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精选7篇）

篇1：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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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制度的形成“三权分立说”是在一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提出和形成的。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兴起，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新兴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分享封建统治者的政权和进一步掌权。他们的思想家便在理论上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政治学说——“三权分立说” 并在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对新的资产阶级政体进行了探索。

最早提出分权论的是英国的李尔本、奥佛顿。他们代表了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利益，是平等派的思想家。他们针对当时国会长期专横控制立法与行政权力，提出立法、荀法、行政权必须分离，立法者不应同时是执政官等的主张。其出发点是想防止一个政治集团独断国家政权，以便进一步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与分权关系等未做出理论上的论证。

英国卓越的思想家约翰· 洛克，于世纪英园资产阶级革命后期，在他著名代表作《赶府论》书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分权理论。但他只是指出立法与行政合一的弊端，并没有提出权力相互制约、均衡的原则。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查理·孟德斯鸠继承和发择了洛克灼分权乡匀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并认为这三种权力应分属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这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

孟德斯鸠比洛克还高出一筹，他并不主张三权绝对分立，而主张“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市权力”。他认为要使了任何人和机构在拥有某于权力的问时，就可受另一种权力约束，它们就不叮能拥有无眼权力或绝对权力，这样就能比单个人独裁，或某一集团和机构独搅政权的局而出现。至此，资产阶级的三权分仓说才成为一个完整体系。

三权分立制是反封之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自否定封建“ 君主至上” “ 联即国家”和君主大权独揽的封建原则，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对资产阶级十分有用。于是，权力分立制说便成为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宪法、确立政体与管理现代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三权分立制分工明确，它的分权制衡原则有利于协调和缓和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的利益和矛盾，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贯彻，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一定作用。

二、什么是三权分立制度

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三个机关独立行使，并相互制衡的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是根据近代分权学说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 制度为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制度。但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不同形式。

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典型国家。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根据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原则，美国宪法还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建议和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通过弹劾案撤换总统，有权建议和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宣告惩治叛国罪，弹劾审判最高法院法官；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拥有有限的否决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总统还拥有特赦权、对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权；最高法院法官在总统因弹劾案受审时担任审判庭主席。此外，根据惯例，最高法院有权解释法律，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实行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采用这种形式。

三权分立制度在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这个制度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受到冲击。尽管如此，这个制度迄今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关进行组织与活动的一项基本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对中国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运用西方的分

权学说，结合中国历史上的统治经验，创立了五权宪法理论，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加入监察、考试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根本否定并排斥三权分立制度，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制。

三、三权分立制度与我国国情的结合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要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

要充分认识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国家机关间关系的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和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权体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特征，与西方国家议会、政府、法院“三权分立”有着本质不同，不会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效率低下。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模式，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要进一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把新形势下人大的各项工作做得更生动、更扎实、更有效。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理，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这种民主政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动摇、削弱和丢掉这个制度。

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要认清资产阶级民主固有的弊端和虚伪性，认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切不可照搬照抄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 们，特别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希望中国也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近代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照搬三权分立制也是行不通的。从近代史我们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资本主义道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包括三权分立制都是行不通的。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人民艰苦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人民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制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分工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不论其形式、民主程度如何，都不可能真正地为劳动人民服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必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也不能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当然，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中的某些分工形式和权力制衡体系，我们也可以从中借鉴，剔除其糟粕，吸收有用东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取某些权力部门分工，建立权衡制约体系也是有益的。这对克服政权机关专断，提高决策的正确性，使各机构分工明确，有一定的自主性，又可以相互协调，监督保泛政策的连贯执行，是有一定作用的。事实我国也是这样作的，当然，还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但这同某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完全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制是完全不同的。

我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政体能够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性，因此不能忽视政体的重要性。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和形成起来的。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宪法和法律，决定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大

问题，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查机关的领导人都由它产生，向它报告工作，受它的监督，并可以罢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定本地区内各种重大事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负责人由它产生，向它们报告工作，受他们监督并有权罢免。人民代表大会制采取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这又高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体化，既保证国家权力和政令集中统一，可又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这种做法摒弃了三权分立造成的政出多门、各行其事和互相牵制的弊端，便于政令的迅速彻底执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近几届人民代表大会还在不断地完善民主制度，如为保证代表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在选举程序和投票方式等方面作了某些改进。我们深信，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必将得到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篇2：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一、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一再见证，在封建专制制度解体过程中，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行不通；在封建专制制度解体之后，“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中国也破了产，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尝试屡遭失败。

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回答和解决这个历史课题的责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借鉴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带领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而浴血奋战的同时，对建立新型人民政权及其组织形式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在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和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实践，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结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创建了最好的组织形式。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国的国体，也决定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彻底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剥削阶级对人民大众的政治压迫，否定了延续几千年的少数剥削阶级的特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人民大众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国家体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我们国家有23个省（包括台湾在内）、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在香港、澳门还设立了两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般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并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这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既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又有利于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这些都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好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根本上否定了“金钱民主”和资本统治。在我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和形式多种多样，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人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保证了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标榜“主权在民”，但实质上是“金钱民主”和资本统治。在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人凭借资本的强势可以左右弱势的社会中下层的民主诉求，金钱的魔力足以压迫多数人对资本的专制保持沉默。

四、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模式，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要进一步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把新形势下人大的各项工作做得更生动、更扎实、更有效。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理，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这种民主政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动摇、削弱和丢掉这个制度。这是关系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脱离本国实际，脱离国情，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盲目照搬别国模式，不但实现不了人民发展民主的愿望，反而会给人民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失甚至灾难。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要认清资产阶级民主固有的弊端和虚伪性，认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切不可照搬照抄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于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要时刻保持足够的警惕，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篇3：为何我国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近年来理论界很关注“三农”问题, 但不少学者却继续以西方的理论逻辑来套用于国情不同的本土问题。西方学术界主流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导致农业规模经营”的思想, 在国内得到普遍呼应, 除了利益集团背景之外, 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论逻辑上确实很完整;但把这种理论逻辑直接套用在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上, 则显然缺乏经验依据。反而是几乎所有人口过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 在继承或采行西方制度之后, 普遍受制于耕者无其田和城市贫民窟化, 并由此造成社会动乱。

因此, 国内主流学术界实际上是以西方的理论逻辑, 推导形成了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观点, 并加以模型检验。需要提醒的是, 这个土地私有化逻辑仍然需要在经验层次得到起码的支持, 不论任何主义、制度或政府、领袖, 只要发展中国家在不能对外转嫁成本的约束下加快工业化, 必然导致农业资源和生产力诸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在这个进程中, 由多种复杂因素形成的“三农”困境, 不可能靠某个外部引入的激进理论或政策就会迎刃而解。

笔者在1980年代也曾经热衷于依据西方主流理论构建的逻辑来讨论中国农村问题, 认为只要全面实行了土地产权的私有化, 就会有利于土地买卖、自由流转、兼并集中。一方面使农业有可能出现土地规模经营、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获取规模收益;另一方面, 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会自然被城市化吸纳。于是, 新古典和制度学派的理论成为笔者在农村调查研究中的指导思想。然而, 笔者在后来更为广泛的国内外调查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中逐渐从坚信不疑到形成质疑, 主要是由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找不到支持这个逻辑的经验依据, 才使笔者认识到, 当年提出的这种从私有化必达自由化的逻辑看上去完整, 实则似是而非。

二、土地规模经济只是一个有特定依据的西方理论逻辑

事实胜于雄辩, 历史经验强过主观构建的理论逻辑。这种“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达成土地规模经济”的逻辑, 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发展中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依据, 无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还是在具体的现实变化中, 都很难找到支持这个逻辑的客观经验。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老欧洲, 那些殖民地宗主国, 比如英国以及战败之后完全撤出殖民地、再也没有条件大规模对外移出人口的东亚工业化国家, 比如日本, 客观上都没有条件凭借“产权私有化+流转市场化”等制度安排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济。亦即, 欧盟和日、韩的农业经验也都不支持在中国流行的这个主观构建的理论逻辑。世界上确实也有特定的、个别国家的经验依据, 但恰恰不可被后来者重复。

在老欧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过程中, 宗主国将自己的剩余人口、贫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大规模转移出去, 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为己有。这一过程缓解了人口与土地及资源之间的矛盾, 缓解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与生俱来的社会转型压力, 形成了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条件。而在那些主要由欧洲移民新建立的殖民地国家, 因其大规模屠杀当地土著人口、剩余的被圈进“保留地”而独占了广阔的土地和自然资源, 其内部矛盾也就能够比仍然主要由土著人口构成的国家 (如中国和印度) 相对较缓和。

正是在欧洲大规模推进殖民化的几百年里, 西方工业化的制度成本得以从内部转移到外部, 资源则从外部转移到内部。凭此, 这些老欧洲国家才避免了目前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如果客观地“放眼全球”, 则很容易地看到, 世界上仅有不超过10个大农场国家, 能够有条件实现土地规模经济、产生农业规模收益, 它们几乎全部是在殖民化进程之中大规模杀戮当地土著、开疆拓土的产物。除此之外, 老欧洲发达国家虽然市场化了几百年, 却都没有实现教科书中才有的“规模经营”, 至今还是以小农场为主, 而且2/3的农业经营者还是兼业化的;东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中的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比我们早进入完善的市场经济, 但其农业迄今依旧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即使实现了土地规模经济的美国, 其农业也没有完全按照自由市场的教条化理论运作。众所周之, 美国大农场农业得到的政府补贴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多很多。事实上, 西方发达国家得以顺利实现 (请注意这里突出的是“顺利”) 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前提, 本质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离开西方中心主义派生的这两个主流, 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三、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教条的教训

在那些继承殖民当局制度遗产, 践行“私有化+市场化”教条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尚找不到农业现代化和土地规模经济能够成功解决本土问题的范例。而相对获得成功者, 恰恰正是不遵循这一理论逻辑的结果。不论是印度、孟加拉、印尼, 还是墨西哥、巴西, 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面临的共同困境, 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无法获得外部积累和向外部转移成本, 只能从内部主要是“三农”获得资本原始积累, 只能在内部消化制度成本。处在这种困境中, 如果任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 那么, 其结果非但不是快速、低成本地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反而是一方面农村凋敝, 小农破产, 无地则反;另一方面, 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而难以就业——实现的不是城市化而是城市贫民窟化。按照西方理论逻辑践行“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的结果, 无一不是贫富两极分化, 农村贫困地区游击战, 城市贫民窟黑帮泛滥, 甚至走向恐怖主义。完全实行土地私有化, 即使土地资源丰富, 实现了规模经营, 如果缺乏对外转移工业化制度成本这一条件, 那么“三农”问题也会依旧存在。

最典型的如印度, 印度与中国同属全球最大的发展国家, 印度耕地占比和人均耕地都多于中国, 农业自然条件也优于中国。但是, 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自由流转给印度带来的, 一方面是地主和种植园主土地所有制条件下有1/3农民没有土地, 另一方面出现了农村游击队和城市贫民窟。再看墨西哥。早在100年前, 西方人在墨西哥推进殖民化, 造成土著人口大幅度减少, 因而墨西哥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 墨西哥爆发了革命, 随后又进行了激进的卡德纳斯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问世, 加快了墨西哥重新开启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集中的进程,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反抗--恰帕斯州长达10年的农民游击队。还有巴西, 巴西自然条件之优越, 不仅远非中国可比, 就是比墨西哥也要好很多倍。巴西城市化率82%, 人均国民收入一度接近8000美元, 大农场比比皆是;可巴西也有全国性的饥饿和大规模的“无地农民运动”, 而且每个大城市都有几个百万人集聚的大型贫民窟。令人不解的是, 因照搬“私有化+市场化”教条而失败的经验比比皆是, 而理论界的不少学者却依然对其深信不疑。

二战之后, 在东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是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原因除了适逢战后黄金年代和因冷战需要而得到美国的扶持之外, 恰恰在于没有简单化地照搬“私有化+市场化”的教条, 而是得益于长期坚持“日、韩、台模式”--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为了依靠小农合作的力量稳定农村, 坚决阻止任何形式的外部资本介入农业和涉农领域, 以合作社在涉农领域的收益来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不足。这些经验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四、土地私有化与我国新农村建设背道而驰

中国的重要经验之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时期始终没有伴随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化, 全球发展中人口大国仅此一例。

中国的重要经验之二:鉴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目前这种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的农村土地制度, 主要还是为了向农民提供维持生存的基本保障, 同时, 也客观上成为中国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基础。这两个经验背后, 是农民的两个自由。

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是:只有同时靠进城务工和在乡务农, 才能维持较正常的生活水平。这与仅拥有其中一项即可维持正常生活者相比是不足, 但与仅拥有一项却又不能维持正常生活者相比, 则是特殊的制度优势。因此, 在中国人口中占最大多数的农民, 有两个自由需要得到保障——不仅需要自由地进城务工经商, 也需要自由地返乡务农谋生。只有进入与退出这两个自由得到保护, 社会才能保持稳定。一旦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 那么, 一方面经营农业本来就无利可图的小农会在地方权利与资本结盟的强势介入下大批失去土地, 尽管表面是自愿交易, 其实质还是被强势集团所迫。另一方面, 丧失了在农村生存的根基之后, 农民又无法在城市完全立足, 最终结果可能是城市贫民窟化与农村社会冲突的同步加剧, 大规模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 其激烈程度将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严重。因此, 目前中国农村形成的这种基本制度, 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总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尽管深受诟病, 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轻的。倘若没有条件, 在农业外部的宏观环境上作出重大政策调整, 就应该继续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不要轻易改变。

既然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 也没有任何采用短期的、激进的手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先例, 那么要缓解中国的“三农问题, 也只能立足现行基本制度, 走长期的、改良的、新农村建设的道路。核心内容是通过大力推动农民的合作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以综合性的合作社为基础进一步组织农民协会, 以此实现乡村自治, 也就节省了高昂的国家管理成本。在这方面, 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经验可资借鉴。

篇4：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1.军官军衔普遍偏低

军衔作为一种荣誉，是对军人全部贡献总和的综合评价、肯定和报偿。授予军衔，是国家对军人特殊贡献进行精神报偿的主要形式，有持久的激励作用。因此，军人应享有与贡献、业绩、资历相当的军衔。但1955年首次授衔后，就出现军官实际军衔普遍偏低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1955年评衔的依据主要是1952年干部评的“级”，从1952年评级到1955年评衔，在这3年中，多数干部的职务得到了晋升，但“级”却没动。这就出现了职级不相符的现象，级别低于职务的干部非常普遍。所谓职级不符，如准军级军长、正师级军政委等等，甚至还有准团级师政委、副营级团长等。这样，根据级别评的军衔就明显低于编制军衔；第二，评衔时有意压低。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在首次评衔时应压低一两级。1955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了评衔标准，其中正军级以下大都低于编制军衔。

由于以上原因，1955年首次授衔后，军官职衔悬殊过大，大多数军官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至两级，少数低于三级甚至四级。

外軍军官职务编制军衔普遍是中将军长、少将师长、上校团长、中校（少校）营长，而我军这几个职务的实际军衔多数为少将、大校、中校、大尉；苏联等设大尉的国家，连长的军衔为大尉，而我军连长一般是上尉、中尉。军衔制是一项国际性军事制度，是各国军人相互判明等级身份的尺度。由于各国军队编制规模和等级各不相同，编制单位和职务的内涵差异较大。如美军标准军的员额比苏军集团军还多；有些小国的炮兵司令只管几百人，和我军的营长差不多。而且，各国军队的军官职务一般都没有外在标志，而军衔的外在形式就是等级鲜明的识别标。由于我军军官军衔普遍偏低，在与外军交往中的礼遇规格上明显于我不利。

2.军衔晋升不正常

自1955年首次授衔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军衔晋升制度”未能完全按条例规定执行。1955年规定少尉至上校各级的晋级期限为2～4年，但多数军官的军衔超过了晋级期限。1963年虽将各级晋级年限延长了1年，但仍有相当数量军官未能按规定年限晋升。特别是少将以上高级将领的军衔，无一晋升。

这一极不正常现象，在任何实行军衔制度的国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许多1955年授衔的中将、少将，到60年代担任了总部领导或大军区、军兵种的正职，如廖汉生中将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梁必业中将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中将任总后勤部部长，张震中将任军事学院院长，秦基伟中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等等。他们按编制军衔应晋升上将，但都未得到晋升。

由于军衔长期得不到晋升，军衔作为一种荣誉就得不到体现。许多将领在1955年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中将、少将后非常振奋，但多年之后，他们的军衔并没有随着职务的提升而晋升。这也是60年代许多高级将领逐渐对军衔失去兴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的重要原因。

3.军衔在承担军人待遇方面作用不大

军衔与职务是军官制度中两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等级体系，各自有不同的功能。职务的功能是履行职责，它根据工作需要可上可下，可任可免，不能终身占有；而衔级的功能主要是承担报偿，它根据年功的积累渐次提高，不犯错误不能降低，并可终身享有。军衔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以衔级体现军人的全部劳绩贡献，作为确定军人综合报偿的重要依据。因此，各国军队的军衔通常都与军人的基本物质待遇挂钩，成为军衔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军衔制诞生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军队都以军衔为确定军人基本待遇的主要依据，实行军衔等级薪金制，如美、日、英、法、德等国军队以军衔确定的基本薪金是军人全部薪金的主体部分，军人薪金随着军衔和军龄的增长而增长；住房、医疗、乘车等待遇也是以军衔为基本依据，军衔与生活待遇几乎是同义语。总体上看，以军衔作为确定衡量军人待遇的基本依据和主要标准，比用职务兼代衔级功能更为科学合理。

但我军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军人薪金实际上仍以职务等级为标准，军衔并没起什么作用。

首次军衔制期间，我军军官薪金基本上是以职务等级为标准的，只是1960年10月至1965年5月以“元帅级”取代“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另外从1958年3月至1965年3月的军官住房面积、1957年1月至1965年5月因公外出的交通席别上，是以军衔为衡量标准的。其他福利待遇，基本上都是以职务等级为标准的。因此，军衔等级在承担军人基本待遇的功能方面，只起了辅助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4.军衔的识别功能被弱化

军衔作为区分军人等级、权责、荣誉的称号和标志，与职务等级系列相比，最显著的区别是有外在的等级标志。因此，军衔比职务更加明朗化，强化了军队的垂直组织结构，有利于统一指挥和管理。首次军衔制的军衔标志，军官最初采用肩章形式，区分鲜明，标识清晰。1955年佩用后，受到各界好评。但由于当时对严格等级制度的不同理解，认为过分强调等级制度不利于官兵关系和上下级的同志关系。于是，1958年改为平时军官着常服时只佩戴军衔领章和解放帽，肩章和军官大檐帽只是在节日、集会、出国和外事活动时佩戴。

由于领章的形状面积和佩戴部位的局限性，远不如肩章醒目，距离稍远即不容易判明军衔等级，因此军衔的识别功能被弱化了。加上当时军兵种和勤务符号过于复杂，物极必反，最终被不分军兵种、不分等级的全红领章所取代。

5.军衔制有关条例修改频繁

1955年2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布的《军官服役条例》，将“军衔制”的主要内容列为第二章“军衔和肩章符号”而正式立了法。但刚实行了几个月就出现不少问题，但由于法律程序上的原因，不能随时提请立法机关修订，不改又不合理。所以只好“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1957年全军干部部长会议正式提出修改草案，1958年提交军委扩大会议讨论，1961年军委通过上报中央，后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直到1963年才得以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修正。1963年9月28日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修正的《军官服役条例》。条例一公布，就发现某些条款不合适，需要修改。但在这样短的时间要求立法机关议改，显然不合适。只得在条例公布1个月后，由国防部下通知做了4处修改。由于《军衔条例》修改调整过于频繁，使干部管理工作失去连续性，无所适从。

6.在女干部授衔问题上过于教条

在军衔制的实施准备阶段，我军借鉴了苏联、朝鲜等国的经验，对于建立自己的军衔制度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脱离了我军实际，照搬照套外军经验的教训。在关于妇女干部授衔问题上，更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1952年苏联顾问提出，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并说苏军少尉以上的女军官只有20多名。我军当时副排级以上的妇女干部有4万余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安排大批转业、复员，或改职员干部。1955年1月《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规定，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和复员处理。并限于同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如不在限期内处理完毕，就停发薪金。按规定，有些有病的或在医院养病的女军人，如不按时离队，也要停发薪金按老战士复员处理。后来授衔的女干部只有4665人，约占原女干部总数的11%。这一做法挫伤了一大批女军人的心，而且给工作造成不少困难，也不符合我军实际。相当多的女军人受这次授衔影响，不但失去了军籍，降低了待遇，有些因身体等原因连工作都不好安排，成为一个长期遗留问题。

长期以来，都把1955至1965年军衔制被取消归结为“左”的思想影响。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

篇5：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

立”

2009年3月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2949名人大代表，步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13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至此，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在风雨中走过了55个春秋。55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推进民主法制、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告诉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切实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什么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我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它的根本性表现在哪里？董必武同志在1951年的一段重要讲话，比较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国家有很多制度，如婚姻制度、税收制度、司法制度、军制、学制等等，但这些制度只是政治生活的一面，只有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因此，它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一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其他各种具体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它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并且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授予的，都必须按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和法律办事。二是，这一制度是我国各种国家制度的源泉，国家的其他制度，如婚姻家庭制度、民事商事制度、国家机构的制度、刑事制度、诉讼制度等，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创制出来，都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统领和制约。正因为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政治制度中具有根本性地位。

世界上有那么多类型的政体，为什么我们要确立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政体呢？这是因为，它是同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形式。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体决定了，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13亿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种形式就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代表，人大代表了解和收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这些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使之上升为法律和法令，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使这些法律和法令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这种制度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每当这个制度健康运行发展，人民民主就发挥得比较充分，决策就比较正确，我们的事业就能得到顺利发展；反之，这个制度遭到破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会受到损害，国家和社会就陷入混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牢牢坚持和不断完善。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显著的优越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近年来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也有相当一些人不了解这一制度。比如，有人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不能广泛地代表人民？它有什么优越性？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这一制度？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回答。

广泛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生命所在。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意义上，确保了我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普遍性和代表的广泛性。比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括了统一战线各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工农业劳动模范，武装部队的英雄人物，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工商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包括了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年龄从18岁到90岁以上的都有。在旧时代中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在这次会议中有147名代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更充分的落实。据近20年来历次县、乡直接选举的统计，我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97％以上，参选率在90％左右。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2987名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411名，归国华侨代表35名，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36名，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12名，台湾省代表13名。正是这种代表的广泛性，使得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各方面的群众都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方式，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目前，我国有近290万各级人大代表，他们都是兼职的、是人民中的一员，工作和生活在亿万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坚持以人为本、为民立法，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重要立法的法案都向社会全文发布，广泛征求吸收各界意见，“开门立法”已步入常态化。如2006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后，短短1个月就收到19万条意见；2008年《食品安全法（草案）》发布后，人们通过网络、报刊、来信等不同方式提出11327件意见；对《社会保险法（草案）》，各界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高达70501件。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切实体现人民的意志，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有利于维护人民的权益，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那么，同西方议会制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什么特点和重要优势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根据我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与“一府两院”不是相互掣肘，不是相互拆台，不是唱对台戏，而是合理分工、协调一致地工作。人民代表大会中也没有西方议会中各议会党团的明争暗斗，而是充分发扬民主，在充分协商、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正如邓小平同志精辟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从实践来看，我国人大制度也对保障政府工作的迅速协同高效提供了强大制度保证。无论是战胜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还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或者沉着应对当前仍在困扰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所表现出的快速决策与高效执行的能力，都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美国《纽约时报》把中国抗震救灾与2005年美国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的救灾做过比较，认为中国政府处理自然灾害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和政府的能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实现我们的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20世纪6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改革开放以后确立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55年间，我国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纲领、目标、政策、措施，都是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上升为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法令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去实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动员、组织人民方面所显示的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制度强大优势的生动体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充分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人民手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坚持和不断巩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人民代表大会由各民族选出的代表组成，法律上保证每个民族都有代表参与国家政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保护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践证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有利于各民族的大团结和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3.中国决不能搞“三权分立”

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会有人拿它同西方的“三权分立”作比较。有人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因而，极力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也搞“三权分立”。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呢？

认清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掌握，相互独立、互相制衡。最初的“三权分立”是阶级分权，有削弱王权、反对封建的意义。资产阶级统治稳固以后，“三权分立”演化为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权。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在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利益不同的集团，因而也就没有“三权分立”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最佳政体。这种说法对吗？

从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的实际来看，由于三权分立带来的权力中心之间的互相掣肘和拆台，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各行其是。在这种“民主”形式下，一些简单的事情常常被复杂化。相反，一些重大问题，却因为政客们为维护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互不相让而一再拖延、议而不决。1995年，美国国会和总统克林顿因财政预算的意见分歧僵持不下，互不让步。国会执意不通过预算案而另提一个预算案，总统不妥协而宣布联邦政府关门。近20年来，由于国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美国政府曾六次面临关门的尴尬境地。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认为，权力分立论不符合积极增进效率的原理，它是以对国家权力及其行使人持怀疑的、不信任的、猜疑的态度为出发点的。这无疑是“三权分立”制度的硬伤。

有人提出，“三权分立”是现代社会最“民主”的政体。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三权分立”这种模式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曾经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三权分立”就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事实上，西方国家设置三个机关来扮演互相制衡的不同角色，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避免某一个利益集团独揽权力，保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但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参与制衡的每一方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甚至不是多数人的代表，不能保证权力行使的广泛代表性。实际上，“三权分立”只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制衡和权力分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精巧设计，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

还有人提出，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这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比如，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中，政治游说是相伴而生的产物,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这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腐败行为。据称，美国有游说公司2.5万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3.5万人。这些说客,或是游走于国会,或是出入于政府部门,穿梭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各个利益集团充当纵横捭阖的说客。前几年，美国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得到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游说美国国会山，所投入公关费用就达5100万美元，而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达千亿美元以上。这些已被揭露出来的内幕，只是西方国家权力腐败的冰山一角。而且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权力分配形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共同体，很容易成为制度性腐败的共同体。最明显的，就是媒体对这些腐败行为的披露有一个看不见的边界，一旦这种披露涉及制度本身，有可能伤及政体乃至国体时，“分立”的权力就会发挥一致作用，各种报道便会戛然而止。

有人认为，“三权分立”是所谓的“国际惯例”，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国也应实行。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当今世界并没有所谓“普世”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的政治制度模式都是依据各国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而确立的。即使西方主要国家，虽然理论上都搞“三权分立”，但具体形式却并不相同。比如，在美国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并立，总统掌握最高行政权，可以说是相对较为典型的“三权分立”。但英国却是议会制，实行“议会至上”，立法权与行政权并不是分立的，甚至直到2005年之前，司法权也是不分立的。法国则属于半议会制半总统制，行政权占主导。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加拿大、日本等国也未实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事实表明，所谓“普世”的“三权分立”根本不存在。

应该看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虽然都是政权组织形式，但作为国家政体，这两种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一是，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有着本质区别。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议会党团，也不以界别开展活动。无论是代表大会，还是常委会或专门委员会，都不按党派分配席位。人大代表肩负的都是人民的重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是，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的国家机关间关系有着本质区别。我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各国家机关分工不同、职责不同，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宪法法律，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三是，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有着本质区别。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

必须指出，在中国搞“三权分立”，既无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无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如果不顾我国的国情，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动摇我国政治稳定的根基，导致民主倒退、社会大乱、人民遭殃。

4.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鲜明的特点，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这一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我们要珍视长期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宝贵经验，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紧密结合新的实际，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

怎样才能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呢？

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和要求决定的，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政治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从党的执政目的和内涵来看，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极为重要，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则所在，也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政治制度攻击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充分说明，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一点，决不能动摇。

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更好地代表人民意愿，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坚持走群众路线，更好地发挥人大在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正确反映和统筹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认真督促有关方面及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必须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人大工作。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人大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大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关系到国家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不断增强人大工作的实效性，开创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必须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也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必须遵循的原则。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依照法定程序，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人大依法履行职责，无论是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大问题的决定权，还是行使人事任免权，都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包括不同意见，保证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做到充分审议、集思广益，在基本达到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使人大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更好地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更具有权威性。

篇6：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各阶级、各阶层围绕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上，有过激烈的斗争。中国人民从长期的探索和奋斗中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就必须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的政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国体，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只能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最好形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并在实践中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

我国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要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实现掌握国家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便利人民群众经过这样的政权组织参加对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目前的二百七十一万多名各级人大代表，大都生产和工作在亿万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最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些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参加对各级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保证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或者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保证其他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

国家体制的必然需要

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权限，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这样的国家体制，最符合我国实际，最符合我国国情。只要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只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保证我们国家机器的运转最有效率。这些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经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人民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决策是否正确，经济与社会能否顺利发展，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人民能否幸福安康。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议会制的异同

经济基础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西方议会制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是维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工具权力主体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人民代表大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2）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利益，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3）权力主体是人民

西方议会制（1）议会是协调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的场所（2）议员由竞选产生，竞选则是以金钱为后盾（3）议员不对选民负责，不受选民监督，选民无权撤换议员 活动原则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西方议会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原则

实质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

西方议会制资产阶级掌权，维护和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

体现国体不同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民主专政

西方议会制体现资产阶级专政

相同点（1）都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篇7：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采用西方“三权分立”和“两院制”的政治制度模式，除去由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决定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要从制度上克服西方“三权分立”的局限性，创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体制。

“三权分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原则对于否定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理论根据，以财产私人所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两党制、多党制为制度支柱的，其最终目的是保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本质上来说，“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工和利益分配，资产阶级是绝不会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

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三权分立”的局限性。曾任美国国会参议员的富布莱特在讲到美国的“三权分立”时就说过：“我们的政治体制今天运转起来非常不灵，在民主党控制国会而总统是共和党人时，宪法规定的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在抗衡就要大大加剧，国会常常不能就预算达成一致意见，也不能有效地削减财政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政府权力分立体制所固有的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抗衡。”在西方议会制国家的“三权分立”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实际上是相互混和而非相互分立的”。

概括起来说，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三权分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基本矛盾，难以形成人民和社会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化机制；在“三权分立”之下，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和民主的主体，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处于对立状态，公民权利经常遭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同时也成为抵抗国家权力的力量；以权力相互钳制为特征的“三权分立”互相掣肘，彼此扯皮，降低甚至丧失了效率，使国家机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变，“三权分立”发生了“行政权强化、立法权式微、司法权政治化”的嬗变，传统“三权分立”原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逐渐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