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史浙江大学

2024-07-09

世界文明史浙江大学(共6篇)

篇1:世界文明史浙江大学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狼烟四起,xx年6月9日至7月9日,第十八届世界杯足球赛将在德国隆重举行,大学文明观看世界杯倡议书。在这激情挥洒的六月,为更好地引导广大同学坚守学习这块主阵地,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看球的关系,我们向全校同学发出“激情拥抱世界杯,理性对待世界杯,文明观看世界杯”的倡议:

1、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大学生行为规范,从大局出发,不做影响社会稳定和学校稳定的事,履行好一个公民和一名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2、爱护公共设施,杜绝损坏公物,杜绝大声喧哗,不影响他人休息,按时作息。

3、文明观看赛事,理智对待输赢,不谩骂他人,以文明、平和的方式抒发自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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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球迷之间的团结交流,不闹意气,不相互诋毁,不得展示侮辱性标语、条幅等,倡议书《大学文明观看世界杯倡议书》。

5、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我防范。远离“足球流氓”,以文明看球为荣;以足球流氓为耻。

6、在比赛进程中,能够以更多的审美精神去关注比赛,关注足球运动,感受足球的美,感受足球的魅力。

7、比赛期间,要看好比赛,更要搞好学习,做到不因看球而影响学习。

同学们,作为球迷,足球赛场风云变幻,不变的是我们对足球的热情;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我们肩负着“立志、修身、博学、报国”的重任。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学习与看球的关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展示出良好的文明素质,争做文明大学生,共创文明校园!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xx级委、团委

篇2:世界文明史浙江大学

犹太圣经说: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但也有后人说:上帝给了世界十分愁,九分在耶路撒冷。也许正因为集美太多,耶路撒冷,特别是圣殿山才成为纷争不断的场所。

耶路撒冷地处三大洲要冲,历经37次征服,8次被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各统治过这里500、400、1200多年,留下各种宗教遗址200多处。圣殿山周围正是各宗教遗址相互重叠,难分彼此的地方,所以结怨深远,难以化解。

从耶路撒冷老城南面的旦门进入百米见方的石灰岩块广场,你就能一睹圣殿山令人震撼的全貌:广场东侧、圣殿山脚下,矗立着长52米、高18米的哭墙:哭墙的上方,蓝天下,北端是金光闪烁的岩石清真寺的纯金大圆顶,南端是阿克萨清真寺灰黑色圆顶,两者遥相呼应。旦门,即粪门,古代为排污门。

除了建筑之美,岩石圆顶清真寺内还有一块镇寺之宝;它被置放在寺的中央,是一块淡蓝色的巨石,长17.7米,宽13.5米、高出地面1.2米,以银、铜镶嵌,铜栏杆围着。这块岩石上又一个大凹坑,相传是先知穆罕默德在此“登霄”留下的马蹄印。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继摩西、耶稣等先知后,真主派往人间的最后一位使者。他在创教后第九年即公元619年的一个晚上,在天使陪同下骑一匹面如美女的天马从麦加飞到耶路撒冷,然后踏石登天,聆听天主的真启。犹太圣殿:上帝之所在圣殿山被犹太人奉为圣地是因为传说犹太先祖亚伯拉罕在此领受上帝旨意、祭献儿子:他的孙子雅各在此和天使摔跤,并被赐名以色列(与神角力)。为了纪念犹太民族最神圣的地方,相传前1010年所罗门王开始在摩利亚山(今圣殿山)建设圣殿,以便存放约柜、诺亚方舟等圣物,于前957年竣工。建成后的圣殿长30米,宽10米,高15米,雄伟,号称是上帝之所在。

但好景不长,前586年,新巴比伦王杀到这里,他摧毁了圣殿,赶走了犹太人。直到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灭巴比伦后,犹太人才被允许返回,并得到归还的5000多件圣殿物品。于是犹太人在前516年动手在第一圣殿的原址上补建第二圣殿。哭墙:犹太圣殿的遗址

不料公元70年,罗马镇压犹太人起义,将重建的圣殿彻底焚毁,只留下西墙墙基的一段。后人收集残石,在墙基上垒出一堵墙。罗马时期,每年11月9日圣殿毁灭日这天,才准许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圣殿西墙遗址祈祷。饱受苦难的犹太人面对圣殿的残垣断壁总忍不住唏嘘哀哭,哭墙因此得名。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最有名的是1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最有名的是东南角面积仅0.135平方公里的圣殿山。圣殿山是圣城中的圣城,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冲突中最敏感的耶路撒冷问题其实就是圣殿山的归属问题。

犹太教徒把锡安山看做圣山,号召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集中在锡安山周围”,这就是“锡安主义”一词的来源。锡安主义,意为“犹太复国主义”。以巴冲突

苦难。战争、流血、难民。和平之城。三教圣地。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英国“贝尔福宣言”。

二战前6万多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犹太人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大量土地。二战前后更多的犹太人迁移到巴勒斯坦。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将俩个民族的争端提交联合国。以巴分治。现代以色列国成立。多次中东战争。欧洲死难犹太人纪念馆

为600万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而建。2005年5月10日开放。地址在柏林,距离希特勒当年自杀的地下室只有一步之遥。水泥墩的意思是冷峻。

古希腊文明陶罐绘画记载生活,人们用

前520年的古希腊陶罐,描绘收获场面,人们用长竿将橄榄打下来,装进篮子里。陶罐本身可用来装橄榄油。当时用橄榄油烧菜,点灯照明,在没有肥皂的情况下还可用来清洁身体。2 五条鱼装饰的盘子

前9世纪的荷马时代鱼被看做穷人的食物。后来变成各阶层人士的珍贵副食。3为何言必称古希腊罗马

重视人本身——人是万物的尺度

古希腊文学艺术被作为评判的标尺

理性和民主

儿童版稚朴,人的真性情,少女沙滩上晒太阳——自然与闲适

崇古,批判现实,而追寻过去爱琴海边的迷宫(米诺斯文明):爱琴文明第一站 约前2100——前1400年

关键词及提示:KnossosMinos 克里特,施里曼,特洛伊,米诺斯,伊文思,线形文字A,线形文字B米诺牛神话反映西亚文明对古希腊的影响

欧罗巴的哥哥卡达摩斯在寻找她的途中建立了底比斯城。希罗多德认为卡达摩斯将腓尼基文字传到了希腊,这个神话可能就是为了说明腓尼基文化对希腊的影响。卡达摩斯在闪米特语中意为东方,欧罗巴来自闪米特语中的日落,意为西方

伊文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克诺索斯宫殿的发掘研究修复中,他的著作《米诺斯的宫殿》

克诺索斯王宫建筑的柱子特色:上粗下细捕获野牛和牛背腾跃的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或许是庆祝丰收的活动仪式,或仅仅是技艺高超的运动员表演的一项紧张刺激而又场面壮观的运动,捕获来的野牛有可能做运动之用,也有可能用作宗教仪式的祭品没有释读成功的线条文字

由线条构成,常刻在印章上;或作为私有财产的标记。克里特人原使用图画文字,后发明线形文字来表示他们语言的发音克里特文明

1)克里特文明以克诺索斯宫殿为代表,宫殿建筑的复杂性表明岛上存在一个拥有社会等级制度,官僚管理机构,宗教礼拜仪式,有组织的手工业生产的丰富辉煌的城市文明。2)和平,繁荣,社会稳定使得米诺斯人得以较长时间支配地中海东部地区。他们的贡献包括工程建筑,冶金方式,统治方式的创新等,还有几乎是原创性的线形文字A。3)米诺斯人留给人类最永恒的遗产要算他们的艺术。那些优雅动人不朽的雕刻绘画杰作用来描绘大自然,宗教生活,还有像公牛一类的神圣象征物。米诺斯艺术在爱琴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都受到推崇和模仿。地整合火灾毁坏了米诺斯文明,但其文明的精髓通过迈锡尼文明,希腊古典文明,后来的罗马文明和西方文明得以传承至今。米诺斯与迈锡尼陶器之异同

米诺斯写实迈锡尼艺术形式化迈锡尼时代的塞浦路斯更加简单化斯巴达城邦——军营式的社会

Sparta(前8世纪——前2世纪)少数贵族专政。成年男子皆为战士。POLIS:城邦

斯巴达人重军事,教育以军事为主。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不如雅典有成就。奥林匹亚竞技会上100多年保持优胜。

母亲送儿子出征之刚强。

健康的母亲才能生育出健康的儿童;坚强的母亲,才能有坚强的士兵。

烈性酒代替水擦洗婴儿。

男孩7岁必须离开父母和家庭到军营接受教育。20岁正式参军,60岁退伍。雅典城邦——独特的“民主政治”

Athenae前8世纪——前2世纪:以民主政治闻名

公民大会:最高权力机关。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讨论内政外交政策,作出决议。

五百人会议:最高行政机构。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务。10个地区部落各选50名组成。这50人按人口比例抽签选出。

陪审法庭:最高司法机关。由6000名陪审法官组成。用抽签的方法在30岁以上的公民中选出。法官分布在10所法庭,每所500人,另每所有100名作为候补。案子由哪个法庭审理抽签决定,事先不知道;重大案子,可由两三个法庭一起审理。

十将军委员会:每个地区部落选一名将军组成,负责军事指挥方面的事情,一人为首席,即统帅。无报酬,富裕公民才有可能担任。梭伦

雅典民主政治是经过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三人的改革逐步完善起来的。延续的时间为前6世纪至前4世纪约200年。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在当时条件下,发挥了公民的积极性,有利于雅典的经济文化繁荣。对雅典的强大有重要作用。民主、平等的提法和形式对西方文明有积极的影响

与现代民主政治差距很大,局限性明显:公民人数比例小。民主的实现方式比较原始。广大妇女和大量奴隶没有公民权。希波战争和波罗奔尼撒战争

希波战争(前500年——前449年):古希腊为自由而战。双方签订合约,希腊获胜而结束。1)西方文明阻止了东方文明的入侵,没有被东方文明所取代;2)雅典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和古希腊城邦中盟主地位。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斯巴达与雅典双雄争霸,内战。斯巴达获胜。对雅典是一场大灾难;也是全希腊的政治灾难。文字和文学:诗歌、寓言和戏剧

文字:早期有线形文字A、线形文字B。古希腊文明中断400年后,于前8世纪借用腓尼基字母文字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希腊文。古希腊人最重要的改进是创造出代表元音的字母。《荷马史诗》《伊索寓言》

戏剧: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16 希腊的财政危机与阿基琉斯之踵史诗《奥德赛》油画奥德修斯归来古希腊悲剧的特点

悲剧从祭拜酒神庆典和赞美酒神的颂歌发展而来。参加庆典者披上山羊皮,戴上各种面具。这种载歌载舞的表演渐渐发展为悲剧。悲剧原意为山羊之歌。

与现代悲剧的不同:1)舞台上的动作很少,演员都戴面具;很少展现复杂的个人性格,主题是个人与宇宙的矛盾,而不是刻画性格人物之间的冲突或者一个人的内心矛盾;3)目的不仅是描写苦难和解释人类行为,而且要通过描写正义的胜利,来纯洁观众的情感。20 Tragodia一词为什么有悲剧的意思

这些山羊之歌的主题通常比较严肃,涉及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之间的冲突,而人在这种冲突中最终逃不脱神所安排的命运。索福克勒斯戏剧中最著名的《俄狄浦斯王》

索福号称戏剧艺术的荷马该剧是古希腊悲剧艺术完美结构的典范

以倒叙“追凶”的方式讲述俄狄浦斯王发现自己就是“杀父恋母”的罪魁祸首。其悲剧的感染力令人震撼。“俄狄浦斯情结”被后来的心理学家当成了“恋母情结”的代名词。22 欧里庇得斯

《美狄亚》心理戏剧的鼻祖古希腊悲剧、西方悲剧与中国古代悲剧的差异何在?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前446年——前385年)

喜剧之父谴责战争、抨击现实、呼吁男女平等

《鸟》 《女公民大会》《和平》喜剧Comodia原意为流浪汉之歌

山羊之歌的故事并非都以悲剧收场。喜剧原意为流浪汉之歌以诙谐取笑为主,附在悲剧之后演出,以舒解观众的情绪。其中也有一些寓意深长的对于时事、人物的品评,并非专以胡闹为能事。《人间喜剧》尚·路易·哈蒙 油画1852

篇3:中华水文明在世界水文明中的地位

一流的工程

都江堰

都江堰是现存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它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顶点, 可自流引水灌田上千万亩, 兼有供水、航运之利。创始于秦昭王末年 (约前255~前251年) , 李冰主持兴建。

都江堰是天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水工建筑群, 它包括鱼嘴 (分岷江为内、外二江) 、飞沙堰 (分洪减沙, 水大时可自溃) 、宝瓶口 (现宽20米、高40米, 横剖面形状肚大口小) 以及百丈堤、人字堤、金刚堤等, 一般可以保证水小时够用, 水大时灌区不致成灾。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 举世罕见, 中外水利专家无不赞叹其精妙奇绝。它能历千古而不废, 与它的简便合理有关, 也与它拥有一整套科学管理措施有关。而更重要的是, 它已成为传承文化的一个载体, 历朝历代都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

黄河大堤

修建黄河堤防可追溯到史前的共工与鲧。战国时期, 沿河各诸侯国纷纷在各自境内修建堤防, 奠定了系统堤防的基础。东汉王景治河后, 新堤防形成系统, 直至海口, 长千余里。黄河夺淮时期, 黄河下游形成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堤防系统, 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水堤之分,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依然可见的“明清黄河故道”。

现在的黄河大堤与明清故道类似, 它是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逐渐形成的。从郑州桃花峪至山东利津河口, 河长767公里, 两岸大堤及其他有关堤防总长1583公里, 一般顶宽9米~12米, 高10米~14米, 底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人们形象地称它是“水上长城”。黄河大堤被认为是维系东方文明的代表性工程。

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长约1800公里, 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铁路出现以前的500年里, 它一直是中国维系国家政治稳定和南北经济交流的生命线。京杭运河是在历代运河工程基础上扩建、增建而成的。最早的一段叫邗沟, 始凿于公元前486年。隋代大开运河, 已曲折连通京杭两地。现有航线上最关键的工程建成于元代。全河于1293年贯通, 1688年基本定型。

京杭运河横穿长江、黄河、淮河、海河, 翻越山东地垒, 因地形起伏、水源缺乏, 沿线设置了大量陡门、船闸、水柜、水库等, 涉及的水工技术、泥沙工程技术相当复杂, 备受中外学者推崇。

洪泽湖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 也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人工平原水库。

现今洪泽湖水位13米时, 面积2350平方公里, 库容42亿立方米;洪水位17米时, 滨湖圩区破坏, 水面最大可达4345平方公里, 库容176亿立方米。它拦蓄淮河, 为苏北2000万人口和3000万亩土地提供防洪屏障及灌溉水源等。

洪泽湖大堤为均质土坝, 其前身叫做高家堰。1578年大修时, 高家堰仅高4米左右, 长30公里。以后为了抬高淮河水位, 大堤一直加高到10米左右, 最长达67.25公里。创建于1580年的迎水石工墙最长曾达60.1公里, 直立高度7米~10米, 坚固耐久, 宛若水上长城, 极其壮观。现出于防风浪考虑, 大多已改造为缓坡迎水。

海塘

海塘即抵御海潮、台风的堤防, 广泛分布于东南沿海海岸, 以钱塘江北岸的浙西海塘历史最长, 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

浙西海塘出现于秦汉, 初为土塘;宋代创修石塘;明清多改为石塘。许多清代海塘经过改造, 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古代海塘规模巨大, 举世罕见。江苏、浙江等地的主要海塘, 总长约935公里。明清鱼鳞大石塘, 高6米左右;基础打密桩, 夯三合土;石块之间用油灰或糯米汁灌缝, 用铁锔 (蝴蝶铁) 嵌扣。由于海塘对保护沿海经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历朝历代均不惜人力物力而为之。据文献统计, 公元713~1780年之间, 用工万人以上、筑塘千丈以上的大型工程有35次, 小工程不胜枚举。而国外同时期同类工程的记载尚不多见。

圩垸

圩, 也叫围、垸, 是在近水地带修建环状堤防所构成的封闭的生产活动区域。防洪排涝与引水灌溉是这类工程的主要作用。因此, 圩堤上都建有闸涵, 圩区都有排灌渠系。

圩垸自古以来就是开发湖区和滨江地区的首要工程措施。唐宋以后直至明清, 圩垸在南方大河中下游平原区大量兴起, 不断发展。一个圩小者几十亩, 大者可达二十万亩, 且往往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圩垸相连成片。著名的有太湖地区塘浦圩田、江南圩田、洞庭湖与鄱阳湖区圩垸、珠江三角洲基围等。由于有圩垸水利作基础, 这些地区后来都成为我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一流的技术

坝工

古代挡水坝有许多叫法, 如坝、堰、埝、埭、础。古代坝工类型齐全:从类型上分, 有拦河坝、溢流坝;从材料上分, 有土坝、木坝、砖坝、灰土坝、堆石坝、砌石坝、木笼填石坝、竹笼填石坝、桩基砌石衬砖夯土混合坝等等, 设计、施工都十分科学。南北朝时期的浮山堰横断淮河, 高约32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坝。浮山堰下游不远处的高家堰, 存在历史很久, 在明代被改造成洪泽湖水库拦河坝, 当时长约37公里 (后延长至67.25公里) ,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坝。

埽工

埽工技术是中国在水工技术上的一个创造。

卷埽一般用若干个埽捆按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每个埽捆均用柳梢、秫秸、芦荻一类的“软料”分层铺匀, 分层压上碎石和土料, 穿上大绳, 最后像卷帘子一样推卷成捆。大埽直径可达几丈, 上千人同时用力才能移动。

厢埽技术是在堤外置一排厢船, 在船与堤之间铺绳索加料, 就地捆埽, 加土后层层下压, 直到压到河底。

埽工种类丰富, 使用灵活。它就地取材, 可在短时间内制成庞然大物, 而且秸草等“软料”有柔性, 容易缓溜停淤, 所以常常用于黄河等多泥沙河流的护岸、堵口等, 在临时抢险及堵口截流中特别有效。

堰埭和复闸

船闸的发明, 是我国古代航运工程技术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我国船闸的发明, 经历了堰埭、斗门、单闸、复闸等几个阶段。

在运河上的缺水地段, 为了节水, 最初的办法是隔一段修一道拦河低坝, 称为堰或埭。

堰埭工程至迟在三国时期就已出现。堰埭的上下游坝坡很缓, 以便顺斜面拖船过坝。拖大船时需在两岸架设绞车, 在堰埭表面涂抹水草、稀泥作润滑, 这就是原始的斜面升船机。

唐代运河上出现了许多斗门, 即单闸;也有“扬子津斗门二所”的记载, 似乎是复闸, 但不太明确。宋代乔维岳于公元984年创建的楚州西河二斗门, 交替启闭, 送船过闸, 文献记载十分详细明确, 是不折不扣的复闸 (即船闸) 。西河闸比欧洲同类船闸要早五六百年。

防洪工程

中国古代的各大江河上很早就出现了形式多样的防洪工程, 其中以黄河最为突出。公元前21世纪前后, 在埃及和中国就有在尼罗河和黄河上筑堤防洪的传说。中国在战国时期 (公元前5世纪) 即沿黄河筑堤防洪。司马迁在《史记》中, 记载了公元前132年黄河上著名的瓠子堵口工程。随后, 公元前69~前66年, 在黄河下游曾开直河道裁减急弯3处, 并修筑类似丁坝的护岸建筑物。宋代已有了埽工护岸、木龙护岸、挑溜护岸等。国外则在1817年才有德国莱茵河裁弯工程。中国唐代在海河流域的永济渠 (今南运河的一段) 以东开挖减河, 增辟入海水道, 并在永济渠以西利用大量的洼淀滞蓄洪水, 减轻洪水压力, 保证通航。明代潘季驯治河时期在黄河下游修建了由遥堤、缕堤、格堤等组成的堤防系统, 修建了骆马湖、洪泽湖等作为滞洪水库, 并在黄河两岸建有许多分洪溢流坝, 使防洪治理由单一的措施逐步发展到各种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并由局部河段的治理向流域的全面治理发展, 不少河流特别是黄河下游已形成较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

水力机械和提水工具

古代水力加工机械有水碓、水磨、水排、水硙等。据记载, 水碓出现于西汉。东汉杜诗发明水排。南北朝时期, 水磨、水硙已普遍使用。唐代关中水碾大为流行, 并将这一技术传入西藏。宋元时期, 水转大纺车问世。这是水力机械对手工业技术的一个重大改造。

据文献记载, 中国早在2500~3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桔槔和辘轳等提水工具。有人研究认为桔槔的历史甚至可上溯到3700年前。东汉毕岚创造翻车 (又叫龙骨水库) 和筒车。自唐以来, 始出现用畜力、风力、水力驱动的龙骨水库。

古埃及和古希腊几乎与中国在同一时期使用吊杆 (类似中国的桔槔) 提水。在古希腊还出现了唧筒 (即简易的往复式泵) 、阿基米德螺旋管 (即简易螺旋泵) 和波斯轮 (即蹼轮) 等提水工具。

一流的理论

《管子·度地》

《管子·度地》全文仅2000字, 但它反映出的我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是十分卓越的,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贾让三策

西汉贾让提出, 治理黄河的上策是:开辟滞洪区, 移民让地, 实行宽堤距, 禁止乱围乱垦、与水争地。他认为这样做花费不太多, 却可以千年无患, 所以称为上策。中策是:开渠建闸, 设置水门, 旱时开引黄闸门灌溉, 涝时开泄洪闸门分杀水怒。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是淤灌可改良土壤, 二是旱地改水地可提高产量, 三是可以发展航运。他认为这个方案花费最少, 但不能一劳永逸, 只能维持数百年, 所以叫做中策。其下策是:维持旧堤, 加高培厚。修修补补, 永无终止, 所以称为下策。

贾让三策是最受后人重视的治河议论。贾让运用了经济比较概念, 批评了单纯的堤防政策, 对后代治水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堪称人类治水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泥沙理论

在泥沙理论方面, 中国从古至今在世界上保持了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从战国以至明清, 凡论及治河者, 无不兼论泥沙。如《管子·度地》中就论述过弯道会引起河岸河床冲淤变化, 西汉张戎第一个提出了利用水力刷沙的思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人们在实践中能主动地运用泥沙理论知识解决泥沙问题。古代治沙主要为五大类。第一类为上游水土保持。这是南宋时提出来的。保土拦沙措施有农业种植措施、涧谷淤地堰坝、引山洪淤灌及放淤。山洪淤灌相传始于先秦。第二类为下游治沙。常用的治沙方略有散水匀沙、束水攻沙、放淤固堤、引洪淤灌和以清释浑等5种。最典型的散水匀沙是清代对海河水系的治理。明代潘季驯则系统地提出了束水攻沙理论, 在黄河下游大力实施“以堤束水, 以水攻沙”, 并在黄淮交汇处修建洪泽湖水库“蓄清刷黄、以清释浑”。明代后期至清代, 北方多沙河流上普遍实行放淤固堤和引洪淤灌, 并有系统的经验总结。第三类为放淤及淤灌。利用泥沙肥田造田, 起源甚古, 自然淤灌可以上溯到史前, 人工放淤也有几千年的历史。第四类为渠道中之治沙。古代除了人工挖沙以外, 还通过改变渠道断面来冲沙或沉沙, 如宋代汴河上修建狭河木岸以防淤积, 通过沉沙池 (湖泊) 使浑水变为清水。第五类为沟洫治沙。明清两代都有散水以治河、分沙以肥田的治沙理论。

水文学

我国古代水循环理论早在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圜道》中就有记载, 所谓“云气西行, 云云然, 冬夏不辍;水泉东流, 日夜不休……”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所处海陆地区水循环的客观规律。水文测验有悠久的历史, 考古发掘表明, 战国时代李冰在都江堰工程上开始用石人观测水位, 其他地区也有历代的“水则”保留下来;唐代开始, 在四川涪陵长江里的“白鹤梁”上已有枯水题刻 (石鱼) 。至于洪痕或洪水题刻则遍布全国, 不计其数。降雨观测方面, 秦代就有了各地向中央报雨的制度;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还提出了各种量雨器计算雨量、雪量的方法;清代故宫有《晴雨录》, 依照十二时辰记载1724~1903年北京地区的降水情况, 其间资料共有174年, 昼夜不断。泥沙测验起源也很古老, “一石水而六斗泥”即是先秦时期关于黄河、泾河的普遍认识。关于流量, 宋代改建汴渠时用平方尺计量河槽断面, 用水流的“湍缓”来定性描述流速, 初步有了流量概念;元代文献把一平方尺称作一“徼”, 以徼计算的水量叫“水程”或“水直”;计量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断面水量的方法在清康熙年间陈潢已完整提出, 同时代的康熙皇帝本人作了更明确的描述:“先量闸口阔狭, 计一秒所流几何”。这与现代流量概念完全一致。

对于江河涨落, 古人早有总结, 秦汉已有“桃花水”“秋水”的称谓, 北宋时每个月的水涨水落均有专名, 并认为河道涨水有定期出现的规律, 所以起名叫“信水” (守信用的水) 。到明清, 信水的说法被“水汛”取代, 相沿至今。快马报汛制度至迟始于16世纪。

我国古代水文测验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确凿的记载, 以至国内外专家谈到水文测验史, 言必称埃及、中国。但是我国古代水文学理论定性描述的多, 定量描述的少, 在测量工具、数学计算、模型试验等方面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以致近代落后于西方。

水利文献

中国古代水利文献之多为世界之最。现存水利专著有通史、专史、河道史、地区水利史、渠塘史、闸坝史等, 粗略估算在300种以上。正史、政书、各种一统志、省志、府县志及地理书中也有大量水利记载。加上各类著作中的水利事迹记载, 字数在1亿以上。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名著为《尚书·禹贡》, 它成书于战国时期 (公元前480~前222年) , 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最早的水利科学总结是《管子·度地》。第一部中国水利通史是《史记·河渠书》。第一部记述全国河道水系的专著是《水经》, 约成书于公元220~232年间。现存最早的河工技术专著是《河防通议》, 成书于1048年。最大的古代水利总集是《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和《再续行水金鉴》, 它上起远古, 下至1911年, 共有1000多万字。其他名著还有《治水筌蹄》《河防一览》《治河方略》等。丰富的水利文献记述历史, 探讨理论, 指导实践, 对促进中华水文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流的水利科学家

李冰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科学家, 都江堰的创建者, 他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王末年 (约公元前256~前251年) 为蜀郡守, 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都江堰工程, 因而使川西平原富庶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 这是我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一带开凿滩险, 疏通航道, 又修建汶井江 (今崇庆县西河) 、白木江 (今邛崃县南河) 、洛水 (今石亭江) 、绵水 (今绵远河) 等灌溉和航运工程, 同时修索桥、开盐井等。人民怀念他的功绩, 建设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神话。

王景

在东汉初 (公元69年) 王景治河后, 有几百年史书上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几近空白, 以致有了“王景治河, 千年无患”的说法。但不论是否“千年无患”, 王景治河确实功劳不小。这次治河动用几十万人, 从荥阳至海口摆开千余里, 其规模在古代空前绝后, 其措施除了常规的疏河、筑堤以外, 过人之处是“十里立一水门, 令更相洄注”。王景是“墕流法” (侧向溢流堰泄洪技术) 的发明人, 与贾让提出在黄河上“多张水门”以“分河流”设想的时代 (公元前6年左右) 也很接近。由此有学者推断, 王景是把贾让中策的设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 在黄河上采用了建闸控制分流的技术, 至少在黄河、汴河分流处是这样。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王景治河成功的关键所在。王景在黄河这样的大河上建闸, 人为控制水流, 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 是人类水文明史上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郭守敬

郭守敬 (1231~1316) 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 擅长水利及天文历算, “巧思绝人”, 曾任都水监、太史令等职。他在今宁夏河套地区、京冀豫地区以及京杭运河山东段开通前夕的汶泗河地区做了大量的勘查测量工作, 提出了二十几条有关水利的建议, 治理河渠塘堰几百所。

在元大都 (今北京) 附近, 他主持重开金口河引永定河水, 主持建设了最后打通京杭运河全线的通惠河工程。郭守敬设计制造了20种天文仪器, 进行了南北一万一千里、东西六千余里的天文大地测量, 1280年完成《授时历》。他首先提出了“海拔”的概念, 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560多年。

潘季驯

潘季驯 (1521~1595) 是明代著名治河专家, 曾4次出任“总理河道”, 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 在治黄理论和实践上有重要建树。针对当时河势散漫的情况, 他在徐州以下黄河两岸高筑大堤, 挽河归槽, 实现束水攻沙;堵塞高家堰决口, 加固高家堰大堤, 逼淮水尽出清口, 以清刷黄;以洪泽湖拦蓄淮河洪水, 并为运河提供水源。他还提出了利用黄河本身冲淤规律实行淤滩固堤的措施。由他奠定基础的明清河道一直维持了300年之久。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把治沙提到治黄方略的高度, 实现了治黄方略从分水到束水、从单纯治水到注重治沙的转变;提出并实施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 即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 淤滩固堤;著成《河防一览》一书, 系统总结、完善了堤防修守的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后人评价说:“治河人员只要能记住他书上的一两句话, 提出的措施办法就会高人一筹”。

李仪祉

李仪祉 (1882-1938) 是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教育家。他早年留学德国攻读水利, 1915年学成回国后, 在中国第一所水利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校长, 以后又任陕西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在陕西, 他应用近代技术规划了“关中八惠”灌区, 并亲自参与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建设。1933年他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李仪祉重视引进西方先进水利技术, 通过对黄河、淮河、长江治理的规划, 将许多西方的先进水利科学技术引入我国, 同时还培养了大批近现代水利人才。1931年, 他倡议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并当选为会长, 以后连选连任, 直至去世。

在近代史上, 古老的中华水文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而李仪祉则是这一时期促进东西方水文明融合的代表人物之一。

摘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华水文明在世界水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早在很久以前, 勤劳聪明的中国劳动人民就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水文明, 在中国的大地上建造了许多奇迹般的水利工程, 这些工程为中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篇4:从心理学角度看世界文明史

世界文明史包括人類起源、世界文明的发端、世界主要宗教的产生及其相应的文明、近代文明、产业革命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与世界文明展望等内容。

人类文明的发展蕴育着人类本身心理的发展过程。本文主要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以及其中涉及的心理学问题,从而引起心理学工作者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心理学思考。

二、问题探讨

(一)文化成就与心理学的相关

1、文字与心理现象

人们创造使用文字的过程是从记忆里提取有用信息加以加工、组织信息,用相应的符号表达这个信息。

2、建筑、艺术与心理现象

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之一,艺术则更多的体现在精神文明当中。这两种文明都离不了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离不开推理、想象、联想、直觉等思维活动。

3、自然科学与心理现象

自然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规律性、科学性认识的成果,离不开感知觉,思维、想象、推理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

(二) 科学革命与心理学的相关

1、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发展经历了系统化的实验科学阶段、社会科学形成阶段和微观世界和物体的高速运动领域阶段。

2、科学革命与心理学的相关

科学革命与人类发展的心理需要相关。人类的心理需要已经开始转向外部世界。研究者把研究活动本身当作自己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研究中发挥自己的潜能。科学革命的发展与人类的心理需要、心理过程密不可分。

(三) 人类文明与集体无意识心理现象

1、人类文明中的宗教和无意识

①人类文明中的宗教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宗教对人类的影响最深的是对人的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影响。

②集体无意识心理现象

集体无意识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默默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思想和行为。

③宗教与集体无意识

宗教正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作用于信奉者,渗透到人的人生观及价值观中,使得群体成员自觉自愿地遵从集体规范。

2、人类文明中的“产业革命”与集体无意识

①人类文明中的“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指由于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进而使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出现崭新面貌。

②人类文明中的“产业革命”与集体无意识

产业革命使社会分工变化,导致人们社会“角色功能”的扮演也发生变化。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各方面的需求也随之增多,导致人们心理转化过程中心理的不适应性,压力背后人们试图寻求心理释放与心理补偿。人们宣泄之后自我潜能在变革中渴望得到极大发挥的需求也不断膨胀,并将这种需求通过自我实现的方式表达出来,创造发明应运而生,必将成为生产力背后无形的推动力将人类社会带到现代化发展的今天。

3、政治变革与集体无意识

①政治变革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政治的变革无不是人类历史的进步。

②政治变革与集体无意识

政治变革的实质是人类寻求自己所在领域的安全感,通过政治手段以维系这种领域边界的安全感。安全感则是人在母体之内与生俱来的一种无意识需求。人在母体之内子宫的边界,获得在母体内的安全感。衣被有遮羞、避寒之用,还使得个体有了一种与外界划清边界,建立自母体而来的那种自我安全感的体验。当这种边界以国家、民族形式出现的时候,政治变革实质也就成了人类重新建立边界、维系所在群体安全感的集体无意识需求。

4、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与心理学发展趋势的一致性

①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城邦到同盟,从民族国家到地区一体化,分散的世界逐渐整体化,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②心理学发展的趋势

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多元与综合,是未来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趋势。心理学也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研究的学科之一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

③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与心理学发展趋势的一致性

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心理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世界文明史,又能更好地去理解人类的文明和心理的发展。

三、问题与展望

对人类心理现象的研究离不开人类群体心理现象的总体把握,与人类的文化、文明密不可分的,这就有了从心理学角度看世界文明史的基础。

世界文明史研究人类的种种现象,如何更好地把两门学科结合应用,笔者认为可否考虑从以下几点展开:

(一)充分利用现有世界文明史中已经被有效归纳与整合的史实。应很好地利用这些已经有效被归纳和整合过的史实,分主题进行心理学领域研究内容的联合,找到两者切实可行的结合点。

(二)所做得心理学结论要放回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解释。把对人类的心理学研究结论放回到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解释。

(三)注重对人类文明史中无意识因素的探索,如人生观、价值观的等个性倾向性方面。注重对人类文明史中集体无意识因素的探索与把握,有利于对人类文明史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透过人类文明的现象深入到对人类文明的实质的探讨,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

参考文献:

[1]计翔翔.世界文明史简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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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G.Jung.Symbole of Tansformation,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Vol.5.2nd e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篇5:作业世界文明史心得

本学期我非常幸运的选到了世界文明史这一选修课,因为这是我公选素质课的最后一个学分,通过近四周的学习,对于这门课程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课程中的一些知识点我也有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在这里就我这半个学期心得体会做一下简短叙述。

因为只有短短四周的时间,老师只挑了一些较有意义的问题来讲,但讲的很深刻,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有中日关系问题、希德勒现象、宗教问题、同时给我们普及了历史和文化知识,因为我们是理科生让我们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了这个世界。

以下是我对这些现象和问题的看法。

首先是我对宗教的看法。宗教是人们信仰的反应,一个人可以不信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心眼使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它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比如大多数西方人所信仰基督教。给他们带来源罪感。他们相信末日的审判,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注意行善积德。还有宗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还有我对希德勒现象的看法。如果撇开希德勒对人类做出的种种暴行。希德勒毫无疑问是史上少有的天才,问题在于德国人太满目崇拜希德勒了。当然中国也出现个人崇拜过于严重的时期。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伤害。所以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长远发展就要防止过度的个人崇拜。崇尚民主、科学、和法制。

还有当今我们如何看待现今的中日关系。对待中日关系同学们要居安必须思危,不能忘记历史,要切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我们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就是要把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绝不再做伤害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感情的事,切记切记。

篇6:世界文明史读后感

五一期间选读了威尔·杜兰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节,我不禁由衷地钦佩杜兰博士的对工作细致的精神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觉得该书文字通顺流畅、言简意赅;内容明晓流畅、栩栩如生,资料翔实、细致;评价客观;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毫无疲倦之感,真不愧为史学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读了这部著作“东方的遗产”、“凯撒与基督”、“卢梭与大革命”这些篇章的部分内容,这弥补了我在历史上的许多不足,实在使我感触良多,几乎读过每一章都有许多感想,激发起思维上的涟漪,无奈时间有限,加上自身认识和手头其他相关资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于是十分功利地选了关于对“中国与远东”中部分章节的读后感作为此次作业。

哲学家的时代

(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缘起

威尔·杜兰评价东周时期的社会**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尔·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这不禁让我对其产生了些许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权的强化使得中国社会从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文化结构的单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难超越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中国的平民革命即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很难摆脱“洛克模式”的范畴。

(二)关于道家“出世”和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影响

在提到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首推孔子,杜兰博士称其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9,东方出版社,1998年),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中国人通常的行为准则常常与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远。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时,宗教对其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印度传来的佛教,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固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的修行方式却接近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这其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禅宗”,它实际上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82,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有差别的,实际上道教的哲学思想中综合了道家和阴阳家两种思想。

道家学说和道教在汉初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带动影响使道家学说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学说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异常相衬,这使得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往往与道家学说“暗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更加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中国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现区域性密集的态势,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动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动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

年)。由于土地产量有限,更加之实物田赋和各项田租,使得农民手中的可用来交换剩余粮食不多,而当土地霜冻期无法耕作时,短期农闲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而农舍工业的产生排斥了城市作坊工业,大大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农业本位思想催化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私了家经济”(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这就促成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其自己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其封闭性和隔绝性,这就为道家的“出世”思想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基础。

威尔·杜兰在 “古博真人”一章中关于老子的记载有:“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将失落殆尽……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城市的复杂,逃避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的描述。由此可见,老子的“出世”思想来源于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绝学无忧”的观点,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个人养生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个观点还可以推导出他“清净无为”的思想。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是统治者的梦想,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复苏和繁荣正是“无为而治”的一次成功实践,事实上政府尽量减少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作为管理方式并取代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然而我们民众持有的不完善的“出世”思想使之常常遇到社会不平等现象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及其缺乏公民意识等特质历来为杂文家所批驳,梁淑溟先生评价中国文化有“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的特质,并举例说明国人圆滑:“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是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P24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面对时间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并不同于印度那样的麻木并安于接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并把期望寄希望于来世,也不像基督教传扬的要行善于天下。通常中国的品德高尚之士会选择逃避社会现实,并独善其身的方式,这是中国君子的共性,他们傲然于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好比与在春季开放的绝大多数花朵不同,菊花在秋季才绽放,故就连中国社会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对公众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态度漠然,鲜有会投身于社会公益,有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也会常常因其行为违背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常规,而被视为“越轨行为”加以排斥。

革命与更新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最彻底改革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威尔·杜兰如是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2—P5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如果说东周的分封割据局面促

成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社会大变动,那么清末的变革就算得上是第二次社会大变动,并且直到今天社会结构变动的余波尚在,或者说这样的社会变动还没有完全结束。

比较两次社会变动与中国其他时期的分裂和社会动荡,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社会危机爆发的起点首先出现在社会统治阶层内部,也就是说变革的开始阶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分封制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促成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而在各诸侯国内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往往都含有打破统治阶层世袭制的措施,这其中又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其“按军功授予官职”的措施实质上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平民也有可能融入社会上流阶层。而清政府在清朝末期对“科举制”的变革实质上打破了对固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结构变动的开始,唯一不同的是相比较前者,后者的变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

第二,两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社会流动模式,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性流动。很显然,固有的社会体制的重构,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流动。所谓的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易益典主编,《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根据这个定义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流动必然是涉及阶级、阶层的转移和流动,也可以说流动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流动本身也将引发新的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形成。东周时期表现出的是贵族对权力垄断的打破,这在文章前面已经有了阐述。而在近代中国则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转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不仅逐步完成了到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其本身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中心地位,随着这些人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较早接受新思维而被排除在社会主流阶层之外的那些新知识分子,以及学识和身份都处于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小知识分子,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将其称之为“边缘知识分子”,按照罗志田的理论“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

第三,二者都引发社会制度的重构。并产生了新生的社会阶层。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新的知识阶层。

第四,在两者所处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主导性思想,或者说缺乏一个完整的主流社会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众说纷纭,互不相让。同样的,在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主要是公费及自费出国“以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留学生带来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进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严重冲击了两千多年植

根于国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击,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更为多种思想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运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来解释就是:当一个社会因规范丧失了制约的力量,那么原有的社会将出现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全盘解组的混沌无序状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或逐步地丧失了其原来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国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了无序的状态,这为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工读主义”等等“主义”交相辉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学术争论高峰。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急进的思想,而反对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急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0,东方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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