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精选8篇）

篇1：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在托运蔬菜时因遭受损失诉冷藏商运公司货物运输合同案

案情

原、被告于2月23日口头商定：由被告承运海南产之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终点站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湖路车站。商定的当天原告将3500公斤蔬菜交给被告承运，还交了7741元给被告之经办人李某。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收到该款后出示收款收据，被告也按约定将3500公斤蔬菜(油豆角)运往大庆。203月8日该批蔬菜到达终点站时，经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分局让湖路车站检查发现集装箱后面调温室无门锁，可自由开启，调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箱内温度显示表失灵，调温机不工作;3月9日交付时开启箱内见绿水流出，竹筐装豆角96箱，全部腐烂变黑。油豆角当时在大庆市的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

年4月21日，原告以冷藏商运公司为被告，向海口市某法院提起诉讼，称：2000年2月23日，我要求被告用保温冷藏箱发运海南产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我依照约定向被告交纳310吨冷藏箱租费1500元、车费1800元、冷藏费400元、铁路运输费4041元，共计人民币7741元，而且于当日将所运蔬菜交给被告指定的冷藏仓库。后经铁路部门检验发现所运蔬菜全部腐烂。由于被告的过失，没有尽到谨慎运输之责，致使冷藏箱后面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箱内显示表失灵，调温工作机不工作，造成我的经济损失498099.2元(包括运费7741元在内)，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421582元及退回运费7741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辩称：我司与原告系委托代理关系，是原告将货物交给我公司委托铁路部门运输的，原告的货物损失与我公司无关，系铁路运输部门的责任，要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审判

海口市某法院审理认为：

2000年2月23日的运输蔬菜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在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订立的，且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约定将所运的蔬菜及租箱费、车费、预冷藏费共计7741元交给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李某的经营活动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在承运原告托运的蔬菜的过程中，造成蔬菜腐烂，被告应对承运的蔬菜腐烂承担赔偿责任。

2000年3月13日，由大庆市物价局价格管理科及大庆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商所开具的证明证实，油豆角的市价为每公斤10—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的市场价格计算”之规定，原告3500公斤油豆角，被告应承担赔偿损失42000元。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2000元，应予支持。原告要求退还运费7741元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2000元人民币。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在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屡见不鲜。本案是一起关于货物运输合同的纠纷。

一、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发生，首先要求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本案中，被告认为双方只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原告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双方形成的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

二、企业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在其未履行民事义务时，必须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经营活动又是通过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的，因此，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三、运输作业是风险作业，同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害的发生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法律在强调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利益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对承运人的利益作适当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应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要免除赔偿责任的，就应当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作为承运方的冷藏商运公司，在承运蔬菜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致使蔬菜腐烂变质，在承运方不能证明有免责事由存在的情况下，应当赔偿托运方的损失。

四、本案中关于货物赔偿额的计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其目的在于使托运人或者收货人获得如货物安全及时到达并按合同交付时所获得的预期利益，有利于保护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的利益。

篇2：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

原告(反诉被告)诉称并辩称：2000年4月28日，我方与旅游公司签订了“租车协议书”，约定我方租11辆汽车给对方。签约后，对方付了17.3万元，余款承诺5月5日前付清。我方同意对方在未付清余款的情况下执行协议。我方准时提供租用车辆。5月14日，我方到对方处索取余款，对方交给我方现金3.7万元及投诉信、医疗费收据，被我方拒绝。后对方以乘车途中因司机急刹车使一女乘客的手骨折及司机煽动客人为由拒付。我方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义务。车辆在运行中乘客擅自走动导致扭伤，后果自负。对方以种种借口拒付是违约行为。请求判令对方支付所欠的租车款4.3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并反诉称：按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书”约定，对方必须准时提供租用车，确保行车安全，合同约定5月1日晚上12时到达海口，可是由于租用的6号车出故障，致使车队于次日凌晨5时才到达海口。而10号车在高速行驶而前方又无障碍的情况下紧急刹车，导致一名导游右臂骨折，另有7人也有不同程度的碰伤。在三亚市由于1号车驾驶员在索要回扣等无理要求没满足的情况下，煽动游客不按原定计划去购物点购物，并将旅游团带至不在计划之内的景点。致使我方的合作方三门峡神州旅行社拒付尚欠我方的23846元的团费。现我方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2万元，承担导游的医疗费920元，2262元的门票及23846元。

事实：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旅游公司与汽运公司于2000年4月28日签订“租车协议书”一份，约定旅游公司向汽运公司租用11辆空调大巴车，每辆2.3万元;汽运公司保证车辆行驶安全。签订协议时，旅游公司先付1万元定金，余款于4月30日上午11时起交清，否则没收定金，取消租车协议;汽运公司于5月1日12时10分在广西北海火车站接站，于晚上12时前到达海口，租车时间至5月5日;汽运公司必须遵守协议，必须配合旅游公司的安排，不得迟到，不得无理取闹，如有违反，双杯返还定金。签约后，旅游公司于4月29日交1万元的定金和8万元租车费。因旅游公司未按时付清全部款项，故致函汽运公司称，因“五一”放假，所余之款于5月5日付清。汽运公司在从北海至海口的行程中，因一辆车发生故障，致使整个团队不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海口。另有一辆车在行驶中急刹车，致使一名导游郭某受伤。行程结束后，汽运公司于5月16日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旅游公司只付3.7万元，同时交投诉信一份、医疗费单据给汽运公司，汽运公司表示拒绝。5月25日汽运公司再次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4.3万元未果的情况下，向本院起诉。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旅游公司认为不付余款给汽运公司是因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违约行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尚欠该公司团费23846元。

判案：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协议中的“甲方在旅游购物点的停车费和购物回扣均归乙方所有”违反有关规定无效外，其余内容均合法。签约后，旅游公司致函汽运公司称5月5日付清余款，而汽运公司对此表示同意。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汽运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抵达海口及造成游客损伤，属违约行为，旅游公司亦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即5月5日付清余款，其行为同样违约。因此，旅游公司亦无权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所付之定金应折抵租车款。因汽运公司的违约造成旅游公司的损失大于约定的定金，故其要求汽运公司因违约行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团费23846元和医疗费920元，共计24766元的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旅游公司请求汽运公司赔偿不按要求所去景点而增加支出2262的费用，不予支持。

解说：

1、本案表面看起来是一起汽车租用合同纠纷，其实是一起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原告汽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一份“租车协议”，约定被告租用原告的汽车按规定的路线运送客人，司机由原告所派，原告必须保证在指定的时间内将被告的乘客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因此，双方之间是一种旅客运输合同关系。

2、本案双方签订合同以后，该运输合同是否成立了呢?从我国有关运输合同的法律、法规来看，一般都规定运输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即告成立，运输行业一般也认为运输合同经协商一致即告成立，并不要求支付运费或购买客票为条件，因此，从有利于保证运输和行业的正常秩序，保护合同双方的长远利益出发，一般都将运输合同视为诺成性合同。合同当然成立。

篇3：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内容, 为合同的履行行为之一, 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但不能决定合同的性质。对于合同的定性问题, 需从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案情简介:

2004年9月, 辉县市政府与河南省万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通公司) 签订《关于投建经营辉县上八里至山西省省界公路项目的协议书》 (以下简称《协议书》) 并约定:由万通公司出资设立的新陵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及经营管理, 经营期满后交于辉县市交通行政部门。辉县市政府应协助万通公司办理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等相关手续。2007年2月,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向河南省人民政府上报请示, 同意新陵公司设立项目收费站并认可新陵公司已完投资12600万元, 具备通车条件;同年6月, 河南省发改委为新陵公司颁发《收费许可证》并确定新陵公司的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之后, 新陵公司出资建设完成了相关收费站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因辉县市政府未履行“路段两端的接线等相关问题的协调工作”, 致使新陵公司所修路桥为断头路, 无法通行。

2014年12月, 新陵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辉县市政府回购公路并支付投融资金额及相关利息。辉县市政府认为, 协议书系采取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新陵公司的回购和补偿请求均以该合同为基础。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该合同是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 且因被告为辉县市政府, 基层法院不适宜审理, 故属于河南新乡中院辖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 应当由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观点: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协议书》对案涉道路建设的融资、收益及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事项的约定系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 新陵公司因履行该合同产生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该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辉县市政府以该合同为行政合同、该案属于行政诉讼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法律依据, 故裁定驳回辉县市政府的异议。

二审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并对裁判理由作了更加充分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本案是典型的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涉合同的直接目的是建设新陵公路, 而开发项目的主要目的为开发和经营新陵公路, 设立新陵公路收费站, 具有营利性质, 并非提供向社会公众无偿开放的公共服务。虽然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为辉县市政府, 但合同相对人新陵公司在订立合同及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仍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 并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 合同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均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等价协商一致的合意。本案合同并未仅就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事项本身进行约定, 合同涉及的相关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其他内容, 为合同履行行为之一, 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 不能决定案涉合同的性质。从本案合同的目的、职责、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看, 合同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性质, 应当定性为民商事合同, 不属于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十一)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5]9号,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辉县市政府主张本案合同为行政合同及不能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没有法律依据。

律师评析:

一直以来, 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问题在实务届与理论界均存在重大争议。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已纷纷步入PPP大浪潮的背景下 (据财政部建立的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综合信息平台统计, 截至2016年6月30日, 财政部两批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达8025.4亿元;地方PPP项目总投资额达10.6万亿元) , 特许经营合同或者说PPP项目合同的定性问题更受到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合同的定性问题直接决定了项目发生争议时投资人救济途径的选择: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仲裁?对于投资人而言, 争议解决方式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在最高人民法院以判例形式明确BOT合同的定性之前, 现行的已生效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特许经营合同的定性也不完全相同, 具体为:

2014年11月1日, 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2015年5月1日生效) , 该决定将原《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修改为第十二条且内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十一) 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反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即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2014年11月29日, 财政部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 》 (财金[2014]113号文) , 其中第二十八条第 (三) 款“争议解决”内容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按照项目合同约定, 项目实施机构、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可就发生争议且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事项, 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 即将PPP项目合同 (含特许经营合同) 定性为民事合同。

2015年4月2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 其中第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 在法定职责范围内, 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 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 其他行政协议”, 即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协议, 但增加了部分前置条件, 如“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但就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的理解与适用问题, 又成了新的困惑和难点。

2015年4月25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年6月1日生效, 以下简称《办法》) , 其中第五十一条规定:“特许经营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仅明确: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是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并回避了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而该办法的《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内容为:“特许经营者与实施机关就特许经营协议发生争议并难以协商达成一致的, 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特许经营者认为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决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并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即六部委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民事合同, 但在正式稿中删除了。这一重要改变很可能是基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已再次将特许经营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 为避免与上位法的冲突, 六部委仅保留就具体行政行为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内容。如该办法早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发布, 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另一种结果。

直至2015年10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司法层面就BOT模式下特许经营协议的定性问题表明观点并作出裁判, 结论为:典型BOT模式下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如具有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特征, 应定性为民事合同。虽PPP项目中的特许经营与《办法》所指的特许经营、《行政诉讼法》所指的特许经营, 并不完全相同, 且在立法层面上对这三者至今尚无明确的界定, 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的裁判思路对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仍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案例索引:

篇4：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

年级（册）：高一地理必修一

课题名称：“交通运输方式与布局和聚落”

课时数：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一）三维目标分析

1.知识与技能

①根据某地自然和经济状况分析该地聚落形成与交通的关系。

②分析聚落空间分布及其变化与交通运输线的走向及交通运输线路和方式变化的联系。

2.过程与方法

①学会选取案例，分析交通运输对聚落形成和空间布局的影响。

②通过读图分析交通运输与城镇分布的关系。

③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家乡所在地交通及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交通运输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通过关注居住地附近交通运输的发展，增强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②通过分析交通线路的有关数据，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二）重点难点分析

1.教学重点：交通运输与聚落的形成、分布。

2.教学难点：交通运输与城镇的分布。

二、学情分析

1.知识基础：通过必修二《城市》一单元的学习，学生对聚落形成和空间形态有所了解；大部分学生对周围的环境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2.思维特征：高中生经过必修一的学习，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教师启发式的引导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同时学生也有能力完成任务。

三、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展示老阜宁城和新阜宁城图片，让学生欣赏。

[师问]：同学们，图片上是什么地方？

[生答]：阜宁。

[师述]：对。图片中有宽阔的射阳河和美丽的射河外滩风景，其中射河两岸中心老城最密切的是什么？

[生答]：射阳河。

（二）推进新课

[师问]：同学们，为什么河流两岸容易形成城市？

[生答]：充足的水源。

[生答]：还有便利的水运。

[承接]：其实我国很多大城市的形成也与河流有关。

[活动]：分两组开展活动，每组推选一人展示成果。

读图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说出上海、武汉的位置，并分析这些城市形成的原因。

2.在黄河入海口，为什么未能形成大的城市？

[生答]：

1.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武汉位于汉江与长江汇合处。这些城市所在地都有便利的水运条件，商贸活动频繁，有利于形成城市。

2.历史上黄河下游多次改道，无长期固定入海口；黄河含沙量大，河口泥沙淤积严重，无法建港；黄河下游为地上河，水运条件差。

[承接]：交通运输不仅影响聚落的形成，对聚落的分布和形态也有很大的影响。

[活动]：阅读课本103和104页，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交通运输对聚落分布及聚落形态的影响。

[小结]：古代形成“南船北马”格局，南方沿河设城成条带状，形成的代表城市有苏州，北方城市呈团块状，如洛阳；现代由于公路和铁路的发展，城市多沿交通干线分布，如株洲。

[承接]：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交通运输条件对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师问]：展示图片，回忆早期城市起源的原因。

[生答]：早期城市大多位于河流的中下游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农业发达，水运便利，非常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承接]：现代因铁路的修建，能够带动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一些城市的崛起和繁荣。下面以河北石家庄市为例，探讨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师问]：展示图片和相关资料，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1949年以前石家庄规模怎样？

2.如今的城区主要沿什么发展？

[生答]：1949年以前石家庄规模很小，仅是一个小村庄而已；如今石家庄是一个大城市，主要沿铁路线分布。

[小结]：京广线、石德线和石太线的相继建成，促进了石家庄市的发展。

[承接]：通过对石家庄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地区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会给该地区城市的布局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活动]：展示扬州城兴衰的相关图片资料，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分析历史上扬州繁荣的地理原因。

2.分析清代中叶后扬州衰落的原因。

[生答]：

1.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我国南北方的经贸联系得以加强；扬州为我国水陆交通枢纽和盐运中心，南北漕运的咽喉，商业发达。

2.大运河的淤塞；京沪线的建成和海上运输的发展，昔日水运的优势逐渐丧失；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

[拓展]：阜宁老城区和城南新区的发展与交通的关系。

[课后思考]：

1.阜宁历史上的繁荣与交通运输有何关系？

2.近几年城南飞速发展的原因，请从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这一角度分析其原因。

[小结]：交通运输条件只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一个要素，例如石家庄的发展还与政治有关，所以要更全面地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从多角度分析。

四、教后反思

（一）成功之处

1.该案例采用设问讨论式教学，既活跃课堂气氛，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学生的合作、交流和探究，使每一位学生找到自己认识上的不足，完善和提高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2.了解知识点在全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并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分解知识点，化繁为简。从实际出发，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问题，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灵活掌握与运用。

（二）今后再教学的建议

1.作为教师本人应该加强学习，拓宽知识面，练成扎实的教学基本功。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对新课程改革的适应能力，轻松地驾驭课堂教学。

2.教师加强集体备课，共同探讨高中地理各章节中的知识点及其成因规律，备课组在正常教学中，统一教学要求，一人主讲，共同讨论，集思广益。

篇5：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原告：于某

被告一、物流公司

被告二、史某

被告三、李某

被告四、保险公司A

被告五、保险公司B

【案情介绍】

4月1日，于某驾车C去外地送货，由于于某感觉较困，把车交给同车的史某驾驶，史某无驾驶证，在途中与D车发生交通事故，经过交警对事故的认定，史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史某同李某为合伙，但没有书面协议，以史某名义办理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史某有物流公司的任何经理书，有合作协议双方对运费的分成比例，对运费双方四六分。

C车在保险公司A办理有交强险，D车在保险公司B处办理有交强险。

于某因交通事故损失达十五万元，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答辩】

1、物流公司：我公司不是侵权人，本案是交通事故纠纷，不是劳动纠纷，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2、史某：我现在还有三万元的医疗费，我已经垫会过五万元，我不应再承担责任。另外我同物流公司是挂靠关系，物流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李某：我同史某没有合伙协议，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4、保险公司A：我公司不是侵权人，交强险属于第三责任险，我公司只能对被保险车辆以外的财产及人身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保险公司B：我公司保险车辆没有责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分析】

该案目前还没有判决，但通过法律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原告起诉五被告，以交通事故特殊侵权是比较好的方法，这样受害人的所有损失，自己不用承担，如果以雇佣关系，由于自己有过错，自己还要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如果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其全部损失肯定被告要承担，具体承担多少或者哪几位被告承担，这是另一回事。

保险公司A不承担责任。

保险公司B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以无责任而承担1元的赔偿责任。

李某不承担责任，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他具有合伙关系。

史某与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某的所有损失进行赔偿。理由是物流公司同史某有合作关系，物流公司应当在受益的范围内同史某承担责任。但是其责任的主体是以史某承担责任为前提。

篇6：物流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原告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华宇物流集团重庆市华宇恒有限公司南坪分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明成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XX年6月，梧州市浪苗步阳防撬门销售部(以下简称：步阳销售部)向原告订购防火门52樘，共计价款39，988元。原告委托被告将52樘门运至梧州，该批货于XX年6月27日到达梧州，收货入发现52樘门严重损坏，经收货人挑选，有34樘门已全损坏，不能使用，造成34樘门价值26，146元的损失。

另外，因收货人未能按时收货，至收货人不能按约完成与开发商防火门安装合同，开发商以收货人违约为由，要求收货人按约双倍返还定金25，260元。收货人以此为由，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252，60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

①赔偿货物损失26，146元;

②赔偿原告应承担收货人的损失25，260元(庭审中，原告放弃该项请求);

③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与原告签订运输合同、为原告承运52樘防火门到梧州交收货人郑庆辉、采取保价运输方式、运输途中有34樘门轻微损坏被收货人拒收属实。按照保价运输规定，被告仅应承担损坏部分的修理费用，故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步阳销售部系个体经营户，业主为李艳琴，与郑庆辉系夫妻关系。XX年5月l8日3步阳销售部与广西梧州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兴公司)签订美心防火门52樘订货合同，约定规格为2。2米x1。5米等，步阳销售部承办人为郑庆辉。XX年6月20日，郑庆辉以步阳销售部名义在原告处订购美心防火门52樘，并约定了规格尺寸。

XX年6月22日，原、被告签订运输合同(华宇运单)约定：原告委托被告承运美心防火门52樘及配件到梧州;货号为87435号;收货人为郑庆辉;采用保价运输方式;保价金额40，000元(52樘门总计价款39，988元);发生赔偿时，按每件货物的保价金额和内装的实际数量平均计算金额予以赔偿等内容。合同签订后，被告于当日装货起运，XX年6月27日运达梧州向收货人郑庆辉交货。郑庆辉验收时发现因被告装载方式不合理，至使所运防火门多数损坏，被郑拒收。后经协商，XX年6月29日，经郑挑选，将可使用的l8樘门予以签收，其余34樘门因损坏不能使用而拒收。现34樘门尚存放被告处未作处理。

XX年7月2日、11日，万兴公司书面通知步阳销售部，先后限步阳销售部于XX年7月10日、7月26日将其尚差的34樘美心防火门安装完毕，并在其货款中扣抵双倍订金25，260元的违约金。XX年7月l2日，步阳销售部通知原告，要求将尚差的34樘美心防火门于XX年7月22日前运抵梧州，并要求原告承担25，260元的经济损失。

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34樘门损失26，l46元;赔偿原告应承担收货人损失25，260元：(庭审中9原告放弃该项主张);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就其诉请举证如下：

(一)、XX年6月22日，原、被告签订的运输合同及发运通知单，以证实原、被告运输合同关系及保价运输方式和货物价值的事实;

(二)、XX年6月29日，收货人郑庆辉验收货物的收条，以证实收货人仅收货18樘，其余34樘门因被告运输途中损坏不能使用，遭收货人拒收的.事实;

(三)、照片15张，以证实34樘门损坏的事实;

(四)、证人郑庆辉当庭证言，以证实被告承运的52樘门，有34樘已损坏不能使用的事实;

(五)、步阳销售部个体工商执照及业主李艳琴和郑庆辉的结婚证，以证实原告与步阳销售部关于美心防火门订购关系的事实;

(六)、步阳销售部与万兴公司关于美心防火门订购合同，以证实步阳销售部与万兴公司订购美心防火门的事实。

另有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庭审中，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对原告举证(一、二、三、五、六)的真实性及所证实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举证(三)已证实34樘门为轻微损坏，并非全部损坏，故被告仅应承担维修费用;对原告举证(五)(六)认为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原告举证(四)认为原告未在庭审前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故不认可。

本院对原告举证(一、二、三、五、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所证实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告举证(四)，虽然该证据原告未在庭审前申请，但证人出庭作证，属一方当事人举证范畴，原告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自己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本院当庭同意，可作为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锁链证据之一，故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对34樘损坏的防火门全额赔偿。

针对争议焦点及双方分歧，分析、评判如下：

庭审中，原告称防火门系根据买方规格定制，并非零售产品，被告在承运途中已损坏34樘不能使用，应全额赔偿;被告称34樘门仅是轻微损坏，仅同意赔偿维修费用。本院认为：

其一、原、被告签订运输合同后，被告在承运途中将其中34樘门损坏，被收货人拒收的事实，双方当庭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其二、被告称以原告举证(三)证实34樘门仅是轻微损坏，因该证据能证实防火门已损坏的事实，但并不能证实损坏的程度，被告无任何证据证实损坏程度，故被告该理由不成立;

其三、原告供给收货人的防火门，是根据收货人规格制作，近似于定作产品，并非通用产品，加之防火门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便是被告将已损坏的34樘门修好，一是超过了交货期限，二是已被收货人拒收，三是到目前为止，被告并未将门维修好交收货人或退还原告，因被告的过错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已不能以维修来挽回;

其四、被告称仅同意承担维修费，根据合同约定，保价运输方式，赔偿时按保价金额及每件平均价予以赔偿，并未约定损坏部分仅赔偿维修费，庭审中，被告并未举证支持该理由，故被告该抗辩理由不成立;

其五、原告委托被告承运52樘门，被告在承运途中损坏34樘门不能使用，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和双方合同约定，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保价金额予以赔偿。为此，原告主张34樘门全价赔偿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被告是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签订的运输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承运货物途中，因其自身原因致所运货物受损，过错在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对损坏部分应予以赔偿。原告主张按合同约定赔偿34樘门价款26，l46元，法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称仅赔偿维修费用，因其举证不能，该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宇物流集团重庆市华宇恒有限公司南坪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69146元;

二、已损坏的34樘防火门归被告华字物流集团重庆市华宇恒有限公司南坪分公司所有，不再退还原告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

篇7：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个人案例

原告李向丽，女，生于1987年。

委托代理人韩旭升，禹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XX，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田广旭，该公司法律事务部职工。

委托代理人刘玉民，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向丽诉被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6月9 日起诉，同日本院决定受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向丽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旭升，被告委托代理人田广旭、刘玉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6月13日，原告乘坐被告的禹州发往许昌由李XX驾驶的豫KB5769号中型普通客车，行驶途中与岳XX驾驶的豫K60379号货车相撞，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经禹州市交警大队禹公交认字[2008]第027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XX、岳XX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无责任。原告在站内购票，乘坐被告的客车，被告应保证将原告安全送达目的地，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受伤，被告应当依客运合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180000元。

被告辩称，被告万里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道路运输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之规定计算赔偿数额，最大赔偿限额应为150000元。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的身份证、家庭户口薄，证明原告的身份，以及被抚养人的情况。2、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证明事故的发生原告无责任。3、诊断证明、出院证明、病例、陪护证明，证明原告的伤情治疗情况及陪护情况。4、鉴定书1份，证明原告伤残为9级伤残。5、劳动合同书1份、工资表1份、办学证明，证明原告的经济状况。6、医疗费、交通费、鉴定费票据。7、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1份，证明被告适格。8、行车证、运输证、保险卡、企业登记情况、企业注销情况。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融资租赁合同书1份，证明该车为分期付款。2、禹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据的证明一份，证明该公司为原告垫付医疗费情况。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有异议认为属单方鉴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合同书存在虚假。工资卡不符合法定形式。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有异议，认为交通票据有虚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有异议，认为法院判决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是融资租赁合同，不是分期付款合同。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应予采用。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5、6、7提出异议，但未提供推翻此证据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有效证据。被告提供的合同为融资租赁合同。

综上，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8月11日，张XX与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禹州分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豫KB5769号普通客车，豫KB5769号客车的行车证、运输证、保险证车主均为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营运线路为许昌—禹州，营运单位是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许昌运输经贸公司与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合并，并于201月24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2008年6月13日7时许，司机李XX驾驶豫KB5769号客车，与岳XX驾驶豫K60379号中型普通货车，在省道豫103线72km+150km处相撞，造成豫KB5769号客车乘车人李XX、谢XX、王XX、牛XX、魏XX、楚XX、刘XX、李XX、银XX受伤。另九人死亡的交通事故。禹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禹公交认字(2008)第027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XX，岳XX均有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基本相当，李XX，岳XX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李向丽无责任。李向丽住院治疗116天，为治疗花去医疗费53663.17元。被告万里公司等单位为原告垫付医疗费54300元，支付交通费2137元。2009年6月11日经许昌钧州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李向丽因车祸左上肢丧失功能25%以上，伤残程度评定为9级伤残，支付鉴定费600元。另查明，李向丽在禹州市泡泡语言中心上班，月工资1616元，其父亲李XX，生于1951年8月7日，母亲靳XX生于1952年5月1日。李向丽兄妹二人。河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231(每天36元)。

本院认为：豫KB5769号客车的营运单位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万里公司合并，应由被告万里公司承担责任。原告李向丽乘坐豫KB5769客车，与被告万里公司形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承运人被告万里公司有义务将乘客李向丽安全送达目的地。在运输途中，豫KB5769号客车与豫K60379号货车相撞，致李向丽受伤，李向丽无责任，承运人被告万里公司应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原告的损失包括：医疗费54237.67元、误工费计算至定残之日19392元(1616×12月)、护理费8352元(116×27d00uybx08“%、交通费2137元、伤残赔偿金52924元(13231×20×20%)、鉴定费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60元、营养费11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5348元(8837×2×1/2×20×20%)、二次手术费10000元，共计185310.67元，扣除被告万里公司等单位垫付治疗费54300元，下余131010.67元，应由被告万里公司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向丽各项损失131010.67元。

二、驳回原告李向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914元，由被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蒋卫华

审 判 员：孟得坡

篇8：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

目前, 信用卡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重要的支付工具,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2年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 2011年我国信用卡累计发行量已达2.85亿张, 交易金额达7.56万亿元, 延续了2010年的快速增长, 如图1所示。

自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了第一张信用卡以来, 我国信用卡产业已经飞速发展了27个年头, 相关金融配套设施逐渐建设完善。但同时, 在信用卡相关定价机制上, 我国还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因我国日渐增多的信用卡纠纷案件而得以体现 (见图2) , 并集中反映在申请人在申请信用卡时所签订的信用卡领用合约。目前, 我国学术界缺少对此领用合约的格式条款的司法案例研究, 同时缺少司法判例的支持, 因此无法全面和科学地分析此问题。

“作为正式社会控制的一种主要形式, 法律影响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双向的互动。互动是个动态的过程, 不间断地调整、试错、再调整、再试错, 使各种形式的法律信息往返于主体之间, 使法律现象的规律得以显现自己, 也使法律根据信息反馈得到不断的完善”。本文正是希望借此实证研究探究目前我国信用卡纠纷的现实情况, 以此与我国目前专门规制信用卡的相关规范互动。

基于以上原因, 本文提出理论假设, 并抽取我国司法实践中信用卡纠纷案例, 借助spss软件, 分析研究数据, 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找到我国信用卡合同纠纷的争议焦点。

2 问题假设

2.1 我国信用卡纠纷的数量与我国信用卡发卡量具有正相关性

我国信用卡自2003年普及以来, 信用卡发卡量每年都以80%的速度增长, 尤其在2007年出现了井喷式地增长, 发卡量成为银行业竞争的焦点。随着发卡量的快速增长, 信用卡纠纷案件数量也必将出现相应幅度的激增。

2.2 在我国目前信用卡纠纷案件中,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支持的概率更高

我国保护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作为部门规章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和作为银行系统内部规则的《信用卡章程》及《信用卡领用合约》。立法层级低, 配套立法欠缺。因此, 在我国目前信用卡纠纷案件中,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支持的概率更高。

2.3 我国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集中于全额罚息条款、滞纳金条款、冒用风险分配条款和合同任意变更条款的效力上

目前我国关于信用卡合同纠纷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信用卡领用合约中全额罚息条款、滞纳金条款和合同任意变更条款的效力。在笔者初步判断我国信用卡纠纷案的争议焦点除了集中在以上的三个格式条款效力外, 还大量存在于信用卡冒用以及有关信用卡债务主体纠纷, 其中债务主体纠纷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希望通过此假设, 能够找到研究的重点。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

针对本文问题假设中三个不同的假设问题, 基于北大法宝, 对信用卡有关案例进行筛选, 筛选方法如下。

针对假设一:截至2013年3月6日, 在北大法宝的高级搜索选项中, 选择案例标题搜索“信用卡纠纷”, 得到民商经济类案例20788起。再根据高级搜索中的时间选项, 选择需要的2002年到2012年的纠纷数量。

针对假设二、三:截至2013年3月6日, 在北大法宝的高级搜索选项中, 选择案例标题搜索“信用卡纠纷”, 得到民商经济类案例20788起, 为排除部分当事人一方未作任何辩护的案例以使得结果更具典型性, 进一步在全文搜索中输入“辩称”, 得到案例532起, 接着再加入“合约”, 共得到记载案例403起。针对这403起, 经初步分析, 排除了1起双方当事人中没有银行的案例, 1起一审与二审与再审案例分别录入的案件, 共得到有效案例401起。

3.2 数据分析

假设一的数据分析:我们选取2002年到2010年的信用卡纠纷数据和信用卡发量数据, 将数据输入SPSS软件, 做了散点图 (见图3) 。

从散点图可以粗略的看到发卡数量和纠纷数量存在相关性, 初步符合文中的假设, 为了进一步严谨地验证假设, 用spss软件做了相关分析, 检验结果如下。

经过分析, 得知纠纷数量和发卡数量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

假设二数据分析:针对401起有效案例数据, 本文建立了相应的分类标准 (见表3) 。

其中终审结果分为: (1) 银行诉讼请求得到支持 (包括部分诉讼请求得到支持) ; (2)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 (3) 双方和解。

本文对401起案件逐一分析, 最终得到数据: (1) 银行诉讼请求得到支持396起; (2)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1起; (3) 双方和解4起。

通过spss软件分析, 我们发现银行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占此类案件的98.75%,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全部驳回占0.25%, 和解所占比例为1%。

假设三数据分析:针对401起有效案例数据, 本文建立了相应的分类标准 (见表4) 。

其中争议焦点可分为: (1) 全额罚息条款; (2) 滞纳金条款; (3) 冒用风险分配条款; (4) 合同任意变更权条款; (5) 信用卡债务主体纠纷; (6) 其他 (选项可多选) 。其中选项1为全额罚息条款;选项2为滞纳金条款因数量原因进行合并, 选择1或者2或者1与2都选归并为一类。

最终得到结果:争议焦点属于全额罚息、滞纳金条款的共有331起案例, 属于冒用风险分配纠纷的为35起, 属于信用卡债务主体纠纷的共有17起, 属于合同任意变更权条款的共有1起, 其他情况17起 (见图4) 。

4 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对之前所提出的三个理论假所得到的数据分别说明。

针对假设一, 我们发现信用卡发卡量与信用卡纠纷数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从2002年开始, 发卡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而我国却并没有比较完善的保护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制度, 因此纠纷数量也在大幅增长。但是, 自2010年起, 我国银行业逐步放弃粗放式的发展战略, 转而开始采用集约式的发展方式, 信用卡市场份额居前三位的同时也是消费者服务满意度最高的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纷纷推行余额计息和容差全额计息制度。因此, 相关纠纷案件数量有轻微下降的趋势。

针对假设二,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在我国目前信用卡纠纷案件中, 一审案件中当事人间存在银行, 且非银行当事人提出辩护的情况下, 当事人双方对申请信用卡签订的领用合约存在争议时, 银行的诉讼请求被支持的概率更高, 这说明我国银行在纠纷解决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 在信用卡迅速发展的关键阶段, 有必要立足“消费者主权理论”, 从保护信用卡消费者权益出发, 为完善我国信用卡制度的相关立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针对假设三, 我们发现目前我国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有全额罚息条款、滞纳金条款、冒用风险分配条款以及相关信用卡债务人主体纠纷。与假设不同的是, 合同任意变更条款并没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明显的体现。而与假设相同的是, 领用合约中的全额罚息条款与滞纳金条款在有关信用卡纠纷案例中的比重极高。

5 对策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发现目前我国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全额罚息条款与滞纳金条款。因此, 我们的对策与建议主要集中在对这两条条款的修改与建议上。

首先, 针对全额罚息条款, 虽然我国新公布的《中国银行卡行业自律公约》规定了“容时容差”机制, 但实际上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一方面需要督促银行履行对消费者在还款通知上的义务, 更需要完全废除全额罚息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减少相关纠纷案件数量。

此外, 针对滞纳金条款, 取消《银行卡业务管理》第二十二条关于按5%比例收取滞纳金的规定, 违约金由银行与消费者自由协商, 以此使银行间公平竞争, 同时一旦出现违约责任, 直接通过我国《合同法》进行解决。

参考文献

[1]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 2000 (8) .

[2]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 “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