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权利（精选6篇）
篇1：旅游权利
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去哪了?
作者：王华郑艳芬
旅游学刊 08期
制度是人所设计用于调节人们互动的约束，这些约束由正式约束(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习俗、自定的行为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等构成[1]。权利是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权力和利益[2]。权利失败实质上意味着现行法律、制度以及公共政策未能真正承认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利，并对其做出保障性规定，属于一种制度性“无权”或“去权”[3]。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制度的根源探讨我国社区参与旅游权利失败的原因[3-5]，并从不同层面探索改革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对社区进行“制度增权”。
王宁最早提出“制度增权”的必要性，认为必须要有一套正式的制度来保障社区居民的权益[6]。其后，不少学者从“制度增权”的角度，围绕某些关键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探讨改革与完善土地产权、吸引物权、旅游资源集体产权等一系列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分配问题紧密相关的权利的可能性与必要性[7-10]。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现有的旅游法律法规，如《旅游法》《旅游规划通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来讨论社区“无权”或“去权”的原因[3，10]。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我国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能强有力地保障社区在参与旅游开发时的权利，而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通过正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社区参与旅游并从中直接获利的权利[11]，如加拿大、阿联酋等[12]。事实上，自1985年5月我国旅游业第一个正式法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截至10月1日《旅游法》的正式实施，我国已相继出台了几十部旅游法律法规[13-14]，旅游立法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对于近30年我国旅游法律法规在保障社区参与权利方面究竟取得哪些进展、存在哪些不足，仍缺少相关研究。鉴于此，确实有必要就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一方面便于学界针对其中的法律法规条文的修正与完善作更深入地探讨，另一方面有利于立法机构和人员系统了解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法律法规建设现状，并针对其中的不足作进一步完善。
因此，文章通过内容分析法，试图厘清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中涉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内容，分析当前我国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取得哪些进展，存在哪些不足，并尝试结合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就如何在正式制度层面上建设完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法律法规提出探索性的建议。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收集
选取1985年至20间在国家层面的旅游立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法律、由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部委的部门规章。通过“社区”“居民”“农村”“当地”等关键词进行筛选并细读相关条例原文，发现目前涉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10部，包括2部法律、3部行政法规和5部部门规章(见表1)。
1.2 研究方法与过程
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以上10部法律法规中涉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内容。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客观地、系统地、定量地描述交流的显性内容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文献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并根据数据对内容进行可再现的、有效的推断[15]。内容分析法一般包含6个基本步骤：提出研究问题、抽取文献样本、确定分析单元、制定类目系统、内容编码与统计、解释与检验[15]。
1.2.1 抽取样本
样本源自我国1985年至年间在国家层面立法的相关旅游法律法规，通过关键词筛选法并结合对法律法规原文的判读，确定了10部相关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笔者2人分别独立依据“社区”“居民”“农村”“当地”等关键词筛选出56条包含以上关键词的法律法规条文，再通过细读10部法律法规原文，补充4条虽不含以上关键词，但与社区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共收集60条初始样本。据此，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剔除其中5条包含术语解释、同一部法律法规中的重复条文以及内容与社区参与权利无关的条文，剩余55条有效的法律法规条文。为了编码方便，对其中4条内容综合的法律法规条文进一步拆分成9条，3条无法拆分的法律法规条文进行剔除，最后确定57条法律法规条文为本文研究样本。
1.2.2 分析单元、类目系统与编码
内容分析单元是编码过程的实际计算对象，可以是词语、句子、段落或全文[16]。文章将各条法律法规条文作为分析单元，笔者2人分别对57个分析单元独立编码。
首先，根据研究目的将57个分析单元打散，并按照一定的标准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接着笔者2人分别进行类属分析，确定次类目与主类目。其次，确定以3种标准进行类属分析，即社区权利内容、立法层次与社区增权分类。最后，57个分析单元按照权利内容分成政治参与权利、经济发展权利、社会文化权利和环境保护权利等4个主类目与12个次类目，按照立法层次分成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3个主类目，按照社区增权类别分成政治增权、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和心理增权等4个主类目(见表2)。
1.2.3 信度与效度
信度是对文献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和方法稳定性的检验，信度分析检验编码员间对同一样本评判的一致性程度[17]。两位编码员进行独立编码后，统计编码结果，并依据交互判别信度①和平均相互同意度②来检验编码员间的信度[18]。交互判别信度在0.80以上可接受，0.90以上较好[19]，本研究各主类目的交互判别信度值均在0.80以上(表2)，交互判别信度可接受，编码结果可以使用。因所选取的样本均源自我国目前与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社区”“居民”“农村”“当地”等关键词提取分析单元，与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密切相关，故具有较好的效度。
2 研究结果
2.1 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内容
当前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中所反映的社区参与权利主要体现在4个层面，即政治参与权利(占8.77%)、经济发展权利(占22.81%)、社会文化权利(占42.11%)与环境保护权利(占26.32%)(见表3)。其中，涉及政治参与权利的法律法规条文最少，且基本为规划决策建议，如在旅游规划编制过程中需要“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旅游规划通则》第4.4条)[20]，“……风景区的职能结构分析与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兼顾……当地居民……的需求与利益”(《风景区规划规范》第3.4.4条)[21]。在12个次类目中，关于文化与习俗受尊重、社区人口规模控制、居民社会调控规划、居民活动约束、社区环境提升等法律法规条文数最多，各项所占比例均超过10%。
2.2 社区参与旅游的立法层次
从立法层次上看，我国社区参与旅游的法律法规条文绝大部分出自部门规章(占75.44%)，少部分出自行政法规(占17.54%)和法律(占7.02%)。其中，国家已从法律层次上规定旅游发展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与习俗，如《旅游法》第十三条，“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22]。并要求非物质遗产的区域性整体保护必须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确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23]。但其余大部分权利主要源自部门规章(见表4)。
2.3 社区参与旅游法律法规条文的增权分类
依据Scheyvens关于旅游增权4个维度即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的划分[24]，对涉及社区参与的旅游法律法规条文进行判断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有利于社区社会增权、心理增权、经济增权和政治增权的法律法规条文所占比例依次为35.09%、24.56%、22.81%和8.77%(见表5)。可见，有利于社会增权的法律法规条文占比最高，但大部分源自《风景区规划规范》[21]和《绿色旅游景区》[25]等部门规章，内容主要与社区设施建设、居民社会调控规划和社区环境提升等有关。如“凡含有居民点的风景区，应编制居民点调控规划……(《风景区规划规范》第4.6.1条)”[21]“应积极建立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等反馈当地社会的机制，促进当地社区的发展(《绿色旅游景区》第9.7.2款)”[25]等。需要指出的是，社区人口规模控制与居民活动约束两个维度的法律法规条文(占比15.79%)，虽然有利于旅游资源保护，但却有可能造成社区居民事实上的心理去权。如《风景区规划规范》第4.1.2条“在风景恢复区内……应分别限制游人和居民活动”“在风景游览区内……应分级限制居民活动进入”[21];《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等[26]。
2.4 结果分析
2.4.1 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在法律法规层面上未能完全得到保障
在旅游法律法规层面上，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政治权利是其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前仅有规划决策建议权。规划决策建议权主要指社区有权对当地旅游规划或保护规划的编制提出意见，这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开创制度建设的第一步。然而，目前仍没有任何关于社区参与的程序性规定[3]，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增权。
经济发展权利包括经济发展、设施建设与居民就业3个维度，大部分法律法规条文源于《风景区规划规范》。其中，经济发展维度主要笼统地要求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经济生产活动相适应，设施建设维度主要指村镇给、排水与供电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如《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五、第十四条[27]、《风景区规划规范》第3.4.3、第4.2.3、第4.5.4条[21]等明确要求旅游发展应适应当地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推动当地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社区实现经济增权与社会增权。然而，对于如何保障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就业、旅游所得利益分配公平等问题，仍少见法律法规条文的明确规定，这使得当地社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权利事实上未能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从居民就业角度来看，尽管近年来颁布的《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28]与《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9]提出鼓励居民从事旅游服务行业，引导居民发展特色产业，《绿色旅游景区》更明确提出应吸纳和培训当地劳动力进入景区就业的反馈机制以促进当地社区的就业与发展[25]，这无疑是我国旅游法律法规引导社区参与旅游就业的一个重要进步，但这3部法规皆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及其适用范围有限。
社区的社会文化权利包括文化与习俗受尊重、社区人口规模控制、居民社会调控规划以及居民教育培训4个维度。其中，当地社区的文化与习俗受尊重的权利在法律法规层面上规定最为明确，尤以《旅游法》为代表，这对于促进当地社区居民心理增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人口规模控制与居民社会调控规划主要出自《风景区规划规范》、《名城名镇名村》和《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其中居民人口容量的控制主要为了适应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需要，但当人口容量的控制是以当地居民拆迁为代价时，实际上将造成居民的心理去权。另一方面，居民点的保留与居民社会的系统规划有利于保持当地社区的平衡与提高社区的整合度，可能有利于促进当地社区的社会增权。最后特别需指出的是，居民教育培训作为促进社区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的重要举措，仍未得到法律法规层面上的充分保障，目前仅有部门规章《绿色旅游景区》。
社区的环境保护权利主要包括居民活动约束、社区环境提升、资源管护参与和居民环保培训4个维度，前三者主要源于《风景区规划规范》和《名城名镇名村》，而居民环保培训则是近年的《绿色旅游景区》才开始积极倡导的内容。居民活动约束维度实际上不属于社区的权利，它们还可能造成社区心理去权。社区环境提升维度主要指对当地社区生态环境的维持与提升，有利于维护当地社区的生态平衡，促进社会增权。资源管护参与维度并非指社区有权参与保护管理制度的制定与监督，而是指当地居民有权且被鼓励乃至被要求参与具体的管护活动，从保护自然环境的积极角度来看，有可能促进社区心理增权，但社区居民自身的行为活动实际上也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因而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心理去权。在早期的法律法规条文中，居民的环境保护参与更多地被看做是一种被动的行为，需要通过明文条例明确规制其活动与生活范围，这事实上造成社区的心理去权。但近些年国家开始注重引导居民主动的环境保护参与行为，如通过引导无污染特色工业的发展，鼓励参与资源保护和旅游接待活动，开展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和培训等，这无疑都有利于促进社区心理增权。然而，目前这些法律法规仍然受限于某些特定的区域，如国家森林公园和绿色旅游景区，法律的空间效力有限。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现行的旅游法律法规在保障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权利、经济发展权利、社会文化权利以及环境保护参与权利等各方面仍有待完善，尤其是政治参与权利与经济发展权利方面。这亦在诸多案例研究中得到佐证[4-5，30-32]。
2.4.2 社区参与旅游的主体地位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尚未确立
纵观国内旅游法律法规，社区多被置于客体或从属地位。
从立法宗旨来看，当前国家层面的旅游立法主要侧重于旅游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表1)。2013年出台的《旅游法》以及我国各地制定的《旅游条例》或《旅游管理条例》等地方旅游立法，其宗旨基本围绕4方面内容：保护旅游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33]。这些法律法规从立法宗旨上就忽视了作为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社区居民的权利与地位。尤其是《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立法精神仍未与国际许多文化遗产保护的宪章接轨。事实上，国际宪章已经越来越重视东道主社区在文化遗产与历史街区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强调实现东道主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34-35]。如《华盛顿宪章》(The Washington Charter，1987)在其原则与目标中指出，“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边的居民”“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作用，应加以鼓励”(第3条)[36];《国际文化旅游宪章》(Inter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 Charter，)序言指出，“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也可能使东道主社区的生态、文化和生活方式降格”[37];《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The Valletta Principles for the Safeguarding and Management of Historic Cities，Towns and Urban Areas，)序言明确要求，“对历史城镇地区的任何干预都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为目标”[38]等。由此可见，凡是涉及当地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与发展权利的旅游开发、遗产(资源)保护与管理活动，其相关立法首先应在宗旨上确立东道主社区的主体地位。
从立法内容来看，除了《绿色旅游景区》有专门将“社区发展”作为独立的条文进行阐述外，其他法律法规均没有就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或社区发展等内容设立专门的章节或条文。如《旅游法》对旅游者、规划者、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权利与义务均作了相对明确的规定，而当地社区作为一个地区旅游发展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其旅游发展的权利与义务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与规定。尽管《旅游法》提出旅游者“应当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第十三条)，旅游规划必须“尊重和维护当地传统文化和习俗”(第二十一条)等[22]，但显然都是将游客和规划者视为主体，当地社区为客体。此外，即使“社区发展”有在《绿色旅游景区》中专门提及，也只是被置于“绿色管理”这一章节之下的最后一条文，其受重视程度不言自明。
3 结论与讨论
大量研究表明，建立保障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以及地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其关键环节是建立一套完善的保障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规章制度。对我国现有旅游法律法规条文的内容分析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法定权利大致分为政治参与权利、经济发展权利、社会文化权利以及环境保护权利等4个方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社区实现经济、社会、心理与政治上的增权。但总的看来，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还未能在国家法律法规层面得到完全保障，其参与旅游的主体地位仍未得以确立。
(1)当前涉及社区参与旅游的旅游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层级和法律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
(2)当前旅游法律法规均没有将促进当地社区发展作为立法宗旨的内容，绝大部分旅游法律法规没有就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或社区发展等内容设立专门的章节或条文，在制度层面上造成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与主体地位的缺失。
(3)相关旅游法律法规普遍在保障社区参与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方面尚存不足。在政治权利方面，当地社区仅有规划决策建议权，但对于社区参与旅游决策、开发、规划、管理和监督等各个具体环节，缺乏程序性规定;在经济权利方面，涉及当地社区旅游利益分配核心的资源或吸引物产权问题，以及社区居民旅游就业、旅游经营等方面的优先权，均未通过法律制度层面得以保障。
(4)相关旅游法律法规在促进当地居民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方面仍须完善。一方面，虽然相关旅游法律法规较多地强调了促进当地社区设施建设、居民社会调控规划、社区环境提升、居民就业以及尊重当地文化与习俗等，有利于社区居民实现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但部分旅游法律法规较多强调控制社区人口规模和约束居民活动，有可能造成相应的“社会去权”与“心理去权”。另一方面，受教育培训权作为提升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能力与实现心理增权的重要途径，并未完全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
(5)部分旅游法律法规重于社区责任和义务的强调而轻于相应权利的赋予。诸如《风景区规划规范》、《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较多强调控制社区人口规模和约束居民活动来达到资源保护与管理的目的，然而却较少对如何保障当地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受到扰乱、相关活动权利不受到侵犯，以及相关的安抚、安置与补偿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从而造成当地社区居民事实上的“去权”。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我国现有的旅游法律法规体系，以确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性地位，赋予社区及其居民相应的旅游发展权利。研究建议：
(1)提高保障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法律层级和效力，使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经济生产、政治生活、资源与环境保护过程中，其相应的受教育培训、旅游就业、旅游利益分配以及相关旅游发展决策权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不仅仅局限于某类景区或某个行业标准。
(2)从法律法规层面确立社区参与的主体性地位。对涉及当地社区居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旅游开发、资源环境保护与管理活动，其相关立法宗旨应明确当地社区及其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并将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的目标纳入立法宗旨与原则中。另应就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或社区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补充设立专门的章节或条文，以凸显社区的主体地位。
(3)需明晰社区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中的权利。在政治决策参与方面，需要明晰当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与程序，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涉及社区利益的旅游规划编制，应将社区参与规划的程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保障社区能够参与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和监督等过程中[3]。在经济领域，应在充分调查和论证的基础上，尽快推动当地社区的旅游吸引物权[3，8]或文化资源集体产权[10]的立法进程;亦应参考国际的做法，在法律制度层面保障当地社区居民旅游就业、旅游经营等方面的优先权。
(4)应赋予当地社区以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诸如但不局限于《风景区规划规范》、《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强调社区居民在资源环境保护和管理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应对等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以减少或避免社区居民造成“社会去权”与“心理去权”。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背景下，通过立法以保障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固然重要，但法律法规的执行与落实以及社区的自我增权[11]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更为重要。由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权利的复杂性，仅仅就旅游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的分析难免具有局限性。以后的研究需要根据我国旅游法律法规建设现状和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就如何在正式制度层面上保障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进行更多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致谢：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交互判别信度计算公式为：。其中，R是交互判别信度，n是编码员数量，K为编码员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18]。
②平均相互同意度计算公式为：。其中，是2位编码员编码结果完全相同的分析单元数，是编码员A编码的分析单元数，是编码员B编码的分析单元数[18]。
③文中凡出现的相关法律法规文献均指本表中的版本及简称。
作者介绍：王华(1978-)，男，湖南郴州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wanghua78613@126.com，广东 广州 510632;郑艳芬(1988-)，女，广东中山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硕士研究生，E-mail：zhengyfn@outlook.com，广东 广州 510632
篇2：旅游权利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出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消费热点。旅游合同作为明确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更是倍受关注。但由于目前立法滞后、立法层次过低，使得在实践中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现象仍时有发生，旅游纠纷频繁出现。本文旨在本着民法平等、公平的原则，通过借鉴和参考各国或地区的立法例，来对旅游合同中旅游者的权利和义务加以初步探讨，阐述本人对此的相关看法。关键词：旅游者；旅游合同；权利义务……
一、何谓“旅游合同”
在学界对旅游合同一般认为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在此方面台湾地区的学者有较多研究，曾隆兴认为“按所谓旅游契约有广狭两义。狭义旅游契约，仅指旅客与旅行业所订旅行及游览契约而言。广义旅游契约则包括狭义旅游契约及旅客运送契约、旅店住宿契约在内。” ；孙森焱认为“旅游合同（Reisevertrag）是指旅游营业人为旅客规划旅程，预订膳宿、交通工具，指派领队带领旅客游览并随团服务，旅客支付报酬的合同” ；林诚二则认为旅游契约为“称旅游者，谓当事人约定，由旅游营业人为旅客提供旅游服务，而由旅客给付旅游费用之契约。” 从各学者所下定义，不难看出后二者均采用了狭义说，而这也正是为各国立法所广泛采纳的。如德国民法典第651a条第1项的规定“根据旅游合同，旅游举办人负有向旅客提供全部旅游给付（旅游）的义务。旅客负有向旅游举办人支付约定的旅游费的义务。”我国合同法征求意见稿第325条“旅游合同是旅行社提供旅游服务，旅游人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 日本新旅游法中称旅游合同为“旅行业约款”，指旅行社与参加包价旅游的旅游者之间缔结的办理旅游业务的合同。 1970年布鲁塞尔旅游国际公约（即ICTC）第1条规定“旅游合同包括有组织的旅游合同或中间人承办的旅游合同。”
综上，笔者在文中所述的旅游合同也将采狭义说，即旅游合同为由旅游组织者向旅游者提供旅游，旅游者向其旅游组织者支付相应旅游费用的合同。
二、旅游者的义务
（一）费用给付义务
这是旅游者的主要义务，至于旅游费用的种类、数额及给付时间，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台湾地区的学者林诚二认为旅游费用应包括“代办交通、膳宿、导游等必要费用（如代办出台手续费、交通运输费、餐饮费、住宿费、游览费用、接送费及行李费）以及税捐、旅游营业人应收之报酬以及合理之利润。” 前南斯拉夫的《旅行组织合同》中规定“合同规定的全部费用，最后应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如未规定期限，旅客应按习惯做法至迟在交给旅行文件之日向旅行组织者付清旅费。” 在现今实务操作中旅行社一般以缔约时预付为基本原则，也就是当旅游者在旅游前交付费用后，他们就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了。
（二）附随义务
依照诚信原则和旅游合同的特点，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负有一定的附随义务，也可称为“旅客之从给付义务。” 如旅游者有义务及时提交旅游所需相关文件，协助导游安全有序地进行旅游，遵守时间和安全上的约定等。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C3条第1项规定“旅游需旅客之行为始能完成，而旅客不为其行为者，旅游营业人得定相当期限，催告旅客为之。”而前南斯拉夫的《旅行组织合同》中的规定更严格、更详细，其要求旅客把组织旅行所必需的全部真实完整的文件，特别是把购买车、船、机票、预订旅馆所必需的个人证件和其他证体以及出入国境所必需的证件交给旅行组织者。且旅客应注意使本人以及证件和行李符合有关边境、海关、货币和检疫的规定以及其他行政性规定所确定的条件。
三、旅游者的权利
（一）变更权
即旅游者可以变更旅游合同，由第三人代为参加旅游，当然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各国或地区的立法上主要有：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C4条规定“旅游开始前，旅客得变更由第三人参加旅游。旅游营业人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第三人依前项规定为旅客时，如因而增加费用，旅游营业人得请求其给付。如减少费用，旅客不得请求退还。”德国民法典第651b条规定“（1）在旅游开始前，旅客可以要求由第三人顶替他参加到旅游合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中。如果该第三人不具备旅游的特别要求或者其参加旅游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行政机关命令，旅游举办人可以对第三人的参加提出异议。（2）第三人参加到合同中的，该第三人与游客作为连带债务人就旅游费以及因第三人参加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对旅游举办人负责。”笔者认为，此权的设立有利于保护旅游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不仅是旅游者的。因为旅游合同从订立到履行之间可能有一定期间，在此期间若出现了旅游者事先所无法预料到的情况，如突发疾病、单位有应急任务等，一谓强调其必须亲身履行合同，势必造成合同无法履行。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允许旅游者将合同变更给第三人，能使合同得以继续履行，更使旅游组织者能够获得预期的利润，而无需让双方当事人进入复杂烦人的返还价金、赔偿损失的过程。
（二）解除权
第一，任意解除权。在旅游开始前应当承认旅游者可以任意解除旅游合同，允许其在旅游合同签订后、旅游开始前甚至旅游开始后，均可随时解除合同，且此解除也无须提出正当理由。但应对由此给旅游组织者造成的损失给予适当的补偿。如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C9条规定“旅游未完成前，旅客得随时终止合同。但应赔偿旅游营业人因合同终止而生之损害。”
第二，旅游开始前旅行社变更预订的旅程，或提供的.给付有瑕疵，且事后拒绝补正的，旅游者可以解除合同。如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C9条第1项规定“旅游服务不具备前条之价值或品质者，旅客得请求旅游营业人改善之。旅游营业人不为改善或不能改善时，旅客得请求减少费用。其有难以达预期目的之情形者，并得终止合同。”
第三，旅游者因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致不能参加旅游时，可解除合同。如德国民法典第651e条第1项规定“旅游因存在有第651c条所列举种类的瑕疵而明显受损害的，旅客可以对合同发出预告解约通知。旅客因此种瑕疵出于重要的、旅游举办人知情的原因而不能期望旅游的，亦同。”
第四，旅游组织者因天灾、**、交通堵塞或政府命令等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不能给付时，可以解除合同。如德国民法典第651j条第1项规定“旅游因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不可抗力而明显受到妨碍、危害或者损害的，旅游举办人和旅客均可以根据上述规定的标准对合同发出预告解约通知。”
（三）相关损害的求偿权
损害赔偿在各类消费合同中均是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补救措施，故求偿权无疑也是旅游者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基于旅游合同所产生的求偿权大致可分为：
第一，物质损害求偿权：主要针对旅游者在旅游中所携带的财物的损失。这类损害在旅游活动中时有发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5971C1995）》导游服务质量 Quality of t
our-guide service [标准的附录]若干问题处理原则3的规定“当旅游者的行李丢失或损坏时，导游人员应详细了解丢失或损坏情况，积极协助查找责任者。当难以找出责任者时，导游人员应尽量协助当事人开具有关证明，以便向投保公司索赔，并视情况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人身损害求偿权：在旅游活动中存在着发生人身伤害的可能性。一旦人身伤害发生后，旅游者应有权向旅游组织者主张权利。笔者认为虽然现今都要求在旅游开始前旅行社必须为每位旅游者购买旅游意外综合保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旅游者的上述两种权利，也减少了旅行社相应的风险，但它无形中也为旅行社推诿责任提供了借口。故出于保护弱者的角度，应对其有所限制，当因旅游组织者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上述两种损害时，旅游者可以直接向旅游组织者求偿；当然其的保险权益也应同时转归旅游组织者，这既避免了旅游者在保险索赔时可能遇到的不便，也能使旅游组织者的风险不致过高，同时增强其的服务和防范意识。
第三，基于连带责任的求偿权：旅游组织者应对由其选派的导游、领队、司机等相关辅助人员的行为所造成的旅游者的人身、财产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旅游者应有权对此类损害提出求偿权要求。如林诚二就认为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C7条第2项所规定的“可归责于旅游营业人之事由”，应包括因旅游营业人之履行辅助人故意或过失所致之情形在内。 笔者赞同其观点，因为在旅游合同中，旅游组织者既然享有选用旅游服务的相关辅助人的权利，就应承担因其选用不当所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否则作为间接给付性很强的旅游服务，无疑将为旅游组织者逃避责任提供诸多托辞。
第四，精神损害求偿权：旅游是一种以精神产品为主的消费行为，旅游过程中金钱与物的交换只是实现这种精神消费的手段而已。因此，旅游合同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定会造成旅客精神健康权利的损害。 ICTC对此也予以支持，在其第13条规定，旅游组织者应对因其不履行行为而给旅行者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并在其第2项中具体规定了旅客受到人身伤害、财产损害及其他损害的受偿限额。 但我国的民法通则乃至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均未提及关于违约责任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其认为因债务不履行只能产生财产上损害赔偿之债额，而不发生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只有在因侵权行为造成人格权之损害时，才发生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一般对因合同不履行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认可，如冯建良诉上海中旅假日旅行社合同案 等。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未造成人格权损害的违约行为中的某些特殊个案也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这可视为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的某种例外。因为旅游合同有其特殊性，正如俞宏雷所述其消费的是种精神产品，合同的不完全履行或不履行势必会对旅游者造成精神上的阻滞，带来某种程度的精神损害，如旅游者想通过旅游带来愉悦的目的没有实现，这实质上导致其订约的目的没有实现。当然，在赋予旅游者此种精神损害求偿权的同时，也应防止其滥用权利，如在旅行社无重大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不应支持等，以保障旅游组织者的利益。
第五，时间浪费求偿权：这是由于旅游合同的独特性所派生的一项旅游者较为独特的权利，因时间之经过而产生损害赔偿之债。典型的立法例有：德国民法典第651f条第2项规定“旅游无法进行或者明显受损害时，旅客也可以因无益地使用休假时间而要求以金钱作为适当赔偿。”；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4C8条规定“因可归责于旅游营业人之事由，致旅游未依约定之旅程进行者，旅客就其时间之浪费，得按日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其每日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旅游营业人所收旅游费用总额每日平均之数额。”除上述立法例外，其他各国鲜有立法，我国对此也未有任何规定。笔者认为，旅游活动多有较强的时间性，且行程安排在旅游合同上已明确，多数旅游者都会依此作出相应的时间安排。一旦旅程因旅游组织者的原因而造成延误，无疑会造成旅游者在时间上不必要的浪费。而在现今高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时间的浪费已经超过了时间经过的本来意义而具有了一定的财产价值。故此权的设立有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会促使旅游组织者更加注意旅程安排，更好地履行旅游合同。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有很好的借鉴价值，既保护了旅游者，又防止了旅游组织者过大的风险。
1、曾隆兴：《现代非典型契约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1月（修订三版）
2、孙森焱：《旅游契约之研究》，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
3、林诚二：《论旅游契约之法律关系》，载《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一）：总则・债篇》，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9月版
4、郑冲、贾红梅：《德国民法典（修订本）》，北京：法律出版社，4月版
5、张嵩、宋会勇：《试论旅游合同立法》，载《法学》第4期
6、徐跃：《日本的“新旅游法”及其思考》，载《旅游学刊》第1期
7、宁红丽：《旅游合同研究》，载《民商法论丛》20第1号（总第22卷）
8、林瑞珠：《旅游契约既定型化之研究》，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6月
9、[南]维科斯拉夫・什米德：《南斯拉夫法律中的旅游合同》，载《法学译丛》1982年第5期
10、谭甄、董伟：《旅游、演员、广告、搬家、保安等无名合同实务操作指南》，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月版
11、俞宏雷：《诌议旅游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载《法律适用》20第3期
篇3：权利动态中外生权利的影响
关键词：权力动态,外生权力,steady state,短期分析
一、引言
权力的研究广泛地出现在政治学的著作之中, 经济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权力被定义为将某种意志施加给他人的能力 (Max Weber) 。而在现在, 潜力被赋予了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内容。某个掌握组织的个人被认为是有权力的, 拥有某种特殊的技能也被认为是有权力的, 更进一步, 和某个有权力的人存在密切关系的人, 即拥有人际关系的人也有了权力。从权利的定义和其丰富的内涵看来, 我们更应该将权力称为能力。
能力的形成与人的习惯 (habit formation) 的形成有着相似之处, Ryder、Heal (1972) 给出了内生习惯形成的机制, 将内生的习惯描述成:
其中准 (c) 表示习惯的形成函数, δ表示人们对习惯的折旧。之后, 很多的学者对于habitformation进行了引申。Turnovsky、Okuyama (1994) 将房地产 (housing) 表述成habit, 将h定义为housing stock。Zou、A.H Van、J.Muysken (2001) 引入了Health, 将h定义为Health stock。Keller、Spence、Zeckhauser (1971) 引入了Pollution等。以上几种改变都是采用了相同的框架下对内生变量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改变而来。
Guan Gong、Zou (1993) 在habit formation中引入权力 (power) , 讨论了人们对于消费、权力和财富的累积和选择的问题, 并给出了选择的差异性, 在给出数值解时给出了一个极限环的情况, 说明了均衡的不唯一。但是文章并未给出外界对于人的选择的影响。实际上, 人们的行为常常容易被环境所改变, 是所谓“环境改变人”。Chetty、Seaz (2007) 认为人的习惯要受到周围人习惯的影响。Abel (1999) 讨论了Catch up with Jones的问题, 认为个人的效用受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影响。Gong、Zou (1993) 引入了军事, 认为本国的军事要受到外国的影响。
本文在Guan Gong、Zou (1993) 的基础上, 加入了外生的权利, 讨论了人们面临不同的权利环境中的消费和权力累积的选择问题, 并讨论其长期和短期的影响。
二、模型的设定
模型定义在一个生存无限期的代表性消费者身上。消费者的效用定义在他的消费c, 他拥有的权利p, 以及一个外生的权利p, 这个权利可以是他人的权利 (当他特别关注某人, 一直与人进行比较) , 或是外界的环境所在的人的平均权利。效用函数用U (c, p, p) 表示。U (c, p, p) 符合效用函数的一般性假设, 非凹的, 连续可微的, 满足一阶和二阶条件:
且满足:
其中 (2) 参照了Gong、Zou (2002) 的处理。Zou (2000) 讨论了Ucp≥0的问题, 即权利和消费的相互促进的关系。Upp>0的情况则与Gong、Zou (2002) 中讨论的外国军事威胁对于本国军事的促进关系相似, 他人的权利或者环境的权利潜在的增加自身的权利的边际效益, Deger、Sen (1984) 对此给出了类似的讨论。对于Ucp可能存在一些争议, 虽然可以理性地推断应该与Ucp的符号相反 (他人或者环境的权利与自身的权利对自己的消费的影响相反) , 但是我们还是用不等号表示这种关系是“可能存在的”。
代表性消费者的总时间定义为1, 则:
其中T1表示工作赚钱的时间, T2表示其追求权利所花费的时间。人们在追求权利的过程中花费时间在处理人际关系、参与公共活动等行为上, 有时也会花费一定的金钱, 这里都用其花费的时间成本来表示。这样他的预算约束表示为:
其中定义了工资率为1, R表示边际权利收益的相对价格, 表示权利的收益。
权利的累积方程表示为:
p觶=F (T2 (t) , p) -δp (t) (5)
F (T2 (t) , p) 表示权利的生成函数, 表示人们在自身权利上花费时间形成新的权利或者把自身的权利推向更高。δ表示权利的折旧, 当人们长时间的不关注与自身的权利累积时, 其权利会加少。这里可以参考Zou (2000) 对其的解释。F是一个新古典的生产函数, 所以其满足一阶及二阶条件:
根据T2 (t) 的定义, 我们定义:
则:fc<0, fcc<0, fp>0, fpp<0
fcp的符号不定。这时权利的累积方程变为:
代表性消费者的目标是在给定的贴现率下, 极大化无限时间内的效用的贴现和:
受约束于条件 (5’) , 权利的初始值定义为p (0) , 同样参见Zou (2000) 的解释。定义现值的Hamilton函数。
其中控制变量是c, 状态变量是p, λ是Hamilton乘子, 表示权利的边际收益。
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可行性条件和横截性条件:
对方程进行化简我们得到消费的动态方程和权力累积的动态方程:
当时, 系统达到均衡点 (c*, p*) , 在均衡点有:
其中:
假设系统的两个特征根为λ1, λ2, 则:
因此系统至少有一个正根:
由于D的符号还无法确定, 因此系统的稳定性也无法确定。当D>0, 则两个特征根均为正, 系统是不稳定的。如果D<0, 则两个特征根一正一负, 系统是鞍点稳定的, Zou (2002) 给出了更加详细的讨论。
三、长期影响
对于不稳定的系统, 政策讨论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讨论外生的权利对于系统中各参数的影响, 我们假定系统是鞍点稳定的, 即:
其中特征根λ1>0, λ2<0。
即:
现在假设一个外生的冲击, 使得外生的权利p出现一个突然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也许是竞争对手的一个突然的升迁, 或者本身突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为了衡量冲击对于均衡的影响, 我们对方程组 (11) 全微分并解出:
其中:
从对于效用函数U和生产函数f的假设中可以得到D1>0, D2<0, 并由 (13) 可以得到D>0, 所以我们得到:
即外生的权力的增加会增加消费而减少自身对于权力的追求。
对于这一性质的解释是, 当面临环境中的权力上升时, 人们会认为权利的竞争太过激烈, 自身对于权力的累积可能比不上环境的权力, 或者某个主要竞争对手。这样他会主动减少自身对于权力的追求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其他的行为之中, 或是增加自身的消费以平衡自身的效用。另外的解释是某人对于环境或竞争对手的判断会影响他的选择, 现实生活中存在某些例子能够说明。假设一个毫无权势背景的人会在所谓的“官二代”的竞争环境中主动放弃对于一个某种目标的竞争, 即使他本来很有希望达成, 但是由于预计到这种竞争会十分的困难, 他会主动选择放弃竞争的策略, 而这一策略更加使得他达成的可能降为0。这样, 在更高的权力的环境降低了人们对于权力的累积意愿。同样的例子出现在人们对于未来发展的选择之中。在大学里, 有些学生关注学业, 也有些学生更加关注其他的学生工作。后一种学生在毕业找工作时可能更加倾向于类似“公务员”等类型的工作, 而前一种学生会主动选择一些科研等类型的工作以避免与那些“能力很强”的学生形成竞争。这样, 在公务员的队伍之中, 可能更多的是在学生时代把时间花在“权力”的累积而非学业之上。环境中的权力通过人们的自选择影响了人们的对于当前的决策, 结果是减少了人的权力的累积。这种由于禀赋的变化导致人的预期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了人们的当前的决策, 最后使得并非必然发生的预期变成必然的事实。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并不罕见。
四、短期分析
我们在前一节中分析了外部的权力禀赋变化带来的对于消费者权利累积的长期影响。我们得到了当外部的权力增加时, 人们会增加消费而减少对于权力的累积。那么相对应的, 人们在面临外部权力变化时的短期反应是怎样的呢?是立即减少还是先增加后减少?例如, Sidrauski (1967) 认为货币是超中性的, 货币的增长在长期对于经济是没有影响的。但是短期分析则说明了在短期内, 货币中性是不成立的。货币供给的增加或减少对消费和资本存量都有影响。那么如何知道权力变化的短期影响?下面我们利用Judd (1987) 的方法进行分析。
利用Judd (1987) 的方法, 我们首先假设在时间t=0时给定外生的权力下, 存在一个均衡 (c*, p*) 。现在, 外生的权力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冲击, 定义为:
其中ε是外生的一个扰动, 表示改变的大小, h (t) 按照Judd (1987) 的定义, 是一个阶梯函数, 它定义冲击发生的不同情形。例如, 在0≤t≤T时刻, h (t) =1, 而在t>T时刻, h (t) =0。这种形式定义了政策的一个短暂的改变。
同时, 我们把方程组 (10) 定义为:
将代入 (15) , 得到:
燮c觶=g (c, p, p+ε·h (t) ) p觶=f-δ·p (16)
此时, c、p都是参数ε和时间t的函数, 表示为才c (t, ε) 和p (t, ε) , 对方程 (18) 在ε处展开得到:
根据Judd (1987) 的处理, 我们对c (t) 、p (t) 和h (t) 进行参数为s的Laplace变换, 其中s>0:
根据以上的Laplace变换, 可以将 (17) 转化为:
由于权力资本p是状态变量, 是一个连续变量不能跳跃变化, 因此Ρε (0, ε) =0。接下来, 我们再来讨论如何决定Cε (0, ε) 。
根据之前对于方程 (12) 的讨论, 我们知道系统的稳定性并不是确定的, 而是取决于特征方程D的符号。如果D>0, 则系统是不稳定的;如果D<0, 则系统是鞍点稳定的。但是注意, 在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中, 我们对于短期的所有讨论包括消费和权力的短期变化都是无意义的。因此, 在这里我们需要假设D<0, 即系统是鞍点稳定的。
根据鞍点稳定的假设, 系统存在一正一负两个根, 不妨设正根为μ1, 负根为μ2, 对方程 (18) 进行整理我们得到:
解之, 根据克莱默法则:
根据假设μ1为正根, 则有:
而是有界的。因此Cε (0, ε) 也是有界的。所以, 要求:
和:
其中gp在非稳定点时不为0, 因此我们得到:
接下来我们确定-gp·H (s) 的符号。
至此, 我们得到了外生的权力发生变化时, 短期内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 它与长期变化的趋势一致, 即消费者在察觉到外在环境中权力发生变化时, 会有减少自己权力资本的累积, 而增加自身消费以平衡效用。
五、总结
本文在Gong Guan和Zou (2000) 的框架下用habit formation的方法引入了外生的权力, 讨论了外生的权力发生变化时对消费者的长期影响, 并采用Judd (1987) 的方法讨论了对消费者的短期影响。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消费者面临外部权力增加时都会减少自己权力资本的累积, 增加消费以平衡效用。
但是本文还没有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 以得到更加精确的结果。另外虽然文章中都与模型假设中的外生权力对效用的二阶影响 (Upp) 和外生权力与消费对效用函数的交叉影响 (Ucp, Upp) 采用了Zou (1993) 类似的处理, 但作者认为对此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这些工作都有待完成, 作者会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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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平等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开发商和业主要摆正心态
近来媒体报道有不少开发商赶在今年10月1日《物权法》实施之前匆忙出售车位。据称开发商之所以如此匆忙出售的原因是担心：（1）《物权法》实施后，因小区车位将优先满足本小区业主的需要而影响外卖或外租，从而减少收益；（2）产权属于开发商的车位在《物权法》实施后必须接受业主的共同管理，使得自己失去车位定价的权利；（3）车位可能会归业主共有。
在停车位（库）的归属问题上，即将生效的《物权法》和现行操作规范并不存在如同媒体所报道的开发商和部分业主所理解的那种差距，它自有规则确定：首先、属于别墅一部分的停车位（库）。基于规划设计时已将它设计成了整体别墅的一部分，因而这种类型的停车位将随着别墅所有权的移转而移转。其次、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停车位（库）的归属纠纷是最为突出的，因为我国现行法律没有针对这种类型停车位（库）的归属的直接规定，而且各地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而《物权法》第74条第2款规定：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依据该规定，实际上是将本来尚未定论的归属明确地交由开发商来决定了，因为所谓的“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协议乃是由开发商主导的。第三、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地面停车位，将建筑区划内的空地分割后形成的地面停车位。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地面停车位的归属争议及其《物权法》实施后的归属问题与前述第二点分析相同。与此不同的是，将建筑区划内的空地分割后成的地面停车位的归属规则非常明确，即不管是在《物权法》实施之前还是《物权法》实施之后均归属于业主共有。
如果依据《物权法》，停车位（库）已经确定归开发商所有了，则这种停车位（库）的管理权仍将归属于开发商，业主或业主大会并不会因此而取得这种停车场的管理权。当然，对于将建筑区划内的空地分割后成的地面停车位，由于开发商不可能拥有所有权，这种停车位并不存在产权而仅仅表现为土地使用权，因而将由业主们管理。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知，《物权法》的实施不会对停车位（库）的归属、销售、定价等带来什么大的变化，因此，开发商和业主都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尤其是对于业主而言，在决定是否购买停车位（库）时，应当充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查清停车位（库）的归属；2．查清停车位（库）是否有权利限制；3．停车位（库）使用权买不得，时下，有些开发商仍在出售停车位（库）的使用权，这种所谓的“使用权”不宜购买，因为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即将实施的《物权法》，这种“使用权”不属于物权，充其量属于一个债权。业主在购得这种“使用权”后并不具有物权的对世性，只能作为一种效力相对较弱的债权而存在。这种所谓的“使用权”是无法进行物权登记的。
谨慎面对小区车位的突击抛售
在我国，居住小区内车库、车位权属问题比较复杂，其所有权归属也不尽相同。即将实行的《物权法》以现有法律、法规作为基础，确定了目前小区车位的归属原则。因此，开发商在《物权法》施行之前的过渡阶段，几乎没有法律空子可钻。所以，小区业主在面对开发商突击抛售车位时，应谨思慎行。
首先，对于经规划审批许可，并且未由小区业主分摊计入商品房销售成本的车位，其所有权归开发商所有。应适用《物权法》第74条“约定归属”的原则，由开发商与小区业主在预售合同或前期物业管理公约中对车位归属予以约定。因此，《物权法》的出台和实施对此类车位的影响不在“权属确定”上，而是在销售对象和销售价格上。
为何这样说呢？首先，《物权法》规定，10月1日以后小区车位将优先满足本小区业主的需要。在上海，由于2003年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出台的《关于商品房项目附属地下车库（位）租售问题的暂行规定》已基本限制了向小区以外的业主出售车位的行为。但是，在全国其他省份，小区车位的购买对象不全是本小区业主。物权法实施后，这种做法将被禁止。少了小区业主以外的买主，车位将更加难卖，这才是很多小区赶紧推销车位的主要原因。
其次，部分开发商担心今后车位定价不能自己说了算。按照《物权法》第70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而一般能卖的产权车位都在建筑物地下，将来是否会确认为小区业主的共有部分尚不确定。由于《物权法》对“共同管理权”没有明确的界定，将来是否会出现：开发商依法有权销售的产权车位的定价问题，也应该是业主和开发商共同商量确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开发商一家来定？若果真如此，还不如在十一之前抢先多卖车位。
所以，对于占用小区共有道路、场地的车位，依据《物权法》第74条应适用“法定归属”的原则，归本小区业主所有，《物权法》的实施将直接影响其“权属确定”。因此，为了避免《物权法》实施后白白损失该笔收入，诸多开发商突击进行低价抛售，甚至以极低的价格转给亲朋好友。但是，开发商突击出售的该部分的停车位将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导致无效。
由于“法定归属”原则将加强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责任。因此，原先物业公司收取地面停车费时由于其性质及法律依据含混不清，造成了不少纠纷。《物权法》施行后将地面停车位直接归属业主共有，业主缴纳的费用将不再是停车位的租金，而是停车保管服务费。同时，由于车位收入归全体业主所有，物业管理公司对该笔收入的使用用途、资金走向将负有更多的公示责任。
业主购车位具有优先权
《物权法》的颁布，小区车位、车库问题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活动范围的扩大，私家车族队伍的壮大，车位、车库日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小区建成的停车位、停车库究竟归属谁？是归开发商，还是入住业主？或是小区物业公司？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困扰和纠纷。笔者作为一名车主也相当关心此方面情况的进展。
在《物权法》中对于此问题有专门的明确规定。《物权法》第7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该条规定依笔者之见，包含了三层意思：
首先，《物权法》设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一个小区建筑规划内的车位或车库首先应满足本区业主的需要，只有在保证本区业主使用的前提下，才能许可本区以外的人使用。也就是说，该法实施后，房产商不能随便销售车位或车库给外人了，而作为买方也不能随便购买他人小区的车位或车库了。如果房产商违反了这个要求，假如说把本区的车位或车库卖给了小区外的人或者租给了小区外的人，本区业主的车在自己的小区内停不了车，那么，其买卖或租赁合同无效。
第二，至于小区内的车位或车库归谁所有、由谁使用，则可以当事人双方自行约定的方式来确定。房产商可以随商品房出售，也可以出租，还可以附赠给业主。该法实施后，买房人与房产商或者卖房人之间关于车位、车库的约定就显得非常关键，因为这关系到车位、车库的所有权问题。
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等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拥有，车位如果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其他场地的当然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所以，当个别业主从开发商处购买、获赠或租赁车位时应注意，这个车位是否占用了全体业主的共有道路或其他场地，如果是，那么该车位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虽然你个人与开发商通过买卖、赠与或租赁来约定车位的归属，但是由于该约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你的合法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尤其要警惕房产商把已经分摊掉公共面积的车位或车库再次卖给你。
小区内的车位或车库问题，看似事小，实际上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由于原先的规划不够，大部分的小区停车位都非常紧张，随着私车的增加，这一矛盾会更加突出，如果再处理不当，往往会影响小区的和谐，邻里的和睦。这里特别要制止的是房产商的短期行为和物业公司的不当得利。由于《物权法》的颁布离开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故在这一时期中有时矛盾会更加尖锐和复杂，而且会给以后的实施留下后遗症，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慎重处理。《物权法》中的这一条款也有待进一步细化，使之更加明晰和更具有操作性。
复旦大学教授
篇5：第三章 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保障
禁止用人单位及其管理人员采取下列方式侵犯职工的人身权利：
(一)以拘禁或者变相拘禁的方式剥夺、限制职工的人身自由;
(二)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强迫职工劳动;
(三)殴打、侮辱、体罚职工;
(四)非法搜查职工的身体;
(五)扣留职工的居民身份证、暂住证、毕业证等证件和档案资料;
(六)侵犯职工通信自由的;
(七)其他侵犯职工人身权利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职工享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享有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用人单位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利;享有参与涉及职工权益的有关事项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或者其他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对涉及自身权益的事项享有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权力机构审议、通过、决定的事项，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办理，否则作出的决定无效。
第三十四条 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及集体控股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下列事项，依照以下规定进行：
(一)生产经营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及完成情况，财务收支情况，重大技术改造方案，改制、合并、分立方案，出售、租赁、破产和经济性裁员方案等重大事项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二)职工分流及安置方案、集体合同草案、单位的工资支付规定以及其他涉及职工利益的.事项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三)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等涉及职工福利的重大事项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四)集体合同履行情况、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破产企业整顿方案、单位的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单位担保情况、承包租赁合同执行情况、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情况等应当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五)对单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民主评议由职工(代表)大会组织;
(六)进入公司制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三十五条 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与本单位相适应的民主管理形式，通报、协商或者提请通过下列事项：
(一)通报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发展规划，职工培训计划，企业辞退、处分职工的情况及理由;
(二)报告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社会保险费的缴纳情况、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情况、职工福利基金的使用情况等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事项，接受职工的监督;
(三)协商制定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纪律、奖惩制度和工资支付规定等内部规章制度，并向职工公示;
(四)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篇6：旅游权利
从《汉谟拉比法典》到《论法的精神》，从《韩非子》到《社会契约论》，从“王法天下”到“依法治国”，纵观法律的发展，那是一部凝结智慧与思想的文明史，更是一部充满杀戮与抗争的血泪史。法学家边沁说：“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其间的落差正是法律人的责任。炎炎七月，论道民法，全员读书活动给您带来耶林――《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中耶林的思想路径分析
从体系上看，这篇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为权利而斗争”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此部分包括文章的前五个章节。第二部分即为文章的最后一章――现代罗马法与为权利而斗争。
从内容上看，在第一部分，作者先从法的起源与法的生命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无论是客观意义上的法(法律规范)还是主观意义上的法(权利)都起源于斗争，其生命也在于斗争。接着，作者分别从三个方面即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为权利而斗争是对国家的义务、为权利而斗争对国民生活的重要性来加以论述。作者认为，权利是人格存在的基本条件，而法感情也正是存在于这基于权利产生的理念价值中，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就是在保护自己的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同样，为权利而斗争，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也是如此。在第二部分，作者对当时的现行罗马法进行了分析，并对当时的德国现行法律制度和社会背景进行评价。最后，作者再次强调放弃对自身权利的主张就等于精神上的自杀，为权利而斗争是我们的义务。
通过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法律产生的艰辛，法律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行为指南，更是我们的人格和精神存在的必要条件。
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指出： “主张自己的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法则。它在任何生物都以自我保护的本能形式表现出来。但对于人类而言，人不但是肉体的生命，同时其精神的存在至关重要，人类精神的生存条件之一即主张权利。若无权利，人将归于家畜。”基于此，他还主张：“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并认为“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权利是主观化的法律，法律是客观化的权利。因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权利意识，为权利而斗争。在民法领域，权利意识有益于社会主体权利的行使。民事主体权利行使的自由、权利行使的.平等与诚信、权利保护等意识的养成，对民法制度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的权利一旦被侵害，就会产生精神上的痛苦。在现代民法，权利的行使首先体现为意思自治，即民事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一定的民事活动，不受国家和他人的非法干涉。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特征的突出反映。没有意思自治，商品交换关系就难以进行，婚姻关系就难以成立，就没有遗嘱制度，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核心原则。
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设定了权利也就意味着设定了相应的义务。但是，在民法制度中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这也就意味着民事义务仅仅是为了满足权利人的利益而设置的。因此，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不但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还应当自觉遵守民法中对其设定的相应的义务规范，从而使得权利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护和实现。
就民事司法而言，司法人员在民事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背离法权关系的行为，但是司法者往往在主观上认识不到其对法权关系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经常损害到民事主体的利益。如果在全社会“为权利而斗争”的大背景下，司法工作者能够提高自己的权利意识，也有利于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同时，民事司法中，也要处理好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关系。民法是实体规范，是对主体权利的认可;而诉讼法则是保障实体规范的程序规范。主体权益受到侵犯，就要求程序规范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只有有了完善的程序规范，才能使实体民事权利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