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人（共6篇）
篇1：早期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6年）
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到本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的问题时，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50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委的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共57人。会议着重讨论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
4月20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6月20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地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义召开，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了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肃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9月28日，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共6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
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明确地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提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发表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讲，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本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底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在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产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7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同志组成5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18日和25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在讲话中总结了1956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又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5月15日至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6月1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国家决算和1957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气氛。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0月15日，工程浩大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本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
代表团在访苏联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稳固下来”。除个别情况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
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
篇2：早期共产党人
胡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放到“四个危险”之首，是向全党发出的风险警示。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少数党员干部精神懈怠已成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最大危险。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化解各种危险，就需要每个党员努力修养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精气神”，防止和克服精神懈怠。
共产党人的“精气神”，既体现思想，也反映作风，同时折射出政治信仰、品格修养、人生态度。“精气神”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一方大局。从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建设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都是彰显党的性质、反映民族特性、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精气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群众追求独立、民主、富强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凝练升华。正是有了这些“精气神”，我们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在漫漫征程中战胜一个个困难，取得一次次胜利。
抚今追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些党员干部当初那种革命之气、英武之气、开拓之气在减弱。有的理想信念动摇，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放松能力素质的培养，干事创业、拼搏进取精神减弱；有的宗旨意识淡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呼声漠不关心，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有的事业心责任感不强，作风漂浮，言行不一，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对部队建设极不负责，甚至失职渎职酿成大祸；有的组织纪律淡薄，对党员民主权利不尊重、不重视，热衷于与“老板”、“大腕”、“能人”搞“腐败式”交往，利用手中权力维护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最危险的懈怠莫过于精神的懈怠。一个人如果失去“精气神”，没有了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就会变成“温水青蛙”，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危险境地；一个组织如果失去“精气神”，就会人心涣散，软弱无力，丧失凝聚力、战斗力，搞建设、谋发展就成为一句空
谈；一个政党如果失去“精气神”，就容易导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最终葬送伟大前程。
篇3：我们是共产党人
给大地带来了光明。
镰刀和斧头连在一起,
给人民带来了安宁。
我们是共产党人,
肩负历史的光荣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前仆后继, 信仰坚定。
前进, 前进!
共产党人革命先锋。
前进, 前进!
为共产主义伟大思想,
奋斗终生。
火炬点燃自己的生命,
照亮了辉煌的前程。
革命者用自己的鲜血,
将党的旗帜染红。
我们是共产党人,
肩负新时期的光荣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继往开来, 走向复兴。
前进, 前进!
共产党人时代先锋。
前进, 前进!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
篇4：追寻宁夏早期的共产党人
笔者从1977年3月开始调查共产党人在宁夏早期的情况，在采访孔光耀、李雨村、雷启霖、牛化东、刘堂堔和叶松林等人时得知，当时马云堃、李临铭是在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主任萧明的领导下，以国民党宁夏县党部书记长和常务的身份，公开在宁夏活动。马云堃是以耍把戏为掩护，李临铭则是以行医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据说马云堃还经常到国民联军中耍把戏进行宣传，鼓舞士气，深受群众欢迎。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共产党人，在西北的冯玉祥也“礼送”驱逐共产党人离开。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在宁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都被迫离开，宁夏特别支部由此解体。这其中只有马云堃没有公开身份，经宁夏平罗爱国人士刘堂琛介绍，在宝丰小学临时教学，仍秘密活动。后于1928年4月，在叶松林等人的资助下，从石嘴山过黄河到了包头、又转到北京，在北京地下党部从事秘密工作。
笔者和宁夏党史界的同仁们曾经多年查找马云堃离开宁夏以后的情况，都没有任何信息，更没有留下照片，因此在出版的书籍和陈列中，只能是用名字。2009年10月，来宁夏博物馆的几位回族同志找到笔者，并带来了一些文件和一张照片，经详谈得知他们就是馬云堃的后代，特别是照片上年轻英俊的就是马云堃当年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在照片的背面有徐梦麟老先生的亲笔签名，内容如下：“这是1927年在宁夏县党部任委员，我那时在八师五中初一上学加入了国民党，认识了这马荣坤同志，马荣坤经常到八师五中向学生做宣传工作。这是他的留影。95岁徐梦麟确认。2007年1月写”。还在徐梦麟的名字上加盖红色印章。可以看出徐梦麟老先生是非常认真的。这徐老见过马云堃的亲自证明，还有部分其他文件，都能证实照片就是当年的马云堃。
马云堃的子女们也把马云堃1928年离开宁夏时，叶松林资助的两块银元捐献给博物馆。马云堃的子女们告诉我们他父亲生前多次提到有机会来宁夏，找到并回敬当时资助他顺利离开宁夏的叶松林，可马云堃一直没有再来。经请示有关党史部门领导，把马云堃的照片摆放在宁夏博物馆的“红旗漫卷”展厅里，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在宁夏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
篇5：共产党人的学风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时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学风问题是党风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全党的学风其实质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治方向，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性质。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目前党内存在的学风问题主要是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力度不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修养不足，不向人民学习而又脱离人民群众的严重倾向，理论联系实际和指导实际的能力不熟练，坚持真理和探索真理的精神和勇气不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到位、不彻底。所有这些学风不正的表现，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主观主义的不良作风在党内的再次反映。它对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危害极大，对巩固党性危害极大，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必须大力纠正，在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非马克思主义学风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不断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彻底实现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也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加强和巩固党性的过程。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之基本要素。所谓党性建设，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充实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提高和巩固政治觉悟和理想信念，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掌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确保党的政治性质，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才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相反，一切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必然或只能造成党性不纯，作风不纯，党性减退，党风不正，作风不正，学风不正，必然或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科学性的非歪曲、诋毁、削弱、污蔑，必然或只能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质，必然或只能误导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
坚持党性，巩固党性，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性质，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党员干部的首选必读。其中，尤其是那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紧要关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代表性经典名著，更是党的领导干部不可弃之一边或浅尝辄止的精神佳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先要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选集、文集、文稿等。他们的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包括如何解决中国革命的主题，而且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理论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哲理。邓小平是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新时期，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的文选、文集、重要讲话等，都是必读内容，其中包含着的如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等。党员干部还要经常性地学习阅读中央文件，领会中央精神，了解全党的工作。学习中央文件的范围，不仅包括过去，而且包括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以及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大、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党的重要文献选编。党在历史上一次次的重大决策、重要会议、重要指示等都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认识、分析、总结，凝结着全党的智慧，代表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是党性的实践和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相统一的科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够，不精通，不熟练，不系统，不深刻，或者理论上坚持，实践上不坚持；或者口头上坚持，行动上不坚持；或者时而坚持，时而又不坚持；或者时而坚持得好，时而又不能坚持的好。这都是党性不纯，作风不纯，党性减退，党风不正，作风不正，学风不正的表现。即使目前的一些有关批评非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文章仍然摆脱不了官僚主义的习气，只是以官僚作风针对形式主义的学风进行批评。
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必须学习和掌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体系，否则就不知道坚持什么；不学习，不掌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做不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不研究，不钻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做不到科学坚持，更不能做到科学发展；不熟练，不精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必然造成党内思想不纯，党性不纯，作风不纯，学风不纯等不良习气，就不可能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或政治学家。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内在的逻辑的必然要求是：必须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去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的袭扰。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之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等，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挑战。那种舍近求远，舍本求末，见异思迁，“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盲目迷信崇拜西方资本主义，而不深刻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更不懂得如何运用它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那种将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看得支离破碎，肆意肢解，而不懂得其内在的历史的逻辑，其实质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常识或基本修养的表现，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学风。
二、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真正推动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奇迹的真正主宰。自从有阶级的社会以来，无论是有奴隶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还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每一社会形态的更替递进无不体现了广大人民的伟大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无不体现了广大人民勤奋劳动，战天斗地崇高品质以及反抗压迫剥削，推进社会变革的创造精神。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上，崇尚个人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这是共产党人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所在，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脱离人民，远离人民，回避人民，躲避人民，不积极主动地去了解人民，就必然会走向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老爷”衙门作风。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忽视或否认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大搞个人主义、特殊化，放大个人的作用，必然走向个人英雄主义的极端。相反，否定英雄史观，不承认历史英雄的历史作用，就会走向否定领袖，否定领导，失去党的凝聚力，失去科学正确的领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宗旨。脱离人民，不了解人民的工作和生活，不了解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就找不到服务人民的切入点和起点，就不能很好地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坚决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从其诞生伊始，即以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肩负起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了解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状况，寻求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并解决人民生存生活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认真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生活状况，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朋友和敌人，并将此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奠定了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框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进一步深入调查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深刻认识到了根深蒂固的农村封建的宗法生产方式是中国革命的最顽固势力，并进一步认识到农民是肩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正是出于对中国广大人民生存生活状况及中国革命的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首先建立了国共统一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又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护地主及民族资本家的抗日积极性，转而又制定实行了“三三制”、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相结合以及保护工人利益与保护民族工商业相结合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壮大，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学生，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等都加入了反对帝、官、封的革命统一战线，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革命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反对势力的腐朽统治，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自近代以来丧失而未求得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权，获得了中国人民自强求富的新道路，获得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美好前景。
中国共产党遵守和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原则的过程，就是不断向人民学习和加深了解的过程。其切入点首先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其次是认识到了中国处于革命时代的社会主题。再次是找了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第四是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以及革命主力军与同盟军之间的关系。最后，做好这一切工作的关键都离不开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这是为数十年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真理。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最广大的智慧藏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坚持到的群众路线，深入人民群众，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不仅是调查研究，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发现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向人民学习的过程。所谓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体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所谓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即实现党的领导的必要途径。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党的政治原则，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党的群众路线，使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使党的领导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使党的领导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宝贵意义。
为很好地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脱离人民，不深入实际，不顾人民利益，不讲民主的官僚作风；一是避免“群众让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尾巴主义，或转向庸俗的民粹主义思想，而忽视党的领导作用。
三、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向人民群众的实践学习
人们的社会实践离不开科学真理的指导。但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是不是真理，只能依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实践观。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规律性认识，是对社会实践科学的反映。一切真理都来自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源泉，是检验真理标准。所谓社会实践，即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它既是领袖思想科学的领导实践，也是社会实践主体--人民群众集合智慧的活动。既是客观的能动的历史的，也是科学的先导的发展的。真理对实践的要求需要具备客观性、逻辑性、深刻性、完整性、准确性、科学性。具体如下：（1）客观性。真实性的材料必然是具体的，没有分散的具体，就不能体现出客观性。没有对众多具体的分析认识，就没有把握事物客观实在性的可能。只有在把握事物客观实在性的基础上，才体现出真实性、真实感，才能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之上。（2）内在逻辑性或条理性。逻辑性是指产生于实践的理论体系或理论结构的内在的紧密联系性。这正如同客观事实内部情节的紧密联系性一样。因为理性认识必然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它不能脱离客观事实的原有逻辑。科学理论内含严密的逻辑，或者说，科学的理论是由严密的逻辑来联接的。没有严密的逻辑，就不是科学的理论。那样，就既不能反映历史事实本身，也不能突出主题，就必然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3）深刻性。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肤浅的表层上，而必须洞穿表层，一针见血地指出客观事实的内在本质，使认识到位，充分体现理论反应客观历史事实的威力。（4）完整性。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立体多维的时空把握。（5）准确性。这是对客观历史事实如何定性的问题。究竟如何定性，首先也要取决于客观历史事实本身。在对客观历史事实客观量化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分析，做出科学的定性结论。量化必须以完整的材料为基础，否则也不科学。真理必然要求科学，科学是真理的杠杆，不科学就不是真理。
在如何对待社会实践的问题上，要力戒两种错误：一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实践观。即不要社会发展主体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实践。这种片面的实践必然导致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形成官僚主义的、军阀的、特权的、贵族的腐败作风。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蒋介石不给人民以抗战的民主自由，实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抗战，而坚持片面的军事抗战路线，实行单纯的由政府出钱出枪的抗战，结果节节败退，失地千里。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实践观指导下的错误所致；二是避免陷入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所谓经验主义，即凡是必须亲身经历，局限于自己有限的经验，此为“狭隘的经验论”。所谓实用主义，即凡被实践证明对自己有利的就是真理，此为极端自私的实用主义思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必要内容，倡行人民群众的实践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实践，是区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关键点。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者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进行了精辟的阐述。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提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明了实践的发展观：“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时再次以社会实践强观点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同年5月2日，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和动机的标准。”新中国成立后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再次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改革开放初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再次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精辟的阐述，而且还对进行了长期的切身实践。“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标志。它标志着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产共和国为目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制度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五·四”运动是孕育着这一革命思想转变的实践，标志着中国政治革命的发展方向。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的新文化运动前期，中国一些先进的民主主义者主要是在宣传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受人权平等、进化论的影响，与政治斗争的实践联系不够。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群众广泛参与，显示出了在以往中国革命斗争中所不曾有过的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显示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姿态。“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无产阶级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树立了明确的革命目标--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这一政治革命目标不仅代表了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它宣布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即将灭亡。它宣布了中国人民即将获得主权独立和民主自由。它预示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必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制度而非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28年的革命奋斗，于1949年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往一切反动势力施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都被彻底粉碎了，中国人民又重新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权利和资格，得以运用自己的主权和尊严参与现代社会和国际事务。共和国使中国人民能够广泛地追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本条件。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却仍然停留在自然半自然的落后状况中，其生产条件还只相当于近代社会的水平。这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现代社会中提出了加速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即已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建国初期经济、技术水平落后，经济建设的第一目标是实现工业化，这是因为旧中国的工业几乎是空白。
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时提出的“四化”还没有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纳入其中。1958年中共中央通过的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不过，此时仍未提出现代化的明确标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制定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就社会整体结构而言，四个现代化都是社会的硬件部份。但是，现代化的社会并不只是对硬件部分的要求，并不只是对物质生活部分的要求，还要“软件’’部分的现代化，即社会精神的现代文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发扬民主，并使民主生活制度化、法制化。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失误，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四、学习科学，追求真理，反对迷信，修正谬误
科学真理是卓越智慧的海洋，闪耀着伟大思想的光辉，是指引人们的社会实践通向科学殿堂的神灯。相对于社会实践的科学真理是文化中的精华，是文化中的精粹，是文化中的精魂。而科学的理论或真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指导实践。科学理论的量的积累与社会实践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科学理论量的积累愈充分，愈是能够为积极有效地指导实践提供可能；反之，愈是增加实践的盲目性。掌握足够的科学理论，掌握充分的科学真理这一实践的指南，就能实现高瞻远瞩的效果。党的领导干部善于从理论的层面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是政治成熟的标志，才能成为政治家。所以，实现党的干部革命化的首要环节，必须以理论来武装干部的头脑，否则不能完成党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来武装。党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和指导，就会精神匮乏，营养枯竭，就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就会失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进方向，就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是思想的表达，是战斗的武器。殊不知，没有理论，就是没有战斗的武器。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锋战士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政党若不学理论就是甘当俘虏，就是自愿放弃意识形态阵地。结果必然是停滞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有水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真理，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作茧自缚，不懂得如何创新理论，不懂得如何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由此，共产党的一切干部和党员必须信奉科学，追求真理，要把科学真理当作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要善于科学调研，科学分析，科学判断，科学决策。要善于发现真理，更要坚持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学习科学，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内在，必然要求反对迷信，纠正错误，修正谬误，反对伪科学，反对谬理邪说，反对愚昧迷信，反对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腐的朽堕落的价值观念。这正是科学真理战斗的任务，正是科学真理的革命对象。党的一切干部和党员的学习因为“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领导干部的工作，若不坚持科学真理，就必然陷入谬误。二者必居其一，舍此无它。所以，党的一切领导工作都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谬误的战斗。
篇6：观《共产党人》有感
一个革命政党要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具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并且要善于把这种思想、理论和革命的实践密切的结合起来，使它真正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因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导党的全部活动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不仅关系到这个政党的性质，也关系到这个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命运和前途。
当我看着《共产党人》中一幕幕惊心动魄、满腔热血的画面时，我不由得想到了那个由50余人组成的一支队伍,虽然他们第一次在上海没能召开成功，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转而到了嘉兴，最后在嘉兴的画舫上成功的召开了，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50余人的队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已经发展到六万余位党员，而在四.一二政变后近一半的党员被屠杀。在土地革命的时期，党内人员一度的发展到40万人。不幸的是在1927年那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却仅仅剩下了4万余人。这并没有使我们的共产党员退缩，仍然前赴后继，最后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共产党员已经有448万，虽然共产党人员在建党以来的这几十年里几经波折，但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是一直存在并引导共产党人一步步走向成功，奠定了新中国的成立。
在观看了《共产党人》后，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应该在满腔热血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学习《共产党人》栏目里的先进事迹，首先作为党员要做到对农民富有感情。因为在农村工作中，面对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朋友，所以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为他们做。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给予自己最大的帮助。再次要学会稳妥交流。农村中遇到的很多事都是看似不起眼的矛盾，都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用最朴实自然的言语，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做到用群众语言、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后要踏实做事、不怕吃苦。实现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自建党起，共产党就教育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的公仆，然而在当代社会中显得更加重要，这既有对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的要求，又有对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的要求。
首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新时期的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解放思想，二是要科学发展。思想是行动的指挥，解放思想是践行科学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学习，不断思考，要认真地学，避免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思考要结合实际，要深入，避免敷衍了事。作为基层党组织，一切工作均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所有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正确对待群众提出的批评和意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判断事情对与错的标准。
其次，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的根本价值取向。作为基层干部，我们更要倾听群众意见，为群众办实事，并且要密切联系群众，把党的主张及时详尽地宣传到人民群众中去，并认真贯彻落实。遇事多问计于群众，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不搞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把个人真正融入到群众中去。
最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一些消极腐败的现象发生。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这些人做事不是出于公心，对待人民群众半心半意、三心二意甚至假心假意，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暗地里为满足自己的私心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中，我们更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