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公益金比例逐渐调整完善

彩票公益金比例逐渐调整完善（共2篇）

篇1：彩票公益金比例逐渐调整完善

彩票公益金比例逐渐调整完善 35%销售额缴国家

1987年国家批准民政部在河北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部门、公益金提取比例、归集部门由各地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新中国彩票从1987年开始发行，提取的彩票公益金比例经历了多次调整，每个阶段政策当时的政策选择是各地社会福利有奖募捐部门负责奖券发行和公益金归集管理。

思路存在差异，在公益金管理体制发展进程中，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公益项目的管理却在调整中不断完善。

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解释，公益金是从彩票发行收入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它是福利彩票资金中扣除返奖奖金和发行费以后的余额。目前，福彩公益金主要分为中央留成公益金和地方留成公益金两个部分。

最初为50%

同年年6月3日民政部出台的《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试行办法》，对发行奖券资金总额的分配做出规定，奖券资金总额的35%为奖金奖给中奖者；总额的15%为发行成本费用，其中：印制费4%，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发行费1%，地方募捐委员会的发行费、代销费及银行手续费为10%。除去应付的奖金和发行费用外的净收入作为社会福利基金，也就是说，将福利金占彩票销售收入的比例确定为50%。

此外，还规定，福利基金由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与发售地区募委会按三七分成。

1987年到1993年间，福彩公益金的分配比例均为：中央与地方3：7分成，省级和地市级、地市级与县区都按2:8分成。这一阶段公益金主要用于各地社会福利事业，用途比较单一。

变更为30%

1988年国家发行即开型福利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定为45%，1989年降为40%。

为了提高社会福利奖券的吸引力，统一全国发行政策，中募委决定调整即开型社会福利奖券资金分配比例。1990年4月中募委下发了《关于调整即开型社会福利奖券资金分配比例，统一全国结算办法的通知》规定，面值一元的奖券奖金返还率由45%调整为50%，发行成本调整为20%(其中，中募委6%，地方14%)，福利资金调整为30%。面值二元的奖券奖金返还率仍为55%，发行成本调整为15%(其中，中募委5%，地方10%)，福利资金调整为30%。

调整后与调整前比较，中募委发行每张奖券多提取的1分钱费用，全部用作抵偿风险和奖励地方，以增强中募委的宏观调控手段，分文不用于自身开支。为了增加这部分资金使用的透明度，还规定中募委每年决算时公布其使用结果。

不得低于30%

1994年到1999年，公益金分配体制仍然实行分级管理，但比例调整为民政部占5%，省地市民政部门占5%，县级民政部门占5%。1998年财政部管理公益金后，公益金收入按月缴存财政专户，支出由同级财政部门从财政专户中拨付。

1994年12月2日民政部出台的《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规定，福利彩票销售总额为彩票资金。彩票资金分解为奖金、管理资金和社会福利资金。其中：奖金不得低于彩票资金的50%，管理资金不得高于彩票资金的20%，社会福利资金为福利彩票销售总额减去奖金和管理资金的净收入，其不得低于彩票资金的30%。

其中，管理资金由各级发行机构分级使用，其比例由中募委发行中心具体规定。管理资金主要用于彩票的设计制作、仓储运输、发行销售、开奖公证、风险担保、广告宣传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购置、租赁和维修等。管理资金的节余为各级发行机构的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印制、发行和销售条件，引进和研制专用技术设备以及有利于福利彩票发展的投资。

由30%调整为35%

1999年，财政部正式承接福彩公益金管理以前，福利金提取比例由各地区自行决定，部门色彩浓郁。

2006年3月29日财政部下发《关于调整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通知》的文件，对公益金分成比例作出调整，由财政部会同民政部确定公益金基数，基数以内的公益金，由民政部门继续按规定的范围使用；超过基数的公益金，20%由民政部门分配使用，80%上交财政部，纳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统一管理和使用。

调整后，公益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50：50比例分配。中央集中的公益金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之间，按60%、30%、5%比例分配。地方留成的公益金，坚持按彩票发行宗旨使用，由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商民政部门研究确定分配原则。

2001年，国家把公益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社会保障和教育领域。财政部按照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中调整了彩票基金结构，返奖比例仍为不得低于50%，发行经费比例从不得高于20%下调到不得高于15%，公益金比例从不得低于30%相应提高到不得低于35%。

目前，经财政部批准的具体游戏的公益金提取比例略有区别，但总体以35%为主。

彩票公益金比例调整大事记：

1987年6月，民政部出台《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试行办法》，规定将福利金占彩票销售收入的比例确定为50%。

1990年4月，中募委下发《关于调整即开型社会福利奖券资金分配比例，统一全国结算办法的通知》，规定福利资金调整为30%。

1994年12月，民政部出台《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规定社会福利资金为福利彩票销售总额减去奖金和管理资金的净收入，其不得低于彩票资金的30%。

200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35号文件，调整公益金比例由不得高于30%提高到35%，这项内容延续至今。

我国彩票发行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彩票利益大头向上，从而保证国家从彩票资金中提取相当比例的资金用于发展相关事业。

我国彩票资金目前分配情况

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彩票销售总额的50%必须用于返奖，也就是说这50%的彩票资金通过设奖重新返还给彩民。

彩票销售总额的35%作为彩票公益金上缴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再根据规定的各级所占比例，逐级划拨给各省、市、县级财政及民政和体育部门。公益金用于包括体育事业(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等)、福利事业(星光计划、明天计划、蓝天计划等)、社会保障事业等在内的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剩余15%中，有7%用于支付销售终端销售佣金，而8%作为彩票发行机构的全部经营经费来源。

这部分发行机构的经费，用于彩票经营成本投入、彩票市场运作费用、彩票机构人员工资以及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等等。

篇2：彩票公益金比例逐渐调整完善

未来十年, 是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培养大批有知识、有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 是重要支撑。为此, 今后浙江省职业教育的发展亟须从追求规模的扩大转到注重质量的提高和体系的完备上来。适时调整完善“1∶1”普职分流机制, 是今后五年浙江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突破口。

一、“1∶1普职分流”政策的意义和问题

(一) “1∶1普职分流”政策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高校扩招、不包分配、教育高收费、毕业生不再赋予干部身份等一系列政策的变化, 中等职业教育由于既不能满足人们的生计需求, 又不能满足人们的发展需要, 吸引力迅速下降, 招生规模和生源质量等问题日益显现。

面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国家在2002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 如国务院2002年在《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了“普职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 教育部2004年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则进一步明确了“从现在起到2007年, 在高中阶段教育中, 加大结构调整工作力度, 进一步扩大中职招生规模, 使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保持大体相当, 在有条件的地方职业教育所占比例应该更高一些”的要求, 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成为这一时期国家职教政策的重要导向。

在此背景下, 2003—2012年, 浙江省连续十年严格执行初中后“1∶1普职分流”政策, 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1。经过近十年的大规模扩招, 中职招生数由2000年的15万人扩大到近30万人, 全省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明显扩大, 中职在校生数由2000年的40多万人扩大到近80万人, 初步实现了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 (详见下表) 。

资料来源:历年浙江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等。

中等职业教育的大规模扩招, 也带来了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和规模的明显扩大, 高职学校数由2003年的34所发展到49所, 高职招生数由2003年的6万人扩大到近13万人, 高职在校生数由2003年的15万人扩大到近40万人 (详见下表) , 推动了浙江省职业教育的规模性复苏。

资料来源:历年浙江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及2013浙江统计年鉴等。

近十年来, 浙江省职业教育各类院校共培养中职毕业生200多万人, 高职毕业生150多万人, 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初、中、高级技能型人才, 对缓解“技工荒”、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促进浙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二) “1∶1普职分流”政策的问题

1. 行政强制分流问题。

“1∶1普职分流”政策出台的目的, 不是为了减缓高考压力, 而是为了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扩大职业教育规模, 扭转职业教育发展不利的局面。但在高校扩招、普高升温的背景下, 学生升入普通高中的热情高涨, 扩大分流读职校的学生的数量, 难度可想而知。要想控制普通高中升学率, 调高职普比, 只能采取行政强制分流的手段。

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将中职扩招100万计划分解到各省的压力下 (规定任务的完成情况与年度工作业绩考核和奖励挂钩) , 为完成中职扩招、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任务, 这一阶段浙江省“1∶1普职分流”政策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性特点。近十年来, 这一政策始终在扩大浙江省职业教育规模中发挥着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 (不否认减免学费、发放补贴等相关鼓励政策所起的作用) , 成为提升职普比的有力手段。为此, 许多学生不得不接受“被分流”的命运, 难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能力、成绩、家庭条件等因素自主选择高中阶段的教育类型。而又由于目前中职毕业生升入高校的招生名额和渠道有限, 导致大量学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例如, 在2011年教育部下发《年度分省中等职业学校指导性招生计划》后, 《中国青年报》即以“教育部建议2011年中职招生820万被指脱离实际”为题, 指出该计划“虚高”, 并以河北为例, 该省当年要求完成44.5万人的中职招生计划, 但按上年全部中考考生70万人 (其中45万人已上普高) 的总规模预测, “剩余的25万人一个不落都上中职学校, 也完成不了招生计划”。压力和问题可想而知。

2. 普职实质失衡问题。

“1∶1普职分流”的硬性规定, 虽然初步实现了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 推动了浙江省职业教育的规模性复苏, 但普职规模平衡, 并不意味着普职在质量、地位、层次、结构、沟通、保障等层面取得实质平衡和协调发展。职业教育的规模性复苏, 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目前职业学校次等地位、无奈选择、断头教育、吸引力不强、沦为弱势群体聚集地等问题仍然突出。普职规模平衡、实质失衡的问题, 还亟待解决。

3. 未来适应性问题。

“1∶1普职分流”思路, 是国家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的教育指导政策, 具有积极意义, 值得肯定。但作为沿海发达省份, 近年来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迅速, 在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目标基本实现之后, “1∶1”普职分流政策, 是否能够继续适应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值得我们从多方面进行深度思考和客观评价。

二、适时调整完善“1∶1普职分流”机制的理性思考

(一) 调整完善是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1.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初高中毕业生源大幅减少。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1987—2003年, 浙江省出生人口数量总体呈逐年递减趋势。全省1997年出生的人口比1987年减少了20万人 (1987年出生的人口2002年初中毕业, 2005年高中毕业, 1997年出生的人口2012年初中毕业, 2015年高中毕业, 以此类推, 详见下表) 。初高中毕业生源大幅减少, 加上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 将直接导致中高职生源危机, 未来部分中高职院校的招生形势将越来越严峻, 面临生存危机。

注:按照初中升学50%普职分流, 高考招生本、专科50%比例预测。

2.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带来的人才需求结构变化, 高技能人才需求大幅上升。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正逐渐成为浙江经济的主导和支柱产业, 2012年浙江全省累计共有高新技术企业4500家, 与过去相比, 高技能人才需求正在大幅上升。但据统计, 2012年, 浙江省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重仅为16.1%, 与全国2 5. 6%的平均水平相差9.5个百分点, 与发达国家的高级技工达45%以上比例的差距更大。可以预测, 未来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成为浙江省内劳动力市场的迫切需求已是必然。

3.全面小康后公众对子女教育有更高的需求, 学生升学愿望强烈。据杭州市某中职学校一班主任介绍, 班上43个学生, 毕业时35个考进了省内的高职院校, 其他8个去了成人高校或者自考院校, 全部升学, 无一就业。她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父母手里有钱了, 又多是独生子女, 中职毕业时年龄还小, 家里也不等着他们去工作赚钱, 所以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中职毕业后能继续升学深造。”这虽然是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情况, 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有调查显示, 职业学校三年级学生有升学愿望的达61.4%。这表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受教育年限增加的趋势也在不断强化, 教育的层次和重心上移是客观必然。

(二) 调整完善是未来浙江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1. 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迈进。

2012年, 浙江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9.5%, 高等教育正在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迈进, 加上初高中毕业生人数的大幅减少, 这意味着未来浙江省高考录取比率还会进一步提升 (最新数据显示, 2013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7%, 普通高考录取率为85.9%) , 让更多孩子上大学的条件已逐步具备。

2.职业教育从追求规模扩大向内涵式发展转换。

在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目标基本实现、中职招生规模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未来浙江省职业教育的发展将从追求规模的扩大转到注重质量的提高和体系的完备上来, 朝着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迈进。

3.终身教育理念影响深远, 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日益增长。

终身教育思想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特别是逐渐迈进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对教育的一种必然要求。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下, “一次读书, 终身受用”的传统观念将被“活到老, 学到老, 用到老”的学习理念所取代, 未来公众的教育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日益增长成为客观必然。而“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育理念, 也将对今后浙江省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三) 适时调整完善“1∶1普职分流”机制的几点思考

首先, 从教育分流自身角度来看, 教育分流符合社会分工和个体差异的需要, 今后还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 但是, 分流要适时、适度、适向、适量。“1∶1”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 有必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需要, 适时加以调整完善。

其次, 从经济发展需要角度来看,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 浙江省正在从过多地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向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未来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和支柱产业, 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会在全省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 未来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及以上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成为浙江的主流教育需求是客观必然, 中等职业教育仍有存在和发展必要, 但从长远来看, 需求缩小, 日益式微是必然趋势。

第三, 从社会发展需要角度来看, 经济转型有赖社会发展, 未来浙江经济要想“突破”前行,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人力资本整体质量的提升是客观要求。而据2010年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省5442.69万常住人口中, 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为1996.41万人, 占36.7%;具有高中 (含中专) 程度的人口为738.12万人, 占13.6%;具有大学 (指大专以上) 教育程度的人口为507.78万人, 仅占9.33%。目前, 浙江全省人力资本的积累仍相对落后。因此, 从人力资本整体质量提升的角度来看, 未来浙江教育发展的重心向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及以上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转移的步伐也必定会加快, 中等职业教育仍有存在和发展必要, 但重点不在于规模扩展, 而在于内涵提升。

第四, 从教育自身发展需要角度来看, 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 这意味着让更多孩子上大学的条件已逐步具备。职业教育在扩大规模的目标基本实现之后, 未来的努力方向是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 职业教育层次逐步高移化是大势所趋。而“终身教育理念”则同时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文化基础和普通院校学生的技能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 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下, 公众的教育需求日益多样化、未来职业教育普通化和普通教育职业化的趋势将日益明显。

第五, 在毕业生源大幅减少, 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不断提高, 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今天, 让更多孩子上大学的条件已逐步具备, 职业教育层次逐步高移化, 中等职业教育日趋式微等大趋势下, 初中后“1∶1普职分流”政策已难以适应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目标基本实现的情况下, 应适时取消职普比“1∶1”的硬性规定, 逐步放松对普通高中升学率的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弹性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 尽量让初中毕业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高中阶段的教育类型, 尽量避免学生被强制分流读职校的现象发生, 在配合中职稳定办学和内涵发展的前提下, 尽量满足学生读普高考大学的教育愿望。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 这绝非是要削弱甚至取消职业教育, 也不是要降低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否定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相反, 是要以此为契机和杠杆, 从调整比例入手, 完善结构, 增强素质, 放活机制, 提升水平, 逐步和从根本上实现《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的“理念先进、结构合理、数量充足、质量保证、体制灵活、科学和谐”总体要求。而且, 调整和改变“1∶1”结构不是目的, 而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和必要前提;调整和改变“1∶1”结构也不是终结, 而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入手和开端。

三、从调整1∶1结构入手完善浙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 统筹设计, 优化职业教育生源结构

1. 以终身教育理念作引领, 将职业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

认真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 包括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英国、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下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美国普职融合的单轨制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以及上海、江苏等地探索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经验, 立足浙江实际, 以终身教育理念作引领, 在完善体系的开放性、终身性和衔接性上下功夫, 将职业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 深入推进职业生涯教育, 在各层次强化职业教育观念, 为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创设各类平台, 为构建科学有序、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特色鲜明、协调发展的浙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2. 构筑普职融通协调发展格局, 夯实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基础。

逐步打破“普优职劣”“普先职后”的传统观念和招生现状, 改变职业教育的附属地位, 培养普职教育等值观念, 树立科学多元人才观, 紧密结合人口结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等因素, 运用宏观调控与主体意愿相结合的方式, 努力实现普职适时、适度、适向、适量分流, 努力完善中高职衔接与普职沟通机制, 构筑普职合理分流、融通发展教育格局, 为实现职业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3. 转变中职教育办学观念, 实现中职生源结构和质量进一步合理化。

积极转变中职教育办学观念, 端正办学方向, 抓住“1∶1”结构调整完善契机, 结合区域特色,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拓展中职教育招生范围和对象, 力求在数量与质量上实现对接, 不求做大, 但求做强、做专、做精。

4. 完善中职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 保障中职学生可持续竞争力和发展力。

根据中职生源的调整变化情况, 完善高职单招单考制度, 加快普通高校对口单独招生制度改革, 普通高校, 尤其是公办院校, 在既重视专业技能、综合考试又强调全面评价、择优录取的前提下, 应适时扩大中职毕业生的招收比例, 逐步提高本科院校的录取人数, 同时推动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资源向中职学校设点开放, 进一步拓展中职学生继续学习的机会, 增强中职学校的吸引力。

5. 完善高职毕业生“专升本”招生考试制度, 为高职学生继续学习提供多种选择机会。

努力将高职毕业生招生院校由民办本科拓展到公办本科, 积极推动公办本科院校参与招收高职毕业生, 适时扩大高职毕业生的招收比例, 与此同时, 积极组织高职学生参加“专接本”自学考试, 积极开展高职学生“专升本”成人继续教育, 进一步打通高职毕业生升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道。

(二) 全面贯通, 延伸职业教育发展空间

1. 加强中高职上升通道建设。

通过“3+2”或“3+3” (中高职) 、“3+4” (中职与应用型本科) 、“3+2”或“5+2” (高职与应用型本科) 分段培养和联合培养等多种模式, 打通中高职、应用型本科、研究生等层次的培养通道, 大力推进各阶段衔接机制改革, 既要提前贯通中高职和应用型本科的专业衔接, 更要推动中高职和应用型本科课程体系的沟通与衔接, 实现中高职外延与内涵、纵向与横向的全面贯通, 构建技能型人才成长“立交桥”, 推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2. 加强普职融合机制建设。

要突破价值取向壁垒, 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沟通, 防止把职业教育和其他教育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极端做法, 从“大职业教育观”审视普职教育培养模式, 通过建立学分互认和转换系统, 以课程植入或课程选修等方式, 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紧密融合。

3. 加强职业教育终身化机制建设。

加大各类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开放力度, 通过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平台和手段, 统筹职业预备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 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的相互沟通, 建立开放沟通的职业教育学历、学位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以工学结合、学分认证为基础, 创新学习方式, 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融通”,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由政府协调, 统筹院校、企业资源, 全面开放公共实训平台, 让更多的劳动者, 包括农民工、在校学生接受职业技能培养 (培训) 。同时探索实施中高级职业证书、“准技师”“准工程师”等形式灵活多样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让更多“学有所长”的人“学有所值”, 更好地“学有所用”。

(三) 突出重点, 夯实职业教育内涵建设

1. 加快专业调整步伐。

根据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深入开展专业设置研究, 按照市场规律、行业要求, 以就业为导向配置专业, 合理下放专业设置权限, 建立专业设置自适机制和控制机制, 立足浙江未来的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划分和专业设计, 实现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的对接, 推进浙江全省职业教育专业结构的优化配置。

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全面开展浙江全省职教专任教师缺编情况普查工作, 按照“1∶1”结构调整要求, 减少普职生师比差距, 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规范教师准入制度, 实现普职师资内涵均衡。高度重视教师专业成长问题, 有效针对普职分流需求和未来职业发展趋势, 及时调整教师专业适应性培训, 从而满足不同时期教师职业胜任的需求。认真研制教师职业技能培养计划, 完善教师专业成长激励机制, 加强骨干教师及领军人才培养, 加大“双师型”教师培养力度, 切实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提升教师专业技能水平。

3. 深化课程体系建设。

积极推进中高职教育课程体系的贯通一体, 推动中高职课程的衔接, 加大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力度, 统筹设计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课程体系, 同时推动职业教育课程和普通教育课程的沟通与衔接 (如在普通教育中, 也开设部分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 , 强化知识型与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沟通, 借鉴美国经验, 通过课程植入等方式, 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融为一体, 实行知识型与技能型人才的系统培养。

4. 加紧转变培养模式。

顺应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的潮流趋势, 转变“重技能轻文化”或“重文化轻技能”的传统教育培养模式, 积极探索技能与文化并重、文武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 努力避免单一目标培养造成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力缺失, 满足普职合理分流、融通发展的国民教育需求以及人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和终身发展需要。

(四) 与时俱进, 完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1. 加大投入力度。

保持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 提高教育经费支出中职业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 保证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普通高中在校学生生均公用经费1.5倍。确立统一的生均经费投入原则, 逐年增加设备采购费、日常教学经费、教学改革及研究经费和师资建设费的比重, 不断加大职业教育公用经费投入。在预算内教育经费中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 用于发展重点职业技术教育, 扶持薄弱专业发展。

2. 加强政策扶持。

完善生均经费最低标准政策, 建立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培养成本的指标体系, 建立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和专项扶持制度, 保障特色专业、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发展权。进一步规范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严格执行劳动预备制度,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落实“先培训, 后就业”的就业准入制度。全面推进高技能人才学费减免制度, 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提高本地就学本地就业的贡献率。

3. 加强监督检查。

建立完善、可靠、操作性强的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客观公正地考核职业学校的教学工作。建立相应配套的监督评价制度, 保障学生实习实训的实效性。建立健全生均经费投入监督机制, 对投资过程中的人才培养质量和产出结果进行综合性评价。

摘要：近十年来, 初中后“1∶1普职分流”的政策规定, 带来了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的大规模扩招, 推动了浙江省职业教育的规模性复苏。但规模复苏, 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职业学校次等地位、无奈选择、断头教育、吸引力不强、沦为弱势群体聚集地等问题仍然突出。职业教育的发展亟须从追求规模的扩大转到注重质量的提高和体系的完备上来。立足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适时调整完善“1∶1普职分流”机制, 从调整比例完善结构入手, 优化职业教育生源结构、延伸职业教育发展空间、夯实职业教育内涵基础、完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是今后五年浙江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