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

2024-05-01

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共5篇)

篇1: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

国家测绘局通报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

来源:

国家测绘局法规与行业管理司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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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0 11:36,国家测绘局日前通报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

通报说,2010年,全国各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以地理信息市场专项整治为抓手,结合本地区测绘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强测绘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处测绘违法案件,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秩序,保障了国家安全和利益。

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分别是:

一、日本国某公民在新疆塔城地区非法测绘案

2010年2月20日,新疆塔城地区测绘局接到群众举报,发现某日本公民携带手持GPS接收机在塔城地区进行测绘活动,立即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2010年1月31日至2月18日,该日本公民以旅游、环境考察为名,使用手持测量型GPS接收机采集我国境内地理信息坐标598个,其中588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涉及塔城地区军事管理区的有85个。该日本国公民的测绘活动未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开展一次性测绘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七条和《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关于外国人来华测绘管理的有关规定。

2010年3月5日,塔城地区测绘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五十一条关于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测绘活动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该日本国公民作出责令停止违法测绘行为,没收测绘工具和测绘成果,并处相应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广西路佳道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擅自复制涉密测绘成果案

2010年10月13日,桂林市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广西路佳道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擅自复制1:1万涉密地形图,并在非涉密电脑内存储大量涉密地形图,给国家安全造成隐患。有关部门当即对涉密地图及电脑作出处理,并及时将情况反馈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局了解情况后,迅速组成调查组进行立案调查。经查,广西路佳道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自2008年10月以来,擅自复制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档案资料馆领用的131幅地形图,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不得擅自复制测绘成果的有关规定。

2010年1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局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管理条例》第五十条关于未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复制测绘成果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广西路佳道桥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作出相应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上海市某中学擅自生产加工登载未送审地图案

2010年4月,上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在市场检查中发现上海市某中学擅自加工印制《绿色世博出行指南手绘地图》,立即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该中学在2010年2月和4月间,未经上海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擅自加工印制了10000余份《绿色世博出行指南手绘地图》,向学生和社会公众发放,并在学校网站上公开发布,供公众下载。该中学违反了《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第八条关于在地图出版、展示、登载、引进、生产、加工前应当依法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有关规定。

2010年5月13日,上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按照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依据《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未按规定送审地图或者擅自使用未经审核批准地图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该中学作出责令停止加工、登载《绿色世博出行指南手绘地图》的行政处罚。《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对事件经过进行了报道,进一步宣传了测绘法律法规,增强了社会各界的测绘法律意识和国家版图意识。

四、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毁坏测量标志案

2010年7月,重庆市规划监察执法总队测绘支队在巡查时发现,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恒大名都”项目内的国家大地控制点被毁坏,立即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自2009年2月起,重庆市规划监察执法总队测绘支队在巡查时多次检查过该测量标志,并告知建设单位保护好该测量标志,但该单位未按照要求进行保护或者依法搬迁,导致该永久性测量标志在建设过程中被损毁并失去效能。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测量标志的有关规定。

2010年8月12日,重庆市规划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关于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永久性测量标志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作出相应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并责成该建设单位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永久性测量标志拆迁手续,支付该测量标志的迁建费用。

五、海南共好会议展览有限公司非法编制展示未送审地图案

2010年9月,海南省测绘局接到举报,称海南共好会议展览有限公司非法编制展示地图,立即组织人员对被举报单位进行了执法检查。经查,海南共好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在无地图编制测绘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制作“2010第6届中国(海南)秋季旅游房地产博览会海南购房地图”,未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在地图中标注涉密内容。海南共好会议展览有限公司违反了《海南省地图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关于编制地图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出版展示地图不得表示国家秘密、地图印刷展示前应当依法送审等有关规定。

2010年9月21日,海南省测绘局依据《海南省地图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关于未取得相应测绘资格擅自编制地图的法律责任等有关规定,对海南共好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做出没收销毁其持有的460余张地图,并处相应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案

2010年11月,福建省测绘局接到举报,反映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承担完成的闽侯经济开发区测绘项目存有质量问题。福建省测绘局立即组织福建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其项目进行检验。经检验,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承担完成的闽侯经济开发区13.3平方公里1:1000地形图测绘项目,没有执行国家规定的测绘技术规范和标准,在首级控制、图根控制测量、地形图地理精度、图面整饰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测绘成果质量综合判定为批不合格。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五条、第三十四条关于测绘技术规范、标准和测绘成果质量的有关规定。

2010年12月10日,福建省测绘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八条关于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作出责令重测,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停业整顿的处理。

七、重庆永正土地房屋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超资质测绘案

2010年7月,重庆市规划监察执法总队测绘支队接到举报,称重庆永正土地房屋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在“恒大金碧天下”二期项目工程竣工测量中存在违法行为,立即进行了调查。经查,该公司在从事“恒大金碧天下”二期项目工程304栋建筑竣工测量过程中,存在超越资质等级许可范围测绘、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问题。重庆永正土地房屋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二十四条、三十四条关于测绘单位不得超越资质许可范围从事测绘活动,以及应当确保测绘成果质量的有关规定。

重庆市规划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三条、四十八条关于超越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从事测绘活动和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重庆永正土地房屋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果,并处相应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八、金华日报社未经批准擅自编制出版地图案

2010年8月23日,浙江省金华市规划局接到举报,称金华日报社擅自编制出版地图,立即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金华日报社擅自出版金华市区地图,并在地图上登载和展示市区房地产楼盘信息,制作成金华市区楼盘图,于2010年8月23日夹在《金华日报》中公开赠送。金华日报社违反了《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第五十条关于展示、登载未出版的地图应当依法经过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有关规定。

2010年11月18日,金华市规划局依据《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第六十条关于未经审核批准擅自登载未出版地图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金华日报社作出责令立即停止非法公开出版金华市区地图、非法登载和展示违法地图的行为,并处以相应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九、陕西杨凌正点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非法测绘案

2010年10月,陕西省测绘局接到反映陕西杨凌正点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涉嫌非法测绘的举报后,立即交由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示范区规划建设局进行调查处理。经查,陕西杨凌正点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在未取得测绘资质证书的情况下,对陕西金荞实业有限公司占有的土地进行勘测定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测绘资质管理的有关规定。

2010年11月19日,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建设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二条关于未取得测绘资质进行非法测绘活动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陕西正点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作出责令停止违法测绘行为,并处相应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十、江西美的制冷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擅自使用未经审核批准的地图案

2010年3月8日,江西省测绘局发现江西日报等媒体登载的美的电器广告中使用的地图漏绘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2010年3月,江西美的制冷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在江西日报、信息日报、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等报纸上刊登了美的电器的促销广告,并同时在南昌丽华购物广场、南昌百货大楼等家电卖场张贴散发该广告宣传单。广告中使用的地图未送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且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江西美的制冷设备销售有限公司违反了《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第八条关于在地图出版、展示、登载、引进、生产、加工前应当依法经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有关规定。

2010年3月29日,江西省测绘局依据《地图审核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关于未按规定送审地图或者擅自使用未经审核批准地图的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对江西美的制冷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作出立即销毁所有使用未经审核地图的广告宣传品,并处相应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篇2: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

这十大案件是从2011年全国各地依法查处的测绘地理信息违法案件中遴选产生,涉及涉外测绘、测绘成果、涉军测绘、测量标志、测绘资质、房产测绘、互联网地图服务、问题地图8个类型。

一是美国某公民在新疆非法测绘案。2011年8月,一美国公民在未经依法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采集我新疆区域地理信息坐标数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七条和《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属于非法测绘活动。

二是吉林省勘察地球物理研究院违法提供涉密地形图案。2009年4月,该院未经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将1:5万机密级地形图借给合作方某公司。同年11月,该院工作人员又擅自扫描2幅1:5万机密级地形图,并以特快传递方式邮寄给该合作方。吉林省勘察地球物理研究院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第四条、《吉林省测绘成果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关于涉密测绘成果管理的有关规定,给国家安全造成了隐患。

三是甘肃维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违法涉军测绘案。该公司在未经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和军队测绘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分别于2010年10月、2011年2月擅自进入军事禁区从事测绘活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十五条和《甘肃省测绘管理条例》第二条关于涉军测绘的有关规定。

四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某公民损毁测量标志案。2010年11月,某公民在平整土地施工时,用铲车将埋在地下的测量标志标石挖出,导致一C级GPS点失去使用效能,影响了国家测量控制网的使用和国家建设规划的有效实施。该公民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测量标志保护的有关规定。

五是江苏省姜堰市城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无测绘资质开展沉降观测活动案。自2008年以来,该公司以“建设工程检测”名义多次签订合同,非法从事沉降观测活动。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测绘资质管理的有关规定。

六是河北省保定市健业测绘有限公司违法分包测绘项目和廊坊华瑞测绘服务有限公司超范围作业案。2009年6月,廊坊华瑞测绘服务有限公司在不具有地理信息系统工程资质的情况下,从保定市健业测绘有限公司分包了文安县城镇地籍数据库建设项目。两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二十四条关于测绘单位不得超越资质许可范围从事测绘活动以及发包单位不得向不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等级的单位发包测绘项目的规定。

七是四川省古蔺县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测绘成果不合格案。2010年12月,古蔺县鸿泰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不执行房产测绘技术规范,房产测绘成果检验结果不合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四条关于测绘成果质量的有关规定,严重损害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秩序,社会影响恶劣。

八是宁波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奥柯国际贸易公司合作出口销售“问题地球仪”案。2011年5月,宁波鄞州奥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借宁波广博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口一批沙滩球,在引进、生产前未经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其行为违反了《浙江省测绘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

九是浙江省嵊州市双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无测绘资质提供互联网地图服务案。2011年6月,嵊州市双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在未取得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资质的情况下,擅自提供互联网地图服务。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二十二条关于测绘资质管理的有关规定。

篇3: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

6年后获工伤认定

案伪回放

吕某是南京市某铁路公寓的一名服务员,2004年4月,吕某在下班途中不幸被货运列车撞到后身亡。不久,其母为吕某申请工伤认定。2005年,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江苏省劳动保障厅先后做出该案件不属于工伤的认定,理由是火车不属于机动车范围。其母又向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南京市高院起诉,均遭驳回。随后,其母多次申请再诉,均未获得支持。

2010年初,其母再次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她出示《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机动车的解释说,《工伤保险条例》中对“机动车”的解释是广义的,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机动车”的解释是狭义的,原审判决却依据该法对“机动车”的解释,类推适用于《工伤保险条例》中“机动车”的定义,认为火车不属于机动车,故认定吕某被火车撞死不属于工伤是法律适用错误。

2010年6月,江苏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撤销南京市人保局做出的不是工伤的认定;责令南京市人社局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最后,南京市人社局认定吕某为工伤,此时距其去世已有6年。

专家点评

员工死亡6年才得到工伤认定,是案情复杂还是程序繁琐?——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出在法律用词的释义上。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上下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属于工伤。乍一看,条款非常明确。但是如何理解“机动车”一词,员工家属和劳动局却各有各的说法。

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造成员工死亡的货运火车不属于机动车范畴,是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货运火车一不是轮式车辆,二不是在道路上行驶而是在轨道上行驶。故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吕某家属则主张,《工伤保险条例》中对“机动车”一词并未定义,因此需要按照普通生活标准予以衡量。“机动车”不仅包括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还应包括轨道交通中的火车、轻轨、地铁等符合机动车技术特征的交通工具。

两者的说辞,都有一定道理。按照一般的审理原则,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采用的是法律条文中的解释,其效力高于词典的解释,法院应当予以采用。可喜的是,本案中法院的判决并非完全“依法论事”,而是“寄情于法理中”,体现了法、理、情三者之间互相依扶的良好关系,让吕某家属得到了公正待遇。

2010年底,《工伤保险条例》正式做出了修改,将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范围,扩大到涵盖了城市轨道交通、火车等这些特殊交通工具。相信今后,类似这样漫长的工伤认定案件不会再重演。

七、天津,存在双重劳动关系,

被辞劳动者获双倍工资

案例回放

付先生过去是张家口某建设公司的员工,1989年他离开公司,但并未办理辞职手续。2008年4月,付先生来到天津一家公司担任顾问。2008年10月,公司辞退了他。付先生遂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了仲裁申请。请求被驳回后,付先生提起诉讼,将这家天津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其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双倍工资,并给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2010年7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做出判决。法院认为,付先生虽然是张家口某建设公司在册不在岗的职工,但自2008年4月起与被告建立了劳动关系,而被告未与原告付先生签订劳动合同,法院认定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被告,因此判决要求天津公司向原告支付在岗期间的双倍工资。

专家点评

本案属于比较新颖的劳动争议类型。以往,一般劳动者与一家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后,再进行其他就业的,第二次就业均不受劳动法律的调整,属于民事法律管理的范畴,为民事上的雇佣关系。我们称此种用工方式为兼职。

但《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双重劳动关系的概念被正式引入到了法律层面:《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中出现了“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描述。虽然该法没有正面描述双重劳动关系的构建,但其给予了用人单位对构成双重劳动关系员工依法处理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是有其法律依据的。不过,很多人对《劳动合同法》的这个条款理解存在偏差,包括本案中的天津公司,所以才会疏忽大意惹出了官司。

《劳动合同法》中对双重劳动关系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即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本条款采用的是否定的表达方式。因此,不少人就认为,该条款是对双重劳动关系的否定,即法律不支持双重劳动关系的构建。其实不然,该条款的确不支持双重劳动关系,但不支持不认可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分为两类。

第一类,员工有第一份劳动关系后,从事第二份劳动关系工作时,对第一份劳动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致使第一关系单位的工作任务受到损害。此种情况下,员工构建第二份劳动关系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第一关系单位有权通过法律权利来解除劳动合同保护自己。

第二类,员工虽然从事第二份劳动关系工作,但不影响第一家用人单位的工作。此时,如果第一关系单位提出,要求员工停止第二劳动关系的,员工也应当立即停止,否则,第一关系单位一样有权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只有出现以上两种情况时,劳动法律才给予双重劳动关系以否定的身份。所以,此两种情况之外的情形下,员工出现双重劳动关系,也能获得劳动法律的保护,应同样作为劳动者对待。

本案中,付先生的第一劳动关系单位,张家口的建设公司并未对付先生的二次就业行为提出质疑,所以付先生可以以劳动者的身份与其他用人单位构建劳动关系。天津公司没有注意到这点,仍将付先生按民事上的雇佣对待,正是出于对劳动法律的错误理解所致。

在此要提醒广大用人单位,无论是企业自身员工需要二次就业,还是企业需要招募二次就业的人员,公司都需要对其身份、劳动关系及时核实,正确区分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以做好员工的管理工作,避免法律风险的发生。

八、温州,加多宝员工首度胜诉

案例回放

王某于2006年11月进入浙江加多宝温州办事处工作。王某称,自2007年4月开始,每天都要加班1-2小时,却得不到任何加班工资。

2009年3月,王某的部门主管劝她自动辞职,承诺可给予两个月工资作为补偿,但她必须先递交离职申请表。王某信以为真,填写了离职申请表,第二天却被告知自己属于自动离职,公司拒绝给予任何补偿。

2009年9月,王某向温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劳动仲裁,劳动局出面调解,但王某对调解结果不服,遂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诉请被告浙江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班费等。

经过一年多的诉讼,2010年10月21日,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判决,认定被告浙江加多宝饮料有限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拖欠员工工资和加班费,判决其给付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103元、加班工资1211元,及所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303元。

专家点评

本案中的加多宝公司,最近可谓是麻烦不断。各地先后出现了因裁员而引发的争议纠纷,对公司形象造成了不小的损害。

裁员有时候是企业不得不使用的非常手段。裁员的过程无论对员工还是对企业而言,都是痛苦的。但其结果,有时候对公司来说,可能是“绝境逢生”。不过,无论公司在裁员的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有一条底线是绝对需要坚守的,那就是“裁人不裁心”。不然,短时期内或许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但最终损失了的人心却是不可能轻易赚回来的。

裁员是提前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行为,一般公司要解除与员工劳动合同的时候,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选择:

1.法定程序的裁员。《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裁员,有严格的法定程序。首先公司必须将需要裁减人员的情况,提前30天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听取意见,然后制定裁员方案,报劳动行政部门。这种方式,适用于一次性裁减人员较多的情况。由于它的限制性较大,因此企业选择这种方式的概率较低。

2.情事变更解除。这种方式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来实施的。公司拥有提前30天通知员工或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即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但公司在解除前,必须先与员工进行协商变更合同。虽然公司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但与员工协商的过程耗费人力物力,因此这也并非公司最愿意采取的方式。

3.协商解除。协商解除是企业经常用的解除合同方式之一。无论从风险还是结果来看,都属于“上上之选”。因此,裁员的过程中,用此种方式来处理,无疑是最能保持公司形象、将损失降到最低的最佳方案。

以上三种方式,均合法有效,是裁员的“正规途径”,但有时企业出于各种考虑,往往会选择旁门左道,打法律的“擦边球”,游说员工辞职就是其中的一种,并在游说员工辞职成功的情形下,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

游说员工辞职,也许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保全公司的面子,不让外界知道是裁员;二是想以此降低经济补偿金的成本。因为,按照以上的三种方式,无论企业选择哪一种,最后都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如果是员工辞职,企业就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但现在看来,想游走在法律边缘,绝非易事。一不小心,不但官司缠身,公司形象扫地,最后还是要支付本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

九、深圳,员工因社保“缩水”

与深堋发展银行当面交锋

案例回放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发展)前员工黄某等人离职时发现,深发展一直没有按照员工的实际月工资总额来缴纳养老保险,从而导致他们退休后养老金大幅“缩水”。

黄某等人联合起诉深发展,然而,劳动仲裁和法院却不受理未缴足社保的案件。于是黄某等人向深圳市人社局投诉。但是,深圳市人社局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再查处”。黄某等70名员工不服市社保局的处理决定,向深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做出维持市社保局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

黄某等70名员工遂将深圳市人社局起诉至福田法院。2010年7月,本案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进行了首次开庭审理。至今,该案仍未公布一审判决。专家点评

社会保险的纠纷,也一直是劳动争议中数量居高不下的一类案件。同时,这类案件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其纠纷性质的定性问题。本案的起因,也正是在于社会保险争议究竟属于行政纠纷还是劳动纠纷。

本案中,黄某等人发现老雇主没有足额为自己缴纳社会保险后,第一时间采取的措施是向劳动仲裁部门、法院进行了仲裁、起诉,但均以不属于劳动争议范围为由被拒之门外。于是,他们转向行政部门——深圳市人社局。深圳市人社局虽然受理了,但最后却做出了不予处理的行政决定。

案情到此,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由于社保属于各地自治,因此每个地区对社保的处理方式均不同。即使是地方仲裁、法院,也有不同的审理口径。有的认为归劳动人事部门,有的认为归法院管。那么到底社会保险谁来管?难道少数不良企业的逃社保、避社保的行为,违法了却没有罚责?最高院最新的司法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给出了答案。

首先,此处需要区分社会保险纠纷的类型。社保纠纷主要有两类。第一类,因用人单位不缴、少缴社会保险,员工要求公司补缴而引发的案件。第二类,因用人单位不缴、少缴社会保险,导致员工要求公司赔偿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引发的案件。

第一类的案件现在定性已经很清楚,属于行政案件。员工要求公司补缴的,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向社保局投诉、检举等方式。第二类的案件,则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员工需通过劳动争议处理途径维护权益。至此,最高院的解释,算是对多年的争论画上了休止符。

此外,《社会保险法》已经于2010年年底出台,将于2011年7月开始正式实施。届时,全国将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统筹统一的社保体系,打破以往社保各地为政的局面,促进就业形势往自由流动的方向发展。如此,广大劳动者的社保待遇也将得以真正实现完善保障,规范劳动力市场。当然,不少企业会担心社保统一后用工成本的增加问题。这点不可否认,但是企业在注意到用工成本的同时,也应当将目光更多地放在市场前景上。

十、浙江、杭州、北京、天津,摩托罗拉并购案引发“劳资纠纷”

案例回放

2010年7月,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以下简称诺西)与摩托罗拉公司(以下简称摩托罗拉)联合公布,诺西将收购摩托罗拉的大部分无线网络基础设施资产,中国地区涉及此次收购的相关部门员工将超过2000名。

并购后,由于涉及劳动关系的解除,摩托罗拉需依法或者依约补偿员工月工资,但在这个工资基数和倍数的计算上,摩托罗拉的人力资源部与员工产生很大分歧,难以达成共识。此外,摩托罗拉之前提供一项补充住房公积金,该福利需要员工连续在摩托罗拉工作三年才能拿到,但由于摩托罗拉公司无线部门被诺西收购,而摩托罗拉公司以未达到三年为由取消该福利,这导致很多工作未满三年的员工无法享受该福利。

专家点评

公司注册、合并、分立、注销时,除了资产、财物设施外,往往还需要处理的是大批量的员工劳动关系变更问题。由于牵涉到的人员数量比较庞大,因

此,在整个员工关系处理中只要有一点小矛盾,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纠纷。有人就将这种公司移转的员工关系处理,比喻成“过雷区”,分毫差池便可能粉身碎骨。

本案是摩托罗拉出售资产、相关人员给诺西。诺西除了接收这些资产外,同时需要接收其员工。所以,对这部分转移关系的员工而言,摩托罗拉和诺西,都对其负有妥善安置的责任。因此,这两家公司应当联手,共同积极开展这项工作。

本案中出现的几点纠纷,基本上都是这类事件处理时的难关:

首先,是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问题。由于员工的劳动关系转移给了诺西,所以作为被收购方的摩托罗拉,需要解决其与这些员工之间已经签订的劳动合同。无论是终止劳动合同,还是解除劳动合同,一般都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标准,虽然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企业也不能一概按法律标准执行,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1.考虑是否有特殊约定。比如在原合同中对经济补偿金有过约定的,只要约定的标准高于法定的标准,均属于合法有效的,公司需要按照合同履行,而不是法定的标准。

2.考虑员工是否有特殊情况。例如疾病、工伤、三期等。在这些情况下,公司一般不能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但如果与员工协商后员工愿意的,则公司可以考虑额外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保障员工的利益,使整体工作顺利开展。

3.协商情况下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协商解除是需要获得员工同意的,故考虑员工的感受尤为重要。过低的补偿金,可能不但不能让员工点头,更有可能使其产生抵触情绪,阻碍整体工作。所以适当考虑增加补偿,不失为加快工作进度的良方之一。

第二,是员工工龄的处理问题。在公司并购的过程中,员工的转移往往不是出自本人的意愿,而是出于公司的安排,所以工龄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在劳动关系中,与工龄相关的待遇有年休假、医疗期等。而本案中,除了这些法定待遇外,还涉及到摩托罗拉的原工龄福利政策,即补充住房公积金。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员工因公司原因而转移劳动关系的,一般需要延续计算其工作年限。所以,收购方在与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时,需要一并计算其工龄。

如果收购方不想认可其工作年限,应当事先与员工沟通清楚,获得认可后在签订相关的协议加以固定。但如果收购方没有事先处理,事后不予认可或再要与员工沟通,不但会影响收购后工作的开展,更有可能违反法律规定,对自身百害而无一利。

篇4:2010年十大测绘违法典型案件

2011-04-20 来源:东方网

4月20日上午,2011年上海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开幕式上,公布了2010年上海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件。让我们一一解读该十大案件——

“5·29”系列侵犯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案

案情简介

2010年5月下旬,世博安保部发现有1名游客持假门票换取真门票进入世博园。此事引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作出专门批示,要求迅速破案。

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接案后,即会同相关警种和园区安保部,抓住假门票线索,通过比对入园监控录像,迅速查实了持假门票游客身份,掌握了假门票系侵权《百年世博》邮币纪念册中随册发放情况后,即追查银行帐户和推销电话等线索,于6月2日在北京抓获不法推销人员涂雄伟。随后根据涂的交代,联合北京警方于6月4日对北京马甸邮币市场开展集中整治,抓获印制假冒《百年世博》邮币纪念册的宋庆民等3人。经抽丝剥茧式的甄别,宋交代其仅仿冒纪念册,并未制作假门票,同时提供另有李文彬亦仿制了大量的《百年世博》纪念册并对外批发销售的线索。专案组即对李文彬开展抓捕,于6月13日在河北廊坊将该李抓获,并深挖源头于6月25日在浙江平阳、苍南抓获印制假世博纪念册、假门票等涉博侵权商品的张海雨等人。至此,专案组经循线深挖追查,辗转京、冀、浙等地,成功侦破“5·29”系列侵犯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其中8人移交浙江、北京等地相关部门处理),捣毁制假售假窝点21处,查获假世博门票、世博纪念章等假冒世博会特许商品5.8万余件及制假机器十余台,从源头上有效打击了侵犯世博会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活动。

审判结果

涂雄伟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10年12月10日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李文彬等6人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

案件点评

此案仅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循线追查假门票的来源,会同北京、浙江等地警方,成功告破了系列侵犯上海世博会知识产权案,并对侵犯世博会知识产权的假冒商品主要制售地开展了全方位的联合整治,既取得了打击侵权犯罪的实效,更为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精彩、难忘”作出了贡献。

《冒险岛游戏外挂》侵权案

案情简介

2010年9月,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接上海盛大集团上海盛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报案称:有人以“梁宇冒险岛”等网名在互联网上发布、销售《冒险岛》游戏外挂程序并从中非法牟利,数额达百万余元。鉴于网络犯罪极具隐蔽性且虚拟性高、专业性强、危害大,浦东分局悉心经营并报请公安部挂牌督办,从销售人员的QQ号码入手,抓住销售网站注册信息、IP地址、支付宝交易记录等关键线索,辗转广东深圳、东莞、茂名及江苏南通等地开展缜密侦查。历时近2个月,摸清了此案作案流程和犯罪分工,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真实身份和活动轨迹、外挂服务器所在实际位置等基本情况,于2010年10月在湖北、广东、江苏等地,一举抓获张乐等5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作案电脑3台及服务器2台,捣毁以张乐为首自行设计、编程制作《冒险岛》游戏外挂程序,并利用互联网发布、销售牟利,涉案金额达400余万元人民币的犯罪团伙,及时减少了本市网络游戏经营企业的经济损失,有力维护了网络游戏产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此外,浦东公安分局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与检法机关多次研析,明确了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的查处要点和证据规格,并注重与有关技术部门和网络程序技术专家的沟通协作,采取现场勘验等措施收集固定电子证据,还委托第三方机构上海东方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对网络侵权的相关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将电子证据固定并转化为有形证据,确保了定案证据确实充分。

处理结果

目前,张乐等5名嫌疑人被批准逮捕并顺利移送起诉,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

案件点评

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产业日趋发展壮大,侵害网络游戏运营商著作权案屡有发生,但由于网络犯罪隐蔽性强,一般很难打到侵权源头。此案通过悉心经营、层层剥茧,不停留在打击销售人员层面,而着力于打击制作外挂程序的犯罪源头成员,彻底铲除了该侵权犯罪团伙,有效净化了网络知识产权环境,是一起打击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功案例。

邹敏故意为他人商标侵权行为提供仓储便利案

案情简介

上海市工商局静安分局执法人员在市场巡查中发现当事人邹敏位于南京西路580号韩城服饰礼品市场的珍珠饰品店中常有拉客黄牛和外国人出入,但所购商品并非珍珠饰品。根据经验判断,该商铺可能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且很可能该店中设有暗仓或暗格。

2010年5月14日,静安分局执法人员对该店铺进行了检查,通过反复查看,终于在其仓库的侧壁中发现了装有电磁锁的暗格,并从中查获假冒“CARTIER”、“GUCCI”、“ROLEX”、“LV”、“CK”等知名注册商标的手表共计113件。当事人称这些商品是承租其店内仓库的牛莉(另案处理)存放和销售的。

经查,当事人邹敏系江西来沪人员。2006年7月,当事人租下南京西路580号2楼的27号、28号两个商铺,将两个商铺打通后进行了装修,隔成了一间大的店堂和一间小的仓库,并在此从事珍珠饰品经营。2009年8月31日,当事人与江西老乡牛莉签订了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当事人将店铺内原仓库场地出租给牛莉,月租人民币10000元,租期自2009年9月1日起到2010年6月30日止。经当事人同意,牛莉对租借的仓库重新进行了装修,并在其中设置了存放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暗格。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事人邹敏系明知牛莉租赁其商铺是用于存放和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至案发,共收取租金人民币8万元整。

处理结果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二)项的规定,构成了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等便利条件的行为。工商静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当事人邹敏作出立即停止上述侵权行为,罚款人民币8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件点评

本案虽非案值大、罚款金额高的大案,但其典型意义在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第(二)项规定,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构成商标侵权行为。通常此类侵权案件因证明当事人系故意为侵权行为提供便利的取证较难,查处难度很大。工商静安分局在加大日常巡查力度,严肃查处销售商标侵权商品行为的同时,及时发现可疑之处,追根溯源,标本兼治,细致调查,周密取证,成功查处了故意为侵权行为提供便利的侵权行为,有效地警示和教育了经营场地出租者,对阻断售假行为场地来源,进一步遏制、防控商标假冒侵权行为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瑞士维氏股份有限公司诉上海亿钻五金工具有限公司五起专利侵权案

案情简介

请求人瑞士维氏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22日就被请求人上海亿钻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带蓝色把手的多功能小刀”、“带蓝色把手的多功能工具”、“全金属多功能工具”、“带绿色把手的多功能小刀”4个产品侵犯了请求人的3个发明专利权,向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提出5起行政处理请求。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组,并进行了口头审理。

经审理查明:被请求人在2009年第10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展示了本案系争产品。被请求人承认侵权行为。上海市知识产权局认为:本案系争产品的技术特征确实落入了本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被请求人展示本案系争产品的行为构成许诺销售行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处理结果

双方未能在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的主持下对赔偿数额达成调解协议。最终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分别对上述5个案件作出要求被请求人立即停止对请求人专利权侵害的处理决定。当事人双方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

案件点评

(1)典型的外国企业诉本土企业的案件

本案中,请求人是著名的瑞士军刀的生产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维权意识强。公司委托中国律师全权代理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是有备而来的,而本土企业虽然近年来知识产权意识有所提高,但在遭遇侵权纠纷的时候,仍然缺乏经验,匆忙应诉。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国内企业、行业协会、政府的关注。

(2)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新修改的《专利法》增加了对展会上许诺销售涉嫌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产品的限制。展会特别是一些国际展会成为专利侵权纠纷的高发地,国家各部门正不断加大展会行政保护力度。国内企业特别是在国际展会中,亟需提高知识产权意识,避免侵犯知识产权。

(3)许诺销售行为赔偿数额的确定

本案中,鉴于被请求人无法接受请求人提出的调解方案,最终双方未能在上海市知识产权局的主持下对赔偿数额达成调解协议。然而,对于许诺销售行为的赔偿数额认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法律问题。虽然我国专利侵权赔偿适用“填平原则”,但在有些情况下,专利权人的实际或潜在损失还是存在的,许诺销售专利产品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而非概不赔偿。

侵犯“蝴蝶(图形)”商标家用型手动式缝纫机、“YUKI”商标手提封包机案

案情简介

2010年3月29日,余姚市华伦进出口有限公司向上海海关申报出口肯尼亚一批缝纫机等货物。经海关综合企业、目的国、货物名称等要素进行风险分析后,确定该批货物具有侵权高风险。果然开箱查验后发现,在实际出口货物中,有标有“蝴蝶(图形)”标识的家用型手动式缝纫机500台,标有“YUKI”标识的手提封包机100台,案值共计人民币10余万元。

上海海关在对货物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审核时发现:出口缝纫机上标识与注册商标“蝴蝶(图形)”近似;手提封包机上标识“YUKI”标识与日本重机株式会社的“JUKI”商标相似。“蝴蝶(图形)”商标为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且在其海关备案信息中并无许可该企业出口“蝴蝶(图形)”商标产品的记录;此外经与重机株式会社确认,进一步证实“YUKI”商标亦为其所有,且已在中国完成商标注册,核定使用商品范围亦包含此次出口商品。综上,经权利人确认,标有“蝴蝶(图形)”标识家用型手动式缝纫机及标有“YUKI”标识手提封包机均为侵权商品。

处理结果

海关经调查,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没收侵权货物,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点评

(1)本案是上海海关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在上海生产缝纫机的老字号企业,其拥有的“蝴蝶(图形)”商标享誉海内外,多年来该企业的商标经常受到不法企业的侵害。为进一步降低其维权成本、提升打假能力,在上海海关指导与协助下,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海关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经海关总署核准可以使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的国内企业。

(2)本案体现了上海海关关员杰出的侵权货物查缉能力。本案涉案货物标识与权利人海关备案商标并不完全一致,通过历年来与相关知识产权权利人举办商品商标知识培训,海关关员的品牌保护意识和技能得以不断提升。

(3)本案亦是展现海关与权利人紧密配合、不断提升打假合力的典型案例。本案的查办过程中,在上海海关的建议下,权利人于2010年5月28日完成了“YUKI”商标在海关总署的备案,为进一步提升权利人打假综合成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上海某精密模塑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和使用著作权软件案

案情简介

2010年7月,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据美国某软件公司授权权利人的投诉材料,决定受理上海某精密模塑有限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和使用著作权人软件一案,并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开展调查。

专案小组首先约谈投诉人,了解其掌握的被侵权情况以及被侵权软件的技术特征,并着手从外围调查被投诉人的经营产品范围,掌握被投诉人使用该软件的情况。同时,专案小组指派技术人员对该软件进行了取证技术研究,掌握了盗版软件的技术辨别特征及参数,制定了现场检查的操作办法。

2010年7月,市文化执法总队会同公安部门现场检查了上海某精密模塑有限公司设在徐汇区华泾路的经营场所,现场查获其正在使用侵权软件的计算机9台。经查,该单位自2008年6月16日至2010年9月2日,复制和使用著作权人美国某软件公司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共计9件,用于模具设计、制作经营活动以获取利益,且在收到著作权人要求停止侵权的通知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市文化执法总队在调查取证后认定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已侵害了权利人的著作权合法利益,损害了公共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处理结果

当事人被查后,经执法部门的法制教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定立即整改,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并积极与著作权人协商解决正版化问题。当事人在2010年12月与著作权人签订了价值150万元的购买正版计算机软件内容的合同,全面实现了该公司办公软件的正版化。同时与著作权人签订和解备忘录,获得权利人的谅解。鉴于当事人积极整改,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且与著作权人协商解决了正版化问题,依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总队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责令停止侵权,并依法从轻作出罚款人民币数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件点评

本案是上海市文化行政执法总队自2010年7月承担全市版权执法工作以来查处的首起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坚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法规宣传教育和行政执法直接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谅解合作,签订了较大数额的计算机软件授权协议,在行业内引起很大反响。

微软公司诉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

案情介绍

原告微软公司享有微软Server系列软件的著作权。原告发现在用户登记的数据库中,被告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软件购买记录与被告使用软件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遂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希望被告能够立即停止使用未经授权的微软软件并进行正版化。2009年2月16日,原、被告经协商就软件采购问题形成《会议纪要》。但此后被告未按照《会议纪要》的约定履行采购方案。原告遂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169,792元,在《新民晚报》非中缝的版面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审理中,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至被告经营场所对被告使用涉案软件的情况进行证据保全,抽查了被告机房内的11台服务器,发现均使用了涉案软件。

审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微软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100,000元,合理费用人民币47,673元;驳回原告微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点评

由于计算机软件易被卸载、删除,权利人对最终用户使用盗版软件的取证在现实中存在较大的难度。法院根据原告的证据保全申请,及时对被告经营场所内的计算机和服务器进行了抽查,使被告侵权的证据得以固定,保全结果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及赔偿数额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著作权法规定了50万元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但如果有证据证明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非法获利已经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应当综合案件的证据情况,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据此,法院根据证据保全的结果,在50万元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了赔偿额。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案件生效后,法院向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发送了司法建议书,建议其加强对金融企业的监管,并将该司法建议抄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收到司法建议书后积极回应,表示已经采取三项改进措施积极促进本市金融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依法经营。

被告单位上海芯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张钊锋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情简介

2003年12月起,被告人张钊锋任职于鼎芯通讯(上海)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保密及工作成果协议》。后被告人张钊锋任鼎芯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主管鼎芯公司所有的技术项目。2007年2月,被告人张钊锋违反公司规定,擅自备份了CL6010A4芯片设计的全部数据库文件。

2007年8月,被告人张钊锋辞去鼎芯公司职务。同年10月17日,上海芯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张钊锋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裁。2007年8月,被告人张钊锋将之前备份的CL6010A4芯片的数据库文件复制到芯略公司内网服务器上,并要求相关技术人员在设计时参考使用该数据库。2007年12月起,芯略公司将芯片产品销售给客户。

2009年6月,经上海辰星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芯略公司CS1000、CS1000A2、CS1000A3、CS1400、CS1691芯片与鼎芯公司CL6010FM芯片存在实质性相似。2010年6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芯略CS1000A0芯片与鼎芯公司CL6010A4芯片实质相似。

后经会计鉴定,芯略公司通过境外的Cresilicon Technology公司销售CS1000(即CS1000A0)芯片所获毛利为33.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24.9万元。

审判结果

被告单位上海芯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五万元;被告人张钊锋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案件点评

(1)本案是我国FM芯片领域首例刑事案件,专业性较强。

本案中,被害单位鼎芯通讯(上海)有限公司是FM芯片的生产企业,产品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案件涉及的技术十分专业,通过专业鉴定机构对芯略CS1000A0芯片与鼎芯公司CL6010A4芯片中包含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进行鉴定比对。在此鉴定的基础上,法院依法作出裁判。

(2)单位高技术、高职位人员“另起炉灶”,侵犯原单位商业秘密的现象普遍存在。

本案被告人张钊锋具有博士学位,原在被害单位技术部门任技术总监,后从原单位离职,主要出资建立了上海芯略电子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张某将从其原单位擅自备份的芯片数据库文件复制到芯略公司内网服务器上,并要求相关技术人员在设计时对该数据库参考使用。类似单位的高技术、高职位人员“另起炉灶”,侵犯原单位商业秘密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往往给原单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3)体现的保护力度大。

在国家大力提倡保护知识产权的大背景下,本案的发生说明我国高精技术领域有不少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本案的审判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对侵权单位主管人员判处刑罚及罚金的同时,对侵权单位也判处巨额罚金,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最大程度弥补了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从而为相关行业合法有序地开展竞争提供可以借鉴的有效指导。

被告人白延召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

案情简介

2009年8月起,被告人白延召伙同他人租借江苏省扬州市公道镇九龙路21号民宅,组织人员生产加工假冒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海宝毛绒玩具。白延召等人雇佣被告人赵朝龙、白麦对二人,租借本市汉口路341弄10号等地作为仓储批发场所,由赵朝龙、白麦对负责保管、销售。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1月,共计销售各类假冒上海世博会注册商标的海宝毛绒玩具258,180个,经营额达人民币447,349.50元。案发后还查获了各类假冒注册商标的海宝毛绒玩具22,824个和大量上海世博会注册商标的标识及作案工具。经上海市价格认定中心估价鉴定,查获的各种规格海宝毛绒玩具价值合计人民币64,129元。

审判结果

黄浦区检察院于2010年7月2日对本案提起公诉,区法院于同月26日开庭审理,确认了起诉书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当庭判决三名被告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白延召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赵朝龙和白麦对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赵朝龙提出上诉,在二审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申请,市二中院于同年9月14日裁定准许赵朝龙撤回上诉,原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件点评

本案是全市第一起侵犯世博会商标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且是一起源头性的制售假冒世博会注册商标商品的案件,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新民网、中国法院网、上海法院网、互动电视均全程直播了本案的庭审过程。本案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生产窝点和销售窝点分设在江苏扬州和上海两地,销售情况复杂,处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公诉机关在审查的过程中,围绕焦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在引导公安机关搜集、固定证据过程中,注重证据搜集的合法性和固定的有效性。公诉人在庭审中突出证据演绎,加大周缘性证据的运用,指控有力,庭审节奏较快,促使法庭对这样一起比较复杂的案件在半天时间内就顺利审结,并当庭作出判决。

被告应雪萍、王彩芬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

案情简介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经我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了“”商标和“”商标。

2010年6月,被告人应雪萍、王彩芬与王香娇(另行处理)从上海市城隍庙购入大量印有上述注册商标的帽子、水晶中国馆、钥匙扣、手机链、挂件等进行销售。6月4日,执法人员在两被告人租借的房屋内,当场查获待销售的上述6种商品共计58864件,价值人民币1,380,412元。两被告人被当场抓获。

审判结果

法院做出判决,判被告人应雪萍、王彩芬分别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查获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予以没收。

案件点评

篇5:2011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

1、张松坚案:“贪坚强”现象值得警惕

2011年7月6日,安徽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明光市委原书记张松坚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在这份仅有7页纸的刑事裁定书中,有一句话特别醒目:“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松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且在被审判期间始终拒不供认主要犯罪事实,没有悔罪表现,应依法惩处。”而在一审判决书中,也有对张松坚认罪态度类似的表述,称其“在被审判期间,拒不认罪”。

检察机关指控,自1996年2月至2008年12月,张松坚在任滁州市南谯区常务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和明光市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企业改制、干部任用、分配安臵、土地转让及开发等领域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423次收受贿赂共计400余万元。

一位检察官说,在近年来安徽被查处的贪官的判决书中,明确表述被告人“始终拒不认罪”、“没有悔罪表现”的,张松坚受贿案恐怕是第一例。所以,像张松坚这样收了400多万元还大呼冤枉的“贪坚强”现象,具有解剖的标本意义,值得人们高度警惕。、张敬礼案:演绎官员出书腐败

据2011年11月20日的《北京晚报》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近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他被控涉嫌受贿罪、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检察机关指控,张敬礼受贿110余万元,非法经营额高达2300万余元,曾指使他人向中纪委及相关领导寄出1300余封诬告陷害他人的信件。

起诉书显示,张敬礼涉嫌受贿4起,共计118万余元。据指控,1

张敬礼于2005年至2010年4月,利用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在广州某公司建设国际医药港项目过程中多次为该公司提供帮助,并于2010年4月向该公司总经理卢某索要38万元。另外3起贿赂均是以销售书籍形式受贿。指控称,张敬礼利用职务之便,在先后为北京朗天投资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提供帮助后,向3家公司索要1400套名为《寿世补元》的书籍。而这部内容涉及延年益寿、治疗各种疾病奇方的书籍《寿世补元》,正是张敬礼本人编著,其定价高达368元。

像张警礼这样出书致富的手法被称为“雅贿”。张敬礼案警示,雅贿已成为贪官受贿的一种新形式,应引起注意。、李继祥案:成功追诉外逃贪官第一案

2011年9月13日,外逃澳大利亚8年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臵业公司原总经理李继祥,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以洗钱罪判处监禁十四年,因利用犯罪收益违反澳大利亚刑法1995第四百章第四条被判处监禁十二年。李继祥转移至澳大利亚的巨额财产,已追回3000余万元。

2003年9月27日,时任佛山市南海区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运南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李继祥听到风声,外逃至澳大利亚。南海区检察院反贪局查明,李继祥任职期间与李运南合谋,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挪用南海区政府住房基金4000余万元至香港、澳大利亚等地私用。

2005年10月,广东省检察院正式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提出个案协查请求。2006年3月,广东省检察院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就追诉李继祥事宜达成共识。根据澳大利亚诉讼程序,2011年7月20日至8月31日,李继祥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正式开庭审理。9月13日,此案陪审团裁决李继祥被控罪名成立。

李继祥案是我国与澳大利亚司法机关联手成功追诉外逃贪官第 2

一案,也是不法分子在国内犯罪、在国外被判刑的成功案例,为检察机关办理境外追赃追逃案件探索出一条新路。、李启红案:腐败市长涉足内幕交易

因涉足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而“落马”的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2011年10月27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没收财产10万元。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弟弟李启明、弟媳林小雁及一众同案人员分别获一年零六个月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11年4月6日,李启红在广州中院受审。据检察机关指控,李启红从中山公用集团原董事长谭庆中处获得该集团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与亲属利用内幕信息购买股票,账面收益高达1983万余元。此外,她还被指控在2006年至2010年担任中山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收受港币40万元、人民币10万元。

李启红案是一起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利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典型案件。此案对一众被告人犯罪主体的认定,为证券监管树立了标杆。但杜绝内幕交易,仍然任重道远。

5、陈怀生案:造假区长犯下串通投标罪

2011年7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串通投标罪判处临汾市尧都区原区长陈怀生有期徒刑二十年。

陈怀生捏造假业务、编造假工程、策划假招投标,而大行贪污、受贿之实;召集有关人员密谋策划,编假话、造假象、做假账,制造虚假事件,以应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因此,陈怀生被办案检察官称为“造假区长”。

法院审理查明:陈怀生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款348万余元据为己有,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89万余元,挪用公款150万元;滥用职权,3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1238万余元的损失;在招投标过程中,采用非法手段,损害了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

在陈怀生涉及的5项罪名中,有一项是串通投标罪。2005年10月,陈怀生在明知王某没有建筑资质并以他人名义参与投标的情况下,仍与王某先后两次串通,内定临汾市新供合商住楼B区工程由王某承建,王某随后找到四家公司为其陪标。在工程评标前,陈怀生让评标委员会成员给王某所挂靠的公司打高分。结果,王某如愿以偿。在陈怀生的策划下,原本公开、公平的另两项工程的招投标也成了“明招暗定”的虚假招投标。

陈怀生案的判决在山西省尚属串通投标犯罪首例判决。此案警示,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坚持依法决策,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林某案:苏州首起商业预付卡受贿案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5月23日转发的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等7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商业预付卡腐败”被列入反腐整治重点。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法院2011年5月28日通报,该市首起商业预付卡受贿案审结,林某因收受“朋友”赠送的购物卡3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林某系苏州某职业学校后勤与基建处负责人。在不久前学校展开的排查廉政风险专项治理活动中,职工反映,林某有收受购物卡的行为,学校纪委对其进行了调查。后来,林某按照购物卡金额退出了3万多元款物,但坚持认为这些购物卡是朋友间的“人情往来”。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林某是在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又系受国有事业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林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遂作出上述判决。、高平案:“解脱”之后被行贿人举报

2011年4月15日,广西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高平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2009年12月底,广西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的高平,出任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除了陶醉于职务的升迁、职权的扩大带来的喜悦外,高平心里还享受着另外一种解脱的快感:她在任自治区人防办副主任期间收受的不义之财应该没人会发现。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是她始料未及的。高平在任自治区人防办副主任期间,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向广西某建筑公司项目承包人黄某索要过40万元,黄某以为送了钱,人防办就能支付拖欠自己的工程款了,可他并未如愿。一怒之下,黄某2010年1月举报了高平。

高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创下”了两个第一:是广西第一个因职务犯罪“落马”的女厅级干部,也是截至目前广西查处的级别最高的女贪官。

高平从开始时坚守廉洁自律,到后来习以为常地收受甚至索要不义之财,从一个手握重权的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到一个阶下囚,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8、胡青延案:暴露“三公”消费黑洞

2011年7月8日,浙江省开化县原县长助理、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胡青延被衢州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002年6月,时任开化县原县长助理的胡青延兼任开化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到任后没多久,胡青延就发现古田山管理局“不差钱”,而且花钱他一个人说了算。因此,他把自家的开销都记在了公家账上:乔迁新居酒宴花费,家中的麻将桌、乒乓球桌,自己的大衣、MP4、出国用的箱包,妻子 5 的香水、轿车装饰费用,儿子的运动鞋等等。甚至连自己打牌所用的赌资也开成茶叶发票用公款报销,几年下来,胡青延仅以打牌发作底费的方式就贪污公款3.53万元。

虽然胡青延贪污公款的数额只有7.8万余元,受贿不到2万元,但是,办案检察官认为,胡青延的落马对于一些视公家钱柜为自家钱包的“一把手”来说,具有极强的警示教育意义。

此案反映出我国目前“三公”消费中存在的不公开、不透明现状并导致难监督、易腐败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公开“三公”开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机会,防止胡青延这类贪官出现。、王长林案:“零口供”照样获重判

2011年3月8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原总经理王长林因贪污公款1100余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长林不服,提出上诉。9月15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王长林是在其担任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金总部总经理时贪污公款的。法院审理查明,王长林于2002年1月至2004年4月,利用担任财务资金总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该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办理人民币1.5亿元国债托管业务过程中,虚构该笔业务系由中间人介绍的事实,指使于水、林跃辉(均另案处理)冒充中间人,以收取中介费的名义,骗取该营业部公款1100余万元。2006年,王长林为掩饰犯罪,指使林跃辉向该营业部退还275万元。

王长林于2009年底被拘后,一直不承认有贪污公款行为,可谓是“零口供”。不过,根据多名证人的证言,法院认定,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决定将国债由银河证券公司托管时,并没有中间人参与,王长林只是推荐了复兴东路营业部,对该笔业务的合作成功 6

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不应以中间人的身份领取巨额中介费。

10、刘江辉案:“亲情反腐”发人深省

2011年7月27日,安徽省宿州市中级法院对该省砀山县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刘江辉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1月7日,刘江辉因贪污公款176万元、受贿1万元、对家庭财产185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

2010年2月14日,砀山县一些单位和居民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举报时任该县房产局局长的刘江辉有“贪污、受贿、嫖娼”等行为。举报信出自刘江辉的前妻张玉荣和儿子刘真全之手。同年2月22日,砀山县检察院对刘江辉立案侦查。

刘江辉案从一开始,人们关注的既不是案情本身,也不是刘江辉到底有没有问题或有多大问题,而是集中在对前妻携儿举报“他爹”这一类所谓的“家庭反腐”或曰“亲情反腐”现象的追问上。

一位反腐专家指出,这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没有必要硬给其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更不能作为反腐的一种模式而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提倡或反对。惩腐肃贪说到底,还是要依靠群众,依靠制度和监督,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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