政机关自己来制定”，[21]而是“要求通过严格意义上的立法，而不由行政机关自己来制定所谓的‘三定'方案、‘三定'办法以及自己来制定‘权力清单'‘权力运作流程'等规则来行政”。 [22]

3 依据“三定”方案制定权力清单的缘由

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具体到某一级政府或某一级政府所属部门，抑或政府所属部门的某一内部机构的具体行政权力，应该由什么法来授予呢？回答是：应该由行政组织法来授予。

行政组织法主要涉及行政组织的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行政机构的设置、行政编制管理制度、公务员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的主体形式等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设定权力、分配权力和调整权力。

我国目前已有的行政组织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既然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组织法授予，而且我国也有行政组织法，为什么还要在制定权力清单时，将不属于法律法规范畴的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三定”方案作为依据？原因是我国的行政组织法不够完备。这也是依据“三定”方案制定权力清单的缘由。

3.1 行政组织立法不够系统、完备

在中央行政组织立法方面，除了《国务院组织法》外，缺乏对国务院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的特设机构等的法律规定，在相关法律中缺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组织和职权的规范，使有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组织的设定和职权的划分与行使缺乏严格的依据。在地方行政机关组织立法方面，除了《地方组织法》外，缺乏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的法律规定。[23]

3.2 已有的行政机关组织立法不够完善

现有的行政机关组织法未能对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权限、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运行原则作出明确的、科学的法律界定。有的立法内容过于简单、粗疏：如《国务院组织法》；有的立法内容过于庞杂：如《地方组织法》；有的立法不尽正式，且缺乏应有的法律效力：如“三定”规定。有的立法缺乏有效的监督条款，不仅没有违法责任，而且没有监督机构；有的立法规定不够科学、规范，比如将“职能”和“权限”笼统规定在一条中，导致职能与权限不明。[24]

3.3 已有的行政机关组织立法不能适应法制政府建设的需要

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行使缺乏科学的职能配置和严格的程序规定。由于地方政府的层次不同，因此，不同层级地方人民政府之间的情况、特点和问题不同。因此，不同层级地方人民政府之间的管理职能的内容和范围，应允许有较大的差异。而现行的《地方组织法》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使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上没有区别。[25]

3.4 已有的行政机关组织法与专门法律间存在不协调

除了上述行政机关组织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之外，现行行政机关组织法与专门法律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甚至矛盾冲突的地方。比如，《档案法》中规定了从国家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到县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同时也规定了企业、事业机构及乡以下行政机构档案工作者的职责，同时也规定了综合档案馆及专业档案馆的职责，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在行政组织法调整的范围之内，与现行行政机构组织法存在冲突。而地方各级制定“三定”方案时也存在与《档案法》不相协调的地方，将地方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划入非行政的公益一类就是一例。

4 结语

综上，我们应当清楚“三定”方案不是法律法规，最多可以算作规范性文件。从建设法制政府的视角，严格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是不可以作为制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依据的。现在的做法，只是在目前我国行政组织机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情况下的一种权宜行为。

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法制政府，需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真正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以及“法定职权职责依法为”。因此，针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以及行政组织法律化程度较低的现实状况，推动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组织法律制度以及行政责任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完善是当务之急和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吴雁平.论建立和推行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J].档案管理，2015（0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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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卫民.政府部门“三定”规定执行评估研究[D].苏州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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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13]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J].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2014（17）：23～31.

[10]记者 陈程.5026项行政权力置于阳光下[N]. 哈尔滨日报，2015-03-31001.

[1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各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意见[J].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2015（04）：13～16.

[14]山东省工商局 张道前.“六个强化”提升网络监管法治化水平[N].中国工商报，2015-03-10003.

[15]记者 刘娇.行政权力行使和网上平台录入同步运行[N]. 攀枝花日报，2015-08-22002.

[16]杨华涛.浅议权力清单制度[J].机构与行政，2014（07）：15～16.

[17]南京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5（07）：24～26.

[18]吴鹏，曹宝於.两单一表三配套 协同推进放管服——安徽构建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权责清单体系[J]. 决策，2015（12）：104～105.

[19][21]栖灵，姜明安.以职权责任法治化限制政府权力[J].中国领导科学，2014（09）：37.

[20]包来福.论煤矿生产行业行政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法制与经济，2014（14）：130～131+134.

[22]黄学贤.法治政府的内在特征及其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解读[J].江苏社会科学，2015（01）：1～8.

篇3：论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关键词：档案行政权力；档案行政职权；权力清单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强调：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权力清单制度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也必然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因此，本文就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做一下初步的探讨。

1 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

1.1 公共性。公共性是行政权力区别于一般权力的最主要的特征。行政权力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它的运作集中体现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为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行政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行政权力的设置和行使，是要通过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导向，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如果以权谋私，那就偏离了行政权力行使的目的。”[1]

1.2 强制性。行政权力是国家力量的象征。行政权力以其强制性保证体现公共利益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得到落实。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制性地推行政令，强制性成了行政权力有效地执行国家意志的显著特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应抵制或违抗，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制裁。“行政权力行使是以国家强制力或暴力的威慑为后盾的，它所推行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是行政客体必须接受的。”[2]正是这种强制性使行政权力所制定的各种行政法规、计划、政策、命令等，对全社会都具有普遍的约束性和权威性。

1.3 有限性。行政权力是有限的，“行政权有限性是指根据行政权的性质和特征，行政权应当是有限的，行政权必须以公民权利为界限，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3]对于国家行政机关来说，行政权力也是必须履行的职责和义务。行政权力的这种职责和义务的统一性决定了它必须受宪法、法律法规的约束和社会监督。未经法律授权，国家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增加职权，否则就是乱作为，即“法无授权不可为”。如果国家行政机关放弃对行政权力的行使或消极应对则是不作为，同样也属于违法，即“法定职责必须为”。

1.4 膨胀性。从行政权力的增长趋势来看，行政权力具有明显的膨胀性。“行政权力的自我膨胀导源于行政权力的自身结构、行政权力的性质以及行政权力客体的状况。行政权力的运动是自上而下的放射状结构，且每经过一层中介，其放射都要扩大一定的范围；而各级权力行使者又常常产生扩大权力的本能冲动，这就使行政权力具有一种无限延伸的动力。”[4]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国家行政机构管理的社会事务会不断增多，行政权力的作用范围也就不断扩大，行政权力必然要随之增大。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行政权力的扩张就难以避免。这一特性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权力的自然增长。这是由行政权力的结构功能正向发展所决定的，属正常状态。二是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属异常现象。

通过上述特征分析表明，行政权力在贯彻国家意志的同时，很容易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也容易出现腐败、低效、不作为、乱作为等异化现象。只有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才能有效避免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与膨胀，保证其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规范运行，使其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作用。

2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主要特点

基于行政权力的特征，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2.1 合法性。由于档案行政权力是由法律授予的，那么制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时就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设立、运行、监督、评价及调整，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开展，不能突破法律限制进行法外行政。其一，档案行政权力要合法。即档案行政职权必须由法律授权规定，档案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即职权法定、越权无效。其二，行使档案行政权力的程序合法。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使档案行政权力的过程，应符合法定程序，以避免违法或不当的档案行政行为。

2.2 约束性。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规范的是档案行政权力，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之内的行政权力是必须履行到位的职责，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不能“缺位”不作为；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之外的，原则上是属于社会和公民的活动范畴，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绝对不能“越位”乱作为。对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来说是“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缺位”不作为与“越位”乱作为都属违法行为，因此，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具有约束性，只有刚性的法律约束才能使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一旦制定公布，就将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产生强制约束力，如果违反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规定，滥用档案行政权力，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3 公开性。列出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不能密而不发，不能只向内部公开，也不能部分地公开档案行政权力，而是除极少需要保密的事项外，要全面向社会公开档案行政管理的各项档案行政权力的内容、运行程序、执行主体、责任追究机制、目标结果，等等。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本身也体现着公开性。“权力清单应体现出及时性与公开性，即权力清单中的诸要素，诸如权力范围、行使过程、完整性、准确性等，要以特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保证社会公众能够及时、便捷地获知权力清单的内容。这是对权力清单程序性与及时性的综合要求，更是对权力清单公开的主动性要求。”[5]

2.4 双重性。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具有双重性功能。一方面，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对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来说，界定了档案行政权力的边界，划定了档案行政权力活动的范围。可以有助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树立档案行政权力的边界意识和范围概念，清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另一方面，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对于档案行政相对人来说，它可以方便档案行政相对人了解档案行政权力运行过程，获取档案行政管理有关信息，还可以加强档案行政相对人依据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

3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主要内容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3.1 “清权”——全面梳理档案行政职权。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方案的规定，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进行全面清理，将每一项职责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权力事项，逐条逐项分类登记，确保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对于梳理出来的档案行政职权事项，规范列明职权名称、实施依据、承办机构等。同时，开展部门履职分析，重点是部门职能是否全面正确高效履行、履职方式是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履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

3.2 “减权”——简政下放档案行政职权。在梳理档案行政职权的基础上，对每一项档案行政职权的法律依据、行使程序、运行绩效情况进行科学评估，按照“职权法定、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大力削减不合法、不合时宜的档案行政权力事项。其一，职权取消。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以及部门自行设定的职权予以取消。其二，职权转移。对档案行政相对人有关档案事务水平能力的评价、认定，以及相关从业资格、资质类管理，原则上交由第三方实施或由社会组织自律管理。其三，职权下放。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档案事务事项，应当下放。

3.3 “确权”——确定规范档案行政职权。在梳理档案行政职权的基础上，确立认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方案规定的档案行政职权，按照规范化的要求构建档案行政权力列表清单目录，制定相应的档案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法定依据等，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行政权力和责任与档案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清清楚楚地规定下来，让档案行政管理双方都明白各自权益与办事流程。

3.4 “晒权”——公开公布档案行政职权。就是公开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操作规程和流程图，将确权后的档案行政权力，编制成《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内容包括档案行政权力名称、法定依据、责任部门、运行流程图等具体事项，并以各种形式对外公布，如在门户网站公示、在办公大厅张贴，等等，主动接受档案行政相对人的监督。同时，根据档案行政权力运行的实际效果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对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及运行流程进行动态调整。

3.5 “制权”——强化监督档案行政职权。强化档案行政权力运行监督，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构建内部监督体系。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明确考核和问责的主体、范围、程序，切实防止不作为和乱作为。并且确保在部门或个人发生超越档案行政清单擅权、违法违规行使权力、不作为等问题时，能够受到及时查处和追责。其二，搭建外部监督体系。构建适时稳定的测评机制和及时归纳来自社会各界反馈的机制，通过网络评廉、召开服务对象座谈会、向服务对象发放征求意见表，或者聘请社会监督员，定期听取意见建议等形式强化外部监督。

4 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4.1 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实现档案行政管理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依法治档、依法行政一直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努力的方向。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推进依法治档、依法行政，有利于推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明晰自身权责、全面正确履行档案行政管理职能。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首要工作就是厘清档案行政管理权责边界，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根据实际提供的档案事务服务内容，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现有的档案行政职权进行系统梳理，以清单的形式明确其职权范围、运行程序、责任大小，从而让每个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都知晓自身到底有哪些档案行政权力，如何行使，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样就有利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更好地“定责”“明责”，履行职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职责交叉、相互推诿等问题；发现“缺位”“越位”的情况，克服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档案行政管理效能。以清单形式对各项档案行政权力的边界进行明确规定，不仅对档案行政权力越界行为有了制约、监督、查办、惩处的明确标准，有效减少档案行政权力越界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而且也给包括档案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在边界之内和底线之上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利于档案行政相对人遵守档案法规和档案行政管理依法行政。

4.2 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加强社会监督制止权力滥用行为的重要工作。“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6]“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虽然档案行政权力相对较弱，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并不多见，但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滥用档案行政权力，“越位”“缺位”的现象并不少见，档案行政管理“由于没有边界意识和清晰的边界，导致档案行政管理的‘越位‘缺位现象经常发生”， [8]“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管理职能权限不够清晰，职能严重错位、越位等现象”，[9]“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错位‘缺位‘越位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10]

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依据法律规定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档案事务服务的实际内容划定档案行政权力范围，明确档案行政权力的空间、运行程序，使档案行政权力有法有据、流程清楚、公开透明，有利于将档案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消除各种于法无据的档案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为，从源头上压缩档案行政权力寻租空间，防止档案行政权力滥用。档案行政权力范围的划定，使得某个档案行政权力岗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都清清楚楚，一旦越界便是“越位”，如果是不作为，那就是“缺位”失职，都会受到相应的问责与惩罚。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让档案行政相对人知晓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职权内容、行使程序，使档案行政权力的运行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这就严格限制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务人员行使档案行政权力的自由度，对档案行政权力行使者起到监督和警戒制裁的威慑力。

4.3 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维护档案行政相对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维护档案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我国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让渡，政府为人民服务是天职，人民的利益至上，政府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1]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的档案行政权力是人民让渡给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代为行使的公共权力。因而档案行政相对人对档案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知情权、监督权。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其目的就是打开档案行政权力封闭运行的“黑箱”，将档案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公之于众，让档案行政权力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使档案行政管理事务成为透明公开的阳光行政。因此，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就是让档案行政权力执行的内容、范围、程序、结果公开。让档案行政相对人了解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到底有哪些档案行政权力，其档案行政权力是如何行使的，这有利于维护档案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依法满足档案行政相对人的种种权利诉求。

*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依法治档研究》（项目编号：13BTQ068）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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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鹤鸣.关于做好我市“五五”档案普法的几点思考[J].档案与建设，2007（11）：25～26.

篇4：基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

关键词：档案；行政权力；权力清单；非权力清单

1 “非权力清单”的提出

“非权力清单”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在理论层面，2014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在谈到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时认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进程中，须坚持以人为本、公开透明、服务便民、权责统一等原则，同时还宜梳理并公开“非权力清单”，使得非权力行为也能与权力行为配套协调地依法行使，全面发挥出清单制度的应有功效，助推法治政府和服务性政府建设。[1]首次提出了“非权力清单”。“非权力清单”的提法首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实践层面，同年8月，《机构与行政》上发表的《山东省部署推行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工作采访实录》一文中，滨州市编办的同志谈道：“要尽快梳理并公开‘非权力清单。例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服务、行政信息等非权力行政方式的适用范围和行使要求，使得非权力行为也能与权力行为配套协调地依法行使，全面发挥出清单制度的应有功效。”[2]“非权力清单”开始成为各地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中的工作内容之一。

那么，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时，如何区分“权力清单”与“非权力清单”？现有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中是否包含“非权力清单”？将“非权力清单”一并列入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是否合理与必要？笔者谈几点个人见解。

2 “权力清单”与“非权力清单”的界分

2.1 “权力清单”与行政行为的关系。要搞清“权力清单”与“非权力清单”的划分，首先要理清“权力清单”与行政行为的关系。对此，学者罗亚苍在《权力清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张力、本质、局限及其克服》一文中有专门的论述。罗亚苍指出：行政行为承载行政权力。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外在载体，可以通过规范行政行为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目的。[3]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阐述。认为：在理论层面上，一是行政权力内涵界限难以清晰界定，二是行政权力与行政职能、行政职权的内涵和界限不易界分；在实践层面上，行政行为和行政权力不能剥离。[4]理论上看，行政行为、行政权力和行政职权含混夹杂在一起，都是综合性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互用或者混用。这种情况下，要对行政权力的内涵进行准确界定，并让所有人信服，不仅难度非常之大，某种程度上讲根本就难以进行，“因而直接编织关住行政权力的‘制度笼子并不可行”。[5]同时，从行政实践上看，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相伴相随，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载体，“无形的”行政权力只有通过“有形的”行政行为来体现；静止状态的权力不具有危害的现实性，运动状态的权力才是利害并行的“双刃剑”；行政权力数量的多少和有无通过行政行为外化出来，行政行为的效力直接反映行政权力的运行效果，无权或不正当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应属无效，反之行政行为无效、被撤销等意味着行政权力越位、失位、越界，因而规范行政行为是约束行政权力的最好抓手，通过规范行政行为，以间接方式达到规范行政权力的直接效果。[6]并从各地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实践中得出结论：权力清单的本质是，将行政权力置换为行政行为，按行政行为类型规范行政权力类型，名为行政权力清单实为行政行为清单。[7]

2.2 通过行政行为划分来区分“权力清单”与“非权力清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将行政行为划分为权力行政行为和非权力行政行为，就能够将“权力清单”与“非权力清单”区分开来。

好在学界对权力行政行为和非权力行政行为已有研究与讨论，为我们划分权力行政行为和非权力行政行为提供了便利。在法学界，有学者将权力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以单方意志运用行政权力作用于行政相对人并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政活动方式”，[8]包括行政立法（如制定规章、制定规范性文件）、行政执法（如行政处罚、行政决定、行政确定、行政许可、行政裁定、行政处理、行政征收）、行政司法（如行政复议、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仲裁）等行政行为。另有学者将非权力行政行为定义为：“由一定的行政主体依其职责权限主动发出的，不以强制行政相对人服从、接受，谋求相对人同意，以有效地实现行政目的之行为”，[9]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行政调查、行政公示、行政资助（扶助、补助）、政府采购、行政经营、行政出让（拍卖）、公共设施建设（开发）与提供服务，以及在狭义行政指导范畴之外的非拘束性行政计划，等等。[10]

按照上述权力行政行为和非权力行政行为的划分，对照各地业已公布的“权力清单”中的权力类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将这些权力划入“权力清单”与“非权力清单”。

3 现有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中70%包含“非权力清单”

实际工作中，已经公开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中，是否包含有“非权力清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已经公开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中的权力类型进行归纳梳理。鉴于全国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众多，难以将全部已经公开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一一归纳统计，仅以《档案管理》杂志发表的《部分省份省级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实证分析》[11]《全国副省级市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实证分析》[12]《市县级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实证分析》[13]三篇文章中列举的浙江省档案局、安徽省档案局、福建省档案局、广东省档案局、贵州省档案局（省地方志办、省档案馆）、河北省档案局、湖南省档案局、江苏省档案局、山东省档案局、长春市档案局、大连市档案局、杭州市档案局、南京市档案局、宁波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局、深圳市档案局、成都市档案局、济南市档案局、嘉兴市档案局、兰州市档案局、吕梁市档案局、马鞍山市档案局、南昌市档案局、沈阳市档案局、苏州市档案局、武汉市档案局、广元市档案局、烟台市档案局、岳阳市档案局、富阳市档案局、即墨市档案馆、灵山县档案局、浏阳市市志档案局、南安市市志档案局、南平市档案局、浦江县档案局、莘县档案局、万年县档案局、祥云县档案局、孝义市档案馆、永兴县档案局41个省、市、县三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公布的权力清单做一归纳整理。整理结果见表-1。

统计结果显示，41个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使用的权力事项有16种。其中权力类的权力事项11种；非权力类的权力事项4种；既包含权力事项，又包含非权力事项的1种。

权力类的权力事项中，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使用最少的是行政备案，只涉及2个单位；使用最多的是行政处罚，涉及39个单位；平均每个权力事项涉及13个单位。

非权力类的权力事项中，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使用最少的是行政规划和行政指导，各涉及2个单位；使用最多的是行政奖励，涉及22个单位；共有29个单位设置有非权力事项，占全部41个机构的70.73%。其中除一个单位设置2项非权力事项外，其他28个单位均只设有一项非权力事项。平均每个非权力事项涉及8个单位。

所有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均设有其他职权、其他权力或其他。由于其他职权中包含权力事项，也包括非权力事项，统计时没有计入权力清单或非权力清单两类中的任何一类。

从表-1显示出的情况可以看出：

第一，上述41个省、市、县三级档案行政机关已经公布的权力清单中有权力事项，也包括非权力事项。

第二，上述41个省、市、县三级档案行政机关中，约70%公布的权力清单中包含有非权力事项，占大多数，但有1/3左右的单位没有将非权力型行政事项纳入权力清单。

第三，权力事项远多于非权力事项。这表明省、市、县三级档案行政机关，普遍更关注档案行政权力事项的梳理。

第四，各类权力涉及的档案行政机关数量多少不一。说明各地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对自己拥有什么权力，负有什么责任，并无明确、统一的认识。

第五，其他职权中包含权力事项，也包括非权力事项。其中多数明显可以划入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列出的26种明确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登记、行政许可、行政批准、行政命令、行政复议、行政撤销、行政检查、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补偿、行政执行、行政受理、行政给付、行政征用、行政征购、行政征收、行政划拨、行政规划、行政救助、行政协助、行政允诺、行政监督），却被笼统地划入“其他”权力事项。表明一些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制定权力工作中，对档案行政管理活动中可能产生的档案行政行为并不十分清楚，或者是不清楚如何将具体的档案行政行为与当地设定的权力类型对接和归类。

4 “非权力清单”列入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将“非权力清单”一并列入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是否合理与必要呢？笔者认为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4.1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实质是档案行政行为清单。推行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厘清档案行政权力的边界，约束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通过约束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达到约束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权力扩张与滥用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无论是权力型档案行政行为，还是非权力型档案行政行为，都在约束的范围之内；无论是权力型事项，还是非权力型事项，都应当列入“清单”。

4.2 一切行政行为均具有权力性。一切行政行为不论是否具有强制性，都来自国家法律的授权，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虽然，非权力行政行为与权力行政行为相比，不具有强制性，但这种行政行为实质上仍然具有权力性。只是这种权力性体现的是该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强制性。

4.3 “权力清单”与“非权力清单”是为了划清档案行政行为的边界。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为的是明确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有权做什么。因此，将所有我们有权做的事项，不论是“权力事项”与“非权力事项”一并列入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是必要的。

4.4 “非权力清单”，重在明晰档案行政行为的属性。提出“非权力清单”，更多是一个理论和观念问题，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档案行政行为分为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两种，不是所有档案行政行为都具有强制性。更不能误认为只要列入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事项，档案行政管理相对人就必须遵从。提出“非权力清单”也是必要的。

4.5 “权力清单”与“非权力清单”两单合一，更为可行。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建立“权力清单”，还是建立“非权力清单”，都需要花费精力、物力、人力和财力，按照节简、高效的要求，没必要在建立“权力清单”的同时，再另行制定“非权力清单”。只需将“非权力事项”一并列入“权力清单”，并同时公布即可。这样做更为可行。

5 结语

2016年，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3月印发的《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市县两级政府要在年底完成权力清单工作。

对于没开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应当注意防止只注重权力型权力事项的梳理，不重视非权力型权力事项梳理的倾向，将“权力清单”和“非权力清单”两单一并梳理，同步建立，同时公布。

对于那些已经完成“权力清单”制度建立，已经公布“权力清单”的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应当尽快梳理“非权力清单”，修改补充到已经公开的“权力清单”之中，“使得非权力行为也能与权力行为配套协调地依法行使，全面发挥出清单制度的应有功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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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