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

身份（精选8篇）

篇1：身份

监狱警察的身份与身份意识

[摘要] 监狱警察是行使国家职权的特种公务员，属于警察身份，在社会角色上具有多重性。监狱警察身份意识，就是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同,括政治意识、纪律意识、责任意识、教育意识、法律意识、奉献意识和创新意识。构建监狱警察身份意识的途径主要有探索教育培训新模式；提高民警职业认同感和归属度；推进标准化管理，优化监狱警察创事业环境；实施绩效管理，创新管理体制。

[关键词] 监狱警察 身份 身份意识

1前言

监狱警察是罪犯的教育者和管理者，是监狱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是做好监狱各项工作的根本保障。如何认识监狱警察身份，以及具备什么样的身份意识，对其正确履职和监狱功能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就在社会角色认同的理论背景下，对监狱警察的身份与身份意识进行阐释，以期对新时期监狱警察队伍建设有所参考和借鉴。

2监狱警察的身份

2.1身份

“身份”（Identity）在汉语里有多种不同的表述，例如《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人在社会或法律上的地位”。《辞海》则表述为“人的出身、地位或资格”。本文探讨的“身份”，是指监狱警察作为一种 1 职业，社会和法律所赋予的特殊地位和所处的社会角色（Social role）。

2.2监狱警察身份和社会角色

监狱警察作为一项职业，与普通职业有着共有属性，是劳动者能够稳定从事的并赖以生活的工作。但是，监狱警察从事的是监狱管理、执行刑罚、改造罪犯工作，具有明显区别与其他职业的特性。监狱是国家的暴力机器，是国家的刑法执行机关。监狱警察是行使国家职权的特种公务员，属于警察身份，在社会角色上具有多重性。在执行刑罚的工作中，他们不仅是刑罚执行的具体落实者，也是教育者，担负着教育改造罪犯的行刑教育工作任务；同时还是组织者，担负着组织罪犯劳动的行刑劳动组织工作。

2.3监狱警察身份的法律确认和制度安排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条规定，我国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根据我国《监狱法》、《人民警察法》的规定，监狱人民警察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各级监狱管理机关的公务员；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公务员；各类监狱科研和教育机构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大程序，前面四道程序的中心任务，是抓捕犯罪人、认定犯罪、判定刑罚。从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目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根本目的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因此，更重要的是刑罚执行。只有通过刑罚执行，才能将国家的判决落到实 2 处，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的公民，实现刑罚的根本目的。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明确规定，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罪犯，由公安机关将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因此，监狱警察依法具有管理罪犯的权力。

3监狱警察的身份意识

3.1身份意识

身份意识（Identity awareness），是个体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自觉和认同感。它可以促使个体摆正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位臵，更好地适应社会对其的要求。

3.2监狱警察身份意识及其内涵

监狱警察身份意识，就是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同。通俗地讲就是要解决一个“你是什么人”的问题。J.L.弗里德曼(1985)等人指出，社会角色是关于人们在特定类型的关系中应当如何行动的一套规则。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角色权力，是角色承担者所享有的权力和利益；角色义务，是角色承担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包括角色承担者“必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两个方面；角色规范，是指角色承担者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或准则。

角色权力、角色义务、角色规范，是监狱警察确立身份意识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份，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在社会角色认同理论支撑背景下，我们认为监狱警察的身份意识包括：

3.2.1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包括政治思想、3 政治观点以及对于政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监狱作为国家的专政机关，要求监狱警察具备强烈的政治意识，毫不动摇地忠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拥护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并且把这种政治态度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信念。

3.2.2纪律意识

监狱警察作为我国人民警察的组成部分，纪律是其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完成任务的重要保证。纪律意识是监狱警察忠诚、敬业、创造力和团队精神的基础。人民警察法和监狱法的有关规定也指出，监狱警察必须遵纪守法，忠于职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3.2.3责任意识

监狱警察的职责是执行刑罚，实施惩罚和改造罪犯。因此，责任意识是监狱警察做好工作、履行职责的前提和基础，牢固树立责任意识，面对复杂形势、面对艰苦环境，切实承担起“改造人、教育人、挽救人的”责任。

3.2.4教育意识

根据我国刑罚目的，监狱不再仅仅是惩罚罪犯的场所，更是教育、改造罪犯的学校。监狱警察同样也不仅仅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他们更重要的是改造罪犯的教育者，他们身负改造罪犯教育罪犯，使其成为有利于社会，无害于他人的人的责任。因此，监狱警察应确立教育意识，担当起“改造灵魂的工程师”这一神圣使命。

3.2.5 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通常是指人们对于法律和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 4 称，包括法律至上意识、权利义务意识、民主意识、人权意识、程序意识等。监狱警察作为执法者，其重要特征就体现在法律意识上。因此，监狱警察在刑事执行活动中，必须树立法律意识，才有可能只服从法律，而排除一切来自法律以外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对执法活动的干扰。

3.2.6奉献意识

基层监狱警察长期工作在监管一线，一方面肩负教育改造罪犯的重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潜在的风险。工作条件差、待遇低，其封闭的工作特点又为社会所不知。只有具备奉献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正确对待并经受苦与乐、得与失、生与死的考验，在平凡的监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3.2.7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指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目前，国际国内形式给监狱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转型期监狱工作自身也面临着艰巨任务。因此，要不断培育监狱警察在监管改造、生产经营、队伍的管理、教育工作等多方面创新，鼓励创新，推动监狱工作的全面发展，3.3监狱警察身份意识失范分析

我们使用监狱警察“身份意识失范”这一概念，是指监狱警察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身份意识溢出规范要求，与“刑罚具体执行者”身份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职能相悖。

3.3.1意识缺位

意识缺位是指监狱警察身份意识淡漠，对自己的职责认识不清，在工作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同度差。一些监狱警察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度差，认为监狱警察职位类别是公务员中最没有地位的。二是执行力欠缺。针对监狱工作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不可谓不多，可作为具体执行者的部分监狱警察，这些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在他们眼里要么是形同虚设，要么是缩水打折扣。现在各个监狱开展的各种专项活动很多也大致如此，走过场、搞形式，真正实实在在地执行的不多。三是尽职履责差。部分监狱警察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态度，工作上得过且过，缺乏进取精神。四是执法不严。当前监狱押犯中犯罪群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存在财产型、智力型、累贯犯、涉黑涉毒犯增多。这些罪犯具有很大的腐蚀性、狡诈性、顽固性、帮派性和教唆性，其为人处事适应性强，善于察颜观色、投其所好，见机行事。个别监狱警察履职能力不能适应形式需要，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严。

3.3.2意识错位

意识错位是指监狱警察身份定位不准，在监管改造罪犯的执法行为中出现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警囚界限模糊。部分监狱警察和服刑人员在言辞上称兄道弟，行为上勾肩搂背，既有损警察形象，也影响教育改造效果。二是违法犯纪。由于少数干警素质较差，法制观念不强，加之有些罪犯与干警是老乡、朋友，而面对复杂的环境，对罪犯的反改造心态知道不多，原则性不够强，因此，很容易误入罪犯设 6 臵的圈套。例如有的监狱警察替罪犯私自传递物品甚至购买违禁物品和保管现金；在罪犯考核上，有的给罪犯打印象分、感情分、老乡分；在减刑、假释中徇私舞弊、等价交换。三是滋生特权思想。部分监狱警察利用手中的执法权，恣意妄为，乱作为甚至胡作为。

3.3.3意识越位

意识越位是指监狱警察身份背离现行监狱工作方针和监狱工作宗旨，呈现本末倒臵或者次要工作冲击主要工作的现象。监狱工作的重心就是管理好罪犯，使罪犯认罪服法，通过劳动教育改造等方法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让罪犯能够重获新生，监狱的生产职能、教育职能、监管职能都是为了这个中心工作而努力的。然而，在监狱体制转型尚未完全完成以前，监狱警察还肩负着大量非警务性的工作，比如在生产任务压力下，部分监狱警察还承担着生产项目的任务，这势必对监狱的中心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监狱警察身份意识的失范，有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是部分民警价值观在市场经济冲击和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下，价值观产生扭曲，执法者的宗旨意识淡薄。同时，民警自身素质和新时期监狱事业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客观上是监狱体制的一些积弊对教育改造工作力度的消减。另外，待遇低、工作压力大等因素，使部分民警产生职业倦怠和失落，影响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司法部提出将减少罪犯重新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工作的首要标准，我们理解，就是要让监狱警察的身份回归正位。

4监狱警察身份意识的构建途径

4.1探索教育培训新模式，提高监狱警察职业认同感和归属度。

一是结合监狱部门志学习，让广大民警，特别是新民警了解老一辈监狱工作者的创业历程，理解监狱精神内涵，培养民警的使命感。二是开展乐业教育，让民警切实了解和感受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使民警逐步站在理性的高度认识教育改造的特殊性和成才的可能性，增强职业的自豪感。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法规学习和警示教育，树立正反典型，使民警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职责观。

4.2推进标准化管理，优化监狱警察创事业环境。

一是健全监狱警察文化融入机制。在“大司法”理念下，监狱日益呈现开放状态，新的监管改造模式正逐步突破传统模式。与此同时，监狱警察也经受着社会多元思想的冲击。加大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感召和教化作用，着力消弥监狱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探索营造监狱警察创事业文化环境和开展监狱思想政治工作、推行监狱科学管理三者有机结合的最佳途径，激发监狱警察自觉树立创业的政治信念和理想抱负。

二是推行狱政和警务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通过狱政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规范执法工作流程、工作标准，使民警执法行为规范化、标准化，促进执法公正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在警务管理方面，通过警风、警容、警貌、警歌等内容的整顿和建设，唤起监狱警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另外，开展作风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拓宽社会监督渠道，进一步增强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努力造就一支严格、文明、公正、廉洁的政法队伍

三是推进岗位职责标准化建设。加快监狱警察岗位职责标准化建设，坚持依法治警、制度管警，加强队伍的正规化建设，提高队伍的管理水平。

4.3实施绩效管理，创新管理体制。

一是实行绩效管理，建立激励机制。从政治层面、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建立完善绩效考评和奖励制度，使民警确立归属感、认同感，从而对自己的职业产生自豪感。

二是建立培养、扶持青年民警成长机制。让他们有展示才华和能力的机会，形成“想干事的给机会，能干事的给舞台，干成事的给位子”的氛围。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建立完警察EAP系统（即警察帮助系统），重点建设心理辅导机构，给监狱警察以心理支持和激励，缓解因高负荷、高压力而带来的职业懈怠感。

5结语

监狱警察是监狱事业科学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是落实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力量，其身份定位的准确与否和身份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我国司法公正文明建设的进程。当然，监狱警察身份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是一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对监狱警察的主观上提出要求外，更需要来自法律、政府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应在司法部《2006—2010年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纲要》指导下，不断开创监狱警察身份意识教育新途径、新模式，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监狱警察队伍。

参考文献：

[1] 徐晓锋，章恩友，张亚峰.监狱人民警察的职业压力及对策研究.[J]中国监狱学刊，2008（3）

[2]赵志裕，温静，谭俭邦.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社会学研究，2005(5)：202-228.[3]吴爱英.加强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建设 中国新闻网，2010（4）

[4]孙敬全，孙柳燕.创新意识[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

[5] 潘锦棠.从社会学角度谈职业[J].教育与职业1992（6）

篇2：身份

Twitter前CEO Evan Williams于本周发表博文，文章谈到了网络身份已经成为网络服务急需处理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因为“身份”这个词涵盖了不同的意义，在博文中Williams试图解释这个词的不同意义，包括身份验证、个人声望和个性化特征。但是，有一点他没涉及到，那就是“我们的身份”会根据我们所在地点和我们从事的活动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而这点是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

此文章大概可以分解为“网络身份的5大要素”，此概念是之前Williams和Twitter首席技术官Greg Pass共同提出的。这5大要素包括：

身份验证：它关系到你是否具有某项操作的权限，就像是你身份证明上的照片、某张会员卡、家里或房门的一串钥匙。

代表身份：它涉及到你的身份或你宣称的身份，这和个人名片、个人资料一样，因为它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职业等其他背景资料。

通讯：它涉及到“如何能联系到你?”的问题。这和电话号码一样，不过如今涉及到更多的通讯工具，比如电子邮件、Twitter和Facebook。

个性特点：这里不仅仅是身份特征，而是开始判断用户的喜好和兴趣，这就好比去一家常去的咖啡店，店家对你的口味十分熟悉，因此不需要询问便可为你端上一杯你喜欢的饮品。

声望：它是基于别人对你的看法，现实中类似的对照物是个人口碑、信贷机构等第三方组织等为你编译的个人诚信档案。

Glue 和Defrag conferences的创建人Eric Norlin就Williams提到的这些网络身份特征撰文发表看法，文中他写道，Williams谈到的这个概念可以大致分为两组，一组涉及用户的一些本质需求，另一组则具有事务型的需求特点，因此，后一种需求可能随时会根据自己从事的活动而发生改变，

同时，风险投资家Chris Sacca通过Twitter表示，地理位置已经成为网络身份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不过，社交商务顾问Stowe Boyd对Williams博文发表了最为精彩的回复：

这是一种专注于工具和市场营销的方式，它忽略或去除掉了网络身份的混乱和有趣的部分。

Boyd说得很对。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真正了解“身份”功用的人来说，那些有趣但混乱的部分都像是一个定时炸弹。Williams可能是故意只涉及到网络身份一些表象部分，但是很容易看出，这里还有一个要点，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概念，并且变得越来越具流动性。

Mark Zuckerberg可能希望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都以唯一的一个身份登录在线，因为据称他认为“同时拥有两个网络身份是不够真诚的。”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很多人都乐意于拥有多个网络身份，比如发布自己想法的Twitter、联系同学的Facebook和联系同事的其他社交网络身份，对于他们来说，不同的环境中自己的“身份”也应该有所不同。

当Google发布Buzz发布的时候，Gmail中的联系人能够自动导入到用户的Buzz帐号，然后会对外广播这些社交关系，当时搜索巨头的工程师们认为这种设计是十分合理的。然而，最后Google Buzz最终失败了，这让工作人员十分吃惊，“为什么人们不想用它呢?”毕竟这是联接用户和社交网络最为有效的方式。

Google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一些人的email可能关联了很多联系人，而用户并不想要和他们所有人都成为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同样，很多Facebook用户也不想把商务身份和个人关系混合在一起。因此，他们要么不玩社交网络，要么十分仔细地清理自己的朋友列表。

篇3：身份

一﹑我国身份证立法的权利基础

(一) 公民平等权

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为我国《宪法》第33条所确认, 如我国身份证法通过扩大申领身份证的主体范围体现对公民平等权的尊重。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取消了领证的年龄限制, 如身份证法第2条将申领居民身份证的主体由以前的年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扩大到包括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二是该法第2条还规定了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享有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权利;三是该法第9条确认了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及外国人、无国籍人等特殊群体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权利和义务。

(二) 公民迁徙自由权

自由与平等都是人类的自然权利。霍布斯认为,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平等地享有自然权即天赋自由[1]。而作为最重要的自然权, 自由迁徙权在我国身份证法第1条得到明确的体现。自由迁徙权不仅确保了内地与沿海公民之间就业的平等权, 保证了农村与城市居民小孩的受教育权, 而且也保障了归国华侨和在我国境内居住的无国籍人享有与我国公民同等的权利。

(三) 公民信息隐私权

信息隐私权常被解释为“不受侵扰的权利”, 它是指任何人对自己情报的控制权, 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获取自己情报的权利。”[2]我国身份证法第17条加强了对公民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因为, 尽管第二代身份证中的视读和机读的信息在某种范围内属于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 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在不经信息权人的同意, 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 私自将证件持有人的以上信息泄露或转卖仍然可能会导致信息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潜在的侵犯。

(四) 公民救济权

我国身份证法对公民救济权的体现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拒绝权。我国身份证法第14条规定了公民拒绝人民警察合法查验居民身份证所应承担法律责任, 这也间接表明, 如果是违法查验, 公民有权拒绝。二是请求换证权。身份证法第11条规定了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 换发新证。换言之, 居民如果发现身份证登记事项出现错误的, 同样有权请求公安机关及时更正, 并换发新证。

二、我国身份证立法中的制度缺失

(一) 身份证的权威性不显著

尽管身份证法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 需要证明身份的, 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 有关单位和人员不得拒绝。”但整个法律条文中并未对身份证的效力作出任何规定, 因此, 在身份证与其他证件的证明效力上, 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权威性并不显著。

1.身份证与户口簿。我国身份证法规定公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 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但公民身份证上的信息只能证明公民的出生地, 而无法及时反映公民变换的个人的信息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同时, 身份证法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应当填写《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 交验居民户口簿。而且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就业、升学和社保、购房等方面也多需要交验或抵押户口簿,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证明公民身份的不是居民身份证而是居民户口簿。

2.身份证与其他身份证明证件。近年来各大城市相继推出了与身份证制度并存的“暂住证”、“居住证”制度, 这些制度作为一种政策不仅损害了身份证立法中所推行的平等权利基础, 而且使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的权威性再次受到挑战。如广州孙正刚由于没有暂住证被收谴站打伤致死的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假设广州没有推行“暂住证”制度或者我国身份证法明确规定身份证的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那么这样的惨剧是可以避免的。

3.身份证与公民档案。在职工档案与身份证对真实年龄的证明效力上, 我国有关政策法规明确规定“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 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1) 实质上这一政策性规定再次削弱了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最高权威性。

(二) 身份证的使用安全无保障

在日常交易中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作用十分重要, 尤其是在电子商务中, 往往需要输入身份证号来确认身份。于是, 与身份证有关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概括起来, 我国身份证法在保障身份证的使用安全方面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实践中第二代身份证从技术层面上加强了防伪功能, 但因身份证上承载信息简短, 极易被仿造, 且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存取款及挂失等业务中对身份证只予以形式审查, 不负有鉴别真伪之责任。二是在立法上, 尽管我国身份证法第17、19条规定了对身份证侵权主体规定了行政、刑事责任, 但是并未规定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尽管该法第19条第5款规定了人民警察并未对其他行政主体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而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我国其他法律中也并没有对“隐私”作出明确的界定, 也没有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条例。

(三) 身份证侵权救济不完善

1.对公民拒绝权规定只是一种义务性规范。如我国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了公民不得行使拒绝权的具体情形, 但这并非保障公民的拒绝权, 而是限制公民拒绝权。我们认为, 虽然对于公民来说, “法不禁止即可为”, 然而根据我国行政法规定, 行政行为生效后, 对有关各方主体所产生的法律约束力, 非法定主体不可随意变更和撤销[3]。可见, 行政行为一旦作出, 除特殊例外情况外, 一般都不予停止执行。因此, 义务性规范所体现的公民拒绝权不利于公民进行权利救济。

2.身份证侵权的责任制度不完善。一是责任承担主体不适格。尽管我国身份证法第19条规定了人民警察因违法行政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但并未对其所属行政主体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然而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行政诉讼只能以行政机关为被告, 由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因此, 在我国身份证法中仅将公务员作为责任的承担主体, 不仅有悖行政立法精神, 而且不利于公务人员积极行政。二是归责主观要件不明确。该法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存在法律规定的五种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制裁, 其中, 该条文一到四款中明确规定人民警察泄露居民身份证信息的主观要件必须是故意, 而第5款中对于是否包括故意和过失却规定得不明确。三是归责的客观要件不明确。根据身份证法第19条规定, 责任主体应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同时该法第11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 公安机关也应当承担责任, 即及时更正, 换发新证。那么归责的客观要件是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 还是居民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还是两者必须兼备。四是缺乏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3.救济制度不具体。“无救济即无权利”。尽管在受到行政权力侵犯时, 居民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公民进行救济的程序、期限等事项, 是否可以适用我国其他行政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身份证立法并未做出规定。

三、我国身份证制度立法的完善

为实现身份证“一证走遍天下”的管理模式, 当务之急是增加身份证的技术含量。如可以借鉴香港实行的智能式身份证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的芯片身份证中增加指纹等生物认证技术, 但更重要的是完善新身份证法和与身份证相关的制度。

(一) 完善民法典及人格权制度

由于身份权是最重要的人格权, 身份证的侵权涉及到一个人的人身规划等, 建议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增加我国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类型, 即人身计划权[4]。通过权利的确定, 从而可以弥补身份证立法的救济制度之缺失。

(二) 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居民的身份证信息隐私权和人身计划权 (2) 纳入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使由于国家机关信息采集或登记错误导致居民的人生计划受到影响的公民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方式获得国家赔偿, 从而保障我国居民的合法权益, 加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三) 完善我国身份证法

1.界定居民身份证的性质。建议在身份证的芯片中增加公民个人身份电子信息, 在身份证法中赋予身份证作为证明公民身份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户口簿单纯承担人口信息统计和社会管理职能[5]。

2.保障公民查询权和信息修改权。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 只有法律、法规规定, 或公民直接授权,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查验居民身份证信息, 从而防止行政机关权力的滥用。同时, 立法中公民个人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也可申请提出查询或修改本人身份证信息的条款。如对由于居民的过错导致年龄登记错误, 又可能导致身份证持有人的人身计划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居民应当有权要求公安机关更正, 换发新证, 从而保障公民身份信息的正确性和及时性。

3.完善法律责任和救济制度。在身份证立法中应当增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错误登记身份证信息的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 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从故意扩大到过错责任;同时还应当增加救济制度条款或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以便居民按照法定程序及时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1]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美]玛格丽特·安·艾尔文.信息隐私权的法律保护[A].陈雪娇, 王继远译.梁慧星.民商法论丛.V O L·23[C].香港: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02.

[3]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4]苏林, 左鹏.关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J].北京观察.2001, (3) .

篇4：身份

2014年初，移民业界和投资申请者关注已久的香港政府《施政报告》正式发布，香港投资定居仍维持之前的要求和条件，1000万港币的投资门槛并未抬高。从2003年底出台的这项政策，如今已经走过了10年时间。香港投资定居的基本要求中有一条是，在获得香港临时身份证后7年，便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但申请者不能在7年内将投资以任何方式抵押给银行或其他机构，从而抽取资金离开香港，否则很可能被终止移民资格。

如今正是最早一批通过该政策移民的人士陆续“兑现”永久居民身份的时候。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移居香港的优势以及如何做投资，却很少有人留心移居香港的居住时间问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香港投资移民是“没有移民监”的。

作为最早一批通过该政策投资移民去香港的陈先生，他跟我说：“多亏了澳德华顾问的专业建议，他们才在2013年年初顺利收到香港政府入境事务处的批准函。”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也顺利办理了居民身份。

仔细研究过香港投资定居政策的人都会发现条例中有“通常居港”一说，这一说法概念模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通常都会建议客户在最后的第六年或第七年，多花一些时间在香港居住，居住可以通过住房、小孩读书、开公司等形式体现出来，以向香港政府表达自己在港居留的意愿。否则很有可能到最后关头被拒之门外，非常可惜。

篇5：应届毕业生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

浏览次数：776次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10-5-11 07:05 | 提问者：yaobiyun

在广州市各人才市场，存放档案有两种收费方式，一种是五百元一年的，一种是二百四十元一年的。他们说，五百一年的就有干部身份，二百四一年的，只负责放档案，别的什么都不管。

我想请问，我前三年是按五百一年交费的，如果我选择二百四一年的，会有哪些该享有的服务不能享有？

注：我已取得中级职称，现在一个民办单位工作，也不想考公务员。谢谢。

最佳答案

大学生就业——毕业生干部身份问题

要说大学生的干部身份，也许很多人会窃笑，现在还有干部身份这个东东？还有什么用处吗？你还别说，干部身份还真存在，而且在某种场合他还要发挥重要作用。

干部身份的问题是大学生毕业生特别容易忽视的问题。

1、大学生毕业生在离校时如确定工作单位，就会与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学校会按就业协议发报到证，并将档案转至人才管理机构（档案问题后面再将），从报到证派发之日起一年内为大学生的见习期（不同于单位的实习期或试用期），见习期必须满一年，见习期满，有档案管理机构出具转正定级表，由工作单位对一年表现进行评定，合格则转正，也就意味着干部身份的确立。如果不满一年就换单位，并进行了改派，那么见习期就必须重新开始计算（从新派遣证颁发之日开始起）。

2、干部身份目前在企业中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在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中的差异非常明显，工资待遇不同，退休年龄不同，升职空间不同（如没有干部身份基本不可能单位领导职务）。

在我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下，通过人事组织部门办理吸收、录用干部手续后具备干部身份，国家统一招收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执行一年见习期考核合格办理转正定级手续后也具备干部身份。干部身份是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单位之间，城市之间人才流动的必备条件之一。国家计划内统招的大中专毕业生都带有干部身份，如果两年择业期内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指标自动作废。

3、其实即使在企业工作，也会有差异的，这个差异不是体现在当下，而是体现在你需要从社保机构领取退休金的时候，郑重提醒：不要小看干部身份

从长远看，也许你将来需要考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国家机关或者进行异地调动，都需要干部身份为前提。没有干部身份是而无法调入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的。如你以后想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发展（现在户口不在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自身干部身份的问题，其是否具备干部身份，将直接影响到其能否落户到当地。

现在社会上普遍忽视身份问题，认为只要能创造业绩就可以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观点往往会害了毕业生。因为目前，进入事业单位、户口迁入北京、上海等大中型城市都需采用干部调动的方式才能实现，因此身份的地位仍很重要。而且不是每个毕业生都能获得干部身份的，必须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工作满一年即见习期满一年时，通过办理转正定级手续之后，才可获得干部身份。所以要珍惜自己的干部身份。

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看（转载的）

1、政治待遇不同，干部获得的国家社会以及国际信息要比群众多，干部级别越高所获得的社会信息也就越多，其中大量的社会信息并不属于国家机密，而是属于官方有意控制的内容。

2、在就业范围上的待遇不同，干部可以在国家机关工作，工人群众如果不转变成干部身份则很难在机关工作，但是工人群众转变成干部身份的机会非常少。

3、非工资的福利待遇上，干部比工人群众要高，例如住房以及住房补贴、用车补贴、带薪度假等等方面，干部都比工人群众享受的待遇高。

4、医疗服务标准上，包括住院条件、用药等级、医药费的报销比例等等方面，干部都比群众高。

5、在养老标准上，干部比群众高出许多，而且干部级别越高，这种差距也就越大。例如，干部可以享受离休待遇，而且有政府专设的老干部局为其服务。

篇6：身份

一、医务人员在操作（包括各种穿刺、抽血、给药时）必须严格执行查对制度，至少同时使用两种患者识别的方法，不得仅以床号作为识别的依据。

二、入院后由科室护士给患者戴上安全识别卡（手腕带），填写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床号、住院号；诊疗操作过程中医师、护士须核对以上项目。

三、手术患者：麻醉前手术室护士、麻醉医师分别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床号、住院号；手术前手术医师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床号、住院号、手术部位包括左/右侧，确认即将采用的术式。

四、新生儿：新生儿出生后由科室护士给新生儿戴上安全识别卡，填写母亲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床号、体重；新生儿患者入院后由科室护士给新生儿患者戴上安全识别卡，填写母亲姓名、性别、床号；诊疗操作过程中，医师、护士须核对以上项目。

关键流程患者识别措施

一、所有急诊收治的病人必须佩戴安全识别卡（手腕带），填写患者姓名、性别、年龄。急诊转科病人（转至病房、手术室、ICU），由急诊科医师、护士陪同将病人送至该科室，同时与（病房、手术室、ICU）医师、护士共同识别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确认无误后转至科室根据床位安排情况，重新填全识别卡所有信息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床号、住院号。

二、手术室与病房或ICU的交接，手术后病人回病房后与病区护士共同交接病人的安全识别卡（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床号、住院号）。以确认病人的准确性。确认无误后转至科室根据床位安排情况，重新填全识别卡所有信息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床号、住院号。

三、ICU与普通病房间的病人识别：两个科室之间的病人转科必须认真核实患者的安全识别卡（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床号、住院号）。确认无误后转至科室根据床位安排情况，重新填全识别卡所有信息患者姓名、性别、年龄、科室、床号、住院号。

篇7：身份

1、加入公务员的队伍。

2、进行国企业、事业单位，评定职称。

确认干部身份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从刚毕业开始追溯）：

1、统招大中专毕业生如按干部分配就是干部身份（现在没分配了，一毕业就是干部身份）。

2、统招的大中专生及本科生毕业后有派遣证和做了转正手续就是干部身份（每个毕业生都有，不论有没有办理；想保留干部身份最好还是办理，以便日后查询。在个人档案里会有一张派遣证，即就业报到证，以证明是干部身份）。

3、非统招类的五大（职大、夜大、电大、成教、自考）毕业生，若为录用制干部，可长期保留干部身份。

4、所有以上干部情况，档案内不能有除名、辞退、买断工龄、内退、违法犯罪等记录，否则不再保留干部身份。

补充一则真实的故事：

篇8：身份

在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上, “根据里科 (Paul Ric覸ur) 的观点, 认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 一是固定认同, 是自我在某一特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 被赋予认定之身份, 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是叙述认同, 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和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认同, 它必须经常通过主体的叙述再现自我, 处于不断流动的建构与调节过程中”。[1]《情人》文本中表现出的种族间的身份认同属于前者, 而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则属于后者。下面对文本中的种族、性别文化身份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后殖民语境中:种族———文化身份———认同

无论是地理位置上, 还是经济、文化上, 东方和西方都是两个对立而生的概念。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 东方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 (the Other) 形象之一”。“东方也有助于欧洲 (或西方) 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2]东方是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他者形象”, 它在本质上异于西方, 是西方自我定义的参照物, 东方和西方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

在西方和东方的交流中,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支配关系, 霸权关系。”[3]在后殖民语境中, 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和二者间的相异性导致分属于不同种族的西方人和东方人在文化身份认同上通常都存在矛盾, 主要表现就是西方白种人对东方人身份的歧视。在《情人》中, 杜拉斯以西方白人的视角, 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上讲述发生在印度支那的故事, 在后殖民语境中, 文本的叙述话语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 呈现出西方意识形态视域中的东方形象。

在小说中, 情人自始至终没有名姓, 但从杜拉斯的描述中来看, 这位中国情人极富魅力:欧式装扮, 抽英国纸烟, 风度翩翩, 穿白色的制服的司机毕恭毕敬地为他服务, 他看上去就像有钱的欧洲绅士, 属于殖民地的富有阶层。但他是黄种人, 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 白人因其固有的身份始终享有精神上的特权。少女一家生活拮据, 和中国情人相比, 经济上处于劣势, 但是在国家和种族上, 西方白人占有绝对的思维强势, 这种思维传统由来已久, 且根深蒂固。在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中, 西方白人是殖民者, 而黄种人和印度支那的本地人一样, 属于被殖民者阶层。“文化身份的确定总是取决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一个民族如果得不到其他民族的承认, 或者得到扭曲的承认, 就会扭曲其角色定位, 使其处于在虚假的、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3]。中国情人的儒雅富有并未改变白人少女一家人扭曲失真的价值判断, 他们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表示对情人的种族文化身份的歧视和不认同。正如里科所说, 这种种族身份的歧视, 就是在某一特定传统和地理环境下的固定认同, 是一种霸权式的文化异化。

《情人》中法国少女和中国男子间的恋情是在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关系中产生和维持的。较之其家人, 白人少女对待情人的态度相对温和、宽容, 她接受情人的黄种人身份, 但这种接受实际上是有基础的。首先, 少女一家的经济状况需要改善, 显然情人的物质财富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其次, 情人不仅儒雅富有, 还在法国受过教育, 这多少拉近了二人之间的心理差距。少女并未在本质上认同中国情人的种族身份, 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看到, 杜拉斯以少女嘲讽的口吻对中国人这一群体的描述, 例如:中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 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中国的饭店大得像“百货公司”, 又像“军营”, “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 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4]。此外, 情人的父亲被描写成一个朽木般的人, 他躺在床上经营财产, 鸦片烟片刻不离。这种对东方人形象的丑化描写折射出作者潜意识中的种族歧视观念, 是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一种扭曲的叙事言语。

在身份认同问题上, 除了种族间的身份认同矛盾外, 作为白人殖民者阶层的成员, 白人少女一家也存在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在殖民地, 白人阶层分成不同的等级, 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少女的父亲去世已久, 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 一家人为生活所迫卖过动产家具, 吃过小鳄鱼肉这类乌七八糟的东西。母亲花光积蓄买了一块地, 结果被骗。几年中, 面对上门讨债的印度商人, 母亲只能又哭又骂, 躲在房间里不愿出来。关于买地受骗一事, 母亲曾想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公正的赔偿, 但“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 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 控告董事会董事, 控告殖民政府官员, 她要控告法律, 她束手无策, 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隐忍等待, 空等下去, 她没有办法, 只有哭叫……”[4]P48-49少女一家经济上的困境使他们在白人阶层失去话语权, 处于尴尬、被动的境地, 在身份的自我认同上感到困惑、无所适从, 这种困惑和尴尬起因于由个体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社会其他成员对个体身份的认同, 是社会等级观念的产物, 也是殖民地社会地位低下的白人阶层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二、男权语境中:性别———文化身份———颠覆与建构

上世纪六十年代,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由原先要求男性、女性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权利的绝对平等, 转变为强调两性间分工的自然差异性。这一转变意味着承认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区别, 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两性间的差异性及女性的独特性, 从女性的自我发现和个体独立中寻求女性解放之道。“杜拉斯从不承认自己的作品与女权运动有什么联系, 但她却是最早用创作呼应世界女权运动的作家之一”[5]。在《情人》中, 杜拉斯运用另类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叙事风格否定男权语境中男性的主导地位, 颠覆处于被动和次要地位的女性传统形象, 在叙述中凸显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特征, 获得自我认同感, 这就是里科所说的叙述认同, 在一种叙述的流动、动态的过程中在精神上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感。

小说中的叙事主体是白人女孩, 虽然小说的标题是《情人》, 实际上情人“与书的标题所宣告的相反, 既不是主要人物, 又与作品全面展开没有关系。他更不是聚焦的特定所在。叙述视角, 叙述的语态———人们就是在这方面才能有所见、有所言———根本都不是属于他的, 而是属于那个女人的”。[6]194通过这种叙事安排, 杜拉斯成功构建出一个由女性主导的话语空间, 女性由男性话语空间中的“研究对象”和“被陈述对象”变成文本的叙述主体, 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以女性的眼光来打量男性, 用女性的思维形式和表达方式描述男性, 从这一叙述模式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男权语境中男性主导地位的否定和颠覆。

如果说在叙事模式上, 杜拉斯对男性主导的话语权的颠覆是隐性的话。那么《情人》文本中对少女的大哥哥、小哥哥的男性身份的颠覆却是彻底的。少女的大哥哥嗜赌, 吸鸦片, 游手好闲, 处处逞凶为恶, 是个魔鬼般的人物。她的小哥哥善良得近乎懦弱, 受大哥哥的欺负, 无力反抗, 在学业上也毫无成就。按照惯常的社会价值观念, 家族中的男性应为家庭的支撑, 是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者, 他们都是母亲羽翼下的寄生者, 无力承担责任, 男性自身的身份魅力无法彰显, 其身份地位在社会上更是得不到认可。尤其是大哥哥, 在生活中犹如一只肮脏的寄生虫, 在道德层面上不被社会认可, 在生活中更是家庭经济和母亲情感的负累。杜拉斯塑造的这两位男性亲人的形象足以证明其对男性形象和男性身份的嘲讽和颠覆。

杜拉斯在颠覆男性性别身份的同时, 也在文本中通过白人少女自我形象的塑造, 建构了其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身份特征。在小说中, 少女化妆, 穿镶金条带的高跟鞋, 尤其是那顶玫瑰木色的平檐男帽和母亲的真丝连衣裙, 更是极富个性特征。“在那个时期, 在殖民地, 女人、少女都不戴这种男式呢帽。这种呢帽, 本地女人也不戴”[6]10。平檐男帽是塑造男性形象的装饰物之一, 少女选择这种带有男性特色的装饰, 表面看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 从更深层次来看, 它暗示了少女潜意识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那件母亲的真丝裙装, 少女用一条皮带对它进行了装饰和变形。“这是无声反抗的明言隐喻, 母亲连衣裙的变形是一种方法, 用来持反对立场, 在不断绝关系的情况下肯定自己……”[7]平檐男帽和装饰过的母亲的裙装弥补了少女体型纤弱的不足, 外表上的装束充分体现了少女精神上的强势。可以说杜拉斯文本中塑造的少女形象是颠覆性的, 她不同于男权社会中循规蹈矩、压抑自我个性、处于被动地位的传统女性形象, 她在男权社会中张扬个性, 颠覆了传统的女性身份的诸多特征, 并自我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女性身份特征, 与男性身份相抗衡, 这是杜拉斯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于两性间的关系外, 杜拉斯也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除了种族间文化身份的认同矛盾外, 少女和情人间的关系还体现出了杜拉斯的女性主义意识。情人在渡船上被戴男式呢帽、打扮非同一般的少女吸引, 从此便受她的掌控, 他着迷于她, 在她面前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此外, 情人一直依附于他的父亲, 在经济上和在精神上都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我发现, 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 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 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 那就是我, 他的奴性, 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4]情人和白人少女间恋情的失败, 一方面由于种族间的身份认同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情人本身的懦弱和他在经济及精神上的寄生性。杜拉斯从性别角度对情人形象的塑造, 完全打破了男权社会男性主宰一切的霸权形象, 男性和女性性别身份的颠倒及女性用“身体”来反叛男权, 表现出女性有意识地反抗男权社会, 抵抗女性的异化。

在《情人》中, 杜拉斯一方面在种族身份上表现出典型的西方文化霸权的思想, 对黄种人身份表现出明显的歧视, 另一方面在男性占有主导权的社会中关注女性身份的独特性, 争取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权利。这种矛盾的二重性在杜拉斯的其他文本中也有所体现。无论是在后殖民语境中, 还是在男权语境中, 《情人》中的文化身份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摘要：在《情人》这部自传体小说中, 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方面, 在后殖民语境中, 东西方不同种族间存在文化身份认同矛盾, 西方白人的弱势群体也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另一方面, 作者通过女性叙事主体颠覆男权语境中传统的、被动的女性文化身份, 凸显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独特身份特征。本文从文化身份角度分析《情人》文本中表现出的种族文化身份认同矛盾和女性自身文化身份的建构。

关键词：《情人》,后殖民语境,种族,性别,文化

参考文献

[1]李琳, 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观.国外理论动态, 2004 (12) :49.

[2][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2.

[3]同上, 8.

[4]张立波:后殖民理论视域中的东方民族文化身份.广东社会科学, 2004, 5:69.

[5][法]杜拉斯著.王道乾译.情人.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37.

[6]同上, 48-49.

[7]赵婧:杜拉斯《情人》反叛意识的根源和表现.福州大学学报, 2006, 4:98.

[8][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著.王道乾译.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194.

[9]同[5], 10.

[10][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著.徐和瑾译.杜拉斯传.漓江出版社, 1999:43.