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明清时期西方文化汉译特点的论文

概论明清时期西方文化汉译特点的论文（通用5篇）

篇1：概论明清时期西方文化汉译特点的论文

我国明清时期的茶文化呈现的特点

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发展史上，元明清也是一个重要阶段，无论是在茶叶的消费和生产，还是在饮茶技艺的水平、特色等各个方面，发着令人陶醉的文化魅力。特别是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阶层(大小城市的茶馆、茶楼)，各种茶文化不仅继续在宫廷、宗教、文人士大夫等阶层中延续和发展，茶文化的精神也进一步植根于广大民众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

明清时已经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应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微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

不得不提一提元代，虽然元代由于历史的短暂与局限，没能呈现文化的辉煌，但在茶学和茶文化然继续唐宋以来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发展创新。元代已开始出现散茶。饼茶主要为皇室宫廷所用，民间则以散茶为主。由于散茶的普及流行，茶叶的加工制作开始出现炒青技术，花茶的加工制作也形成完整系统。汉蒙饮食文化交流，还形成具蒙古特色的饮茶方式，开始出现泡茶方式，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这些为明代炒青散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是其一。

一、明代

明代饮茶风气鼎盛，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又一个兴盛期的开始，其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饮茶方法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历史上正式以国家法令形式，废除团茶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十六日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从此向皇室进贡的只要芽叶形的蒸青散茶。皇室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自然蔚然成风，并且将煎煮法改为随冲泡随饮用的冲泡法，这是饮茶方法上的一次革新，从此改变了我国千古相沿成习的饮茶法。这种冲泡法，对于茶叶加工技术的进步，如改进蒸青技术、产生炒青技术等，以及花茶、乌龙茶、红茶等茶类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泡茶简便、茶类众多.烹点茶叶一大嗜好，饮茶之风更为普及。

二是形成紫砂茶具的发展高峰。紫砂茶具始于宋代，到了明代，由于横贯各文化领域溯流的影响，文化人的积极参与和倡导、紫砂制造业水平提高和即时冲泡的散茶流行等多种原因，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宜兴紫砂茶具的制作，相传始于明代正德年间，当时宜兴东南有座金沙寺，寺中有位被尊为金沙僧的和尚，平生嗜茶，他选取当地产的紫砂细砂，用手捏成圆坯，安上盖、柄、嘴，经窑中焙烧，制成了中国最早的紫砂壶。此后，有个叫龚(供)春的家僮跟随主人到金沙寺侍卖，他巧仿老僧，学会了制壶技艺，所制壶被后人称为“供春壶”，视为珍品，有“供春之壶，胜如白玉”之说。供春也被称为紫砂壶真正意义上的鼻祖，第一位制壶大师。到明万历年间，出现了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家”，后又出现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大壶中妙手”。当时有许多篇名文人都在宜兴定制紫砂壶，还题刻诗画在壶上，他们的文化品味精和艺术鉴赏也直接左右着制壶匠们，如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著名文学家赵宦光等，都在宜兴定制且题刻过。

明代人崇尚紫砂壶几近狂热的程度.“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周容《宜瓷壶记》)，“一壶重不数两，价值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可见明人对紫砂壶的喜爱之深。

三是为茶著书立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是最早为茶著书立说的国家，明代达到又一个兴盛期，而且形成鲜明特色。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于1440年前后编写《茶谱》一书，对饮茶之人、饮茶之环境、饮茶之方法、饮茶之礼仪等作了详细的介绍。陆树声在《茶寮记》中，提倡于小园之中，设立茶室，有茶灶、茶护，窗明几净，颇有远俗雅意，强调的是自然和谐美。张源《茶录》中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句话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茶道真谛。明代茶书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整理、阐述和开发，创造性和突出贡献在于全面展示明代茶业、茶政空前发展和中国茶文化继往开来的崭新局面，其成果一直影响至今。明代在茶文化艺术方而的成就也较大，除了茶片、茶画外，还产生众多的茶歌、茶戏，有几首反映茶农疾苦、讥讽时政的茶诗，历史价值颇高，如高启的《采茶词》等。

二、清代

清代沿承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现念，其茶文化的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形成了更为讲究的饮茶风尚。清朝满族祖先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猎民族，肉食为主，进人北京成为统治者后，养尊处优，需要消化功效大的茶叶饮料。于是普洱茶，女儿茶、普洱茶膏等，深受帝王、后妃、吃皇粮的贵族们喜爱，有的用于泡饮，有的用于熬煮奶茶。嗜茶如命的乾隆皇帝，一生与茶结缘，品茶鉴水有许多独到之处，也是历代帝王中写作茶诗最多的一个，晚年退位后，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悠闲品茶。民间大众饮茶方法的讲究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摄泡”。当时，人们泡茶时，茶壶、茶怀要用开水洗涤，并用干净布擦干，茶杯中的茶渣必须先倒掉，然后再斟。闽粤地区民间，嗜饮功夫茶者甚众，故精于此“茶道”之人亦多。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市场上有六大茶类出售，人们已不再单饮一种茶类，而是根据各地风俗习惯选用不同茶类，如江浙一带人，大都饮绿茶，北方人喜欢喝花茶或绿茶。不同地区、民族的茶习俗也因此形成。

二是茶叶外销的历史高峰形成。清朝初期，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量从我国运销茶叶，使我国茶叶向海外的输出猛增。茶叶的输出常伴以茶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英国在16世纪从中国输入茶叶后，茶饮逐渐普及，并形成了特有饮茶风俗，讲究冲泡技艺和礼节，其中有很多中国茶礼的痕迹。早期俄罗斯文艺作品中有众多的茶宴茶礼的场景描写，这也是我国茶文化在早期俄罗斯民众生话中的反映。

三是茶文化开始成为小说描写对象。诗文、歌舞、戏曲等文艺形式中描绘“茶”的内容很多。在众多小说话本中，茶文化的内容也得到充分展现。“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红楼梦》中言及茶的多达260多处，咏茶诗词(联句)有10多首，它所载形形色色的饮茶方式、丰富多彩的名茶品种、珍奇的古玩茶具讲究非凡的沏茶用水是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记述和描绘最全面的。它集明后期至清代200多年间各类饮茶文化之大成，形象地再现当时上至皇室官宦、文人学士，下至平民百姓的饮茶风俗。

清末至新中国建立前的100多年，资本主义入侵，战争频繁，社会**，传统的中国茶文化日渐衰微，饮茶之道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逐渐趋于简化，但这并非是中国茶文化的完结。从总趋势看，中国的茶文化是在向下层延伸，这更丰富了它的内容，也更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在清末民初的社会中，城市乡镇的茶馆茶肆处处林立，大碗茶摊比比皆是，盛暑季节道路上的的茶亭及善人乐施的大茶缸处处可见。“客来敬茶”己成为普通人家的礼仪美德，由于制作工艺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六大类茶。

最后，对于茶叶营养与保健这一门选修课，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让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茶的知识和文化，也对中国的茶文化有一定认识，而对于这门课程的选修也感觉没什么问题，有一点就是老师您让我们品尝各种茶的时候场面有点混乱，一堆学生拥挤在上面，导致有的同学没能品尝到，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希望老师能听取一下，谢谢。

[参考文献] [1] 《茶的起源及传播》中华美食网 [2] 《论茶文化》

[3] 百度百科、百度问问、搜狗问问

篇2：概论明清时期西方文化汉译特点的论文

“中国风”的形成得益于中国商品大量出口到欧洲和耶稣会士、旅行家们对中国文化的反复介绍，欧洲人从中国物品上的图案和到过中国的人的描述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通过想象而幻化出中国的形象。欧洲的“中国风”早在16 世纪葡萄牙商人开始将中国的瓷器、漆器等物品，以及中国画、雕刻等艺术品运销欧洲时就已经开始萌芽了，“中国风”在欧洲室内环境营造中的影响大致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对西方的室内设计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英国

英国布莱顿皇家别墅

英国布莱顿皇家别墅由建筑师亨利·霍兰德在1786 — 1787 年为摄政王设计，摄政王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在1815 — 1822 年别墅被约翰·奈什重新设计并彻底改造。皇家行宫外观如同印度宫殿，内部却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有莲花造型灯饰、竹藤楼梯等，在墙壁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带有中国印迹的皇帝出行图以及仕女壁画、龙形图案等。随眼可见的都是中国古董摆饰，这便是上流社会最为崇尚历史悠久的中国文物的见证。

二、法国

1.尚·德·巴台雷城堡

尚·德·巴台雷城堡位于法国诺曼底附近的纽堡城，17 世纪末为德·克莱克公爵建造，其室内环境，与城堡的公园和花园一起，为城堡赢得了“诺曼底凡尔赛”的美誉。

城堡卧室中通过床帷幔和窗帘，装垫子的椅子的坐垫和靠垫，以及东方风格的地毯上的红色和粉红色的暖色调来获得视觉效果上的平衡。这些软质装饰品上的图案是典型的复杂的中国风格花卉形图案设计，在18 世纪的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在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亚·安托艾内特倡导下十分流行。在尚·德·巴台雷城堡中的瓷器走廊展示了艾玛丽令人激动的收藏和中国的青花瓷器，这些都是18 世纪末大量进口到法国的。

2.法国的一座城堡

在路易十五执政时期，洛可可风格风靡一时，特别是法国巴黎贵妇举办的沙龙成为当时世俗的生活核心与文化风尚，许多上层阶级聚集于此，形成了社会文化以贵妇审美趋向为主导的时尚。其中，篷芭杜夫人作为路易十五的情妇，她的喜好对整个欧洲的艺术时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洛可可风格是一种装饰风格而非建筑风格，尤其适合家具、瓷器、铁艺和织物的设计和细节的修饰。洛可可风格最早出现在法国，而且传遍整个欧洲。对法国人来说，充满异族风情的中国风格的图案和装饰是洛可可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经常与欧洲叶形和花卉形的自然主义枝状装饰交织在一起。床帷幔和带坐垫椅子上的，以及彩色描绘装饰的家具和墙面上的中国风格的图案显然受到了17 — 18 世纪来自中国青花瓷器的启发。

三、德国

1.德国波茨坦塞斯·索斯宫

在由设计师G·W·诺贝尔斯道夫在18 世纪40年代设计的德国波茨坦塞斯·索斯宫中，明亮琐碎的法国洛可可风格为更加华丽的、庄严的日耳曼人所特有的变体样式所取代。在起居室中，墙面装饰板上明亮的有光泽黄色油漆与黄色的帷幔和靠垫一起搭配成套，成为装饰其上的洛可可风格图案的展示背景。在图案中凸起的部分是花卉的枝状装饰花纹和花冠，以及异族风情的鸟和中国风格的雕像。

2.德国勃兰登堡的腓特烈三世柏林西边夏洛特堡宫中的瓷宫

夏洛特堡宫是从1695 年至1699 年间由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晚些时期的第一任普鲁士国王，从1701 年起)作为避暑行宫而设置的。它是柏林如今最大的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宫殿。宫殿的第一个名字是Lietzenburg。受苏菲·夏洛特(腓特烈三世的妻子)所托，乔哈恩·阿诺德·讷灵设计了这座建筑。该宫殿内有用中国及日本的陶瓷整墙装饰的“瓷屋”。

四、瑞典

1.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后宫中的中国宫

斯德哥尔摩“中国宫”坐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皇后岛上。该宫是1753 年由瑞典国王阿尔道夫·福雷德里克下令秘密建造的。18 世纪，瑞典也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出现过“中国风”，当时瑞典同中国已经开始直接贸易。与此同时，瑞典人开始在建筑和艺术领域内模仿中国，“中国风”一时成为一种文化模式，它是上层阶级地位的象征，也是中产阶级追求的目标。斯德哥尔摩“中国宫”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2.索贝庄园住宅

位于瑞典的莫萨斯附近，是拉斯·斯尧伯格拥有的地产。拉斯·斯尧伯格是一位设计师，他是建筑和装饰设计方面的国际权威。这栋住宅建造于17 世纪60 年代，在18 世纪60 年代部分进行了重新装修。最重要的修整之一是增加了住宅的窗户，这对室内的照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墙体用方形的、去皮的原木建造，在一个木材资源丰富的国家，这是传统的墙体建造方法，而且这种墙体构造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冬季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能为人们提供非常有效的保护。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住宅的外观都被漆成白色，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它被重新漆成它最初的铁锈红色。这种颜色，连同黄褐色一起，是这个地带的住宅和库房最常用的典型颜色，而且在18 世纪还是殖民地的美国也非常流行，那时的美国有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

房间中的椅子是索贝庄园住宅的主人拉斯·斯尧伯格设计的长靠椅的复制品，用写实性图案的面料做靠垫，面料上的图案为一种深色的中国风格的植物形式，可以看出中国的装饰在18 世纪末对瑞典的影响。住宅中的地板都用生石灰处理过，地板灰白色的色调与墙面的颜色有所呼应，协调一致。

结语

明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在各个领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刻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体现，本文仅以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为例，但事实上这股“中国风”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要广得多，其中还包括最初的海上贸易强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美国、俄罗斯。

篇3：明清时期西方人视野中的定海

明嘉靖年间曾是东亚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

16世纪，西方人开辟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航路，先后来到东方世界。定海双屿国际贸易港的形成就是葡萄牙等外国商人与福建、浙江等中国商人相合作的产物。双屿港是因双屿洋而得名的港口。双屿洋“悬居海洋之中，去定海县六十余里”，是进出宁波甬江的必经航道、宁波的“门户”，也是海上贸易的理想港湾。自明朝实行海迁政策以后，双屿洋成为“国家驱遣弃地，久无人烟住集”。明朝中后期，开始为西方人注目，渐成为著名的走私港。一般的说法是，葡萄牙人在广州受到沉重打击后，便转赴福建、浙江。但从民间的商业角度看，则是葡萄牙商人为了节约商业成本，“欲避抽税、省陆运”。在广州中转货物，运输成本高，税也高，所以葡萄牙商人有意向内陆市场发展。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在江南一带，广东只是中国政府规定的西洋人最初的落脚点。于是“福人导之，改泊海仓、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从此，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人纷至沓来，在双屿港进行互市贸易。

双屿港的发展在于日本商人的加入。1523年（明嘉靖二年），维持150年的中日国家间的朝贡贸易体系崩溃，迫使日本商人走向海上走私贸易之路。日本商人的加入，使得双屿港海上贸易市场日益繁荣，原来只有中葡之间双边贸易关系，遂成为多边贸易。双屿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粤、闽、浙、徽等商人也蜂拥而至，一时“舶客拥有徒众万人”，凡是运到那里的货物都可以获得三四倍的利钱。来自欧洲及日本的白银、胡椒、檀香、珍珠、皮货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双屿港交易，换取中国的丝绸、布匹、瓷器、药材和茶叶等商品。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由港兴镇、由市兴岛，岛上有居民3000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当时，互市贸易盛况空前，仅葡萄牙商人每年贸易额超过300万克鲁查多（葡萄牙货币单位）。双屿港的兴起，是中国贸易中心北移的表现。有历史学家称“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角度来说，双屿港的价值远胜澳门”。

然而，在明朝政府看来，双屿港违背了当时的海疆政策与海防政策，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朝廷命官兵围剿闭港。这样以葡萄牙殖民者为主的西方人苦心经营二十二年的国际走私贸易港就消失了。双屿港比澳门还早近十年，它是当时东亚最早、最大、最繁华的国际自由贸易港。

清道光年间曾是自由贸易港

继葡萄牙等西方商人之后，英国人对定海的兴趣愈加强烈。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访华，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有关定海的就有两条，一是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为通商口岸，二是将舟山附近一个不设防的海岛让给英国，以便英国人居住和收藏货物。当时被清乾隆帝断然拒绝。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出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再度来华，途经定海北上天津进京，英国外交大臣罗加士里的训令与上次马戛尔尼来华时的要求相同。英国使团第二次访华又没有达到目的。当用和平的方式无法获取时，英国政府谋划用枪炮来解决。1837年，英国海军上校义律建议英国政府派出军队，“不是在广州，而是在舟山和舟山以北建立根据地”。1839年，英国政府在正式对华发动战争前半年，最终确定的战略目标是占领浙江定海。

1840年2月，英国政府正式下达作战命令，首先封锁珠江口，然后全力攻占定海作为军事大本营。英国海军上校义律在致海军少将梅特兰的信中说：“舟山群岛良港众多，靠近也许是世上最富裕的地区，当然还拥有一条最宏伟的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如果英国占领舟山群岛的某个岛屿，而且皇帝也允许其人民可以在那里与我们贸易，我确信女王陛下政府定会感到欣慰，大不列颠将会得到巨大的利益，该政府的第一步措施将是宣布它是各国船只进出的自由港和建立适中而自由的关税。……这个基地不久便会成为亚洲最早的贸易基地，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基地之一。”可见，英国人看中定海的是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希望将定海变为英国的军事基地和对华贸易的自由港口。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7月5日，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定海沦陷。这是中国领土第一次被英国政府用武力占领，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英军入侵定海后，一方面成立军政府，另一方面在定海城乡进行劫掠破坏，激起了定海人民的强烈反抗。定海人民坚壁清野，同仇敌忾，奋力抗英，使侵华英军陷入了极度困境，英军将士伤亡相继。英军为了摆脱侵占定海后的困境，竟以撤军为筹码，提出退还定海占据香港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侵华统帅义律于1841年1月26日武力侵占香港岛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大为恼火，指责义律不该放弃定海而去占领区区不毛之地香港，赔偿600万元也太少。于是解除了义律职务，任命殖民老手璞鼎查重新占领定海。璞鼎查果然将舟山重新占领了。英军再次侵占定海后，企图永久占领。1842年2月10日，英国政府宣布定海为国际自由贸易港，与宣布香港为自由贸易港仅相差半年多时间。只是后来英国政府重要人事变动，对华政策也作了调整。新任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认为，女王陛下政府不倾向于把这样获得的领土视为永久性征服，而是同中华帝国缔约通商。因为长期占领定海“必定会带来很大的费用”，而且会与清政府闹僵，影响“对华贸易的范围”。于是，英国政府最终无奈地退还了舟山。1846年4月，中英签订了《退还舟山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退还舟山后，大皇帝永不以舟山岛给与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伐，大英皇上应为保护无虞”。这样，公然把定海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视为英国的代管区。

总之，浙江定海是英国政府企图永久占领的第一目标，虽然最后的结局没让英国政府如愿以偿，但它却再次昭示世人，定海的区位、港口和资源优势举世瞩目。今天，作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核心区域的定海，承载着国家海洋战略的历史使命，将着力打造保税港区、自由港区，使之成为我国继香港之后的第二个自由港城。

篇4：概论明清时期西方文化汉译特点的论文

《金刚经》自鸠摩罗什初译以来就对中国佛教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历来备受僧俗青睐，注疏不断，流传极广。

《金刚经》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广泛影响。有关《金刚经》的研究非常多①，总结起来，主要集中在版本、思想、信仰等诸多方面，研究角度涉及哲学、宗教、文学，甚至经济学、艺术等，但是对于唐代以后《金刚经》的流传研究较少，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国家政治权利的支持是佛教发展的首要条件，自道安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认识以来，佛教都积极经营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而政治当权者也为了加强统治而设法利用佛教，所以才有佛教发展的政治空间，尤其唐代更是如此。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或喜佛或崇道或尊儒，但是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宗教政策都相对稳定。宋代佛教也有进一步发展，元代喇嘛教被定为国教，明清统治者吸取经验教训，对佛教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清代的宗教政策也相对宽松，这些都使得佛教的发展得以持续。但是宋代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唐代不可同日而语，佛教的发展方式与唐代也大为不同，但是佛教思想却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处，深入人心，成为一股潜移默化的力量，“明清佛教的继续发展则表现为一种深层次上的发展，即是以其深入人心为其典型特征”，宋代以来《金刚经》的流行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一部经典的流行，可以从其翻译的次数、注疏的数量、是否形成独特的信仰几个方面来衡量。在考察《金刚经》的流传的时候，也应该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金刚经》先后六次翻译，译者皆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重要人物，屡次翻译，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二，《金刚经》注疏种类繁多、数量众多，也是其广为流传的明证。其三，灵验记不断撰写，反复汇编。其四，至于《金刚经》形成独特的信仰模式，更是表明了《金刚经》不仅在义理方面影响极大，在社会信仰层面影响也产生重大影响。

一、注疏的丰富多样

自从《金刚经》有了第一个汉译本以来，受到极大关注，注疏不断。总体来看，唐以前关于《金刚经》的注疏并不多，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注疏异军突起，这从注疏的数量和种类上可以得到说明。另外，民间宝卷中也有不少与《金刚经》有关的内容，如《金刚科仪宝卷》《然灯古佛亲撰金刚经传灯真解》等②。《大正藏》和《万续藏》中所列关于《金刚经》的注疏大致有60种，确定为宋以后的有38种之多，其中宋代5种，元代只有1部，明代有10种，清代23种。

宋后《金刚经》注疏不仅在数量丰富，而且还具有其鲜明特点。首先，是注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式更为灵活，内容更为庞杂，有严格的理论注解，也有通俗的故事比附。许多注疏题名直接冠以“笔记”“大意”“演古”等字眼，明显可知注疏形式的灵活多样，内容也比较随意，如明代《金刚经笔记》的作者如观自云：“笔记者，闲暇时，信笔而记，非敢言注也。”又清代王起隆在《金刚经大意》中说：“疏经难疏，此经(指《金刚经》)大难疏。此经如时师为他人说者，亦不为难疏此经。而期精熟贯穿，不失佛意，不同谤佛，则难之大难。宁观大意无师心也，宁阙疑无妄注脚也。”这与宋代以前有关《金刚经》的注疏迥然不同，宋代以前的注疏主要是遵照佛教的基本理论对内容逐字逐句解释，使意思变得清楚明白，易被理解，主旨皆在于阐发《金刚经》中“缘起性空”的般若实相;宋代以来的《金刚经》注疏者多以《金刚经》为载体，重在通过注释阐发作者本人的思想，内容也突破了仅限于般若中观的讨论，注疏者不仅依据佛教基本理论对内容加以阐述，也夹杂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成分。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宋代以来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与唐代有很大不同，如果可以称唐代佛教为帝王佛教或者贵族佛教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佛教就可以称作庶民佛教或者大众佛教，“宋代及其以后的社会中，佛教被本土传统挪用，逐渐衰落。”而且宋代思想主流是理学，佛教对精英阶层的影响减弱，“儒家传统的这种复兴，在我看来，标志着佛教在精英阶层中丧失影响力的开 端”，佛教中国化进一步推进，佛教世俗化也愈演愈烈，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佛教发展的多元化，佛教的宗教性加强，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结合，“佛教元素渗透在民间宗教、文学和生活的各个层面中，最初佛教的特征渐渐湮没，不为人所辨。”

其次，科仪成为宋元明清时期《金刚经》注释的主要方式和特点，这与以往的《金刚经》注疏也有很大不同。“科仪者，科者，断也，禾得斗而知其数，经得科而义自明;仪者，法也。佛说此经为一切众生断妄明真之法，今科家将此经中文义事理，复取三教圣人语言，合为一体，科判以成篇章，故立科仪以为题名。”这里提到“复取三教圣人语言”，也即只要契合佛理，不管儒、道、佛，皆可用来阐发佛教义理。《中国佛教大辞典》解释说：“科仪，亦称‘宝卷’、‘宣传’等。一种宣扬佛教因果报应、劝善训喻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源于唐代寺院的俗讲。”至于科仪的意义，《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批注》卷二说的很清楚：“经来自久，久缺宣传。奉报佛恩，当明经 旨。”科仪针对的主要就是普通信众，强调的是“宣传”，只是做最基本的解释，增加一些佛教常识性的知识，对佛教的概况，诸如历史、教义等，做出符合佛教自身的解释，以期达到宣扬佛、吸引信徒的目的。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面临着与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的问题，从“礼仪之争”“夷夏之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玄合流”，再到唐代宗派佛教的兴盛，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唐以后，佛教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宗教融合，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信仰层面的交涉大大加强，佛教信仰往往夹杂着中国传统宗教深入民间，而中国传统宗教也经常借助佛教的`影响而散播。反应在理论层面，这一时期《金刚经》的流传并不像唐代那样囿于义理的探讨，相反，信仰的内容受到极大关注，相关的《金刚经》注疏也不只是遵照佛教义理来解释、宣扬《金刚经》，而是更关注《金刚经》流传与中国社会进一步结合的问题，所以注疏形式更为灵活、多样，注疏内容更为丰富、通俗，这是宋代以来《金刚经》注疏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着重宣扬念诵、抄写、修持《金刚经》的特殊功德和现世利益，以此作为吸引信众的一个手段。功德是佛教对信仰者的承诺，是信佛的回报，也是任何宗教都不遗余力、不惜笔墨渲染的部分，成为吸引信众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佛教的宗教性并不是很强，“早期佛教的特点是否认灵魂。‘无我论’是佛教的别名”，甚至到部派佛教时期也是。按照现代西方宗教学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佛教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最重要的一点是佛教当时并没有神的存在，释迦牟尼只是导师，而且释迦牟尼自己也是反对有一种可以作为本体的终极实在的存在，“依据‘此有彼亦有’的原则，每一个元素的出现都是合乎严格因果律 的。”到大乘佛教时期，佛教的宗教性大大加强，神灵体系大大发展。到密教时期，佛教的宗教性达到巅峰，神祇体系的发展、咒术的使用、仪轨的完善、成就法的推崇都为佛教信仰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对于功德和现实利益的满足成了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金刚经》的流传自然也不可能避免中国佛教发展的这种大趋势，相反，宋代以来《金刚经》的流行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的结果，而作为《金刚经》流行证明的相关《金刚经》注疏也极力渲染持颂《金刚经》的功德和利益。《金刚经科仪》卷一云：“金刚经说三十二分，分分而功德难量。须菩提闻四句妙偈，偈偈而殊因莫测。书写读诵，当生华藏之天;为人演说，定达涅盘之路。”金刚经科仪》卷一接着讲：“伏愿经声琅琅，上彻穹苍;梵语玲玲，下通幽府。一愿刀山落刀，二愿剑树摧锋，三愿炉炭收焰，四愿河江浪息。针咽饿鬼，永绝饥虗;鳞角羽毛，莫相食噉;恶晕变怪，埽出天门;异兽灵魑，潜藏地穴;……以及此不尽功德，上报四思，下资三有法界有情，齐登正觉。川老颂云：‘如饥得食，渴得浆，病得瘥，热得凉。贪人得宝，婴儿见娘，飘舟到岸，孤客远乡，早逢甘泽，国有忠良，四夷拱手，八表来降。头头总是，物物全彰。古本凡圣，地狱天堂，东西南北，不用思量，利尘沙界诸群品，尽入金刚大道场。’”诸如此类的殊胜功德描述在宋代以来的《金刚经》注疏中，俯拾即是、连篇累牍。毫无疑问，持诵功德的宣传必然增强信仰者的信心和热情，对于逐渐形成独特的《金刚经》信仰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佛教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世俗化愈演愈烈，三教合流也出现新特点，如“从泛泛地主张三教调和，转到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有民间宝卷云：“而其成功之命名也，在儒则曰圣人，在释道则曰仙佛。仙佛与圣人一而二，二而一也，故凡脚踏实地以行此大道也。三教皆由敦其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常，以立万世明教纲常之准则，而同归与天地，位万物育于天地。”此中所表达的对三教的看法明显是基于儒家纲常伦理道德下的认识。

佛教自传入中国开始就无日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从对抗到接受、从接受借鉴、从借鉴到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在中国扎根并日益发展，中国文化也吸收佛教内容进行再创造，增进了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对抗起初在思想层面主要表现在沙门敬王之争、白黑论之争、夷夏论之争、神灭论之争③，在对抗中，佛教为了赢得生存机会，不得不有所改变以适应中国社会，而儒道也偷偷借鉴佛教理论以与其开展论辩。接受主要表现在对诸如业报、善恶、社会伦理等方面的互相认同，也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玄合流方面。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生根结果，佛教宗派发展壮大，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盛极一时。唐代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唐代大为减弱或者说影响方式有极大改变，唐代以来的三教合流趋势不仅在义理层面上有所发展，在现实层面也是互相影响、互相利用，承担起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提供宗教服务宗教形态，“最终佛道元素和民间信仰的元素合成一种几乎无区别的民间宗教”。宋代以来，这一趋势继续发展，甚至发展到主动赞扬帝王的地步，《金刚经科仪》卷一云：“皇帝圣寿万岁，法界有情同生极乐国。”这里对帝王的恭敬溢于言表，完全是臣子的口气，反映出佛教从“沙门不敬王者”到完全臣服于王者的过程，也见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二、修持仪轨的形成

唐代以后，佛经的翻译明显减少，宋代译经事业虽一度繁盛，但也是历时不久便销声匿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九、十世纪印度佛教走了下坡路，鲜有新典籍问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佛教自身的发展在逻辑上已趋于完结，义学难有大的突破。佛教的发展只能寻找新的突破口，大乘信仰主义和仪轨化的密教的盛行成为必然。义理的探究只是极少数义学僧和世俗高级知识分子的兴趣，对于芸芸众生显得曲高和寡，他们的焦点转向了宗教信仰与宗教实践活动，义学的发展变成宗教信仰的附庸，甚至变得无关紧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刚经》的流传和变异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说变异呢?因为《金刚经》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突破了最初的主旨，更多的增添了宗教信仰的内容，形成一套宗教信仰操作规范，也即宗教礼仪。从抽象的般若智慧的探讨到具体可操作的宗教实践，这正是变异的内容，而这一变化反过来却成为其得以盛行的一个关键原因，《金刚经》仪轨的形成、灵验记的撰写和反复汇编即是这一过程的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明清时期的《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修持仪轨。《金刚经》的六个译本中，只有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附有一句陀罗尼，即“那谟婆伽跋帝 钵喇壤 波罗弭多曳 唵伊利底 伊室利 输卢驮 毘舍耶 毘舍耶 莎婆 诃”。另外五个译本中根本没有出现陀罗尼，宋代以前的《金刚经》注疏中亦未出现陀罗尼，但是在宋代以后的《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大量的陀罗尼、真言。

陀罗尼者，是梵文Dhāra?i的音译，又叫陀罗那，陀邻尼，译作持，总持，能持能遮。在不同时期、不同经典中，翻译不同，含义也有很大差别。其最初的意思就是记住，不使遗忘，是一种印度自古就有的记忆术、记忆方法，并不是佛教的独创。但是，陀罗尼在佛教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最开始的记忆术发展到具有类似咒语一样的意思，最终导致了密教的产生，而密教的发展又强化了陀罗尼的功用，使其具有了陀罗尼万能的意味。真言者，梵文Mantra，《大日经义释》解释说：“真言，梵曰漫怛罗，即是真语如语不妄不异之音，龙树释论谓之密号。旧译云呪，非正翻也。”当然这是真言的最基本的含义，密教对此多有发挥，甚至尊奉《大日经》的密教一系被称为真言密教，可知真言在密教中的地位。密教在当代盛极一时，“会昌法难”以后，制度性的密教无迹可寻，但是非制度性的密教，如密教思想、文化、艺术、仪轨等，影响到社会各个层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随处可见，密教神祇造像出现在各大石窟，六字真言妇孺皆知，等等。正是陀罗尼、真言在密教中的这种神秘化、咒术化、万能化的发展，直接导致了陀罗尼、真言的地位极度抬升，对后来佛教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来《金刚经》注疏中出现了大量陀罗尼、真言以及仪轨等，不能不说是密教兴盛以来的影响，“又《金刚般若经》是历来流行的显教经典，但到了中晚唐也受密教影响。在敦煌写本及刻本、印本上，前绘八大金刚，书八大金刚启请文，附大身真言等，这将《金刚般若》与密教金刚菩萨联系起来。又有金刚般若真言写本，亦明《金刚般若经》的流行受到密教的影 响”。这种趋势在唐代以后表现更为明显。

《金刚经》注疏中的陀罗尼最早出现在宋代道川所著的《金刚经注》中，原文说：“若有人受持《金刚经》者，先须志心念净口业真言，然后启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常当拥护。”接着便是净口业真言：“修唎修唎摩诃修喇修修唎萨婆诃。”这里说如果有人修持《金刚经》，在念诵《金刚经》之前，必须先念诵净口业真言，还要奉请八大金刚、四大菩萨，这样才能得到加持，容易达到宗教实践的效果。

到了宋朝觉连编的《金刚经注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关于《金刚经》修持的仪轨。首先是启请，然后颂净口业真言，然后颂净三业真言，然后颂安土地真言，然后颂虗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最后奉请八金刚、四菩萨，开经，香赞等一系列严格的仪轨。到清代孚佑帝君(降笔托名)所著《金刚经注解》，在继承以前仪轨的同时，后面又增加了新的陀罗尼和赞颂。民间宝卷中也有大量相关内容，除了启请颂真言等以外，最后还要忏悔，云：“奉经已毕，礼当忏悔，众等随意奉十忏文。忏悔已毕，礼当报佛祖洪恩。”

可以看出《金刚经》中的陀罗尼、真言及仪轨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使得一部大乘义学经典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以操作的宗教信仰轨范，真正影响到中国普通信仰者的宗教行为。这和之前重于《金刚经》义理的研习和崇拜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形成了独特的金刚经信仰。一套仪轨的形成，标志着宗教行为的固定化，是宗教观念的外在表现，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体现的重要方式，对于强化信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礼仪、仪轨就不成宗教。

三、灵验记的编纂

“佛教灵验记以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宣传归旨，利用世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以神异故事的形式，宣扬神佛灵验，诱导世人信佛诵经、行善断恶，是进行总结宣传的有力工具。”一方面，伴随《金刚经》的广泛传播，有关《金刚经》灵验记的撰写与编纂也日益盛行;另一方面，灵验记的汇编也配合了《金刚经》的流布，二者相得益彰、如鱼得水，为《金刚经》信仰的广泛深入传播提供了助缘。

《金刚经》流传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其灵验故事的屡次汇编和反复宣扬，自唐代开始就出现了《金刚经》灵验故事的文献。唐代唐临所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的序言说明了撰写此书的意图：“今者取其灵验，尤着异迹，克彰经典之所传，耳目之所接，集成三卷，分为六篇。其有见贤而思齐，闻义而勇猛，如磨玉之子，守剑之宾;如周处之遇士衡，长清三横，仲由之逢宣父，即列四科。仁远乎哉?欲之而至，虽不足发挥圣教，光阐大乘，庶贻诸子孙，以励同 志。”另外，唐代还有柯古撰写的《金刚经鸠异》、翟奉达撰《持颂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都是《金刚经》灵验故事的文献。宋代关于《金刚经》的灵验记有《金刚经受持感应录》，见于《宋太平广记报应部》，其故事多来自《出报应记》。另外，还有《金刚经感应传》，著者不明，但可以推断为宋代所做。《金刚经感应传》卷一云，“宋淳熙元年，杨州府承局周兴，自幼日诵金刚经一卷，公私不易其心”，说明肯定是宋代或者宋代之后所作，文中尚未出现有关元代的记载，故大致推定其为宋代所著。明代有王起隆辑著的《金刚经新异录》一卷，内容限定在明代。清代有周克复编纂的《金刚经持验记》二卷，内容从后魏、后梁，历经隋、唐，直到清朝，囊括了整个《金刚经》的流传史，故事情节更为完整和离奇。另外，清朝有王泽泩编集的《金刚经感应分类辑要》，此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并不是按年代汇编故事，而是根据故事所属的感应性质将其分类，具体分为延寿、愈疾、生子、登科、免溺、止焚、却鬼、辟邪、伏虎、化贼、脱难、还阳、免畜、如愿、度禽、济幽、升天、归西，共十八类，非常详细，总括了历代《金刚经》灵验记的内容，可以说集《金刚经》灵验记之大成。此外，敦煌文书中也保存了近30则有关《金刚经》的灵验故 事。

可见，从唐代到清代，《金刚经》灵验记的写作和编纂从未中断，相反，其数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分类越来越细致，也正是这些材料对我们以宗教学的角度研究《金刚经》的传播与信仰提供了素材。

灵验记的撰写对《金刚经》的流传具有重大作用。首先，“灵验记”极大地强化了信仰所谓真实性与超越性，并为其提供鲜活的例子加以证明，从而对增强和激发信仰者的宗教感情与宗教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效用。灵验记的首要特性就是超越现实，也就是宗教学所说的神迹，从宗教学意义上说，这些材料所载正是信仰的核心。宗教之所以成其为宗教，就在于有神，有超越现实的主体存在，能够达到一些离奇的效果、完成一些现实中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而这在信仰者眼里也就是所谓神迹，“神迹的主要特征和本质内容，乃是对自然法则的违反和破坏，它是与自然法则直接矛盾的对立物。”神迹在任何宗教中都有记载，是宗教用来宣扬教义、吸引信徒、增强信心最主要的手段，事实上效果确实不错。“神迹是一种证明，他使善男信女相信神的全能和仁爱，而且相信神的存 在”，在这一点上，佛教也不例外，而且，佛教的灵验故事与其他宗教相比，更是浩如烟海，不仅故事本身神奇莫测，描述也是惟妙惟肖，成为佛教信仰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而这一部分正是反映佛教信仰的内容。但是，佛教中的佛菩萨与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还不完全一样，总体来说，佛教的神灵更多的是内在的。在宗教学意义上，神迹的宣扬非常重要，佛教义学对普通信众而言往往显得曲高和寡，他们关注的正是信仰的部分、超越现实的部分，渴望通过信仰佛教达到那些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的事情，“人之所以崇拜神，信仰宗教，在于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崇拜和信仰，得到神的恩典，满足靠人力所不能满足的愿望。”[16](235)从王泽泩编集的《金刚经感应分类辑要》中对灵验故事所做的分类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内容皆与日常生活有关。生死问题依然是关注的焦点，诸如延寿、升天、归西都是对生命的依恋和对死亡归属的思考，可见对于无限的追求依然是佛教信仰者关注的焦点。 其次，《金刚经》灵验故事中所反应的感应方式也是佛教信仰的特色，信仰者只有通过虔敬的宗教信仰与实践，才能感受到佛教神灵的存在，才有“感之者至”的宗教体验，而宗教体验反过来又增强了信仰者的信心与热情。《金刚经》灵验故事中体现出来的感应方式也有特殊之处，即“感应”，这是一种主客互动的信仰模式，也反映出中国佛教信仰较之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中国佛教大辞典》解释“感应”为：“指佛教信众与佛菩萨之间此动彼应的相互关系。原出《易经·咸卦》彖辞：‘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佛教把众生信仰作为感动佛菩萨的一方，把佛菩萨作为回应众生信仰的一方。”《正法华经·光瑞品》亦云：“无数佛界，广说经法。世尊所为，感应如此。”《出三藏记集》卷五云：“夫应而不寂，感之者至。感有精粗，应亦不一。”可见，感应并非只是宗教信仰者的单向行为，而是信仰者和信仰对象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信徒以正信、虔信打动信仰对象，从而信仰对象对信仰者做出回应，同时也是一种应证，作为检查信仰者是否真信、是否正信、是否至诚的一个标准。灵验记的内容正是记载信仰者在宗教实践过程中“我佛互动”、“我感佛应”的宗教体验的故事，对信仰者来说，而正是这些故事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证明了信仰的真实性，而且这些故事往往包含着现世利益的满足，所以，无论从信仰角度还是现实层面而言，对于信仰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小结

篇5：概论明清时期西方文化汉译特点的论文

从明朝到清朝的这一段时间，有许多欧洲的传教仁来到中国。他们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绘画观念和技法。当时正是公元16， 17世纪，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绘画上格外重视“透视学”。 那就是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计算画中景物的比例，使画面看起来像真的一样，他们也很重视 “写生”，画起人物来，不但肌肉、骨骼都要研究，还要画出人物脸上的阴影，使人物看起来有立体感。这种画法，和中国明清时代的水墨画完全不同，很多好奇的中国画家，就开始学习西洋画了。

关键词：中国；明清时期；绘画艺术

一、明末清初西风东渐

有一幅明朝大画家沈周的画像，就很有写生的味道，连脸上的老人斑都画了出来。这和文人画的“写意”风格是不相合的。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已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明朝的人物画家，最重视写实的是曾鲸，他替许多当时的人画过像。例如《张卿子像》，就是用工整写实的方法来画肖像，像现代的摄影。这很可能就是受到外来画凤的影响。民间一些无名画家替当时官吏画的像，采用阴影的方法来处理人物面部的肌肉，并且很注意刻画细微的眼神和表情。这都可以看出是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

在西方绘画进入中国的这一段时间，最具有代表性的画家，要算是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郎世宁。郎世宁是意大利人，康熙时期就来到中国。他是传教上，可是在来中国传教之前，就已经有很好的西方绘画训练。他到中国以后，很自然地就用中国画画的材料来画画，也很自然地把他在西方学习绘画的方法都用进去了。他画的画，颜色很鲜艳；对动物、植物的描写，都是西方科学训练下的写实方法，尤其重视透视和写生。[1]乾隆皇帝很喜欢他的画。他后半生就住在宫廷里，替乾隆皇帝画了很多像，也替皇帝的“骏马”、“狗”，以及宫廷里的鸟类、花卉，画了许多非常写实的画。当时的中国画家，有些人对郎世宁的画很好奇，也跟他学画。但是，也有些画家很排斥郎世宁，认为他画的不是中国画。现在我们画的水彩、油画，也都是西方的绘画。现在，世界各民族的来往，已经越来越密切。我们除了要正确认识中国的绘画传统之外，也应该吸收其他民族绘画的长处。郎世宁是最早用中国的材料、工具来画画的西洋画家。他突破了很多困难，把这两种不同的绘画融合在一起。现在，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尝试把中国的绘画技巧和西洋的绘画技巧结合在一起。

二、清朝中期

清朝中期的时候，由于工商业发达，有很多城市变得格外富裕、繁荣。扬州就是其中的一个。[2]扬州城的居民当中，最有钱的一群是卖盐发财的商人。他们的财富，使扬州成为一个富庶的商业城市。有钱的盐商，除了盖大房子，营造花园；还要找画家替他们画画、写字，并且挂起来装饰墙壁。因此，有一些画家，为了卖画，都集中到扬州城里。扬州城里这些有钱的商人，喜欢活泼、有生命力的画。因此，画家也受到这种自由活泼风气的感染，创造了许多新的绘画。这些画家，因为不用当时流行的方式来画画，也不模仿古人的画法，常常使一般人觉得奇怪。他们又都生活自由，行为不受拘束，因此一般人就称他们为“扬州八怪”。

有些人认为“扬州八怪”是八个画家。其实，不一定是八个。他们是一群聚集在扬州的画家，共同形成了一个画派，所以也许把它叫做“扬州画派”更为合适罢。

扬州画派中最有名的是金农和郑板桥。郑板桥曾经做过官，后来觉得做官不如做画家舒服，所以宁愿在扬州以卖画为生，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金农的书法很有名。他的字好像刀子刻出来的一样，是学北魏的石刻字学出来的。

金农好像没有学过哪一家的画。他用写字的方法来画画，画出了非常天真朴拙的人物、风景，好像小孩子画的画。金农的画受到民间年画或版画的影响很大。年画是中国人以前过年时贴在家里的木刻版画，颜色很艳丽，造型也很大胆。金农的画受到这种影响，已经完全不像宋元的文人画了。他用的颜色很多，看起来也十分可爱话泼，充满了喜乐的气氛。他尤其喜欢把民间流行歌的歌词写在画上，当作题画诗。他画了很多江南的风景。他画穿红裙的女孩驾着小舟采菱角，也画开满荷花的池塘，都很有民间生活的趣味。

郑板桥在山东做过县官，可是个性很强，看不惯一般官吏的生活态度，就辞官到扬州去卖画了。郑板桥出身农村，对中国穷苦的老百姓十分同情。他的文章和诗文，常常表现这种思想。郑板桥勇于创新。他写的字，主要是从汉代的隶书变化出来的。隶书古称“八分”，可是郑板桥称呼自己的书法是“六分半书”。[3]他又用写字的方法画兰花和竹子。兰花、竹子是古代传统的绘画题材，可是经过他在画上用很新奇的方法题诗之后，好像这些兰花、竹子都有了特别的意义。他把书法、诗、绘画，完全融合在一起，甚至把书法题在画面中央。这些都是很有突破性的创造。

金农的一个学生罗聘，继承了金农天真朴拙的风格。罗聘画的人物特别有趣，在造型上也很受陈洪缓的影响。罗聘特别喜欢画鬼，在可爱有趣的风格中，寄托了一些讽刺的意味。扬州画家基本上继承的是明代城市市民绘画的传统，所以人物画、花卉画特别多，趣味的表现也比较自由，顏色都很鲜明，有活泼积极的入世精神。这些特征，在扬州其他几位画家的身上也都可以看得见。这些画家包括李蝉、黄慎等人。

参考文献：

[1]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2]洪再新，中国美术史，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