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调解报告

医患调解报告（精选10篇）

篇1：医患调解报告

关于考察天长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工作情况报告

9月18日，县综治办组织县司法局、卫生局等一行6人到天长市考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天长市政法委、司法、卫生、公安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会。通过听取汇报、现场观摩、查阅档案资料（卷宗）、提问等形式，对医患纠纷调委会设立方式、筹备情况、化解专业性矛盾纠纷方面发挥的作用有了进一步了解。现将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领导重视

根据上级要求，天长市政法委及时组织召开卫生、公安、司法、保险等部门参加的“医患纠纷调解”联动工作座谈会，并通过调研、走访、外出考察等方式，创新、丰富了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新模式。天长市人民政府于5月16日及时出台了《天长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施意见》，5月18日市人民调解委员会批准设立了医患纠纷专业调解机构。

二、调解机构

（一）、机构名称：天长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机构及人员：该机构为天长市人民调解委员会下设机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市司法、卫生、公安等部门分管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医学、法学方面专业人士、专职调解员组成，一般9-11人，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

（三）、办公地点：有独立、固定的办公场所，应交通便利、方便群众。

（四）、专项办公经费：司法局对需要的办公用房、购置办公设备，人员工作补贴和日常的办公经费等根据工作实际进行测算，报市政府批准，纳入市财政预算。（去年专项经费为20万元）。

（五）、程序运行机制：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指导下开展工作、依法受理和调解本辖区医患纠纷。

司法局对医患纠纷调解的工作制度、工作业务进行指导，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组织业务培训和交流，及时研究和答复调解中遇到的问题。

卫生局积极协助司法局共同组织指导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建立调解工作医学专家组和调解联络员队伍，指导医疗机构参与医疗责任保险，强化纠纷防范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公安局要维持好现场秩序，以防矛盾进一步激化，为调解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环境。

卫生、公安、司法、保险行业协会应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及时通报医患纠纷调解，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协商解决。

三、工作成效

截止今年9月份，自天长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共调解医患纠纷44件，调解成功率百分之百。为医患双方挽回经济损失700余万元。

四、工作建议

在现有法律制度下，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相对独立、公正的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处理，无疑是目前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最好方式，天长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人民群众普遍欢迎，该调委会办实事、办成事，减少了因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还节约了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对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建议：在全椒县设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附：天长市《关于印发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2012年9月25日

篇2：医患调解报告

为了贯彻落实卫生部、公安部《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精神，医患纠纷调解场所需按照要求安装紧急报警、视频监控、声音复核等技防设施，一旦遇有突发事件，能够及时报警、固定证据、妥善处置。经医院研究决定，在医疗纠纷调解室（汽车班）、医疗科办公室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形成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管控模式，以提高调解室的防控能力。

根据以上需求分析总体需配置监控设备如下：硬盘录像机2台；液晶显示器24英寸2台；彩色半球型摄像机海康威视（带音频）4支；室外海康威视1支；拾音器超强降噪2个；光纤收发器单模单纤4个；有源音箱2套及辅件一批，预计共需投入经费约4.5万。

保卫科

篇3：海南:网络法庭调解医患纠纷

“网络调解医患纠纷, 既省力又省钱, 对患者和其家庭来说, 十分需要, 日前很受欢迎。”指着医疗纠纷法庭墙上挂着的一块电视屏幕,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雪涛对笔者说。

据悉,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法庭于去年11月挂牌成立, 海口市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一审审理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统一归属医疗纠纷法庭管辖。该院从一开始就改变传统受理案件模式, 建立了独立的特殊网络立案调解通道, 通过与本市各医院网上链接的方式, 对符合受理条件、医患双方现场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进行审查确认。这种方式, 既简便了案件审理环节, 又节约了各方诉讼成本, 防止医患矛盾扩大, 稳定了医患关系和医疗秩序。 (卜云彤) ■

篇4：医患调解报告

我国医疗制度改革进程的缓慢和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快速增长的矛盾客观存在，“医患纠纷”成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却时刻都有可能面对的“潜在炸弹”，一旦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发生暴力伤害事件。

先梳理几起2014年2月和3月接连发生的伤医案件吧。

2月17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北满特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在出诊时，患者李某某手持钢管击中其头部，经抢救无效死亡。

2月18日，河北易县人民医院普外科医生李爱新在办公室写病历时，被突然闯入的病人杜某某割喉，所幸凶手慌乱中未能刺中颈动脉，李爱新抢救后脱离危险。而据凶手供称，他伤害李爱新的原因是他在医院做疝气手术后效果不佳，产生报复心理。

2月20日，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怀孕护士被病人及家属殴打，造成脑震荡和先兆流产。

2月25日，南京口腔医院女护士被患者打伤，导致女护士脊椎损伤、心包胸腔积液，在医院接受治疗。

3月4日，广东潮州发生辱医事件，百余家属押着值班医生游街。

……

据统计，2013年全国被媒体报道的袭医案件就发生了30起。中国医院协会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起，医务人员人身受到攻击、造成明显伤害的事件正在逐年增加。

面对频频爆出的伤害案件，所有医护人员都表示愤慨和担心，更多人在微博中表示要“严惩凶手，还医院安宁”，“以后说什么也不让子女从事这个高危行业了”。而普通网友表现出的舆论倾向，除了表示对行凶者的谴责外，更多的人以自己切身的就诊经历同情凶手，或者冷静反思事件所产生的前因后果，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当下不够完善的医疗改革：看病难，看病贵。

医患关系为何落得如此紧张？本文不加详述。北京市于2014年成立的医患纠纷调解援助第三方公益机构——北京京翰律师事务所医患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似乎可以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另一个途径样本。

很多医疗纠纷源自双方不理解

“这些本是不该发生的悲剧。”张文生在办公室里，和记者谈及不久前频频爆出的患者暴力伤害医生的事件。

这和他曾经是医生的经历有关。1998年医科大学毕业后，张文生进入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2001年离职后，他又从事医药销售。直到2009年，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改行成了一名律师。

“我做医生那会儿，也会遇到患者或者家属与医生发生言语冲突的事情，但是没有遇到过严重的暴力伤害案件，一般就是患者或家属跑到医生办公室大闹、辱骂医生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和其他患者会出面劝阻，或者报警让警察处理。”

正如中国有句话说的那样，“隔行如隔山”，在张文生看来，很多医疗纠纷都源自医生和患者的沟通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最明显的就是，医生不能理解患者，患者也不能理解医生，大家都没有换位思考。

眼下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有三条：医院的医患办公室、卫生部门的医患调解委员会、法律诉讼。但是一般而言，这三条路要走成功，都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前二者由于有医院和政府的背景，患者轻易不会信任；后者走法律途径会公平些，但是诉讼是一场耗时耗钱耗精力的持久战。

张文生决定和北京另一名律师周厚兴，以及其他对此有兴趣的律师、医生一起，成立一家独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避开有医院和政府背景的医患办、医调委，为矛盾的各方提供一杆各自都认可的“秤”。

2013年11月底，就在该机构成立没几天，张文生就接待了一起口腔科患者的医疗纠纷。口腔医院在为患者做植牙手术中出现偏差，患者认为这是起医疗事故，医院该为此赔偿。而张文生在仔细查看病历和医生手术细节后发现，手术偏差是在医疗允许的一定范围内的，且没有对患者的咀嚼功能产生影响，只是有些影响美观，因此无法认定为医疗事故。张文生不断跟患者解释，患者最终答应放弃索赔。

“这样的患者在医患纠纷案中并不少见。”张文生说，他接手过的众多医患纠纷案，很大一部分都是患者“小题大做”。不过，大部分患者“小题大做”并非是为了要讹诈医院，而是对医学知识不了解，容易把小问题想得过于严重。而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以及新兴媒体的宣传，当下患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遭遇治疗问题时已不再是过去的唯医命是从，而是认为既然花钱看病，院方就应该服务到位。有的病人和家属对医疗工作特殊性缺乏认识，一旦花了钱但病未治好或者遭遇意外的医疗事故，就认为医院方应该赔偿。

同时，由于对医疗调解丧失信任，一些患者在发生纠纷后，既不申请医学会鉴定，也不愿费时费力地到法院诉讼，一味坚持“私了”，要求医院高额赔偿。久而久之，一些医生就把患者的“私了”视作一种“无赖行径”，形成了恶性循环。

“患方的不理性也和医院霸道、强硬的态度有关。”周厚兴说，经常是患者找到医院，人家根本不理，一句话“你告我们吧，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就把患者堵了回去。

事实上，医患纠纷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在这种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也日益缺乏安全感和职业认同。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呼吁尽快建立健全医疗责任险。

我们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添乱

中心成立以来，张文生接到100多个咨询案例，但调解案例不多，而由于更多人对这个新兴机构的不理解，调解的案例中，成功的也不算多。“不被理解也很正常，让患者、医院能够接受你，还需要一个过程。”张文生说，他们当初选择将调解中心挂靠在律师事务所下面，主要也是考虑到独立第三方的身份，不论怎么说，民众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程度要比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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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生表示，律师对患者的指导是规避医患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一个专业的律师应该在第一时间，理智地去判断问题，告诉当事人在现有框架内如何去做，律师的思路甚至决定着矛盾发展的方向。

中心成立后，他曾经接待了一对“慕名而来”的六旬夫妻，这对夫妻请求张文生为他们做一件“奇葩”的法援：告医院。原来，该夫妻中的丈夫的母亲前不久突然腹痛，送到医院后被诊断出急性阑尾炎穿孔，医生告知需立即手术，否则生命难保。但夫妻俩顾虑太多，觉得手术不如保守治疗，迟迟不肯在手术书上签字，磨蹭了4小时，在医生一再催促下才签字手术。由于老人年龄太大，术后出现了并发症，不久就去世了。

夫妻俩认为，医院不顾老人90岁高龄的风险，执意要做手术，导致了老人的死亡，所以医院有过错。而张文生听完叙述后仔细查看手术通知书和病历后不禁哑然失笑：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急性阑尾穿孔是一种高致命性疾病，手术时间稍有耽误极有可能让患者丧命，夫妻俩对医学常识不了解，认为是医生手术失误。于是反复跟老夫妻俩解释，医院没有过错。

夫妻俩不依不饶：“张律师，我母亲是死在医院的，我们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管他医院有错没错，就想争个理。只要你能打赢官司，我们给你多少钱都好商量。”

对于夫妻俩的无理要求，张文生断然拒绝了：“我们机构成立是为了给社会解决矛盾的，而不是给社会添乱子，这官司给多少钱，我都不会打的。”

但对于真正是医院有过错的援助案件，律师们也会尽最大努力收集证据，据理力争，保障患者的合法利益。

周厚兴遇到的医疗纠纷案例中，医院存在重大过失、过错的占到约10%。比如不该做的手术做了，没有及时观察，没有及时采取抢救措施等。

不久前，朋友老孟给周厚兴打来电话：“我闺女在医院看病出了问题，法院竟然判定医院没有责任，您是律师，帮我看看。”

老孟的女儿因感冒去医院打针，但治疗后出现了神经受损，手脚不能自由活动。与医院调解不成，老孟诉诸法庭。随后，法院委托医学鉴定学会给女儿作司法鉴定。

“医院对女儿造成的伤害太明显了，走司法鉴定本来抱着很大希望，没想到最终的司法鉴定认定医院没有责任。”一不懂医，二不懂法，老孟也没在鉴定书里找到任何漏洞。

在要来老孟女儿的病历和司法鉴定书后，周厚兴又让老孟从医院找来相关药物的使用说明书，比对之后，他吓了一跳：“一个感冒用药，实际用量比说明书规定用量竟然多了近5倍！”

尽管手握“铁证”，但周厚兴还是不确定法院会不会采信，因为在医患纠纷案中，医学鉴定报告书作为一份权威证据，是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

不过，周厚兴还是鼓励老孟上诉，“这是白纸黑字的铁证，一眼就能看出来问题，我有信心！”果然，法院随后推翻了之前的鉴定结果，判定医院依法赔偿老孟女儿的损失。

周厚兴说，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鉴定环节是通过听证会的形式进行的，这个环节是为了鉴定医院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然后成为确定赔偿金额的依据。但参与听证会的专家往往都来自医院，难免与被诉讼的医院扯上关系。因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往往也被诟病为“老子为儿子鉴定”。而在这背后，凸显的是医院对医学专业知识的垄断。

张文生也说，在他所接手过的案件中，没有一家医院在答辩时主动承认他们有过错，他听到的永远是“操作符合规范”这样的答案。

如何突破医学壁垒，从医学鉴定报告里找到漏洞，是周厚兴与张文生成立援助中心的重要目标。而作为民间非政府组织，出具的鉴定结果如何能取信于医患纠纷案的双方，是最让他俩伤脑筋的是。

艰难的探索

目前，中心共有4名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兼职的，另有一个专家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大医院的行业专家。目前张文生正在积极与中国医学会沟通，争取得到更多的专家支持和技术参与，形成一个专家资源库，弥补当下医调委中的组成人员没有专业知识的“短板”。

而监督委员会是一个由社会人士、人大政协委员们组成的监督团队，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监督调解案件的全过程，有无不公平、偏袒的现象。在遇到需要调解的案件时，中心会临时成立调解小组，根据事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同与患者沟通相比，中心的律师们与医院沟通似乎更容易受阻。由于没有政府背景，医院对于这样的民间组织多少有些不信任和抵触，这样的沟通鸿沟还不能在一两天内填平。但中心的任务除了调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外，还更注重“上医治未病”，争取把纠纷在萌芽阶段就消解了。张文生提出今年的目标是在北京一些医院建立“医院风险防控”，深入到医院管理层沟通，告诉他们如何与患者展开交流。如果发生纠纷苗头，如何通过医院的医护人员或者专职医务社工，及时让患者主动找到该中心得到专业的调解。这项工作已经得到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支持。另外，他也打算在北京有专职医务社工的医院开展工作，让医务社工在医生无暇顾及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化解矛盾、积极引导”的作用。

据北京航天总医院统计，该院65%的医患纠纷通过沟通解决了，没有赔偿，30%通过北京市医调委解决，5%通过法院判决解决。医务处吴晓说：“医患矛盾的处理非常复杂。我们有的案子在法院一拖半年、一年才判决。如果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简化调解当然好。”

张文生律师认为，中心16字宗旨——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合理诉求、促进平等。应该成为解决医患矛盾、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路。在此基础上，中心将充分发挥专业研判、畅通渠道、化解争端、建言献策的职能，并开展各项工作，比如日常咨询、纠纷调解和法学研究。

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常委王德文是中心的最初设想者之一，他在向丰台区政协提交了“为改善医患关系建立社会公益性法律服务组织的建议”的提案。他认为，第三方调解机构有具备医疗背景的专业律师、广泛的医疗专家、法医专家顾问团，能够最大限度解决医疗和法律双重专业性问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加入有助于形成很好的公信力；高效、公益的工作作风又减轻了时间和经济成本，且不占政府编制。

“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构是独立于体制内的第四种调解渠道，填补了空白，是一种创新。”王德文赞扬道，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合理身份和终极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公益组织。此次北京率先成立医患矛盾调解的第三方公益机构，在全国是一个有益尝试。

目前，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均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甚至连出差食宿等费用也是自掏腰包，这让张文生等人有些为难。因为定性于公益性质的机构，且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收费肯定行不通，但是由于财力有限，他们的业务范围目前只能确定在北京地区，稍远的就无能为力了。他希望全国各地有同样想法和理念的律师、医护人员加入到这个机构中来，成立类似于“分支机构”的形式，服务帮助到更多的人。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篇5：医患调解报告

报告

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5月24日，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在副主席陶承德的带领下，就我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副市长孙兆宏应邀参加调研。调研组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司法局负责同志关于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的通报。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筹建、运行基本情况

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市司法局与市卫生部门通力协作，共同对全市近年来医患纠纷发生数量、类型、医患纠纷的成因及社会影响进行认真调研，并赴江苏省建湖县、南京市六合区学习考察当地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经验。3月中旬着手组建市医患纠纷调委会，5月14日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天长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施意见》和《天长市医患纠纷调解处置暂行办法》。市医患纠纷调委会成立以来，在短暂的时间内已成功调处3起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加强部门协作，搭建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平台。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于5月18日正式成立，但早在3月中旬，市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就聘任了3名专职调解员和1名助理调解员，负责全市医患纠纷个案的受理和调解工作。同时，组建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联络员

队伍，在市卫生局和38家医疗机构内确定42名医患纠纷调解工作联络员，在医患纠纷发生第一时间，联络员与医患纠纷调委会联系，调解员及时赶到现场，主动介入，在调处阶段，联络员积极配合调委会开展工作，促进医方、患方、调解组织三方的沟通交流。为适应医患纠纷调解工作专业性要求，调解委员会选择82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药、病理、护理等专业人士，组成市医患纠纷责任认定医学专家库，在发生重大、复杂医患纠纷时，医患纠纷调解委员将会聘请3—5名医学专家组成医疗责任分析论证小组，提出责任认定意见，供调解员参考，增强医患纠纷调解的专业信服力。

依托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设置医患纠纷调委会办公场所，投入了3万元在司法局院内租赁了办公用房，按照规范化调委会“五有六统一”的标准配置软硬件设施，各项工作制度、工作流程上墙公开。医患纠纷调委会工作经费全部纳入市财政预算，确保日常工作的需要，保证了医患纠纷调委会独立和公正的开展调解工作。规定医患纠纷一律离开医疗机构场所，统一到调委会进行调解。

2、建章立制，规范调解工作行为。为提升医患纠纷调解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医患纠纷调委会制定了调解范围、调解原则、调解纪律及医患纠纷调委会工作职责与工作流程。建立了工作例会、接待登记、纠纷受理登记、调解指派、调查取证、调解工作程序、调解协议制作、协议履行和回访等制度。根据调解文书规范格式印制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接待登记表》、《调解申请书》、《纠纷受理调解登记表》、《纠纷受理调解通知书》、《提供材料告知书》、《送达回证》等文书，建立了各类接待、受理、登记台帐，使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有章可

循，促进工作规范开展。同时，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定期学习培训、重大医患纠纷集体会商、疑难纠纷聘请专家分析评估、过激纠纷请示报告协调等多项业务制度，并与市卫生局进行工作研讨，不断提高队伍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质。

3、快速高效，真情调解。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作为第三方，秉持客观公正原则，从法、情、理的角度向患方、医方进行耐心细致地矛盾纠纷分析，增进双方相互理解，互谅互让，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签定调解协议书并及时履行。目前，已相继受理3起医患纠纷调处申请，且全部调解成功。其中1起纠纷最初索赔金额8万余元，并且还要打官司，经调解，实际赔付金额2.9万元，医、患双方对此调处结果均表示满意。

二、我市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照搬照用，尚属“摸着石头过河”，委员们在座谈时认为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还需在以下方面完善和加强。

1、进一步加强医患纠纷协作机制建设，实现部门联动。医患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情绪激动，容易激化为群体性事件和“民转刑”案件，应建立并全面落实多部门协作制度，保障医患纠纷调解工作顺利开展。一是要建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与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间的协作制度，定期通报调解信息，加强医患纠纷预防工作。发生重大医患纠纷，两部门间要迅速派员指导协调，及时化解处置。二是医患纠纷第三方调处不可能包揽全部医患纠纷的处理，要加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法院诉讼的衔接配合，形成多元化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对

一些纠纷复杂、赔偿数额较大的医患纠纷，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及时到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强化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给予配合支持。三是建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与法律服务配合制度，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将调解与普法宣传、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和公证等工作紧密结合，加强宣传和疏导，使简单的医患纠纷“未调先解”。对重大疑难医患纠纷案件，各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要发挥资源优势，配合专职调解员开展攻坚调解。

2、进一步加大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宣传，提升群众知晓度。建议在医疗机构内开展针对患者及其亲属的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宣传，使患方了解人民调解，最大限度地将医患纠纷引入人民调解渠道。通过报刊、电视、网络宣传医患纠纷第三方调处的优势和便利，对采取“医闹”方式无理索赔的坚决予以遏制，提高群众对第三方调处医患纠纷的认可度，提升社会影响力，使群众在发生医患纠纷时理性选择解决方式。

3、加快落实医疗机构医疗责任保险，分担医疗风险责任。要根据安徽省卫生厅、司法厅、保监会的文件要求，医疗机构应针对自身情况，积极探索建立医疗责任保险或联合组建医疗事故赔偿基金，由保险公司或基金会直接承担医患纠纷赔偿责任。这既可提高患方对医患纠纷调委会的信任度，又可增强医方的抗风险能力。外地经验表明，这是处理医患纠纷行之有效的举措。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对医患纠纷中医方确无过错和责任，而患方又有重大损失且经济十分困难、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宜适度安排资金，酌情救助，让患方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缓解对立情绪。

4、完善重大医患纠纷应急处理机制，严厉打击借医患纠纷滋事现象。公安机关应针对医患纠纷引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频率、表现方式、规模和激烈程度等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公安机关要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及时果断处置，维护现场秩序，杜绝“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现象的出现。

5、健全医患纠纷预防机制，防患于未然。首先要完善制度，强化管理，规范医务人员行为，加强“医德医风”教育，经常排查整改医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从人员、设施、器械、药品等方面堵塞漏洞，提高医疗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事故和工作失误，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建立并严格执行医疗责任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其次是医疗机构对医疗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或非正常死亡的个案，及时掌握情况，分析原因和责任，依据法规、情势，采取应对措施，掌握处理纠纷的主动权。第三是加强医学科普知识宣传，广泛宣传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的特殊性、高科技性和高风险性，引导群众理性对待可能发生的医疗风险和医疗损害纠纷，营造有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舆论氛围。

6、进一步加强医患纠纷调委会公信力建设，提高工作实效。医患纠纷调解必须以医患双方自愿申请调解为前提。调解员既不是患者的代理人，也不是医方的辩护人，而是站在第三方立场，秉持客观公正原则，依法调解。但在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践中，调解员会产生“出力不讨好”的顾虑，即医方认为调委会“拿别人脚板底挑刺”，患方担心调委会替医院说话。因此需进一步加强调处工作公信力建设，使医患纠纷调处工作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均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善始善终处理好每件纠纷，取得医患双方的信任，提高纠纷调处工作实效。建

篇6：医患纠纷调解协议书

甲方当事人（医方，以下简称甲方）：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参加调解人员姓名：、职务。

乙方当事人（患方，以下简称乙方）：姓名：，性别

、年龄

岁、民族

。职业

。身份证号：，住址。

纠纷简要情况：

经调解，本着公正、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一次性了结纠纷。

二、乙方代理人承诺全权处理该纠纷，不再就此事提出其它诉讼请求和要求，若乙方为此提出其它请求及不法行为，一切责任及法律后果由乙方代理人承担。

三、此协议为终极调解，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执行，本协议违约金为

元，若乙方违反，须全额退还甲方补偿款及违约金共计：

元，并承担违约责任

协议履行的方式、地点、期限： 地点：

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本协议一式四份，其中甲方二份、乙方一份、司法公证处/

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

乙

方 当事人（盖章）

当事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签名）：

签字日期：

篇7：医患纠纷调解协会会议纪要

医患纠纷调解协会会议纪要

XX市医患纠纷调解协会与XX市重大医患纠纷应急和预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XX市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联席会，2015年1月14日在调处中心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调处中心主任、协会理事长龚XX，协会秘书长吴XX，调处中心副主任魏XX、罗XX，调处中心其他成员。会议由龚XX主任主持。

龚XX主任讲话，为了进一步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医患纠纷“XX解法”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的分工方案》，《XX市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精神，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协会计划与XX市卫计委领导进行沟通协调，以进一步加强卫生系统医患纠纷源头预防与调处工作，并提出工作建议。

吴XX秘书长提出协会建议，一是规范医院调解工作室，警务室的外观和内部设置；二是加强医患纠纷调处工作的培训；三是规范缴纳协会会员费用的意见；四是探索焦虑医务社工与志愿者队伍，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

会议还针对建立落实医患纠纷报告制度，建立健全重大医患纠纷现场应急处理流程，强化医疗过错责任追究工作，充实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人才队伍，进一步完善医患纠纷医学专家咨询工作等进行了研究。

篇8：松阳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探讨

1 存在的问题

1.1 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未能体现

在司法部、卫生部和保监会联合发文的“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司发通[2010]5号) 文件中提到“ 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建立由党委、政府领导的, 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牵头, 公安、保监、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相关部门在化解医疗纠纷、维护医疗机构秩序、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职责和任务, 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可见, 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是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成功的保障和前提。而实际上目前松阳县尚未成立“党委、政府领导的, 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牵头, 公安、保监、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来指导或领导医疗纷纷调解委员会工作, 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医调会) 仅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

1.2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主体不清, 司法介入不够

卫生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 以往出现医疗纠纷请求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 患方认为有“父子相护”之嫌;在对医疗纠纷的评判和度量上, 群众信任度不高。近年来由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的事实证明, 卫生部门单独处理医患纠纷力不从心, 效果不明显[1]。 近年从各地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来看, 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自己和卫生局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或隶属于司法部门, 或隶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医患之外的第三方, 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 既不袒护任何一方, 又可以缓冲彼此的对立情绪, 消除双方顾虑, 赢得信任, 利于纠纷的化解[2]。在2009年11月27日召开的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 司法部副部长郝勇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大力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 为化解医疗纠纷提供组织保障;建立一支既懂医又懂法、专兼职相结合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保障机制。这也说明司法行政机关应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主体。而松阳县的医调会办公地点设在县卫生局医政科, 第三方机构之“独立于医疗行政部门之外”的概念未能得到体现, 存在明显的主体不清。

1.3 无专职调解员, 无工作经费落实机制

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由12名具有临床医学、药学、法学等方面资质的专业人员组成, 还拥有由9名律师和9名司法鉴定人员组成的人才库, 其人、财、物均来自政府财政的直接补贴, 与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宁波市医调委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 由司法部门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 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调委会还专门选任了一批责任心强、业务精专的专业医疗人员从事调解工作。负责医疗纠纷调查、评估、鉴定的理赔处理中心同样配备了具有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资质的专职工作人员[2]。在松司[2009]17号文件中提到“医调会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职调解员若干名, 专职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但事实上尚未聘请“专职调解员”, 对医调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补贴等亦尚未明确落实。

2 对策建议

2.1 加强政府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天津市政府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地位, 《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由市长签署。在调解委员会办公大厅里, 这份“市长令”在醒目的位置占据整整一面墙。以“市长令”统筹协调多部门[2]。只有在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才能统筹协调各个部门, 组成跨卫生、司法、社保、商业保险等多个领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真正发挥医调委的作用。这个领导和支持包括部门协调、人员调配、经费落实等方面。我县也应成立由党委、政府领导的, 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牵头, 公安、保监、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来指导或领导医疗纷纷调解委员会工作。

2.2 坚持医调会中立性、独立性、公平性和援助性原则

中立性指医调会与医疗纠纷当事人或医责险法律关系主体无利益关系, 没有行业本位、部门本位和地方本位, 这是保障调解机构公平正义的体制保障。即医调会的设立单位和负责人应是医疗卫生行业之外的机构和组织, 其它地区的一般模式是以司法部门为主体, 依托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总干事谢启麟认为, 理想的第三方调解机构一定要是非营利的, 应该是政府作支撑的。也有专家指出应由政府指定一个中立的、公益的、完善的机构当然最好[3]。独立性指医调会属独立法人单位, 坚持独立工作, 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扰,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医调会主持的调解协议是保险公司理赔或医疗机构赔偿的依据。公平性指医调会属于群众团体, 没有上级主管部门, 不代表任何一家医疗机构的意志, 保证其的公平、公正。即医调会以事实说话而不是“和稀泥”, 既要保证患者的合法利益, 又要在评判医疗纠纷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上保障医方的合法权益。援助性指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不向任何一方收取费用。

2.3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调解人员队伍

医疗纠纷调处工作是在医方、患方和保险人三者利益夹缝中进行, 是一项高风险、高难度、高技术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专业工作, 需要有一批具有医疗临床经验, 同时还要懂法、懂心理学、懂保险、沟通能力强的专业人员。组建一支一人多岗, 一岗多能, 训练有素, 多学科相结合的高素质的专业团队是做好调处工作的决定性因素[4]。医调会应选调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和具有调解经验的调解员来担任医疗纠纷调解员, 可以从各乡镇的调解员中选拔产生并进行医疗、保险等相关知识的培训。

2.4 公安、司法、保险、镇乡村联动做好医疗纠纷调解

该县地段性综合医院——古市医院近年已经尝试将“人民调解”引入医疗纠纷解决中, 为医患双方提供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 使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也开了松阳县第三方处理医患纠纷的先河。古市医院成功处理医疗纠纷, 有五点可借鉴之处:其一, 取得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镇政法书记亲自部署处理工作;其二, 公安派出所和镇司法所早期介入、积极协调, 镇乡村联动做工作;其三, 古市医院上下一心, 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司法部门, 在适度的情理范围内作出让步;其四, 古市医院历年都参加了医疗机构责任险, 与相关保险公司的良好协作关系使处理医疗纠纷事件有了后盾;其五, 调解工作地点设在镇司法所, 由具有多年人民调解经验的调解员主持调解工作, 避免了以往在医院内处理医疗纠纷, 患者家属在医院聚集影响医疗秩序, 以及以往由卫生局人员或医院工作人员主持自行协商调解工作时彼此不易沟通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沈洋.江西第三方调处机制效果明显, 破解医患纠纷难题[EB/OL].中新网, h ttp://www.ch inanew s.com/jk/hyxw/new s/2009/02-06/1552261.sh tm l.

[2]曹政, 颜秋雨, 康平.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更具公信力的“缓冲带”[EB/OL].健康报网, h ttp://www.jkb.com.cn/docum en t.jsp?doc id=106098.

[3]晓崔.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面面观[J].医院管理论坛, 2007, 5 (127) :30.

篇9：医患调解报告

第三方调解机构介入医患纠纷

2012年12月19日晚，重庆江津区34岁的剖腹产产妇何晓（化名），在当地先锋中心卫生院如厕时，突然感到呼吸困难，随后口吐白沫，晕倒在厕所里。医护人员全力抢救，还是未能挽回何晓年轻的生命。

“妹妹产后不久，肚子出现时鼓时缩的怪象。”何晓的姐姐哽咽着告诉记者，但医生坚称这是正常现象。

事后，悲痛欲绝的家人找到江津区先锋中心卫生院，要求查明死因并给予赔偿。面对处于悲痛中的死者家属，江津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立即介入。江津区卫生局调研员刁跃江介绍说，根据死者生前的症状和体征，以及咨询妇产科、内科和外科等专家，初步怀疑是急性肺栓塞引发死亡。经调解，先锋中心卫生院等单位补偿39万元，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类似的情况也在青岛发生过。

“我骨折了，诊所没看出来，肯定是他们的问题。”2012年底，在青岛从事建筑装修的许爱华在工作中不慎摔伤，随后来到柳花泊镇的一家诊所就诊，医生检查后认为她只是轻微腰部损伤，回家服药休息即可。几天后，许爱华发现自己的腰伤仍未好转，又到镇卫生院做了检查，确诊是腰椎骨骨折。

许爱华回忆说，当时知道是骨折后她很生气，要求诊所赔偿8万元，诊所不同意，后经青岛开发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最终以诊所支付3万元赔偿费达成和解协议。

第三方调解是患者最理性的选择

江津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青岛开发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第三方调解机构。

所谓第三方调解机构，就是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中间方，在出现医患纠纷时，由中间方出面调解。在这一机制下，对患者认为利益受损而提出的赔偿要求，医护人员需提供相应材料进行配合。

在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王辉眼中，第三方调处机制，构建了医患平等对话的平台，有助于减少“医闹”。成立不到半年，广东省医调委就正式立案调处医患纠纷273件，应急现场处置医闹事件52次，其中90%的案件都得到了成功调处。如今，他们每天至少会接到两到三单调解需求，多数来自他们的网站。

摆在第三方调解机构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公信力。

对此，王辉介绍说，他们聘请的医疗专家必须是退休的或者全职从事医疗鉴定的医疗工作者，在身份上必须是独立的。当然，这只是制度上的保证，起更大作用的是矛盾双方利益的博弈。

如果医患双方不认可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仲裁，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走法律途径，直接诉讼，不过诉讼意味着费时又费钱。二是请其他机构仲裁，但因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如果其他仲裁机构给出的结果对患者更有利，还会按医调委的调解结果执行；若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结果对患者更加不利，则会按最新的结果执行。这无疑增加了患者在二次仲裁中的风险。

“我们一直不断和患者解释，争取他们的理解和信任。到目前为止，85%的患者都能接受这样的调解方式，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患者仍然持怀疑态度。”王辉告诉记者。由于第三方调解机制出现时间不长，部分患者不理解是不可避免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主要的还是加强第三方调解工作的透明度，争取到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政府对医调委没有任何投入，医调委又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调解佣金，其运营费用从哪来？

以广东医调委为例，它主要由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邦达律师事务所共同出资成立和承担运作经费。江泰公司是负责广东省医责险统保项目的经纪公司。2010年11月，江泰公司与8家保险公司组成“联合体”，承保广东省医疗责任保险的全省统保项目，作为回报，江泰公司向这8家保险公司收取“统保项目”保费25%的佣金。

将医调委交由保险经纪公司出资“养活”，符合规定中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但也有人因此质疑其中立性。对此，王辉这样解释：“首先，我们是按照中国目前医疗事故的最高法律《侵权责任法》，而不是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定损，后者的赔偿额普遍偏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只要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伤害，不管这是医院的过错还是意外，医院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我们必须把公信力作为生命线，对每一宗医患纠纷案例，都必须有两个调解员全程参加，相互监督，另外还有专家团的监督。当然，我们绝不允许收红包，调解员只要收一个红包，就会马上被开除。另外，我们的调解全过程都可以向媒体公开，让他们来监督我们的行为。”

目前，北京、山东、广东等十几个省都建立了第三方调解机构，但效果参差不齐。相比之下，广东的效果较好，而在江苏苏州，诉诸调解的医患纠纷仅占当地全部医疗纠纷的不足10%。

“人防”不如调节

日前，国家卫计委和公安部出台《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级防护体系构建“平安医院”。其中，“人防”主要是增配保安，要求保安员数量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配1名保安。王辉直言，该做法欠妥，“20张病床配1名保安的做法，非但不能解决医患矛盾，还会强化医患之间的对立。”

律师邝俊美也认为，配保安这种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邝俊美说，医院应该提升对患者服务的水平，而有关部门应该从制度设计上，让医疗成为公益，让医患双方成为共同体。

事实上，有些医患纠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对立，不过是小误会在特定情绪下被激化，对于这种“小误会”动用保安也确实略显兴师动众。

青岛某三甲医院护士李媛（化名）的经历颇具代表性。据李媛介绍，患者在出院时发现住院小结上写的是打了12次吊瓶，而收费单则收了14次的费用，多收了100多元钱。经核实，是医院方面在写小结时出了错。李媛复印了病历向患者解释，但患者根本不听，指责院方造假。按照规定，此类纠纷在3天内必须有一个结果。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问题才得以解决。“那三天我根本没法工作，就为了这100多元钱。”李媛说。

今年，卫生部将在所有地级城市推行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构。这种调解机制，目前受到了医患双方的接受和欢迎，但是要想走得更远、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来保障它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篇10：2011年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总结

我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挂牌成立以后，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领导下，全体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高效投入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不伤感情、成本低、效率高的作用，确保医患纠纷定性、定责以及调解过程的公平、公正和权威，积极化解医患纠纷，使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更好的维护，维护了正常医疗秩序，为百姓创造了和谐的就医环境，维护了社会稳定。

一、组建机构，建章立制。根据市卫生局和市律师协会的推荐，组建医学专家库和法学专家库。市司法局分管领导亲自为105名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公道正派的主任医师、主任律师颁发聘书。为使医患纠纷调解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依照国家法律、政策和有关文件要求，借鉴外地经验，制定涵盖调解工作各个环节的相关制度，包括《来访接待制度》、《来信回函制度》、《调解指南》、《当事人须知》、《调解纪律》、《调解原则》、《回避制度》、《回访制度》等，初步形成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制度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此外，医调委还实现了来访登记、受理、调解、结案等环节的动态管理和信息自动化。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医患纠纷调解既是我市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更是一项民生工程，对积极探索和研究解决新时期的医患纠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挂牌成立仪式上，我们邀请

了**日报、法制日报、电视台、人民广播电台、商报、晚报等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和报道，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电视台《司法行政视点》就医患纠纷调解适时制作了两期专题节目。医调委在办公场所全文公布了《人民调解法》和《厦门市医患纠纷处置暂行办法》，还不定期编发医患纠纷调解简报，在人流多的地方解答咨询、发放《医患纠纷调解法律法规汇编》和《医患纠纷调解指南》等材料。通过广泛宣传，市医调委运作以来，得到了广大市民特别是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赞扬，在全市初步形成了有医患纠纷通过正常的调解渠道解决的新途径，“医闹”现象大幅度减少。

三、发挥优势，初见成效。第三方调解医患纠纷是完全独立于医患双方的中立性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往患方对医方的解释和医学鉴定的怀疑和不信任。我们在接待和处理医患纠纷过程中，始终站在中间立场，靠辛勒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想方设法通过法、理、情来做各方的说服工作，赢得各方认可和赞许，虽然没有公权力，但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公信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11年，共接待医患纠纷来访咨询***起，受理医患纠纷调解申请**起，市医调委实际组织调解**起。达成调解协议的有**起，调解成功率达70%。共索赔7859452元，由于调解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确保了100%的履行率。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是一项全新工作，从目前全市的工作情况看，虽然是刚刚起步，但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一些历史遗留的，老上访的疑难性医患纠纷也有寻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介入和调解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